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增减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变化，但财富的多寡对二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加大投资可提高工资，但会降低资本利润。过多的商人在同一行业中投资，其相互竞争必然会减少该行业的利润。各行业都会出现类似情况，激烈的竞争会降低其行业利润。图为德拉克罗瓦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之一《自由引导人民》，歌颂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这是一场由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的革命运动。
劳动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而提高，但劳动工资的提高并不依赖于现有的国民财富，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因此，劳动工资最高的地方并非最富有的国家，而是出现在发展最快的国家。就富国而言，如果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民的工资不会提高，因为国家对劳动者数量的需求不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就相应减少。劳动者为获得就业机会而相互竞争，其工资还会相对下降。
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增减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变化，但财富的多寡对二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加大投资可提高工资，但会降低资本利润。过多的商人在同一行业中投资，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会减少这一行业的利润；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社会的不同行业，同样的竞争会对所有行业产生类似的结果。
论劳动工资
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都大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亦随之提高。反之，国家财富没有增长，劳动力需求就不可能增长。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尚未私有化，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者的全部劳动生产物属于自己，没有人与之分享。到土地开始私有和资本累积时期，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原始状态宣告终结。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显著改善以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后，生产者必须向地主缴纳一定份额的土地生产所得，形成从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项——地租。庄稼收获前，耕作者大多没有生活来源，雇主需要为其垫付维持生活的资料。农场主之所以愿意雇用劳动者，是为了分享劳动生产物，收回垫付资本并获取更大利润。因此，利润就成为从劳动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项。
在工艺及制造业中，多数劳动者在完成工作之前都靠雇主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因此分享其相应份额的劳动生产物，也就是通过劳动创造的增值部分，即利润。有时，劳动者也有能力独自承担原材料及生活资料费用，从而兼有劳动者及雇主双重身份，享有全部劳动生产物，即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此时，其收益包含劳动者和雇主两方面收入，即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但这并不多见。
当劳动者和雇用者非同一人的情况下，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即为劳动工资，其大小取决于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通常，双方利益无法统一：劳动者希望尽可能多得，雇主希望尽可能少付；劳动者为提高工资而携手，雇主为降低工资而联合。在与劳动者的争议中，虽然雇主常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也有一定的标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也不能低于这一既定标准。显然，该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在争议中，劳动者有时也会处于有利地位，工资大大超过既定标准。当工人、散工、各种被雇佣者等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意味就业机会比上一年更多，劳动者此时不必再为提高工资而联合。劳动者的匮乏，必然导致雇主之间的竞争。为得到足够的劳动力，雇主们会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为防止提高工资而结成的联合就自然瓦解。
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随着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如果收入和资本都没有增加，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也绝不会增加。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因此，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自然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那么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也绝不会增加。
中产阶级
工业革命以来，中产阶级就开始在英国社会登场，到19世纪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力之一。跟当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相比，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大多并不宽裕，但其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工人和资本家的特点。图为18世纪末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
然而，影响劳动工资提高的原因并不是现有的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并非出现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最繁荣、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英格兰比北美富裕，但北美却比英格兰更繁荣，国家财富增速更快，因此劳动工资也更高。
如果国家富有，但其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那该国的劳动工资也不会太高。因为，如果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居民的收入和资本数额在几个世纪之内都保持不变或浮动很小，即使这一数额很大，雇用的劳动者数量就可能年年持平，甚至出现剩余。这种劳动力过剩，而就业机会少的情况是雇主乐于见到的，因为不必再为争夺劳动力而被迫提价，反倒是劳动者为争取就业机会不得不相互竞争。若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能达到养活劳动者及其家庭，且有剩余，基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益关系，工资很快便会降到仅满足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
中国的发展也许处于静止状态，但尚未衰退。没有城市和土地被遗弃，每年的雇佣劳动力大致相等，用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因此不变。所以，哪怕最下层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匮乏，但只要足以维生，这一阶级也会保持恒定。但是，在某些国家，由于用以维持劳动的资金大量减少，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各行业对雇工和劳动者的需求逐年减少。上等国民无法从事上等职业，便会在中、下等职业中寻找工作。这样，过剩的其他阶层劳动者纷纷涌入底层职业。结果，等级越低的职业竞争尤其剧烈，劳动工资被大量削减，连极端贫困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且，仍有许多人成为无业者或沦为乞丐，甚至被饿死，居民人口最终将减少到资本能够维持的数量。所以，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
英国目前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劳动者维持全家生活的基本要求。大量现象表明，英国各地的劳动工资都高于以人道标准为前提的最低工资。我们不必精确计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可以推定劳动者养活全家的最低工资要求。
贫穷的家庭
20世纪初，英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世界领先地位，但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却未见改善，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当时的社会学家查理·布思就社会现状首创了“贫困线”（Poverty line）一词，称伦敦仍有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使英国不得不面对消费能力衰退使经济发展受阻，进而导致失业率持续上升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威胁。图为伦敦的一个贫困家庭。为了谋生，全家人不得不利用闲暇时间一起制作小商品来贩卖。
第一，即使最低级的劳动，它都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但冬季有取暖的巨额临时开支，家庭开销为一年之最。生活支出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这表明劳动工资不受最低生活需求的支配，而受工作量及其假定价值的支配。
第二，劳动工资不随食品价格变化而变化。过去十年，英国许多地方的食物价格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却没有因此提高。即使有些地方的劳动货币价格提高了，也不是因食物价格，而是源于劳动需求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而言，食品价格的变化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化；而就地域差异而言，劳动的货币价格的变化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化。
第四，无论何时何地，劳动价格的变化都与食品价格的变化相反。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弊？答案显而易见。在任何比较大的政治社会中，各种佣人、劳动者和工人都占最大比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生活条件的改善自然有利于社会整体。如果人人贫困悲惨，就绝不是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站在公正的立场，由于劳动者供给社会全体成员衣食住行，那么他们理应从自身劳动生产物中获取维持生活的相应条件。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丰厚劳动报酬满腹牢骚就是对社会共同繁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心存不满。可见，劳动者的幸福都来自于社会进步，而非社会财富达到顶峰。在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劳动者境遇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下，劳动者的处境则是困苦的。对社会各阶层民众而言，只有进步状态才会令人愉悦。因为，静止状态是呆滞的，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
虽然劳动工资的变化不一定与食物价格的变化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不能因此妄断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受两种情况的支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而言，一般根据需求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决定给予其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则取决于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的金额。所以，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却很高。但是，如果食物的货币价格很高而其需求依然不变，则劳动的货币价格还将更高。
珍妮机
1765年一位叫做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英国织工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纺纱机，他用女儿的名字将这它命名为“珍妮机”。珍妮机是一种手摇纺纱机，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珍妮机将纺纱效率提高了八倍，尽管它仍需要人力。它的出现使大规模的织布厂得以建立，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也是早期工业革命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遇到丰年，劳动需求将上升，而在减产年，劳动需求则下降，劳动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出现今年升、明年降的现象。物价上涨会引发劳动价格走高，而由于物品匮乏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物价下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但由于物品富足则增加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这两种对立因素在物品价格一般变化的情况下似乎能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比食物价格更稳定、更持久的一种原因。
然而，因资本增加而造成劳动工资提高的同时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以较少的劳动生产较多的产品。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资者会合理分配劳动者的工作，使其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也会尽力提供最好的机械，以满足生产。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所有劳动群体中。
劳动者的人数越多，资本家为其划分的职业和工种就越多，即分工越细。由此，适用于各工种劳动的机械就逐渐被发明出来，商品生产方式得以改进，从而大大节省必要劳动。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大大超出节约的劳动量。
论资本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某一行业内，增加投资，劳动工资则相对提高，但资本利润降低；反之，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却相对上涨。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增减均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变化，但财富的多寡对二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加大投资可提高工资，但会降低资本利润。过多的商人在同一行业中投资，其相互竞争必然会减少该行业的利润。各行业都会出现类似情况，激烈的竞争会降低其行业利润。
中世纪工房
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形成了大小封建领主割据的局面，原有的商业一度衰落。中世纪前半期的欧洲，几乎只有单一的农业经济，以及一些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庄园或寺院的手工作坊。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1世纪前后，意大利一带的城市开始复苏，其中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等商业城市规模最大。这些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加，并逐渐出现了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等组织。图为中世纪末期的铜器加工厂（左）和啤酒厂（右）。
人们或许能够估定某时某地的普通工资，但很难确定平均工资。如果提到资本利润，人们就连最普通的利润都很难确定。普通利润变化很快，因此经营者未必都能够确定他每年的平均利润。经营者的利润受商品价格、运输、仓储以及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影响，这就造成了确定各行业的利润难度。一般情况下，使用货币获利较多便要支付较多酬金，而获利较少只需支付较少酬金。人们可以根据利息的波动了解利润的变化，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资本的普通利润会随着市场利率的高低而升降：利率下降，利润会随之下落；利率上升，利润会随之上涨。
英王亨利八世三十七年（1546年），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任何利息都不得超过10％。其后，爱德华六世禁止一切利息。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法定利率又恢复为10％。直到詹姆斯一世二十一年（1624年），法定利率才被限定为8％。到了安妮女王在位期间，利率再降至5％。信用良好的民众，其借款利率通常以市场利率为准。安妮女王之前，政府对利率的规定是在市场利率变化之后作出的。其后的法定利率明显高于市场利率。在近代战争以前，政府借款只需支付3％的利率，而在伦敦和其他地方，信用良好的民众只要支付3.5％到4.5％的利率便可借款。
干草市场暴乱
工人的斗争大多是为了维持高额的相对工资，而且关于它的斗争会因就业量的增加而在各行业中有所加剧。这不仅是因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还因为工资递减的边际效应和工人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图为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的35万工人为得到合理的工作条件和报酬而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由于警察开枪打死两名工人，5月4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这场罢工最后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国际劳动节便是为了纪念这个事件而设立。
亨利八世之后，社会平均劳动工资随着英国国家财富的迅速增加而提高，但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在大城市，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资本数额庞大，而且竞争激烈，从而导致该行业的投资高，而利润率却很低。在繁华的城市，雇主的竞争会抬高劳动工资而减低资本利润。在偏僻的乡村，雇工的竞争会降低劳动工资，而变相提高资本利润。苏格兰的法定利率和英格兰相同，但市场利率更高。在苏格兰，信用良好者借款一般都要支付不少于5％的利息率。就连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对随时兑现全部或部分的期票，也只支付4％的利息，但伦敦的私立银行不支付存款利息。在苏格兰，经营各种行业所需的资本和工资都比英格兰低，所以，其工商业的普通利润率要高些。
18世纪，法国的法定利率不常受市场利率的支配。1720年，其法定利率由5％降为2％。1724年又提高到3.3％，1725年再提高至5％。1766年，拉弗迪执政时，法国的法定利率又降至4％。其后，特雷神父执政时，其法定利率恢复为5％。一般来说，强行抑制法定利率是为了降低公债利率。现在的法国或许不如英国富裕，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法定利率更低，而市场利率稍高，回避法律的方法简单安全。因为法国工人的法定工资低，商人的丰厚，所以很多英国商人愿意在法国投资。
从领土面积与人口的比例看，荷兰比英格兰富裕。荷兰政府借款的利率是2％，而信用良好的民众则为3％。荷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英格兰，其经营商业获利又低于欧洲各国，所以有人认为荷兰的商业正在衰退。对荷兰的某些商业部门而言，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这种情况并未表明该国商业正在衰退，虽然商人的利润减少，但这也是商业繁盛或投资增多的自然结果，而并非真正的衰退。在英法战争期间，荷兰人乘机获得了法国全部的运输业务。时至今日，法国运输业的部分业务仍操纵在荷兰人手中。荷兰人拥有巨额的英法国债，仅英国国债大约就有4000万英镑。荷兰人还将大量资本贷给支付较高利率的外国人。上述情况表明荷兰的资本过剩，投资到本国的同类行业中不能获得可观利润。虽然他们获取的私人资本多到不能全部投入这一行业，但该行业仍会继续发展而不会衰退。其他国家的资本也存在类似情况。
在我国北美和西印度的殖民地中，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都高于英格兰。那里的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在6％和8％之间。不过，在新殖民地有一种特殊现象，即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新殖民地的资本与领土面积之比以及人口与资本之比，必定会低于大多数国家。人们拥有的土地，比其资本所能耕种的土地要多，所以人们只把钱投在土质最肥沃、位置最适宜的海滨或河流沿岸。并且这类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价值。投资、购买和改良这类土地，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利润，故人们能够支付相当高的利息。这类投资回报丰厚，因此资本迅速积累。新殖民地的雇工也会因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获得相当优厚的报酬。
大型纺织厂
对人类而言，除了必要的饮食以外，穿着便是最重要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纺织行业在各类工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纺织机械，技术不断翻新进步。1806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第一家大型织布厂后，机械织布机便开始全面占领英国纺织业。到1850年手工纺织几乎已经绝迹，而此时英国的棉纺织业已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图为19世纪前期的英国纺织厂。
随着殖民地的扩张，人们只能选择耕种土质和位置较差的土地，而投在此中的资本也只能支付较低的利息，资本利润也相应减少。如17世纪，英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法定利率和市场利率都因此大大降低。随着财富、改良工作和人口的增加，利息和资本利润下降，但劳动工资却没有降低。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在增加。利润虽在减少，资本却继续增加，甚至增长速度比原来还要快。单就这点来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是一样的。与小额资本相比，大额资本的利润率要低一些，但其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这就是资本投资的魅力。俗话说货币产生货币，积累一定的原始资本，就能获取更多资本，最难的是积累原始资本。
获得新领土或开展新行业都会提高资本利润、增加货币利息，而国家有限的资本只能投在获利最多的新业务上，这就使资本主动转移到获利较丰的新行业中。资本转移使旧行业的竞争不如以前激烈，市场上货物的供给也会减少；货物供给减少就会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经营者便会获取更多利润，而他们借贷时也能支付较高的利息。英法战争结束后，信用良好的个人或伦敦最大的商号，借款一般都要支付5％的利率。而在战前，他们通常没有以4％或者4.5％以上的利率借款。英国占领北美和西印度后，利息相应提高，这一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种情况。如果旧资本经营的业务量增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量就必然减少，这样这些行业的竞争会趋缓，而利润必然会增加。
播种者
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前，欧洲的农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欧洲北部，推广使用重犁、农业与畜牧业结合、三田制逐渐取代二田制等造就了农业的繁荣。到了中世纪晚期，农作物的产量已达到种子的6倍。图为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作品，描绘了一位农民在苍凉的麦田里播撒种子的情景。
维持产业的资金即社会财富的减少，会提高资本利润和货币利息，降低劳动工资。随着劳动工资的降低，社会剩余资本的所有者向市场供应货物所需的费用也相应减少，而他们又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货物。资本所有者从较少的投入和较大的收益两方面提高利润，所以能够支付高利息。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其他英属殖民地中，人们能够快速获得巨额财富。这一事实证明，那里的劳动工资必然是极低，资本利润和货币利息肯定是非常高。孟加拉的农民借款，往往要支付40％、50％甚至60％的利息，并且要以次期的收获物做抵押。这样高的利息必然会侵占地主几乎所有的地租。罗马共和国在衰亡之前，各地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下都出现过类似情况。我们从西塞罗的书中得知，有道德的布鲁塔斯，在塞浦路斯岛借款都曾支付48％的利息。
如果一国的财富已达到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并维持现状，那么该国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可能都很低；如果一国的人口已完全达到其领土能够维持，或其资本可以雇佣的最大限度，那么该国的职业竞争必然相当激烈，劳动工资也会低落到只够维持现有劳动者的数量；如果一国的资本已达到该国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的资本，那么各行业使用的资本也会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这样，各地的竞争便会大到无法再大，而普通利润便会小到无法再小。
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达到过如此程度。中国的国家财富在很久之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制所允许的限度。如果中国改变其法制，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发展限度可能会提高。如果一个国家忽视甚至鄙视对外贸易，或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其一两个港口，那么其商贸是不会得到发展的。中国的富商或者大财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但是贫民或者小商贩非但没有安全，其财物随时都有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法为借口而被强行掠夺。所以，在中国不能按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进行充分投资。而且，中国还存在压迫贫民、形成富商垄断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富商获得巨额利润。据说中国的普通利率是12％，而资本的普通利润肯定足够负担如此高的利息。
18世纪的伦敦民居
英王乔治三世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统治英国，此时是英国城市发展迅速的时期。乔治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砖石建筑，其风格受古代古典建筑（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影响，房子的天花板很高，最明显的标志是那些高高的长方形的“sash windows”（以上下移动开启的窗户）。现在的英国有很多大城市，如巴斯、布莱顿、利物浦、曼城都有乔治时期的连体房屋，而很多乡村豪宅都是乔治时期的独幢建筑。
法律的缺陷会导致利率升高，有时甚至高到超过一国贫富状况所需的程度。如果一国的法律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么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就与文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良者的地位一样。由于贷款人收回借款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他会向破产者索取高额利息。侵略古罗马帝国西部的野蛮民族只依靠当事人的信义来履行契约，部分原因就是当时高额的利率。
完全依靠法律来禁止利息收效甚微。贷款人基于资金的使用和回避法律的困难与危险，也会向借贷者要求相应的报酬和补偿。如孟德斯鸠所说，正是因为法律的禁止而不是贫穷的原因使得伊斯兰教国家的利率普遍很高。
除了补偿投资的意外损失外，最低的普通利润率还要有剩余。这一剩余就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总利润包含纯利润和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要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即使相当谨慎地借贷，还是有可能遭受意外损失。最低的普通利率除了补偿借贷的意外损失外，还要有剩余。如果没有剩余，那么出借资金便只能是出于慈善或友情了。
当一国的财富和各行业的投资达到最大限度时，其普通纯利润率会非常低，而普通市场利率也会降到很低。这样，只有大富商可以依靠利息生存，而拥有少量资产者和中等资产者都不得不自己管理其资本。每人都得成为实业家，或者都有必要从事某种产业。在荷兰，只有实业家才算时髦人物。需求驱使每个人都去经营实业，而习俗又到处支配时尚。不与别人穿同样的服装便会成为笑柄；不与别人同样从事实业亦不免成为笑柄。实业家中的懒人正如军队中的文官一样，不仅感到尴尬，甚至还有被轻视的可能。
开采金矿
18世纪的100年间，全世界共生产黄金不足200吨；而19世纪中期开始，一系列金矿的发现使黄金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1850年到1900年的50年间，全球总共生产了1万吨黄金，其平均效率相当于18世纪的100倍。到现在，世界累计开采黄金已超过10万吨。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占有多数商品价格中应计入地租的部分，仅剩维持生存的劳动工资。资本家总要设法养活工人，但是地主却不必。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率，大概就是最高的普通利润率。
一般情况下，市场利率与普通纯利润率之比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英国商人认为，适中合理的利润应为相当于两倍利息的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者10％的国家里，贷款来经营业务的人把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或许是合理的，因为贷款人承担资本的风险如同在替借款人保险。在许多行业中，贷款人要求将4％或5％的纯利润用于补偿该保险所承担的风险。但在普通利润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国家里就不可能存在上述情况。利润率低得多时，也许利息还不到它的一半；利润率高得多时，利息可能超过一半。
在财富增长较快的国家，其商品价格虽低但销量较大，利润即使低一点也能弥补高工资。提高利润必然抬高商品价格，而提高工资对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如麻布厂工人的工资每天提高两便士，那么一匹麻布必须增高的价格即为生产这匹麻布雇用的工人数乘以生产天数，再乘以两便士。在制造阶段，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部分，要按算术级数递次增加。如果雇主的利润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部分就要按几何级数递次增加。即梳麻工、纺工和织工的雇主都要求增加5％的利润。因此，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的抬高作用如同单利对债额的累积作用，而利润增加的作用却如复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