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那年，我亲手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20岁那年，我亲手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

　　这次回家过年，在墓园和我妈吵了一架。

　　我们去给外婆扫墓时，她抱怨：“你外婆多自私：当年你爸半夜要闹，要掐我脖子，我害怕，就喊她住到我这里来陪我。她不肯，说是你爸闹起来她也没法睡觉。你外婆就是自私，这哪里像个当妈的嘛！”

　　我冒火了：“你当年把精神病人留在家里，不肯送他去医院，你为了自己不离婚，放你我两条命上去还不够，还要搭上你妈的命，才叫不自私吗？”

　　这么多年，我大多数时候对我妈是顺服的，她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尖锐吓得往后一退，反驳说：“精神病院的医生还不是说偏执型的精神病可以在家治疗、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我留他在家有啥错？”

　　我像个好斗的公鸡：“那你有没有告诉精神病院的医生，他半夜里闹，要掐死你？你有没有告诉医生，他有暴力倾向？”

　　我妈看我不依不饶，收拾起东西且战且走，去扫我爸的墓了。看着她高一脚矮一脚的背影，我也不好追上去再吵。

　　站在外婆的坟前，我气得像只牛蛙，我的嘴是笨的，眼是热的。一个黑暗的抽屉被打开了，放出来我们都不堪回首的过去。

　　1.

　　如果哪天我捡到一个神灯，灯神要送我回到少女时代，我会说，谁爱去谁去，我才不要回到少女时代。

　　因为，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13岁的我，常在晚上默默听着隔壁房间的爸妈吵架。

　　我爸，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大学教师，拿着小本本，日常记着他对我妈作风方面的各种怀疑。一到晚上，他就抓着这些“确凿”的证据质问我妈：

　　“回家的楼梯上的第二梯有片君子兰的叶子，我在上午第二节有课，这说明你要在这个时间回家来偷人！”

　　“阳台上的花盆本来是朝着外面的，现在朝里面了。我一回来花盆就换了方向，这是你打给烂爷们的信号。你这个破鞋！你狗日的有残疾我都没嫌弃你，你给我来这一出，你给老子滚！带起你生的杂种滚出去！”

　　八十年代末的大学家属院，电视里没啥节目，早早关了。寂静的夜里，他俩一个质问一个辩解，一个吼一个哭，声音从低沉到尖锐，最后只剩下我爸歇斯底里破口大骂。我在想，黑暗中，同为教职员工的邻居们可能都在像猞猁一样竖起耳朵，捕捉、创作，再等白天去传播。

　　我妈是残疾人，矮小丰满，皮肤黝黑。而那时的我，相貌是我爸的翻版，清秀高挑，皮肤白得老师常常怀疑我偷偷把爽身粉扑脸上了。我妈带我到她厂子里去，总有工友会问：“这个娃是你生的？是你捡来的吧？”

　　我妈是怎么嫁给我爸的，这简直是个“谜”。我只能从他们时常对介绍人的咒骂中揣测：当初我妈应该是我爸还戴着“臭老九”帽子时，被一个老师介绍给他的。其时我爸已近不惑，我妈在街道工厂，也是大龄女青年了。婚后，我爸深感吃亏，见我妈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外婆就大声不平道：“又不是隔着口袋买猫儿，她有残疾她瞒着你的么？”

　　为了不养“破鞋和破鞋的女儿”，我爸是有一百块钱就等着其余的九百块，攒够了就去存个一千块的定期，然后再去等其余的九千块，再存个一万的定期。我们家只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指望我爸置办家具给家人买衣服？发梦都没有这么发的。

　　白天，走在家属院，我穿着我妈娘家亲戚淘汰下来的衣服和鞋子，灰头土脸，缩头缩脑，被闲人们的目光交织审视着。我个性孤僻，没有零花钱也没有朋友，唯一的小伙伴，是家里的一只土猫。有一次，我同学纳闷地问：“为啥你的裤子屁股后面总是油光光的？”我也很纳闷——这不是刚洗了吗？后来我突然悟了：这条黑色的裤子是外婆穿得布料磨光才给我的，磨光了可不反光嘛。有一段时间，我走路总觉得硌脚，袜子也湿漉漉的，直到某天抬脚一看，鞋底有个洞——那就只好再去买一双新鞋了，因为我是家族里这一代最大的孩子，鞋子少有捡得到别人不要的。

　　我爸并不是只对我们抠。他对自己也是刻吝的，后来他去世时，我和我妈为他装殓，竟翻找不出来一件没有洞的棉毛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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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的文疯有时会变成武疯。

　　有次我放学回家，见我家房门大开着，我爸在门口一夫当关，我妈在对门邻居家嚎哭。

　　原来，那天她一进门就被我爸揪住，我爸问：“你脸上有啥东西？”说完，眼神就专注地凑了过来。我妈机灵，转身就跑，大喊“救命”。我爸在楼梯上追上了她，一巴掌把她扇下了几级楼梯。最后是一群闻风出动的邻居七手八脚把我爸拉住了。

　　这样的节目，从我初一上演到初三，等骂得不爱了，打也打过了，我爸就会怒目圆睁，指着门口：“你们给我滚！”

　　于是我妈带着我就滚了。

　　滚到哪里去呢？那个年代，虽然夫妻两个都有工作，但只有一方可以分房子。我爸在大学的教师家属院有房子，那我妈在工厂里就再没有分房子的希望。何况我妈脚有残疾，嫁给一个大学老师，在外人看来本就非常的幸运，非常的脸上有光。要她在厂里找一间宿舍，那就要接受领导的盘根问底，以及后面工友们的七嘴八舌和同情鄙夷。所以我妈决定把自己被丈夫轰出门这件事瞒着厂子里，带我去亲戚家打游击。我们娘俩常常是在舅舅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一个月，再去姨妈家挤半个月。等着我爸哪天想通了，说一句“好吧，我允许你们回来住”，我们就又低着头搬回家去了。

　　一直到我成年，我洗澡都非常快，习惯将所有的个人物件收拾成一个小包裹。长大后去旅游住双人间，女伴被我洗澡的速度吓一跳：“你才进去怎么就出来了？水把身上打湿了没有哦？”我只能哈哈一笑——我才不会告诉她，在亲戚家住，占着厕所不讨人厌么？个人物品到处放，下次谁还收留你？这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人应有的修养。

　　有时为了少在外面打游击，我妈也带着我去“上访”。我们娘俩提着橘子苹果，趁着夜幕敲某些我们以为能帮助我们的系主任、党委书记的门，向他们倾诉我们被打骂、被驱逐后无家可归的苦情，苦得比秦香莲还苦。问题是，大学的领导们也不想来当这个包龙图。他们通常斜着身子挡在门口（生怕我俩进门就不走了），敷衍着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也不好来管家务事。东西拿回去、拿回去。”

　　后来我渐渐不这么胆小了，有时候就自己去敲这家那家开门，在走廊里提着嗓子把我爸打我妈、撵我们出门的事情一条条说出来。丢脸？不存在的。做的人都不怕丢脸，说的人为啥怕丢脸？邻居们饶有兴致地听，走廊上乌泱泱一片人头。被迫出来的领导还是不动声色，完了还是一句：“知道了，回去吧。”

　　学校的领导不管，我们也没辙。妇联啊残联啊这些部门，在那个年头的小县城，我都不知道门往哪边开。

　　2.

　　民国时，我外婆做过法院里的“伪书记员”，她是个理路清晰的人，想过来给我妈撑腰。

　　有一天午后，我爸又在激烈地质问我妈：“隔壁老师的爱人，平时看到我都要打招呼，这天我回来，她理都不理我。肯定是你偷人被人家发现了，人家才这样不理我的。我一辈子清清白白，怎么会家里出了你这样没有廉耻的东西？”

　　我妈饭碗一丢，往外婆家跑了。

　　我看着暴跳的我爸，缩头回书架边去抱着我的猫看小说。我爸的书架底部全是小说和文学期刊，他一直想投稿，书桌上摆了好多本写了个开头的故事和剧本，最多写到第二页，都写不到第三页的。作品开头通常是“小山村寂静的夜里，一声尖锐的惨叫，惊醒了村民……”到底为啥惨叫呢？我翻了十几本稿签纸，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不过，我爸虽然没写出来小说，但他订阅的期刊却给我打开了一个个世界，里面每个人说话都文绉绉的，没有这么暴躁。

　　过一会儿，外婆杀过来了，老太太坐下，认真听我爸重三迭四的指控。

　　我爸的指控已经出来了新细节：“对门住的X老师，有一天我买了两叠盘子提回家，他在路上遇到了帮我拿，我眼看着他拿到门口就故意把手指一松，盘子一下子全打烂了。他就是故意的，他偷人他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就来帮我拿盘子，看我有新盘子又想不通，所以就故意全打烂了！这时候他爱人出来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她还看了我一眼，这还不明显吗——他们的奸情已经暴露了。”

　　外婆稳稳地开了口：“所以，邻居的爱人是已经知道这个奸情的了？”

　　我爸得遇知音，没命点头：“对头！”

　　“她对奸情的态度，是鄙夷还是愤怒？”

　　“就是鄙夷，有哪个瞧得起这样的梭叶子婆娘（川渝方言，指暗娼、妓女或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

　　若干年后，我学到“法庭质证”时，真是很佩服我的外婆。因为她像法官审案子一样，把一个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的观点，锁到一个可以验证的事实上。

　　外婆站起来：“那我现在就去敲对面的门，先请他爱人过来，我来问。”

　　我爸一脸懵逼。

　　邻居女主人被请过来了，晚上八九点钟在当年已经是很晚了，不是走人户做客的时候，她一脸的莫名其妙。

　　外婆一通盘问，邻居女主人一脸震惊：“我们是邻居，我啷们（怎么）会这么想？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么荒唐的事啊！X老师，我肯定是没看到你，才没给你打招呼的！”

　　我爸罕见地语塞了，都不盘问证人了。

　　外婆又把对门的男主人请过来，男主人捶胸顿足，恨不得当场写血书，说一辈子连我妈的正脸都没看过。

　　把这家“法庭证人”一起送走后，我爸低了头。

　　外婆平心静气地总结：“我看，你坚信的这个事情，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看事情还是要客观些，不要钻牛角尖。我的女我带走，你自己好好想想再来接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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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住在外婆家，我妈不再哭哭啼啼了。外婆就像青天大老爷，先还了小白菜一个清白，接着又带着我妈拐弯抹角托着关系找到了一个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医生听了我外婆条理清晰的描述，听我妈说我爸小本本里记的黑账，又托词上我家来找我爸聊了一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就是偏执型的精神病，可以在家治疗，你们去买‘舒必利’给他吃。”

　　只要是病，那就好办了。我妈和外婆就用手中的一点点东西去找后门——国营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这样私下开后门，你帮我找张冰箱票，我给你买一堆肋排。这次我妈发大招了，她把所有的人情聚集在一起，五花肉，猪蹄子，毛呢衣料，托人从上海带回来一瓶神奇的“舒必利”。

　　我妈把我喊了过去——这药被她磨成了粉，按照医生叮嘱的用量，包成一个个三角形的小纸包。我妈说，只要我敢先回家，说几句好话，然后再把这药乘着我爸不注意放在饭里汤里，让我爸吃下去，他的病就会好的。

　　我揣着药，先回家去当地下党员了，但这个任务我执行得并不好。我爸只是有精神病，又不是味觉有问题，赶上大学食堂卖醋溜肉片、酸辣白菜，还能盖得住药的苦味，可有时候食堂只卖百叶豆腐、清炒蔬菜，我心慌地把药沫放下去，但它不肯融化啊！我只能抢着把饭盒里表层的菜都吃掉，我爸就呸呸呸一顿把饭菜吐出去，说食堂今天把菜做坏了。

　　我吓得再也不敢在菜里放药了。等我长大了回想，我妈为啥不先做个水溶性试验呢？估计是这瓶“舒必利”太珍贵了，她舍不得。

　　药吃得有一顿没一顿的，我爸的脾气依旧跟之前一样的暴躁，也没有说要去外婆家接我妈。我妈也稳不起了，自己低眉顺眼地回了家。

　　外婆对我妈一声不吭回了家颇有微词。我妈用一句“不是我要回家，为了娃总不能离婚噻”堵住了她的嘴巴。当年讲“宁拆一座庙，不毁一门亲”，就算是亲妈，也不敢担当一个挑拨女儿女婿离婚的罪名。

　　但我扑上去插嘴：“为了我，你就赶紧离，我跟你，我们随便走到哪里去，随便多穷都不怕。”

　　我妈语塞了：“你懂个屁，离婚多丢脸，而且离了婚，你娃造孽（可怜）得很。”

　　我才不怕，我已经很造孽了，还能造孽到哪里去？——“那就把他送精神病院！精神病就该待在精神病院里！”时年16岁的我，虽然面对课本一脑门的糊涂，但对这事我半夜里想了不知道多少回，脑袋清醒得很。

　　“那也不行呀，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法官就不会让离婚的。而且如果送精神病院，他的工作就丢了，哪个学校要精神病人教书？我们两个都造孽得很。”我妈比我还清醒。

　　这是个无解的死循环。

　　3.

　　“邻居打暗号”一案暂时得到解决，我爸跟我妈的关系倒没那么糟糕了。这时，我的成绩，就成为我爸暴躁的新理由。

　　一天晚上，翻着我惨不忍睹的成绩单，我爸给我一顿骂，完了又是一顿打。我在床边哭得抽抽噎噎，我爸喊我把欠的作业都补起来，我这么差，差得没有人帮助根本补不起来，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补。

　　这时候，我的猫没眼色地在我爸脚边出现了。他骂了一句极脏的脏话，脏得我写出来编辑都过不了审。然后，他拎起猫的后颈皮，挥手一扔，把猫扔下了五楼。我只听得猫在半空中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恐怖得不像是猫能发出的声音。

　　我的心跟着摔在楼下的灌木丛，一声闷响。我冲下楼，在草丛里找了又找，幸好没有我的猫咪的尸体。

　　以后半年，只要听到外面有野猫叫，我都要冲出去找了又找，但我再也没有看到我的猫。也许猫都明白——这里不是家。

　　我半年没有和我爸说话。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两个身强力壮的舅舅从没出现在我家，给我爸劈头盖脸一顿打，再把家里砸个稀巴烂，让他再也不敢打人？

　　谜底是，我爸在教书之余还当律师，他嘴巴特别能说，只要抓住一点理，在法庭上把法官都能说迷糊，大家都不敢惹他。

　　据说，“文革”时，我爸在家里对着我妈对时政发表了一堆意见，什么“副统帅野心太大，总要倒霉”之类，被听墙角的邻居跑到军代表处一报告，军代表就雷霆闪电来敲门要带人了。可没想到，军代表一质问，我爸就抓住了他的话头，振振有词，开始教训：“你这是什么意思？副统帅是最亲密的战友你不知道吗？你对副统帅有什么个人意见吗？你怎么会有这么错误的观点？党和人民教育了你，你就这么报答他们？”

　　军代表急得颠三倒四：“我是问你说过这个话没有，不是我有这个观点。”

　　我爸正色道：“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个话！你是军代表，思想要和党保持高度一致，副统帅永远健康！”

　　邻居们一听，赶紧作鸟兽散，生怕走慢了就被我爸扣上希望副统帅不健康的帽子。军代表悻悻而去——好在不久副统帅叛逃了，我爸也就既往不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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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过不好，但也过不散。我和我妈成为亲戚间的笑话。逢年过节走亲戚，我妈就抓着女性亲戚诉苦，把我爸的劣迹一一道来，亲戚们又嫌恶又同情又有优越感地给她一顿指点，她听了之后就告诉大家：“哎呀，哪儿得行嘛，这些都没用。”我听到烦，抢白她：“既然不离婚就莫紧到（老是）说了，哪个喊你当初要找这样的男人。”

　　我妈眼泪一下下来了。

　　现在想来，我也是真的没有礼貌，也没有人教我有礼貌。

　　案后，我妈控诉的对象变成了我：“这个娃儿就是犟得很，我给她说，你爸是有病的人，莫要顶嘴，她偏要顶嘴，弄得她爸气得很，被激得打到她才作数。”

　　于是亲戚们又一致讨伐我——讨伐我爸，他们怕人家夫妻两个床头打架床尾和，自己里外不是人；讨伐我，那是长辈在教育下一代。

　　她们的声音一下子就大了：“你爸爱你才说你，你顶嘴他当然要骂你、当然要打你啰。他骂你，你就该规规矩矩地听到起。”

　　我埋下头，心里愤愤不平：“他骂我就是该的，我反驳就是顶嘴，被打了也是我激的，小娃儿就该去死吗？”

　　外婆在旁边点评一句：“哎，打铁还要镫镫硬，有啥办法嘛。”

　　我知道外婆的意思——我妈当时的厂子正在搞改革，改过来改过去，下岗的下岗，待岗的待岗。我妈和姨妈都是待岗的，一个月只有80块钱，家用就算我爸不出，大学食堂饭票总是在抽屉里，水电总是从他工资本里扣了，房子总算有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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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岗的姨妈偷师学艺，开展副业染围巾，把外婆的客厅搞得东一波布料、西一桶染料的。

　　我就去我爸的大学里卖围巾。书包里揣着五颜六色的扎染围巾，跟在大学女生们后面一趖就进了女生宿舍，然后挨个门敲，给她们展示围巾。有时候她们会不耐烦，有时候问了半天试了半天也不买。

　　终于有一天，我悟了：“女生都是在等着男生送，那还不如到男生寝室去卖。”

　　当时大学的校规很奇怪，男生不可以进女生寝室，女生可以随便进男生寝室。我敲开一扇扇男生寝室的门，向他们信誓旦旦地说，这个花型这个款式就是女生喜欢的，必须要给自家女朋友来一条。你看这个小哥哥都买了，难道你要空手去见女朋友吗？

　　不好意思？不存在的。顶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八卦每天出入家属院，我们家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早就“社死”了，“社死”又怎么样，还不是要找钱。

　　男生的钱包就是要松一些，我的销售开始好起来。有一次，一个男生问：“你家是隔壁村里的吗？怎么进的大校门？”我低了头——我能说我是教师宿舍来的吗？那他就会问，那你为什么穿得像农村的呢？

　　我就这样一点点地把钱给我妈。

　　4.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妈当时手上是有个万把块私房钱的，要买房子出来自己住，是买得起的。只是，钱从来都不是主要的问题。

　　我一个舅妈的哥哥是包工头，手里曾有套房子，一万多，是单位建的房，因为在顶层，太高了，分不出去，只能卖给社会上的人。为了看这套不记得是在八楼还是九楼的集资房，我妈爬楼梯爬得歇了四五次，我却像吃了蜂蜜一样的高兴，轻松得都要飞起来了——这世界上终于有房子是不必单位分配的，只要有钱，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家了。二手市场里面多的是木头家具，我们买得起的。

　　我问我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一个房子？”

　　我妈犹犹豫豫，顾左右而言他：“你爸骂的是我，又不是你，你爸最爱你了。”

　　见我不为所动，她启发我：在我幼儿园的时候，我爸给我喂饭，食堂里打来二两馄饨，给我吃肉馅儿，自己吃皮子；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手牵手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买回来很多童话书。我三四岁的时候在屋子里跑，差点被一个靠着墙壁放的椅子砸到，他立刻横目对我妈，吼道：“死婆娘啷们放的凳子？”转头再怒吼我：“砸死你个狗日的杂种！”

　　还有个他爱我的铁证：也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和筒子楼里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发展了浪漫感情，我妈一哭二闹无效，丢下我回了娘家。女青年为了显示自己以后会是个好母亲，带我去看露天电影，我爸留在家备课。我们两个回来时，女青年怒气冲天找我爸告状，我哭天嚎地，也说不清楚个啥。我爸说，看到我哭得那个可怜的样子，他决定和女青年断了，和我妈继续过，“否则娃造孽”。

　　我很小的时候，万人空巷看《血疑》，那里面的大岛茂是我心中理想的父亲。拿大岛茂跟我这个身为大学教师但嘴巴比码头工人还脏的爸比完，我常常愤懑地想：“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吗？”如果我是抱错的宝宝就好了。

　　我妈说的这些父恩，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吃饭啰嗦，他在饭桌上从一言不发到怒火冲天，之间毫无情绪过渡，直接甩我一记耳光：“吃就吃，不吃就滚！”

　　我还记得我的猫在半空中的那声惨叫，从那时候起我决心要永远不喊他一声爸爸，希望我能够快点长大，我走出门永远不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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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爸出差挺长时间，我每天开心得觉得日头都要高些，饭都要多吃两碗。甚至有天回家，我给我妈说：“如果他出差更久，不回来就好了。”

　　我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提醒我爸注意和我的关系——转头就把这句话告诉了他。我爸又给我一顿打。

　　成绩太差，有人打我没人教我，我学会了弄虚作假。期末要拿成绩给家长签字，我跑到同样差的同学家，两个人关起门一顿橡皮加刀片的技术输出，把“30”刮去上面那个弯弯的封口，改成个“60”，再把“55”改成个牵强的“65”。我爸看了看这门门都勉强及格的成绩单，也懒得多说，只是嫌恶地看我一眼。

　　我很羡慕我的闺蜜，她的成绩和我一般差，但去她家的时候，她爸说话还是正常人的样子，并没有开口就扯着嗓子一句“X妈的”。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是有来有往地聊天，不是一片死寂的沉默，不像我家，三个人埋头干饭，就像头顶上有个阴云密布的锅盖。

　　我给我妈说了我这份羡慕，她显然又跟我爸说了，我爸冷冷开口：“那是因为有你在她家做客。家里有客，人家当然小声说话。”

　　逻辑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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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世界又关了一扇窗。从此，我再也不跟我妈说啥心事了，我认定她就是个叛徒。那时候的我讨厌亲戚，我们一家三口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社会联系都是断的，我们不走亲访友，亲友也生怕沾染到我们。

　　我是家里唯一有朋友的人：我有闺蜜。我们两个业余爱好是每周到大学的大礼堂看电影。闺蜜家三个娃，她没有零花钱，我一样没有。但我们有一盒蜡笔，下午四点多先去大礼堂看这周的电影票啥颜色，然后回家来找张白纸一画，好了，我们也有七毛钱的电影票了，反正检票的人在昏暗的光线里就是上手一撕，也不会仔细看。那些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电影，我俩不知道重复看了多少遍，我爸从没问过我没有零用钱看啥电影——不找他要钱就好了，管我去哪里，去干啥，啥时候回家。

　　等到高考——哎，我闭着眼睛一顿选，英语只看答题卡不看题——反正也是看不懂题的。数学我就只能写个“解”字，历史地理一顿瞎整，但语文和政治救了我。

　　从小我不爱读书，只是把我爸的书架翻遍了。靠着线装的《红楼梦》和各种小说，还有他的《中国律师》《民主与法制》杂志，我的语文通常作文接近满分，政治好到逆天。

　　命运偏要让我有学可以上，我居然就靠着概率，靠着语文和政治，再靠着教师子女的五分加分，上了我爸教书的学校的专科线。

　　按照我爸的专业意见，那就上个“会计”吧，我却坚持要学法律——在那些我爸骂人骂得几栋楼静下来的夜晚，我早就暗暗下定了决心：我要学法律，我也要当律师。等我长大了，我要赚钱，要买房子，要把这个凶神恶煞的人请到我的房子门口，让他看看我的客厅和卧室家具家电，然后把铁门甩在他脸上，气得他从楼梯上滚下去。

　　但我并不敢和我爸争辩，只写了一个条子给他：“爸爸请允许我学法律，我会把专科三千八百块学费还给你的。”

　　也许是这声书面的久违的“爸爸”起了作用，我爸允许我上了法律大专。大专的老师们都是现抽调的，过去是教政治的。课本崭新，老师们也是开学前才拿到，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一顿照本宣科，好像学生们都是不识字的。

　　我竖起了所有的耳朵，过去的知识储备就像给我开了挂，律师杂志里讲的都是局部，法律课本才是久别重逢的亲人。我不但把教材的每一段都编号成一二三记下来了，每天下课了都要在图书馆去搞到晚上九点。

　　人家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我是为了把我爸从楼梯上气得滚下去而读书。

　　5.

　　我在上大学时为了继续攒钱，开了个新的副业——在学校给人照相。

　　我去亲戚家借了个老海鸥相机，再打印一张“一张照片一块七”的牌子挂在胸前，在学校的“标志建筑”前面晃来晃去。我的生意在几个“流动摄影师”中最好，女生找我照了相，通常要加洗个十几二十张，利润都在里面了。我的不传之秘是——给女生照相，就开大光圈搞成个曝光过度，那些年女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她们的皮肤黑，喜欢被拍得很白。

　　我家里只有一把黑布伞不破洞（钱都存银行里了），有次下大雨，我爸要从家属院去学校上课，我要去学校取照片。我撑着那把伞，努力地想要遮住我们两个，我爸突然不耐烦了，从我手中夺过伞：“X妈打个伞都打不来！”他把伞打在他自己那边，我全身一下暴露在雨里。我干脆落汤鸡一样一口气跑到了冲洗店。后来觉得，这就像我们父女关系的写照——他没有与女儿在大雨里共一把伞的缘分，我也不会享受到父辈的任何庇荫。

　　两年大专一眨眼就过了，我的门门课都是优——我爸总以为，别的老师是看着他的面子才给我优的。见到大家如此给他面子，他忍不住去找人调出了我的卷子。看完卷子，他沉默了。我妈再三问，他就说了一句：“狗日女子学得扎实。”

　　快毕业了，赶上了大专生不再包分配，班上同学都在找工作。现在档案里的报到证，那时还叫“派遣证”，意味着“干部资格”，毕业当年有效，只要有哪个公检法部门接收你的档案和派遣证，你从此就脱离工人阶级了。

　　同桌在搞恋爱，愁眉不展：“我们不知道到我还是我男友的家乡找工作。”

　　我自作聪明：“那就都找呀！”

　　同桌白我一眼：“都找，要花钱哒！关系不要钱的吗？”

　　啊，关系？我家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我们早就断了六亲，任何亲戚不上门，我爸也没有任何朋友。我的工作，不，关系，在哪里呢？

　　我艰难地对我爸开口，告诉他派遣证的时效。他把碗往桌子上一甩，大怒：“你连个本科都没考上，我在哪里去给你找工作？”接着，他一声比一声高，很快变成了破口大骂：“当年就给你说要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连个大学本科都上不到，你现在找我要工作，工作会从我手上生一个出来吗？”

　　我一边哭一边顶嘴：“人家的家庭都在帮找工作，喊我自己找工作，我不知道在哪里去找！”

　　“脚走江湖嘴是路！”我爸掷地有声地说。

　　我真的也问了啊！我跑上街去问人家公司招聘不，结果人家是要发传单的，听说我是法律大专毕业，人家把头摇得跟啥似的。当年没啥民营企业，我就算长一百张嘴也没用啊。

　　我爸看我的眼光满满都是恨。他恨我不争气，没有考上本科；他恨我不能混上个国家包分配又不能够自己出门靠嘴落实个工作。他常常边吃饭边骂我，骂得几栋楼都听得到。

　　我妈坐不住了，她去找她工厂的领导，厂领导面有难色——工作倒是有，是下车间的，一个月工资150块：“你女子的干部身份就莫法了哦，我们这里都是工人，没有干部。谁叫她不是学会计呢？财务倒是可以坐办公室呢。”

　　我爸听闻，如获至宝，喊我马上带着我的派遣证去上班，我坚决不干——我报名了律考，只有三个月了就考试了，可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车间。

　　我爸像个爆竹一样炸了。他捶胸顿足，指着我的鼻子一顿大骂，好像我不立刻去当工人，世界就要毁灭：“当工人又怎么了？万丈高楼从地起！你瞧不起工人，人家XXX（某位国家领导人，简历里面确实也是当过工人），还不是从工人开始锻炼的？好高骛远的东西，你考得起什么律师？人家大学本科的，研究生，你们专科班的老师都没有考上律师！你是个什么东西，放着稳定的工作不做，要去考一个根本轮不到你的东西？当年喊你学会计，你龟儿子的不干，犟嘛，你狗日的犟嘛！”

　　他声音大，逻辑强，又有身份压制——就算我是他骂的这些动物，他自己不也成了畜生？

　　我想滚得很，但我无处可滚。我边哭边辩，语不成声。

　　我妈左劝右劝，急得不行：“你就少说两句嘛，先人，你晓得他是有病的人，为啥要去刺激他？”她也憎恨地看着我，弯着腰，似乎真要跪下了：“我求求你嘛！”

　　那段时间，我们家不得安宁。白天吃饭时，我爸筷子一甩开始闹，我对嘴，越闹越凶；晚上睡觉时，我爸想起我还在家没有去当工人，就跑到我房间把我被子一掀，提着我的脚踝要把我拖出去，喊我立刻滚；早上太阳出来时，我爸看我还没起床出门去搞事业，又开始闹。他雷鸣般的骂声震撼了半个家属院，大家都有了八卦当下饭菜。吃瓜群众用七八年时间，终于看到了我们家这出连续剧的第二季——上一季是情感悬疑，这一季是亲子叛逆。

　　我爸去世后，我去看心理医生，心中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不帮我找工作就不找好了，他当年为什么非要破口大骂，要撵我出门，要逼我去当工人？

　　心理医生深深地看着我：“因为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找工作，因为爸爸心里也很害怕。”

　　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6.

　　就在我家的亲子关系陷入死结的时候，我外婆再次出现，她来解救我了。

　　她坐着讲价：“娃当工人也不赶着这么三个月。她的派遣证不是年底才到期？等她考了再去当工人嘛。你每个月给我交两百块伙食费，我带她走，让你们清静，等她当了工人，就自己给我交伙食费。”

　　我爸一边慷慨解囊，一边奚落我说：“她要是考得起律师，我手板心给她煎鱼吃。”

　　到外婆家，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

　　外婆的生活是规律的：早上起来，练一会儿拳，然后收拾清洁，她烧早饭，我洗碗，洗完我就去啃几本厚厚的法规，她则出门遛弯儿兼买菜；中午吃小炒，晚上她听我讲讲一天的温书心得，我睡在她床边的沙发床，聊着聊着我们就睡着了。

　　那边我爸也没闲着，不教书的时候，他总在家属院门口和大爷大妈们讲我这个好高骛远的女儿，“用手板心给她煎鱼吃”的誓言，被他对不同的人放话了一次又一次。不过，我和外婆根本不知道。

　　外婆说，那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就像焊死了，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除了上厕所，不动窝。我凝神拿着书看，她叮叮咚咚地做饭，走来走去，我眼睛都不斜过来一下。她说，我曾经半夜说梦话，说的是：“请合议庭注意！”接着一二三说得逻辑清晰，不知道在梦里是在为了哪个案子发言。

　　我记得晚上十点后，外婆的客厅里会有一只小老鼠冒出头来。它偷偷摸摸地巡视着，把我当成了一件家具。有一天我忘记收起来面包片，第二天一拿，轻飘飘的，被它掏空了一大块。

　　到了考试的日子了。

　　那时候的考试是只有选择题的。我不假思索，拿着就选。选完一看，大家都还在埋头做题呢。考完，外婆也不问我考得是好是坏。她教我做简单的菜（我过去只知道去食堂打饭），教我收拾家务，也教我人情世故。

　　我和表妹们因为电视声音太大有了意见，我直接过去把电视一把关了，怒气冲冲。外婆拉偏架说：“好了好了，电视也看够了，你们先回去。”等表妹们气鼓鼓地走了，外婆又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人嘛，要协商，要好好说，一句句来嘛，不要上来就来硬的。”

　　这些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我家，就是声音大的最横，发疯的人最横。

　　我常年惊慌失措的心放回了腔子里。我想，如果我有来生，我愿意给外婆当女儿，一辈子住在她家。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查分热线，放榜那天，我和外婆一起到司法局去看，走到门口，司法局的人说：“哈，状元来了。”外婆在油腻的分数登记本上一查，我考了276分，是我们所在的七区十二县的第一名。

　　我阴云密布的命运突然被撕开了一个口子，阳光哗啦一下洒了下来，把我的世界照得像水晶一样透亮，每一片树叶都纤毫毕现。

　　翻完本子，外婆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她大声说：“走，我们去家属院门口，喊他在手板心上煎个鱼！”

　　我不肯去。

　　据说，那天外婆在大学家属院门口找到了正在扯闲篇的我爸，把我的分数放在他面前。我爸定睛看了，讪笑一下，说了声：“她还能干嘛。”

　　这是我这一生从我爸那里得到的最接近褒扬的评价了。

　　不过，外婆得意忘形，也得罪了好多人。老同事家的女儿，做着法律顾问，考律师考了好几年没考上，遇到考试，家里都要全面戒严，走路全家踮脚尖。外婆点评：“我孙女考试我在家打麻将，砍肉做肉丸子都不影响她，考得上的总归是考得上的。”

　　老同事的脸拉到衣领。

　　7.

　　我爸终于从我的世界淡出了。他曾经能量无穷，在我的世界里制造雷鸣电闪，让我跑得再远前面都是下雨。现在我在亲戚家偶尔见到我爸，我俩就像并不熟悉的同事一样，微一颔首，擦肩而过。

　　我20岁了，在一家国营律所入了职，没有保底工资。那时候律师也是讲编制的，我有律师资格，但是我没有办法弄一个编制，实在不知道怎么走进那个体制的门。我跟着老律师当助理，每天跑得脚板飞起。骆驼祥子是要买自己的车，我那时是想要买自己的房。

　　我不觉得下乡取证苦，从大巴车到中巴车到摩托车，跑到山区去坐着做笔录；我也不觉得在看守所的等待漫长，人家嫌弃晦气的，一审判了死刑上诉后要进死刑犯牢房会见的案子，我也敢接；我更不觉得老律师的批评有啥伤自尊的，老律师说一句批评的话，都要躲着同办公室的律师，从来不会像我爸这么深仇大恨，破口大骂。

　　有一天在法庭出庭，吃午饭的时候，老律师披着棉袄在我前面走，棉袄的袖子在阳光下荡过来荡过去，像是一只手。我突然有个冲动，想去拉住这个棉袄袖子，就像拉住想象中父亲的手。

　　在我的工资从一百到两百、从两百爬到三百四百的时候，我爸退休了，他和我妈再次闹腾起了离婚，这次闹得比哪次都凶。可能是少了共同的管教对象，我爸集聚的愤恨十分强烈，不知道为了啥，他再次把我妈撵出家门。我们娘俩驾轻就熟地分享外婆的沙发床。

　　临睡前，我一次次动员我妈：“我现在也长大了，你也不用为了我不离婚了。你们就离了嘛，我去帮你谈财产分配。”

　　我妈仍然顾虑重重：“你以后找对象，说起是大学教师的女总要容易些，说起父母离婚了，总不好听。”

　　这理由很逗——我爸在大学家属院门口骂大街，年年把妻女撵出门的名声，难道比离婚好听？

　　终于，我妈松口了：“好嘛，你去谈谈试试吧。”

　　我下班后去找我爸，看我妈走了这半个月，家里已经乱得像个鸡窝了，冷锅冷灶，满地报纸。我爸坐在藤椅上，头发长胡须也没刮，脸上有些浮肿。

　　我叫了一声“爸”，送上给他在食堂端的豆花饭。趁他吃饭，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你们过不惯你们就离吧，我和我妈没地方住，如果你愿意，我们去把这个三室一厅的房子和青年老师换成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你住大的，我和我妈住小的。”

　　在我看来，这个方案十分合理，单位分的房子也是婚姻共同财产，难道妇女不该分一分？

　　可在我爸看来，他也许想的是：你是个什么东西，来给我讲《婚姻法》？

　　也许因为没有了观众，他并没有戏剧性地跌足大骂。他冷静地说：“不，我不能换房子给你们。我不希望我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和你、和你妈连在一起。我希望你们永远不在家属院出现。”

　　我走出了家属院，在一棵葡萄架下哭了又哭。我以为他不能再伤害我，但他还是可以的。我以为我不会再哭，结果我的眼泪就像自来水一样。他工资高，但不会分给我妈，我妈只领80块待岗工资，那是我妈自己的问题；他有房子，这房子也不会给我们住，这是大学分给他的，我们睡一辈子沙发，也不关他的事。他对我们的仇恨，比天高，比海深，恨不得我们母女两个能像尘土一样，扫帚一来，就永远在他的世界里消失。

　　8.

　　现在电视剧的女主一旦画眼影、整大红唇就是要发大招了，我那天哭完，也放大招了。

　　就像我小时候常常给我妈说的，“精神病就该去精神病院”。这个执念在我心中待了这么些年从未改变。我通过一个查病历的机会，顺藤摸瓜找到了精神病院的院长。亮出律师证，我有条有理地给她说，病人是什么时候发病的，经过了“偷偷投药”式的治疗，他还是不肯服药。他多年来一直的偏执状态，对周围人的攻击性，狂躁状态的表现——总之，病人的依从性很差，需要强制到院治疗。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也没法百度，我是在市图书馆借了一本《精神病司法鉴定》认真学过了，所以说起专业名词来一套一套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往诊断标准上套。可能是精神病院的生意有点清淡，院长听说病人是个教师，眼睛一亮——医保报销额度高啊；再听说还是个律师，眼睛又一暗——她有些犹豫，怕去带人的时候闹起来，家属院的保安不让精神病院的车子出门，又怕律师病好以后出来找精神病院打官司。

　　我把“舒必利”的药瓶摆上桌子，过了这些年，这瓶药只少了一半，连一个月的量也没有吃到。至于不能出门的问题，我早给院长想好了：“闹是不可能闹起来的，我是直系亲属，我对这件事负完全的责任。我现在就可以签完所有的手续。如果他要打官司，也是先告我。他是律师，你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可以跟他说，有个强奸案，正在检察阶段，受害人想请律师打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不敢出门，只能来接律师去家里见。他肯定会顺顺当当上车的，等出了门，你们直接往病房开就是了。”

　　这时候，简直是苍天有眼，一个医生进来扯闲篇。我觉得她有点面熟——想起来了，就是当年外婆和我妈开后门找的那个医生啊，到我家来过的，和我也照过面的。

　　城市小就是好，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那医生立刻给院长补充道：“哎呀，她爸不就是XX学校的么？编故事编得跟剧本似的，他老婆拿他简直没有办法，药也没办法给他吃，不晓得这些年怎么样了。”

　　有了人证，又有了这么长的病史，院长一锤定音：“那就试试看吧。你回去，等我们请到了人就来办住院手续。”她让我把什么“附带民事诉讼”啊，受害人啊检察院啊地写了一遍，估计是要拿去培训接人的医生。

　　我根本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我能想象得出来，如果我告诉她，她又要叨叨：“去了精神病院就会丢了体制内的工作。”

　　人都退休了，还有啥工作可以影响的？

　　说不定，我妈还要去当叛徒告密——如果我爸这次不中圈套，我就永远不能把他送精神病院了。

　　=====

　　过了几天，我被通知去精神病医院办手续。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感觉总算是老天爷站了我一次。

　　在病室里，我隔窗见到我爸。他文质彬彬，对医生轻言细语，一点也没有情绪失控，展示出了一个大学教师应有的修养。他说来说去，说自己完全是正常的，这就是一场误会，是他管教我太严厉引起的报复。

　　医生的情绪也很稳定——精神病人哪有承认自己有病的？不过既然这么配合，那就不用上约束了。血压一测，心电图一做，我爸还有合并心衰，赶紧地，精神病院和一个综合医院会诊，一边挂水治疗心衰，一边治疗精神病。

　　院方回家一通知，我妈“哇”的一声哭了：“精神病院好多疯子哦，他好造孽哦，明明我们不惹他就是了，你怎么这么狠心，这是你亲爹啊！”

　　我懒得多说，交代她以后做饭多弄点鱼虾，我以后每天中午去给他送一顿营养点的饭。

　　每次我都是骑着我的烂自行车去精神病院，医院门口有个大陡坡，中午的日头下，我使劲蹬车，蹬不动时，不得不下车弓着身子推着车走。我有时会没出息地掉眼泪——我希望我能更有力量，爬上这个坡，我希望有一天存下钱，买下我和我妈两个人自己的房子，再也不必寄人篱下。

　　在精神病院的那大半个月，我爸一句没骂过我。有饭，就吃，吃完我把饭盒带回去，他就在病房沉思。他慈眉善目，看上去就是个大学教师，特渊博那种。他展示出社交魅力，每天和医生谈笑风生，就差没给医生开个点评《红楼梦》的讲座。医生告诉我，他的心衰缓解了，没有生命危险了，经过持续的稳定用药，他的偏执妄想也被抑制了。

　　有一天，我爸吃完我送的饭，撩起眼皮，发了一句圣旨：“你回去给你妈说，我允许她来照顾我。”

　　我心里冷笑一声，心想：“你以为谁多喜欢来照顾你呢？”

　　我回家把这句话当成个笑话给我妈一说，没想到，我妈眼睛一亮——她立刻接了旨，打包收拾起自己的铺盖，直奔精神病院去陪床了，拉都拉不住，只留下一句话：“我还不是在给你减轻负担。”

　　我有啥负担？我不就是送个午饭吗？在我看来，我爸现在住精神病院，以后住养老院，我负责交钱就可以了，反正学校要报账的，反正是有退休金的。至于舆论要编排我，哼，我怕么，听舆论的，我早跳河了。

　　我妈后来跟我说，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晚上是要“游行”的，他们载歌载舞，一个个病房地串，她睡在我爸的病床边，害怕得不行。总之：“你太心狠了！”

　　有我妈签字，我爸很快就出了院。虽然我是直系亲属，但跟配偶比，也就靠边站了。

　　外婆对此不置一词，还是那句：“打铁还要镫镫硬！”

　　9.

　　这次精神病院住院对我爸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他在家不再破口大骂，也不再歇斯底里了。他像是突然变成了文明人，余生没有狂躁发作过。这短短一个月，似乎把他镇服了，让他知道虽然他是这家里的天，但天外还有精神病院这样的机构。接下来，我爸就开始了退休生活。他不再让我妈滚出去了，滚出去了就没人收拾房间了。

　　我爸的爱好从指天骂地变成了关注国家大事。我工作后给家里的电视换了个新的29吋的，算是一部分我还他的读法律的学费。他守在电视前面，晚上7点的新闻联播看了，对照着手上的《参考消息》，再接着看国际新闻的晚间新闻的部分，然后再看省台的新闻，从微观验证宏观。第二天，他又看滚动播出的新闻，再从宏观验证到微观。我妈从来摸不到遥控器，因为它是我爸肢体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偶尔回去探望一下他们，家里都是新闻联播字正腔圆的回旋音，油腻的茶几上还放着笔记本。我妈说，我爸还根据什么政策（她也不懂），给中央建言，寄了洋洋洒洒一封长信，居然得到了回信：“感谢您的建议，我厅已将此建议转交……”

　　我妈说这些时，一脸的与有荣焉，我……

　　办公厅想必不知道我爸的精神状况。他的关注点从来都是方圆两万里，上下五千年。我觉得他还不如关注一下：系主任到底在想啥，为啥别人能评上教授他评不上；领同样的工资，为啥别人家的生活平静祥和，自己家破旧得像个荒货摊子。

　　我再也没有回家住过。我从自己的工资里每月给外婆交200元，从此在外婆的沙发上扎根。外婆家的氛围和悦，饭菜可口，我被允许翻她的衣柜，把她宝贵的呢子大衣穿去出庭。她也会瞧准时机敲我竹杠，喊我去买新到的绵绸，给她找裁缝量身做裙子。

　　外婆总像是捡到钱一样的高兴。在电视上看到吴仪做外事接待，她会点评：“如果喊我去接待，我也不比她差。”这话我信——不管在哪里，外婆都会迅速成为人群的中心，过去在单位里，她是领导的爱将，退休后住一个小区，她很快就变成大家公推的楼长。外婆性格也直爽，当时新式的茶楼，一杯菊花5块钱，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穷不好意思地低了头，她进门一看，嫌贵，转身就走，甩下一句：“这个茶喝了，怕是可以飞！”弄得老板低了头。

　　一年后，外婆意外去世了。我哭得像是天塌下来，看香港僵尸片，我好希望有个僵尸怪来占了外婆的躯体，这样我就一直能有外婆了。

　　=====

　　23岁，我离开家乡，去了大城市。我背后空空荡荡，遇到谁都不会比我爸更狠了。我的体内可能换上了外婆的血液，外婆的声音总在我耳边说：“都是人嘛，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有啥可怕的？”

　　遇到脾气暴躁的董事长拍桌子打板凳地大骂各个部门经理，总经理吓得脚趾都挖地了，生怕我们这些他好容易挖来的人集体出走，事后私下找我们谈心安抚。我淡定地说：“他不就骂人嘛，谅他也不敢打人。难道他还敢拍个手枪在桌子上不成？他最多是喊我们都滚出去，我就从前门出去，从后门又走进来不就行了？”总经理哈哈大笑，从此对我的印象便是“情绪稳定”，遇到类似情况再不来啰嗦我了。我两三年之内实现了薪水三级跳。

　　曾经有中年同事给每个人看手相，轮到给我看时，估计是我平时表现得太爱钱了，又太节约了，他假装看了看我的掌纹，说：“你就是家庭条件不好，太穷了。”

　　我在心里呵呵一下——何止是穷？离家后，我见识过许多难看的嘴脸。但从未有人像我爸骂我那么难听，也从未有人对我像我爸那么刻薄。现在都说啥原生家庭的阴影，我没啥阴影可以写——写出来只能是法制文学。

　　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和我妈的联系就是简短的电话：

　　“他没闹嘛？没打人骂人嘛？”

　　“没闹，在看新闻联播呢。你（跟他）说两句不？”

　　我和我爸异口同声：“不用了。”

　　28岁这年，我在大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车子是个小赛欧，房子却是精装修的，在这个城市当时最繁华的地段。接我爸我妈来住新房子时，我并没有去实现少女时代的宏愿——把门甩在我爸脸上，把他气得从楼梯上滚下去。

　　我的车开进小区，中庭花园里的喷泉突然响起了音乐，在榕树林下喷出了蘑菇云一样的水柱，阳光洒在水雾上，有淡淡的彩虹。中国人当年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就是房产商造的，我爸在车后座看见这一幕，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房子，比我们的教授楼还要好。”

　　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我还住在出租屋。我仍旧没有勇气与他们共住一个屋檐下，偶尔过去探望，我爸仍然蹲守在新闻联播前。如果我妈不在家，我们爷俩就相对无言，探望一分钟就能结束。

　　“最近好吗？”

　　“嗯！”

　　“那我走了。”

　　“好。”

　　如果我妈在家，我妈就会张罗着开饭，叨叨些“你离家太远了，吃饭不准时”，家里好歹有了点人声。

　　我爸也会罕见地表现出插嘴的愿望，在新闻联播前甩出一句：“XX家的娃，毕业在银行工作，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一个月七八千。”

　　他的意思是我的工作低端，性价比不高。我没搭理他，腹诽：“好工作那都是爹妈给安排的，你当年怎么没本事给我找一个近的？”

　　有一次我带他们去吃重庆火锅，我企图挑起话头，我爸却头也不抬。整顿饭，他只是从碗里抬起头来，对着锅发出了三句最高指示：

　　“豆腐！”“血！”

　　这两句是喊小妹儿下菜的，小妹儿忙不迭地下了菜。

　　“火！”

　　巡视的服务员赶紧来把火开大。

　　一顿饭，吃得回到童年。我们仨头顶那口阴云密布的大锅又回来了。火锅店里其余的桌子嘻嘻哈哈，说尽了世间上无聊的废话。

　　这是我们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馆子里吃饭。

　　10.

　　我最终没有能够给我爸送终。

　　我爸说大城市住不惯，还是回了老家。第二年，他在老家心衰犯了，住院。

　　我请假去陪床，当时工作上有些不愉快，我都想撂挑子了，假期就一延再延。在水槽前，我和妈聊天，说：“没有升职就不忙回去，反正回去也是填坑。”

　　我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转头又把这话翻给我爸。等到我洗完尿盆回到床前，他勃然大怒，就像他进精神病院之前那样，火气来得十分容易：“X你妈，好好的工作不干，要撂挑子要威胁领导！你是个啥东西，敢威胁领导？你给我滚，马上滚！老子不要你服侍！”

　　写到这里时，已经隔着这么多年时间了，我仍旧不懂他那时为啥翻脸——他是真的很希望我赶紧回大城市去把赚大钱的工作做稳当了？但他开口就是“X你妈”，实在是切断了所有的沟通可能。

　　13岁时他喊我滚，我无处可滚，30岁他喊我滚，我可以马上就滚。我二话不说，扭头就走，留下我妈在病床边瞠目结舌。多年来，她总是笨拙地想促成我们父女和解，每一次却都制造了更深的分裂。

　　我开车还在高速公路上，电话就打进来——我爸突然就被医生下了病危，送进ICU前，他抓紧时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扯着嗓子吼着说：“XX，我对得起你，下辈子我可以允许你再做我的女儿。”

　　等我掉头回到老家，他已经从ICU出来，在停尸房了。

　　那在我少女时期把我撕成无数片的雷鸣吼叫，终于沉寂了；曾把我驱逐去各家客厅流浪的钢铁意志，也终于消散了。我没有哭——我是真的哭不出来。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又觉得自己丧尽了天良。如果下辈子还要做他的女儿，那还是别有下辈子了。

　　我爸的定期存单，我妈收起来了，估计还没有我当时的年薪高。据说，在我没有请假回来的时候，我爸有点低落地说了一句：“她现在赚得到钱，看不起我这一千多块的月工资了。”

　　我爸的藏书一架子一架子地被清理，我都捐给了他学校的图书馆。看着满屋失去主人的书，我心里的凄凉比失去我爸多得多。奇怪的是，从小陪伴我的线装《红楼梦》怎么都找不到了，我爸在上面做了密密麻麻的眉批，我本想带走留个纪念的。也许我爸早就思绪清明：“她是这么的恨我，不用给她留什么纪念了。”

　　=====

　　很多年后的清明节扫墓，闺蜜去祭拜她妈，在坟前默默念叨了很久，说尽了女儿对母亲的思念。再爬几个坡坎，去给我爸扫墓，闺蜜贴心地说：“我走远点，你有啥话就说给你爸爸听吧。”

　　我默默地看着墓碑上的照片，我爸慈和地微笑着。

　　我们父女俩，在他生前无话可说，死后也一样无话可说。

　　我和闺蜜张罗着让两个老人“过”在了一块——在同一个冬天，她失去了妈妈，我失去了爸爸。如今我妈和新老伴儿也过了十几年了，她喜欢说“孝顺儿女不如忤逆老伴”，看来她对现任老伴儿是满意的。也是，跟我爸经历了这样的狂风暴雨，和谁不能过到一起呢？

　　但我妈的怨念并没有消散，回首往事，她充满了悔恨：

　　“如果不送精神病院，可能你爸也不会得心脏病了。人家说，治疗精神病的药是有副作用的。你爸过去身体多好哇。”

　　“你的外婆太自私了。”

　　“学校的领导也是冷漠得很。”

　　“如果你按时给他吃药，说不定病就好了，都是当年吃‘舒必利’不及时。”

　　“你总是和他吵，他骂你，你就该让着他，你晓得他有病哒！”

　　她怨了所有的人，唯独没有怪罪魁祸首。

　　我忍了又忍，就理解为啥法官常常训当事人“好了，好了，莫说了，都晓得了”。我想要大声给她吼回去：

　　“精神病就该在精神病院里！”

　　“你把他留在家里，不接受治疗，就是把家变成了精神病院！”

　　“我随便他怎么骂都不开腔，他的病就能好？这是哪家的治疗方法，那你为啥不拿几个人给精神病人杀一杀，杀了人，他心里一高兴，病就自然好了？”

　　“他会把猫扔下五楼，你还敢喊我去放药，万一被他当成投毒，我也会被扔下楼你知道吗？”

　　“你为了不离婚搭上你我两条命，还想要搭上你妈的命，三条命换你一个不离婚，你认为很划算吗？”

　　可这些话，我都忍住了。

　　尾声：

　　这次春节回乡扫墓，我们母女在酒店住同一个房间。有一天，看完了所有的电视，我妈突然没头没尾地自言自语了一句：“我是工人，没读过书，你爸又是律师，又是大学老师。”

　　这可能是一个隐晦的道歉，是的，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待岗工人，要离开一个看上去挺不错的男人，是挺难的。唯一的指望，就是女儿懂事，和她一起忍吧。

　　如果有时空隧道，我要跑回20岁那年老家精神病院的大坡，我要去告诉年轻的我：你一点错都没有，精神病就该送精神病院。只要蹬车上了眼前这个大坡，你一生都不会遇到更高的坡了。

　　回去的飞机上，我梦见我放学回到家属院，我妈跑过来，从我身边逃走，我爸青面獠牙地追过来，眼睛瞪得眼角都裂开了，手上青筋暴涨，提着一把菜刀。

　　我平静地想：那好吧，那今天就杀了他吧。

　　我迎上去，手里也提着一把刀。

　　走了这么远的路，我终于强大到不再恐惧。我要与他一战，杀死他，或者，被他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