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窘迫，因为他们养育了成功的孩子。
1
没有一丝风，抹得平整的水泥地肆意反射着热浪。院子里并排伫立着两栋坚固的楼房，我走进左边的大门。里面空无一人，除了正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没有其他的家具；桌子上面凌乱地摆放着各种药品和杂物。一大面墙壁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照片，有几张大的单独用相框装裱了起来，显得很隆重。
这是我叔叔的家，在离我家五里地外的生产队。叔叔是我父亲唯一的弟弟，生于1951年，小我父亲14岁，他当年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只生了一个儿子，而我们家有三个女儿，我又排行最小，他一度想要抱养我，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作罢，但是他对我一直很亲近，视我作半个女儿。他年轻时挺拔英俊，小时候的我很虚荣，一起出门时总愿意被他牵着。。如今，我每次回老家，也总要来探望下他。
一条狭窄的过道通到屋后的菜园，西红柿、黄瓜、辣椒无精打采地挂在枝头，绿叶菜和长势更旺的杂草混在一起，看起来很久没修理的样子。戴着斗笠的老人正费力地锄着地，看起来随时要摔倒一样。
“细爷！”我喊。
听到喊声老人抬起头，嘴里应着“文静来了”，赶紧放下手里的农具把我重新迎进屋里。叔叔和一般的农村老人看起来有些不同，言谈举止克制又文雅，再热也不会打赤膊，几乎从不发脾气；话不多，语速却快，好像总担心听的人没耐心似的。
上次见到叔叔是2021年重阳节，大半年没见，他瘦了不少，也憔悴不少。他摘下帽子，几缕稀疏的头发汗湿了，贴在皱纹横生的大脑门上，他大概也觉察了自己的狼狈，掩饰地重新把帽子戴了起来。
婶婶听到了声音，也一瘸一拐地从一间屋子里走了出来。她指着满墙的照片，自豪地介绍道：“你看，这是雅雅，这是兜兜……雅雅前几天得了学校的数学竞赛一等奖，兜兜也聪明……这是他们买的大别墅，门口有个大院子，宽敞得很……”
“是整个魁北克的一等奖……都说了好多遍了，还啰唆莫斯……”叔叔虽然这样说，还是凑上来，笑眯眯地继续介绍着。
终于欣赏完一墙的照片，老两口才把我让进房间里。
“开空调，开空调！”房间里只有一顶电风扇吱吱呀呀地摇着头，看我满头大汗地坐在凳子上，叔叔在一个抽屉里翻找了半天，才掏出一个遥控板操作起来。
“还好吧，哪热……空调吹多了凉气重！”婶婶擦着额头的汗，爬上床靠在枕头上喘着粗气，“站久了头晕……”
楼房是十年前建的，不过家具都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霜，油漆都斑驳了，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大半空间，婶婶大部分时间坐在上面看电视。一对新人笑盈盈地相拥站在她的头顶，那是他们的儿子、我的堂弟张建新和妻子的婚纱照。小夫妻俩结婚后只回过两三次，不过楼上两个最好的房间一直空着，准备随时迎接他们衣锦还乡。
我关切地问道：“按时吃药了吧？”
“她总舍不得吃……”叔叔嗔怪地看了老伴一眼，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拉起家常来。
“哪是舍不得吃呢，药吃多了哪好？每天的药加起来十几种，吃得我每天不晓得几恶心……”婶婶一边揉着浮肿的小腿，一边絮叨道，“前段时间得了带状疱疹，痛得要死要活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真不想活了……幸亏你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土方子，用黄泥巴涂了一个多月，现在才慢慢好点了……”
说着，她突然撩起单薄的衣襟，几条密密麻麻的暗红色疤痕横在她耷拉的双乳下。我看了一惊，尴尬地垂下眼睛转头问叔叔：“怎么得了这病？我姐姐就得过，确实难受得不得了。”
“阳了以后，抵抗力下降了吧，”叔叔的样子也有些讪讪的，应道，“口服药，外用药，止痛的就吃了好几瓶，还上了止痛栓，针灸扎了两三个月，忙了半年……”
“这半年过的真不叫个味啊，人老了受这多罪！”婶婶愁眉苦脸感叹道，“活到不晓得为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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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婶和叔叔同岁，她做姑娘时家境不错，又长得漂亮，是村子里的一枝花。不过如今才七十来岁的婶婶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头发几乎全白了，头顶秃了一大块，身材虚胖，老年斑藏在深深浅浅的皱纹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婶婶以前总笑话我母亲病痛多，没想到老了自己也成了药罐子。她很早就有高血压的毛病，六十岁左右的时候，又先后检查出脑梗死、糖尿病和心脏病。她曾经喜欢到处找人聊天，现在老姐妹不敢再找她，她也渐渐离了群，身下的这张床，是她几乎所有的活动场地。
幸亏叔叔身体不错，不过一日三餐、种菜、打扫卫生，加上照顾婶婶，上了年纪的他也渐渐有些力不从心。床头的一张凳子上乱七八糟堆着很多衣服，凉丝丝的风裹着灰尘的味道不时吹过来，我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我就说不热吧，莫感冒了，关了吧？”婶婶从床头艰难地探起身。
“关莫斯，能花几个钱……”叔叔沉着脸从她手里一把抓过遥控板，“文静，你坐到边上来，莫对着风吹。”
“建新又买了一栋房子，你看，就是旧了点，不过旁边的环境不错……”他把手机划拉了几下递给我。屏幕上布满或大或小的裂纹，我只好费劲地放大来看。
“买了两套房子，投资吗？”我随口问道。
“他和雅雅他妈合不来，现在一个人一栋……”我猜婶婶一定在背后不停给叔叔使眼色，这个一贯坦荡的老人眼神躲闪地低了头，讪笑着低声嘟囔了一句，“文静又不是外人……”
我捧着手机有点虚张声势地感叹道：“房子好漂亮，这要在国内估计要一千万才买得到吧？”
“那是的，国内哪有这好的环境呢，”婶婶语气和缓了不少，高兴地附和道，“那边的房子只要三十多万。”
“是加币，”叔叔纠正，“人民币哪有这便宜。”
2
在叔叔家坐了会儿，我又去隔壁的小姑妈家闲话了下。小姑妈在兄妹间排行最小，和叔叔的关系也最好。她和姑父前几年卖了市里的商品房回到老家，借用叔叔家的宅基地盖了两栋三层楼，一栋自己住，一栋豪气地送给了叔叔。
尽管和叔叔家是一模一样的户型，姑妈家看起来却明亮时髦很多，一张气派的大沙发横在门口，对面一台超大的电视机里正播放着古装剧。姑妈人缘好，家里总有客人，我走进去的时候，几个乡亲正起身准备离开。
姑妈年轻时就长得端庄喜庆，现在六十五岁了精神还很好，身板挺拔，穿着一件枣红色的连衣裙，看上去很合体，只是她早几年纹的眉毛像毛毛虫一样趴在额头，显得突兀怪异。
知道我刚去了叔叔家，姑妈大大咧咧道：“建新也是巧得很，每个月还要他爸爸打钱，去了这几年，少说也打了二三十万了，我细哥真是不容易……”
我担心隔壁的叔叔听到，赶紧笑道：“刚去可能有些难处吧……安林在新加坡还好吧？”
“好啊，前几天你姑父生日，特地打了八千块钱回来。”姑妈朝旁边的丈夫看一眼，得意洋洋地说道，“哪个要他的钱呢，他非要打。”
姑父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只笑着点点头。
叔叔和姑妈家里生的都是独生子，他们高中毕业后也都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叔叔的儿子张建新从母校研究生毕业后顺利入职了华为，在深圳安了家。姑妈的儿子王安林志气更大，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南洋理工大学硕博连读，之后很快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
在生产队，我这两个堂弟一度是所有子女的榜样，叔叔和姑妈也因此成了所有父母的楷模。特别是我姑妈，简直就是生产队甚至是整个农场老年女性的精神领袖。人人都羡慕她生了个有本事的好儿子，加上她自己是国营单位退休，丈夫还是转业军人、国家干部，脾气又好。在当地，姑妈就是靠着“命好”博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和尊重，她家没有菜园，却从来不用买菜，因为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给她送来最新鲜的。我母亲最羡慕的人就是这个姑妈，她常说：“你细姑妈只要负责笑，就什么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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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姑妈家出来，叔叔坚持骑电动车送我回家：“太阳这大，还是送下快些。”
坐在车后座上，滚烫的风掺着细沙不停吹向我的脸，有点刺痛。叔叔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建新和雅雅她妈，我看还不如离了的好……你婶婶心里总过不去，她叫我谁也不要说……”
路有些陡，我坚持下车和叔叔一起走，安慰道：“两个人也没什么大矛盾，说不定哪天会合到一块去。细爷你放心，我连我妈都不会说的……”
“哎，哪晓得，走一步看一步吧……”叔叔推着车一脸愁苦，“去了三年多了，工作还没找到，两个人都坐在家里，想想就愁人……现在那边经济也不好，不晓得以后么样搞？”
“也是不行时，刚过去就闹疫情。”昨晚刚下过大暴雨，叔叔扶着电动车蹚过一个大泥坑。
或许很多话一直憋在心底没处倾诉，他不停和我念叨起儿子的事情。
“两个人不晓得么样搞的，在国内还好好的，折腾到那远又合不来……”他看着我愁眉苦脸地说道，“两个细伢儿也跟着受罪。”
两套房子几乎耗光了张建新所有的积蓄，叔叔心疼儿子，开始偷偷给他汇款。
“有一次在银行汇款的时候被你姑妈撞见了。”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后座上跳下来，叔叔有点担心地说道，“你姑妈嘴巴几快得，不晓得她和别人说了没有。”
“不会的，细姑妈也是有分寸的人……”
“通过法语考试就能拿到绿卡了，不怕不怕！”叔叔好像给自己打气，又像要赶走什么似的，用力挥舞了几下手臂才跨上车，驶入白晃晃灰蒙蒙的日光中。
我之前曾听姑妈抱怨过，说她找婶婶借根葱都难。“不晓得几小气得！”她还说，叔叔和婶婶是村里最节省的人，“一个月水费不到三块钱，我就服他的周，么样过来的呢？”我知道，叔叔爱脸面，他不仅想维护自己的体面，更想保住儿子的尊严。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工人来说，我想他这几年一定过得很艰难。
3
我母亲常说叔叔在男人中少见：“要做男人，还要做女人。”
叔叔是老家当地少有的读书人，1965年初中毕业时曾考上一所中专，后来被别人顶替。虽然我父亲到处奔走，帮他拿回了一个师范学校的名额，但是最后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读。叔叔原本想重考高中读大学，可惜又遇上1966年取消高考。这之后，他不得不辍学，像村里其他后生一样娶妻生子。
婶婶不算能干，身体又不好，叔叔不仅要上班，还要操持家务，忙里忙外。张建新渐渐长大后，叔叔开始将一腔热血倾注到这个独生子身上，不到三岁，就教他读书认字，到了五岁，就托了关系让他入了小学。
张建新不仅聪明，还非常刻苦，一路顺利升学、入职。不过叔叔曾和我说，儿子虽然很会读书，但是性格内向，沟通能力弱，和领导总处不好关系，在华为待了十来年，既没升职，也没拿到股权，后来就跳槽到了一家美企，也是“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
张建新在2005年结婚后，叔叔和婶婶也一起去了深圳，在那边一待就是十四年。
婶婶之前在深圳生活时对儿媳妇意见很大，说她有洁癖，总嫌弃老两口家务做得不彻底：“家里的瓷砖一直从地上铺到天上，天天还要用水冲。我们活了大半辈子没她在行？”
“年轻人正常。”叔叔摆摆手说，“两代人住在一起哪会没矛盾。”
2017年初，听叔叔说了堂弟移民的打算，我有些不解：“怎么现在想着出国呢？”我想的是：堂弟虽然是国内一流大学的计算机系高才生，但毕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出国未必能找到称心的工作，何况叔叔只有他一个儿子，婶婶又一身的病痛。
“雅雅他妈闹着要去，她说伢儿在国内读书压力太大，在那边轻松些。就让他们去吧。”婶婶看起来挺高兴的，“安林在新加坡那好，不管么样说还是国外好些。”
叔叔在一旁沉思了下道：“国外的月亮未必圆，不过换个环境也好，建新这些年工作也不太顺心。”
张建新一家办理的是魁北克投资移民，他们在深圳有一套商品房和一套小产权房，从起了移民的念头后就都挂了出去卖。不久，他妻子提前出了国，说要在当地学习语言，并为出国做准备。当时正是魁北克最冷的季节，气温经常停留在零下三四十度。为了省钱，建新的妻子让他们在国内寄了几回过冬的衣服，身在深圳的叔叔还特地在家乡找裁缝做了两条厚厚的大棉裤给儿媳寄了过去。
从提交申请资料到最后一家人都出了国，前后经历了大概两年的时间。那两年，儿媳妇不在家，儿子要上班，两个孙辈一个十岁一个四岁，都是叔叔婶婶在照顾。家务事不仅多了，开销也剧增——除了儿媳妇在国外读语言培训班的费用、一大家人在深圳的日常生活开销，儿子的房子卖掉后，他们还要租房子。老两口的退休费加起来五千多，悉数都拿了出来帮衬儿子了。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婶婶累得血压一下子冲过了二百，进了医院，不仅差点瞎了一只眼睛，还落下了轻微的中风。
2019年6月，张建新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和妻子在异国他乡团聚。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各国经济也被拉入了困境。张建新法语不过关，年龄又偏大，在魁北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妻子也只在附近的超市找了个兼职导购的事情做。
这以后，夫妻二人开始互相埋怨，一旦有了怨气就再也收不住，两人从偷偷拌嘴发展到当着孩子的面指责对方。张建新先是搬到了二楼，接着又搬出了家，后来在别处另买了一栋房子单住。如今，他和女儿相依为命，妻子负责照顾儿子。
直到儿子一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叔叔和婶婶才回到了自己的老窝。姑妈老两口在疫情之前也从新加坡回了家：“早就想回来了，还是屋里头好些，有人玩，想买莫斯买莫斯。”
按照姑妈的说法，他们老两口在新加坡过得比叔叔清闲得多，有保姆做饭、打扫卫生，他们只需要去学校接送下孙子。不过等两个孙子都上了初中，老两口变得无所事事起来，老人总希望自己对子女有贡献，而不只是坐着吃干饭，“没事做和个大苕一样，冇得味”。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姑妈和姑父在异国他乡不适应。十来年的时间里，他们没法花钱买东西，只熟悉从家到学校的那条路，“安林和媳妇都好，伢儿们也好，但做莫斯都得依赖他们”，这让老两口觉得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很不自由。现在姑妈每天和村里的老姐妹们玩在一起，拍小视频或者外出旅游。
姑妈家境好，市里几个专卖老年人保健品的商店都拉着她办会员卡。“上街买东西”也成了她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每次去消费，店员都对她特别尊敬，还经常给她送些不值钱的小礼品，这让姑妈特别受用，常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去购物，“有我在可以少花几块钱”。
我母亲每回陪姑妈一起去，也得到了同样的礼遇：“怪不得你姑妈办那多卡，那些人看到她好像见了总理一样。”
4
2023年元旦过后不久，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文静，你在中心医院是不是有同学？你婶婶高血压发作了，医生让他们住院，但是没床位了，现在只能住在走廊里，你看看能不能找同学帮个忙。”
我赶紧给叔叔挂了电话，手机那头声音很嘈杂，叔叔的声音听起来如临大敌：“文静啊，我们在医院，你婶婶脑梗发作了……往这边走，这边！你扶着我胳膊，慢点慢点……检查单呢？刚才不是叫你拿着的……哎呀，快找快找，是不是落在刚才抽血的地方了？……文静，等下啊……”
婶婶虚弱的声音传了过来：“我哪晓得呢……”
我能想象两个老人在人山人海的大医院里惊慌失措找东西的情景，心里直替他们着急。
过了好一会儿，叔叔重新打来了电话，“刚安顿下来，今天病人真多。”
过了几天，我请了假去医院探望。婶婶一个人靠在病床上，虚弱得话都说不利索：“你细爷打饭去了。幸亏你同学帮了大忙，要不现在还在走廊呢。”
不一会儿，叔叔提着两个塑料袋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文静来了，吃饭冇？”
两个老人简单吃了午饭，叔叔收拾停当，就送了我一起走出来。一个星期时间独自照顾老伴，叔叔累得好像随时都能倒下似的，眼睛浮肿得厉害，头发乱糟糟的。我想建议他请个护工，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本来说要做手术的，但医生说她有心脏病，担心下不了手术台，建议保守治疗。”叔叔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建新也不要我们做。”
叔叔原本不想让儿子知道婶婶生病的事，不过有天张建新打视频电话过来刚好碰到医生查房，还是撞破了。儿子很孝顺，后来的几天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询问病情，不过这却成了老两口的负担：“帮不了一点忙，我还担心他着急。”
两个星期后，婶婶提着二十几种药出了院，叔叔苦笑道：“住了一趟医院，多了九种药。”叔叔要求婶婶尽可能地躺在那张床上，儿子打电话来，婶婶强撑着和他视频完，重又躺下眯着眼睛休息。
他们一直想去加拿大看看儿子，疫情放开后原以为很快就能成行，不过现在看来这趟旅行又变得遥遥无期。他们想孙子孙女，只好一天到晚捧着手机看儿子发来的照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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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份的一个周末，我陪母亲回老家办理拆迁房的手续，听说嫂子从武汉回来了，姑妈一大早就风风火火地进了院子。院子里的迎春花虽然长时间没人打理，开得却很繁盛。对着架在三脚架上的一部手机，母亲和姑妈手拉手站在花丛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丝巾拍起了视频。丝巾是她们专门上街买的，像这样专为拍视频准备的道具家里还有不少，我之前清理衣柜的时候还搜出来一条剪了很多洞的破裤子，看我笑得直不起腰，母亲有点尴尬地一把抓了过去，嘴里咕哝道：“唱戏用的。”
我总觉得母亲这几年变得俗气了，她以前喜欢翻翻报纸，看看书，有时也拿着经书默诵一阵子，可过了七十岁，她除了串门或者上街买菜就是对着手机凹造型。虽然我没明说，但她大概能感到我的不满，总躲在房间里偷偷玩，每次被我撞见，还总此地无银三百两地狡辩下：“看下她们又拍了莫斯好东西。”
“我走了，下午还要带她们去市里买驼奶粉！哈哈，一天不晓得几忙！”坐了一会儿，姑妈拔腿就要走。
临出门前，她又笑着回头说：“嫂子，还是你好，有女儿在身边。安林电话都打得少，每次说不了几分钟就要挂。他和他那些朋友不晓得几多话，说起来几个小时不放。有时把我都气得哭——不过这些我冇和别个说！”
姑妈总是笑着，看起来无忧无虑没有心机，我母亲在父亲的那些亲戚里，和姑妈走得最近。姑妈大部分时候报喜不报忧，忍不住的时候，也和我母亲透露一些真实情况：比如儿子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生疏了，每次电话只是例行公事地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然后就是几个月的杳无信息。
前几天，姑妈告诉我母亲，说姑父最近总觉得胸闷。姑父有冠心病，二十多年前就做过一次手术，当时经济困难，用的普通支架，现在要重做手术，换进口的支架。他们不缺钱，只是这么大的事儿，孩子不在身边，让她顾虑重重，姑父的手术从去年拖到了现在，“再不做，医生说有危险了”。
姑妈之前在新加坡住的时候也犯了两次病，一回是耳朵里长了个瘤子，一回是肾结石。两次她都从国外特地飞回了老家，“新加坡那鬼地方做手术要排好长时间的队，我哪等得起”。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她是不想增加安林的负担，那边看病贵得很。人老了，还想给儿女做点贡献，最起码不能拖累他们。”末了，母亲给我讲姑妈生活的真相，又补充道，“还不敢让别人知道。”
我却想：我父亲和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甚至比姑妈和叔叔更“处心积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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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个堂弟一样，姐姐和我也算是农场有出息的那一类孩子，因为我们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在大城市工作，特别是我医学硕士毕业的姐姐，在老家简直声名赫赫，每次回家，总有乡亲上门找她求医问药，父母端茶倒水伺候，有时忙到夜幕四合。
为了表明自己的女儿孝顺争气，父母在外人面前对我们从来都是夸赞有加。特别是父亲，他的表现更让我惊讶。因为他个性单纯，行事简单粗暴，我不曾想到他也有“心机”的一面——年节时我们给家里汇钱，如果给五百，他就说女儿打了五千，而且每次他都舍不得花，攒到一定数目就去存个定期。
母亲嘲笑父亲说，去储蓄所的路上他总希望碰到熟人，那样就可以特别强调下，“女儿又寄钱回了，去存钱”。
“‘张师傅你真有福气啊’，要等到别人说完这句话，你爸爸才肯放他走。还不是因为他自己爱吹，农场不少人才造谣说我们家是大富豪，缝隙里都塞着钱，其实你爸爸平时不晓得几细得（湖北话，节省），连啤酒都舍不得喝。”
跟我说这些时，父亲刚过世不到两年，母亲说着说着，红了眼圈。
我能理解，虽然我们姐妹每年寄给家里的钱很有限，但别人羡慕的眼神远比金钱更让父亲满足。在我们老家，大家都认为养育好子女才是父母们最大的成功。对于父亲来说，女儿的成功更是意义非凡，因为他没有儿子，这曾经是他不断被嘲讽的把柄。
母亲二十四岁刚结婚，就做了一个七岁女孩的后妈，她既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两个亲生女儿好，还要防着别人说她们不孝顺，所以她总是尽量表现出一种既公正又严厉的为人母的态度，否则左邻右舍不仅会责怪她偏心，还会笑话她没把我们教育好，给她戴上“把伢儿惯得不成样”的帽子。
她每次从武汉回老家前，就会反复照镜子：“又瘦了么办呢？农场那些人又要贬。”
她身体不好，年轻的时候就瘦弱，老了更是弱不禁风。为了表明自己在武汉的女儿家里不仅没受罪，还享了福，回家的时候她总要特地多穿几件衣服，以便使身材显得丰满些。
“那脸色不好么办？”有一回大热天看她在T恤外面套了件厚衣服，我调侃道，“要不要再化个妆？”
回家乡过不了几天，母亲总会担心我一个人照顾孩子吃力回转来，每次她来武汉几乎都是这情景：我刚下电梯，就看到母亲和司机一趟趟往车外搬着东西，而地上也已经放了一大堆。排骨、牛肉、干菜、牛奶、大米、食用油、洗洁精，甚至还有一小包花生米、几颗巧克力和几块崭新的抹布，有的是她觉得便宜特地买的，有的是别人送给她的，有的是社区发的福利，只要她觉得是我们需要的，都悉数搜罗了来。司机是农场的一个外乡人，常在武汉和黄冈之间接送人，要价合理，而且能随身携带很多行李，母亲来回武汉总找他帮忙。
电梯里，看着一地的东西，我笑着说这可以在野外生存一个月。
“我偷偷搬上车的，没让别个看到。”母亲一边擦着额角的汗珠一边小声说道，“要不（邻居们）肯定又要说闲话，说我怎么不给大女儿，要不辞辛苦搬到武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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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是父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二姐都带着孩子回了老家，那一回，闹了一场大风波。
从小到大，作为老二的姐姐虽然最有出息，但是她总觉得父亲偏爱大的，母亲偏袒小的，只有她这个夹心饼干“吃力不太好”，“我不管做莫斯总讨不到你们的好”。除夕的晚上，听母亲说要把拆迁房留给我，心直口快的她气得脸都白了。母亲则觉得在外企十几年的经历把姐姐“培训得很强势很商业化”，她口才好，热衷以理服人。针锋对麦芒的母女俩先是抬了半天杠，接着肆无忌惮地大吵了一架。两人一来一回措辞密集，气势不相上下，我和大姐好像缩头乌龟一样，根本插不上嘴。
吵完后，母亲最担心的是隔壁邻居听到了怎么办：“明天农场又有大新闻了，么办呢？”
几十年被人不断非议的经历让母亲对人情世故颇有心得：在流言蜚语面前要先下手为强才能掌握主动。一向守礼不悖的她不顾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大早就提了二姐带回来的福建特产跑到隔壁去，有意无意地说起这次争吵的事情：“她们三个都叫我莫为拆迁房的事操心，叫我好好享福，生怕我和她们爸爸一样，一声不吭就走了。老二声音不晓得几大，好心说话和吵几一样——从小被我惯得不成样子了。”
母亲学给我听的时候，我叫母亲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不以为然道：“哪个父母不是这样的，何况是我。”
她告诉我，在农场，子女有出息的老人都这样。他们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又帮他们带大孙辈，最后都回到家乡养老。只要子孙不骂娘不打人，不要闹得太难看，在他们嘴里就是最孝顺的人，“这样别人才看得起”。
对于姑妈、叔叔以及母亲这样“体面”的空巢老人而言，病痛、子女的疏远、经济压力对他们的困扰并不是最糟糕的，他们更担心自己在外人眼里活成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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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不能没事做，像我这样每天忙忙叨叨的就挺知足。”2023年6月份的一个周末，王老师轻轻盖上琴盖，坐到了桌子前。他七十出头，气度不凡，不过牙齿几乎掉光了，说话含糊不清。
他是我请来为孩子的钢琴调音律的师傅，每半年一次。从武汉音乐学院退休后，老人目前又被学校返聘，闲时兼职赚点外快。王老师很认真又健谈，我们每次见面总要聊一会儿。
老人告诉我，他72岁的女邻居上个月走到了武汉音乐学院对面的都司湖里，再也没有上来。我和孩子去年秋天曾去过那里，一处闹市中心的湖，只有池塘大小，清澈见底的湖水、岸边矗立的参天大树，还有不时飘来的琴声，让人顿感静谧和萧瑟之美。
“……不好意思，烟瘾犯了，可以吗？”他说着用手去掏口袋。
我点点头，给他拿来一只一次性杯子放在面前当烟灰缸。
“大半夜一个人……以前是我的同事，教二胡的，就住我隔壁，今年老伴刚过世。腿脚不好了，平时很少下楼，上街用助行器。也不晓得她是怎么走到湖里去的，水不深。”大概上了年纪见惯了世事，王老师的语气很平静，他告诉我，女邻居养育了一儿一女，都是博士，现在国外定居，“她以前每次和我碰到总会夸孩子如何出息如何好，从没听她抱怨过。”
王老师接着想起什么似地说道：“去年，我们隔壁的楼里也有两个退休女教师自杀。”
两位老人的儿女都有出息，也都不在身边。他们年轻时就住在七楼，那时还没有觉得多么不方便，上了年纪，没有电梯的高楼层对腿脚不再灵便的他们就成了牢笼。疫情期间，出行不方便，孤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些。2022年11月的时候，两位老太太先后从七楼跳了下去，前后不到十天。
“负面情绪很容易传染的。老伴去世后，一个老人还留在家里，另外一个去了养老院。这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他猛抽了几口香烟，欲言又止，一缕缕烟雾从他干瘪的嘴里吐出，在头顶久久盘旋。
王老师将烟头在杯子里摁灭了，连同那段糟糕的回忆一起扔进了垃圾桶。他站起身笑道：“我就爱和年轻人聊天，平时做做事就没时间乱想了。儿女指望不上，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越有出息的孩子走得越远。”
“我们村里也有不少空巢老人，但是还好，从冇听说过这样的事。”我把老人送到楼梯间，边说道。
“越有文化的人思想越复杂，又爱面子，他们有难处不会说出来，也不会扎堆聊天，这样反而危险噻。”王老师用掺着武汉腔的普通话很有把握地总结道。
一篇名为《触碰》的非虚构作品中提及，“当人们感觉彼此遥不可及的时候，焦虑和恐惧很可能就会激增”——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难言之隐吧。我想起母亲，还有家乡的那些老人们。男性沉默些，大部分女性则对社交保有兴趣。她们有时在串门八卦中分享消息、消磨时光，有时相约一起拍小视频或者上街购物，虽然大多数时候并不真的买东西。
我曾经露骨地嘲笑她们太无聊，美颜滤镜开得太过分，而我竟然忘了她们已经老了，没办法再像年轻时那样生活。或许，她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庸俗和热闹来缓解寂寞，对抗一些没法说出口的不如意。
母亲尴尬不安的眼神浮现在眼前，我突然意识到，一向自诩孝顺的我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她，而我流露出的那种不满和鄙视一定也伤害过她。
7
2024年清明节，趁我和孩子都回了老家，母亲特地置办了几桌酒菜，请住在附近的一些亲戚来聚餐。
姑妈端起一杯红酒喝了一口，高兴地说：“儿媳妇过几天回来看我们，这回安林他爸爸的手术肯定做得成。”姑父在一旁笑眯眯地不停点头。
不知道是谁问起张建新的情况，叔叔赶紧回复道：“马上就拿到了绿卡了，房子也买了。”婶婶在一旁插嘴：“还是国外好，雅雅和兜兜在那边不晓得几适应……今天早上还打电话来说，奶奶，这里作业少，小学只上半天学。”
又有人问怎么我姐姐没回来，我母亲大声说道：“太忙了，最近开了个公司，一年到头在外奔得，马上又要去北京出差……”
亲戚们都夸三家老人养的儿女有出息，他们的笑容久久挂在脸上，看起来从未有过的满足。那是他们作为父母的虚荣，也是他们仅存的尊严。
王安林的妻子几天后回来了，不过只在婆家住了一天就回了自己娘家，姑父的手术还是没有做成。
“你姑妈倒是忙得不得了，回来的时候联系司机到机场去接，走的时候又联系司机开车送到机场，还特地准备了几个月的特产给她带回新加坡。”母亲说相声似的，口齿利落。
“年轻人也不容易。”她叹口气补充道，“老人的事总是最不重要的。”
两个月后，叔叔早起时突然倒地不起，在婶婶一叠声的惊呼声中，姑妈和姑父手忙脚乱地叫了救护车把叔叔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为中风，颅内手术后，叔叔在病床上一直昏迷不醒，原本就疾病缠身的婶婶一点主意没有，成天泪眼婆娑祈祷菩萨帮忙。
姑妈给张建新打电话求助，他倒还镇定，举了一大堆理由表示无法回国，最后道：“要是实在救不了，麻烦后事处理下，骨灰直接寄到魁北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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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叔叔体质不错，如今正在慢慢恢复，但是身体已大不如前，和婶婶一起每天拖着病体勉强维持生计。今年暑假刚开始，堂弟张建新带着两个孩子突然回了国——因为疏忽大意，雅雅和兜兜的签证过期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如今只好重新申请。加拿大收紧了签证办理政策，加上孩子涉嫌非法滞留，直到9月底张建新回魁北克参加法语面试，学签还是没有办妥，两个孩子只好被迫留在了国内。
叔叔担心孙子孙女没有书读，求爷爷告奶奶把孩子们插班进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学校离家十来公里，叔叔骑着他的破摩托每天接送孙子孙女两次，姑妈说，叔叔家每天的一日三餐，是婶婶架着叔叔做的。
“哎哟，这末办呢，我细哥现在是半个废人啊，哪能这样搞呢，我急得不得了……建新这伢儿对他爸爸是一点心疼气没有啊，一分钱不出，当初做手术给的七万块钱又要回去了……”姑妈每回给我母亲打电话，总一边骂一边唏嘘不已。
母亲说，现在姑妈经常替叔叔家打扫卫生。
叔叔这几天又病倒了，我打电话给他：“怎么不让雅雅和兜兜一起坐校车啊？”
叔叔气若游丝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月要四百块啊，儿媳妇说接送不了，就让孩子自己走路上学……”
湖北的冬天好像土匪一样，12月底已经冷到了骨头里，不知道老人还能熬多久。第二天我让母亲去看看叔叔，母亲说，她一去，一向要强的叔叔说着话突然哭了。
虽然他没明说，但母亲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以前他是队上的好角色，现在不少亲戚朋友见了他都弯着走，人家看穿了，生这大病，儿子冇管闲事，哪个敢和他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