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三湘大地上飞驰，车窗外，群山起伏。冬末春初，山体上的植被大多泛黄，常青植物以顽强的生命力和对早春的呼唤，在大片枯败中泛出点点绿意。离部队越来越近了，赵小岳的心早已飞到军营里。自从前天晚上上火车，他的头脑一刻也没闲下来。考虑最多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打仗？有可能。进入八十年代，南疆的烽火并未消失，老山、法卡山小规模的战斗一直在持续，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有其它紧急任务？说不准。军队的职能决定了军人必须随时如箭在弦上，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除了这些，和平时期最常见也最怕见的就是出事了。难道自己的连队出了问题？对这一点，他还是有几分自信的。当连长一年多了，近百名士兵的情况，都清晰地储存在他的脑海中。他体会到，带兵管理其实全在于把握。什么是把握呢？
首先基于对部属的了解，如数家珍般的了解；然后是掌握规律，就像对坦克车的养护，什么时候该润滑，什么时候该紧定，什么部件多少摩托小时该更换，一切都分门别类，清晰可触；最后是定时定量，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所以，自己的连队即使出事，也不会出大事，更不至于团首长在大年前夕用急如星火的方式将自己提前召回。马木兰的事，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报呀。到团里后，第一先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第二要抽空给她好好写封信，化解误会，重归于好。历史上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但现实中两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靠得住的，对此，他有十分把握。
东想西想、昏昏沉沉之中，火车到站了。车站离军营还有四十多公里。今天是年三十，火车站门可罗雀，原本开往军营方向的乡村小巴士，早已停开，赵小岳只好步行。半路上，身后开过来一辆农民买年货的手扶拖拉机，他回转身，招招手，农民停车，友好地请他上车。赵小岳爬上车斗，坐在高高码起的麻袋上。
进了营区大门，他直奔团部办公楼。在参谋长办公室外定定神，喘口气，大声喊报告。李大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喜出望外，连忙大叫：“进来。”赵小岳进屋，两人互致敬礼，握手。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我还准备派车到车站接你。”
“不用了，谢谢参谋长的关心。有什么任务吗？”
李大剑示意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八连出事了，一天之内连出三件事。第一件，连长于天带着通讯员拿着手枪去山里打野兔，上午九点三十分，把一个砍柴的老百姓误伤了；第二件，指导员黄晋冀私自派车去兴隆镇，接老婆到连队过年，去的路上让驾驶员教他开车，十点零八分，把车开到路边沟里，他和驾驶员都不同程度受伤；第三件，连队两个主官不在家，战士全部放了羊，中午为分菜，山东籍的十七名战士和辽宁籍的二十九名战士在饭堂打群架，除了没有动枪动炮，其他一切能用的家伙都用起来了，影响极坏。”李大剑说话抑扬顿挫，条理清晰，干脆利索，和他演习时分析敌情、部署战斗任务一样。这一点，赵小岳最佩服，自己耳濡目染，也受到影响。
八连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于副团长曾担任过连长，边疆战斗时李大剑和赵小岳都在这个连队立下战功。说来也巧，现在的连长于天就是于副团长的二儿子，比赵小岳早当三年兵，四年前由东北调到坦克团，成了离家最近的家门口干部。前年六月，八连从团部营区调到二百公里外的大瑶山，那里有一个军区后方指挥所，平时团里轮流派一个连队看守、维护，两年一换。那里地处大山腹地，条件恶劣，交通极为不便。团党委根据于副团长的请求，将他儿子由三连调到八连任连长，放到深山老林里锻炼锻炼。
“哪天出的事？”
“二月八号。”
二月八号？赵小岳暗自盘算，不就是腊月二十五嘛，自己和马木兰文德桥头谈古论今，最后闹了一场误会，不欢而散，不也是那一天吗？
“现在呢？”
“事发后，我陪团长、于副团长立即赶到八连，大致了解了情况，把受伤的人安排送进医院，责令于连长回团停职检查，留下军务股雷股长临时看守，我们今天凌晨才赶回来。在八连，我们几人开了个小会，觉得连长指导员都不宜再待下去了。尤其是那个于天，从小住在团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就调皮的要命，翻墙头、砸玻璃、恶作剧，还和警卫排的战士打架。于副团长对他倒很严格，也没少揍他。可长大了，还是那样，懒懒散散，只能享受，不能吃苦。据了解，自带连队进山后，整天拿着他爸爸的双管猎枪去打猎，到头来，发展到敢动用武器去打兔子。我早就看出，这小子迟早非出事不可。”
李大剑喝了一口水，接上刚才岔开的话题：“从我们平时掌握的情况和这三起事故看，八连建设急剧滑坡，先进连队徒有虚名。我们把全团连职干部逐个排了一遍，发现只有你去当这个连长最合适。你到五连一年多，把个后进连队改变了面貌。和在家的几位领导通了气，所以打电报让你回来，立即上任。至于指导员的人选，等政委休假回来后再定，你先抓起来。你看还有什么想法？”
“没想法。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力完成任务。”赵小岳眼睛发亮，手心出汗。他喜欢迎接这种挑战。记得一年前，团党委研究提升他任连长时，李大剑曾私下里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确提出，最好不去先进连队。躺在前人栽好的大树下乘凉，守着别人创下的牌子享福，没劲；要去就去后进连队，从零开始，大刀阔斧，施展才华，像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一样，拼搏一番。从一年的实践看，他初步取得了成功，所以他对去八连充满信心。还有一个使他有信心的理由是，丁铁柱在八连任副连长，毕竟曾在炮火硝烟中并肩战斗，又是军校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同学。
李大剑又分析了八连的现状和容易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后，说：“你上任后，绝不能手软，要实事求是，秉公办事；要揭开八连的盖子，深挖根源，狠抓整顿。否则，你也会在八连倒下去。”
对李大剑的肺腑之言和经验之谈，赵小岳觉得十分在理。在他的思想深处，一直把李大剑当作自己为人处事干工作的楷模。几年来，他像兄长一样，处处关心爱护自己。尽管赵小岳对他模仿巴顿、热衷西方军事家那一套，有自己的保留看法。
李大剑说完了，看了看手表，说：“我们到团长那去一下，听听他的指示。”
两人来到三楼团长办公室。颜团长拍着赵小岳的肩膀，连连说一路辛苦了。李大剑简要汇报了刚才与赵小岳的谈话情况，并建议下午让赵小岳回五连把工作交代一下，过个年三十，明天一大早，派车送到八连。颜团长点头同意。
赵小岳说：“请团长作指示。”团长摆摆手，和谒地笑道：“没什么指示，大过年的，不要客气。”他思忖了片刻，眼睛望着赵小岳，语调平缓地说：“八连出了几个问题，我们当领导的也不要大惊小怪。出点事，总是难免的嘛。我们应该看到，八连是我们团的老先进，是一个从解放战争的战火中诞生的英雄连队，边疆反击战又再立新功。几十年来，保持了荣誉，我们要倍加爱护和珍惜。问题是有，也出了，但总是前进中的问题嘛。李参谋长，你说是吗？”说完，颜团长把脸转向坐在一旁的李大剑。
让赵小岳感到意外的是，平时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的颜团长，今天讲话怎么这番味道？这不是他的一贯作风。探家前，团里风传，说团长可能要提拔到军后勤部当副部长。关键时期出了问题，说不准会对他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赵小岳注意到，对团长的一番讲话，李大剑脸上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
听见团长问话，李大剑把帽子脱下，往桌上一顿，挺挺腰板，说：“是的，我承认是前进中的问题，但是……”赵小岳敏感地察觉到李大剑和团长在八连问题的定性上有分歧。
李大剑的性格他太了解了，快人快语，每当有不同意见，无论什么对象，无论什么场合，只要腰板一挺，就要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颜团长立即伸出手，示意他打住：“我知道你有你的看法，我昨天跟你说了，有不同意见，等春节过后，政委休假回来，在党委会上再发表。”
说话时，他的脸色由喜而怒，又把目光从李大剑身上转向赵小岳。“赵连长，你去八连后，要注意总结连队的先进经验，并发扬光大。当然，也要查找不足，这三个问题就是不足的表现嘛。要注意工作方法，任何事都不能急，急有什么用嘛。”赵小岳一边听，一边礼节性地点头。他心里清楚，团长的讲话，与其说是对自己上任前的嘱咐，不如说是讲给李大剑听的。最后，颜团长又恢复了笑脸，和颜悦色地补充道：“告诉你，春节后，军首长要来团里检查，你一定要为我们团争光哟。”
从团长办公室出来，李大剑一直把赵小岳送到楼下。他握着赵小岳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凭良心大胆工作，凭党性实事求是。什么都别怕，只怕真理。”
第二天，天麻麻亮，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停在五连门口。五连的官兵，将赵小岳的背包装上车，列队欢送，依依不舍。赵小岳上车，见干部股田干事和三营刘副营长已坐在车上，他们是代表团党委送他上任的。路上，田干事风趣地说：“赵连长，你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呀。按常规，最少是我们政治处主任去宣布命令。春节放假，特殊时期，就由我和老刘代劳，你不要觉得委屈哟。”赵小岳心里明白，田干事所谓春节放假的托词，根本站不住脚。团首长和机关领导除了政委和后勤处长到外地休假，团长、两个副团长、两个副政委、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全在家。政治处还有一个副主任，干部股长也在，怎么排，也轮不到一个正排级干事去宣布命令。从今天送他上任的低规格可以猜出，颜团长是想刻意淡化八连的问题。临危受命不是坏事，他丝毫不胆怯，但未上任，就掉进首长之间的矛盾漩涡，是他感到十分痛苦和难堪的。车子到达八连时，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实事求是，无所畏惧，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吉普车沿着狭窄的砂石公路，来到山凹处一个占地约一、二亩的小院前，停下，公路也就此走到尽头。小院四周都是参天大树，靠山坡一侧，是一排青砖黑瓦平房，朝南，这是连队宿舍；西侧是伙房，东侧是厕所和几间简易的车库；整个建筑呈凹字形，缺口方向即是院门。从远处看，像一个放大尺寸的农家院落；准确地讲，更像一个不起眼的山村小学校。听刘副营长介绍，后方指挥所的进口，就在那一排宿舍的后面。这个指挥所，建于六十年代末，在伟大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准备打仗”的号召指引下，由工程兵一个团奋战半年建成。这个四合院似的建筑，便是指挥所的地面配套设施。进入八十年代，原有的维护队撤销，军区便把看守、维护的任务交给了离这里最近的坦克团。八连已进山一年半，眼看还剩半年时间，谁知出了这种事情。
在院中空场上，八连列队集合，田干事代表团党委宣布了赵小岳的任职命令；雷股长和刘副营长讲了几句勉励的话；没有安排赵小岳讲话，只让他亮了个相，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敬了个礼。赵小岳注意看了手表，整个仪式五分钟多一点，便解散了。雷股长、刘副营长和田干事，跳上吉普车，疾驰而去。
丁铁柱陪赵小岳来到连部。丁铁柱说：“赵连长，休息休息吧，从家里赶到团里，又从团部赶到这里，一定很累吧。今天是大年初一，有什么事，过了节再说吧。”赵小岳问道：“现在在家的支委还有几个人？”丁铁柱扳着指头，艰难地数道：“我一个，……一排长，司务长，嗯，……还有二班长，六班长，一共五个人。”赵小岳不解地问：“你这个大支委，怎么报个支委名单都这么困难，像解一元二次方程似的。”丁铁柱自嘲地笑笑：“不瞒你说，进山一年多，没开过支委会，真快把党组织给忘了。”赵小岳说：“我想马上召开一个支委会，研究分析一下连队下步的工作，我也好了解了解情况，你看怎么样？”丁铁柱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怎么，你真要干呀？”“来了不真干，还假干呀？”丁铁柱愤愤不平地说：“赵连长，你的脾气我了解，但我也为你鸣不平。拉屎的人一蹶腚走了，让你来擦屁股，吃力又不讨好。”
“都是革命工作嘛，在哪不一样干，怎么叫擦屁股呢。再说，我们吃苦费力干工作，不是为了向谁讨好。”
“咱俩是老战友，我才跟你说实话。你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在八连的问题上，团长的意思很明确，一个字，捂。现在正是团长提拔的节骨眼上，于连长他们已经捅下了娄子，这个娄子只能缩小，不能扩大。”
“我来这里，就是想把娄子缩小，亡羊补牢，和团长的意思并不违背嘛。”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团长前两天在这里和我谈话时，说的很明确，要让外界感到八连没有出事，一切正常，就像《平原游击队》中那个打更的老钟叔，敲着竹筒，冲着日本人的岗楼喊‘平安无事喽’，你懂吗？”
“你怎么把团长的水平看的这么低？照你的说法，我还真要大刀阔斧地整顿整顿，来它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叫八连脱胎换骨。”
“难，太难……”丁铁柱连连摇头。
“我就喜欢干难事，干棘手的事。这样吧，你听我的，去把那几个支委叫过来，我们开个会。”
“开什么会？”
“当然是支委会喽。发挥支部的力量，发挥大家的作用，难事就不难。”
“谁主持？”
“我。”
“你主持，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同志，不要一领号令就激动。不是我给你泼冷水，你刚才听田干事宣布命令时说了吧，你是任八连连长，在党内你没有职务。八连的书记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黄晋冀，副书记是于天。准确地说，八连党支部目前是群龙无首，近于瘫痪。至于你嘛，充其量是八连支部新来的一名党员。你来主持支委会，名不正，言不顺嘛。”
丁铁柱的话提醒了赵小岳。上中学时，批林批孔，曾批判过孔子的这句话，细细一想，确实有点道理，要不怎么能流传两千五百多年呢。但这句话，因为被林彪写上小纸条，贴于卧室，所以被恨屋及乌、一阵猛批。在目前这种复杂的局面下，要改变八连面貌，是应该注意名份，讲究方法和策略。他思考了一下，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开个连务会，班以上人员参加，我来主持，这样别人就挑不出毛病了吧。会议时间定在，”他看看手表：“十点吧。”
丁铁柱见他决心已定，说：“好吧，我叫通讯员去通知。”
连务会在宿舍东头的会议室召开。赵小岳和丁铁柱坐在会议桌的首端。排长们动作迅速，一接到通知立即赶往会议室，以他们对赵小岳过去的了解，猜想这位新连长上任伊始，一定会有所动作。班长们动作比较拖拉，十六名正副班长，十点前来了七名；另外九名，十点过五六分钟后，才三三两两、慢慢悠悠地晃进会议室。坐下后，隔着桌子甩香烟，打趣逗乐，说着荤话，全然没把新连长放在眼里。他们大都对赵小岳不熟悉，过去驻团部营区时，见过面，但毕竟不是现管，也就不太在意。
丁铁柱清点了人数，示意赵小岳人齐了。赵小岳清清嗓子，洪亮地开腔：“同志们，今天是大年初一，一年伊始，万象更新，咱们开个连务会。”开场白不错，大家的注意力一起集中过来。“首先，我要对今天迟到的九名同志提出严厉的批评。”语气严肃，会议室里的空气一下紧张起来。
“咱们八连是历史悠久、战功显赫的英雄连队，班长是这支队伍的基本骨干，是支撑连队全面建设的脊梁。你们开个会，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嬉皮笑脸，哪有一点骨干的味道？”有人悄悄低下头，也有人不服气地交头接耳。看的出，大多数人对新连长在第一次会议上，讲这么严厉的话，感到不适应，更何况大过年的。
“你们几个不要讲话。等一会儿，有时间让你们说。”大家的目光，随着赵小岳手势所指，投向几个低头议论的班长。几个人赶紧闭嘴，抬头。
“先进连队就要有它的过人之处。我认为，首先应该体现在骨干身上，体现在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组织纪律性上。”赵小岳见敲山震虎的预期目的已初步达到，话锋一转：“这次，团党委派我到咱们八连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这是我的老连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有决心、有信心，和大家团结一致，重新找回咱们八连失去的荣誉。今天会议的议程有两项，第一，请大家就连队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我想结合团首长的指示，说说我个人的想法。现在开始发言。”最后一句“现在开始发言”六个字，赵小岳有意使音量由低到高，使这句按常理应该亲切、平和的话，类似于训练场上指挥员发出的“开始操练”的呐喊。会议室内一阵骚动，显然，大家对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咄咄逼人的气势，既感到耳目一新，又难于接受。
沉默，长时间沉默。赵小岳侧头看看丁铁柱，示意他带个头。赵小岳想，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人起头，后面一定会争先恐后。可丁铁柱轻轻摇头，小声说：“让大家先说吧。”
赵小岳征询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来回扫射，目光所及，那个人仿佛被子弹击中，迅速低头，或垂下眼睑。半小时后，还是无人开口，会议开成了哑巴会。赵小岳感到不能再相持下去，从大家躲闪不及的目光中，他意识到八连问题的严重性和自己工作的难度。怎么办？再发一通火，让大家开口，不是办法，因为这毕竟是解放军一个基层连队的骨干会，不是公安员审讯罪犯。强逼不行，看来要换个思路。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像遇到一件特别开心、逗乐的事情。
班排长们惊讶地瞪大眼睛。刚才新连长疾言厉色，寒气逼人，让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现在又开怀大笑，旁若无人，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不能小看了这位年轻的一把手，胸有成竹，招数不少。
赵小岳止住笑，但笑意还洋溢在脸上。“看来，大家在这种场合下谈问题、找原因，还不太适应，或许一些同志对我的决心和信心，将信将疑。这样吧，我们换一种方式。从今天起到初三，按照班排序列，我们逐个交谈。中心议题不变，仍然是刚才宣布的两个。希望大家认真思考一下，争取谈出质量。”他环视大家：“同志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好，休会。”他不说散会，而说休会，用词准确，含意深刻。
没有人挪窝，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有些转不过弯子，好像一场好戏刚刚敲响了开场锣，观众的注意力刚刚吸引到舞台上，突然落幕送客。而且会议的方式由集体变为单独，真搞不懂新连长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赵小岳见大家傻傻地愣着，自己首先站起，拉了拉丁铁柱，说：“走，咱们俩先谈谈。”说完，大步走出会议室。
丁铁柱一溜小跑，追上已到院子里的赵小岳：“哎，你这唱的是哪出戏，会议刚开个头，怎么就散了？”
赵小岳停下脚步，回头望望会议室。他估计里面的情形一定像炸开了锅：“我没唱什么戏呀，你说这个会还能开下去吗？连务会成了哑巴会，等于没开嘛。”
“我说你还是太急。初来乍到，应该静一静，了解了解情况后，再开会。”
“不，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八连一连串发生这么多事情，能叫人静的下来吗？实话告诉你，我有思想准备，就是会议上大家说不出什么，或根本就不愿说。但是，我的第一步目标达到了，这就是明确地告诉大家，咱们连队不能像以前那样走下去了，同时也给大家布置了任务，压了担子。我要叫班排长们心里有事，近几天都睡不好觉。这不是今天会议的成功之处吗？”
“我说不过你。不过说实话，从集训队和你在一起，我就从心里佩服你。你是一个帅才。”
“不许拍马屁。”赵小岳开起玩笑。
“我拍你马屁干什么。”丁铁柱回敬道：“哎，咱们到你宿舍去谈吧。”
“不，你陪我到连队的角角落落转一转，把情况给我好好介绍一下，咱们边转边聊。”
马木兰怀着矛盾的心情回到家里时，已是年三十的下午。刚进门，姥姥把她拉到里屋，小声告诉她，赵小岳前天晚上已经回部队了。马木兰淡淡地说：“走就走呗。”姥姥说：“怎么，和小岳闹矛盾了？为什么事呀？”马木兰说了声：“姥姥，不用你管。”便要去洗脸换衣服。姥姥严肃地说：“你这个丫头，从来没吃过苦头，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卖。”
本来马木兰和乘务长说好的，节前不跑车了，她想利用赵小岳有限的假期陪他好好玩一玩。不料想，文德桥头赵小岳的一句话犹如三九天里泼来一盆冷水，在她最需要温暖、最畏惧严寒的关口，让她的心骤然由热变凉。一气之下，打电话给乘务长，说节前的最后一趟车还想跑，具体原因当然没说。到了车站，在班前会上，乘务长把她结结实实地表扬了一通，说她觉悟高、风格高，不愧是部队培养的党员。又顺便将上次救人的事再拿出来赞扬一番，同时透露了一个连马木兰都不敢相信的事实，据省外事办来电话，那天晚上马木兰送的病人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人家对中国乘务员救死扶伤的精神十分感动。大家的目光都射向马木兰，目光中有赞叹、钦佩、羡慕，也不乏丝丝说不清的嫉妒。对救人，马木兰一直看得很淡，她认为是份内之事。面对病人无论是谁，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令她感到遗憾的是那次身上的钱用光了，给赵小岳的便衣没买成，其他一概无所谓。
原本想利用工作排遣矛盾、郁闷的情绪，谁知随着火车向南，离南京越走越远，她的心反而后悔不迭。负气出走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路上时不时发呆，有时在走廊拖地，拖着拖着忽然停下，一动不动。脑子里乱哄哄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现在赵小岳突然回去了，听田阿姨来送什锦菜时说，是部队参谋长打电报让他回去的，说有紧急任务。在部队被电报突然召回是家常便饭，马木兰见过多次，唯一遗憾的是失去了一次当面化解矛盾、重归于好的机会。下步怎么办？对，就等他主动来信解释，文德桥头的不快是他挑起的，应该由他先来信赔礼道歉。凭着对赵小岳一贯为人的了解，她确信，他一定会来信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不想继续下去了，也会来信婉转挑明，利利索索地结束，他干事从来不喜欢留尾巴。
以后的日子，马木兰便在期盼中等待。一下车，先跑到车站传达室，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姥姥小岳来信没有？一个礼拜过去了，不见信的踪影。她又找小兰，看看那里有没有代转的信。望着小兰无可奈何、爱莫能助的神情，她失魂落魄般苦笑。
这天是正月十五，是春节的尾巴。刘英去菜场买菜，马穷达带着小弟小妹去看电影，家里只有马木兰和姥姥在外屋绕毛线。秦琴带着一个人走到她家门口。门敞开着，秦琴在门口对那人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马小姐家。”又冲着门里喊：“木兰，有人找。”说完掉头走了。
马木兰忙站起身，只见一个西装笔挺、身材高挑、面容清瘦、脸色黄中发白的男子站在门外，手上捧着一大束鲜花。她觉得男子十分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打过交道，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便问：“请问你找谁？”“我找129次列车的马木兰小姐。”马木兰更加纳闷。一是尽管改革开放了，但现在还是时兴喊同志，小姐的称呼还局限在表现解放前生活的电影、故事里或是外国电影中，那是一个高雅的称呼，是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大户人家女孩子的称谓。二是这个人的舌头好像短了一截，说话结巴，口齿不清，语调没有一点中国人讲话的味道，总觉得别扭，按南京话说就是有点癔怪。天哪，她一下想起来了，这不是那位被她送到医院切掉阑尾的日本留学生嘛。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造访，马木兰一时手足无措，脸涨得通红，说话也有些结巴：“我，我就是。你，你……”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燕赵，是日本国的留学生。今天登门拜访，感谢救命之恩，多谢了。”说完，深深鞠了一个在中国人看来显得十分滑稽的九十度的躬，鞠完躬，又毕恭毕敬地将鲜花双手捧出，献上。
姥姥从床上下地，趿着鞋子往门口走，边走边问：“谁呀？还不请人家进屋坐坐。”
马木兰从失态中缓过神来，伸手接过鲜花，礼貌地道：“噢，请进吧。”
唐燕赵一步跨进屋门，正与姥姥打个照面。姥姥说：“木兰，这位同志是……”马木兰一时不知道该怎样介绍是好。要介绍这位不速之客，十句八句话说不清楚，便含糊其辞地回答：“这是一位熟人。”又把姥姥介绍给客人。唐燕赵脚后跟用力一靠，全身笔直，两臂下垂贴裤缝，向姥姥行了九十度鞠躬礼，说：“老人家，您好。”
姥姥被这夸张的动作吓了一跳。这种行礼的做派，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嘴上回应道：“你好，你好，不用客气。”
待客人在沙发上坐下，姥姥问：“请问这位同志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唐燕赵听到问话，刚要起身回答，马木兰抢过去说：“姓唐吧，北方人，北方人。”
“北方哪个省呀？”姥姥关心地问。她想，这个客气有礼貌的小伙子兴许还是河北老乡呢。
马木兰不敢贸然回答，而是看着唐燕赵。他站起身，挺直身体，响亮地说：“我是日本国驻贵国的留学生。我的中文名字叫唐燕赵，日本名字叫宫田宇一。”
一听“日本”两个字，姥姥像被一股强大的电流击中，浑身颤动，只觉得天旋地转。马木兰上前一步，扶住双目紧闭摇摇晃晃的姥姥：“姥姥，你怎么了？姥姥，你怎么了？”沉寂了片刻，姥姥慢慢睁开眼睛，一字一顿地对马木兰说：“你给我把这个日本人赶出去。”马木兰忙解释道：“姥姥，人家来找我，是有事情。”姥姥突然双目圆睁，近乎咬牙切齿地说：“有事到外面去说，我们家不欢迎日本人。”
唐燕赵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他仿佛早有思想准备，说：“老人家，不要生气，我马上就走。”说完，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人民币，放在饭桌上。人民币崭新挺刮，好几小迭，每迭钞票上，还扎着银行专用的黄色封条。
姥姥不知这个日本人唱的是哪出戏，愤怒的目光望着外孙女。马木兰见他拿出钱来，心里一切都明白了，她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大声说：“唐先生，请你把钱拿回去。”
话音未落，刘英提着菜篮走进屋。刚才在楼下，她看见秦琴的身边围着田一曼和几个住平房的家属，秦琴绘声绘色地对她们说着什么。见刘英走来，秦琴不说话了，眼神怪怪地望着她，刘英预感到她们一定是在议论与自己家有关的事。她假装没看见，擦肩而过，径直上楼。只听见秦琴在身后说“他向我打听，我一猜，一定是个日本人，我猜不会错。”
进门看见面有怒气的女儿扶着气得浑身发抖的母亲，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青年尴尬地站在饭桌前。她把菜篮放在饭桌上，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姥姥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厉声地命令女儿：“你给我把这个日本人赶出去。”刘英发现桌上的鲜花和钱，她拿起花和钱，塞到唐燕赵手中，说：“我们家里不缺钱，也不与日本人打交道，你马上出去。”唐燕赵满脸委屈，想解释又怕越描越黑，急切的目光盯着马木兰。马木兰也顾不上多解释，说：“你赶快走吧。”唐燕赵不理解地将钱放进口袋，鞠了个躬，在老少三代人愤怒的目光中捧着花出门了。
“怎么回事？你老实交代。”刘英像审讯罪犯一样追问女儿。马木兰将姥姥扶到沙发上坐下，将唐燕赵登门感谢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听完女儿的叙述，刘英转怒为喜：“噢，是这么回事，我还认为你在外面偷偷摸摸和外国人搞对象呢？”姥姥的情绪平息了许多，但仍心有余悸地说：“搞对象？我们家的人打死也不能和日本人搞对象。木兰呀，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们家再也不准日本人进门，我看见日本人心里就堵得慌。”
俗话说：“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当天，关于日本人上马家求婚的消息在吴钩里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神。因为包括秦琴、田一曼等七八个人都亲眼看见一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青年从楼道出来，手上还捧着一大束鲜花。在中午的饭桌上，几乎家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有人说：“马木兰退伍回来时间不长，怎么这么快就和外国人拉上线。”有人说：“表面上看马木兰和赵家老大关系蛮亲密的，怎么突然冒出个日本人。难怪赵家大儿子春节都没过，突然跑回部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持支持态度：找日本人有什么不好，现在不提倡改革开放嘛。日本多先进，你看人家造的电视机、录音机，谁不喜欢，在商场里还要开后门才能买到呢。
田一曼对上午的事将信将疑。中午吃饭时，她把自己亲眼所见及别人的议论讲给丈夫听。赵群英说：“人家的事咱不要瞎掺和，你也不要去评头论足。不过以我的看法，木兰无论如何不会和外国人谈恋爱，就是她愿意，她的父母亲还有姥姥也不会答应的。”
田一曼说：“我想也是，这木兰和咱小岳有那么点意思。我想她不会脚踩两只船吧。要是这样，我们可得提醒一下小岳。”
和外国人谈恋爱结婚，在老百姓家里倒有可能，不过这种新生事物不会在咱们部队家庭出现。毕竟是中国人嘛，干吗要找外国人结婚。两口子越琢磨越觉得可能性不大，思想渐渐统一。
几天之后，当吴钩里的人们把这件事逐步忘淡，不再议论的时候，这天下午，院子里来了两辆轿车。前面一辆是师里的，从车里走下干部科曲科长；后面一辆坐着省外事办的一位处长和铁路分局的一名领导。曲科长领着他们走进马家。
马家的人都在家。
曲科长对马穷达说：“老首长，今天省外事办的同志来你家看看。”他指指站在一旁的马木兰向处长介绍，处长握着她的手，说：“我代表省外办感谢你呀，你在外宾危难之时热情相救，为中日友谊做了贡献，太感谢了。”
马穷达淡淡地说：“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值不得感谢。”马木兰也很冷淡，从上次给家里造成一场误会，险些引起轩然大波，她便希望这事已经过去，不要再提及。刘英热情地招呼客人入座，又端茶递烟。“哎呀，你们说对了，我们家女儿就是心肠好，党员嘛，又经过部队大熔炉锻炼，见别人有困难，总要帮一把。不过，我们当初可不知道他是外国人，我们可不是图人家回报的。”
处长说：“是这样，那位叫宫田宇一的日本人对中国铁路部门，尤其是对马木兰的救命之恩非常感谢。我们了解到，宫田的父亲是日本一家跨国贸易公司的老板，在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与我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是一个对我们对外开放有贡献的人。夫妇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前两年宫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毕业后，夫妇俩又将他送到中国留学，主修中国历史，为今后的对华贸易奠定基础。上次他通过学校的关系打听到你们家的住址，自己登门感谢。当然，来得比较唐突，也不符合我们涉外管理的有关规定，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昨天，他的父母由日本取道上海来南京，向我们外事部门提出要求，想见见马木兰和她的家人，当面表示感谢。我们已经请示上级领导，决定同意他们的请求。今天我们来，就是接你们去金陵饭店，见见宫田宇一的父母。”处长停顿一下，接着说：“考虑到老首长的特殊身份，我们与军区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军区向坦克师做了交代，派曲科长陪我们来。”
曲科长说：“是呀，刚才处长把我们今天登门的意思都说了，我就不作补充了。马副参谋长是我们师里的离休干部，军区要求，在会见中不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秘密，不涉及军人的身份，不涉及政治话题，维护我军的良好形象，其它什么都可以谈。马副参谋长是老首长，见多识广，我也是公事公办，涉外无小事嘛。”
处长和曲科长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马穷达夫妇。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件打着灯笼都找不来的好事。夫妇俩把目光投向姥姥。自打处长说明来意，姥姥的脸色就很难看，见女儿女婿望着自己，气呼呼地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你们谁想去就去，我反正不去。”
处长这才注意到坐在屋角床沿上的姥姥，向刘英问道：“这位老人家是……？”
刘英忙介绍说：“是我母亲，今年七十岁。”
处长问：“老人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吗？”
姥姥正色答道：“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们马家人不愿意和日本人打交道……”
刘英打断母亲的话：“妈，你不要乱说话，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那些几十年前的事干吗。”
姥姥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不讲，再不讲你们一个个都忘本了。”曲科长在一旁小声向处长介绍着什么。待姥姥火气渐渐消下去，处长说：“老人家，就像你女儿说的，现在已经八十年代了，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已经十多年了。发展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是毛主席生前做出的决策。周总理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还要向前看呀。去和日本人接触，说小了，是你们两家见见面；说大了，是党组织交给你们的一项政治任务呀。”
姥姥倔强地转过头，不理会处长的外交政策宣讲。
曲科长怕说下去闹僵了，忙出来打圆场：“这样吧，我看木兰陪着爸爸妈妈去，其他人就不用去了。”
傍晚时分，新街口华灯初放，中心广场大转盘车水马龙。金陵饭店坐落在新街口的西北角，是在海外奋斗成功的陶伯欣先生出资修建的，三年前刚刚落成。高三十七层，位居全市、全省、全国第一，成为南京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一处神秘所在。
七点钟刚过，处长带着马家三人走下汽车。跨进富丽堂皇的大厅，服务生鞠躬致意，笑脸相迎。刘英兴奋地东张张、西望望，一切都觉得新鲜。记得金陵饭店刚落成不久，南京市民扶老携幼，纷纷前来目睹风采。刘英一次陪姥姥到新百商场买衣服，特意跑到广场边，远远地仰望。在人们眼里，那里是外国人消费的天堂，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即。想不到今天走进这里做客。为了与这里的氛围相匹配，出门前，每人都做了精心的准备。马穷达脱掉了一身黄军衣，换上一套过年刚做的中山装；刘英也把过年才做的灰色灯芯绒外罩找出来，下身配黑色咔叽布的裤子；马木兰不愿换衣服，家里也没有现成的新衣服，刘英跑到赵家求援，借来了小兰春节买的一套藏蓝色的女装。马木兰的个头与小兰差不多，穿上后大家都说很合身。
来到三楼餐厅，在一个门框镶着金边的包间门口，宫田和他的父母站成一排，早早半弓着腰，笑容可掬地迎接他们到来。马木兰走在最后，在处长介绍双方父母握手时，她注意到，宫田父亲个子很高，起码比自己的爸爸高出一个头，年龄大约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脸色红润，精神饱满。灰色的西服，系着红领带，异常扎眼。他的母亲显得年轻许多，梳着日本妇女传统的发式，就像“文革”后期看的电影《望乡》里的女人一样；脸圆圆的，富态十足，脸皮白皙、光滑，除了眼角几道隐隐约约的鱼尾纹，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粗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浅灰色的连衣裙，得体、自然，和自己的妈妈寒暄问好，像一个高贵的妇人屈尊与农村妇女亲切交谈。马木兰忽然感到有种自卑感冒出来，看看人家的穿着，再看看自己一家三口的打扮，简直就像农民二哥进了城。她的脑海里忽然闪过吉亚月的形象。读书时，吉亚月的衣服破旧不堪，而且一穿就是几十天，许多同学瞧不起她，嘲笑她，骂她“下放户”，自己也曾鄙视过她。可今天的自己，不就酷似当年的吉亚月吗？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放慢，她有些后悔不该接受邀请。宫田还是那个样子，只是气色好多了，不像那天来家时那样拘谨、羞涩。他一边替他们当着翻译，一边用眼睛望着步履迟疑的马木兰。轮到介绍马木兰时，日本夫妇感谢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宫田的母亲笑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白胖的脸上只能看见两道精心描画过的细眉，拉着马木兰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包间很大，足有七、八十平方，墙上挂着世界名画《蒙娜丽莎》，一个圆桌置于中央，上方是一盏流光泻银、富丽堂皇的水晶吊灯。众人谦让着坐下。餐桌是红木的，看上去沉甸甸，上面覆盖着金黄色的台布。八碟冷盘，事先已摆好。盘子是白银的，在灯光辉映下闪着银光。每人面前摆放着全套餐具：银筷、高脚酒杯、小红酒杯，还有一个长把汤勺，通体金黄，连汤勺架也是金色的。处长坐主席，他的右手依次是宫田的父亲、母亲和宫田，左手依次是马穷达、刘英和马木兰。围起来正好马木兰和宫田紧挨着。
尽管天气还有几分寒意，但包间里温暖如春。女服务员穿着大红旗袍，左右衩子开得很高，露出套着长筒丝袜的大腿。马木兰感到浑身不自在，身上不知不觉出了汗。
宴会开始了，处长先讲了一通中日一衣带水世代友好的客套话，像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样文章。他讲一句，宫田翻译一句，说完了，大家礼节性的鼓掌。第二个讲话的是宫田的父亲。他站起身，向处长和马家三人每人鞠了一个躬。他的嗓门很洪亮，除了讲中日友好，主要表达感激之情。最后处长让马穷达讲话，他没有站起来，而是向处长和宫田一家点了点头。他没有讲两国关系，只是对对方盛情招待表示感谢。他的讲话很简短，短到大家以为他刚开了头，后面还有许多话，可他却结束了。
敬酒，让菜。马木兰不喝酒也很少动筷子，宫田殷勤地用筷子给她面前的小碟子夹菜，寻着话题与她交谈，也顾不上去翻译大人们的谈话。从谈话中马木兰感到他对自己的情况了解不少，还向马木兰要家里的电话号码，马木兰很不情愿地告诉给他。宫田又问她去世界上什么地方游玩过，她摇摇头，没说话。出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刘英显得激动又惶恐，宫田母亲隔着桌子与她说话，叽叽哇哇的，语速飞快，不知说什么，可她一个劲笑着点头，好像全都听明白了。马穷达礼节性地举举杯，抿一小口酒。处长生怕冷场，一会儿用中文向马家夫妇介绍菜肴，一会儿转过头去用生硬的日语与宫田夫妇交谈。
宴会终于结束了，马木兰暗自长吁了一口气。宫田母亲通过儿子的翻译，最后宣布了两件事：一是为了表示感谢，他们赠送马家一台二十五寸三洋彩电；二是热情邀请马家在方便时去日本家里做客。宫田在翻译第二件事时，始终盯着马木兰的眼睛，那情形，仿佛发出的邀请只是针对马木兰一个人。刘英连声道谢，双手兴奋地比划着，不知放在哪里是好。
处长的车把马家人送回吴钩里，轿车的后备厢里放着那台彩电。一下车，刘英招呼女儿，两人合力将彩电搬上楼，竟忘了和处长打招呼告别。
姥姥已经早早睡了。往常她睡得很晚，老年人睡觉时间短。晚上吃过饭后，一家人围着那台十四寸的劲松牌黑白电视，每次都是她坚持到最后，直到屏幕上打出“再见”两个字，才依依不舍地关机上床。
刘英和马木兰抬着彩电进屋时，马社教和马淑红正在看电视剧《蹉跎岁月》。见她们抬进来这么大的电视，高兴地手舞足蹈。刘英叫儿子关上电视，拔掉插头，将黑白电视机挪到饭桌上。大家七手八脚撕开坚硬的包装纸箱，小心翼翼地将彩电放在电视机架上，接电，调台。顿时，屋里仿佛闪现出一片夺目的彩云。屏幕大气，色彩艳丽，图像逼真，音响效果还带着环绕立体声。刘英和儿子、小女儿议论着，兴奋异常。马穷达送走处长，回屋，刘英招呼他坐在沙发上一起欣赏。
马木兰感到很累，脑子里昏沉沉的，很乱。今晚的宴会突如其来，所见所闻像一颗颗重磅炸弹，给她心灵极大的震撼；又像是有人突然推开一扇宽大的门，让她一下子看到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另一种生活。如果你迈出一步，也许就跨进这个世界，那种全新的生活也许就属于你了。
她无心看彩电，匆匆洗漱，回里屋休息。姥姥没有睡着，马木兰听见她长吁短叹的声音。姥姥没开腔，她也懒得说话，而是任由思绪忽东忽西的飞舞。她想到赵小岳，想到与他在一起和不在一起的日子。赵小岳走了半个多月了，怎么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哪怕一片纸、一个字，也好让她知道他的心思。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要与自己疏远。他是一个有着极强责任心的人，不言不语，杳无音信，这本身就不正常，似乎潜伏着某种预兆。
马木兰胡思乱想，不一会儿睡着了。
春节三天假一眨眼就过去了。三天里，八连的官兵都感觉过得很慢。处在大山深处，巴掌大的院落，除了天天看电视，就是兵看兵，再不就抬头看大山。今年的电视节目有新意，中央台搞了个春节联欢晚会，年三十晚播放的，初一、初二、初三又重播，战士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再好的东西看多了，也看腻了。赵小岳在初一连点名时，宣布了任何人不准外出的规定。其实，让外出也没地方去，这里方圆十几公里没有人烟，顺着军用公路跑出去七十二公里才有一个山间小镇。上任那天，车子从镇上的十字街穿过，按战士们的说法，这个小镇一泡尿能尿两个来回。没有电话，报纸信件一个月左右来一次，是团电影组来放电影时顺便捎来。这里几乎与世隔绝。
别人放假寂寞无聊，可赵小岳忙得没日没夜。三天里从早上六点起床到夜里十二点钟，除了三顿饭和晚上十五分钟连点名，他都是在个别谈话中度过。老首长常说基层干部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可这三天里，赵小岳睡觉时脑子也没闲着，他要抓紧这三天假期，充分详尽地为八连摸底号脉。
谈话是艰苦的，有时也夹杂着喜悦。三个排长没谈出什么东西，一排长是个老同志，比赵小岳还早当三年兵，也上过前线，当排长五年了，暮气重，不管事，眼看比自己兵龄短的同志都走上连队领导岗位，有点急，怨天尤人。二排长、三排长是去年刚分配的学生官。赵小岳对学生官向无好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实际工作能力低，喜欢空谈，好幻想，缺乏苦干实干的精神。三个排长对连队的问题支支吾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赵小岳料到他们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鼓励几句，把他们打发走了。
重点在八个班长身上，每人反反复复谈了好几次。个别谈话的方法还挺管用，屋里只有两人，促膝交心，赵小岳掌握了许多有价值的事例。尤其是来自山东的一班长和来自辽宁的二班长，两人是群架事件中双方的领军人物，赵小岳在他俩身上花得功夫最大。谈话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放下包袱，打消顾虑；坦诚相见，畅所欲言；严厉批评，指明方向。一开始一班长还抱有幻想，上来就和赵小岳拉老乡，套近乎，可随着谈话渐渐深入，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这位生长在南方军营里的山东人后裔，爱家乡，重乡情，但他为人处事的站立点已远远超过乡情，这一点让他始料不及、大失所望。
三天中，赵小岳边谈边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大半本，脑子里不住思索谋划。记得父亲曾说过，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仅仅能就事论事，还要能就事论理，要善于发现隐藏在诸多现象之后的规律。李大剑的方法是凡事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毛主席的教导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八连问题的症结何在？三天下来，赵小岳的脑子里已大致梳理出几条，他又把这几条分为属于上级解决的和本级可以解决的两大类。这样一来，脉络清晰，为开展整顿找准了突破口和关节点。
春节一过，一场以“找回失去荣誉，打好翻身战役”为主题的教育整顿在八连轰轰烈烈展开。军人委员会重新成立，半年没进行的早操恢复起来；每日工作列出计划，上午军事训练，理论学习，下午生产劳动，体育活动。连队像一个失血过多的重病号，在精心调养下，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群架事件得到妥善处理，一班长、二班长分别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受到警告处分。本来丁铁柱对处分两个班长持反对意见，他说：“你初来乍到，应该以怀柔为主，笼络人心，不要四面树敌。”
赵小岳说：“怀柔不是软弱无能，笼络人心不能丧失原则。乱世用重典嘛，这个话你听过吗？”
丁铁柱说：“一班长和二班长在战士中有一定威信，看在他们诚恳检讨的份上，这次就放他俩一马，下不为例吧。”
赵小岳心里明白，丁铁柱与其说是为两个人说情，不如说是专为一班长开脱。他俩是正宗老乡，家离的不远，平时在连队关系密切，便说道：“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我平时最烦的就是凡事下不为例。我喜欢抓现的，抓活的，就像你们在家时打猪草，搂到筐里才是菜。今天对张三下不为例，明天对李四网开一面，那管理教育不成了街头耍把式卖老鼠药的——光剩嘴上功夫。我喜欢搞现不为例。我主张处分他俩，出了问题我负责。”他见丁铁柱一脸惋惜无奈的样子，又进一步说道：“咱俩来个承包，你负责做一班长的思想工作，我负责二班长，出了问题各负其责，怎么样？”
丁铁柱苦笑道：“你是连长，当然听你的。”
半个月下来，八连渐渐恢复了元气，赵小岳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闲下来时他想到应该给马木兰写封信，把节前的误会消除掉，另外要把身处大山的近况和半个月卓有成效的工作告诉她，让她分享一下自己初战告捷的喜悦。
信很快写好。也许蹩了太久，竟一口气写了十二页纸，仍感到意犹未尽，便在信的末尾写上“上集完”三个字，预先告知她还有一大堆话等到“下集”再表述。把信折好，装入信封，写上吴钩里地址和马木兰的名字。电影组什么时候来放电影呀？只有他们来，这封信才能踏上漫漫邮路。重重高山，千里迢迢，可以暂时隔断与恋人的联系，但隔不断相思之情，赵小岳有点悲壮地想。他把信从抽屉缝塞进抽屉，仿佛塞进了绿色邮筒。
这一天下午，赵小岳正在屋里和一排长谈事，突然院子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赵小岳吃惊地站起身，向窗外张望，一排长说：“一定是电影组来了。”果然，团电影组的大屁股吉普车驶进院子，战士们欢呼着把车子围得水泄不通。抢家信是战士们最开心的事，有信的一溜小跑，跑到走廊下或宿舍里急不可待地看，没信的追着有信的也要看，好像别人把他的信抢走了似的。
电影组长进屋，传达了颜团长的口信，说军机关基层管理检查组在团里检查，准备明天上午到八连来。赵小岳一边说：“知道了”，一边打开抽屉，将信郑重地交给组长，组长看看名字，笑着说：“赵连长，是给对象的情书吧，这么厚，小心超重呀。”赵小岳说：“对，是一封很重要的情书，明早回去后帮我寄掉，千万别给我弄丢了。”组长出屋后又转回来，补充道：“团长叫我转告你，这次检查至关重要，千万不能出差错。”
刚吃过晚饭，电影组还在架机器，接电线，战士们早早拿着小马扎聚集在院子里，兴奋地向放映员打听片子的主要内容。赵小岳见人都到齐了，便叫值班排长提前整队。他用二十分钟时间向全连宣布了明天检查组来连检查的消息，并就礼节礼貌、内务秩序、环境卫生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要求，又关照司务长安排好检查组的伙食。赵小岳刚说完，正好机器调试完毕，夜幕也笼罩了小院。在战士们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放电影《喜盈门》。赵小岳独自一人回到屋里，他要准备明天的汇报提纲。
第二天等了一上午，不见检查组的影子。下午上班，值班排长吹完起床哨，过来请示连长下午怎么安排。赵小岳说：“昨天不是讲好了嘛，该干什么干什么。”排长说：“按计划下午五公里长跑，那我等会儿带队走了。”赵小岳说：“按计划执行，我和副连长在家再等一等。”
战士们按要求脱掉军装，只穿着绒衣绒裤，排长一声哨响，争先恐后沿着公路向远处跑去。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一阵汽车马达声传来，检查组来了。颜团长陪着军李参谋长走进小院，身后跟着七八个干部，团里有军务股雷股长和一个参谋。赵小岳知道军参谋长是李大剑的父亲，过去听李大剑无数次谈起，但见面还是第一次。他连忙上前敬礼、报告后，引导一行人走进会议室。
坐定后，赵小岳发现颜团长的脸紧绷着，好像对什么不满意，但当着上级首长的面又不好发作。李参谋长问了连队的编制、在位人数等基本情况之后，顺嘴问道：“你到这个连队多长时间了？”赵小岳起立答道：“报告首长，我到任二十五天。”“怎么刚刚上任？”李参谋长摆摆手示意赵小岳坐下，转过头问。颜团长说：“是的，春节前我们对八连的班子做了微调。”“原来的连长指导员到哪去了？”参谋长穷追不舍。“因工作需要，调到团机关去了。”赵小岳望着团长和参谋长一问一答，心里像十五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颜团长的心思他十分清楚，从这简短的对话可以判定，八连出的事情，团里肯定没上报，而且想瞒下去，最后不了了之。怎么办？下面的汇报是照准备的直说，还是顺从、配合团长一起隐瞒？赵小岳突然有一种被人绑在火上烘烤的感觉，额头和手心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颜团长想尽快结束参谋长的问话，及早言归正传，便对赵小岳说：“赵连长，你把连队管理教育的基本情况向参谋长和机关工作组的领导汇报一下。”说完，他的左眼眨了一下，动作轻微而自然。赵小岳明白这是在提醒他注意讲话分寸，不许胡说八道。
众人的目光一起集中到赵小岳脸上，参谋长饶有兴趣地望着他，随行的干部打开笔记本。骗人说胡话，这是赵小岳最为痛恨的，他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耻辱。从小到大，不论在家里、学校，还是部队，他从未说过一句谎话。说谎话他会脸发烧、心发慌，会低下头不敢看人。他用极短的时间调整好心态，打开笔记本，清清嗓子，声音洪亮地说道：“首长，下面我把连队管理教育的情况如实作一简要汇报。”他把“如实”两个字咬得很准，很响，他是想给颜团长一个预告，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的过程。果然，颜团长瞪大了双眼，静听下文。他接着说：“我们八连曾经是个屡建战功的英雄连队。”颜团长的眼皮松弛了，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频频点头。
“但是，最近一两年来，由于连队干部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的衰退，使连队一度出现了不少问题。”屋内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随行干部停住笔；颜团长的双眼重又瞪大起来，眼睛里投射出惊讶和愤怒，他用余光观察参谋长的面部表情，可参谋长的脸上依然平静如常。开弓没有回头箭，赵小岳说完这段话后如释重负，像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登上高山的巅峰，又像在战场上经历九死一生而夺得了全面胜利。
“今年二月八日，我连连续发生了三起责任事故和违纪事件……”赵小岳索性脱开笔记本，侃侃而谈。尽管来八连才二十多天，却像过了二十年。连队建设的急剧滑坡，两个当家人毫无责任心的所作所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问题都有大大小小的事例作为印证。在谈到事发后的处理时，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团党委、团首长和机关采取的果断措施，略微加工拔高地重述了颜团长在自己上任前的谆谆嘱咐，还顺便把雷股长在连队蹲点的功劳带了几句，生怕遗漏。他知道在坚守信念的同时不能忽视生存的环境。他想用这种方式为颜团长留一点脸面。
最后他谈了自己发动干部骨干，针对存在问题整顿已做的六项工作，谈了初步取得的成效，并一再强调这是按照团首长指示精神办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团首长的正确领导，归功于全连同志的共同努力，云云。
随着汇报进入后半部分，颜团长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雷股长的神情也变得活跃起来。屋里的空气呈现出缓和轻松的趋势。
汇报历时二十五分钟，层次分明，语言连贯，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汇报完了，大家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参谋长身上。面对出乎大家意料的陈述，参谋长的评价和表态成为大家期待的焦点。
参谋长不动声色地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侧脸望着颜团长，微笑着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颜团长似乎早已做好思想准备，心情沉重地说：“八连的问题，团党委有责任，我这个当团长的更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决心按照参谋长和检查组的指示，抓好部队管理教育，不辜负上级首长的殷切希望。”
参谋长的笑意渐渐褪去，脸色一下变得凝重。他把目光转向大家，但问话却直指颜团长：“八连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报告？”
屋里刚刚缓和下来的空气骤然凝固起来。
“这……”颜团长支吾着，扭过脸，低下头。
“我们到坦克团已经四天了。按你们的汇报，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好。八连的问题如何解释？也属于大好形势范畴吗？你说呢？”
“这……”颜团长拿出手绢擦汗：“这……我……我有责任……”
“千把号人的单位，出个把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隐瞒事实，欺上瞒下，这是最大的问题。你说呢？大家说呢？”
“是，是……是个大问题。”颜团长第二次掏出手绢，擦去额头的汗珠。
“你们的问题回去后再说。我在这里要表扬这位连长，你是姓……噢，赵，赵连长。赵连长的发言，给我们在座的上了生动的一课。什么叫实事求是？这就叫实事求是。我是个大老粗，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的书，但我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老祖宗活的灵魂。毛主席生前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邓小平同志也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好传统被林彪、“四人帮”糟蹋了，被丢光了，现在要重新捡起来，还要高高举起，发扬光大。”
赵小岳望着年逾六旬、白发苍苍的老红军，心里热乎乎的。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观点鲜明、振聋发聩的讲话了。在家里，父亲常常这么教育他，在他心灵深处打下深深的烙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有一种想热烈鼓掌的冲动，但看着颜团长垂头丧气的神情，他赶快平静心情，这个时候可不能火上浇油。
汇报结束后，原本的议程临时取消，检查组说走就走。待参谋长一行人上车后，颜团长把站在车前的赵小岳和丁铁柱叫到身边。团长在下属面前恢复了居高临下的常态，只是脸色凝重：“你们下步把连队要管紧管好，别光当口头革命派。刚才我们进来时，看到公路上满是你们的兵，军装也不穿，像放羊一样，乱哄哄的，说明你们的整顿还不彻底，还有问题。”
赵小岳刚想解释，颜团长不耐烦地挥挥手：“好了，好了，我没闲工夫听你胡扯。过几天我派机关工作组来整顿整顿。”说完，上车走了。
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背影，丁铁柱心有余悸地说：“今天可是把团长实实在在地得罪了。派人来整顿？整顿谁？整顿连队？还是整顿你呀？”
赵小岳说：“古人说的好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整顿连队我们欢迎；整顿我，有什么理由？我又没犯错误，怕个鸟。”说完脱下军装说：“走，我们也去长跑，追上大部队。”
第三天上午，由于副团长挂帅，雷股长、田干事、军务股戚参谋组成的整顿小组来到八连。安顿住下后，田干事悄悄塞给赵小岳一封信，说是李大剑叫他捎来的。赵小岳回到宿舍，撕开封口，取出信，只有八个字：“坚持真理，讲究方法。”他心头一热，将信塞进信封，放到抽屉里。
工作组的第一件事是与赵小岳个人谈话。于副团长简单说明了来意，大意是对八连的问题，军检查组高度重视，昨天团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由团里派出工作组，进驻八连整顿。具体整顿什么，怎么整，于副团长未点明，说完带着戚参谋坐上吉普车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雷股长、田干事和赵小岳三人。赵小岳静静地坐着，等待对面的两人说话。雷股长只顾抽烟，心情好像很矛盾，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田干事拿着耳勺歪着头扒耳屎，显得很悠闲。沉寂了十几分钟后，雷股长把烟头重重地摁进烟灰缸，说：“赵连长呀，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贯彻团党委的意图，对八连最近以来的工作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主要是查找问题，帮助你们搞好整顿。你先谈谈最近连队在全面建设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赵小岳心想，既然团党委决定派工作组来整顿，那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从一行四人不那么理直气壮的神情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十有八九还是冲着他在军首长面前“告状”一事。但现在人家不挑明，自己也不便瞎联想，便谦虚地说：“八连的问题还不少。就最近二十多天而言，主要是消除了前一段时间部队管理松懈、制度松弛带来的后遗症，进一步按照条令条例整顿秩序。请机关的首长帮助我们看清问题，制订整改措施。”
雷股长一边听一边记，赵小岳话音落地许久后，他抬起头，大失所望地问：“完了？”
“对，完了。”
雷股长合上笔记本，又点燃一支烟，说道：“看来团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你们看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嘛。这说明你们连队干部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也缺乏改正错误的勇气。我问你，前天我们陪军检查组来，你们连队的战士像放羊一样满公路乱跑，这不是问题吗？”
赵小岳已经完全清楚了他们的本意。他平静地解释道：“雷股长，那天我们是按计划有组织地长跑训练，不是放羊。”
“那其它问题呢？”雷股长追问道。
赵小岳心中涌起不快和鄙夷，这不是借机生事、故意找茬吗？但他想起李大剑“讲究方法”的嘱咐，强压住火气，平静地把皮球又踢回去，说：“是的，正如您刚才所说的那样，我本人认识问题、发现问题的水平不高，请雷股长多多批评指正。”
雷股长像被一件不软不硬的东西捅了软肋，说疼吧，不疼；说不疼吧，怪难受的，还有些窝囊。他气恼地说：“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你出去吧，把副连长叫来。”
接下来，工作组用两天时间逐个找干部、骨干谈话，还开了两个小规模的战士座谈会，主题很明确，就是查找连队春节后存在的问题。赵小岳对这些全然不加理会。他相信自己上任后所做的工作和成果，他也相信八连官兵会秉公说话。从短短二十多天的接触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八连官兵的整体素质是高的，关键是带兵人自身的素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过去，爸爸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成为口头禅。
每次谈话之后，就有排长或班长悄悄来找他汇报谈话的内容。赵小岳说：“工作组找你谈话是工作，你怎么说是你的权力，不用来向我报告。”可话说出去后，还是阻挡不住前来报告的浪潮。他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来人刚开个头，他就主动打断，把话题岔开。从心里讲，每听一次报告，就会在他心里增加一份郁闷和不快，耳不听为净。
有两个人主动回避他，这就是一班长和二班长。他们对自己被处分一直耿耿于怀，理由是，于连长和黄指导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伤了人，在军内外造成这么坏的影响，到现在都不见处理结果，凭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处分我们？可对工作组他们不敢这样说，只能抱怨赵连长武断专行，不留后路。毛主席还说要“治病救人”嘛，你一个小小的连长下手就这么狠！
工作组谈了两天话，于副团长带着戚参谋出去打了两天猎。早出晚归，每次都满载而归。打回的猎物，一半交炊事班做了，给官兵改善伙食；一半贮藏在伙房屋后的地窖里，准备带回去。
第三天上午，于副团长没有出去。工作组开了碰头会，整整开了一上午。中午吃饭时，雷股长通知赵小岳，说下午工作组要召集副班长以上人员开个会。赵小岳估计，该到全面摊牌的时候了。果然，在下午的会议上，雷股长通报了两天来调查的结果，对八连春节后出现的问题总结归纳了五个方面：一是执行团首长指示不坚决，打折扣；二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抬头，个人说了算；三是部队管理还有漏洞；四是民主空气不浓，群众有意见不敢说；五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看问题夸大其词，信口开河。
赵小岳细细一算，除了第三条勉强可以站住脚外，其余四条纯属无中生有，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他感到委屈，短短二十多天，自己扭转了八连建设下滑的趋势，迅速恢复了正规秩序，不但没受表扬，反而被罗织出几大罪名，这不是明显的打击报复吗？雷股长说话时，眼睛始终盯着赵小岳，满屋人也都把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只有于副团长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东瞅瞅西瞧瞧。赵小岳想，全连官兵都在看着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挺住。“泰山崩于前而心不乱”，他心里一遍一遍地默念这句古训，也学着于副团长的样子，努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雷股长又对连队下步的整改提出了十项要求。在赵小岳听来，全是套话和大话。雷股长讲完后请团首长作指示。于副团长说了几句不疼不痒的话，无非是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
首长的话完了，按照惯例，连队该有所表示。于副团长讲话时，赵小岳的脑子已经转开了。怎么表态？屈服压力，忍辱含恨，举手投降？还是拍案而起，大义凛然，据理争辩？但望着八连的干部和骨干们，他觉得这样做有失连长的风度，大庭广众之下公然顶撞，也会开不好的风气。赵小岳又一次体会到被人用绳索捆绑着架在火上烧烤的滋味，悟出李大剑托人捎来八个字的真正含义。
于副团长讲完了，赵小岳的两难选一作业还没有完成。满屋的人目光盯着他，于副团长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他。屋里很静，谁的脚在桌下轻轻移动都听得一清二楚。
赵小岳很快从思索中缓过神来，脸上挂着微笑，说：“我代表八连全体官兵，感谢团党委、团首长和工作组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一定遵照团首长的指示，看问题、看连队、看自己。对工作组指出的问题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的话完了。”
雷股长失望地合上笔记本，于副团长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工作组走了，连队的全面建设一如既往地向前推进。赵小岳相信组织，相信真理，也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马木兰的生活仍然照着固定的模式周而复始。跑车两天，休息两天，但心灵的轨迹却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自从那天在金陵饭店会见吃饭以后，宫田像影子一样紧紧伴随着她，甩也甩不掉。第二天的上午，宫田把电话打到家里，约她出去玩，被她婉言谢绝了。中午全家人正在吃饭，宫田又打来电话，说晚上请他去金陵饭店酒吧听音乐。马木兰吱吱唔唔地想着回绝的理由。全家人停下吃饭，眼睛都注视着她的表情。不用猜，大家都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姥姥不耐烦地说道：“吃饭，吃饭，打什么电话。”刘英怪嗔地看了一眼母亲，微笑着对女儿说：“打电话怎么能不接呢，要懂礼貌嘛。”马穷达和弟妹不言语。终于想到回绝的借口了，马木兰对着电话听筒说：“对不起，我晚上要去同学家有事。”宫田说：“我到你家门口来接你，陪你一起去。”马木兰说：“这样让你跑来跑去多不好意思。再说，去别人家我怕不方便。”宫田说：“没关系，我在你同学家门口等你。”
马木兰心想，在中国人心目中，日本人最讲礼貌，怎么这位脸皮这么厚，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简直判若两人。于是坚定地说：“不用麻烦了，我正在吃饭。好了，再见。”说完挂下电话。
吃过饭，等屋里只剩刘英和马木兰两人，刘英亲切地说：“木兰，你年纪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现在改革开放了，我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先谈着再说。有些事情就是缘份。缘份是什么？是可遇而不可求。遇到了就要抓住，放过去再想找就找不到了。”马木兰噘起嘴：“妈，我早说过了，我的事不用你管。”刘英说：“你这死丫头，妈都是为你好。”马木兰一扭头开门出去了。
晚上，家里来了许多邻居，他们是来参观欣赏大彩电的。
秦琴几分羡慕又有几分嫉妒地说：“你们家可是我们院子里第一个用二十五寸彩电的人家，真清楚，颜色真艳。”
田一曼说：“是呀，现在再回家看看我们的黑白机简直就不能看。”
住平房的小徐说：“你们两家也买一台嘛。”
秦琴酸酸地说：“哎哟，你说得倒轻巧，五千多块钱呢。中央商场有，还要工业券，我们哪买得起呀。”
小徐对刘英说：“你们家真有本事，不用买，人家送上门。”
刘英喜笑颜开，答道：“是我们大丫头助人为乐，好人有好报嘛。这可是正宗的日本货，你看纸箱还放在床底下呢。”说完，弯下腰就要从床下把折叠起来的印着日文和英文的纸箱拖出来。田一曼阻止她，说：“算了，算了，我们是来看彩电的，不是来看纸箱，再说那上面奇里古怪的字我们也不认识。”
田一曼问：“木兰又跑车去了？”
“不，去同学家有事了。”
秦琴说：“那个日本小伙子长得挺帅的，也懂礼貌。那天在院子门外向我问路，那客气劲简直叫人受不了。”
刘英说：“是呀，过去不了解，现在才知道日本人对人就是客气。”接着，把那天一家三口去金陵饭店吃饭的事不无得意地描绘了一遍。刚说完，马社教冷不丁冒出一句：“日本人打了两次电话来找我姐姐。”田一曼的脸色一下阴沉下来，刘英责怪儿子：“多嘴多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掉。”
秦琴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好呀，咱木兰认识日本人，又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赶明儿叫木兰帮我家也买一台日本彩电，只要正宗、便宜，现在市场上走私的水货太多了。”沉寂了好一会，秦琴又问道：“姥姥呢，怎么不看电视？”刘英小声说：“哎，老年人，死脑筋。几十年过去了，一提日本人她就犯病。这不，让我把黑白机放在里屋，她一个人看。”
田一曼和秦琴都不言语了。姥姥的身世她们知道一些，老邻居嘛，哪家的底细不清楚。看来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彩电给马家带来了欢乐和荣耀，也带来了老少之间的隔阂。气氛有几分尴尬，田一曼也不想再呆下去了，就招呼秦琴和小徐说：“彩电欣赏过了，咱们走吧。”便与马穷达打招呼。马穷达说：“叫老赵、老刘和孩子们有空到我们家看电视呀。”三个女人打着哈哈出门了。
田一曼回到家，赵群英正在看新闻联播。田一曼说：“老赵，咱家的电视看了四五年了，也该更新换代了。咱们也买一台彩电吧，怎么样？国产的也行。”赵群英开玩笑地说：“这个家你做主，你掌握着财政大权，你说买就买呗。”
“买一台十八寸，最少也要四千多块钱，眼看着儿子女儿都长大了，结婚办事要花钱，老家每个月也要寄钱。”一说到钱，田一曼又犯起愁，犹豫了。
“黑白就黑白，不一样看嘛。不要看见人家有彩电，就盲目攀比。”
田一曼突然想起什么，说：“哎哟，我上次猜得不错，那个日本小伙子好像与木兰有那么点意思。”她将刘英的话和马社教的插话又复述了一遍后，说：“我说还是给老大写封信，把这件事跟他说一下，也算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咱孩子的心眼太实在了。”赵群英把电视机音量调大，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说过，人家的事咱不要管，孩子的事相信孩子们能处理好。你这不是瞎操心吗。”田一曼生气了：“是呀，我瞎操心，你一个大老爷们可以当甩手掌柜，我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管不问呀。你不写，我明天叫小兰回来一趟，让她给哥哥写一封信。”
马木兰独自一人向夫子庙走去。穿过瞻园路，来到庙前广场。右前方就是文德桥。它成了马木兰的伤心桥、迷惘桥。文德桥上分手后，快一个月了，赵小岳连个信都没有。看来过去对他的认识存在极大的片面性。我争胜好强，强在表面上；可他争强好胜，是强在骨子里。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内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我还这样苦苦地傻等干什么？缘份，可遇不可求。妈妈毕竟是过来之人，讲话自有她的道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与宫田的交往不正是一个典型的缘份杰作吗？从他一系列的表白和举动看，他是有意与自己续一续情缘，我该怎么办呢？当然，对他太不了解，毕竟是外国人，尽管不存在语言障碍，但生活方式和习惯却大相径庭。
我该怎么办？赵小岳在心中渐渐淡去，要尽快填补这个空白。现在找外国人谈对象的渐渐多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是真心实意地爱我，管他是哪国人呢。有人反对？比如姥姥，或是爸爸，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又不和我生活一辈子，自己的终身大事应该自己拿主意。
马木兰扶着泮池汉白玉的雕花石栏痛苦地思索着、抉择着。她想到文德桥上走一走，但始终迈不开步。那桥上有赵小岳的影子，有他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话语，还有他那铁石一般的心肠。
欣赏夫子庙夜景的人很多，除了三三两两逛风景的市民，就是成群结队的游客。
一会儿，一队外国游人从广场经过，人高马大，金发碧眼。马木兰发现，两个年纪不小的老外都挽着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士，亲密无间，边走边笑。是呀，到底是改革开放，一切都变得自然正常。记得上小学、中学时，每当街头出现一两个外国人，他们的身后必然跟着一大群兴奋、好奇的中国孩子和大人。外国人走到哪，大家跟到哪。不用组织，不用号召，也不辞辛苦，像一群忠实的追随者。对外国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大家都要发出好奇的笑声，议论不休。一拨人跟了一段，看得基本过瘾了，准备撤离，另一拨人又自动加入到围观的队伍里去，保持队伍的连续性和基本阵容。后来，学校里三番五次传达上级通知，强调不要对外国人围观、尾随。但讲归讲，该看还是看，该追还是追。在中国的土地上，看看外国人总不犯法吧，谁叫他们跑到我们国家来。马木兰也尾随过几回。那是放学时在校门口大路上，偶遇一对外国夫妇，男的大腹便便，裤腰带扎在肚脐眼下，女的袒胸露背。刘成龙和马木兰追着看，赵小岳说：“有什么好看的，外国人不也是一个嘴巴两只眼睛。这么多人像看猴一样围着人家，也太掉价了。”赵小岳要回家，马木兰还拉着他，不让他走，一定要再跟上一段路。马木兰想到这竟嗤嗤地笑起来。
外国游客和中国女士谈笑风生地从身边走过，飘来阵阵浓烈的香气。外国人不知都用什么香水？怪好闻的。那天晚上宫田母亲身上弥漫着淡淡的茉莉花香。那是东方女人的风格，清香淡雅，耐人回味。不像西方人膻味重，所以要用浓烈的香味加以掩盖。
马木兰漫无目的在广场上踯躅，考虑着自己的抉择。最后她做出如下决断：再给赵小岳三天时间，明天要去跑车，两天后回来，如果再见不到他的来信，那就视其自动绝交，就可以尝试与宫田交往交往。我有选择生活的权利，我也做到了仁至义尽。
第二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参加班前会，整理车厢，站在门口迎接旅客上车。
“马小姐，你好，请允许我陪你一起旅行。”马木兰抬头看见宫田背着马桶旅行包，一副阳光灿烂的样子。
“你好，你又去厦门出差呀？”
“不，我是陪你一起旅行。”
“这怎么行呢，你不上课了？”
“我正在写毕业论文，我希望坐在你的火车上构思……。”
天啊！马木兰从心里涌上一阵感动，笑着验过车票，说：“请上车吧。”
两天后，当马木兰和宫田双双走下火车的时候，邮递员给马家送来了赵小岳的来信。家里只有马穷达和刘英两人。刘英拿着沉甸甸的信，心想现在是女儿的关键时期，可千万不能让这封信给搅黄了。先把信藏起来，以后看情况再说。她走进里屋，想把信锁到大衣橱里，但一想，不行，衣橱的钥匙木兰和姥姥都有，万一露馅反而弄巧成拙。藏哪里呢？她犯了难。说实话，家里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突然，她看到墙边竹制书架第二排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现在已无人再看这种书了，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她灵机一动，将第二卷抽出来，把信夹在书页里，又把书原样插回，再把四本书的书背抹抹平。马穷达说：“你这样做不合适。”刘英说：“我是她妈，什么合适不合适，我这是为她好，”又叮嘱道：“这件事你不准对第三个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跟你没完。”马穷达无奈地摇摇头。
宫田叫了辆出租车，把马木兰送到吴钩里院门口。马木兰没有忘记自己立下的承诺，她问妈妈有没有她的信。刘英摇摇头，坚定地说：“没有，肯定没有。”不一会，姥姥进屋，便问姥姥，姥姥叹着气说：“没有，小岳怎么几十天就不来个信呢？”又说：“我前天去问了小岳妈妈，她说小岳也没有给家里来信，估计工作忙吧。”马木兰生气地想，什么工作忙，纯粹是借口。部队咱也不是没呆过，再忙，写一封信总有时间吧。算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这一次跑车是马木兰工作半年来最有意思的一次。上车后，宫田把行李往软席铺上一丢，帮着她拖地、搞卫生，引来不明就里的旅客一阵夸奖：“现在大家都向钱看了，想不到还真有学雷锋的。”也有的说：“雷锋叔叔三月来了四月走，现在正好是三月，不信你下个月再来坐这趟车，看看雷锋还在不在。”马木兰不管别人的议论，她感到宫田像个亲切的兄长，又像个虔诚、虚心而笨手笨脚的徒弟。
很快，日本留学生上车陪马木兰的消息在列车员中以高于火车时速的速度争相转告。列车长笑哈哈地夸奖宫田，意味深长地拍拍马木兰的肩头，嘱咐她珍惜，要把握。餐车上的李师傅趁着没人，对马木兰说：“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呀，这里面可有我的一大功劳。”大多数人，尤其是没结婚的女列车员们又羡慕又嫉妒。能和日本人谈恋爱，将来出国，那真是做三天梦都想不来的好事呀。
卫生忙清了，马木兰让宫田在乘务员休息室休息。室内空间狭小逼仄，一张硬皮短椅，正好坐下两人，胳膊挨着胳膊。宫田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身世，介绍自己的家庭。他坦率地告诉马木兰，父亲青年时曾应召入伍，参加过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被遣返回国，靠做小生意起家。父母亲很希望儿子在中国找一位太太。他们一家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感情中还包含着对上一辈人侵略中国的一种赎罪心理。马木兰略偏着头，静静地听，心中涌起一阵阵波澜。从宫田的讲述可以看出，他热情、直率，不像赵小岳太稳重、太老成。家境优裕但看不出纨绔子弟的陋习，一个人在中国专攻历史，跑遍了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尤其是对中日两国那一段悲惨历史的正确理解，更使她对日本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眼前这位日本青年政治上的成熟，不亚于赵小岳嘛。
开饭了，宫田请她到餐车吃饭。马木兰说：“我们从不去餐车吃饭，我们有工作餐。”宫田说：“没关系，你把工作餐放到餐车吃就是了。只当陪我吃饭。”到餐车吃饭的乘客都已散去。不当班的乘务员、还有乘警、炊事员聚在餐车里聊天。大家兴趣浓厚地议论着马木兰的事，见他俩走进来，大家都不吭声，只是笑。宫田在收银台交了钱，买了四个菜、两份饭、一个汤。马木兰不好意思地说：“你在这吃吧，我还是回休息室吃。”大家憋不住了，哄堂大笑。李师傅说：“木兰，人家请你吃饭你就别客气了。别不好意思，大家都为你高兴呢。”一位女乘务员对宫田说：“你请他吃饭，也该请请我们呀，见者有份嘛。”宫田站起身，说：“好的，今天我请客。”说着就要掏钱，马木兰一把按住他的手，小声说：“他们在和你开玩笑，他们早就吃过了。”那位乘务员说：“哎哟，马木兰开始心疼钱了，怕我们把他男朋友当凯子宰了。”另一位乘务员插话说：“人家是买给自己女朋友吃的，碍你什么事呀？你别在这里杂巴罗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马木兰对她的话有几分气恼，但转念一想，她们这是在嫉妒自己。这些小市民出身的人，看到别人遇上好事，心里就不是滋味。想到这些，她心里生出从未有过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从那以后，马木兰与宫田的关系迅速升温。马木兰的变化首先反映在衣着上，宫田带她逛刚开业的金陵购物中心，这是南京第一家专营世界名牌的商场，专挑最贵最时尚的衣服。马木兰几天换一套，从头到脚都是名牌。过了不久，又描眉，抹上了口红，还把头发留起来向后梳在一起，用一只粉红色的头带卡住，人一下子漂亮了许多。对她的变化，吴钩里的大人们背后议论纷纷，但小姐妹们都羡慕不已。小兰星期天从大学回家，只要马木兰在，都跑过去找她请教，马木兰也热心地教她怎样化妆。一次，马木兰把宫田给她买的一套真丝连衣裙送给小兰，作为那次借她衣服出席宴会的回报，小兰高兴地跑回家穿上，招来田一曼一顿批评。
宫田还是没有去马家。马木兰不让，理由是吴钩里属于部队的家属区，不方便。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她没有说出口，就是家里有个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老太太。每次约会地点定在夫子庙广场南侧岸边，这里凭栏可望缓缓流淌的秦淮河水，远眺鳞次栉比的青砖黑瓦马头墙的明清建筑群。晚风吹来，令人陶醉，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这天晚上，彩灯齐放。两人依在栏杆上说话。马木兰指着不远处的文德桥问宫田：“你学习中国历史，又在南京住了三年，这座桥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宫田谦和地说：“中国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我只学了一点皮毛，对南京的历史最近刚刚涉及。我前天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一九三五年出版的《首都志》，上面记着你们吴钩里周围的情况。这座桥的情况还没看到。”
马木兰说：“这叫文德桥，老南京有一个关于这座桥的传说，你想听吗？”
“想听，当然想听。”马木兰把从赵小岳那听来的传说大致说了一遍。宫田兴奋地说：“真让我大开眼界，你们南京真是每座一桥、每一条路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呀。走，我们俩也到桥上去，看一看栏杆到底靠不靠得住。”
马木兰神情黯然地说：“不去了。靠不住，我试过的。”宫田诧异地说：“你真会开玩笑。”“不是开玩笑，真的。”宫田不言语了，他觉得马木兰今天有点怪，但又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马木兰说：“宫田，我们俩交往有一段日子了，你今后真的能像现在这样爱我一辈子吗？”“是的，你放心，除非这秦淮河水断流。”马木兰感动地点点头，身子不由自主地依偎过去。宫田像是受到某种启示和鼓励，小声说：“你真美，我想吻吻你。”马木兰的心怦然而动，这是她第一次接受男子的吻，和赵小岳好了这么多年，连拉手都很少。她微微点头，幸福地闭上双眼……
李大剑带着刘副营长和戚参谋到八连时，赵小岳和丁铁柱正带着全连在营院东面的山坡上开荒。春天到了，赵小岳寻思着可以开开荒，种点豆类、瓜类。一来官兵有事干，不闲着，还能培养劳动观念；二来可以补贴补贴伙食。对他的提议，丁铁柱和一排长首先反对。他们说：“连长你真是生长在城市，搞不清种收时节。我们现在开荒整地，清明前下种，收获要等到六月份，我们连的轮值任务五月底就结束了。这不明摆着我们种豆，别人吃豆，二姑娘嫁人，倒贴嘛。”赵小岳说：“不管贴给谁都是一家人嘛。”丁铁柱说：“现在找你这种思路的人真困难。后面是九连来，不是让许大马棒捡了便宜嘛。”许大马棒是九连许连长的绰号。
丁铁柱拗不过赵小岳，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
全连人光着膀子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通迅员气喘吁吁地来喊赵小岳，说参谋长来了。赵小岳高兴地甩掉手中的锄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他给盼来了。他吩咐大家继续干活，穿上衣服和丁铁柱向连部跑去。
李大剑一行人在会议室里喝水。见到赵小岳，李大剑热烈地与他握手，一边握，一边摇，嘴里说：“你辛苦了，瘦了许多。”赵小岳眼里噙着泪花，回答道：“参谋长，我们盼你盼苦了。”“噢，有你一封信，我给你带来了。”李大剑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是对象来的吧，”丁铁柱打趣地说：“告诉你们，我们赵连长等对象的信都等疯了。嗨，这个与世隔绝的鬼地方。不像我，老夫老妻的，一年也写不上一封信。”
李大剑说有他的信时，赵小岳心里确实一阵狂跳。终于等来了，马木兰看到他写的“上集”，已经回信了。可接过信，从信封上清丽端庄的字体，他认出是小兰写的，便顺手放进衣兜，说：“丁副连长猜错了，这是我妹妹写的。”李大剑说：“这个地方，电话不通，邮路不畅，你还是先看看信吧。”赵小岳说：“没事，一定是家务事，报平安，我们家里给我写信一般都是妹妹动笔。参谋长大老远过来，还是先谈工作吧。”
大家坐下后，李大剑向他们说明来意：受团党委委派，复查连队整顿情况，并且通知他们，值勤任务延期，何时调防时间待定。丁铁柱一听火气上来了：“凭什么？凭什么呀？前几拔都是到点就走，怎么轮到八连就要延期呢？”李大剑对着他俩苦笑一下，说：“执行命令，不要问为什么。赵连长你说呢？”赵小岳说：“大家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看是正常的。但军人服从命令不讲价钱，我们不说二话。”李大剑说：“丁副连长，你要多向赵连长学习。你们入伍那年我就讲过，赵小岳不愧是你们这批兵中的佼佼者。”他挥挥手接着说道：“这样吧，丁副连长，你陪着刘副营长、戚参谋去转一转，看看内务秩序，饭堂厕所，我和赵连长说点事。”三人站起身出去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李大剑望着赵小岳日渐消瘦的脸庞，说：“小岳，这一个多月你辛苦了。思想上压力挺大的吧？”赵小岳说：“是的，工作辛苦不怕，怕就怕上级不理解，包括刚才说的延期换防，我看就不太正常。”
李大剑微微点点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愤愤地说：“是呀，围绕八连的事，你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军检查组从八连回团后，把颜团长狠狠批评了一通，说他欺上瞒下，隐情不报，是私心作怪。把你好好表扬了一番，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山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搞得团长脸红一阵白一阵，看来颜团长提升的事彻底黄了。他是五〇年抗美援朝入伍的，已经五十二岁了。今年中央大讲干部年轻化，听说马上要破格提拔一批年轻的干部走上师团领导岗位，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没办法，自作自受吧。”
赵小岳嘴角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没有料到小小八连惹的事，会对颜团长的前途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李大剑继续说道：“告诉你一件事，军检查组走后，对于天和黄晋冀的处理也不了了之。于天被安排到后勤处搞营建，天天和包工头打成一片，潇洒得很；黄晋冀昨天刚坐火车去西安，上政治学院深造。这唱的是哪出戏吗？”
赵小岳一股怨气油然而生，他不解地问：“那团党委……”李大剑打断他的话：“团党委在八连的问题上分成几大派，团长、邢副团长、政治处主任是一个意见；我和于副团长是一个意见；政委今年要转业，基本上不参加意见。”
“于副团长？”
“对，你感到意外是吧？你对他还不了解，你别看他表面上粗粗拉拉，骂骂咧咧的，其实，是个正直的人。对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恨得咬牙切齿。春节家里吃团圆饭，他当着快过门的儿媳妇和全家人的面，抽了儿子一个耳光。于天哭着跑到团长那告状，说他爸爸是土匪、军阀。”
“那前一段来整顿？”
“团长不愿意派我来，只有派他来。回去后他到处表扬你，说了不少公道话。”
赵小岳心里暖暖的。人间自有公道在呀，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想想心里也平衡许多。
丁铁柱陪刘副营长、戚参谋转了一圈，回到会议室。刘副营长说：“大变样，大变样，我简直快认不出这是八连了。”李大剑问：“什么认不出来？”“连队面貌变化太大了，小赵还真有两下子。”几个人汇总了检查的情况。李大剑说：“等一会儿开个全连军人大会，我把有关情况说一说。”
军人大会上，李大剑高度赞扬了赵小岳上任以来带领全连以刮骨疗伤、知耻而进的精神，改变连队面貌的所作所为，高度肯定了赵小岳的一系列说法和做法，鼓励八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也把团首长关于延期换防的意思婉转地透露出来，强调了军人的命令意识，服从意识。李大剑讲话从不用讲稿，甚至不用在笔记本写上几句当提纲，完全是在肚子里酝酿成熟后，如急促射击，一泻千里。听他讲话，先撇开内容的精彩，逻辑的缜密，层次的分明，本身就是一种身心愉悦、振奋精神的享受。
晚上，李大剑一行吃完晚饭，便上车走了。坦克团今年是军里坦克战术训练试点，参谋长的事很多。送走李大剑，已是掌灯时分，赵小岳有点累，但精神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他回到宿舍，想坐下休息，但在屋里转了两圈，坐不下来。他觉得应该乘李大剑讲话的东风，把连队下步的工作再推进一步。他想去找丁铁柱合计合计，刚走到门口，忽然想起好像有一件事没办。噢，家里来信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兰的信，坐在门口看起来。来信与往常一样，无外乎爸爸妈妈身体如常，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一心工作，创造成绩等等。只是最末尾一行字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上说：“你走后，木兰姐与一个日本留学生谈恋爱，进展很快。妈妈叫我告诉你。”
赵小岳揉了揉眼睛，又定神读了一遍。短短一行半字，犹如三月里大山的天空响起一声炸雷。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一个日本留学生，就是那个在火车上突发阑尾炎的留学生吗？这件事马木兰和自己说过，自己还表扬她救死扶伤、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怎么短短一个月时间就谈上恋爱呢？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呀。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明白，小兰不会撒谎，更不会编这样的瞎话与自己开玩笑。妈妈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妹妹把这种事告诉自己的。前几年，爷爷、奶奶在老家相继去世，爸爸妈妈一年后才写信告诉自己，怕影响自己的工作。今天信上话虽不多，但传达的信息应该是确凿无误的。
赵小岳捏着信，在屋里走来走去。问题出在哪里呢？上次文德桥头的玩笑误会？难道上次邮出的信她没收到？就算没收到，至于这样吗？为什么她不来信解释？他百思不得其解，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在屋里烦躁不安地打转。
丁铁柱进屋，见赵小岳手里捏着信神情不对，便小心翼翼地问：“赵连长，家里发生什么事吗？”赵小岳看了他一眼，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没有什么。哎，你有香烟吗？”“有，有，家乡的烟，哈德门。”“来一支。”“好，好。”丁铁柱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上一支，拿出火柴，划着，点上。赵小岳憋足了全身的力气，气运丹田猛吸一口，然后又努力张大嘴，使劲吐出，像吐出郁闷在心中多年的恶气。混沌的浓烟一下子弥漫了整个小屋。
丁铁柱已经猜出八九分了，他说：“连长，坐下，安静一会儿，有什么事慢慢地说。”
赵小岳在床沿上坐下，把信递给他，并指着最后一段说：“你看看，你看看，这莫名其妙的，算什么事嘛。”又把文德桥头的误会，接电返队，已写了信回复等情况简单说了一下。丁铁柱把那段关键的句子看了好几遍，愤愤不平地说：“什么人不好谈，偏要找外国人，外国人又不比咱们多两个蛋。”他见赵小岳望了自己一眼，便笑了起来，说：“连长呀，好像是列宁说过，历史总有惊人的重复之处。当年我遇到的情况，今天又轮到你了。”赵小岳也笑了，说：“你别胡扯，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可不一样。你是家里包办婚姻在前，你想当陈世美在后，身份变了，想把人家农村姑娘一脚蹬开；我是青梅竹马，自由恋爱，门当户对，情投意合，你别瞎联系。”
“是呀，是不一样呀，”丁铁柱笑容不改：“当年是我要蹬人家，现在是人家要蹬你，是不是呀？”
“蹬没什么关系，人家结了婚还可以离婚，现在的问题是不明不白呀。”
“这好办，你向团里请个假，回去一趟，当面谈一下不就知道了嘛。现在都八十年代了，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男女关系之事要当面谈，光凭写写信靠不住。我们又住在这个鬼地方，一封信发过去好几天，再返回又是好多天，黄花菜早凉了。你忘了，当年我那口子不就是和她娘一直追到我们学校，寻死觅活地把我给镇住了吗？”
请假？回家？赵小岳不假思索地说：“不行，连队面貌刚有点起色，团里又迟迟配不来指导员，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呢？回去以后，我爸爸见我为了这事弃连而回，不骂死我才怪呢！再说，如果战士们知道，也会背地里骂我赵小岳没出息。不行，不行，这是下下策。”
“那只有鸿雁传情了。唉，我说呀，你马上就写信，凭你的文笔把那个上集续上，写的动人、感人，催人泪下，让她读了悔青肠子，痛哭流涕，回心转意。现在只有这个打法了。”
“好，就按你说的办，死马当成活马医吧。”赵小岳无奈地说。“你今晚写好，我明天派专车给你送到镇上邮局，这样快多了。”“不行，黄晋冀的教训你忘了吗？为给连长寄情书派专车，来回一百多公里山路，再出个什么闪失，你不是害我嘛，不行。”丁铁柱不想影响连长写信，起身要走，赵小岳拦住他：“哎，你把香烟留下，算我借你的，下次还你。”“你别说见外话了，”丁铁柱掏出仅剩半包的哈德门：“这可是我最后的精神食粮了，全给你。不过我告诉你，少抽点。不是我心疼，你平时抽烟少，猛一下抽这么多，要醉人的。”
夜已很深。院子外，只有几只鸟儿还在夜幕中高一声、低一声吟叫，使寂静的山谷有一丝生机。赵小岳对鸟儿的了解不多，叫不上鸟的名字，但布谷鸟他知道。在夜色中，一会儿东面传来一句“布谷，布谷”，西边会紧接上一句“布谷、布谷”，像两个相恋已久不得相见的恋人，在黑夜中用歌声互诉衷肠。
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信笺上除了抬头“木兰”两个字加一个冒号之外，一个字也没写下。香烟已经抽了五支，头有点晕，小屋内浓烟滚滚，像正在发生一场火灾。他起身拿起电筒出屋，到坑道口和院门外的哨位查看，又蹑手蹑脚在各排房巡查一遍。回到屋里坐到桌前，揉揉发涨的太阳穴，点上第六支烟，继续苦思冥想。
赵小岳终于明白，为什么写不出来，实际是为什么要写的问题没有理清，这是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干任何事都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否则无从下手。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动之以情的哀求？告诉她我爱她，我不能没有她，通过抒发对她的爱慕，以此来打动她的心，让她回心转意？这种祈求哀告的话，实在耻于说出口。或是晓之以理的劝告？告诉她世事难测，小心上当受骗，赶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但人家已经做出了决断并付诸实现，人家有人家的自由，她又不是三岁小孩子。摆出一副好为人师教训的口吻，反而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或者还有第三个、第四个目标或手段？
赵小岳就着烟蒂又续上第七支烟，他感到一阵恶心，想呕吐。他想，不能再抽下去了，也实在写不下去了。他想起自己常说的话：主观上积极努力，客观上顺其自然。算了，万事不可强求，强扭的瓜不甜。眼前丁铁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社会把他和那口子生硬捆绑在一起，除了生了一个儿子，其他一切都那么冷漠、陌生，一辈子又有什么意思呢。他拿定了主意，拿起笔，在抬头的冒号后面写上一个大大的“？”，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上一个大大的“！”。然后把信笺折好，放到抽屉里。他不准备邮出，就让这封未写出来的“下集”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纪念吧。
马木兰在盛夏降临时准备告诉家里，她要和宫田结婚。
马木兰的决定着实是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做出的。外部压力首先来自家里，妈妈当然全力支持，可姥姥反对最强烈。先是与刘英吵，后来对马木兰冷淡，直至要与她分床睡，最后发展到不与她说话。马木兰对姥姥的感情某种意义上超过对母亲的感情。三个孩子都是姥姥一手带大，可女大不由娘，更何况隔了一代人。另外来自吴钩里邻居们的舆论压力也挺可怕。这一切都是姥姥造成的。她到处串门，逢人便说，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引起了邻居们的极大共鸣和同情。马木兰发现，田一曼、秦琴、赵群英、刘俊皆每次看她的眼神都很异样。另外，宫田这头也有无形压力。宫田的学业八月底要结束，他想带马木兰回日本结婚。权衡再三，马木兰决定离开这个越来越感压抑的环境，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
古城的酷热是全国闻名的，不愧是长江岸边“三大火炉”之一。四面环山，空气不畅，再加上古城墙的封堵，整个城市像个聚热能力极强的大蒸锅。白天烈日当头，热浪滚滚，屋里屋外一样热；晚上热气散不掉，和白天一样蒸人。虽然家家都有了电风扇，但扇出来的尽是热风，吹到身上更难受。每到夏季来临，太阳一落下，大家从古井里提上几桶水，泼在院子空地上，降温散热。家家户户早早吃了晚饭，然后搬上竹床、躺椅、小板凳，关上家里的灯，三三两两到大松树下纳凉。
这天晚上，邻居们围坐在一起纳凉说话。马木兰从外面回来，她把妈妈叫回家。刘英问：“吃过饭了吗？”马木兰说：“吃了，在胜利饭店吃的西餐。”刘英笑呵呵地问：“有什么事？”马木兰说：“我准备与宫田结婚，去日本。”刘英高兴地说：“好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妈要好好给你准备准备。”马木兰有些犯愁，指着窗外说：“姥姥怎么办？”这一说，刘英也犯愁，她清楚母亲如果知道女儿与日本人结婚，一定会气疯的。母亲已经七十岁了，经不起这番折腾，但女儿终身大事机不可失，怎么办呢？马木兰出主意说：“我悄悄地办手续，悄悄地走，不让姥姥知道。”刘英说：“这不合适。你是我们家老大，我们嫁女儿堂堂正正，偷偷摸摸地走，又要叫秦琴她们说闲话了，那指不定有多难听。不行，要办就光明正大的办。我们马家憋屈了这么多年了，也该风风光光地让他们开开眼。”
马木兰说：“宫田向省外办的张处长咨询了一下，手续很麻烦。除了单位的证明和户口本，外事部门还要到爸爸单位、你的单位、街道和居委会了解情况，开证明，还有派出所的材料。”
“这么麻烦？”刘英吃惊地问。
“当然啰，这叫涉外婚姻嘛，当然管得严啰。”马木兰的口吻颇有几分自豪。
“没关系，手续麻烦慢慢办吧。户口本我为你准备好，什么时候用，你尽管找我拿。”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之后，马家老大要去日本结婚的消息，成了吴钩里各家饭桌上的一道菜。邻居们都知道姥姥的坚定立场，为了让老人精神上的打击晚来一点，大家不约而同地对她保密。
这一天晚上，大家齐聚在大松树下乘凉。一会儿议论最近几天长江中下游发大水，水位仅次于一九五四年；一会儿又扯到卓长任等六名歹徒在沈阳劫持飞机跑到南朝鲜；不知是谁挑的话头，又说到网球运动员胡娜跑到美国不回来。秦琴有意无意地感叹一句：“唉，小小年纪的姑娘，不爱祖国爱外国。以后这样下去，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姥姥挥着芭蕉扇赶蚊子，脸上很平静，其实秦琴的话像一根钢针刺痛了她的心。
正在这时，马木兰骑着自行车从院门外进来。秦琴小声地对田一曼说：“哎，小岳他妈，木兰马上要去日本结婚了，你听说了吗？”田一曼朝她挤挤眼睛，示意姥姥就坐在旁边，不要叫老人听见了。秦琴装愣，又提高声音问了一句：“你不相信是吧？是她妈亲口告诉我的。”这一句话真真切切，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刘英和马穷达脸色十分复杂，田一曼和赵群英还是假装没听懂，也不去接茬。姥姥腾地一下站起来，把扇子丢在地上，拄着拐杖，迈着小脚，蹬蹬地追着上楼的马木兰往家走。
大家哗然。田一曼小声数落秦琴：“我说你呀，哪壶不开你提哪壶，让姥姥知道了怎么受得了。”刘英似乎横下一条心：“迟早瞒不过去，说开也好。”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注意力都集中在二楼马家的窗口。
马家的灯亮了，不一会儿传来姥姥与马木兰的争吵声，声音越来越大。田一曼对马家夫妇说：“你们赶紧回家看看，别出什么事。”赵群英也劝老马赶紧上楼。刘英说：“没关系，迟早的，让祖孙两代人交流交流也好。”话音未落，楼上传来沉闷的“嘭”“嘭”两声响，是拐杖重重打在身上，紧接着传来马木兰呜呜的哭声。哭声不高，像经过克制和压抑，但在夜空里听得真真切切。
刘英脸色大变，拉着丈夫说：“走，快回去看看，姥姥打女儿了。”马穷达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尴尬地与大家打招呼。满院子的人都无心再闲聊，他们的眼睛一起望着马家的窗口，不知道下面将发生什么事情。
马家夫妇推门进屋时，马木兰趴在外屋床上还在低声抽泣，姥姥坐在饭桌边，手持拐杖，气得直喘粗气。刘英对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讲，怎么能打她？孩子都二十多岁了，今后叫她在院子里怎么见人？”“打的就是你们这群不长记性的人，竟然要和日本人结婚，你们忘本了！”姥姥的拐杖敲击地板，发出“咚咚”的响声。刘英又去安慰女儿，拉她起来，马木兰甩着胳膊就是不起身。
马穷达一脸茫然，不知该干些什么。姥姥平静了一会儿，对呆立在门口的他说：“你去把小弟小妹叫回来，我有话说。”马穷达转身下楼，在乘凉的人堆中招呼社教和淑红回家。
在姥姥的要求和主持下，家庭会召开了。马木兰早已止住了哭声，但趴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下，连头也不想抬；刘英坐在床边，一边低头抚慰女儿，一边茫然地望着端坐桌前的母亲。不知今天母亲要说些什么？让她说出来也好。马穷达坐在沙发上，两边分别坐着小弟和小妹。
姥姥说：“今天晚上全家人都在，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听我说的话，但我还是要说，不说，堵在心里闷得慌。我说的事你们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年青的时候，我给他们说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他们长大了，记性不如我了，都忘光了。”
刘英听到这，知道母亲又要说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的事，便打断母亲的话：“妈，别说了，都什么年代了，那些陈糠烂谷子的事。”“不，”拐杖又在地板上“咚”地一声，像法庭上法官振聋发聩的一击：“我要说，你们忘记了不要紧，你们也老了。但他们不能不知道，更不能忘记。”刘英见母亲如此坚定，也就不插嘴了。马社教和马淑红张大了嘴，瞪着眼睛好奇地望着姥姥。小时候姥姥给他们讲故事，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从未像今天这样严肃得吓人。姥姥望了一眼趴在床上的木兰，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拿在手上，定定神，开始讲述那个装在心中几十年，就是讲一万遍也不感乏味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了上海以后，向民国的首都南京进攻。蒋介石怕人民骂他是卖国贼，不发一枪就让日本人把首都占了，就想在南京与日本人打一仗。唐生智跳出来，拍着胸脯愿意承担保卫首都的重任，担任了卫戍司令官。你们的姥爷当时在七十二军八十八师。部队接到命令，马不停蹄赶到南京。我当时怀着你们的妈妈，已经八个多月了。还有我的妹妹，你们的姨姥姥，那年她刚刚十七岁，从老家跑到部队，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顺便照顾我。进城后，你们的姥爷让我们先回老家。我没有走，只是托一位做生意的老乡把你们刚刚五岁的舅舅送回老家。我想南京不会有事，民国的首都，又调了几十万部队守卫，一定能守得住。你们的姥爷没有办法，就在金沙井，也就在瞻园路的东边，租了两间民房把我和妹妹安顿下来。很短的时间，南京就像潮水一样聚集了三十万大军，设了三道防线。你姥爷的部队守城南，就是中华门、雨花台一块。
十二月初，日本人开始进攻了。我们天天躲在房子里，只听见日本人的飞机在头顶上嗡嗡地飞来飞去。枪炮声先是很小，几天后就听得越来越清楚。到了中旬，日本人的炮已经打到城里来，轰轰的。每听到一声轰鸣，那里的房子就点燃起一堆大火，街上火光连着火光，老百姓在十一月底跑出去一些，后来看到这么多大军保卫南京，人心安定了，又跑回来一些。这个时候街上到处是哭喊声，我们吓坏了，躲在屋里，不敢出门。
后来我才知道，南京城是从你姥爷他们守卫的中华门先攻陷的。你姥爷自从把我们安顿好后，尽管阵地离我们只有三里路，但他从来没有回来过。城陷的那天夜里，他派了一个勤务兵来找我们，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叫我们赶快离开南京，能走多远走多远。另外就把这根拐杖，”姥姥把手中的拐杖往上一扬，又慢慢地放下：“这是他用了多年的拐杖，行军爬山指挥士兵。四十多年了，我一直珍藏着它。闹红卫兵那阵子，你爸爸要把它烧掉，说怕红卫兵抓到咱家怀念旧社会的把柄。我硬是把它藏起来，才没有烧掉。这怎么能烧掉呢？这是你们姥爷临死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呀。每当看到它，我就想起你们战死在城墙下的姥爷，他可是为了打日本、保卫国家而死的呀。
勤务兵走后，我们哪也没去。我要等，我总觉得你们姥爷一定会回来接我们。后来，枪炮声渐渐稀下来，我想可能我们胜利了，把日本人赶跑了。我们守着油灯等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听到外面又响起清脆的枪声，离我们很近。我正纳闷，想出去看看动静。刚走到院门口，忽然小院子的木门外响起一阵叽哩咕噜的说话声。我一听不好，这不是日本兵的声音嘛。我赶紧掉头回屋，叫你姨姥姥赶快藏起来。我们还在商量着是躲在床底下还是藏到院子后的夹墙里，只听“咚咚”两声巨响，木门被撞开。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枪直向屋子里冲来。我吓呆了，连忙把妹妹往床下塞，可来不及了，妹妹的头刚刚钻进床底，日本兵已经闯进屋。他们嘴里叽哩咕噜一阵，又哈哈大笑。两人放下枪，一个来撕我的衣服，另一个用手去拽你姨姥姥的双腿。我的脑子当时一下就懵了，早就听说日本兵都是野兽养的，见了女人就糟蹋，万万没想到今天轮到我们姐妹俩了。我挺着大肚子拼命地挣扎，用手抓日本兵的脸，用脚踢，用牙咬，纠缠了好一阵子。可怜你们的姨姥姥，被日本兵从床下拽出来。她才十七岁呀，吓得不会说话，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整个人都吓傻了。作孽呀，作孽呀，我亲眼看见日本兵把你们姨姥姥……糟蹋了。”
说到这，姥姥泪水止不住流下，打湿了大襟衫。马穷达低着头，眼眶湿湿的。刘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弟小妹仿佛也呆傻了，张大嘴一动不动。马木兰抬起头，眼睛转向姥姥，听她继续讲。
“就在我和日本兵撕打的时候，从院门外跑进来两个中国汉子。他们原先可能是想躲躲风头的，看到日本兵在糟蹋我们，一下子冲进屋。日本兵丢下我们，与他们扭打在一块。不一会，两个汉子把日本兵制服了。他们捡起地上的刺刀枪，对准这两个野兽的心脏狠狠地刺了几下。这时我才看清，两个汉子约三十多岁，下身穿着黄军裤，上身穿着黑色的土布对襟褂。其中一个脸很瘦，下巴很长，左脸受了伤，用一条白纱布包着半个脸，纱布上满是黑灰和暗红色的血迹。
两个人把日本兵的尸体拖出屋，塞到屋后的夹墙里。那个伤脸的汉子对我说：‘这里不能待了，快跑吧。’说完，两个人从东面院墙跳出去。
我用了全身的力气把妹妹抱到床上，我这才发现她的身子沉沉的，软软的。用手摸摸她的鼻子，已经断气了。”
姥姥低下头，用手绢捂住嘴，低声地呜咽。马穷达起身拿了一条毛巾递给她。刘英用手背一次又一次地擦着眼泪，小弟小妹也哭出了声。马木兰坐起身，泪水顺着脸颊滴答滴答落在床罩上。
姥姥用毛巾狠狠擦了一把脸，把毛巾和手绢放在饭桌上。“后来，在难民区生下你们的妈妈。这就是日本人对我们家犯下的滔天大罪，血海深仇呀。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日本这两个字，就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现在可好，我的外孙女要和日本人结婚，这万万不能答应。”姥姥咬牙切齿地用拐杖敲得地板咚咚响。
姥姥叙述完了，她默默地望着马木兰，望着每一个人。她等待他们开口，给她一个明确的态度。
长时间的沉默，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故事里。
过了好一会儿，刘英下床，走到母亲跟前，说：“妈，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中央也号召向前看，我们老一辈人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旧事，就断送了孩子的前程。”
“你说的是人话吗？中国这么大，八亿人口，我们马家的闺女就非要嫁给日本人吗？”姥姥生气地撇开刘英，用拐杖指着马木兰：“你说，你说呀！人家赵小岳那点配不上你。你非要当日本人的儿媳妇，你这不是存心要气死我嘛。”
刚才姥姥句句带血携泪的述说，确实让马木兰的心灵深深地震颤。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姥姥还经历过这么一段悲惨的往事，她为姥爷的死、为姨姥姥的死而痛心落泪。但这种感觉只在心头逗留了一小会儿，毕竟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宫田对自己爱的这么深，彬彬有礼，哪有电影上演的日本鬼子的一丝痕迹，甚至可以说比现今的中国人素质高，懂礼貌，善解人意。现在改革开放了，国门大开，中外交流，我为什么就不能寻找自己的幸福呢？老年人的思想就是守旧，刚才还打我，把我当成三岁小孩子。姥姥提到赵小岳，不提还好，一提就伤心。她就是要争这口气。马木兰擦干眼泪，平静地说：“姥姥，你刚才说的故事我们一定记住。但那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我们还要向前看。”
“你说什么？你这是忘本。”姥姥气得站起身，迈前两步，举起拐杖就要打。刘英赶紧站起身，一把抓住拐杖头。这下马木兰也被彻底激怒了，她一骨碌地跳下床，站在姥姥面前：“你打呀，你打呀，你把我打死吧。只要不打死我，我就去日本结婚，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姥姥被她一番话弄懵了，丢掉拐杖，愣愣地站着，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刘英吓坏了，连忙上前扶住母亲，叫道：“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马穷达走过来，蹩红着脸，用尽全身力气，抽了女儿一个耳光：“你说的什么话，你想气死姥姥呀。”
马木兰揉揉红肿的脸颊，咬着牙说：“好吧，这个家容不得我，那我就走。”说完，推开阻拦的母亲，跑出屋。
马家顿时乱成一锅粥。刘英高声骂着马穷达：“你为什么打女儿？你把女儿打跑了，你给我去找呀。”说完，跑出屋去追女儿。小弟小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不知怎么是好，呜呜地哭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姥姥才缓过一口气，弯腰拾起落在地板上的拐杖，两眼呆滞，缓缓地说：“我该走了，我该走了。”说完，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要出门。马穷达上前拦住她：“妈，不要和孩子斗气。你老人家坐下来，休息休息。”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女婿的存在，嘴里依旧喃喃地说：“我该走了，我该走了。”挣脱着往门外走。正在这时，田一曼、秦琴上楼。她们在院子里听到马家又哭又吵，当时就想上楼看看，劝劝架。刘俊皆说：“等一会儿吧，人家家里有事，外人去了反而不好。”刚才，看见马木兰披头散发哭啼啼地从楼门洞冲出，跑向院外，紧跟着刘英也哭啼啼地追出去，知道事态严重了。田一曼对秦琴说：“不行，事情闹大了，我们不能不管。走，我们俩上去看看。”
任凭田一曼和秦琴怎么劝阻，姥姥始终只有一句话：“我该走了，我该走了。”田一曼死死拽住她的胳膊，对小弟小妹说：“你们过来，把姥姥扶到里屋去。”此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幽深的古井，它仿佛成了人们逃避现实、发泄愤恨的最佳场所。几个人连推带拉终于把姥姥拉到里屋，又让她躺在床上。田一曼给她盖上一条毛毯，轻声对大家说：“姥姥给气疯了。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班，一定要看住她，不能发生意外。”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了。第二天上午，马木兰给家里打来电话，她告诉妈妈，她住在宫田的宿舍，叫家里放心。吴钩里她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她叫妈妈过几天把户口本送来。她还问了姥姥的情况，叫妈妈好好照顾她，转告姥姥不要生她的气，只当没有自己这个外孙女。刘英手握听筒，哭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