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秋日天凉之后，睡眠反而日浅，前两日突然梦见一艘船，行在长江上，我倚在船栏边盯着江水发呆。醒来之后，却已想不清里面其他的情节。
我坐在床沿使劲揉眼睛，记起这般情景为何如此熟悉——一年多之前的此时，我们便是在这样的一艘船上，送走了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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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夏季的太阳总是格外毒辣，我们赶到码头的时候，上一班江葬的船才刚刚开走没多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一个流程大概需要四十分钟。
“等等吧，不急。”对方随口说了一句。我们谁也没有接腔，“着急”这样的字眼，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时刻。
当太阳把岸边登船的铁板晒到发白发烫、让人有点立不住脚的时候，船回来了。上面鱼贯下来一群人，我们上船正好与他们擦肩而过。虽然素不相识，但眼神交汇时，双方都微微含了互相问候的意思。
那是一艘由轮渡改造成的江葬专用船，工作人员很熟练了，待我们上船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到前番的一丝痕迹。
鸣笛长长响了一声，船缓缓驶去江心。前方的主持人拉扯着嗓子开始了告别仪式，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的中气过于洪厚，音调过于激昂，情感也过于丰沛。主持人继续，讲着舅舅的生平，我稳稳心神，调整了一下思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仪式上。我知道，在这一天之后，舅舅一生的艰辛和荣耀，大概不会再有一个人，能如此完整地去认真讲述一遍了。
在那略显呱噪的声音里，终于还是有一滴泪，滴到了我手中的花瓣上面。
仪式结束的时候，船已停泊在了江心，那是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舅舅的骨灰顺着船边的金属管道缓缓洒进了长江里。在那里，可以看到晴川阁（龟山）电视塔，可以看到黄鹤楼，可以看见长江大桥，之后，就要顺着长江水一直流向海洋了。
骨灰撒完后，每个人手上的一束花也被叮嘱要扔进江里。我把花瓣一片片扯碎，一点点丢进江水里，心里暗暗有些懊恼，早知是这样的流程，应该自己再带一点鲜花来的。舅舅素来喜欢花，他把家里那些盆栽当作宝贝一样照顾。有一年他过生日，我去花鸟市场买了一盆腊梅送给他，他喜欢得不得了。而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竟是我此生唯一一次给他买花。
汽笛又一声长鸣，船就要往回开了。那一声鸣笛，大概就是说“再见”的意思。我没再坐回座位，一直倚在船边，看浪花安静地翻滚。八月酷暑的太阳，把江面照得发白。
不知何时，姨妈站到了我身边，和我并肩一起看着江水。她突然开口，声音哑哑的：“往江水里放骨灰的时候，那骨灰都还是热的。”
我扭过头去看姨妈，她没有看向我，眼睛只是盯着江水，我不确认她是对着我说话，还是自言自语。
尘归尘，土归土，我俩都没有继续再出声，只沉默着，眼泪再次轻轻淌下来。
下船后，众人一一迈过火盆，象征着仪式结束。有风来打个旋，小小的，呼地一下就停了，不知道是不是舅舅在和我们告别。我依稀有些恍惚，仿佛是这一个瞬间，才确认了舅舅真的从此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见，再也不会出现了。
许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姨爹开口：“以后我走的时候，你们连江葬都不用，就在小区里挑一棵树，把我的骨灰埋在树下就好了。”
大家怨责他乱说话，吵吵嚷嚷之间，凝重的气氛好似被撕开了条口子。妈妈和姨妈说起，江葬是舅舅在病重的时候，就已经向她们叮嘱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念头很浪漫：或许，沿着江水，舅舅会路过他儿时的故乡，去看看他的妈妈。然后，随着江水去到海洋，环游世界。那以后，细雨敲窗可以当作是他的探望，路过每一条河流和每一片海洋时，当水流涌过脚背的时候，也许都可以是我们的重逢。
但妈妈说，舅舅考虑的可能是一些更现实的因素，在他的欲言又止里，大概有着许多未宣之于口的思虑：扫墓这件事，身体不好的舅妈大概是指望不上了；而君表姐，他的女儿，已在美国定居近三十年，随着日后在国内的牵挂越来越少，回国的次数大概也会越来越少；至于我们这些近亲的小辈，二代三代之后，“遗忘”恐怕才是现实的常态。
所以，大概倒不如归去长江中。对于从小就在江边长大的孩子，对于一辈子与长江相伴的人，沉睡在江中，或许只是回到了来处。对一生清醒克制的舅舅来说，这个决定或许是他难得一次的诗意和洒脱。
2
舅舅是在2022年春天时发现身体有异样的。最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格外在意，包括舅舅自己。大家都说：“只是颈间的一个小肿块，割了就好了。”
但病情的严重程度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竟是一种罕见的细胞瘤，罕见到几乎寻访过的每一家医院，都迫切地挽留舅舅在他们那里住下。死亡这件事，就猝不及防地跳到了众人眼前。
医生们经过几番漫长的会诊与研究后，终于制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化疗与放疗轮番上阵，一种又一种的药物走马灯似地交换尝试，以期能控制住肿瘤的疯长。第一轮治疗进行了半年多之后，渐渐起了效果，舅舅脖子上的肿块慢慢消减了下去，那年11月底，医院说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让舅舅办理了出院。
半年的时间，若是寻常日子，许是一晃而过，可在病房里，却是格外煎熬。舅舅住进医院的时候是春末夏初，待到结束漫长的治疗出院回家时，已经是冬天了。
舅舅出院后，我去探望，他的气色很好，虽然面庞上仍见憔悴，声带依然沙哑，但整个人都神采奕奕的，仿佛劫后余生。他如一个打了胜仗的勇士一般骄傲，开始张罗着自己买菜做饭，与我兴致勃勃地讨论开春之后的旅行计划。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的浪头翻云覆雨，在那次我与舅舅的见面之后不过两个月，肿瘤就又复发了。“卷土重来”这个词，往往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鉴于病情复发间隔极短，症状来势汹汹，从科室主任凝重的神情里，我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了一个事实：舅舅这一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影像中，新生出的肿瘤太大，几次穿刺都无法成功，尝试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医生叹了口气，放弃了探查：“现阶段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手术方案了，只能先用放化疗看看能不能缩小肿瘤，之后再走一步看一步。”
很多年前，我曾生过一场病，当时手术很成功，但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放疗需要排期到半年之后。等待对当时的我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我焦虑于放疗真要拖那么久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失望于原本已快见到胜利的曙光却又被拉扯着陷入种种不确定的风险之中。十多年过去，我仍可以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忐忑、无助与失落，甚至隐隐的绝望。此刻我看向舅舅，很想问问他是否也和当年的我一样的感受，可是我问不出口。
我们这一辈人，大概都与长辈们有着一种略显别扭的相处方式——明明很爱彼此，却始终无法坐下来，面对面敞开心扉去聊聊心底最深处的脆弱，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关心。不光是我无法询问舅舅此刻的心情，所有的亲人都围绕着他忙前忙后，可没有谁好意思停下来，拉住他问一问“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更没有人想着给他一个拥抱。
我曾懊恼于自己没有能给到舅舅更多的安慰，但直到他离开之后，我才想清楚一个道理——哪怕我在当时翻出心底最陈旧的往事说给舅舅听，其实也无法生出更多的力量和作用的。
事实上，在遭遇重大痛苦的人面前，没有谁有资格说一句“我懂你”。痛苦从来注定就只有自己一力承担，旁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感同身受。那轻飘飘说出口的“我懂”，在当事人看来，大概也只是一句虚妄的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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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治疗相较于上一次，变得更加艰难。病程发展到后来，肿瘤其实已经不是最致命的因素了，种种危急的并发症凶险无比，每一次医生都会告知我们：“这一关，能不能挺过去，就看运气了。”
那是医生们试图说出他们已经无计可施的暗示，所有人都清楚，死亡之于舅舅，大概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但舅舅的求生欲和意志力，纵使是见多了生死的医生，也会感慨一句“少见”。医生曾和我们说过：“病人非常配合，也非常坚强。很多非常难受的检查，他都一声不吭坚持着做下来，打针吃药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印象里，舅舅只在我面前喊过一次疼——那次我去看他，他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了，人躺在床上，浮肿虚弱，面色苍白枯萎，早已不复之前的白净丰润。闲闲碎碎聊了几句，他最终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腰那里好疼。”之后，只悠悠长长地叹一口气，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我知癌症晚期的痛是几乎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的，但这么久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喊疼。那声浅浅的叹息，更让我难受，我敏锐地揣测出那声叹气后所蕴含的话，却不敢去求证。
在舅舅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无论是那些复杂难挨的治疗，还是癌症本身的疼痛，都没有让舅舅发出比呻吟更大的声音，最多，就是一声绵长的叹息。从小到大背负过太多苦难的舅舅，把坚强和忍耐也带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3
专家们多次会诊都判定回天无力之后，开始试探着向舅舅传递一些信息：
“趁你女儿回国，把重要的事情都交代清楚啊。”
“银行卡密码这些，一定要记得告诉亲人，不然就很麻烦。”
诸如此类的旁敲侧击，当然是出于善意，但病人如蛛丝般纤细敏感的神经，也是不会错过其间发出的讯号的。
这样的情境反复几次之后，舅舅的情绪肉眼可见地有了崩塌的迹象。
“希望”是一件格外珍贵的东西，也许很多奇迹，只能依赖于“希望”的存在。从住院开始，我们就在猜测，舅舅是否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况？医生和我们，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正儿八经地去告知过他病情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不过，也没有刻意将肿瘤弱化成一场小病——毕竟，如此大张旗鼓的治疗阵势，瞒也瞒不过去的。
此前舅舅或许正是一直抱着模模糊糊的希望，靠那微弱的希望支撑着，才能咬牙挺过一场场艰难的治疗，闯过一次次鬼门关。我们谁也无法判定，医生那些出于好意的叮嘱，是否会加速舅舅精神支柱的崩塌，亦或者，那只是病情进展到无路可退的自然结局。
我想起一个古老的辩论题目：“面对绝症病人，究竟该隐瞒还是该告知实情？”纷纷攘攘争论许多年，从来没有人能给出绝对正确的答案。似乎没有谁能知道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面对死亡的姿态，在亲人走上这条没有回头方向的路径之后，也没有人能逃脱懊恼的追击：“如果当时……，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
舅舅在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长文，似自传，又似结语。他在信里详细交代了身后事，细致到遗产如何安排。但直到真正直面死亡的时候，我们依旧不能确定地判断出，舅舅有没有想过这一次自己可能会死去。
这是一个谜，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在内心深处，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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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舅舅去世的前几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让我找时间再去看看舅舅：“前天昏迷了一次，很艰难才抢救回来，可能就这几天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发闷。
那个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到病房的时候，舅舅似乎已经有些认不出我了，失神的视线对焦了好一会儿。我立在床前，想了想，又拖了把椅子坐下，摆出想多说说话的架势，可纵使平时能言善道，此刻却搜肠刮肚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每个词、每句话，在说出口前都要斟酌好几番，总担心不合适，索性就不说了。
毕竟，能挤出的全都是废话和谎言：“舅舅你气色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下次我给你带来。”“现在天热，住医院里挺好的，过两个月凉快了再出院回家。”……
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舅舅你现在疼不疼？怕不怕？”“舅舅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有想要嘱咐我们的吗？”“舅舅你能不能再坚持坚持，我想我们会舍不得你。”……
可是这些话一句都说不出口。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但死亡这一课，无论练习多少次，我都没法好好学会。
舅舅那时已经很虚弱了，但他还是一字一句认真地回应着我的废话，我看得出，他在强忍痛苦，不忍心再让他说话。可沉默下来的病房里，却是更难以忍受的寂静——我有点想逃。
第二天我就要出差，我知道那大概将是我和舅舅的最后一面，但直到离开，我也没能把那些想说的话说出口。
出了病房，儿子才开口问：“妈妈，舅爷爷的病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只忍不住轻轻责备他：“刚才在病房，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舅舅向来疼我儿子，以前一老一幼，一旦凑在一起，就飞机大炮聊个不停。但或许是青春期男孩子特有的情绪和沉默，或许是儿子现有的认知无法支撑他去面对这样的情境，每次来医院，他都只是凝重地沉默着。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开口对儿子说：“说不定，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舅爷爷了。”
孩子的眼底这才浮现出显而易见的惊慌和懊恼：“妈妈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我也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应该提前告诉孩子实情，这样，或许他不会在茫然无措中错过本该可以说的告别。
4
我是在舅舅离开后第二天清早6点才接到的消息。问问舅舅走的时间，是头一天的晚上9点，算一算，那时我已经出差回来进家门了。
我微微责怪妈妈：“怎么当时不打电话通知我？我是来得及赶去医院的。”
妈妈没说别的，只说：“怕你没到家，路上着急。又怕你刚回来就赶去医院，太累。”
我无法再多说什么。
之后在殡仪馆等着火化的时候，姨妈试图拿出她的手机，调出那天晚上的照片给我看时，我妈妈轻轻拦住了她：“别给她看了。”
我明白了，所谓怕我没回家，怕我累，或许是真的，但更多的原因，大概其实是妈妈不希望让我去直面那赤裸而残忍的死亡现场。
是的啊，想一想，其实我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应付那样的场面。
可是，那终究是我的遗憾。只是，遗憾又何止此次？之前原本有那么多的时间和机会好好告别，我都错过了，狼狈而仓促。我曾以为我们会拥有比上一辈人更达观的生死态度，也曾以为我们能更勇敢地谈及和面对生死。但事实上，只有亲历时才能发现，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豁达。我们好像总是迷茫在生与灭的模棱两可之间，永远难以做好万全的准备。
而死亡这一课，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考卷。如何坦然地面对，如何体面地告别，我们似乎一直没能好好学会。父母那一辈如此，我亦如此。
舅舅的追思会很简单，简单到甚至有一些潦草。从美国回来的君表姐和丧葬公司商量的流程中，跳过了“回家”的环节，通知大家出殡当天早上统一在医院门口集合，直接出发——亲戚们或许在心底多少有些微词吧，但我们家有个不错的传统，就是对其他人的决定和安排，大都不多置喙，甚至连低语的质疑都没有。
可我还是有些难过——舅舅在生病前，刚刚大动干戈将旧屋重新装修了一遍，点点滴滴都是自己精心设计，反反复复和施工队沟通确认，临到最后，却没法再看一眼那个家，他应该很舍不得吧？
我妈不知是安慰我，还是为君表姐开脱：“她在国外太久了，对国内的这些传统已经没有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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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前半生颠簸坎坷，吃了不少命运的苦头。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他，经历过战争、饥荒与社会的重大颠簸，跌跌撞撞，好多次都是命悬一线，挣扎着才能活下来。他的人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才渐渐舒展开来的。
1998年，君表姐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毫无悬念地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名校的奖学金，前去大洋彼岸攻读硕士。之后，她的人生一路高歌猛进：顺理成章地读博，拿了很多很厉害的证书；博士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再后来，拿绿卡、结婚、从美国中北部搬家到了纽约；在纽约，又换了另一份极好的工作，做到了当地华人职位的天花板。
女儿这般鲜花锦簇的人生，也是多年来舅舅引以为傲的精神支柱。表姐出国的时候，舅舅刚刚年过半百，尚还在工作和生活的泥沼中蹒跚，女儿的优秀对他来说仿佛一针强心剂，衬得周围的琐事与烦恼都不值一提。
那时我还年少，不懂其间意味，只记得家里人都说，“你舅舅这是熬出头了”。大家对舅舅一家是满满的羡慕和崇拜，却没有人提及，君表姐这一走，也意味着此后两代人长久的别离。在之后二三十年的光阴里，君表姐回国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十次。
我曾经一直以为，即使女儿长年不在身边，舅舅也是不寂寞的。退休之后，他被原单位返聘，此后一直工作到近七十岁才彻底养老。之后，他开始走走停停漫游世界，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过一次女儿，后来念叨了好几次想要再去一次，却也迟迟没有出发。他也不急，总说来日方长。
2022年年初舅舅第一次入院，正是国内疫情封控最严的那阵子，君表姐在国外鞭长莫及，舅妈身体不好，也没法照料，治疗期间绝大多数的日子里，病房里只有一位护工陪着舅舅，从早到晚，从春到冬。
待到2023年春天舅舅再次入院时，封控已解开，中美的航线也早已正常，但君表姐能回来的时间终究有限。从舅舅三月复发到八月离世，君表姐赶回来两次，每次留在武汉的日子不过十天——当然，算上路程与中转时间，还是花费了她不少时间。我们明白，那已是资本主义老板能给予雇员最大程度的照顾了。
5
君表姐去年三月回国时，一切都仓促忙乱。我曾以为，她会日日守在父亲床边，照顾也好，陪伴也好，毕竟，那大概是他们父女俩极短暂的最后相处时光了。
但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也意识到，那些子女寸步不离、守在至亲床头的剧情，大概是电视剧里才能虚构出的静谧。
事实上，君表姐回来后的日子，忙得像陀螺。她要和医生讨论治疗方案，要处理房产遗产公证等等琐事，要抽出时间陪伴母亲，要忙里偷闲去见许久不见的故乡旧友。十三个小时的时差，把她与儿时家乡隔成了两个世界，难得一次的返乡，若是时时守在父亲病床前，于她而言大概是一件太奢侈也不现实的事情。
之前君表姐问过我：“家里的房子，写的是我爸的名字，那以后若是作为遗产由我继承，中间恐怕有很多麻烦。听说现在有遗产税是吗？还有就是，我现在国籍是美国，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会更麻烦，是不是应该现在直接过户给我最好？”
我摇摇头，说不太懂，建议她还是找专业人士去打听。
君表姐和舅舅聊遗嘱和房产的事情时，我正好在场——父女俩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事情总归是要去聊的。
君表姐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思忖半晌，才走进病房。我陪着她进去，帮着把舅舅的病床摇至半高，和舅舅说了几句病情进展和医嘱后，就退了出去，然后倚在病房的门框旁，远远看着他们父女俩。隔得太远，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看向舅舅，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也一直没有出声，唯一能注意到的，就是舅舅的双手始终捏在一起，无意识微微用力的样子。
我心里全是恍惚。从理智上来说，君表姐说的做的确实都很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味伤春悲秋哭哭啼啼，显然是毫无意义，要做的就是冷静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治疗方案也好，财产继承也好，身后事也好，所有的麻烦都不会因着逃避或忌讳就消失不见，更何况，君表姐回来一趟不容易，势必得争分夺秒地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初春的风还是有些尖利，吹得窗户哗哗作响，发出“框框”的声音，让病房里偶尔的沉默显得不那么尴尬。我看向舅舅，他靠在病床上，依旧表情模糊。有一缕头发耷拉到他眼睛旁边，看得我难受，几次想上前帮他把那缕头发理上去，但舅舅始终没有管它。
我记起来医生反反复复和我们说过的，舅舅对治疗极其配合，看得出对生存的渴望非常强，让我们多多鼓励他。我尝试着把自己带入此刻的舅舅——在自己还有极强求生欲的时候，却不得不和女儿面对面讨论着自己的身后事，想来，应该不会是一件令自己愉快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的鼻头有些酸胀，脚尖升腾起一丝冰凉，即便理性上认同君表姐的处理，心底还是有个小小又尖尖的、不懂事不争气的声音冒出来：“还是好残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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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君表姐六月的第二次回国，一切都从容了许多。
离女儿回国还有大半个月的时候，舅舅就开始频频向我说起：“你君姐姐马上就要回来了。”性子内敛的舅舅，表情向来都是平淡的，但语气的热烈程度，还是暴露了他心底的激动。他应该清楚女儿如此频繁而大张旗鼓的奔波意味着什么，但也许是思念早已代替了恐惧，他顾不上想那些事了，掰着指头等女儿回国的日子。
那是他那几个月里状态最好的一段时光。
君表姐回来后，有次我去医院探望，正遇到她们父女俩独处。护工很体贴地离开了，舅舅半闭着眼睛斜靠在床上，君表姐坐在床尾低头摆弄手机。夏天的阳光隔了玻璃依然是浓烈的，射得病房有些热。君表姐起身想挪一挪凳子，一抬眼，看到了我。她连连喊我进去，三人热络地说了好一阵子话，我便匆匆离开了。临走时回头看一眼，病房又归于沉寂，安静得像巨大的冰山，似乎我的到访，只是一粒惊起涟漪的小石子。
舅舅向来言语不多，回去的路上，我努力想象他和君表姐在闲暇时会聊些什么，想象了很多，却超不出那些日常琐事与对未来的叮咛。时光像一团揉得皱巴巴的纸，当你试着将那些褶皱抚平展开时，才会发现其间的间隙比想象中更跌宕漫长。或许，即使亲如父女，在长久的分别之后，有些陌生却也是会不动声色地滋长。
好在死亡留给了他们父女俩还算足够的准备与告别的时间，让彼此能最终去接纳分别与消失。
君表姐在那次回美国前，叮嘱我妈：“等到医生下通知的时候姑姑你再告诉我吧，在那之前，可能真的没时间再回来了。”
我妈沉默着点了点头，我的心跟着微微揪了一下，这很残忍，但人生或许就是这样子。
6
出乎我意料的是，待到舅舅去世之后，君表姐回国的次数反而勤了一些，隔几个月就会回来一次。之前我没理解，后来才明白——她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自己父亲的遗物。
其实舅舅的很多东西，已经早一步先处理过了。
舅舅生前除了自住的老房子，还有一套闲置的空房。那套房子购于90年代末期，舅舅是想把它当作未来送给女儿大学毕业的礼物，可购入不久后，君表姐就出国了。也许在舅舅最初的设想中，女儿在美国读完研，会回国找工作、定居，阖家团圆，共享天伦，达到他心目中的圆满。然而露往霜来，所有人都渐渐意识到，君表姐是不可能回来了。
亲戚们劝过舅舅，那套房子，要么卖掉，要么出租，可舅舅全都摇着头拒绝：“这套房子，就是君君在中国的根，她若是一直不回来，房子就一直空着也没关系，可万一哪天她要是要回国了，家里不能没有她落脚的地方。”
于是，对这套房子的处置，大家就都不再多嘴。
君表姐刚出国那两年，舅舅每隔一阵子就去那套房子瞧瞧，擦擦浮灰，检查一下水电，仿佛希望那房子像一个士兵一般，以最好的姿态迎接女主人回来时的视察。星霜荏苒，舅舅去那套房子的间隔终究还是越拉越长，从一周一去，到一个月一次，再到后来，只是偶尔去一去了。
君表姐后来几次回国，都没有去住过那套房子，她笑着对我解释：“还是习惯了住酒店，而且那房子很多年没人住，还是太麻烦了。”
于是那套房终于正式闲置了下来，舅舅把很多自己不常用的珍藏，都放在了那里。我曾以为这套房子会如图腾一般一直被舅舅留存，然而在他病情越来越严重、医药费渐渐难以支撑之时，终究还是被卖掉了。
房子易主之前，妈妈给我打电话，说要我有空就和她一起去一趟：“你舅舅说要我们先去看看，有什么看中的东西就拿走。”我陪着妈妈去了，那套房子虽然一直空置，但被舅舅打理得清爽整洁，里面的物件也大多是舅舅的心头好。
自己上一次来这里大概还是十年前，那时心血来潮陪舅舅来了一次。当时我对着书房里满墙满壁的精装套装书眼冒红心，舅舅见我的馋样，笑个不停：“等洋洋（我儿子）能识字了，这些书你随便挑，够他看到大学毕业。”
病重的舅舅还记得那时的承诺，叮嘱妈妈转告我：“看中的书就都搬走吧。”可我却只能摇了摇头：家里的物件越来越多，房子越住越挤，自己买的书都堆不下了，实在是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容纳其它了。妈妈曾经很喜欢那房子里的一对古色古香的大花瓶，她那天犹豫了许久，也还是放弃了：“太大了，家里没有地方放。”
我们在房里转了几圈，最后空手而出。锁门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心头被一阵虚无感击中——我知道，不久之后，舅舅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收藏，大概率躲不开飘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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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那套闲置的、归置整齐的“新房”相比，踏入舅舅一直居住的老房子，才更像一个没有施害者的灾难现场。直到舅舅走后，我们才恍然发现，那间没多大面积的老房子里，居然存了这么多东西。
我随手翻开抽屉里的一个小记事本，上面细细碎碎记着许多：
星期几，天气如何；
院子的桂花开了；
中午去家旁边新开的餐厅吃了一顿很满意的午饭，花费了130元钱；
去到江边散步，遇到了一只很漂亮的小鸟；
……
我一页一页翻着，纸上都是舅舅曾经真真实实度过的时间。它们和舅舅衣柜里买回来还没拆封的衣服，药箱里没吃完的药，落在抽屉里的超市小票一起，全都即将随风飘散。从此，世界上不会再有这样一个人了。
和那套房子里垒得整整齐齐的精装书不同，旧房子里的一堆堆书要生动得多。每一本书都用牛皮纸包着书皮，写上了书名，纸质都已发黄发脆，边角却没有一丝折痕。我一本本看过去，有积攒了很多年的杂志，有画册，有英文字典，有剪下的报纸装订成的册子，也有我很多看不懂的晦涩的专业书，还有棕色封皮的莎士比亚全集。
再往里翻，还翻出了君表姐读中学和大学时的课本和作业本。
我不知道在那个逼仄的书柜里，舅舅是如何腾腾挪挪的，哪怕过了30年，他也依然要坚持留下那些女儿早已用不上的旧物。
随意抽出一本书翻开，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舅舅细细的笔记和划线。那些笔记，规规整整，一字一顿，钢笔墨水隔了年月，在已经发黄的旧书页上沁开。一本书里夹着几张黑白照片，是舅舅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在天安门前的毕业合影，落款上记着时间，“1970年7月”。
舅舅当年读的是北京一所很知名的大学。他在我小时候说过很多次，要我考去那所学校和他当校友，不争气的我没有实现他的期望，他又转而将期待讲给我的儿子。在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说话都已经很费力了，可在我们去探望他时，他还是会拉扯着我儿子，叮嘱孩子要好好学习，努力考上他的母校：“我们学校特别好，校风尤其正，你在里面可以实实在在学到很多知识的。”
我是在成年之后才意识到六七十年代就读那所大学的难度，以及舅舅和他那些校友们的含金量的。我也曾想过，为什么自己在小时候一直不懂得舅舅的厉害？思来想去，大概还是舅舅一生清廉，从没让亲人甚至自己的妻女得到过些许超过自身应有福利之外的优待，连君表姐去美国读书前几年的生活费，都是他勒紧裤腰带挤挤挪挪省出来的。又或者，是舅舅太低调，上班下班，走路买菜，唯一称得上享受生活的，也只能是退休之后爱上的旅游。他的一生，似乎脱不开沉默、谨慎、清高的底色。
从书里掉出来的另一张黑白合影里，是舅舅与另两位好友。年轻的他戴着黑框眼镜，三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并排站着，手齐刷刷背在身后，侧对着镜头瞭望远方，是当年最流行的拍照姿势。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
我们谁也不认识照片上的另两个人，他们也没有出现在舅舅的葬礼上。不知道同样年近八十岁的他们是否还安好，他们的书柜里，是否也同样珍藏着这张照片？
我与舅舅相处四十年，却从未完整了解过他的过往，如今他的一生在我面前展开，各个片段与碎片里的他，拼拼凑凑也无法完成一幅完整的拼图。我似乎才刚刚涌出对舅舅人生的更多好奇，却永远不能和他再说上一句话了。
7
舅舅家里留下最多的，是酒。
舅舅其实不怎么喝酒，最多在聚餐时小酌二两。但生前人情往来，他也攒下了不少酒，茅台、五粮液有好多瓶，其它的好酒也有不少。这些酒，舅舅全都没舍得喝，它们被堆在屋子的最深处，酒盒上积着厚厚的尘土。
爱酒的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心思，要把那些好酒，留到最重要最特别的时刻，才舍得打开来喝？可是，究竟什么样的时刻算得上是值得开一瓶酒的时刻呢？舅舅这一生，有多少曾经想打开一瓶，最后想一想，又缩回手的时刻呢？
时光有限，命运无常，那些宝贝着珍藏着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猝然变成了遗物。君表姐把酒分给了姨爹和我爸，之后没多久，他们便借着“过中秋”“过生日”“过年”的名头，分着喝完了。
剩下的就是处理各种杂物了，对于君表姐来说，这些恐怕才是最头疼的。她二十二岁去到美国后就极少回家，如今她已经快五十了，即使频繁与父母视频通话，但她人生的半程，始终与父母真实的生活是隔着那么一条线的。或许只有这次整理遗物，拾起那些从没认真出现在她视野中的照片和物件时，才能帮助她对消失的那段时光的加以想象，一点点构建起活生生的父亲吧。
这是一个繁琐而巨大的工程。君表姐告诉我，进程推进得极缓慢，所以她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请假回国。
舅舅在阁楼上有一个小工作间，他的大部分私人物品都在那里。表姐跟我抱怨，说那个工作间居然没有空调，冬日酷寒，夏日闷热，导致她的整理工作常常坚持不了多久就得暂停。我看向她，其实想问，让她暂停的，究竟是气候还是其它。但话语百转千回，还是没法说出口。
她又说起照片——舅舅爱好摄影，因着年轻时的习惯，总要把数码照片洗印出来，工作间里的成品照片堆了大大一摞。表姐对着我，似是询问，又似是做了决定：“这么多照片，我肯定没法带去美国，所以我决定翻拍成电子版，然后存到云盘上。”停了停，又补充一句：“我就只拍人像了，人像都有很多很多了。那些花啊，风景啊，就算了，肯定拍不过来。”
她其实不必这么半带解释的意思的，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虽然我想告诉她，舅舅对那些风景和花的喜好，并不比对人像的少半分。但我深知整理这些物件的工作量，何况，父女之间的交接，外人也不该插嘴。我们虽是表姐妹，但年龄差距不小，加上自小分离、聚少离多，其实并没有让我生出更深的情谊和默契，去给出更多超过边界的建议，也无法让我们炸开那层层掩住的厚厚表层，去探究对方是否有深藏的伤疤，再试图给予安抚和拥抱。
可以预想的是，那个小小的阁楼，终究有一天会被清空。能被君表姐随身带去大洋彼岸陪在身边的，大概只会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东西，会被不留情面地视作垃圾扔掉。
8
舅舅火化那天的情景，在我的心里已经渐渐有些模糊。我们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赶到医院门口，太早了，殡葬的大巴车都还没到。我跟大家提议，去吃个早饭吧，谁知道下一顿饭能几时吃上。
医院旁边的早餐店也开得早，里面挤满的都是人：抱着希望的人；绝望着却决定与命运死磕的人；或者还有我们这样预备着告别的人。
但不管怎么样，饭总是要吃的。在大锅里蒸腾出的白气里，在一碗碗新鲜掸出的面条里，才能渗出一些真实感。
吃完东西，坐上大巴车，不知走了多久，路越来越窄，我把车窗打开，热浪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天很晴，有微微的风把车头的白花吹散了一点。
原本设在城市二环的殡仪馆早已迁到了郊区，原本的地界成了繁华的居民区，密密匝匝的新盘拔地而起。刚开始，本地人多多少少还有些忌讳，不愿买那里的房子，甚至暗地笑话不知情的新城市人：“买那里的房子，不怕晚上睡不着？”但随着过去十年房地产一路飙车，之后再少有人有此般的说辞了，更多的土著开始洋洋得意地在亲友间显摆：“买了一套房，在二环呢，对对对，就是原来火葬场那个地块。”
情绪也好，悲伤也好，忌讳也好，害怕也好，在生存面前，总是如天平另一端，微微塌下来一点。
我上一次踏上这段路，还是2015年，送走了外婆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祖辈了。与祖辈，与上一辈，仿佛每说一次再见，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长大的过程里，我们一直在告别，熟悉的房子，曾经亲密的朋友与恋人，许多以为会刻骨铭心的事情，都在渐行渐远。其实，远去和死亡是一样的，只是不如死亡那么横冲直撞罢了。学会说再见，也是长大的一部分。
本来特意约定要早些去殡仪馆的，为的是想赶上第一炉，但终究没赶上。没有人有心思去与殡葬公司争辩，人在这个情景里，似乎宽容度都会高出很多。
在外等候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尚还困在早起的疲惫和沿途的奔波中，哀伤的部分仿佛被冻住了。我们在户外花树边的石凳上坐下，百无禁忌，许久未见面的亲戚还能说说笑笑寒暄几句，只有偶尔从内场爆发出的嚎哭声，让人倏地回到现实。
仪式是生人对离开的人最后的告别，此刻，虚情也好，真意也好，都化成哭声和沉默，纵然离开的那个人看不到也听不到了，也算是个体面的结束吧。
遗体告别很简单，工作人员朗声宣读着流程，我们只需跟着执行。站在告别厅外等着进去时，我心里突然有股慌乱涌上来。不是害怕，事实上，一丁点害怕的情绪都没有，我知道自己只是有些不知所措。等到围着遗体转一圈最后告别时，我很想快步走过，刻意不去看舅舅，大概是觉得只要没看那一眼，后面的许多事情就不会存在。
但我还是听到姨妈低声嘀咕了一声，说：“妆化得真好啊，又是生病前的样子了。”
临出去时，我妈和姨妈终于还是崩溃了，她们扑在门口落泪，嘶哑着嗓子喊着“哥哥”，我们过去试图搀起她们，却怎么也拉不动。
很快，其他人的哭声也加了进来，高高低低，有嚎啕有呜咽，但仍压抑自持，仿佛担心打扰到别人，那些声音如霰弹一样撞向我。
我之前一直强忍着眼泪，大概是不习惯在公共场合哭泣，但身边的哭声砸过来，结结实实，没有人能躲得开。
半扶着妈妈，我走出了这个房间。出门后，我回头隔着玻璃又看了一眼。
入炉了，大家站站坐坐，走来走去，等。有长辈亲戚憋不住要抽烟，溜了出去。只有电子屏上闪烁着名字，告诉丧属，逝者距离化成一抔灰尘还有多久。
外地赶来的亲戚聊起昨天在武汉吃的一顿小龙虾，说那家店好吃，虾特别新鲜，红彤彤的全虾宴，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亲戚继续感叹：“早几年我退休时，好多人劝我，说再做几年多好，可以多挣点钱。但退了这些年，倒是开心得很。戒了烟，但戒不了酒，闲来小酌几杯，儿女也不再劝阻了。”他顿了顿，总结般说了一句：“每一天过的日子，才是自己的。吃好喝好，比什么都好。”
亲戚家的女儿悄悄跟我说几句，说她父亲前两年的时候是受了些刺激的——一个年纪相仿的老朋友，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一个老帅哥，退休之后返聘，在单位突然有一天就心梗了，鬼门关上抢救回来，之后就坚决不回去上班了。此后，老哥俩成天嘻嘻哈哈下棋喝酒，其余的什么也不说了。
人生走到了尽头，就是一坛子灰，道理人人都懂，只是切身经历时，感慨才会多多少少偶有不同。
9
舅舅的离世，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山间暴雨，匆匆下，匆匆走。几十年的辛苦与操劳，如山间被冲散的石块，卷入溪流，看似厚重，却一下就没了踪迹。
亲人的离去意味着什么？你和他在人生的某个时间节点是绑在一起的，删除了他，也就删除了一部分的你。撕碎与割裂之后，断了和他的那部分链接，就好像某一部分的你也失去了。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对世界和生命充满好奇，只觉每条延伸出去的路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世界的尽头就在路的两侧。然而年岁逐增，渐渐丢掉好奇心，开始认识疾病、认识衰老、认识死亡，慢慢发觉我们大多数人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似乎永远在徒劳地对抗，艰难地消化。
待到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舞台的灯光熄灭，所有绚烂多彩的道具终会一一被黑暗吞没。
年少时读李白，“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读时只觉豁达洒脱。长大后，却喜欢上了他的另一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接受所有的遗憾，接受人生本就如此，然后告别。
不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