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晚饭后和母亲在乡间马路上散步时，我惊叹于四川老家这两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栋栋不知什么时候建成的新式小楼，被晚霞笼罩着，悄然散落在马路两侧，几乎看不出这里曾是前两年刚“摘帽”的贫困山区了。
拐弯处，一个矮小的身影闯入我们的视线，背对着我们拿着大笤帚一下一下地扫马路两侧的落叶。
“王福林，天都快黑了，你还不回去？”我妈远远地叫道。
那个身影又继续扫了几下后，像才反应过来似的，慢悠悠转过身，笑眯眯地回应这边的招呼：“扫一段少一段，反正回去也没事干。”
我几年没见王福林了，他的脸倒是没多大变化，只是老了一些，依旧一副憨厚样，赖疤头上花白的头发东一块西一块的，像被钻心虫毁坏得乱七八糟的稻田。他外套起了层包浆，辨识不出本来颜色，里面穿着件破了袖口拉出线头的针织衫，赤脚趿拉着一双解放鞋，后跟早磨没了。经过他身旁时，我闻到一股难以描述的味儿，是长期不打理个人卫生的酸馊味。那双握着扫帚的手黢黑，手指短粗，指甲似乎几年没修剪过，塞满污垢，蜡黄肮脏。
“你看，一个家庭，总离不开一个女人。不管女的再丑再矮，一旦离开，男人就活得不像样，家就不成家。”走出一段路后，我妈又回头望了一眼王福林，感叹道。
王福林老婆阿莫，是个侏儒女人，只有一米高，前几年病逝了。王福林先是四处打零工维生，后成了村里的五保户。眼下清扫马路的活，是村上对他的照顾——每周打扫一次，每月除了应有的补贴外，还可额外领几百块工资——但他生活依旧寒酸，阿莫在时，尚不至于这样。
阿莫全名莫丽英，按字典里的释义，丽是美好漂亮，英是智慧出众，显然寄托了父母对女儿的美好祝愿。但她没能如父母所愿：她四肢短小像三岁小孩，走起路来双腿呈“O”字形，企鹅一样左摇右摆；可单看她的头颅，似乎应该有一副一米八的魁梧身材才算相配；她的脸比正常人的大一圈，跟蒲扇一样，大嘴、大耳朵、塌鼻子，稍微中看的是眼睛，散发着友善柔和的光。
我想，阿莫父母起名时，可能忽略了姓氏——“莫”即没有。嫁来夫家后，这边的人干脆连她名字也不叫了，既然没有还叫什么呢？干脆就叫“阿莫”算了。连村里的小孩子也跟着大人以貌取人，不喊她莫嬢嬢，人前喊阿莫，人后喊莫矮子或倭瓜婆，这还算好的，有些粗鲁的直接喊她矮婆娘或丑婆娘，我爷爷奶奶就曾这么叫过。
农村给人起绰号并非稀罕事，很多人都有。我爷爷说闲话讨人嫌，在家称王称霸、在外怯弱怕事，大家背后叫他“秧鸡子”。我爷爷的堂兄，身形短粗，长年一袭长袍，被人戏称“烘笼子（四川一种竹篾编的类似于汽油桶的家什，罩在火上用来烘烤衣物）”，他的女人刁蛮泼辣，被叫做“活辣子（昆虫八角洋辣子，全身毒刺）”。村里一个长得标致的姑婆，到老也亭亭玉立，照样被女人们称为“妖精”，造了她不少谣。
2
我家乡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毗邻大巴山，跟陕西接壤。我们县处于市辖边缘，几面大山如同天然屏障，将几个镇子圈在死角地带，由唯一一条乡镇公路连通外部世界。十年前，不论去哪儿，都要先坐七八个小时客车，到邻市的交通枢纽买票搭车，往往还要在车站住一晚。车站窃贼成群，稍不留神就会遭遇“割包儿”。当地人祖祖辈辈都从土里刨食，很多老一辈的人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多半还是为了治病去的。好在如今高速路通到镇上，到成都也仅需六小时，治安更是今非昔比。
阿莫嫁来我们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村里人赶集、做小生意都是步行。阿莫的娘家莫家坪和我们方田湾距离十多公里。她娘家离镇上更近，但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我们村离镇上稍远，但有公路，即便无车可坐，也有大路可走。田地是否肥沃、水源好不好、离公路近不近，这些都是早年婚嫁需要考虑的内容。
我们村里很多人家都是一个祖宗，姓氏相同，起名字仍严格遵循着辈分排序，直到我们这代人名字才个性化。血缘早已稀疏，走得近的无非是上一辈还是兄弟的人家，其余都算“村里人”。王福林和我家早年算是同宗，结婚那天，阿莫全家都来过，但当时六七岁的我在学校里，要下午才能放学，就没看见。我对阿莫的身高感到好奇，猜想她娘家人该是个个都这模样，去吃了酒席的爷爷奶奶却说，阿莫娘家人都很体面，她哥哥更是一表人才——后来她父母来看女儿，路过我家门口，确实是正常人。
阿莫母亲跟村里人谝闲，说阿莫出生时就不太协调，上半身正常，但手脚极短，到了三四岁就不再长高，只往宽里扩展。待到成年后，上半身和常人一样，穿成年人的衣服，但四肢短促，袖子和裤子只能裁去半截。
阿莫和比例协调的袖珍人不一样，属于畸形发育，这样的相貌体态，即便在有诸多光棍的农村，也处于婚恋鄙视链底端。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阿莫，快三十了才嫁给家穷人丑的王福林。其时王福林年近四十，也不过一米五的个子，太过老实巴交，让人觉得他头脑不太灵光。他哥哥王士林当年也是快四十了才找到一个长短腿的寡妇，连生两个儿子，好赖算是拉扯齐了一家人。阿莫来这边时，王福林的两个侄子已上小学，后来两人都成了农民工，至今还没讨到老婆。
王家两兄弟的父亲王老汉，早年偷公家的粮被逮住过，挨了顿饱打，此后在村里一直没抬起过头。后来他说食堂大锅饭做的菜有点淡，又被几个男人摁住，强行塞了一嘴盐巴，羞愤得当晚就解下裤腰带，在养猪场的房梁上上吊了。我奶奶年轻那会儿，负责给生产队喂猪，自从王老汉上吊自杀后，她就不敢独自待在养猪场，总觉得房梁上有双眼睛盯着她。后来，她把拌猪食的场地转移到露天坝里，拌好再快速端进去，宁愿来回跑好几趟也不愿待在里面。
王老汉死后没多久，他的女人又被人羞辱，被逼喝了老鼠药，嚎叫着口吐白沫死去了。那时王家兄弟还未成年。到了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公家的大院子分给了部分住房紧张的村民，唯独院子边角上紧挨着养猪场的两间小瓦房（曾经放农具的杂物间），没人愿意要。一是房子太过老旧窄小，只有几平米，二是村民都嫌那儿挨着猪场晦气。最后村干部手一挥，叫来王家两兄弟，说：“都嫌你们爹在这儿上吊，不敢住，你们是他亲儿子，总不会害怕吧？”
之后，两兄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后来王士林成家，自立门户在旁边另盖了两间瓦房，原先那两间房子就留给了王福林一人。
3
王福林家有几亩薄田，阿莫自从过了门，便片刻不得闲。她像个正常的劳动妇女一样干活，只不过需要想些办法——玉米秆子太高，她就先把它砍倒再掰；锄头太长，王福林就帮她锯短一截。家里的灶台也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只有一尺多高，像孩童过家家用的。
我们一群孩子，从未见过阿莫那么矮、那么奇怪的人，也没听过侏儒这个词，大人非但不会教育孩子们要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还同样和孩子们一起围观“怪物”。阿莫背小背篓去地里割猪草，我们就蹑手蹑脚跟在她身后，趁她不注意，抓起一把沙子从背后塞进她的衣领，然后嬉笑着跑开，或者趁她转身的工夫，把她装进背篓的猪草扒拉出来，飞快地扔到稍远的地方，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她一摇一摆去拾捡。旁边大人“哈哈哈”地笑一阵，不过意，又假意斥责自家小孩几句。
阿莫却劝：“不要骂，小孩子家家懂个啥哩？我们小时候还不是一样顽皮！”
“你小时候是啥样？也是这么矮吗？”有小伙伴好奇地问。
“嗯……当然是一样矮咯，我那时也到处捣乱。”阿莫直起身子，汗涔涔地抬头看我们，眼神中竟有几分慈祥，像个母亲一样。
小伙伴们继续嬉笑，我却被这种眼神触动了——那时我爸妈已外出务工，我成了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性格不好，整天吵架，连带着对我也没好脸色。阿莫那慈爱的眼神，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生出奇异的感动。此后，我退出了捉弄她的行列。
村里人对王福林也无半分尊重。一个吊儿郎当的男人经常拿他开玩笑，拦住他直截了当地问：“你找的那个婆娘，你能跟她啷个行房事？你不怕把她压扁了？”
王福林讪笑着走开，那人并不满足，朝着他的背影继续追问：“你家那个能生崽子不？怕是不能吧？”
周围男女老少都哄堂大笑，那人打探的正是他们想问又问不出口的秘密。
待王福林走远了，妇女们开始议论，这个说：“莫矮子怕是生不出来娃娃哦，你没看她那胯骨，窄得跟个小娃娃一样。”
那个立马接话：“肚子嘛估计能怀，生不生得出来就难说咯！”
有次，院里一户人家的母鸡莫名其妙死了，那家的女人是个蛮不讲理的刁妇，怀疑是阿莫使坏下了毒——因为她家的鸡经常在阿莫家的菜园子里啄菜，阿莫曾说过“再来就给你毒死”。于是，那个女人挥动镰刀，不分青红皂白把阿莫的一大片青菜砍得稀烂。那青菜是农村用来腌盐菜的，而盐菜是当时必不可少的下饭菜，家家户户都要腌两三缸，以防青黄不接时无菜上桌。阿莫坐在田埂上嚎啕大哭，说早知道就该给那个女人捉一只鸡，好歹能保住青菜。鸡不稀奇，还有一群，青菜稀奇，没了就没了。
被砍了青菜的第二天，阿莫和另一户邻居家的鸡也莫名其妙死了几只，王福林为查找原因，把死鸡剖开，发现鸡嗉子和胃里都是青草——原来正是砍阿莫青菜的那家人打的除草剂毒性太大，她家的鸡又有几只正奄奄一息，倒在打过药的那块地里垂死挣扎。
那家男人把通往那块地的路拦了起来，不让家禽通行，此后没再死过鸡。但那家女人一直没给阿莫道歉，跟人讲起来依旧坚持说那只鸡是阿莫毒死的，后面死的只是巧合，“不然怎么没死一块儿”。
那年阿莫没腌成盐菜。
4
结婚没过两年，阿莫肚皮渐渐鼓了起来，外套只扣上面的扣子，下半截散开，走起路来更加滑稽。
村里人又开始议论，说阿莫这个身体怎么能孕育出正常的孩子呢，孩子必然是个矮子。伪善的男女们等着观看一场热闹，阿莫则对闲言碎语充耳不闻，每天挺着大肚子出现在人们视线中，该干啥干啥。
1995年以后，村里人开始大量外出打工，我妈那会儿已经在外两年了——她是听到风声就最先出去“探险”的那批人，因为她要强，也因为我爷爷奶奶长期的压迫。她迫切想要逃离老家，揣着从信用社借来的两百块路费独自踏上了去往上海的绿皮火车，在那边安顿下来后，又介绍了我爸过去。后来村里陆续有人追随他们去了上海，有男人也有女人，但大部分都是男人，去建筑工地。
那些留守家中的妇女们，很羡慕我妈，说她之所以有这个运气，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只有她一个独女（我爸是入赘过来的），只带我一个孩子就行了——别家都是好几个兄弟姐妹，孙子孙女众多，老人帮谁带娃都会引发厚此薄彼的矛盾，或者干脆一个都不带了，所以那些家庭的女人要被迫在家养育小孩。
留守家中的妇女，多多少少都会招来些流言蜚语，毕竟女人的力气有限，遇到收割季节，往家运送粮食是个力气活，需要找村里别家的男人帮忙，一来二去就惹上了风言风语，传得神乎其神，甚至还会说她家的孩子就是那个男人的，直到小孩慢慢长大长开，越来越像自己父亲，谣言才不攻自破。
至于留下的男人，大多都是些女强男弱的家庭，用村里的话说，都是些“簸落货（无用的、淘汰的）”。王福林和阿莫两口子都属于这类，还是文盲，他俩比谁都羡慕外出打工的人。每当有返乡者唾沫横飞地描绘大城市的繁华时，他们夫妻俩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我爸给王福林讲在外被联防队抓到时的惨象，他都满眼钦羡。
=====
村里很多妇女生孩子仍是在家中自行分娩，最多请乡医院的女医生来协助一下，除非难产，否则一般不会进医院。阿莫1997年第一次临盆时，想到她情况特殊，身体结构不能与常人相比，王福林担心她有性命之虞，就用大背篓驮着她徒步去往邻镇上的医院。
农村用来背粮食的背篓，下窄上宽，呈喇叭状，底部宽度不足二十厘米，四四方方，一双脚都蹬不下去，肚大如鼓的阿莫蜷缩其中，他们从村里出去时，很多人看见了，包括我爷爷奶奶，大家仅仅也就是叹息一声。
邻镇的医院有妇产科，我们乡还没有，村里人有时做买卖也会去那边，踏出了一条小路，方便抄近道，十公里的路，正常人步行也得两个小时，而一个矮个子背着一个侏儒孕妇，那就远远不止这个时间了。
据王福林后来讲，他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邻镇的医院，路上也遇到了一些擦身而过的路人，相熟的打个招呼，不相熟的各走各的。他一路没跟谁求助，也没谁主动帮他一把。阿莫就一直在背篓中蜷缩着，一路呻吟，羊水滴了一路，把他的裤子都浸湿了。滴到最后，就变成了殷红的血，顺着王福林的裤管滴在地上。到邻镇的医院时，阿莫已陷入昏迷，经医生们合力抢救后，大人算是保住了性命，婴儿却成了死婴。医生解释说，是由于孕妇长时间蜷缩在背篓中受压迫造成的，阿莫盆骨比较窄，自然分娩比正常人困难，婴儿被憋着出不来，活活给卡死了。
长辈们一致说阿莫的那个孩子是“取出来的”，我长大后估计，他们说的“取”并非剖宫产，因为那年月乡镇医院根本不具备开刀的条件——应该是医生协助产妇自然分娩，若这样，过程中也可能会有挤压甚至拖拽的动作，不管怎么说，出来的婴儿是完整的，但没呼吸。
阿莫看了孩子，说是个男孩，紫红紫红胖乎乎的，手脚也匀称，看上去并没有遗传她的缺陷。后来好几年，她一直对这个失去的孩子念念不忘，看到村里的小孩就念叨，“要是我儿子在，今年也这么大了”，“我儿子就比你家XX小一岁，在的话，估计到他耳朵这么高”……唠唠叨叨的，就像祥林嫂。
面对阿莫的遭遇，一部分人怜悯，一部分仍旧奚落，认为这在情理之中，“她本来就生不出来孩子嘛，偏要逞能”。阿莫装作没听到，自顾自在两间矮房子里进进出出，操持家务。
有次，她跟我奶奶聊天，愤愤不平地说，孩子虽没成活，但至少验证了她同正常妇女一样，也可以孕育健康的生命，自己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无用。她也没责怪过王福林，在她的思想里，她和王福林是命运共同体，孩子死了是两人的损失，谁都不比谁好受，好在自己还年轻，她又积极筹备第二胎。
5
阿莫第二次怀孕是在2000年后，那时的村里已经有了贫富分化，打工人家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有了彩电、录音机、座机电话和当时流行的VCD、DVD机，高调的甚至装上功放喇叭，放得震天响，挣到大钱的更是筹划要盖新房。阿莫家的条件并未有肉眼可见的改善，只能靠养家畜卖钱来维持开支。
那时我在镇上读初中，阿莫哥哥的女儿莫海燕就和我同班，是我们班的班花。她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一头黑发垂在腰间，笑起来一对酒窝若隐若现，好些个男生写信追求她。
我和莫海燕关系不错。有次周末，她上我家玩，我们逛到阿莫的住处，远远看到阿莫在地里忙活，我推她去相认，她不去，跟我急，我故意大叫“海燕、海燕”，阿莫闻声抬起头，疑惑地说：“我们村哪有叫海燕的？我侄女倒是叫这个名字。”莫海燕忙躲到一个覆满荒草的沟里，直到我们离去，她都没有前去叫一声“姑姑”。
事后，我问莫海燕为什么要逃避？她说她不想喊。
待到阿莫二胎临产时，乡卫生院已经有了专门的妇产科，可以做顺产接生了。吸取上回的教训，他们两口子再不敢马虎，离预产期还有大半个月时，王福林就把阿莫送到了乡卫生院，去找妇科医生刘玉玲。
卫生院虽有产科，但几乎没人在那生孩子，也就没设立住院部。医生们把阿莫上下一打量，看她可怜，就特地腾出了一个小房间让她住下了。刘玉玲是乡卫生院唯一的妇科医生，一辈子都贡献给了这里，常年笑眯眯的。患者都是随来随走，有病人来了，她就给瞧病，没人时，她就在中药房帮忙抓药。她去给阿莫做检查时，刚撩开衣服就被熏了出来，在走廊里连连招呼王福林，让他进去给阿莫清洁卫生。
其实平时阿莫还算讲究。王福林家那个院子是村里的卫生重灾区，家家户户旱厕里的粪水横流，连路都给淹没了，但阿莫倒从未让家里有过这种情况，她的屋檐下长期都是干干净净的，大概是肚子太大身体笨拙，手臂又太短，洗澡比较困难，孕期的阿莫确实邋遢了一段时间。王福林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桶水，才帮阿莫把身子彻底洗干净，刘玉玲这才敢用手去触摸她肚子。
这事传回村里，没人嘲笑阿莫不讲卫生，妇女们难得地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大概是见阿莫已经历过一次不幸，于心不忍，或是随着时代变化，经济变好，强者同情弱者。她们纷纷去乡卫生院探望，叮嘱她、鼓励她。
一周后，阿莫在刘玉玲的协助下，千辛万苦娩出一个男婴，活的，“呱呱”的哭声回荡在乡卫生院的走廊里。不过，刘玉玲擦拭婴儿身上黏糊糊的羊水时，骤然尖叫一声，旁人围拢一瞧，心中骇然——这个男婴居然没长眼睛！本该长眼睛的位置，只有两粒浅浅的豌豆大小的小黑印，没有缝隙，无法睁开。
阿莫生了个“怪胎”，消息传开，令人恐惧。我奶奶说，这就像“牛生麒麟猪生象”一样，属于天生异相，“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这孩子长大后说不定会有非凡作为。但我知道，按照现代生物学知识，牛自然不能生麒麟，猪也不能生象，阿莫生下的“怪胎”，估计是胚胎发育异常导致——视窝和视泡在孕育中受到障碍或被破坏，导致眼部组织最终发育不全，属于先天失明，后天也没法恢复视力。刘玉玲说，要想看上去显得正常，只能长大后做手术再佩戴义眼。
阿莫和王福林最终选择放弃这个男婴，他们求刘玉玲给婴儿注射一针，刘玉玲说她害怕背命债，不敢下手，最后是王福林狠心捂死了婴儿，埋在了卫生院边上的地里——打我记事起，扼杀婴儿在村里属于普遍现象，有些家庭想要儿子，结果生一堆闺女，生下来就直接捂死埋了，民不告官不究。所以，没人谴责王福林——一个本就陷在泥潭里的家庭，再拉扯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孩，既不能盼他日后为父母养老送终，又不能指望他传宗接代，更无闲钱去培养他成才，只会进一步拖垮这个家庭，有何意义？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有错，更不会上升到法律层面认为这有罪。
与失去第一个孩子一样，阿莫并未责怪王福林，放弃这个孩子，是两口子的共同决定。此后，阿莫也没再提过这个孩子，好像“怪胎”本就不存在。
只是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不敢经过卫生院旁的那片地。
6
但一个家庭里不能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没有盼头。
阿莫娘家父母牵线，让王福林去领养了他们村的一个小女孩。那家人想要个儿子，结果生了好几个女孩，这个是最小的，还没上户口，家里也没钱供她上学，就想找个知根知底的家庭引（领养）出去。
小女孩被带回来时已经四五岁了，瘦瘦小小，蓬头垢面，两口子给她起名丹丹。从此，阿莫无论在房前屋后做什么，都多了一个小女孩跑来跑去的身影。
一天傍晚，阿莫从娘家回来，路过我家后门时，我爷爷见她带着丹丹行走缓慢，便让我背上丹丹送她们一程。去阿莫家的路全是下坡，并不远，正常人最多走十分钟，若是白天，我很乐意跑一趟，可那天已经是傍晚，想到返程途中要穿过一个闹鬼的坟场，我就头皮发麻。
我惧怕爷爷的威严，只得硬着头皮去当活雷锋。大概是已经走了大半天远路，阿莫累极了，她每下一级台阶，都要用手撑着石阶边缘，臀部撅起以保持身体平衡，确保万无一失后，再往后退一步。与其说在行走，还不如说在一点点朝后挪动。平常人走一步的路，她需要两三步。
我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急如焚。好在那晚的月亮升得早，勉强能照亮路，我一手托着背上丹丹的屁股，一手牵着阿莫，借助朦胧的月光前行。
一到家，阿莫就翻箱倒柜给我找手电筒，好不容易找出来了，却按不亮，取出电池，一捏是耙的（软的），阿莫又说去邻居家借，我连忙谢绝。
回程途中，十四五岁的我心中半是对阿莫的怜悯，半是对爷爷想博赞美却不肯躬身力行的愤懑，穿越坟场时，竟也没觉得多害怕。
=====
没想到，没过几天，阿莫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包，领着丹丹，费力地从一层层石阶爬上来，专程来我家致谢。那天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蓝布圆领衫和一条裁得像短裤的碎花阔腿裤，齐耳短发用波浪夹一丝不苟地别在两侧，看上去倒也十分整齐清爽。
我奶奶正忙着打土豆淀粉——那是一件工序繁多的活儿，先要把几背篓的土豆淘洗干净，用粉碎机打成浆，再把纱布的四个角绑在摇架上进行过滤、沉淀。我奶奶顾不上招呼，阿莫倒也不介意，站在一旁乐呵呵地仰脸观看。中途，她自告奋勇帮忙加水，没想到一瓢水未倒进纱布里，反被摇架一挡，泼了她一身。
“糟了，我去给你找衣裳换。”我奶奶慌忙固定住摇架，往里屋走。
她连忙拦住我奶奶：“这碍啥事？大夏天的，这才凉快哩！”说完，笑呵呵地拧去衣衫上多余的水，再抖一抖，一副达观状。
等我奶奶过滤完了土豆粉，阿莫又帮忙烧火做饭，我发现，其实她做家务麻利得很，土豆丝切得又快又均匀，切完还不忘淘洗两遍：“外人看我这样子，还以为我煮出来的饭没法吃，其实我是个爱干净的人，我当女娃时就爱讲究……”
吃饭时，阿莫才道明她真正的来意——她想拜我奶奶为干娘。阿莫的娘家离得远，她行动不便，两三年才回去一趟，娘家人过来的次数也少得可怜。那阵子，她母亲病逝，父亲身体不好，哥嫂在外打工，就再没人来过这边了。而张福林家这边除了兄嫂也没别的亲人了，兄嫂也自顾不暇。她想在村里寻户人家，给背井离乡的自己认个亲戚，以后有地方来往走动，多多少少有点安慰和依靠。
阿莫是个很懂礼的人，把这件事看得十分郑重，饭后，她从包袱里取出猪蹄膀、白酒，我奶奶推辞一番后收下了。
我理解阿莫，虽说村里人家多，但两面三刀者众，并非每个人都能抱团取暖。她找到我奶奶认亲，是出于难得的信任。只可惜，我奶奶收礼后只是口上应承，晚上便戏谑地讲给我爷爷听，两人漫不经心地议论阿莫，全然不把她的认亲当回事，更别提后期关照了。
曾经去医院探望阿莫的那些妇女们，也还是会经常跟阿莫发生摩擦，有人因阿莫家的牛吃了自家几丛秧苗就夺走她家的茶壶做抵扣，以至于村长不得不出面调解。也鲜有人真正关心丹丹，多半是不怀好意地逗她。有人故意问丹丹：“你妈妈喃？”丹丹指了指远处的阿莫，那人继续说：“这个怕不是你妈妈哦？我问的是你亲妈，你亲妈咋把你送人喃？”丹丹便不作声了。旁边人笑嘻嘻地给丹丹支招：“你骂她呀，她故意的，你使劲骂！”还试图教给丹丹一些骂人的粗俗话。院子里小孩众多，近墨者黑，丹丹也确实学了不少粗鄙言语，经常自称“老子”，渐渐变得天不怕地不怕。
在我们老家，约定俗成，送出去的孩子就是对方家的人，除非领养的家庭有什么变故，否则亲生父母就不要插手，探望也不必，免得彼此心里不痛快。所以，丹丹的亲生父母也从未来看过她。
7
阿莫认亲后第二年，村长组织大家修村公路——那会儿，大部分村民住在山下，若要搭车赶集或外出办事，得爬坡上坎老半天，才能到达候车点。曾有人雨天赶路，失足滑跌进沟里摔断了肋骨。为方便山坳里的人出行，需要修一条贯穿全村的土公路，连接到山上的公路。这种路没有上级拨款，属于自发行动，凡有劳动力的男女村民，全都自觉加入队伍，凭手中的锄头和铁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王福林也天天在人群中挥汗如雨，阿莫看着别人家都是夫妻双双参与，也想贡献一份力，主动来现场搬石块，还没搬上几块就被众人支开了。村长说：“丽英呀，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吧，你来是在帮倒忙，万一被锄把子绊倒了，我们还担不起责。”众人哈哈大笑，阿莫也不恼，跟着笑，一面听话往回走，一面自嘲似地自言自语：“这恁办？想帮忙呢又遭人嫌，矮子没用咯！”
次日下午，阿莫背着一个跟她差不多高的背篓，一摇一摆地来到工地。正当大家疑惑时，阿莫把背篓放在地上，揭去上面的纱布，提出一只竹篮子，竟是满满一篮子馅饼！她顾不得擦汗，忙不迭地给大家发饼：“放心吃，自家磨的面粉有点黑，不是脏，我把锅洗了又洗才烙的……”
阿莫说她为烙这些饼，从清晨到下午，忙活了大半天。我也在现场送开水，分得两个，咬了一口，豆角馅儿的，还热乎着。我看见有人接过馍便吃了起来，有人则揣进了衣裳口袋。
后来，一个伯伯提到那天的事，说嫌那馅饼脏，拿回家扔给了狗，还开玩笑说，那不是阿莫用手按出来的饼，是拿屁股坐出来的。
“就你嘴刁，那王福林一天三顿要吃莫矮子煮的饭，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旁人打趣。
“王福林磕碜成那样，癞婆娘给他煮饭都要吃……”那个伯伯说。
我对这些话早已习以为常，那会儿的人既穷且苦，却并不善良——善良并非完全没有，只是偶尔显现，浮于表面，不会作为一个美好品质长存于人性中，周围人似乎更期盼别人家倒霉，自己好看一场热闹。
那个暑假，村里还出了一个意外，我爷爷的一位堂兄失足掉入化粪池，被人发现时已经身亡，才六十多岁。我原以为，爷爷会为相处几十年的兄弟扼腕叹息，没想到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几十年的恩怨情仇，比如早年拆房子，他俩为争夺堂屋的檩条大打出手，还有一棵长在分界线上的柏树，也争了多年。想到这些，爷爷嘿嘿一笑，幸灾乐祸地说：“我说他是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这下可好，老天爷把他收走了，再去蹦跶哇？”
最后，那棵柏树归了我爷爷。
还有一个得了癌症的伯伯，他堂哥天天盼着他赶紧咽气，逢人便说：“他怕是活不了几天了。”但那位伯伯坚持的时间还挺长，只是经常疼得嚎叫不止，临死时已不成人样，五官都变了形。他那位堂哥又说：“早年吆喝（得意）多了，老天让他造孽造够了才死！”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得癌症的伯伯人温和，幽默，爱讲笑话，尤其讨小孩子喜欢，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他没得病前，经常给他堂哥家的小孩买零食，孩子慢慢吃习惯了，哪次路过没给，反而还遭诟病。
亲人尚且如此，更谈不上外人了。阿莫的外表就是原罪，她的好心并不能换来同等的回报，甚至给旁人提供了戏谑的素材。但阿莫偏偏没自知之明，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努力地想要证明自己。
8
2005年左右，丹丹要去乡里读小学了。家到学校需要走1公里山路，别的小孩有家长接送，阿莫行动缓慢，王福林要忙于应付各种劳动，所以，除了特殊天气，丹丹都是形单影只，独自上学。她穿的衣服也多是别人施舍的旧衣，要么太小，要么大到几乎把大半个人罩住。
2001年之前我在那所小学上学时，还没有“进城”的概念，方圆好几里的学生都在那里接受义务教育，足足有四五百人，课间跑操时浩浩荡荡。校舍简陋，都是砖瓦房，遇到下雨天还会漏雨。每过一个暑假，学校的杂草半人高，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携带锄头镰刀去开荒。
丹丹读小学时，很多孩子已经随着家长进了城，学生少了一大半，学校除了校舍有所改善外，条件还跟当年一样艰苦——学生照样没有洁净的水喝，学校也没有食堂给学生提供午饭，上厕所要穿过整个操场跑去很远的旱厕，里面时不时浮着附近农民扔的死猪崽。
附近的小孩，每天有家长送饭，不至于饿到五六点放学。我一个姑婆住在学校旁边的街上卖包子，她的孙女和丹丹同班，两人很要好，姑婆可怜丹丹，偶尔会叫她一起去吃顿午饭。丹丹回家把吃饭的事回家讲给阿莫，待王福林上街赶集时，阿莫必然会给姑婆捎去一篮子水灵灵的蔬菜瓜果。
听说，丹丹在学校也遭人欺负，邻村有两个男孩子模仿绑匪，放学后把丹丹的鞋带解下来将她反绑在桌腿上，老师都回家了，没人发现，直到天黑，王福林才寻到学校解救了丹丹，找到的时候，丹丹被绑着坐在地上睡着了。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
=====
有次我趁爷爷奶奶不在家，偷偷整理了几件我早已穿不上但看起来还挺好的衣服，准备送去给丹丹。刚进阿莫家的院子，就看见丹丹把皮筋一头套在石柱上，一端绑在树桩上，口里念着：“周扒皮呀周扒皮、半夜三更来偷鸡……”
她跳得极欢快，我叫她，她应了一声，抬头望了我一眼，又继续念着口诀跳皮筋。她的辫子有节奏地飞舞着，没有愁苦，满脸欢乐与童真，就像一株岩缝里冒出的野草，阳光雨露给了她蓬勃的生命力，只管坦然接受命运安排，兀自生长在广阔天地间。
阿莫听见狗吠，连忙从昏暗的屋里迎出来，我说明来意，把几件旧衣服递给她，她连连说：“这咋要得？”好像我给她的不是旧衣服，倒是多珍贵的礼物一样。
阿莫搬出两个小板凳，撩起围裙擦了擦，拉我坐下聊家常，问我父母在外的情况，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她说，若不是被身体绊住，她早出去挣钱了，那些流水线上的计件活，她也可以做：“但这个样子莫得法，出去没得人要呀。”
阿莫看着丹丹，脸上满是慈祥溺爱，说小妮子念书念不好，家里也没人会辅导，回家了只知道玩，还学了一身坏毛病。
“还小，不咋懂事，过两年就开窍了。”我只得这样安慰。
她高声朝正在跳皮筋的丹丹喊道：“丹丹娃，你要学你这个姐姐，好好念书，以后考到县里去读高中，还要考大学哩！”
丹丹并不理会，继续自言自语念着她的“周扒皮”。
“这死妮子！”阿莫仍是充满慈爱的笑骂。
我担心爷爷奶奶突然回家，坐了一小会儿便起身告辞，阿莫让我等等，她摇晃着进到屋内，一阵窸窸窣窣后，摇晃着端出一木瓢核桃，硬要往我衣兜里装。
我喜欢吃核桃，但回家不好交代——爷爷奶奶向来是极小气的人，家里的东西宁愿丢掉也不会送给需要的人，若知道我送衣服给丹丹，必然会勃然大怒。我谢绝阿莫的好意，她不依，又抓起几颗按到我手里：“不怕，这几颗路上吃。”
9
2007年，我去外省上大学，继而工作，回老家的次数渐少，老家的人事变化离我渐远，只能靠电话打听。
毕业后那几年，听说村里为拉动经济，发动留守村民搞种植业，先后尝试过香菇、银耳、中药材，但缺乏人手和技术指导，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来。又种植葡萄、猕猴桃，家家户户免费发了苗子，栽种在自家地里，但周遭树林茂密，免不了鼠啃鸟啄，也没成气候。大家陆续都放弃了，也不差那几个钱，任凭那些果树枯死。唯有阿莫家还侍弄着一亩猕猴桃，成熟时就靠王福林背到集市换几个零用钱。
有一年我回家，我妈听说我喜欢吃猕猴桃，准备去阿莫家买几斤。阿莫见我们去了，连忙挎着篮子带我们去田里采摘，产量不行，果子也小小的，找了老半天才摘了几斤。我妈给钱她不要，大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侄女吃几颗果子我还收钱？你把我看得这么没人情味儿啊？”
=====
2015年冬天，我回老家结婚，再一次见到阿莫，那时我不知道她已得了病，因为她看上去除了衰老一些，并无异样。
老家乡村办酒席都是坝坝宴，在院子里搭灶，帮忙的都是本村人。阿莫和王福林主动来帮忙，王福林负责架炉子给客人烧开水，阿莫在灶间烧火，她说烧火是躲在背后的活儿，坐着就不动，省得走来走去挡道。
我搬了个小凳子坐到阿莫身边，向她打听丹丹。她说丹丹没考上高中，她舅舅（阿莫哥哥）说出钱送她去读个幼师，两年就可以出来教幼儿园。但丹丹死活不愿去，目前在县城酒楼里当服务员。
“读幼师也蛮好的呀，干嘛不去呢？”我问。
“她读不进去有个啥法？”阿莫无奈地摇摇头，“我倒想争气，把一个独女供出来，她自己不愿意，我们有力使不上。”
“丹丹娃，胆子大哦，上次回来我还看见她嘴里叼着一根烟哩！”旁边一位忙着择菜的嬢嬢插嘴劝道，“还是要管严，女娃子家，这个年龄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
“莫嬢嬢，丹丹抽烟是真的吗？那可真要好好说一下了。”我感到惊讶，转头问阿莫。
“哎哟！不光学抽烟，她还耍了男朋友哩！”阿莫说出的话更加让我吃惊。
我算了一下，丹丹那会儿也就十七岁。我想起我读高中那会儿，县城十分混乱，社会上拉帮结派者众多，有些自制力不强的学生被拉下水后，辍学放弃大好前程，走上了打架、吸毒、抢劫、坐牢的道路，里面不乏女生。如果丹丹跟这些社会流氓伙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又不能守在她旁边，你看我这个腿脚，出门又费力，要不是修了公路，我今儿连这都来不了。”阿莫继续说。
我因要去接待别的客人，匆匆退出了这场聊了半截子的天。等忙完时，天色已晚，亲朋邻里早已散场，阿莫和王福林也已离去。
未曾想，那次闲聊，竟是我和阿莫的最后对话。
10
办完酒席后，我离开老家回了城里。两个月后的正月初六，我妈说她要去给人帮厨。我问谁家办喜事，她说丧事，莫丽英死了，昨晚死的。
“咋这么突然？前阵子不还好好的？”我心下一惊，想到两月前，阿莫一边烧火一边为丹丹操心的样子，好端端的一个人，咋就说没就没了。
“她一直都有病在身呀，年前紧张得很，喊了车送到县医院，医生一看说得转院，想去省医院没钱没门路，拉回来第二天就落气了。”我妈不知道阿莫得的什么病，王福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是内脏疾病，心绞痛一类的，已经吃了大半年的药。
我问奶奶，阿莫生病那会儿是什么样的？奶奶表现得很冷漠，说：“谁去管她那些事？闲得慌。”
我想到阿莫之前来认娘家的场景，不禁一阵心寒。在最后关头，村里竟无人去探望她一眼，除了家人，大概没人在意她的死活，她在村里住了二十多年，自始至终都只是个符号。
我妈说，阿莫去世时，丹丹赶回来了，在灵堂里哭得稀里哗啦，几个妇女去拉都拉不起来。我妈感慨，阿莫还是值，死了还有人给哭丧。
听家人讲，丹丹初中毕业后，王福林的哥嫂想让丹丹嫁给自己的儿子，哥俩都要比丹丹大十多岁，让丹丹任选一个。王福林觉得可行，认为都是一家人，亲上加亲，这样丹丹也可以一直在自己身边。阿莫却强烈反对，说年龄差距大，丹丹还小，结婚还早，况且那哥俩流里流气的，哪一个都配不上丹丹。为此，妯娌间变得不对付，谁也不搭理谁。阿莫病逝，她嫂子都关着门不露面，倒是王福林的哥哥在帮着料理后事。
=====
好在丹丹没走上歧途，阿莫去世后，她被亲生父母带出去打工，进了厂。
旁人问王福林：“养着这么多年，又跑回到她亲生父母家，你甘心不？”
王福林“嘿嘿”一笑，似乎有点失落，又装作并不介意地说：“她爱在哪儿就在哪儿，她过得好就好咯，不管养父母亲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都希望她好。”
头两三年，丹丹并未忘记王福林，每次回家都要来这边看望王福林，挽着比她矮一个头的王福林散步，亲切地喊他“爸爸”。后来丹丹在外面结了婚，家安在了外省，很少再回来了。
孤家寡人的王福林成了五保户，这本来是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在本村人眼中，五保户是一个特别丢人现眼的词，只有无能、无子女的人才会被评上，是一顶并不光荣的帽子。村里骂架时，诅咒对方就会说“你有天会成为五保户”，意思是“断子绝孙”。
当初，村里开展“精准扶贫”时，首先要为村民进行危房改造和修冲水卫生间，扶贫对象只有王福林和另一个长年睡在水缸里的老光棍。众人感慨，有过家庭的王福林，最终还是和那位落魄的老光棍成了队友。
没多久，王福林从暂住的学校搬出来，和老光棍住进政府给他们修建的安置房里。安置房离我们家不远，我偶尔看到王福林拎着做饭用的铁锅，在大路旁的水井边洗碗，把从锅内刮出的雪白米粒，泼洒在路旁的排水沟里。
有人说王福林，反正就你一张嘴吃饭，还做个啥劲？拿低保钱去下馆子。王福林听从了建议，每天固定要往街上跑一趟，路程只要十分钟，上午去，下午回，一天吃两顿，中间的时光就围观别人打牌消磨掉。
我妈认为王福林这是在享福，过得潇洒，有饭吃，有衣穿，看病不花钱，啥都享受国家照顾。但我想，比起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谁甘愿成为五保户呢？
=====
我跟我妈散步归来时，王福林正收拾笤帚准备回家，我妈远远地跟他闲聊了几句，他抱怨丹丹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早年下雨天背她去学校，把自己淋透了也得把她护着，终究还是白忙活了一场。
“那总比没有好，好歹有个牵挂在那里。”我妈安慰他。
我妈又问他，你这个条件还挣个啥钱，在家耍着也有饭吃。他笑笑，说：“我这张嘴倒是好办，丹丹哪天带着娃娃回来，我兜里总不能连给孙子买零食的钱都没有吧？”
其实想想，王福林至少算得上幸运——阿莫早早化为一抔黄土，融入大地，没有子嗣，不被人悼念，就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前几年我回老家，特意逛到阿莫的老房子前看了看。早年住在院子里的人都在别处盖了新房，院子七零八落几近坍塌，远远望去，就像一道丑陋的疤。阿莫的坟孤零零地矗立在后门的菜园子里，就是当初被刁妇砍掉青菜的那块，坟头绕着藤蔓，坟前并无烧过纸钱的痕迹。那块地随着阿莫的去世，早已荒芜得不成样子。
当年倾全村之力修的土公路也早已作废，变成了树林。前几年上面拨款，重新为山下的人修建了一条直通街上的水泥路，和作废的那条路方向相反。
那片土地，只剩阿莫孤零零地长眠地下，除了鸟鸣相伴，再寂寂无声。我想，再过几年，也许通往这儿的路都将会被荒草覆没，不复存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