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易对奴隶制度深恶痛绝，但是如今的他，也没法杜绝奴隶，因为连李二也没法子杜绝。
只要封建制度还存在，耽于享乐之人，就需要奴隶来伺候她们。
家奴，大多都是世家勋贵才能养的起的，而世家勋贵，多是朝堂重臣。
这些人与部曲不同，部曲是自由自身，家奴却是努力。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狗仗人势。
要说官员的家人与长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真正的家中奴仆，是侍候官员家庭或家族的人，他们照料官员及家属在家中的生活起居，与外界一般联系不多；第二个层次就与政治体制挂钩了，他们是随主人赴任到官衙的长随、家人、门子、跟班等等。
以地方州县官府来说，官衙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部主要是三班六房和差役等人，内部则主要是官员与师爷所在的地方。内外两个部分怎样联通呢？就要靠这些所谓长随、家人、门子了。性质上他们虽属于“官员仆隶”之列，却也在官僚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与官员沾上一点关系都是非同小可的荣耀，家奴、家人、长随之类是官员的贴身人物，虽然没有什么法定身份，其影响力却是非同一般。他们甚至会成为官员身边的重重黑幕，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个毒瘤。
为害较浅的，如书吏要花钱的第一关口，就是高官显贵府邸的“门子”了。这种门子与地方官衙中交通内外、不看门的“门子”不同，他们是真看门的。
“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虽是家人奴才中地位至低之人，你想要进门，要看你手头是否宽裕、出手是否大方了，否则，进门的第一关你就过不了。
为害至巨的，则如贴身奴才、府中管事之类。
家奴之流横行霸道，但毕竟没有合法理由和身份，只能是狐假虎威，离开了主人的威势，一个小小知县也能治得住他。
家奴与长随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
至于长随之类却又与家奴不同。
与家奴不同的是，他们是官僚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之相同的是，他们与官员本人的联系较吏胥密切得多，凡事借官之声威，办事有力，而为害也大。很多时候，其中很多人借主官之名，混迹于官场，借公事肥私。
长随们“往往恃其主势，擅作威福”。
家奴与长随当然也有一些干练之才，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这个群体对社会政治与下层百姓为害甚巨。当主子强干时，他们也许就只能供杂役、办差事而已，而多数时候，搜刮民财、为害一方仍是其主流。
长安这种人很多，他们不在户籍上，属于隐户。
连皇帝都没法子根除这种事情。
这也是大唐如今的现状，封建社会，奴隶是不可或缺的。
大唐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虽然明令禁止，不允许买卖人口，但是唐人的身份依旧分为“良”和“贱”两大类，一般称作良贱制度。
良民都具有独立的户籍，而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而实际上贱民又分为上层和下层，所谓上层贱民，是指诸如被称作太常音声人、乐户、工户、杂户、官户、部曲、客女、乐事、随身等这一类人；与此相对，下层则是相当于奴隶的奴婢，其中又有官奴婢和私奴婢两种。
在国家所有的官贱民里，上层有“太常音声人、乐户、工户、杂户、官户”，下层是官奴婢；而在属于民间的私贱民中，上层有男性的部曲，女性的客女等，下层则是私奴婢。
所谓“奴婢”就是与家畜同样被当作物品来对待的奴隶，男性叫作“奴”，女性称为“婢”。虽说私奴婢的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主人手中，但是法令却禁止主人随意杀害奴婢。唐代的律令中规定贱民可以“自赎免贱”，升格以后的私奴婢便成了部曲、客女。
这些部曲、客女还是“贱”民，并非完全自由的良民。不过，能够被称为“免贱”，意味着下层奴婢地位的解放，即在官贱民的情况下，升格成官户、杂户；而在私贱民的情况下，升格成为部曲、客女。
这种升格实际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与私贱民不同，官贱民的地位可以不断地提升，最终可以作为良民而获得解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官贱民”这一身份实际有对这些犯罪者以及战俘进行处罚或关押的强烈色彩。因而官贱民与隶属于主人的私贱民在本质上存在着不同。官贱民要承担国家的公事，而私贱民隶属于私家，对于赋税、兵役等国家事务一概不负担。
官贱民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因叛乱、贪腐、纵火、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人及其家属；二是因改朝换代的内乱以及对外战争等产生的俘虏。私贱民的来源主要如下：负债破产者及其妻子儿女，自己卖身为奴者，被非法抢掠或拐骗的人，以及通过奴隶的买卖、赠予、交换、继承等方式而获得的人，宫廷下赐的官奴婢，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
私奴婢与部曲、客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件东西，主人可以将其自由买卖，而后者因为是人，所以不能交易买卖。不过上述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唐令中就有，卖主可以以该奴婢及其成为部曲以后的衣食费为名目拿到金钱，然后将其转让给别人。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部曲的买卖，也就是说，奴婢用自己的钱将自己从奴隶身份中解放出来以后，如果还是留在原来的主人那里，就被称作“部曲”“客女”，如果转卖给其他人，则称作“乐事”。
关于良民的情况，当时的法律和诏敕都明文禁止买卖良民。当时的社会认为，强行使良民变为贱民是一种可入地狱的行为，而把贱民解放为良民一事，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善行。尽管如此，通常禁止买卖良民的法令也仍然只是一纸空文。当时基于私人间的契约而进行的良民的人身买卖曾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奴婢自己攒钱解放自己，进而成为大人物的情况。总之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唐帝国的奴隶身份并非与生俱来、永远不可改变的，而是属于一个有上升空间，给人以希望的变化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