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的第二天上午，赵小岳值完班，约上斯军英，走进久违的吴钩里。
昨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既是三十九周年国庆，又是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的第一天。赵小岳头戴红边大檐帽，肩佩金黄色的少校肩章。斯军英因为在师以下作战部队的医院，带有野战性质，也被授予中尉军衔。一路上，老百姓们投来羡慕好奇的目光。今天他们去看吴钩里的老房子，为结婚做准备。
自从父母搬进干休所，赵小岳还是第一次到吴钩里。跨进已经缩了水的大门，只见小楼的外墙皮已经脱落的不成样子，露出了经风雨侵蚀后风化严重的红砖砖芯。东侧的小平房已被拆除，院子里满是杂草，足有两尺高。草丛中一条尺把宽的小径，从院门直达楼梯口。地上还残留着鞭炮的红色碎纸片，这是昨天刘成龙结婚时留下的。除了这碎纸屑还证明院子里有人居住、有人活动外，其他一切都是那样破败、凄凉。向院子深处看，也许是水汽滋润的缘故，古井周围的草长得又高又壮，井台被野草包围浸没。尽管已是深秋，野草仍青郁郁的，看不出一点秋的味道。
赵小岳领着斯军英，用脚拔开没膝深的草丛，走到古井边。铁丝编织的网状井盖，早已锈蚀不堪，像一块年久失修的破渔网，罩在井口上。这个井盖是赵群英亲手做的。透过大大小小的网眼向下看，井底黝黑，像一个漆黑的死洞，看不到水波。赵小岳向她说起围绕古井发生的故事，冰镇西瓜、搭防震棚、刘英投井……正说着，院门口方向传来一阵招呼声：“是小岳哥吧，怎么来了就看古井呀？”刘成虎站在大松树下，向他招手示意。两人踏过草丛，向刘成虎走去。
“哎哟，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昨天我哥哥结婚，怎么没见你？”刘成龙结婚根本就没请赵小岳，是何原因，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即使请了也去不了，因为国庆节要值班。斯军英去了，是作为刘成凤的好朋友去的。
刘成虎长高了，也壮实了。中分头，油亮亮的，黑色西服配白衬衫、红领带，还真有点小老板的派头，就是说话的口音像换了个人。赵小岳记得，刘成虎小时候和院子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现在舌头好像长了一截，满口南京腔，土土的，听起来十分别扭。看来环境不但改变人的内心外貌，连口音都改变了。
“这位就是嫂子吧？昨天见过。”刘成虎一边掏出香烟递过来，一边问。
“什么嫂子嫂子的，还没结婚呢。”赵小岳摆摆手，示意不抽烟。
刘成虎把烟盒凑到嘴边，娴熟地叼出一支，嘴里含糊不清地说：“都什么年头了，结婚不结婚不都一个样。”
赵小岳没有理会，问道：“姥姥呢？怎么没见她？”
“被小保姆推到夫子庙溜达去了。”
“马淑红还住在这里吗？”
“早不住了，今年春节结的婚，搬走了。现在刘阿姨常住在这儿，陪陪姥姥，又雇了一个安徽小保姆，帮助干活。”
赵小岳对马淑红嫁给谁了？住在哪里？有几分好奇，想打听一下，可一想斯军英就站在身边，问多了会产生误解，便“噢”的一声不言语了。
刘成虎补充道：“马社教开的咖啡店还在，就是出门左手那家。”“生意还好吗？”“不错，生意很好。这是全市第一家咖啡店，店堂不大，布置得蛮有品味的，很多老外都喜欢到这里来呢。当然喽，有他姐姐当大老板，马克充足啊。”刘成虎生怕他不懂“马克”的含意，把右手抬到胸前，拇指和食指、中指快速地摩擦，做了个数钞票的动作。其实，在赵小岳上中学时，同学们就爱把钱戏称为“马克”。吉亚月就很热衷这种叫法，口袋里有五分钱，也要炫耀一下她有“五分马克”。看来，世道真的变了，一切向“马克”看齐了。
“马木兰也来过吗？”赵小岳随口问道。刘成虎向他挤挤眼睛，又歪歪嘴。赵小岳被他鬼头鬼脑的样子逗笑了，说：“有什么话就说吧，过去的事早就过去了。”刘成虎明白，这件事没有必要瞒着斯军英了，便说道：“来过，但没跨进这个大门一步。主要是怕姥姥看见。每次都是晚上来，在店里坐一会儿就走。现在木兰姐和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穿金戴银，出门叫车。听说还要回国开公司呢。”刘成虎见斯军英将头撇向一边，对他的介绍毫无兴趣，赵小岳也心不在焉的样子，便马上转换话题，热情地说：“到我的公司坐一坐吧，出门右手就是。”
刘成虎开公司、马社教开咖啡馆的事，赵小岳以前都听小兰说过，今天已经来了，自然有兴趣认认门，毕竟是一个小院长大的。赵小岳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老房子看一看，等一会再到你的公司参观参观，好吗？”刘成虎说：“你们先去看吧，等一会来坐坐。好几年不见面了，怪想的。”赵小岳和斯军英刚转过身去，刘成虎又补充了一句：“唉，小岳哥，你可以到我哥哥的新房参观参观，对你们绝对有启发。”“他们在家吗？”“在，肯定在。昨晚闹新房，闹到凌晨一点钟，估计这个时候还在睡觉吧。不要紧，你一敲门，他肯定起来。”
“算了，新婚之夜，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
“什么新婚之夜，老夫老妻的啦。现在是新婚第几夜，谁搞得清楚。”
房间里的破损程度和外墙成正比，毕竟三年没住人了。墙皮脱落，天花板上有几大块水渍的痕迹，黄黄的，像地图的等高线。地板被老鼠咬了不少洞，人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隐约还能听到地板下老鼠惊惶失措、四处奔逃的脚步声。
斯军英比较满意，房子旧是旧了一点，在现今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能有这个独立的家，还是不错的。两个人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指指划划，商量着怎样整修，怎样布置。
“看来工程还不小啊！”转了几圈后，斯军英总结性地说。
“没事，我来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我想休假半个月，一定能搞定。”
“你来搞？怕不行吧。我看还是请个工程队，花点钱。”
“不用，我自己能行。你就等着来验收吧。”赵小岳坚定地说。
两人事前约好了，上午看看房子，中午到赵小岳家吃饭，顺便和父母把筹备结婚的事商量一下。下午再去百货公司转转。看看手表，已是中午十一点多钟了，便锁门，准备离去。就在这时，隔壁刘成龙的房门开了。刘成龙光着上身，只穿一条三角裤衩，揉着眼睛从半开的门缝探头向外张望，目光正好和赵小岳的目光碰在一起。“嗬，新郎官起床啦。”赵小岳打趣地招呼道。刘成龙脸上浮现出尴尬的表情，回应道：“噢，是赵小岳啊，我还以为是……”说到一半，他感到自己赤身裸体不雅观，忙说：“你们等一下，我穿件衣服。”缩回脑袋，关上房门。
赵小岳与斯军英相视一笑，站在走廊里等。不一会儿，刘成龙套上长裤，穿上背心，开门出来。“向你表示迟到的祝贺呀，新郎官。”赵小岳向他拱拱手。
“不好意思，昨晚闹的太晚。”刘成龙解释说。
“没事，春宵一刻值千金嘛。新娘子还在睡觉啊？”
“还没起床。要不就请你们到家里坐坐，真不好意思。”
“唉，听刘成凤说，你们不是要去桂林旅行吗？”斯军英插话道。
“今天晚上走，飞机票都买好了。”寒暄几句后，刘成龙从刚才的窘态中缓过劲来，说话的声音提高了几度：“小岳，你太不够意思，昨天也不来吃喜酒。”
赵小岳心想，你根本就没有邀请我，我怎么来啊？刘成龙这种倒打一耙、反咬一口的伎俩，他早就领教多次了。但是，人家毕竟新婚燕尔，为了不使刘成龙难堪，他含糊其词地说：“太忙，太忙，昨天我值班。”“值班不能让别人替一下啊？是工作重要，还是兄弟情份重要。”刘成龙得寸进尺，不依不饶。
“军英代表了，军英代表了。”赵小岳不想就这个问题再纠缠下去。明明是你没邀请，事过境迁了，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兴师问罪的姿态，赵小岳心里十分不快。
刘成龙也感觉到这个话题适可而止为好，便笑着说：“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糖啊？今天是不是来看看房子？”赵小岳点点头。说到房子，刘成龙兴趣一下提高不少。“我告诉你们，这房子要么不搞，要搞就大搞。你们看我的装修，前前后后搞了两个月。除了房梁、砖头没动，其它我全给改了。”
“这要花多少钱呀？”赵小岳问。
“什么钱不钱的，看你怎么弄了，”刘成龙意味深长地说：“唉，今天不行了，否则，请你们参观一下，开开眼界。不过，你们后搞，应该比我搞的还要精致漂亮。”
三个人站在走廊扯着话。赵小岳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刘成龙那样大兴土木，一来条件不允许，二来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对物质上的攀比向来深恶痛绝，便想早点结束谈话。“你忙吧，晚上还要赶飞机，一定有不少事。等你们从桂林回来，我们再来参观你的新房。”
“好吧，今后又成邻居了，常来常往吧。”
告别了刘成龙，下楼，走到院门口，刘成虎在门外等着。“你们看，”他指着大门左手的一间门面，介绍说：“这就是马社教开的咖啡馆，月亮湾，一听名字就很特别。”赵小岳发现咖啡馆店面不大，但门脸搞得很有特色。门的上方横贯一幅高分子彩画，高山、河流、森林、月亮，把“月亮湾”三个魏体红字衬映的格外耀眼。门是对开的玻璃门，玻璃上用彩墨喷绘着几个女人的身段，婀娜多姿，似在翩翩起舞。刘成虎指着店名问道：“你猜猜，这三个字是谁写的？”赵小岳歪着头，仔细欣赏了片刻，说：“可能是哪个书法家写的吧，武中奇？尉天池？”“不对，是马社教他爸写的。”“嗬，这个字写的不错，有功力。”马穷达练书法，这是当年吴钩里家喻户晓的事。马木兰曾多次告诉赵小岳，说她爸爸每天要写几十个字。“写什么呀？”他曾好奇地问。“写毛主席语录，一段一段的。”十几年坚持下来，真成书法家了。
赵小岳拉着斯军英想进店看一看，刘成虎说：“还没开门呢。他们每天要搞到夜里两三点，上午休息，下午两点以后才开门。”
刘成虎热情地引导他们来到自己的公司。说是公司，其实只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朝南一面是玻璃墙，用不干胶贴着业务经营范围，中间是一扇玻璃门，门上也用不干胶贴着公司的名称“猛利贸易有限公司”。
“你的经营项目不少呀。”赵小岳指着玻璃上的红字说。
“这么说吧，除了军火、毒品和人口不做，其他全做。现在改革开放了，搞活经济嘛，政策好呀。”刘成虎很得意。
“主要做什么呢？”
“不一定，这要看市场行情。小岳哥，我告诉你吧，我做过的产品数都数不过来。几年前，我去广州倒腾日本的电子表、香港的喇叭裤、美国的万宝路、英国的三个五，后来搞过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房地产热，就搞钢材，还有水泥等三大材。总之，市场需要什么，我就搞什么。”
“可以啊，一定发财了吧。”
“发财谈不上，搞点小钱花花，这年头不搞钱没法活呀。你还记得吧，你们刚当兵那会儿，哪家有个一万块，就让人嫉妒死了。可现在，十万元才起步，百万才算富，万元户只能算贫困户呀。”
刘成虎拉开玻璃门，请两人进屋。屋子里并排放着三张桌子，墙壁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坐在办公桌前，一个胖，一个瘦，见刘成虎领着两个客人进来，赶紧站起身，点头微笑。刘成虎说：“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给我大哥大嫂倒茶。”两个姑娘立即行动，一个搬椅子，一个拿茶杯倒水。
“不用，不用，”赵小岳连连摆手：“我们站一下，马上就走。”
“走？到我这来了，哪能走呢。”刘成虎好像十分生气：“中午我请客，到夫子庙奇芳阁摆一桌，好好搓一下，把我哥哥嫂嫂也喊上。多少年了，难得聚一聚嘛。”
“你哥哥我们刚才见过面了，我们还要到百货公司去转一转。”
“哎呀，小岳哥太不给我面子了。”刘成虎显出失望的样子。
“下次吧，来日方长。”赵小岳说：“唉，你现在住在哪里呀？”“我以前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前两个月，哥哥要搞房子结婚，我就住到外面去了。”
“每天坐公交车吗？”
“公交车哪能坐，像挤油渣似的。我有车，那，”刘成虎指指玻璃窗外，赵小岳这才注意到，窗外靠墙停着一辆正三轮摩托车，长江750，军绿色，部队通信连配发的那种，再仔细一看，还挂着白底红字的军用牌照。刘成虎自豪地说：“这是我哥哥给我搞的，他要用我的房子结婚，不给我一点实惠怎么行，亲兄弟明算账嘛。”
回到干休所已经快下午一点钟了。一进门，见家里坐了三位客人，母亲介绍说：“这几位是技工学校的，来接你爸爸去做报告。”赵群英刚吃完饭，拿起茶杯，提上黑色公文包，对那三个人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咱们走吧。”待三位客人出门，赵群英转回身，对赵小岳和斯军英说：“结婚的事，你们和妈妈商量吧，这个家她做主，”又不放心地叮嘱道：“新事新办，量力而行，咱们不要和别人攀比。”赵小岳和斯军英点点头，赵群英走了。
田一曼忙着热饭热菜，她也没吃。中午老两口一直在等他俩回来吃饭，不料技工学校的三位领导，十一点钟便上门，说要接赵群英到学校吃饭，吃过饭下午作报告。赵群英死活不肯，还请他们在家里一块吃。三个客人见他脾气倔，不肯去，只好坐在客厅里等。赵群英见此情景，便先吃了。
“上午房子看的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搞？”田一曼一边给斯军英碗里搛菜，一边问。斯军英望望赵小岳，示意叫他先说。赵小岳说：“我妈妈是问你的意见，还是你说吧。”
斯军英放下筷子，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和小岳商量好了，简单搞一下，只要能住就行。”
一番话，让田一曼再次证实了斯军英懂事明理，高兴地又给她搛上一块红烧肉，说：“也不能太简单了。新房嘛，总要有个新气象。”
赵小岳接茬说：“妈妈，我们准备自己搞，这样省钱，也顺便学一手装潢手艺。将来转业了，如果没饭吃，可以帮人家刷刷墙嘛。”
田一曼和斯军英都笑起来。田一曼说：“我们家里会尽最大能力把你们的婚事办好。”说完，起身到卧室去了。不一会儿，从卧室出来，把一个小花布包放在桌上：“这里是五千块钱，你们拿去买买东西。”赵小岳知道，这些钱都是父母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自己早已成人了，临到结婚还要拿家里的钱，心里很过意不去，便说：“妈妈，我们两个人的存款可以应付过去。这钱你收起来吧，以后小兰结婚时有用。”斯军英也说：“阿姨，我们自力更生，不用你们操心。”斯军英的话，让田一曼高兴地合不拢嘴，孩子们太懂事了，她语气坚定地对斯军英说：“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我们知道光靠你们一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工资，过日子可以，可办大事就不行了。这是我和你赵叔叔的一点心意，如果不拿就见外了。”见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赵小岳便不再坚持，他对斯军英说：“妈妈既然已经说了，你就收下。”田一曼将小布包塞到斯军英手里，说：“你们这么懂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另外，我们还要送给你们一台十四寸的熊猫彩电。”赵小岳说：“这种彩电市面上买不到呀，好像要内部购物券。”
“是呀，商场里买不到，要到厂家门市部去买。二十张购物券，少一张都不行。”
“那你们从哪里搞的券？是不是爸爸到电视机厂作报告，人家送的？”
“哎哟，你爸爸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人家是送给他二十张，可他坚决不要。他说，我给人家讲传统，作报告，宣扬的就是牺牲和奉献精神。台上讲奉献，台下拿人家东西，这不是自打耳光吗？这二十张券，有十张是小兰向同学要的，另外十张是郭阿姨给的。今天上午，我给厂门市部打电话问了，现在还没货，要再等二十天左右。”
赵小岳心里一阵激动，为父母的真心关爱，也为爸爸高尚的人品人格。的确如此，经过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好像都换了一个活法。现在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太多了，包括一部分道貌岸然的领导干部。像父亲这样坚守理想的人，确实越来越少了，也因为少，才显得更加珍贵。
吴钩里的脏乱差，经过赵小岳一天半的奋战，统统不见了踪影，院子又恢复了往日的整洁和清爽。
老兵退伍离队后，在方教导员的一再催促下，赵小岳请了一个月假。在吴钩里老房子，他打上地铺，换上一身粗布的旧军装，活脱脱一个退伍兵。在复成桥头的建材商场，拖来十包水泥、半吨生石灰、三大桶白色涂料，还有石子、草筋，顺手向商场老板借来了铁锹、耙子、泥刀等一套泥瓦匠的工具，又和斯军英去夫子庙商场，买了油漆、刮刀、灰刀、刷子和砂纸，配齐了油漆匠的家伙。他计划用半个月时间，把房子的内墙壁补平、粉刷，再把地板重新打光、上漆，再用半个月时间置办家具、锅碗瓢盆和床上用品。这样一来，正好到元旦，去领了结婚证，给亲朋好友散个喜糖，这结婚的事就办完了。
斯军英也想休假，和他一起干。赵小岳没同意。一来年底医院工作忙；二来他怕她吃不了泥瓦匠、油漆匠的苦，搞不好还碍手碍脚；三来两人还没领结婚证，住在老房子里不合适。他对她说：“修房子的事你别操心了，等买东西时你当主力，你们女人对这个在行。”斯军英说：“不，我就要来。你说我不会干，我在旁边给你当下手总可以吧；你说不好住，那我住在医院，每天早出晚归总可以吧。”赵小岳说：“从吴钩里跑到将军山，坐公交车来回要两三个小时，又费时，又累人，还是算了吧。”最后两人达成协议，斯军英仍旧上班，星期天或调休时过来看看，搭个帮手。
赵小岳的到来，打破了吴钩里死气沉沉的寂静。尤其是刚一进住，不忙自家的事，先把院子打扫干净，赢得了大家的交口称赞。刘英说：“小岳呀，好几年不见面了，你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刘成虎说：“什么样子呀，这叫当年的老八路进村。”赵小岳一边拔草，一边对刘成虎说：“你个大小伙子，别光当评论员呀，一块干吧。”刘成虎显然受了感动：“行呀，咱也当一回老八路，不过我要去公司拿一副手套。”刘英说：“哎哟，当了几天总经理，细皮嫩肉的，不能干粗活了。”刘成虎说：“咱这叫什么总经理，纯属瞎混。哪比得上你们家老二，日进斗金，生意兴隆呀。”刘英说：“去，就你会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掉。咱们吴钩里的小孩，就数你最会耍嘴皮子。”
刘成虎学着赵小岳的样子，将蒿草连根拔起。说到赵小岳自己动手修房子，他满脸的茫然，说：“小岳哥，你也是不小的干部了，这种事还用你自己动手？叫个工程队搞一下不就得了。”赵小岳拔下一束蒿草，又将附在根部的土抖掉，说：“找工程队不要花钱呀？自己干不是可以省一点嘛，再说又不是什么大工程。”
刘成虎说：“哎呀，何苦呢，你应该向我哥哥学习，找个工程队搞了两个月，一分钱不花。”
“一分钱不花？工程队长是你家亲戚呀？”赵小岳吃惊地问。
“什么亲戚，我们家哪有农民工亲戚。哎，实话告诉你，工程队就是你们师里的，工钱不要，还贴材料。我哥哥的新房你可能没看，在南京绝对时髦，二十年不落后。”赵小岳明白了一些，没好气地说：“工程队长肯定和你哥哥有交情。”
“唉，这你可猜对了。我听我妈妈说，那个工头有个儿子在新疆当空军，后来通过熟人找到我哥哥，我哥哥把他儿子调到南京，就在你们师里，还安排他学开车。”
赵小岳暗想，小小的营级参谋，真是把手上的权力用足了。但对刘成虎他不便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你哥哥本事不小呀。”刘成虎说：“就是嘛，这年头本来就是互相利用。所以，我说你要向我哥哥学习。”正说着，公司里的胖姑娘站在大门口向这边喊：“刘总，刘总，电话，长途。”刘成虎脱下手套，递给赵小岳，说：“我不陪你学雷锋了，我要去忙正事了。”说完，一溜烟跑掉了。
赵小岳的到来，要数姥姥最开心。她取消了每天坐着轮椅外出散心、中晚两餐在夫子庙吃小吃的安排，张罗着叫女儿买菜做饭，宣布赵小岳在马家搭伙。一开始，赵小岳不好意思，原计划买点馒头、面包等干粮，或者去街上吃碗面条，临时凑合一下。姥姥和刘英坚决反对。刘英说：“十几年的老邻居了，就像自家孩子一样，还客气什么，当真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呀。”姥姥拍着轮椅说：“你不吃也行，这个轮椅你拿回去，我不坐了。”赵小岳见搞到这个份上，也就没有再坚持。
姥姥坐着轮椅，在大树下看着赵小岳拔草。杂草清除完毕后，又把轮椅定位在楼梯口，一边看着他把水泥包拆开，上水、和泥、拌灰，一边和他聊天说话。不知怎的，姥姥变得开朗了，原本疯疯癫癫的毛病也没有了。尤其是三顿饭和赵小岳在一个桌子上吃，老太太仿佛一下年轻了许多。
斯军英隔三岔五都要来个半天，帮赵小岳提灰上楼，或蹲在地上给地板打砂纸。在饭桌上，姥姥总是把菜往斯军英碗里搛，嘴里不停地招呼：“姑娘，多吃点，多吃点。”刘英看着母亲和小斯的亲热劲，脸上不时红一阵白一阵，很不自在。
这一天，因为要调油漆，赵小岳拎着一个空油瓶，上街买汽油。回来时，发现吴钩里的大门口站着几个人，背对着马路，往院子里探头探脑。其中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戴着一顶电影上见过的三四十年代人常戴的灰色礼帽，他的身旁站着两个女人和一个小伙子。赵小岳好奇地走过来，刚想开口问他们找谁，一个年轻女子正好转身，与赵小岳打个照面。
“吉亚月。”
“赵小岳。”
两人几乎同时叫出对方的名字，其他三个人也转过身。赵小岳认出，那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是吉亚月的妈妈。尽管穿着一身崭新的丝绸夹袄，头发也烫过了，但那张忧郁无助的脸，永远改变不了；另一位是吉亚月的弟弟，一米七零的个子，窄脸，皮肤发黄，与小时候简直判若两人。
吉亚月把老人介绍给赵小岳：“这是我的外公，从台湾来。”
“哦，是台湾同胞呀，欢迎欢迎。”赵小岳赶紧把右手的汽油瓶换到左手，伸出手想与他握手。
吉亚月指着赵小岳，对老人说：“这是我的同学，他们家就住在这里，现在是解放军军官。”
听到“解放军”三个字，老人脸上的笑容像突然被喷上了强力冷冻胶，瞬间僵住，表情尴尬地说：“幸会，幸会。”赵小岳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把这位台胞吓住了，或是自己油漆斑斑的装束让他觉得不合时宜，便知趣地抽回手说道：“幸会，幸会。”五个人僵立着，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赵小岳很快缓过神来，对吉亚月说：“今天来吴钩里有事吗？你们家以前的房子不是已经拆迁了吗？”吉亚月刚要解释，老人抢过话头：“没什么，没什么，随便看看，随便看看。”又抱拳拱拱手说：“这位长官，对不起，打扰了。告辞，告辞。”说完，拄着拐杖大步走了。从背影看，老人的身板硬朗，后背挺直，有军人的气度，步速也很快。吉亚月姐弟和母亲小跑几步才追上老人。赵小岳不明白，他们怎么说走就走，而且步履匆匆。吉亚月几次回头想和他说什么，都被母亲拉着胳膊制止住。赵小岳心里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工程进展的很顺利，到了第八天，墙面、地面基本收拾完毕。地板的第一遍漆刚刚上完，需要阴干一下。这天下午，赵小岳搬了一张凳子，坐在楼梯口外休息，姥姥坐着轮椅在他的对面，一边说话，一边看小保姆剥毛豆。这时，一声汽车喇叭传来，三人的目光一起射向大门口。只见两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停在门外，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两个穿中山装，模样像政府工作人员的男子，从后一辆车上又下来四个人。赵小岳一眼认出是吉亚月和她的外公、母亲，还有弟弟。
姥姥见他冲着大门口发愣，便问：“是找你的吧？”赵小岳摆摆手，示意不是，眼睛仍然注视着这一行人的动向。两个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地走向第二台车，一边一个像要搀扶老人，被老人礼貌地回绝。于是，两个工作人员打头，其余四人跟在后面，毫不犹豫地跨进大门，向楼梯口走来。赵小岳站起身，像是迎接，又像是察看究竟，等待下文。
一群人缓缓走到跟前，一位工作人员问道：“你们是这里的住户吗？”赵小岳答道：“是的，有什么事吗？”工作人员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台办的，”又指着身后的老人说：“这位老先生是台湾同胞，专程回大陆探亲。这个院子以前他家住过，想故地重游看一下。”老人与赵小岳离着五六步远，礼貌地拱拱手；吉亚月脸上显出几分得意的神情，向赵小岳招招手，既像是熟人之间随意的打个招呼，又像是刻意地炫耀什么。吉母向姥姥点头说：“姥姥，近来身体还好吧？好多年不见了。”赵小岳恍然大悟，原来前几天，吉家四人是来看房子的，可能是由于隔膜、疑虑，才有了尴尬的一幕。他心里不禁暗暗感叹，这世事真是太难揣摩了，搞了半天，怎么这个院子还是吉家的房产，而吉家人却在院子外的简易平房里住了十几年，太不可思议了。现在人家看一下旧居，应是情理之中，想到这里，他热情地说：“欢迎欢迎，随便看吧。”工作人员回头对老人说：“包先生，你们在院子里转转吧。党和政府对去台人员的财产一直采取保护措施，这里一直是部队使用。你看，院子里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房子旧了一些，毕竟几十年过去了，外部结构没有改动。”老人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我随便看看。”又对赵小岳和姥姥说：“抱歉，抱歉，多有打扰，多有打扰。”说完，几个人向古井方向走去。
刚才说话间，姥姥一直盯着老人的脸，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等一行人走到古井边，姥姥问赵小岳：“这个老头是吉家什么人？”赵小岳说：“是小孩的外公，刚从台湾回来。”姥姥说：“这个老头我很面熟，好像在哪见过。”赵小岳笑着说：“姥姥，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个老头以前是国民党的大官，四九年就跑到台湾去了。你怎么可能和他认识呢？”
“你看他年龄有多大？”
“解放都快四十年了，我估计起码有七八十岁吧。不过老头身体很好，不愧是以前当过兵，一点都不显老相。”
“当过兵？”姥姥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不一会儿，几个人往小楼这边走来。一边走，老人不时对着小楼指指点点。等走近了，老人对他们拱拱手，说：“对不起，打扰了，我们告辞了。”赵小岳说：“不用客气。这里变化不大吧？”老人说：“不大，但有一点，”他手指古井方向：“那古井上原有一个四角凉亭，旁边还有一些假山，是我托人从无锡弄来的太湖石，现在还剩下几块石头。”赵小岳记起，刚搬来时，是听人说过，原来古井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木头立柱，上面盖着小黑瓦。听说五八年被拆了烧高炉了。假山“文革”前被人推倒，遗弃在围墙边。不过这都是听来的，自己没有亲眼所见，不好说，便没有回答。老人又往大松树方向指了指，说：“那边原来有三棵和这棵一样的松树，也不见了。”吉母在一旁插话说：“五八年大炼钢铁，锯掉了，就留下这棵独苗苗。”老人“噢”了一声，没有发表评论。
对话中，姥姥又一次仔细端详了老人的脸。老人左脸颊上有一条斜疤，从太阳穴下边一点一直斜到腮帮处，足有三十多公分长，十分刺眼。正当老人拱拳致意，准备告辞时，姥姥突然说话了：“这位大哥。”从一行人走进院子开始，姥姥一直没有说话，她的开口让大家感到很意外，老人谦恭地问道：“这位老大姐，有什么事吗？”姥姥指着自己的脸，问道：“请问老大哥，脸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老人一扫刚才谦恭的神情，对着天空哈哈大笑两声，仿佛这伤疤记录着一段光荣灿烂的历史。笑毕，他朗声说：“老大姐，你要问这伤疤，可说来话长了。”姥姥叫小保姆上楼端几张凳子，小保姆停下手里的活，起身把自己屁股下的小板凳递过去，赶紧上楼了。
两个干部显然完成了使命，对老人说：“包先生，你就在这坐坐，拉拉呱吧，我们还要接待几位台胞，先走了。”老人显然也有留下的意思，便对他们说：“今天感谢二位，让你们受累，再见。”两个干部对姥姥和赵小岳说：“台湾同胞和我们是一家人，你们随便聊聊吧。”说完，便走出大门，上了一辆小汽车，走了。
小保姆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跑了两趟，搬下四张方凳。老人和三个子女坐下。无意之中，围成一个以姥姥为中心的不规则圆形。
姥姥说：“请老大哥说说吧。”老人把拐杖拄在胸前，挺着腰板，说：“这个疤与南京有着密切的关联。民国二十六年，”说到这，老人感到在此时此地，用民国的纪年方式显然不合时宜，想换成公元纪年，但一时想不起来。赵小岳给他补充道：“是一九三七年。”“哦，对，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攻南京，我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这个疤是日本人用刺刀挑的。”姥姥问道：“破城的时候，你在哪里？”老人这时才意识到，眼前这位老太太不是随便问起伤疤的事，她很可能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便更显出几分亲切。“我当时在八十八师二六二旅，我们的防线在中华门雨花台的东侧……”姥姥为了让他更快地进入角色，也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无缘无故地提起这个不堪回首的话题，没等他说完，抢先介绍道：“我的丈夫在八十八师二四六旅，也守中华门。”老人眼睛一亮，兴奋地说：“是呀，是呀，二四六旅在我们的左翼，旅长叫高致嵩。哎呀，想不到在这里，还碰上……”
听着两位老人一问一答，赵小岳的思绪仿佛也被带进了那段遥远的历史中去。小时候，从历史课本、电影戏剧中，只知道八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是他们这一代人认识抗日战争的生动载体，从父亲口中听到的，也是八路军炸铁道、端炮楼，开展敌后武装的故事。父亲现在还在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机关部队满含深情地讲述这些故事。了解八年抗战的真实全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表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的东西浮出水面，令他恍然大悟。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战役，赵小岳了解较多的是那幕充满血腥屠杀的人间惨剧。据记载，在日军攻入南京城后最初的六周中，共屠杀丧失战斗力的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共三十万人，强奸妇女两万多例。去年，南京在江东门设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邓小平题写的馆名。赵小岳去过两次，冷峻无言的石头，揪人心肺的浮雕，还有酷似人间地狱造型的半地下展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让他感到愤怒，感到窒息。不过，这段历史离自己这辈人确实太遥远了。今天，两位亲身参加过这场浩劫的老人近在咫尺，用一种劫后余生且相隔几十年意外相逢的语调谈论这件事，使他的兴趣大增。
姥姥为了尽快证实自己的判断-——那个从脸上下载的物证，又一次打断老头的话，急切地追问：“破城后，你到哪里去了？”老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忧郁和暗淡无光，他微微低下头，两只手抱着拐杖的把手，在地上重重地戳了几下，仿佛要把满腔仇恨和屈辱统统插到地底下。“不用说了，惨呀，丢人呀。”赵小岳知道，面对破城而入、兽性大发的日本鬼子，每一个幸存者都有一部血泪史。
“不是，我不是问你这些，我是问破城后你有没有在城南救过两个女人？”姥姥直截了当地问。
“城南？两个女人？”老人抬起头，眼里充满迷茫和苦苦的回忆：“五十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一些细节早已淡忘。”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她，好像布满皱纹的脸上写着答案。见老人没有回答，姥姥自嘲地摇摇头：“噢，对不起，可能我看错人了。”但她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就像落水的人不放过一根枝条、一片树叶。
“两个人，两个军人，在城南的一间民房里，两个鬼子，记起来了吗？”
“哦，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破城那天，我和六连长脱掉军装，从炸死的老百姓身上扒了一件便衣穿上，从中华门沿着中华路往北跑，我们被追兵赶得无路可逃，就跳进一个四合院，正好看见两个日本兵正要糟蹋两个女子。我们一人对付一个，把他们给收拾了，然后又跳墙逃走了。对，有这事，老大姐，你怎么知道的？”
不光老人感到奇怪，就连赵小岳，还有吉家三人都感到蹊跷。这五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姥姥记得这么真切，人物、地点、事件，有鼻子有眼。正当大家迷惑不解的时候，姥姥的眼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两手扶着轮椅把手，挣扎着想站起来，努力了一下，没成功，又想挣扎，被小保姆拦住了。她只能向老人伸出颤抖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大哥，我就是两个女子中的一个，我可找到救命恩人了。”
老人的眼里也闪着泪花，站起身，靠近姥姥，抓住她的手，激动地说：“太巧了，太巧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呀，五十年了。”
“是呀，五十年了，我要是死掉了，就巧不起来了。”姥姥哭着说。
赵小岳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和感人的场面所激动，他连忙站起身，走过去安慰姥姥。他怕姥姥过于激动，身体吃不消。吉母也起过来，轻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让父亲坐下来。
两位老人平静下来，都不说话，空气中弥漫着忧伤。过了好一会儿，老人问：“另一个女子是你什么人，现在还好吗？”
姥姥一边用毛巾擦着眼睛，一边说：“那是我的亲妹妹，那年只有十七岁，死了。”
又过了一会儿，姥姥问：“老大哥，和你一起救我们的那位先生现在还好吗？”
“他也不在了。”
“什么时候死的？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吗？”
“是……”这回轮到老人语无伦次了，他看了一眼赵小岳，仿佛自己难以启齿的障碍在他身上。赵小岳敏锐地察觉到，老人的这位抗日战友的死，一定和解放战争有关，和国共两军对垒有关。他想了想，对老人说：“老先生，历史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没关系，实事求是嘛。”赵小岳的话起了宽松谈话环境的作用，老人的脸上呈现出复杂的表情，喃喃地说：“民国四十七年……噢，不对，是一九五八年……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了。”
赵小岳为自己准确的猜测而暗自得意。五八年解放军炮击金门，这段故事父亲不止一次提起过，那是毛主席运筹帷幄，亲自指挥的，为的是维护祖国统一，被奉为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的经典战役。父亲这一辈军人许多都亲身参加了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炮击。两军对阵，互相开火，炮弹不长眼睛，逮谁炸谁。好在一九七九年，我党主动停止对金门、大担、二担的炮击，宣布要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眼前这位被解放军赶到海岛上的老人，得以重返大陆，探亲访友，自由往来，本身就验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伟大。
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照在吴钩里洁净的小院里，照在苍老的古井台上，照在围坐在小楼前的每个人的脸上。老人一行告辞而去，姥姥则像放下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疲惫地靠在轮椅上，默默无语。
姥姥像一个心头压着千斤重担的负重人，一旦担子卸去，了无牵挂，立即就会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和目标。在新年伊始还差两天的时候，姥姥突然在家中病故。而这一天，正是赵小岳结婚的日子。
赵小岳原计划元旦那天结婚。婚宴就设在干休所家里，按照父亲的意思，新事新办，不许铺张浪费。计划共邀请六个人，邢长征夫妇、斯军英父母、刘成凤和邢跃进。请刘成凤，是因为她是介绍人，又是斯军英的好朋友。
另外，赵小岳提请李大剑，他是赵小岳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在部队的第一任领导。赵群英说：“应该，应该，不能忘本。”本来名单中还有斯军强，毕竟是斯军英的亲哥哥嘛。
赵小岳让斯军英给他打电话，斯军强推说工作忙，婉言谢绝了。除此之外，其余一概不邀请。待元旦后上班，散个喜糖，就完了。
可就在十二月二十五号，一团的团长、政委双双来到赵群英家，说元旦这一天，团里打算搞个庆祝建团五十周年活动，根据师里的意见，不准备大庆，只搞个光辉历程报告会，想请老团长作传统报告。
他们不知道元旦这一天，赵家要办喜事，赵群英也没说。在他看来，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是大事，家里的事总是小事，可以自行调整，便一口应允。送走团长、政委，赵群英便叫田一曼往吴钩里打电话。赵小岳没装电话，电话打到姥姥家。赵小岳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妈妈说：“那就提前两天吧，三十号，还是中午，好在请的人不多，重新通知一下就行了。”
三十号，赵小岳起了个大早，挥舞大扫把扫院子。扫了一半，他突然感到有些纳闷，往常姥姥也是大清早起床，让刘英和小保姆抬着轮椅车下楼，坐在楼梯口看他打扫卫生。可今天马家一点动静也没有。小保姆的奶奶病故，昨天回安徽老家奔丧去了，估计刘英睡得沉，没有人抬姥姥下楼。赵小岳三下五除二，将院子打扫干净，又上楼洗漱完毕，换上军装，锁好门，匆匆下楼。他和斯军英约好，九点钟，在中华门汽车站会合，然后一起去街道办事处领结婚证。
刘成虎的摩托车从巷口驶进来，车斗里坐着胖丫头，驾驶员后面的座位上坐着瘦丫头，瘦丫头的前胸紧贴着刘成虎的后背，两只细胳膊交叉搂着他的腰。刘成虎停下车，对行色匆匆的赵小岳说：“小岳哥，你早呀。”赵小岳礼貌性地停住脚步，招呼道：“上班了，这么早呀。”“不早不行呀，今天上午有客户来谈生意。唉，今天穿戴这么整齐，要去上班呀。你不是元旦要结婚吗？”
赵小岳笑笑说：“提前了，改在今天。”
“哎呀，这么大的事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我们还想凑凑热闹，给你庆祝一下呢。”
“庆祝什么呀，都怪忙的。”
“哎呀，这可是人生大事呀，不能马虎的。”瘦丫头把箍在刘成虎身上的手松开，跳下车，插话道：“我们和刘总刚才在路上，还商量着出份子的事呢。”胖丫头笨拙地爬出车斗，也不甘示弱：“是呀，你是我们刘总的老邻居，我们说什么也要表示表示嘛。”
赵小岳看看手表，已经七点半了，便准备和他们打个招呼就走。就在这时，院子里传出一阵惊恐的呼喊声：“救命呀！来人呀！来人呀！救命呀！”赵小岳循声望去，看见刘英披头散发，站在楼梯口向着院门方向边挥动手臂，边大声呼救。他像出膛的装甲炮弹，飞一样向院子里跑去，刘成虎也跳下摩托车，跟在他身后。
赵小岳冲到刘英面前，大声问：“刘阿姨，怎么了？”刘英指着楼上，因惊恐而扭曲的脸使嘴巴已经变形：“姥姥，快……走了。”赵小岳立即明白了形势和任务，他迈开大步，蹭蹭蹭冲上楼。
马家的门开着，一只拖鞋丢在门外，这是刘英惊魂落魄夺门而出时落下的。他冲进里屋，只见姥姥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床上，神态安详，像正在熟睡，胸前的被子被拉开一角。赵小岳伏在床头，伸出手指，试探姥姥的鼻息，感到似有似无。又用手掌摸摸她的额头，冰凉冰凉的。刘英和刘成虎已经站在他的身后，胖瘦两个丫头站在门外，惊恐地向里屋张望。
赵小岳像给战士下命令似的，果断地说：“成虎，你去把摩托车开过来。刘阿姨，我们把姥姥抱下楼，送医院。”刘成虎转身出屋。赵小岳把拉开一角的被子又重新盖好，张开双臂，伸进被子里，一手托住后背，一手托住大腿，稍一用力，便连人带被子抱起来，快步出屋。刘英跟在后面，一只脚光着，一只脚趿着拖鞋，嘴里呜咽着：“还有救吗？还有救吗？”
摩托车已停在楼梯口，赵小岳将姥姥轻轻放在车斗里，又绕过车斗，跳上驾驶员后面的座位，急切地说道：“成虎，快开，去医院。”说完，回头对刘英说：“一院，你自己过来。”摩托车呼啸着冲出院门。
一院位于夫子庙的北面，原是明清两朝的江南贡院，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市政府，解放后改为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吴钩里最近的一家医院。
斯军英也起了个大早，今天是出嫁的日子。洗漱后，换上军装。军装是昨天特意洗的，晒干后，又到医院洗衣房借了电熨斗，仔仔细细地熨了一遍，然后叠好，放在桌面上，用玻璃台板压住。今天早上，从玻璃台板下拿出来时，平整顺滑。穿上军装后，她又对着镜子，戴上粉红色的发卡。发卡是赵小岳在夫子庙小市场买的，一块两毛钱，尽管便宜，但她十分喜欢。当时就对他说，结婚那天就戴它。
穿戴完毕，吃了早饭，大家陆陆续续来上班。她跑到刘成凤的办公室，叮嘱她中午早一点和邢跃进过去。
刘成凤说：“误不了，昨天跃进就把车子要好了。我们十点钟动身，顺便去看看我爸爸妈妈，最晚十一点半，肯定到你家。”并催促她早点走，说赵小岳一定等急了。说完，又追问了一句：“介绍信带了吗？没有介绍信可结不成婚。”斯军英调皮地指指上衣口袋：“带了，什么都能忘记，这个可不能忘。”
早班车很顺利，斯军英赶到中华门车站时，离九点还差十分钟。她的眼睛始终盯着马路对面，赵小岳坐的公交车应该停在对面的站台。不一会儿，由城里开出来的车，在对面站台停下。斯军英看看手表，整整九点，怪准时的，不愧是军人作风。尽管看不到车门那一边，但她能感觉到下车的人很多。
公交车在经历了拥挤与反拥挤的挣扎之后，终于关上车门开走了。遮挡视线的车体离去，斯军英看清了对面站台的情况。下车的人各奔东西，没有赵小岳。她又看了一下手表，九点过八分，她有些失望，平时，赵小岳的时间观念极强，只会提前，不会落后半秒，怎么今天要办大事了，反而迟到了。
手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九点三十八分，斯军英觉得不能这样傻等下去。她快步走到巷口的一个杂货铺，给马家打个电话，铃声响了许久，没人接。这本身就不正常，九点多钟了，马家应该有人的，即使姥姥在楼下，这会儿，小保姆应该在家里淘米做饭了。
她又拨通刘成虎公司的电话，有人接，一听声音，是那个胖丫头。
“是小玲吗？我是军英姐……唉，对，是赵小岳的对象。刘成虎在吗？”
听筒里，胖丫头的声音有些慌张，语无伦次：“不好了，出事了，军英姐，他们都上医院去了。”
斯军英心里一紧，出事了？出什么事？莫非是赵小岳……她不敢往下想，忙问：“你别慌，慢慢讲，出什么事了？”
“是姥姥昏倒了，他们把她送医院去了。”
斯军英长长吁了一口气，又问道：“赵小岳呢，他也去医院了吗？”
“对，是赵大哥和刘总开着摩托车送去的。”
斯军英挂断电话，付上话费，快步向汽车站走去。她决定，立即赶往医院。
当赵小岳和斯军英坐着刘成虎的摩托车，心情沉重地驶出医院大门时，已是十点四十分了。姥姥已经走了。据医生诊断，凌晨六点多钟，人就已经过去了。但根据家属的要求，医院还是做了一些抢救。
赵小岳和刘成虎陪着刘英，还有闻讯赶来的马穷达、马社教和马淑红，一起把姥姥送到医院太平间。马家的人回吴钩里商量后事去了，正好斯军英赶到，两人一看表，去办证还来得及。刘成虎热心地用摩托车送他们去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