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父亲掏空的孝顺儿子，仍想完成母亲的买房遗愿被父亲掏空的孝顺儿子，仍想完成母亲的买房遗愿

　　1

　　2021年疫情正盛，整个城市都在忙着防疫，谁还有心情买房子？房地产行业形势异常严峻，整个市场都在唱衰，售房部开开停停，销售业绩一塌糊涂。到了年底，销售和回款任务才完成了年度目标的30%左右，眼看一大批领导要被处理，我们都有些心慌。

　　作为一家上市的地产公司，如果年度业绩不好，股价就会受到影响，到时候损失更加惨重。在这种形势下，集团出台了两个政策：一是特殊项目大幅度降价；二是全员营销，不管什么岗位，什么职级的员工，都要去卖房子。

　　我所在的分公司，有一个尾盘被列入大幅度降价项目，上一年同期每平米均价11000元，现准备降价为7500元。该项目虽然在郑州四环边，但好歹算省会城市，且周边配套已逐渐成熟，区域内大量的品牌开发商都有布局。这个价格很有吸引力，但大幅度降价势必会引发老业主的不满，还有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退房。因此，降价的消息不能大范围推广，我们只能以“内部员工房”的说法向外秘密推售。

　　被分派了销售两套房的任务后，我先在朋友圈里设置了“谁可以看”的权限，又隐晦地发布了一条信息：“绝对捡漏，爆炸价格，欢迎私聊。”

　　询问的人很少，但立宇是其中意向度最高的一位。

　　立宇的母亲是我的表姐，他喊我舅。尽管是亲戚，曾经还是邻居，但是大学毕业后我很少再回老家，后来他上大学去了外地，我们近十年里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我把项目的信息发给立宇，说了价格以后，他请求我务必帮他留一套，说他现在就去筹钱。

　　“筹”这个词让我有点敏感，就问他现在手里有多少钱？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舅，没事儿，钱上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售房部门口见了面，我打算先带他去项目实地看一下。许久未见，30岁出头的立宇已经谢顶了，额前几缕头发稀松地斜偏向一侧。他胖了，1米8的个子，被一件看起来很廉价的棉大衣包裹得很臃肿。他说话的声音很小，用征求的口气，说话间不停地用手扶镜框。从他躲闪的眼神和夹着肩膀站立的姿态中可以看出他的怯懦和不自信。

　　在走进售房部之前，我问立宇看过别的楼盘吗？他说，看过，不多，但是一直在关注。经过一系列消杀，我们走进了售房部。置业顾问把沙盘、户型、周边配套、付款方式等等各个细节都给他介绍了一遍。他看中了一套89平的小三房，14楼，每平单价7218元。

　　立宇对这套房子很满意，置业顾问让他先交1万元定金，把房子定下来，一周后把首付款付齐即可。他答应了，置业顾问带他去到缴费窗口，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接过卡一看，又递了出来：“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刷信用卡，只接受现金或储蓄卡。”

　　立宇愣住了。他在钱包里翻了又翻，然后说：“那，那今天就先不买了。等我回去，把钱聚拢一下再说吧。”

　　我看出了他的窘迫，忙说：“不着急，回去把钱理一理。稳妥了再付钱。”

　　置业顾问有些不高兴，很无奈地送我们出了售房部，我和置业顾问在前面走，边走边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立宇跟在后面，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了下来。直到我回头看，才发现他坐在一条石凳上，忧伤地仰着脸。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有点累。置业顾问一听，很知趣地先行离开了。我陪着立宇站在售房部门前的广场上，眼前是正在施工的工地和一片灰蒙蒙的天。

　　突然，立宇说：“我想家了，想回去看看。”

　　我忽然想起，他母亲的忌日快到了：“那就回去看看吧，房子不急。”

　　“舅，我想买，可是……”他犹豫了没往下说，过了许久，叹了口气，才慢悠悠地说，“我没钱。”

　　我不确定这个“没钱”是什么程度。他大学毕业快10年了，应该存了一些钱吧？可他说存的钱一部分给父亲看病了，一部分被父亲挥霍了，还有一部分被骗了。现在他不仅没有存款，还欠有外债。不过他现在特别想买下这套房子，说这是他离在郑州安家最近的一次机会。他有一张信用卡，额度20万，还没启用，如果不能刷信用卡，他就打算把这笔钱套现出来。

　　我觉得这样做的风险太大，给他分析了接下来将会面临的房贷、信用卡还款、装修等多重压力，日子会很艰难，每一步都像走在钢刀之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以后的日子里，精神天天高度紧张，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人都会崩掉。

　　立宇一脸哀伤，没再说话。抽出一支烟递给我，我说戒了。他自己点了抽起来，从我身边走过，往前面走了。走了一会儿，他又回头：“舅，我无论如何得买下这套房子，要不然，我总觉得俺妈的魂儿在郑州的天上飘着。”

　　这句话击中了我。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我想借钱给他，又怕他买房以后经济压力会很大。何况疫情过后，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没人说得准，万一市场持续恶化，也许现在看着极低的价格也并不具有竞争力。

　　我没有说话，拍了拍他的肩膀，想开车送他回去。他说不用，他骑了电动车。我们又简单说了几句，他骑着车要走，临走前又说：“舅，你一定帮我把房子留着，我去想办法。”

　　我想说“算了”，可是脱口而出的却是：“好。”

　　2

　　立宇的母亲，我的表姐，于1969年出生在皮李村。她是我大舅的第二个孩子，因为个子小小的，模样也丑，从小就被人叫“小丑”。

　　1983年的冬天，丑姐的母亲难产，死在了去往乡卫生院的半路上，年仅43岁。次年春天，我的大舅迎娶了新媳妇，一个模样好、但是性格强势的女人。

　　新大妗对大舅的三儿两女厌烦到了极点。她给5个孩子规定吃饭的量，冬天不给他们穿棉衣，也不允许他们上学，必须在地里干活。大舅也向着新大妗，几个儿子只要和她唱反调，大舅就会打他们。后来，在一群孩子中，唯一敢和继母叫板的就是丑姐。

　　1985年冬天，家中最小的女儿被新大妗送了人。那天漫天遍野的大雪里，新大妗当着一家人的面，把孩子抱上了一个邻县男人的马车，说：“去吧，跟着人家享福去。”

　　当时，丑姐在红薯窖里帮人家捞红薯，等她从窖里爬出来听说此事，追着车辙跑了好远好远，直到车辙被大雪覆盖，彻底失去方向。之后丑姐回家和继母打了一架，把那女人的衣服撕了，锅碗瓢盆砸了，还狠狠地在她胳膊上咬了一口。继母也不示弱，扇了丑姐好几个耳光，然后坐在门槛上不停地哭，给大舅下了命令，说要么她走，要么丑走。

　　姥娘说新大妗不能走，“走了这几个男孩谁管？”大舅也不让她走，他舍不得。于是，我母亲回娘家的时候，姥娘就央求她给丑姐说媒，赶紧把她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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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在皮陈村帮丑姐物色了一个男人，叫狗七。他是我父亲的族弟，也是我家的邻居。

　　狗七这人面善心猴，不务正业，嘴也贫。但他人不坏，就是有点虚荣和懒散。我父母认为年轻人没有一个不遛咣的（调皮捣蛋），更何况狗七家兄弟八个，在村里势大，没人敢惹。我母亲觉得，如果自己的侄女能和狗七结婚，我们两家也算是亲上加亲。

　　1986年春天，17岁的丑姐嫁给了25岁的狗七。两人没领结婚证，只办了酒席。1988年，他们生下了儿子立宇。

　　丑姐嫁过来后，撑起了这个家。每年麦收之后，村里人蜂拥去地里捡秸秆，卖给造纸厂。丑姐经常一上午都俯着身子贴在地里，一拢一拢地捡，再一捆一捆地捆。别人都累得躺在地头休息，她永远是最后一个从地里面走出来的人。

　　有人跟她开玩笑，说她“小是小，赛红枣；外表苦楚，里面好”。她抓起那人的草帽扔得远远的。那人要打架，她就摆出打架的姿态。村里人说：“这个小娘们不好惹。”我母亲却说，丑姐要是个男的，准成大事。

　　为了挣钱，丑姐在外面打零工常常忘记做饭，立宇小时候一放学就在我家吃饭。为了表示感谢，丑姐对我很好，只要一静下来，她就叫我躺在她的腿上给我掏耳朵，她一边掏，一边对我和立宇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不要再像她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个没完。她还拿在村小任教的我母亲举例，说我母亲比她大12岁，可是因为从不下地，不受风吹日晒，皮肤白皙，看起来比她都年轻。

　　1995年的一天，丑姐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突然晕倒。旁人又是掐人中又是泼凉水，她终于才缓了过来。再后来，她常骂丈夫不正干，骂儿子不把精力放在学习上，骂着骂着又晕倒。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先天性心脏病，医生建议她不要有较大的情绪波动，但她无法收敛自己的脾气，因此常常嘴唇乌紫，身体日渐虚弱。

　　1998年前后，丑姐去省城求医，医生说她病得很严重，需要尽快修补心尖上缺损的地方。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心脏损坏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就要“换心”。医生还说，她做了手术可能活到70岁，如果不做手术，随时可能会死。

　　丑姐决定攒钱做手术。当年做心脏修补手术的费用是6万元左右，心脏移植的费用在20万左右。无论是20万，还是6万，那时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丑姐的生活变得很节俭，为了省油钱，他们一家常吃水煮菜，为了省电费，晚上只用一个10瓦的小灯泡。一天夜里，立宇在昏暗的灯光中提热水壶，不小心烫伤了腿，丑姐要带他去医院，他却坚持不去，说那些钱要留给母亲看病。

　　丑姐逼丈夫外出打工，懒散惯了的狗七不得不跟着别人去了甘肃。结果没多久，他和当地人打麻将闹矛盾，脑浆都被打了出来。送医后，命是保住了，却落下了后遗症，只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

　　眼看家里的日子越来越拮据，立宇要退学出去打工。丑姐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说哪怕是自己死了，都不会让儿子退学，无论如何立宇都要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她还说，等立宇考上大学，将来要在郑州找工作、买房子，把她接到郑州去住，“那时候再做手术就不怕了”。

　　3

　　丑姐娘家的三个兄弟都长大了，他们先后在农村开厂，生意红火，成了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三个兄弟合计着凑钱把丑姐的心脏手术给做了，她的病耽误不起，怕等不及。

　　2008年春节前，丑姐的大兄弟开车来到皮陈村，车停在“一”字形房屋的东头。丑姐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奶奶和母亲都过去看，她突然问我奶奶：“姆，你说有天堂和地狱吗？”

　　我奶奶一愣，说：“有，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那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你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那就是好人。”

　　“那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是会升天堂的，是吧？”

　　奶奶说：“呸呸呸，胡说八道，好好的日子说这些干啥？那可是省城，都是专家，一定能把手术做好的。都等着你回来过年哩！立宇还等着将来你给他看孩子哩！”

　　丑姐勉强一笑，然后对立宇说：“不管咋着，你都要上大学。万一妈妈回不来了，你不要被妈妈困住，要撒开了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丑姐突然变得那么哀伤。平日里她大大咧咧、生性好强，很少会有这种感伤时刻。她省吃俭用多年，等的就是去省城做手术的这一天，结果钱凑够了，她却生出了那么多的愁绪。

　　立宇也哭了，他想跟着父母去郑州，可丑姐不让，让他在家好好学习，等着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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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后，丑姐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的消息传回来了。

　　许多年后，我们提到丑姐，都说一条人命只赔偿了6万块，太少了。可狗七的回复是：那可是郑州啊，省会，大城市，那时他都懵了，人家说啥就是啥，咱不敢不听。咱没见过啥世面，只能任人摆布了。原本想着死了就死了，拉回去埋了就行。谁知道医院还说赔偿6万，怕人家变卦，没敢耽搁，赶紧签了字。

　　因为遗体运送不方便，丑姐在郑州火化的，骨灰送回了皮陈村。那时候，火葬在皮陈村还没完全执行起来，如果谁火化后再埋葬，会被村里人说三道四，一些人家还是偷偷摸摸地进行土葬，乡政府也睁只眼闭只眼。丑姐以骨灰下葬，人们都说，她的灵魂还停在郑州，怪可怜的，就这样一直飘荡着。

　　丑姐死后，狗七拿着赔偿金过了几天滋润的日子。可能是之前过得太节省了，他吃穿用度变得毫无节制，不仅买了一个镶着蓝宝石的大戒指，还花500块买了一顶圆形礼帽。村里人都劝他，说立宇要考大学了，把钱留着给孩子考大学用吧，别浪费了。狗七却说，各人自有各人命，有钱就得多享福，考学那是孩子的事，现在他有钱，就该好好地享受生活。

　　立宇管不住父亲，也懒得管，索性只顾闷头学习。2008年，20岁的他勉强考上了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离开老家后，他寒暑假才回来一趟，平日在学校勤工俭学，还申请了助学贷款。

　　2012年，立宇大学毕业回到了河南，在郑州一家小型的网络公司从事网页设计和小程序开发之类的工作，一开始工资只有3000多元，后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的规模逐步的扩大，他的薪资也大幅度增长。但因为性格内向，他一直无法升任到管理层，薪资卡在1万上下，再也涨不上去了。

　　可能是因为失去了母亲的缘故，立宇把父亲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他很孝顺，除了买衣买药，还经常把狗七接到郑州玩几天，甚至把自己的大部分存款都交给狗七打理。狗七这人虚荣心极强，每次从郑州回村里都会谝很久，说自己儿子有出息，在大企业上班，将来是要扎根郑州的人。

　　狗七的家族以前在村里很受尊敬，他们弟兄八人在村里横行霸道。后来八兄弟死的死，残的残，搬家的搬家，下一代男丁又少，家族逐渐在村里失去了话语权。只有狗七还活在过去的“荣光”中。一次村里几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有人当面骂狗七是一条被打断腿的狗，身边的人哄堂大笑。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狗七。他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有钱，自己儿子是大学生，自己活得比别人好。

　　那时候，皮陈村里掀起了一阵盖房热，大家都在翻新旧房子。狗七不甘落后，也要盖一栋奢华的二层楼。他去找村里申请划拨宅基地，村里说他“只有一个儿子、并且还是大学生”，不符合批地标准，拒绝了。那段时间，狗七天天蹲在村长家门口，死皮赖脸地说，只要不划地，他天天蹲守，“我膈应死你”。

　　一次，他又在村口拦住了村长，非让村长给他划地。村长说：“你看看，咱村哪还有宅基地？现在国家把控得严，好几道关卡审核，村里已经不像当年有那么大的权利了。”

　　狗七不依，说没有宅地基，他就盖在自己家的麦田里。村长说基本农田不能盖房子，狗七说：“我偏盖。”

　　村长很无奈：“中、中，你有本事你盖吧，你盖不起来就给你拆了。”

　　狗七说：“我看谁敢？我盖的房子，凭啥给我拆了？”

　　在没有和立宇商量的情况下，狗七动用丑姐的死亡赔偿金和立宇攒下的钱，在自家麦田上盖房了。乡里和县里多次到皮陈村处理这栋逐渐建起来的违章建筑，还给狗七下达了《停止占用耕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违章建筑限期拆扒通知书》等文书。得知消息，立宇和父亲大吵一架，说自己要用钱在郑州买房。狗七说：“郑州那是你能买得起的地方？再说，在郑州买个小鸟窝，哪有在家住两层楼阔气！”

　　立宇让父亲停手，别盖了，狗七依然我行我素。他说那些通知书都是唬人的，只管盖，盖起来就完事了。

　　房子刚竣工，狗七还没来得及高兴，县、乡两级就派来人把房子拆了。从那一天起，狗七就走上了维权之路。

　　他先后在乡、县、市多级部门告状，诉求是要么政府出钱给他重建房子，要么赔偿他建房花费的23万元。告得多了，他知道了“窍门”，每逢“五一”、“十一”、去信访，再后来，他这个残了一条腿的老头，拄着拐杖，要坐高铁去北京。

　　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同学的电话。同学说皮陈村一个叫狗七的人在县政府门口摆了一口棺材，影响极其恶劣，问我是否认识，能不能把他劝走？我马上给立宇打电话，然后我们就急匆匆地往老家赶。

　　赶回去的时候，县政府门口已经安安静静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同学说，他们等不上我了，安排了几个保安，连人带棺材一块抬走了。又说如果再有下次，一定把狗七给抓起来。

　　狗七死不悔改，坚持要讨回自己的钱。没多久，他偷摸进京，乡政府只好派专人把他请了回来。回来后，他又要在乡政府大楼上吊自杀，那天乡政府同意赔偿他23万元，双方签订协议，狗七承诺再不上访。

　　这笔钱在狗七手里还没有捂热，第二天，他就以寻衅滋事罪被逮捕了。乡政府的人说，他们是在狗七不断上访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协议，协议无效。后经法院审理，狗七被判刑2年，缓期3年执行。如果1年内他再上访或者以各种理由诽谤，立马收监。

　　这次，狗七终于老实了。

　　4

　　房被拆了，钱也没了，狗七病倒了。立宇把父亲接到郑州治病，期间发现狗七有很严重的乙肝，已经往肝硬化发展了。医生说如果不尽快治疗，很可能变成肝癌。

　　立宇很慌乱，在网上搜索“河南”、“乙肝”等关键词，跳出来的第一条信息是家民营医院的简介。电话沟通后，他觉得民营医院服务态度比公立医院好，应该能给父亲更加细致的关照，于是就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周后，狗七出院了，医生开了一些药，嘱咐他每年来复查一次。

　　从2015年到2021年，为了给狗七治疗乙肝，立宇在这家医院花费了将近40万元，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和立宇在售房部门口分别的第三天，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他无助又沮丧地说：“舅，你来帮帮我吧，我被医院控制住了。”

　　那时我不在郑州，赶去那家医院至少要两小时的车程。我正想请郑州的朋友过去看看，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立宇又回电话说：“没事了舅，我出来了。”

　　次日我回到郑州，立宇给我说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

　　2021年夏天的时候，那家民营医院又打来电话，要立宇再交一笔钱购买新药。立宇说这都治了快7年了，啥时候能治好呢？医院的人说快了，“我们检测发现，你父亲的身体机能在逐步恢复”。

　　立宇在这个时候才动了一点点怀疑——他带着父亲去了省人民医院，医生说那家民营医院造假在业内已成共识，他们不认那家医院出具的医疗报告，需要重新做检测。后经省人民医院检查，狗七的乙肝并没有任何好转，还在持续恶化。

　　为了这事，性格懦弱的立宇去民营医院和医生交涉了好几次，都无果。医生还暗讽：“好几次给你暗示让你转院，你硬是在这儿看了快7年，第一次见到头脑这么单纯的人。”

　　因为买房要用钱，立宇决定去这家医院背水一战。晚上7点左右，他带着父亲闯进了院长办公室。他带了一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要么退钱，要么他死在医院里。他还说自己学计算机出身，查到了许多医院的内幕，如果不同意，他就把这些内幕曝光。

　　院长不吃他这一套，狗七在走廊里又哭又闹，保安过来想把父子俩架走。混乱中，立宇的刀扎在了院长的桌子上，院长立即让人把他绑起来，锁进了一个储藏室里。

　　狗七怂了，他蹲在储藏室门口，劝立宇算了，回去吧。立宇说不能算了，钱必须得要回来：“爸，你没看见，我把刀都扎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他也没报警，说明他心虚，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过了一会儿，院长站在门口对立宇说：“退给你3万，走吧。”

　　“不行，30万。”

　　“5万，这是极限。”

　　“25万，这也是我的极限。要不然咱俩鱼死网破吧！”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终以医院退款10万元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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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里，我责备立宇，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和别人商量？很明显那就是一家骗子医院，之前为什么要执迷不悟？

　　“我和谁商量呢？”立宇说，不是他执迷不悟，也不是没怀疑过这个医院，只是他救父心切，哪怕是上当受骗，也得把父亲的病治好。万一父亲得了肝癌，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他一人了。

　　他的话让我很感伤，却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眼前更加棘手的是，除了刚要回来的10万元，他身上再没有多余的钱了。这几年给狗七看病，他欠下了10多万的外债，如果先把债还上，他依然买不起房。

　　狗七责骂立宇没出息，说他大学毕业那么多年了，不但没存钱，还被别人骗了：“原想着你大学毕业后，不是当官就是在大城市发大财，谁想到你这么没用。”

　　我一把推开狗七，用恶狠狠的目光看着他说：“他今天都是为了谁？你良心喂狗了？如果不是给你看病，如果不是你把立宇给你的钱随意盖房子，会落到今天一无所有的地步？你不为你儿子心疼，你还骂你儿子没出息！”

　　立宇拉拉我说：“别说了，舅。”

　　狗七哑口无言，手足无措地低下头，然后突然话锋一转：“没事，孩，走，咱回家，找你舅借钱。他们有钱。”

　　立宇不去。这几年环保抓得严，市场不景气，疫情又严重，立宇舅舅们的厂子先后破产，日子也不好过。可狗七仍旧咄咄逼人：“不好过也得管，你妈死得早，他们就你这一个外甥，他们不管谁管？”

　　我和立宇不想搭理他，静了一会儿，狗七突然说：“孩儿啊，咱别买了。爸求你了。你妈早回去了，不在郑州了。你别犟，咱回家吧，郑州不是咱穷人待的地方。”

　　立宇的身体慢慢地滑了下去，他双手抱头，哭了起来。

　　5

　　这些年，立宇在郑州过得并不顺。

　　他在第一家公司干得不错，有一年还被提拔为项目经理，结果在开会的时候，紧张到说不出话，一旁的下级没忍住笑了出来。这一笑，他更加紧张，结结巴巴、哆哆嗦嗦，全程都窘迫得不像样子。从那以后，他只专注做技术，不再负责管理了。

　　后来，他的一个小领导离职创业，他也跟着离开了。小领导说服他以技术入股，把他的月薪又降回6000元，还画饼说只要创业成功，大家都是“开国功臣”，公司利润大家一起分。可公司始终没有起色，不但没赚到钱，还欠了他一年多的工资。

　　日子无法过下去，立宇又换了一份工作，是一家规模更小的公司，仍做网页设计和小程序开发。没做多久，因为研发的小程序常常崩溃，客户流失，公司业务量下降严重，最终倒闭。

　　疫情爆发前，立宇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了。创业失败的小领导又给他打电话，邀他一块创业，说是要为全国各地的寺庙搭建网上募捐平台，“让老百姓在网上就能祈福”。小领导说他负责业务拓展，立宇继续负责内容开发。跟着做了不久，立宇就发现自己做的网页其实是一个骗局——里面设置了文明祭祀、寺庙法会、供奉牌位、文明点灯等项目，名义上说网友祈福的香火钱打到了寺庙的账户中，受当地民政部门监管，其实是直接进了小领导自己的口袋。

　　他们建网站是合法的，如果走正规途径和流程，可以从中收取一定的提成。但小领导压根拉不来这种业务，于是弄虚作假，把一些假的寺院资质传上网，后台附带自己的收款账号。民政部门会定期打击这些虚假的网站，一旦被查，他们就再建一个新的。立宇无法接受做这种见不到光的工作，于是又辞职了。

　　我问他：“工作这么多年，哪个工作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

　　他说第一份，只有第一份工作像工作，有归属感，其他工作都像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我让他再找个大公司上班，把日子稳定下来。他说晚了，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没有大企业会要他了——年龄大、学历低，工作经历又都是小公司，何况网络技术更新换代特别快，很多东西他也不懂了，“谁会收留我这样的人呢？”

　　我劝他不要悲观，要坚信未来会更好。他却突然问我：“舅，你说咱当初拼了命考上个大学，原以为大学毕业后日子一片光明，为啥会过成这样了呢？”

　　也许，来自农村的我们，在没有任何托举的情况下，单靠自己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生存，太难了。我无法解释这里面的原因，只能把它们归结为“命运”：困在疾病里的丑姐，困在虚荣里的狗七和困在失去母亲痛苦里的立宇构成了这个家庭。这家人，不同程度地陷在命运设置的迷局里，无法脱身。

　　那天，立宇告诉我，房子不买了。他说：“先活下去再说吧！”

　　当他决定不买房子的那一刻，我突然也轻松了许多。

　　后来，经努力，我的业绩也完成了。那两套房被人全款买下，他们刷卡的时候有一种豪掷千金的自豪感。我忽然就想起立宇，想起他拿着无法刷的信用卡、唯唯诺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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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我和立宇一直没再见面，直到2025年的清明节前夕。

　　皮陈村有“早清明”的说法，就是在清明节之前完成祭祖。那个周六，我祭祖时碰见了立宇父子。37岁的立宇已经显出了中年人的沧桑，甚至带有一点老态。狗七头发光亮，拄着拐杖，穿着中式唐装，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见面第一句话是：“你跟前就没有小闺女？给立宇介绍个女朋友啊！”

　　立宇瞪了他一眼：“我的事不要你管。”

　　狗七骂道：“你个鳖孙，你的事不让我管，你让谁管？”

　　立宇反驳：“你管啥，咋管？光用嘴管？光知道催。”

　　说完，他从我身边穿过，径直走向了他母亲的坟地。

　　因为中年早逝，又是死于非命，丑姐只能埋葬在家族坟地以外，中间大概间隔了10米的距离。狗七骂骂咧咧地在路口停了下来，我问起立宇的近况，他说立宇还是个单身汉，没买房，别说郑州了，县城的也买不起。

　　“这大学算是白上了啊。”他突然又说，“记住给立宇介绍女朋友啊。”

　　后来，我给奶奶磕头，风把立宇的哭声和说话声传了过来。我听见他带着哭腔，一直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