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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他在48小时内死,是事关100万的抉择(上)1
当护士小张接通我们的回访电话时,我们都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医疗纠纷。
医院急诊科的电梯间,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把一个奶油小生般的西装男逼在墙角,几乎是贴脸痛骂:“你还有一点人性吧!”那架势,我们还以为西装男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被对方掐住了尾巴。
小护士们挤在玻璃门内侧,个个伸长脖子注视着电梯间里的一举一动,像一排齐刷刷的门闩。看到我们,她们才稍稍松了口气。
我的临时搭档小林分开两人,询问他们冲突的缘由。
西装男抖了抖稍显凌乱的外套,摘下眼镜一脸不屑地说:“好心当作驴肝肺,咱走着瞧,看最后吃亏的是谁!”说完,掏出一块方帕,仔仔细细里里外外地擦拭镜片,左手腕上的棕色欧米茄流光溢彩。
“我叫贺三强,是远尘的大伯,孩子还在抢救,他三番五次让我们放弃治疗,什么意思啊?”中年男子唾沫横飞,翻了个白眼,拿食指戳向西装男,恶狠狠地说,“骂你都是轻的,要是在我老家,看我不弄死你!”
西装男冷哼一声,继续若无其事地擦拭眼镜。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小林打断贺三强,接着询问西装男的身份。
“我叫周正,是立诚律所的律师,也是海纳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务,是代表公司来处理贺远尘这个事情的。我建议他们放弃治疗,也是为他们好,什么都不懂……”
“就你懂,不是你家的人,你说得倒轻巧,狗东西!”
“哎哎!警察可听着呢,你再骂,再骂,我马上告你侮辱,信不信?”
我当即就对贺三强进行口头警告,小林也终于分开了两人。直到双方情绪稳住,我们才继续询问事情始末——昨天早上7点,贺远尘在公司宿舍突然胸痛,同宿舍的司机安宁与总经理方明川将他紧急送医,15分钟左右便赶到最近医院的急诊大楼。初诊过程中,贺远尘心脏骤停,随即转入ICU,到现在已有30多个小时,确诊心源性休克。
“医生也说了,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考虑放弃治疗。现在的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已经没有再坚持下去的希望,何必还要这样耗着呢?耗下去对谁都不好。”周正言之凿凿。
这时,有人突然大叫:“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放弃!”我循声看去,一个男子双手抱头坐在等候椅上,浑身上下是不甘与沮丧。他自称是贺远尘的叔叔贺学军,我便问及贺远尘的父母在哪儿,他刚抬起的头如霜打的茄子低了下去。我们追问,他摆了摆手,别过脸去,嘴唇微微颤抖几下,眼神游离。
贺三强唉声叹气地走到我们面前插话:“你们是不知道啊,孩子可怜呐!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都是他叔拉扯大的。”
我心中疑惑:“你不是他大伯吗?”
“哎呀!我是村里的会计,跟学军处了几十年,孩子从小到大伯伯长、伯伯短地喊我,出了这么大的事,说啥我也得过来看看。学军才是他亲叔呐。”
明确了几人的关系,我盯着周正,不解问道:“既然家属不愿放弃,那就好好治疗,你们怎么还为这个事吵起来呢?”
“我也不想跟他们吵,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是已经没办法了,最多也就拖到明天早上,一旦超过48小时,就评不了‘工亡’,到时候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孩子是在你们单位出的事,要是真抢救不过来,我跟你们拼命!”贺学军咬牙切齿地指着周正的鼻子大吼。
周正无奈摇了摇头,耸耸肩说:“要是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去拼命好了,谁都不想发生这个事,我也是为你们考虑,才建议放弃治疗,别最后落个人财两空……”
“你这人说话怎么就这么欠呢,要不是警察在跟前,我真想抽你两嘴巴!”贺三强用食指敲击着空气,瞋目切齿地回击周正。
我打断了他们的争执,让贺学军带我们去找主治医生,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可喊了贺学军两遍,他都一动不动。我拍了拍他肩膀,他才不情不愿地站起身来。
我们透过玻璃门询问护士,护士长担心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便把主治陈医生喊了出来。见到陈医生,原本消沉的贺学军立刻抓住对方的手,哀求:“孩子还小,不管花多少钱,求你再想想办法,只要能保住他的命……”话未说完,便转过脸去,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我们也在努力……”陈医生宽慰几句,解释道,“不过,情况很不好,患者过度肥胖,生活习惯也比较差,是典型的多风险叠加,能上的设备都上了,ECMO(体外膜肺)也没停过,但是核心指标还在恶化。”
“陈医生,陈医生啊!”贺学军声音颤抖,绝望地呼喊着,“求求你、求求你,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救救我家孩子啊!他才25岁啊!连个后也没有啊!”看得出他虽然努力地克制着情绪,泪水却在眼眶中来回打转。
陈医生摇了摇头,说自己还有急诊需要处理,又承诺会密切观察患者的症状,同时也隐晦地表示可以考虑放弃治疗,说罢便转身要走。可
贺三强突然冲了过来挡住陈医生,继续哀求:“反正咱不能放弃,能抢救过来最好,要是真不行了,到时候麻烦您帮个小忙,在病历的死亡时间上……”
他后面的话几乎是贴着陈医生的耳朵说的,陈医生听完连连摆手,贺三强便掏出手机拉扯着要加联系方式。陈医生一边搪塞,一边逃也似的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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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抬手看了看时间,悠悠道:“现在放弃,可能还来得及,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也都跟你们说过了,要是再拖下去……”他停顿一下,带着一丝不屑强调:“医生怎么可能会在病历上做手脚,除非他想砸掉自己的饭碗。都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现在已经没得选了!”
“你没资格跟我们谈,让你们厂长过来。”贺三强向周正发难,“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天都没露面,他以为他能躲得掉吗?”
我们上前把贺三强摁到椅子上,劝解几句后,继续询问周正。
周正就近找了个位置,略显疲惫地说:“出了这样的事,不仅是公司倒霉,也是贺远尘命不好。”
他说,海纳科技是一家外资企业,主营环保塑胶制品定制业务,近几年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眼下只剩总经理方明川、司机安宁和助理贺远尘3个员工,他这个法务从去年开始已不再常驻公司。周正说公司本打算这两天就走破产清算程序,不料却出了这件事。公司账上没钱,方明川一时难以垫付医疗费,眼下正在四处转借。
“早上,方总出门的时候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医院来帮忙看着,他也担心自己不在,远尘的亲属不踏实。其实,他在与不在都不要紧,他也是为了凑医疗费,我在这里也能代表公司拿主意。”
当谈到为何一再劝说贺远尘家属放弃治疗的问题时,周正叹气:“这不也是没办法了吗?中午之前,我都没有劝过,也希望能抢救过来,但是下午情况变了呀!已经没有希望了!我这样劝他们,也是为他们好。”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亡”是工伤认定的极端情形,包括“典型工伤”和“视同工伤”,典型工伤的认定核心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并导致死亡”,例如建筑工人在工作期间坠亡,这一类不受抢救时间的约束;“视同工伤”则不同,需要满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贺远尘属于这类,抢救过程中,一旦死亡时间超过初次诊断后48小时,基本上就不可能被认定为“工亡”。
海纳科技为员工正常缴纳工伤保险,如果贺远尘符合“工亡”的认定条件,周正表示将采取用人单位申请的方式,亲自全权办理,并现场为我们计算了能够通过工伤保险基金申领到的补助款项,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亲属抚恤金。他还承诺,即便公司再困难,也会与现居海外的实际控制人主动沟通情况,积极承担工伤保险基金没有覆盖到的部分医疗和护理费用,以及家属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还会考虑给予家属一定的人道主义慰问金——林林总总,约115万元。
但如果不能通过“工亡”认定,贺远尘的家属将会直接损失近100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单位支付的丧葬补助金也仅有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半,约2.5万元,其他各项费用也会大打折扣,最终能拿到的可能仅有10万元左右。
说到这儿,周正两手一摊,质问道:“他们能接受吧?如果能接受,我马上就走。如果接受不了,一旦超过48小时,谁都没办法!”
如果贺远尘的确凶多吉少,贺家人眼下就是在拼命“抢死人”;如果贺远尘抢救成功,周正现在就是代表单位在拼命“埋活人”。“抢死人”是亲属理所当然的选择,“埋活人”是防止人财两失的理性判断。这些念头在心里划过,我不禁哑然:贺远尘到底该不该活过48小时?
对于这场生命与利益的角逐,我毫无头绪。1个多小时的调解也无济于事,好在所有人都不再争吵了,只在等待命运的抉择。贺家人坚持等在医院,绝不放弃治疗。周正也不再劝说,并准备离开医院。双方原谅了彼此之前的相互冒犯。
我把手机号留给了他们,让他们有事直接联系我,叮嘱大家都要克制情绪、不要在医院乱来,一切等治疗结束之后再谈,贺学军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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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医院大门,一辆救护车闪着灯从坡道疾驰而上,几名医护娴熟地打开尾门,铝合金转运床落地的刹那,滚轮支架展开,医护们急匆匆地穿过门帘,我和小林慌忙避让到禁止停车的黄色标牌背后。转运床上是缩成一团的年轻女性,从医护的交流中得知,她好像患了急性胰腺炎,家属还在赶来的路上。
正是下班高峰,如果这个女孩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被拉过来的,不知道会不会认定为工伤?我胡思乱想着钻进警车,回望急诊大楼,巨大的玻璃幕墙将最后一缕夕阳悄然吞噬,挂在门廊正中的红色十字标志在昏暗的天空下格外醒目。
晚饭后警情不断,不知不觉忙到了深夜,接警室的电话终于消停下来。在办公室浏览完全天的警单处置情况后,我便起身到备勤室洗漱休息,躺下来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瞪着苍白的天花板,天花板同样瞪着我:备勤室也是宿舍,假如我也是一名工人,也在宿舍里有个好歹,会怎么样呢?又想到父母妻儿,万一我也要经历“48小时”的抉择,那我该不该力争在48小时之内逃离人间?这样至少还有一笔钱能回去,他们还能把日子过下去……
不想还好,越想越神经质。细细回味周正那番话,我斜靠在床头打开手机,先是简要查询了公务人员因公殉职的认定标准和赔偿待遇,尔后细细查阅职工申报“工亡”的标准和条件——两者差异明显,关于“工亡”的问题,恰如白天周正所说。
在我们儒镇,对“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还做了一些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松动”,例如在“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的认定上,突破了其传统定义,远程办公、居家办公、在单位宿舍担负值班任务等也视同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对“48小时”的认定也早已打破临床死亡的标准,由于现代ECMO、呼吸机等技术能延长脑死亡者的临床存活,所以在“工亡”认定中更加注重“脑死亡实质不可逆”的情况,不仅更大程度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尽最大努力规避了道德风险。不过,无论是脑死亡还是临床死亡,“不超过48小时”是刚性标准。
在一些“工亡”认定的既往案例中,绝大部分缴纳了工伤保险的单位,如果员工出现了病亡事故,通常会积极帮助相应员工申报“工亡”——因为大约90%的费用将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单位只需承担超过工伤保险基金范畴的极小部分。得到充分补偿的家属,通常也会息事宁人。这便也是周正反复劝说贺家人放弃治疗的根本原因。
不过刷到的极端案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也令我咋舌。由于认定“工亡”与否会导致补偿金相差近百万元,“48小时之限”有时就会引发家属拼命“埋活人”的问题。也有没有依法为员工购买工伤保险的单位,为了规避应当承担的高额赔偿责任,出现过拼命“救死人”直至拖过48小时的现象。如此一来,有希望抢救的倒被草率放弃,失去希望的还要在临死前遭受一番折磨。
看完这些,我不禁感叹:贺学军坚决不放弃抢救,哪怕最终人财两空也在所不惜;周正积极劝说家属放弃治疗,即便存在利于企业的私心,倒也是主动谋求员工利益最大化。相较于极端案例的荒诞,他们倒是高尚许多。
眼前变得恍惚,眼角隐隐刺痛,颈椎也不失时机地发难,我只好老老实实放下手机,带着莫名的不安昏昏睡去。
3
第二天中午,我们再次接到医院的报警电话,称有死者家属要强行拖走遗体。这不仅会严重扰乱医院正常秩序,还会引发公众恐慌,同时也违反了《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来不及多想,我立刻召集在所警力急奔医院急诊大楼。
电梯间的玻璃门前仅有2名保安值守,担心力量不足,我们又补充了2名巡特警。穿过玻璃门,不远处的ICU外密密麻麻挤满了保安和医护人员,哭天喊地的。
我们冲了过去,拨开人群,贺学军、贺三强正分列转运床两侧,医务科张科长和陈医生正堵在转运床的尾端,一方坚决要把贺远尘的遗体带走,一方决不允许他们离开走廊半步。我赶紧大声制止贺家人的过激举动,严词告诫他们必须按照规范存放遗体,否则一应后果将由他们自行承担。
“我的孩子,我怎么就不能带走?凭什么不让我带走?!”贺学军双眼通红,歇斯底里地叫嚷。贺三强突然手上发力,转运床被他扯得咣咣当当。几名巡特警队员立刻围了上去,硬生生把他们剥离开来。两名护工拉过转运床,在一众人员的“掩护”下,快速离开急诊大楼。
贺学军见遗体被推走,情绪失控,他左冲右突、试图挣脱特警的钳制。贺三强扯着嗓子骂:“你们还有王法吗?孩子被弄死了,这是要毁尸灭迹啊!”贺学军的手暴出青筋,也嘶吼道:“今天,我们非把孩子带走不可!”
张科长与陈医生对他们耐心解释:“我们已经封存了贺远尘的病历,整个抢救过程都有录音录像,包括现在你们要拖走遗体的情况,也都有监控视频。如果你们要是怀疑我们的抢救有问题,后期可以进行尸检,做医疗事故鉴定。他的遗体就存放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我们全程负责。”
“你负得了责吗?一条命,说没就没了,你们拿啥负责?”贺三强挺着食指锚定张科长,嘴里唾沫横飞。
我上前压下他的手臂,说:“遗体的存放和运输,不是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刚刚医院的同志阻止了你们,也是对你们负责,否则,你们很可能因此被拘留。”
贺三强的气势稍稍弱下来,但依旧振振有词:“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什么不能拉走?那你们来给他办白事!”
“你们准备把遗体拖到哪里去?”面对失去理智的当事人,我们通常不会理睬他们的气话,而是通过反问来掌握交涉的主动权。
贺三强一愣,支支吾吾起来,贺学军则脱口而出:“我的孩子死在哪儿,我就拖到哪儿。谁把我的孩子害死了,我就要带着孩子去找他。”
“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不听劝阻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情节较重的,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拘留。真要那么干,你们还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同样也面临处罚。”我盯着贺学军,接着说,“如果你们因此被拘留,你家孩子的后事谁来办?”
贺学军哑火,双目圆瞪,一脸不可思议。贺三强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是在消化我刚刚的普法,又似乎是在衡量自己的行为会不会真的够拘留。
“所以说,医院这边拦住了你们,也是救了你们。”
张科长跟着说:“不仅是警官说的违法问题,还有更严重的事——一旦你们把遗体抢走了,就等同于放弃了尸检权利,放弃了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利。将来,即便你们对死因有异议,就是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会认同的。”
贺家二人面面相觑,态度也有所转变。看得出,虽然他们浑身上下透着精明,但是法律常识极为欠缺,还停留在“小闹小赔、大闹大赔、不闹不赔”的认知上。鉴于此,我又趁热打铁,介绍了扰乱单位秩序的有关法律责任,他们彻底软和下来了。
紧张的气氛渐渐消散,几名医护好言相劝。特警队员松开钳制,贺学军如泄了气的皮球,蹲在墙角呜呜咽咽,反复念叨:“大哥啊!我对不起你!”几声哭诉之后,突然“啪”的一声,他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我们没来得及上前阻止,“啪啪啪”,又是一连串的脆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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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秩序完全恢复后,除了张科长、陈医生留下协同处理,其余医护和安保人员均回到了岗位。我们扶起贺学军,大家一起来到张科长安排的一间小会议室。
贺远尘于当日上午11时许临床死亡,陈医生详细介绍了最后的抢救过程,贺学军认真听了一会儿便垂下头去。问及他们对医院的抢救治疗有没有异议时,贺学军不吱声,贺三强似乎想表达什么,可也没说出子丑寅卯来。毕竟,两天多的抢救里,二人一直都守在医院,吃喝拉撒睡也是轮换着的。
最终,贺学军含泪点了点头,认同了医院的竭尽所能,表示对整个抢救过程没有异议,并一再解释:“我不是对医院有看法,我是为孩子不值,就是想带着他去找他的厂长,我要问问他们,是怎么把我孩子弄死的。”
一番宽慰后,张科长谈起后续处理问题,根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和本市卫健委有关制度规范,征求他们是否准备申请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
“这个要花钱吗?”贺三强问。
“如果你们对死因有异议,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尸检,一般按照‘谁申请谁预缴,责任方终局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你们要是申请的话,需要先预缴费用,鉴定结果出来后,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最终由我们来承担;如果不是,那就要你们自己承担。”
“大概多少钱?”
“这要看你们申请的项目是哪些,少的大概1万元,最多差不多3万元。”
贺三强沉默了一会儿,又征求贺学军的意见。贺学军擦了一把鼻涕,摆摆手说:“还检啥?孩子都没啦!”
“如果你们确定放弃尸检的话,还需要你们签一个《声明》。”张科长说着,起身到电脑边打印了一份《尸检弃权声明》,递给贺学军又问道,“你是死者的叔叔,与死者在一个户口上吗?我们需要复印一下你们的户口本,这也是程序要求。”
“在。”贺学军低头回答。
见贺学军拿起笔要签字,贺三强忙贴着他耳朵嘀咕几句,劝他慎重。贺学军略略思考,问道:“现在就要签吗?如果现在不签,有啥影响不?”
“这个……”张科长迟疑了一下,“当然,如果你们还要再考虑考虑也行,也不是非要现在签。”
“那就等等再说吧。”贺学军放下笔,提出想去看一看遗体,“孩子苦了一辈子,我不能再让他遭罪了,得让他安安心心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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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人沿着专用通道来到医院太平间,走进家属休息区,张科长引导贺学军办理登记,贺学军就近寻了一张座椅,有气无力地坐下来,工作人员只能把登记本送到他手上。
走进遗体柜存放区,贺学军指着墙上的几个大字说:“这是‘普通区’啊,我家孩子不能放在这里啊!”
张科长解释道:“我们这边主要分‘普通区’和‘传染病专用区’,都是这样存放的。”
贺学军不悦地看着那一排排冰冷的遗体柜,有些激动地说:“不行,不行,我家孩子不能放在这儿,连个香案都没有,起码得给他准备个单间。”
张科长面露难色:“我们是三甲医院,太平间的设施严格符合国家规范,条件水平也算是比较好的。但医院毕竟不是殡仪馆,遗体也是暂时存放,最终还是要转运到殡仪馆去的,哪里有单间呢?”
“不行、不行。”贺学军连连摆手,“你们要是没有,那我得把孩子转走,不能放在这里。”
“是这样,如果你非要把遗体转走,就需要签署那个放弃尸检的《声明》,还要签一个《遗体转运申请书》,这都是规范要求。”
“为啥?”贺学军眉头紧皱,透出些许不满。
“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后,没有超过48小时的,为了避免医疗争议,应当暂时存放在我们医院的太平间。你们作为家属,如果对死因存在异议,原则上要在48小时内书面申请尸检,最长不超过7天,超期可能导致无法查明死因……”
不等张科长解释完,贺学军嚷道:“48小时!48小时!我活了半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在我们老家,人死了就在家里停尸,直到办完丧事才下葬,怎么这也要求48小时、那也要求48小时?你们这不是为难人吗!”
我上前劝解:“咱都别激动,人死为大,医院这样做不仅是医疗卫生的规范要求,也是最大化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
贺学军默不做声。张科长继续解释道:“是这样、是这样。遗体放在医院,你们有48小时的时间考虑要不要尸检,转运会被视为放弃尸检,所以这两个‘48小时’的规定是配套的。”
“行了行了,你也别解释了,我也不打算尸检,现在就想给孩子挪个条件好的地方,你就说需要我做啥吧。”
“先签《遗体转运申请》,然后签《放弃尸检声明》,等殡仪馆的车过来,再签一个《遗体交接确认书》,就可以了。”
贺学军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地办理了相应手续。由于相关医疗费用尚未结清,张科长提示他们需要先结账再转运。贺三强又打电话喊来方明川。方明川倒是不含糊,很快赶到医院,拼拼凑凑结清了费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方明川,一个个头不高、略显瘦削的中年男性,对所有人都十分谦逊,表示会积极配合处理各项事宜。
把遗体装进殡仪车,方明川想先回去,贺三强瞪着眼睛喊:“你不能走,孩子还没安置好呢,你得跟着。”
“这……这……不是我不愿意去,这不也是发愁吗,厂里没钱啊!”
“那也不行,孩子是在你手上出的事,你得先把孩子安置好。”
方明川苦笑着摇了摇头:“好,好。去,我去。”说着就要去开车,又被贺三强拦住:“你就跟着殡仪馆的车吧!”
方明川向我们求救,我劝他先跟着去,我们也会全程陪同。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殡仪馆,贺学军先后看了3个位置,最终选定个带有小型缅怀堂的豪华单间。一问价格,每天要600元。方明川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地答应了。
鉴于当事双方都在场,我提议大家一起到派出所先谈一谈,争取尽快把事情解决好。方明川面露难色,贺学军还没能从悲伤中走出,一脸疲惫。于是约定次日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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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下午,我们接到周正的报警,称贺学军和贺三强在厂里闹事。
我不解地问:“不是都约好了今天谈吗?怎么还会闹事?”
周正气愤地说:“谁知道呐?跟神经病一样!”
挂掉电话,我便带着小林赶去了海纳科技。到达时,双方正在保安室里争得面红耳赤。贺学军蹲在一旁,贺三强斜靠着椅背,跷着二郎腿,暼了我们一眼,说:“谁来都不好使,拿不到钱,今天谁也别想走。”
“行了,都少说气话。我不是早就把电话给你们了吗?也约好了今天谈,怎么又闹起来了呢?”我盯着贺三强,语气不太友好。
贺三强翻了个白眼,说:“我们就是今天谈啊,就在这儿谈。”
贺家二人要求海纳科技一次性赔偿100万元,口口声声说已经查过相关规定,至少也要这个数。我问他们查的是什么规定?贺三强嘟嘟哝哝,说不出个所以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凡事都要有依据,况且他们厂里的态度还不错,不仅主动垫付了4、5万的医疗费(医保后),也按照你们要求的规格预付了殡仪馆的费用,说明大家的态度都是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谁也无法改变,心情都能理解,但是也要好商好量,吵架又解决不了问题。”
方明川苦着脸说:“谁说不是,我也难呐!”他抬手指了指保安室内侧的隔间,接着说:“警官,你们看,自从厂区盘点封存之后,我跟小安就挤在这里住,之前还有小贺。这个厂也不是我的,说到底,我也是给老板打工,要不是看在小贺跟了我5、6年的份上,我早拍拍屁股跑了。我觉得自己也算对得起小贺,出事前一天,小贺写了《辞职信》,我想着反正快要散伙了,就劝他再等等,无非大家一起多看几天大门,除了巡查厂区,也没其他事可做,还能多拿点工资。谁能想到会出这个事!他们还这么闹,你让我怎么办!”
顺着方明川的手指,我走进隔间,映入眼帘的是“脏乱破旧差”:两张铁质高低床摇摇欲坠,除了一个空出的上铺,另外三床都有被褥,其中一床下铺的铺盖卷在床头。破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摆放着烧饭的家伙,几把可以当柴火烧的木椅散落在房间四处。
“贺远尘发病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吗?”我指着那张卷起铺盖的床铺问。
“是,就在这儿。” 海纳科技的另一个员工安宁说,“这就是他住的地方,他太胖了,上铺根本爬不上去。”
我想起昨天在医院里看到的贺远尘遗体,平躺在转运床上几乎挤满了角角落落,粗略估计,体重至少有200多斤。
“当时,你们都在现场?”我接着问。
“都在,我跟方总看他不对劲,饭都顾不上吃,开着车就往医院跑。”
据方明川和安宁介绍,贺远尘特别喜欢打手机游戏,经常玩到凌晨2、3点钟。方明川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他嘴上答应着,却丝毫没有改变。累了饿了,就点夜宵,最喜欢的是啤酒配烧烤。
谈及这些,方明川不由自主地咋舌:“唉,说了不听啊。你说他这么胖,生活习惯又这么差……唉!”
这时,贺三强插进话来:“说这些有啥用!人都没了,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我朝他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激动,说就是了解一下发病时的情况。
贺三强接着说:“过去的不谈了,咱就谈眼前的事。孩子他叔可怜呐,为了把他带大,到现在还打着光棍!现在孩子又没了,你们让他以后怎么活?”话音未落,蹲在一旁的贺学军又泪眼婆娑起来。
贺学军至今未婚这个情况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细细打量着他,藏青蓝的夹克衫,浅色休闲裤,脚上的皮鞋也略有质感,五官齐整,四肢健全,怎么看也不像个娶不上媳妇的人。“难不成他生理上有什么缺陷?”虽心中疑惑,可这是他的隐私,当下情形,我也不便刨根问底。
周正双手抱在胸前,倚靠着窗台不紧不慢地说:“你们的困难,我也有所耳闻,按照规定,当初我是不建议厂里垫付医药费和殡葬费用的,应该是你们先行承担,最后再根据工伤认定的结果进行核销,该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他的话还没说完,贺三强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见情势不对,我伸手挡住贺三强,劝他至少先听完对方的话。
贺三强悻悻坐回原位,周正清了清嗓子说:“后来还是方总不忍心,说救人要紧,钱都是小事,只要能把人救过来,花多少钱都值。”
“那你们倒是把人救过来啊,要不是我跟他叔盯着你们,医院的账你们哪次是大大方方结的?”
“哎呀!不是这个话呀!”方明川一脸无辜地辩解,“厂里账上确实没啥钱了呀,老板是外国人,又不在国内,我也是到处去凑的这个钱。就这,我还没经过他的同意!”
“行了行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们都是办企业的,还是跨国大企业,不像我们农民。一条人命,我们就要100万,不多吧!”
众人都不做声了,贺三强脸上闪过一丝得意:“我们没啥其他要求,100万赔偿,我们也认了。”
不过这100万赔偿的诉求,眼下不可能达成。见双方僵持不下,我便提议先申报“工亡”——如果能够评定“工亡”,这些钱自然不是问题。
周正咬着嘴唇思考了一会儿说:“我还没看到病历,不能确定他的死亡时间,其他的条件,厂里都可以开证明。”
“要不先试一试,看能不能评得下来再说。”方明川补充道。
周正点了点头,又与贺家人商量:“那这样,咱们先走‘工亡’认定程序,单位申请,我来具体办。他的死亡时间,具体是几点钟?”
贺三强看了一眼贺学军,重复道:“是几点来着?”
“昨天上午11点。”贺学军说。
周正又问:“是临床死亡还是脑死亡?”
“啥临床死亡、脑死亡的,就是医生宣布死亡了,管子也拔了,设备也撤了。”贺学军没好气地嘟囔。
“那应该是临床死亡,脑死亡时间应该在这之前,没准还没超过48小时,还有可能通过‘工亡’认定。”
一番交涉下来,贺家二人也同意了上述方案。临别时,贺三强放言:“事情没结束之前,我们哪里都不去,就待在儒镇,你们也别有其他心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又话锋一转,指着周正说:“他们要是跑了,我就找你,你那个大律所总跑不掉。”
至此,这件事告一段落,我也回到其他警务工作上。不几日,老孙出差回来,我与他详谈了这件尚未解决的“非正常死亡”警情。谈到遗体转运时,老孙皱了皱眉问:“除了户口本,贺学军有没有提供抚养关系证明?”
我细细回忆当日情形,由于都是医院主导办理,我没过多干涉,印象中的确没有看到抚养关系证明。
老孙咂咂嘴:“这个环节不对哦,叔叔不是第一顺位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也不是第二顺位亲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不能提供抚养关系证明,属于无权处置。再严谨一点,还要有贺远尘父母的死亡证明。”
“那现在需要补救吗?”
“先别急,这个是医院与殡仪馆主责,既然医院放了,殡仪馆也收了,没有造成其他问题,可以先观察。”
我们之前通过系统查询过贺远尘的家庭构成,的确没有看到他父母的信息,也没有其他主要亲属,同一户头下,仅有他与贺学军。想来,贺学军应当是他的实际抚养人,即便最后需要补办手续,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