为了多写几封以上海为背景的信，我决定暑假在宿舍多住一个星期再走。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写信，也可以看看《大话西游》的续集上映了没有。
当然还有第三个理由，我对老聂和拓跋解释说，我留在学校看看大四学生毕业时的盛况。本校大学生每年毕业据说都有精彩节目上映，关键是演出地点始终在东区门前，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艺术是靠荷尔蒙驱动的。据说大前年的时候，一群男生搬去了音响，唱了半晚上的摇滚，东区大铁门内多位女生拉起了小提琴，把演出推向高潮；前年的时候，男生们带着乐器，组成了一个小乐队演奏小夜曲，最后两位美女挺身而出，唱了两曲咏叹调；去年夏天，装备颇为简陋，男生们搬去了一架钢琴，闹到晚上十一点，一位美女出来说，各位师兄，大家别闹了，这样，我为大家跳一支舞，我们就此别过。是夜月光如水，一袭白裙翩若惊鸿，观者惊艳，认为虽然规模不如前两年，但也颇有意境。
当然，这都是传说。老陈老聂之类的俗人认为我就是有病，老陈更是反复解释说他家在西北，要早点走，问我去不去他家玩玩，直到我烦了为止。
随着温度的升高，宿舍里逐渐冷清了下来，校园里则多了许多醉醺醺的人，那都是喝离别酒的。我把张晋也赶回了家，计划自己慢慢地在宿舍里体会这种孤寂到忧伤的感觉。我们那位吊儿郎当的文学史老师曾经说过：悲剧出经典，伤情出好词，挫折出名家，失意出文艺。
今天，大排也走了，宿舍就剩了我一个人。我慢慢的从门可罗雀的食堂走回来，又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让孤独的感觉浸透我的全身。每当这个时候，就忍不住想象一些什么。也许很多年以后，我就会过着平淡的生活，幸福而安详，也许会在阴雨绵绵的冬夜里，走进一间小小的酒吧，穿过萦绕的烟雾和人群，坐在长长的木头柜台前要一杯热的红葡萄酒；也许会在晴朗的夏日黄昏，夹着两本书走出书店，回到喧闹的街道上，然后一本书啪的掉到了地上；也许会坐在海边的石凳上，看着欢乐的人们在礁石间寻找着螃蟹；也许会挤在下班时超载的公交车里，从人缝中看到窗外走过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就在电光火石间，我会记起她，记起曾经的过往，各种各样的场景劈头盖脸的砸来，让我心痛的无法呼吸。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说，我只是记在心里。
我被自己感动了，于是刷刷的写了下去。
走廊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不过我不关心。脚步声停了下来，敲宿舍的门。我没有搭理，这个时候会有什么人呢，也许是保安。然后其他宿舍的门被一一敲响。然后我宿舍的门又被敲响了，锲而不舍，这干扰了我的思路。我放下笔，望着门上的气窗等待敲门声过去。
“阿迪，你在吗？阿迪，你在吗？”一个熟悉的女中音。
我略微有些吃惊：“等一下，我在。”一上午没说话，我的嗓子略微有些嘶哑。
张洛伊发型有点乱，手里抓了一卷报纸：“他们都走了？”
“他们都走了。老陈前天走的，你不知道？”我略带惊讶的反问。
“我知道你不懂，不过你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出大事了。”张洛伊强自镇定的说，把手中这卷报纸放在桌上。
我扫了一眼，这份《生活报》除了报头字体难看点，没有什么问题，缀着的睡莲有些粗糙，倒也罢了。最底下印着老陈、刘丽丽、张洛伊等几个编辑的名字和职务。
“什么问题？”
张洛伊点了点“二题”，我定睛看了第二遍，发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F大志愿者坚持服务社》，那个“会”字掉了。
“重印呗，少印几份糊弄糊弄学生会得了。”我轻飘飘的说，甚至还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不行，三天后黄埔公园有个大活动，各个高校都去，也算个比赛。学院要我们印了三千份，最晚后天晚上得给他们。哪有那么些钱，就算有，时间也来不及了。”张洛伊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了，“印刷厂干完活版已经拆了，要是重新拣铅字、排版……”
我伸手制止了她，“好了，不要说了，我明白。”如果在真正的报社，这是重大编辑事故，分管的总编辑至少也是记过处分，总编辑得写检查，至于小编辑，下车间拣铅字去，至少得一年。
好在这是学校。
两天时间，F大志愿者坚持服务社会，两天时间，三千份……我背着手绕着桌子转了两圈，张洛伊呆呆地看着这份报纸。
我找了把尺子，量了量标题，横着量量，又竖着量量。“排版不是这个排法，”张洛伊要纠正我，我示意她闭嘴，然后转身翻腾开了储物柜。
“你要找什么？我先走了啊。”张洛伊感觉我的动作不可理喻，我竟然转过头挨个床底下翻旧报纸。
“别走，”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头，呲牙咧嘴的爬起来，揉着头对她说，“我有个想法，成与不成都得去趟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