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张贤亮2018-07-10 15:335,900

  上午,他和密司宋跟父亲逛王府井大街。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这里的地面铺着水泥和沥青,完全不象乡村的土地,踏上去是那么松软湿润,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互不相识的人,既热闹而又冷漠。而且,四处不停地响着的噪音,不一会儿就使他神经紧张得疲乏了。

  在工艺品商店,父亲开出了一张六百块钱的支票,订了一套工艺精细的景德镇青花餐具。他却在瓷器商店里挑了一个两块多钱的泡菜坛子。坛子小巧玲珑,转圈用黄色和棕色的花纹组成古色古香的图案,就和汉墓的出土文物一样。这样漂亮的家庭用具,是西北的小县城里没有见过的。秀芝早就想有一个象祥的泡菜坛子,老是说她家乡的泡菜坛如何如何好。现在家里的一个,还是别人从陕西抱来的瓦制品,是秀芝花了好几晚上给人纳了五双鞋底换来的,周围早已渗出了盐渍,白花花的,实在难看得很。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回到饭店,密司宋妩媚地对他笑着说,“您这样爱她,真叫人嫉妒哩!”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经秋天的阳光蒸烤,素馨花的香气更浓烈了。

  “婚姻总是一种条约和义务。”父亲在一旁叹了口气,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也许是联想到自己,仔细也斟酌着词句说,“不管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个条约和义务恪守到底,不然就会使良心不安,引起痛苦的懊悔。这次我叫你出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都带上。”

  “那么,许先生,您谈谈您的罗曼史好吗?”密司宋又说:“您的恋爱一定很动人。我不相信象您这样英俊的男人没有女人追求您。”

  “我哪有什么恋爱,”他象是抱歉地笑了笑,“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罗曼史了。”

  “啊!”密司宋顿时表示出一种夸张的惊奇,而父亲又一次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想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们,但是这种反常的婚姻方式的背景却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踌躇地考虑着,默默地呷着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入入胜的香味。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但他们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吗?在那个年代里,婚姻也和生活的其它方面一样,完全脱离了常轨,纯碎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他们只会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体会到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突然赏赐给人。而且,越是在困苦的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就越是珍贵。他和秀芝奇特的结婚,后来在他们共同回忆时每次都会引起既悲凉又热烈的感情,这怕是其他任何人难以理解的。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往常一样,给牲口饮了水,拦好马圈,回到小屋。刚放下鞭子,“郭子”就闯进门来。

  “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郭子”兴冲冲地说,“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子”是在给他开玩笑。

  “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哐啷一声,“郭子”又象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呛!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铅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嗨”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房,好象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

  “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

  “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的一声往炕沿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连问“郭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象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象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走、走!……”

  “郭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

  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象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象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萎顿的她,把这间土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象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土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合谐的音符。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党,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唏嘘地说到天明。

  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姐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她们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净光……

  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象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治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予。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象日晷似地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了,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兴趣。最后,“郭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

  “‘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经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

  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象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合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唦!”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象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象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象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

  “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罗!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唦!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唦?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脚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

  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艮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扑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

  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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