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羽这些天一直在闹心，她觉得自己是又遇见医闹了。
说觉得，是她吃不准对方的意图，说又，是因为作为医生，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事情很简单，黎羽值班的时候收了一个心肌梗的患者，送来时已经完全昏迷，病人是在做家务时突然摔倒的，具体多长时间根本无人知晓，经过检查发现，同时伴有脑出血现象，送入ICU病房后，各项生命指标一直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在医生眼里，这已经是一个死人。
看着整日整夜守候在病房外的家属，黎羽动了恻隐之心，当她又一次被患者拉住“探讨病情”的时候，私下里和患者的女儿说明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这样的治疗已经毫无意义，劝导他们别再烧钱。
随后，患者家属们就在楼道里就“放弃还是坚持治疗”展开了争吵，最后终于还是得出了“拔管子”的决定。哭声喊声，作为医生的黎羽见得太多了。她尊重每一位逝者，但她也尊重事实，与其让患者在各种仪器设备的推动下，表现一些生命体征，倒不如让患者更有尊严的离开。但也就是因为她的这一“认知”，让她多说了那句话，为自己惹来了麻烦。
死者的小儿子在外地工作，赶过来的时候，遗体已经运到了太平间。但是他在问了发病情况后，找出一大堆自己听说过的案例，谁同样的病情，很快痊愈了，谁比这还严重，也抢救过来了，嚷嚷着医生是在草菅人命，还所言要控告医院。
按照规定，医院是允许家属复印病例的，这个学土木建筑的小儿子就复印了病例，一挑一挑逐字逐句的研究，声称一定要找到“铁证”，证明这是一场医疗事故。
“荒唐！”当院办把“控诉书”给黎羽看时，她气得只说了这两个字，但这于事无补。很快，小儿子找来了一帮人，打起了条幅在医院门口静坐，甚至把黎羽的名字和那些看起来血淋淋的大字写在一起，“血债血偿”、“丧尽天良”，让人看起来触目惊心。
“要不你休息几天吧，他们闹闹，这事也许就过去了。”院办如此这般的劝慰黎羽。
“我为什么要躲？作为医生，我并没有做错什么。”黎羽的态度很坚决，是的，做为医生，她完全熟悉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那一套“话术”。比如一个简单的手术前，也要把各种可能性存在的危险都“最大化”，比如只要家属要求，她可以一直把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知觉的的生命维持好长时间，但黎羽一直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救死扶伤精神。
如果医生和患者、患者家属，永远处于这样斗智斗勇，甚至是尔虞我诈的心态，医患关系永远也不会缓和。医院也就成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地方，上医院就成了去闯龙潭虎穴，出诊也成了单刀赴会，有必要这么悲壮吗？
最终院长亲自出面，在安抚了黎羽后，还是劝说她暂时休假，躲开不必要的麻烦。黎羽答应了，她不想医院为难，也相信医院最终会处理好这件事情。可是，让黎羽闹心的是庄严。
当她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和庄严说了以后，让她意外的是，庄严没有说话。按照庄严的脾气性格，这个时候本来一定会说一些宽慰自己的话的，但是这一次，庄严的表现却是沉默。
可怕的沉默。
难道庄严也认为自己错了？黎羽也不再说话，和庄严在一起，两个人经常会都不说话，但那时的沉默里有着一种默契，这是两个人头一次因为沉默而尴尬。
“做为亲近的亲属，有时候真的会想，只要她还活着。”庄严说这话似乎很艰难，中间斟酌着停顿了两次。看黎羽猛地抬头，庄严又继续说：“当然，我不赞成他们这样胡搅蛮缠。”
“你的意思，我告诉他们基于我的经验的判断，是我做错了？我就应该鼓励他们去卖掉房子，保证着一天几千块钱的住院费用？给他们毫无意义的无限渺茫的希望？”黎羽能冷静面对家属们的吵闹，但她不接受庄严的态度和观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要闹的并不是为了什么赔偿，很可能，这样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宣泄，情感的宣泄。”庄严边说边梳理着自己的思路。
“我是医生，我不是心理医生。我没有义务连他们失去亲人的悲伤都要负责缓解。”黎羽的话里带出了几分赌气。
庄严突然对自己刚才说的话后悔起来，看着面前的黎羽，他知道自己最应该说的话应该是给黎羽安慰，坚决地站在她这一边。大概是黎羽说的事情，让自己联想起了一些别的，所以自己才会“表现失常”吧。
他故作轻松地对黎羽说：“算了，我们不说这些事情了。黎羽，你是一个好医生，这个事实没有什么人和什么事能够改变的。怎么样？难得能借这个机会休息几天，要不想想能去哪儿玩？”
“谢谢，不用了。”黎羽的回答有点冷，可是她又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和庄严的关系，自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随即她努力让自己笑了一下，说：“我没事儿，做医生的，谁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不是吗？”
庄严也笑了。
两个人笑得都有点假。成熟，理智，这样看起来完全褒义的两个词，对于感情暧昧的两个人来说，却成了彼此最大的绊脚石，他们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然后把委屈或者纠结留给了自己，更有甚者，他们对彼此情绪的变化一清二楚，然后还硬起头皮装聋作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