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时节淫雨连绵，吴钩里北墙外的秦淮河水涨了许多。由于陈年的污染，水质早已发浑、发黑，沿河倾倒、裹挟而下的垃圾漂在河面上，缓缓地向下游移动。
吴钩里的孩子们又长了一岁，赵小岳和刘成龙、马木兰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已过去大半年了，“十年动乱”积压下的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历史转型期的困惑、迷茫和局部的无序，充斥在社会的角角落落。
高中毕业后的去向成为同学们议论的热点话题。父母在地方单位有职有权的学生，说国家有政策，他们将来可以去父母单位顶职当工人；普通市民的孩子只能哀叹自己没摊上一个好爸爸，十有八九还要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路。几个军官子女眼瞅着同学们或眉飞色舞，或唉声叹气，在一旁默默无语。城市里已经多年没招兵了，走梦寐以求的从军之路，希望渺茫；在企事业单位顶职上班，挨不上边；看来只有和市民的孩子们一道，走向广阔的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这天深夜，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人们都已进入梦乡。赵群英和刘俊皆从南郊赶回家里。他们深夜突然回家，是因为师里接到上级分配的几个特招入伍的指标，主要解决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名额是师军务科两个小时前才分配的，因为僧多粥少，只好采取个别通知，悄然动作，速战速决的战术。要求天亮前特招人员离开本市，并再三要求，保守秘密，慎之又慎。
赵小岳被父母叫醒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做梦。他按照爸爸的手势，起床、穿衣。
赵群英小声对他说：“你愿意去当兵吗？”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又实实在在是爸爸在对他说话：“愿意，太愿意了。”
“好，师里给了咱家一个当兵的名额，你要愿意去的话，现在让妈妈帮着收拾一下，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赵小岳吃惊地问。他的第一反应是读书怎么办？总要和老师打个招呼吧。再说，入伍要报名、要体检、要政审，怎么说走就走呢？从大里说，参军是件光荣的事，应该敲锣打鼓，广为告之，干吗这般深夜里偷偷摸摸，莫非是去特种部队担任特殊任务？
田一曼好像看出儿子眼中流露出的不解和疑惑，轻声补充道：“想参军的人太多，名额又太少，只能这样悄悄走了。学校那边，过几天我去打个招呼，你就不用管了。”为了进一步打消儿子的顾虑，又强调道：“现在城市不招兵，只下放，安排工作又这么难。你当兵去，也算给家里解决了一个难题。”赵群英插话说：“下放有什么不好？人家将军还送子女下乡呢，前几天报纸不是登了嘛……。”田一曼白了丈夫一眼：“我不是这么说嘛，人往高处走，有这个机会不是正好嘛。”
赵小岳点点头，他体谅父母的苦心，接着问道：“就我一个人去吗？”
赵群英说：“刘团长也要了一个名额，刘成龙和你一起走。”
“那马木兰呢？”
“不知道。可能没有吧。”赵群英似有难言之隐，但对孩子他不便多解释。
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师里的车讲好凌晨五点来接人，直接送火车站。
简单收拾完行李，一家三口坐在床沿上。
赵群英叮嘱说：“平时给你讲了不少。对你要求严一点，是为你好。记住，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一切行动听指挥是第一条，这是我们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基本经验，也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基本要求。”
一家三口正说着临别的话，突然，从寂静的走廊传来说话声，音调逐步增高，好像有人吵架。再仔细一听，是秦琴和刘英在走廊里争辩着什么。田一曼起身正欲开门看个究竟，就听房门被人咚咚地敲响。
“谁呀？”田一曼开门。只见刘英满脸委屈地站在门外，秦琴端着钢精锅站在她的身后，一副盛气凌人、得意洋洋的神态。原来，秦琴怕儿子凌晨上路肚子饿，就到厨房里做个水煎蛋。不巧响动声惊醒了刘英，她以为有人深更半夜行窃，便披衣出门。当她看见秦琴在煮吃的，感到十分蹊跷，顺口问了一句：“这么晚还烧饭呀？”
秦琴此时早把丈夫关于保密的交代抛到脑后，洋洋自得地炫耀道：“是呀，我家成龙要去当兵，给他煮个水煎蛋。”
“当兵？到哪去当兵？”刘英惊奇地问。
“到外地去当兵。师里分配的名额，天不亮就走了。”秦琴拿起一个鸡蛋，将蛋壳在锅沿上轻轻一碰，双手就着裂纹，扒开蛋壳，将蛋黄、蛋清下到煮沸的锅里。
“不可能吧。这么大的事，我家老马怎么没回来说一声？”
“那我就不知道了，赵小岳也一块去。现在当兵对家庭出身要求可严了。”秦琴的话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话中带刺，一下子刺到了刘英的痛处。她知道，就因为马穷达过去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在讲究出身的年代里吃不开。她也知道，秦琴一直瞧不起自己，也是因为老马的所谓历史问题。她忍不住嗓门提高了几度：“你嘴里干净点，谁家出身不好？”
秦琴也不示弱：“谁家出身不好谁清楚，有种到师里去要名额呀。你家木兰不是也想当兵吗？”
两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刘英想到秦琴这个人平时讲话爱炫耀卖弄，芝麻大的事能吹成大西瓜，便决定到赵家问问情况。如果真如她所说，刘成龙和赵小岳去当兵，没有自家的份，那真是太欺负人了。
田一曼望着两人的表情，早已明白了几分。刘英涨红了脸，问道：“小岳妈妈，小岳和成龙今晚真的要去当兵吗？”
田一曼心里十分矛盾。说实话吧，刘英的怪脾气有时就像夫子庙市场买的二踢脚爆竹，一点，立马跳起来。如果闹得满城风雨，搞不好会使当兵的事泡汤；不说实话吧，可哄人的话自己说不出口，也不会编。她苦笑着含糊地点了点头。
刘英全明白了。她咬着嘴唇，扭头跑回家里，打开电灯，大声吆喝着让马木兰起床。“简直欺人太甚了，这个死老马怎么屁都不放一个。同样大的孩子，凭什么人家都要走了，咱们还蒙在鼓里。走，跟我上师里去，今天不给咱家争一个名额，我就不活了。”
马木兰迷迷瞪瞪地下床穿衣。儿子和小女儿也惊醒了，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母亲近乎发疯的神情，不知发生了什么天塌地陷的大事。姥姥也醒了，从女儿歇斯底里般的语言中，她明白了个大概。老人颤颤巍巍地拿起床头的拐杖，拄着支撑起身，数落起女儿：“深更半夜的，你发什么疯呀？不当兵就不当兵呗，把孩子都吓坏了。”
“妈，这不光是当不当兵的问题，它关系到咱家的尊严。有人见老马过去在国民党部队待过，就百般瞧不起咱们，处处给咱们脸色看，好像咱们低人一等似的。可老马是起义部队，不是俘虏兵，共产党有政策嘛，为什么有人欺人太甚？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代？你咽不下这口气，也得咽。”姥姥用拐杖敲着地板，咚咚发响。
田一曼生怕出事，来到马家想宽慰几句。马木兰看她进来，喊了一声“田阿姨”，便扑在她怀里委屈地哭起来。田一曼拍着她的肩膀说：“木兰听话，咱们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当女科学家。当兵太艰苦，不去就不去呗。”
赵群英也来到马家。刘英见赵家夫妇都关心、诚恳地劝说，慢慢消了气。但一想到秦琴那个德性，还是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赵群英夫妇见她平静下来，就嘱咐早点休息。刘英心犹不甘地勉强点着头，把赵家夫妇送出门。
本来这事也算暂时平息下来，但是，秦琴偏偏不是省油的灯。凌晨五点钟，雨停了，天上泛出鱼肚白，师军务科李参谋坐着中吉普，准时来到吴钩里。他让司机把车子停在院门外，自己悄悄进院，招呼赵、刘两家孩子上车。秦琴下楼时，对着一夜未熄灯的马家窗口，大声叮嘱赵小岳和刘成龙：“去部队好好干，像你们的爸爸一样，干出点名堂来，让人家看看，咱们共产党员家的孩子都是好样的。”她见马家没动静，又提高嗓门：“将来解放台湾，你们狠狠打，把那些国民党的徒子徒孙统统消灭干净。啊，你们听清了吗？”
刘英一夜没合眼，和衣躺在床上。刚才闹腾了一阵，赵家夫妇都来劝说安慰，她是很信赖这家人的，尤其是自己失意、委屈的时候。既然人家关心，也该给人家一个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刚才，秦琴的第一句话，显然又想挑起战火，她强忍着，没发作；可窗外真真切切传来的第二句话，却使她再也忍不住了。她觉得，秦琴爬到自己头上拉屎撒尿，不回击一下太便宜她了。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拉开房门，冲到走廊，两手一伸，拦住提着网兜的秦琴：“姓秦的，你嘴里干净点，别在这里指桑骂槐。”
秦琴将网兜往儿子手里一塞，双手叉腰，怒目圆睁：“什么指桑骂槐？你们家是国民党呀？”
“你们家才是国民党呢！”
“是呀，我们家是国民党，我们家是俘虏……”
“啪，”没等“俘虏兵”的“兵”字出口，刘英甩去一个大耳光，把秦琴打了一个趔趄，头差点撞到墙壁上。
“好呀，你这个俘虏兵的臭老婆竟敢打共产党，我和你拼了。”秦琴说完，张牙舞爪地扑向刘英，两个女人在走廊里扭打起来。
赵群英、田一曼、刘俊皆、李参谋都来拉架，姥姥拄着拐杖走过来。两个人被强行拉开，嘴里仍不依不饶地嚷着。姥姥看到女儿披头散发的模样，举起拐杖，劈头就打：“我让你发疯，我让你发疯，你给我滚回家去。”
刘英被母亲一拐杖打懵了，她不敢相信母亲在这种情况下，竟当着孩子和这么多人的面打自己。她愣了片刻，当拐杖第二次向她劈来时，她用右手挡开拐杖，然后双手捂住脸：“咚咚咚”冲下楼梯向院子里跑去。边跑边哭，边哭边喊：“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赵群英预感情况不妙，赶紧对田一曼和李参谋说：“赶快拦住她，小心出人命。”众人跟在后面追下楼。
刘英飞也似地冲到井边，委屈、痛恨和侮辱，使她丧失了理智，双腿毫不犹豫地跨过二尺高的石雕井栏，纵身跳下古井……
刘英醒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她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自家床上，床边围了一圈人，屋里也站满了军人和家属。随着大家一阵惊呼，邢师长停住了焦躁不安地踱步，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关切地问：“小刘，好点了吗？”马穷达站在师长身后，眼圈红红的。
邢师长是凌晨闻讯后拉上马穷达从南郊赶来的。到吴钩里时，刘英已被赵群英、刘俊皆从井里打捞上来。好在井的内壁很宽敞，人又是脚朝下跳下去的。赵群英腰里扎着绳索，下到井里将人抓住，刘俊皆在上面指挥大家一起向上拽。
因为情绪激动又呛了水，刘英双目紧闭，面如死灰，煞白煞白的，把大家吓了一跳。姥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抢地：“我的女儿呀，你的命好苦呀，日本人没把你整死，怎么今天自己想不开啦！”马木兰和弟弟妹妹睁着惊恐的眼睛，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赵群英说：“赶快推部自行车来。”住平房的小徐飞快跑回家，把刚买的凤凰牌自行车推过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混身滴水的刘英放在自行车上，肚子压在车座上，头朝下，田一曼和马木兰扶着身子，赵群英把握龙头，在井边高低不平的菜地里走了几个来回，刘英的嘴里哇哇吐着水。赵群英介绍说：“这种方法对溺水人员的急救最简便有效。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让溺水人趴在牛背上，或趴在人背上，来回走几趟，颠簸几次，肚子里的水就会从食道反流出来。”等吐得差不多了，赵群英指挥大家将刘英抬回家，女人们帮助换上干净衣服，让她静静地休息。
刘英看到邢师长和蔼可亲的笑脸，像受欺负的孩子见到了父母，鼻子一酸：“哇”的一声痛哭起来。
邢师长安慰道：“不要哭了，要注意身体。这件事我已批评了司令部，也批评了小秦，你不要往心里去。”过了一会儿，见她停止了哭泣，说：“我已经安排司令部又要了一个名额，让你家木兰和小岳他们一起去当兵。”师长说完，在许多人的簇拥下走了。马穷达俯下身子，对百感交集的妻子说：“别哭了，女儿马上就要走了，”又回头招呼女儿：“木兰，来和妈妈说说话。”
马木兰眼里噙着泪，来到床头。刘英一把抓住女儿的手：“木兰，到部队后要争气，一定要为爸爸妈妈争口气呀。”
马木兰点点头。马穷达对妻子说：“你躺着休息，我和妈妈送木兰上车。”
经过十多个小时颠簸，李参谋带着赵小岳、刘成龙和马木兰来到苏北重镇徐州。下了火车，站台上已有一名穿四个兜的军人在等候。自从一九六五年军衔制被当作“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苏修的东西被批判、废除后，我军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军衔的军队。军装服饰也返回到红军时代，干部战士的军装质地一样，都戴着铝皮做的红五角星帽徽，衣领两边各打一块红绒面的领章，正像样板戏中唱的那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以凸显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官兵唯一的区别，是干部上衣有四个口袋，战士是两个口袋。“四个兜”也成了那个年代军队干部的代名词。说实话，军官不戴肩章，委实难看，不伦不类，有几分乡村干部的模样。赵小岳记得，小时候家中樟木箱里还有几张父亲戴着大檐帽、佩少校军衔，和母亲抱着自己合影的彩色相片。相片上爸爸正值青年，英气勃发，尤其是威武的大檐帽衬出一股英雄之气。“文革”开始后，父亲悄悄将肩章、领章还有大檐帽，统统放进炉子里烧了，那神情仿佛是在偷偷销毁罪证；妈妈也把所有挂军衔的照片和一套呢制军装，压在了箱底。据说毛主席不喜欢军衔制，那全军都无条件地服从并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号召我前进，毛主席反对我反对，这种政治信念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
李参谋把师里的介绍信交给“四个兜”，又低声交代了几句，便转身去买车票返回。“四个兜”将他们三人带到停在站前广场的一辆解放牌卡车前，打开后挡板，先把行李放上去，然后让他们爬上车厢，关上后挡板，车子疾驰而去。
开了半个多小时，卡车驶进一座整洁的军营，在一座灰砖黑瓦的二层小楼前停下。“四个兜”跳下驾驶楼，向楼里喊着什么。很快，呼呼拉拉跑出一大群十五六岁的孩子，有男孩，有女孩，脸皮白白的，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身上穿着没有领章的簇新军装。军装明显太长，个个挽着裤腿，卷着袖子；下摆盖住屁股，也明显太肥，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小大衣。孩子们积极地帮着驾驶员打开后挡板，又帮助拿行李。
马木兰上了楼，赵小岳和刘成龙被安排在一楼东头一间宿舍里。床是木制的上下铺。赵小岳住下铺，他的上铺友好地与他打招呼，自我介绍说叫斯军强，也是南京来的，家住军区大院。班长送来军装、挎包、水壶和被子、垫子和床单，教赵小岳整理内务。上铺不时掉下一双臭袜子，或咬了一半的饼干。赵小岳将东西拾起递上去。
内务整理完，赵小岳坐在床头，从家里带来的挎包里拿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上镶嵌着《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剧照。杨子荣头戴虎皮帽，身穿黄色大麾，手挥皮鞭，一副壮志凌云冲霄汉的英雄气概。笔记本是离家时爸爸送给他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除了真理，什么都别怕。父示。这是爸爸临别的赠言，话虽然不多，但意味深长。离开父母到部队，独立走上社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守纪的兵，决不能辜负父母的希望，赵小岳暗暗地想。他拿出钢笔，写下踏入军营的第一篇日记。
第二天，新兵训练开始了。队长，就是到火车站接他们的那个“四个兜”，做了简短动员。训练安排为上午半天队列，下午半天政治学习，晚上开会或组织其它活动。
赵小岳、刘成龙很快与大家都熟悉了。这批小兵大都来自南京，清一色的干部子女。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十八岁，都像做梦一样稀里糊涂地聚到这里。
这一天上午，刘成龙的妈妈突然来到部队。队长把刘成龙喊出队列，秦琴和儿子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说话。新兵家长来部队并不奇怪，可奇怪的是秦琴立即把儿子带走了。中午下操回到宿舍，赵小岳发现刘成龙的床上空空如也。大家都莫名其妙，问班长，班长说不知道；班长去问队长，队长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更奇怪的事紧接着发生了，下午上班时，班排长们到队部开了一个短会，散会后班长回到宿舍，闷头打起背包，收拾东西。新兵们没头没脑地在一边看，大家弄不明白，怎么训练刚开始三天，就换班长啦？
班、排长们都走了，只用十几分钟时间就在大家视线中消失。队里只留下队长、司务长和几个炊事兵。没人组织训练，没人组织学习，只管一天三顿饭，新兵们一下成了无人管的孩子。斯军强不知从哪弄来一个弹弓，领着几个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在院子里打麻雀。又过了两天，各种消息纷至沓来，像瘟疫一样在新兵中流传：上级有指示，此次内部招兵属于走后门，不正之风，全部退回。集训队里像扔进一颗炸弹，男兵、女兵们上蹿下跳，急得没办法。马木兰来找赵小岳，说：“我们给爸爸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刘成龙提前走了，他到底去哪？”
赵小岳说：“你没看队长整天把住大门口不让出去。再说，到哪去打电话呢？”
马木兰说：“我有地方打电话。我们刘班长是师部通讯连的，在总机上。她临走时悄悄跟我说，往家里打长途她可以帮忙。至于出去嘛，干脆我们晚上爬墙出去。”
“爬墙？”赵小岳望着眼前这位当了三天兵，脸皮已微微晒黑的女兵，疑惑地问：“这样违反纪律，不好吧？”
“什么违反纪律不违反纪律，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死板，还男子汉大丈夫呢？怎么这么胆小怕事。”
“谁胆小怕事了，去就去。”赵小岳横下一条心。
晚饭后，新兵们有的聊天，有的吹口琴，有的躺在床上看书。赵小岳假装散步，在营院围墙边转悠，先侦察一下地形。不一会儿，马木兰也佯装散步，转到这里。他们望望四下无人，来到一段一人多高的石墙边，这是最矮的一段，又很僻静。赵小岳蹲下身，说：“你踩着我的肩膀先上去。”马木兰双手扶着墙，双脚站在他的肩膀上，待他慢慢站起身，抓住墙头，咬咬牙，一跃身翻过去。赵小岳暗暗佩服，马木兰看上去文静柔弱，可关键时刻敢作敢当。他鼓足勇气奋力一跃，抓住墙头，两腿上提，蹬住墙面，轻松地翻过去。
两人摸黑往师部方向走，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通讯连。刘班长对他们的突然造访很惊奇，热心地帮他们接长途。
给赵群英的电话接通了。线路效果很差，嗤啦嗤啦的声音，赵小岳拿着听筒大声地向父亲介绍集训队的近况。赵群英说：“我们也接到通知了，师里马上派人接你们回来，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别人干什么去了，你不要管，关键是自己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通话时间很短，三分多钟。赵小岳把爸爸的意思向马木兰简要复述了一遍，问她要不要也给她爸爸打个电话。马木兰脸色惨白，咬着嘴唇，摇摇头，说：“不必了，一切听天由命吧。”说完，流下了眼泪。赵小岳明白，这种打击对她来说实在太惨重了。母亲以死抗争，用性命换来的机会，就这样似昙花一现，一切都返回原地。
又过了两天，陆续来了一些干部，将各自单位的孩子接走。
坦克师仍旧是李参谋来的。从上次在火车站将三人交给“四个兜”，到今天又把两人带上火车，前后整整一个礼拜时间。在火车上，他对赵小岳和马木兰说：“你们的父亲都很正统，军区通知一来，立即找师长政委表态，坚决服从上级命令。可刘团长脑子快，趁军区通知还未下发执行，派他老婆将儿子领走，脚底抹油跑到外军区去了。”
赵小岳问军区为什么突然下发这样一个通知。李参谋瞄了马木兰一眼，支支吾吾地说：“有些情况你们还小，不懂，以后就知道了。”
回到吴钩里，刘英一把搂住脸色黑红的女儿，眼泪扑籁籁往下落。姥姥说：“回来也好。孩子还小，高中还没读完呢，人家小岳不也回来了嘛。”
赵家很平静，田一曼一声未吭，卷起袖子到厨房和面，包饺子，像是迎接离家久远的游子。
后来，赵小岳才知道，个别单位内部招兵没摆平，出现了干部和家属上访、写信、自杀等事件，包括刘英投井的事也捅到了高层。中央领导批示：此风不可长。于是军区闻风而动，及时刹车退兵。可最后的结果是，听从命令的都乖乖回家了，一些到外军区的或赖在部队死活不走的，也就待下去了。
当赵小岳和马木兰重新走进教室时，同学们投来的目光中，各种含义都有，疑问、惊讶、讥讽、幸灾乐祸……赵小岳最初几天感到浑身不自在，仿佛自己不小心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大坏事，走到哪里，仿佛总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想想也真窝囊，前后一个星期，正规训练才三天，领章帽徽都没戴，像是做了黄粱一梦，醒来时发现又回到原地。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不吃回头草又吃什么呢？刘成龙一去不归，引得同学们一阵羡慕和赞叹，仿佛和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第一次感受到好马与劣马，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回头马”的万般尴尬。他有些后悔，当初在电话里应该再求求爸爸想想办法，爸爸会有办法的。刘成龙的父母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使儿子免去诸多的尴尬；而自己的父亲却推了一把，使自己跌入丢人现眼的深井。面对同学们七嘴八舌的提问和嘁嘁喳喳的议论，他只是淡淡地点头或轻轻地摇头。他不想说什么，也说不清楚。
马木兰的表现令赵小岳十分惊讶。得体、大方、不亢不卑，仿佛没有去当兵，而是请假去外地旅游了几天，而且玩得很尽兴。这一切让赵小岳对她又有了新的认识，心中产生出一丝钦佩。
吉亚月很高兴赵小岳的归来，对她来说，好像一件宝贝失而复得。她兴奋地告诉赵小岳这几天学了什么课程，主动提出放学后去吴钩里帮他补课，当然，马木兰也一起参加。对她的好意，赵小岳只回以淡淡一笑。既不回绝，如果回绝，让人家多没面子，人家毕竟是好意嘛；也没有答应，他始终从心底里对这位浑身散发出市民俗气的同桌没有好感。
几天过去了，同学们注意力的兴奋点又转移到学习上。国家已经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对高中的学生来说，就意味着进入冲刺起跑线，一旦考上大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脱离下放农村的行列。赵小岳不怕下放，他有时还会产生去农村广阔天地长长见识的冲动。但人往高处走，面对大批回城的知青，和知青在农村千奇百怪的传闻，他还是埋头伏案，做高考一搏。
第二年七月，赵小岳和马木兰参加了高考。八月份，分数出来了，赵小岳以低于录取分数线四分的成绩落榜。吴钩里的大人们都为他深深惋惜。
按照国家政策，家中有两个孩子，必须下放一个，另一个可以留城招工。赵群英对儿子说：“你就报名到农村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锻炼锻炼有好处。你妹妹过几年也要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们打算把她留在身边。”赵小岳懂事地点头应允。田一曼尽管心里舍不得，但家里的现实情况摆在这里，只有这样安排了。
马木兰的成绩距分数线相差了四十多分，家里也在为女儿的去向犯愁。听说赵小岳要下放，马木兰向家里提出与他一块去。一家人开会商量，考虑来考虑去，刘英抹着眼泪说：“只有这样了，木兰不下放，将来社教就要下去，当姐姐的就做出牺牲吃点亏吧。”姥姥心里不情愿，在这三个孩子中，她最疼爱木兰。孩子才十七岁，离开父母到艰苦陌生的农村，而且这一去，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调回来。马木兰说：“姥姥，你放心吧，有赵小岳，不要紧的。”姥姥又到赵家核实情况，证实赵小岳确实也去，就勉强答应了。
一个月后，赵小岳、马木兰和吉亚月一起下放到苏北洪泽湖边。吉亚月没有参加高考，她成绩太差，能读完高中就算祖坟上冒青烟了。她母亲宠爱儿子，认为男孩子将来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留在身边。吉亚月认为，像赵小岳、马木兰这样家庭出身的人都能下放，自己为什么不能去。何况自己对艰苦生活的耐受力也比他们强。
插队生活艰苦而单调。老乡们对他们并不欢迎，嫌他们不会农活，还需要许多特殊的照顾。老知青都千方百计返城，只留下一些在当地结婚的“老插子。”大家都觉得这样下去毫无意义。
年底，招兵开始了。赵小岳第一个报了名，马木兰和吉亚月也想报名。男兵招的多，只要身体强壮、政治合格很容易走。当女兵就困难了，名额极少，竞争十分残酷。马木兰有了上次的教训，在与赵小岳围着煤油灯商量了一个晚上之后，专门请假回家求援。
马穷达面对女儿的请求，感到很为难。在师里，自己与领导说不上话；找别人，又没什么交情；拉关系、走后门，自己看不惯，也学不会。姥姥见女婿整天唉声叹气，女儿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便把家里的难题告诉了赵家。
姥姥走后，田一曼对赵群英说：“咱们给他们想想办法吧，都是老邻居了。如果小岳当兵走了，木兰一个人孤苦伶仃留在农村，家里不知道要急成什么样子。”赵群英沉吟了片刻，说：“对，应该帮帮他们。”第二天，他专程到师部，向邢师长说了马家的想法。邢长征听后，立即派李参谋以坦克师的名义去省军区招兵办公室交涉，专门要了一个女兵指标；又觉得不放心，让李参谋专程去了一趟苏北，与县革委会打招呼，要求县里从照顾军人子女出发，确保马木兰当上兵。
县里高度重视，一切如愿以偿。赵小岳被驻湖南的一个野战军接走，马木兰去了湖北的一个后勤医院。吉亚月因为出身不好，大队压根没同意她报名。
赵小岳和马木兰走的那天，村上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到村头送行。只有吉亚月一个人躲在宿舍里蒙着被子痛哭。下乡几个月，尽管赵与马关系密切，形影不离，但对自己也没有冷落和漠不关心。不管怎样，她心中始终把赵小岳当成自己精神上的支柱，感情上的寄托。为此，她痛哭，也深深地痛恨，为什么自己偏偏出生在一个国民党军官女儿的家里，而不是像赵小岳、马木兰那样，生长在令人羡慕的红色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