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山竹2018-08-24 22:045,925

  刀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而剑,却是优雅的,属于贵族的。

  刀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在出世以后,从剪断他脐带的剪刀开始,就和刀脱不开关系,切菜、裁衣、剪布、理发、修须、整甲、分肉、剖鱼、切烟、示警、扬威、正法,这些事没有一件可以少得了刀。

  有关剑的联想,往往是在宫廷里,在深山里,在白云间。

  ——节选自古龙《飞刀·又见飞刀》序

  ◇◇◇ ◇◇◇ ◇◇◇

  如果用流星来比喻信陵君救赵抗秦的辉煌,用蝴蝶来引喻信陵君的早逝,那剑呢?

  流星与蝴蝶的生命都很短促,剑却接近永恒。

  1965年,在湖北江陵的墓葬群中出土了一口越王剑,剑长55.6厘米,宽约三指,上有铭文曰“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历经二千年,出鞘时剑无锈蚀,寒光凛浸,依然锋利无比,有学者考证,剑上的“越王鸠浅”,就是当年卧薪尝胆,兴越灭吴的勾践。

  有些人的名声就象是经受过千锤百炼的宝剑一样,不会因岁月的侵蚀而改变。

  时至近代,仍然有很多人推崇信陵君,例如梁启超,例如吴佩孚,与袁世凯一生关系密切但又有着文人傲骨气节的总统徐世昌,也曾作联纪念:

  “六国君王不足乎一救弱赵,只身公子能有以二退强秦。”

  二退强秦,这在战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信陵君的生命虽然像流星、像蝴蝶那样短暂,但他的事迹,他的正义感和勇气,在千百年后,仍然被人称颂。

  就像真正的宝剑一样永恒。

  ◇◇◇ ◇◇◇ ◇◇◇

  有人问,《窃符》属于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

  我的回答是:它当然属于武侠那一类。

  的确,它不象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如果不算秦国魏国的战争场面,整篇故事里就只有一场武打——但那场晋鄙与信陵君的比剑,本就是一边倒的强弱交锋,与西门吹雪与叶孤城决战于紫禁之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我认为武侠小说不一定要有浴血死斗的场面,只要是有关正气和侠义,即便是星斗小民或者市井之徒,他们所发生的事,都可以是武侠的故事。

  武侠小说里不一定要有武功高绝的武林盟主或者“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剑客,他们可以只是普通人,或许只懂一点点武技,只要他们动武的目的不是用强横来欺凌弱者,只要他们所想所做的不完全是只为自己谋取利益,只要这些故事都还不太难看,都可以看作是武侠小说。

  在我三十岁后,下笔行文的法度风骨师自古龙先生,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但我与先生的最大不同,就是在创作《刺兕》和《窃符》的时候,我穿插和沿用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这与古龙的作品大异其趣。

  先生的作品几乎从来没有历史背景,但这并没有矛盾。

  ——如果用先生的江湖法则来审视中国的过去,你会发现这几千年的历史其实极像先生笔下的江湖世界,一样充斥着阴谋与强权,充斥着黑暗与光明、私利与公义的抗争。

  有些“聪明人”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童话,但我不认同这些聪明人的说法,至少,在先生笔下,武侠小说已经不是提供给成年人消闲解闷的童话,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一角和人生的剪影。

  所以,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绝不是一些故弄玄虚的成人童话,尤其是后期作品,他更多的是写一些有血气、有侠性的人,他写的就是这些人经历过的平凡或者不平凡的生活。

  我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做到先生境界之一二。

  也有人问,这个《窃符》故事,是否对历史的戏说?

  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已经被严谨证实的历史部分我会审慎遵从,只有一些史书上含糊其辞或者有疑点的地方,我才会展开想象和推测。

  《史记》为后人推崇,是因为它“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如果司马迁有未能肯定的地方,他会宁愿不写,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当然,《史记》也不能尽信,毕竟太史公也可能有所局限,甚至被其它资料以讹传讹,例如《史记》中有关苏秦的传记,现在的史学家几乎可以认定,司马迁错将公孙衍的事迹着落在苏秦身上,如果按《史记》来按图索骥,就会被苏秦的出现时间和前后相悖的故事弄得云里雾里。

  在我原本的设想中,信陵君与秦国第一次交锋的情形是虚写,到了函谷关上二战强秦的时候,我再用浓墨工笔刻画,但当我写到这部分的时候,却变成了秦军以不战而退来瓦解六国的合纵。

  少年嬴政的献计,这当然是我的杜撰,史记里肯定没有这样的记载。

  之所以这样写,除了因为我的懈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信陵君统率联军打败名将蒙骜,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史记里居然只有廖廖数语,甚至这场战事的时间和规模也语焉不详,而作为战败一方的秦国主将蒙骜,司马迁虽然没有专门为他誊写传记,但在《史记·蒙恬列传》中曾提及蒙骜的一生功过,太史公却没有提到蒙骜曾经败在信陵君手下,这几乎要令我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信陵君二退强秦这样的事。

  正因为这样,我不敢胡乱下笔,更不想凭空写一些或许不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场面。

  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也许那些斗智角力的场面会更吸引,但我现在的写法似乎也不坏,至少它承接了整个故事的轨迹。

  同样的选择,也出现在我故事里的晋鄙身上。

  在我最早的构思里,死去的人不是庞鲛,而是晋鄙,因为史记里明白写着信陵君合验虎符之后,晋鄙不从,朱亥将他当场椎杀。

  在我的故事里,我当然可以写成晋鄙身死,庞鲛帮助信陵君抗秦救赵。

  庞鲛这样做未必因为他侠心铁胆,也有可能他早就觊觎大将军的宝座,所以,如果按这样的故事进程来写,我的故事同样顺理成章,但到了定稿的时候,我还是放弃了这种写法。

  ——我宁愿被人扣上篡改历史的大帽,也要将晋鄙留下来。

  我希望我的故事多一些正面的信息,而且,创作的乐趣,往往在于你笔下的故事铺开,人物也逐渐丰润起来的时候,他们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有了自己的轨迹,即使作者本身也难以改变。

  就象燕十三,他苦心创造出第十四剑,但这第十四剑却有了自己的轨迹,然后脱离了剑者,自己演变出第十五剑。

  于是,在我的《窃符》故事里,晋鄙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暗中帮助信陵君击败秦人,他用一对假的虎符与信陵君合璧,在所有人面前出演了一场诈死好戏,这样的虚构情节和史书描写大相径庭,却又偏偏圆得了谎,对得上号,这应该算是我最为得意的地方吧。

  ——说不定我故事里的内容就是真正的史实,谁又会知道呢?

  魏王与信陵君的恩怨并非杜撰,史书虽无实录,但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可以找到相关的端倪。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这段文字记载的事发生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前,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史实:

  第一、信陵君“与魏王博”,可以知道他与魏王的感情不错,这“博”,可能是下围棋对弈,也可能是玩一种类似互相竞技投箭入壶的游戏。

  第二、诸侯间互有间谍细作,以通情报。

  第三、情报机关本应是魏王的事,但信陵君的情报竟然比魏王的更快更准,难怪魏王对信陵君有疑忌。

  信陵君有着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雄心,但那时的他年轻气盛,不懂收敛锋芒,所以司马迁说“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正因为史记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再加上信陵君逝世前那段不合常理的纵情声色,以及魏王与信陵君如此巧合地同年而殁,所以我设计了一段少年嬴政用计迫害信陵君的故事。

  信陵君因抗秦而生,也因抗秦而死,救赵只是片断,抗秦才是信陵君一生的主题。

  这也是我故事里的信陵君与其它同类题材最大不同的地方。

  ◇◇◇ ◇◇◇ ◇◇◇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但在创作这些历史题材故事的时候,我会小心引证,甚至连人物的语言,我也会尽量避免在他们口中说出一些后世才有的成语或者俗语。

  在翻阅有关历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国”字的由来与演变。

  传统写法的“国”字,是“口”里有一个“或”。

  实际上,“或”,才是最原始时候的“国”字。

  在最早的时候,国,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意思,当时周天子分封诸侯,每位功臣或者王亲贵族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封地,而“国”,就是那些在封地里筑土而成的城郭。

  据说这也是后人考证国家的“国”,与城郭的“郭”读音相同的原因。

  换句话说,当时诸侯众多,但国与国之间其实没有分明的领域边界,因为那时候所谓的国,代表的只是王侯们统领和筑居的城,住在这些城里的人,就叫“国人”,而城郭之外的人,就称为“郊人”或者“野人”。

  早期的“国”,就是一座城或者一个邑,所谓诸侯国的君主,就是他筑起了城池,其他的人可以住入城里,受到国君的保护,当然,受保护的人就要相应地缴纳赋税,而君主就用这些赋税养一班大臣和保卫城邑的士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春秋时候的“国君”,颇有些像近代都市里缴收场地保护费的“陀地”,换而言之,早期的诸侯国,就像是一堆带有黑色社会性质的社团。

  早期的“国”字写成“或”,它并没有四周的边界,因为那时候对于国家边境领土的概念仍然很模糊,而“或”字里面的“戈”,代表的就是保卫城池的士兵,而“或”里头的小口,代表的就是那座由诸侯领主筑土而成、屯养国人的城邑。

  但是,“或”字的里头,在小口的下方还有一横,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横的寓义,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定论。

  有种说法,说那一横代表城郭外的农田,理由是没有农田又怎能养活城里的人?

  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有例外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城池原本就是四周交通和贸易的中心,所以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在城外种植庄稼。

  也有人说,那一横代表城墙上的城牒,但这样的说法同样有不通的地方。

  就在某一天,我突发奇想,“或”字里面的那一横笔,代表的应该是水。

  任何的城邑,原始的用途就是让人在里头居住、作息、繁衍、祈祷,而人类生存一定离不开水,所以那些诸侯贵族选址筑城的时候,也一定会挑选靠近水源的地方。

  所以,如果将“國”里头的横笔解释为水源河流,整个“國”字或者“或”字,就有了完满的解释。

  到了周朝后期,诸侯之间为了争夺资源,不断掠夺和扩充自己的地盘,对于自己领土的概念也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到汉字的演变过程上,于是,就有了地域的“域”字。

  “域”字从“土”从“或”,这个“域”字的出现,代表诸侯国越来越注重领土的控制权,对于国家的意义,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一座城邑,而是诸侯所能够统率占领的土地。

  同样道理,也因为国土变成一人私有,所以“国家”也从原来的“或”变成了“國”。

  ——原来的“或”字加上了外框,这些框就代表了国土的边界,那已经很接近现代人有关于国家的意思了。

  后来,国字还有一种简写的方法:“囯”。

  这个“囯”里头从“王”,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已经从周天子时候的天下土地公分,变成了后来“王”一人的私有。

  至于从“囯”变成现在的“国”,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 ◇◇◇ ◇◇◇

  创作《窃符》的时候,正值中日两国为钓鱼岛主权而剑拔弩张,很多人的焦点都在看中国和日本会不会打起来,而我看到的却是美国在旁不断推波助澜。

  如果中日开战,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美国。

  不少国人视日本为敌,而我认为美国才可能是中国潜在的最大敌人。

  先不说中国买入的巨额美债会否在某天变成定时炸弹,即使现在中美贸易常年顺差,但美国人可以随时利用控制全球的美元经济或者大印美钞来抹削这些盈利;另外,美军在菲律宾到台湾再到冲绳都有基地,像一道包围圈对向着中国和前苏联,而这道战网在很早之前就构筑成型,可见美国一直视中国与苏联为假想敌,而不是近年才有的所谓“中国危险论”。

  前段时候,又爆出了美国政府利用高科技手段监控窃听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新闻,这更让我觉得,某些阴谋论,也许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直存在。

  目前中美关系良好,但世事如棋,今时之盟友,随时会在明天倒戈一击,类似的事,春秋战国史迹历历在目,而近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与前苏联又何尝不是亲如兄弟?

  所以,重编《窃符》那段历史,我除了尝试用自己的想象力解构过往的历史谜团,更重要的是我想将当时之秦国比拟成今日之美国。

  ——秦国美国,都是偏居一隅,都是曾经积弱而后成为超强势力,两国的发展轨迹,有无相似之处?

  据说,美利坚联邦除了有一本贵为立国根源的法宪,还有一个深藏幕后的百年国策,历任总统和议会都按此国策制定对内对外的决议,尤其是对外压制一些政治、经济、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可能存在敌人,以确保美国永远掌控霸主地位。

  也因为这样,我时常想,春秋霸主如齐桓公、楚庄王,还有战国时立于“四战之地”的魏惠王,他们能够称雄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似乎验证了那句“富不及三代”的老话,但唯有秦国打破了这个规律,无论君主将相如何更替,始终在长时间里保持强势,这是否说明,秦国很早之前已经定下一个长期规划,也因为这个国策时刻驱动着历任的秦王,所以秦国才能够笑到最后呢?

  ◇◇◇ ◇◇◇ ◇◇◇

  在创作《窃符》和搜集资料的时候,我留意到“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居然也和秦国有关。

  就在窃符救赵之后,周天子诏令六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

  当时的周郝王只剩下很少一块封地,能够收到的税赋自然也少,但打仗是很烧钱的事,这位周郝王没有钱,于是他向本国的富商地主借债,承诺如果打败秦国,他作为号令人,可以向战败的秦国索取高额的战争费用,到时他就可以连本带利归还。

  这位周天子可能也预见到秦国的威胁,所以他积极响应出兵,但是很不幸,这次联合作战无疾而终,原本筹务的军费却用光用尽,债主每天堵着宫门向周天子讨债,天子没有办法,只好逃到驿馆的高台后面躲藏,这就是“债台高筑”的由来。

  这个故事很有趣,但看过之后却让人有些心酸。

  秦灭六国,并不是说他有绝对的实力,六国之败,恰恰就败在他们对秦国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由于没有这份危机感,所谓的合纵抗秦,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临时垒起来的墙,自然不会牢固。

  所以,在我的故事里,秦人就是用一场及时而来的“败仗”,消弭了信陵君苦心经营的秦国威胁论。

  侯嬴和晋鄙都认为秦得天下已是无可挽回,这不仅是他们都认同秦国在综合国力上的优势,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等到那些高高在上的诸侯君主感到危机来临,再想合纵抗秦,却已经太迟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亚圣诚不欺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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