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在云南婆家过年的我，接到我妈的电话，她问我是否要给一个童年玩伴随份子钱：“胜江又添了个小子，初八满月酒，你要不要随礼？”
我一面转钱，一面暗忖：胜江已有两个小孩，去年清明我回家时，也没听到他老婆怀孕的消息，如今三胎竟然突然降临。感慨他家人丁兴旺的同时，我也不禁忆起他家人堪称“传奇”的前尘往事。
1
胜江与我同岁，他还有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叫武通。兄弟俩是由他们的外公崔文兵一手养大的。他俩的外婆，我叫玉华婶。我们大家曾同住一个大院子，崔文兵夫妻与我爷爷奶奶（实则是我外公外婆，我爸是入赘的）是多年的邻居。
2000年以前，我在老家的乡里读小学，暑假的下午，我常在家后面的山寨上放牛，寨上没有庄稼，牛儿撂在一边不用管。上面视野开阔，像一个巨大的观景台，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川河流尽收眼底。寨上水草丰美，漫山遍野的桐子树，一笼笼酸甜多汁的紫黑色树莓，紧贴地皮将红艳艳的果实外露的野地瓜，以及形态各异的大石头，盘旋在蓝天下的老鹰……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天堂。
几十年前，寨上曾打过仗，遗留下遍地瓦砾，至今还保留着一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石头城门。一起放牛的小伙伴众多，大伙儿分为两派，先到的进入城门，占领高地；后来的把绿油油的桐子摘下来当炮弹，羸弱的负责爬树摘果，战斗力强的则模仿着古装剧里的攻城桥段，上“前线”负责投掷。核桃大小的桐子密集地砸向“敌方”，喊杀声四起。“战斗”中最为神勇无敌的就要数胜江、武通两兄弟，他俩黝黑结实，能徒手攀爬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有猴子般飞檐走壁的本事，打起“仗”来更是所向披靡。只要有他俩在，即便是处于下风的“战斗”，照样能把对方打得狼狈逃窜。
我们的印象中，这两兄弟的身世是个谜，他们没有父母，也从未听他俩主动提起“爸妈”。他们口中的家人永远只有“外公”、“舅舅”，听得多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谁也没打听过他俩的父母是什么情况。
两兄弟勇猛好斗，又古灵精怪，喜欢搞笑，在大伙儿眼中颇有威望，是公认的“孩子王”，一旦少了他俩，我们觉得玩啥都觉得不尽兴。那会儿大家都小，不会去在意小伙伴的穿戴和出身，两兄弟穿得破烂邋遢，也照样动摇不了在我们孩子心里的地位。但大人们不这么想，我爷爷经常呵斥我：“不要跟他俩搅到一起，那两个妈、老汉（父亲）都没得，别跟他们跑野了！”我爷爷说话向来有失公允，夸一个人会夸到没边，讽一个人会把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有时我奶奶听到了，则会说几句公道话：“虽然没得妈、老汉，两个娃娃还是不孬，肯喊人，崔文兵还是教得可以。”
村里也有其他大人奚落兄弟俩。有年冬天，村里的“天棒（二流子，因他经常戏耍取笑别人，得此绰号）”来我家串门，看见我家火塘边围满妇女，七八岁的武通也在我家玩，又瞧见武通脚上穿着他舅舅的大码解放鞋，便成心想让武通出个丑，遂用火钳戳了戳武通的鞋帮，故作惊讶：“啊呀呀！武通呀武通，你长大了定是个大人物！你瞧瞧，小小的一个人，脚板竟然这么大！”说着，他伸出自己的脚同武通比划：“比我的还长，真是不得了，长大有出息！”
一火塘的人，不论男女都笑得前仰后合，只有武通脸涨得通红。有个妇女笑一阵后，不过意，佯骂道：“你这个‘天棒’！就晓得欺负小娃娃，人不可貌相，说不准武通以后还真有出息呢！”
“武通，听到没？还有人替你讲好话，你要好好念书哦，争取长大和你老汉儿一样有出息！”“天棒”收住笑，煞有介事地偏着头看武通的反应，见小孩没反应，又拍了拍他后背，“嘿！这娃儿，一点礼貌都没得！”
武通蹲在火塘的角落里，低头逗弄小狗，脸憋得更红了。过了一会儿，他趁大人们转移话题，不再聚焦于他，就趿拉着那双大得能再塞下一个拳头的解放鞋偷偷出去了。
我那会儿不知道两兄弟的老汉儿是谁，但在大人们不怀好意的嬉笑中，也知道这人大概不会是什么正派人物。
2
2006年，17岁的我在县里读高中。暑假，几个儿时伙伴像往常一样上山寨放牛。年龄增长让彼此变得含蓄，大家已经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攻城掠地”感兴趣了，只坐在桐子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胜江也在其中，他早已辍学。他外公喂养了多年的耕牛已卖掉，他每天除了帮外公干农活，就是上山捡柴。武通刚从镇上的初中毕业，成绩据说是班里倒数，还加入了一个叫“十三少”的社会帮派，小小年纪就抽烟斗殴，一到周末就骑上他舅舅的摩托车不见踪影。
那天，胜江正架在一棵粗壮的白杨树上折枯枝，武通隔着一片山林疾呼：“哥，哥，快回来！妈妈回来了！”但胜江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噼里啪啦折他的柴禾。我们这帮局外人倒是激动坏了，表现得比他积极，叫嚷着催他赶紧下树回家。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他们兄弟口中听到“妈妈”这个词，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纷纷把牛往山下赶，要一同去瞧个究竟。我甚至猜想，他们的妈妈应该是个明星一样闪亮的美人，毕竟她是从“外面”回来的，外面意味着繁华与潮流，就像电视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的时髦女郎，跟村里的女人不一样。
老远我就瞧见他们家门口挤了一群妇人，吵吵嚷嚷，我奶奶也在其中。崔文兵自顾自站在院子里料理着他晾晒的烟叶，面无表情。我进去叫了一声“兵叔”，他头也不抬，似乎在跟谁置气。我把牛绳撂到一边，也挤进人群往内观瞧，只见屋内坐着一个瘦黑的年轻女人，正埋着头凄凄切切小声啜泣。旁边有人劝：“哎呀，珍珍，回到家就好了嘛，你看两个娃儿都这么大了，你爸给你养得好好的，哭啥哩？”
看来，眼前这个叫珍珍的女人就是胜江和武通的妈妈无疑。但她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她身形瘦长，皮肤黝黑，穿着米色碎花衬衫，头发用抓夹随意地固定在后脑勺，装扮跟本地村妇没两样。
直到她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我才感到一丝错愕：她面庞小巧，带着一丝稚气，估摸年龄也就三十上下——可胜江和我同岁，如果她果真这么年轻，那么她岂不是十三四岁就生了孩子？
晚上吃饭时，爷爷奶奶很自然地谈到这件事，奶奶感慨：“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珍珍还晓得主动回家看看。”
“这个珍珍，真是胜江、武通的妈妈？她看起来不像啊？”我顺势问奶奶。
“嘿嘿，说来话长。”奶奶意味深长地笑了两声，“她能有好大年岁嘛？你算算，她比你妈小十一岁，你妈今年四十二，她可不就三十出头嘛？你妈念五年级时，有次回来拿粮，恰逢你玉华婶生了珍珍，你妈还当了一回‘逢生人（除家人外，见婴儿的第一个外人）’，从那以后，放学回来还经常抱她。”
奶奶又说：“珍珍和你是同一辈的，你该喊她‘珍姐’。你和胜江虽一般大，但你们隔了个辈分，胜江还要把你喊一声‘嬢嬢’。”
“不懂事，辈分都搞乱了，自己都还是娃娃就生娃娃，唉，造孽哟！”爷爷叹了口气。
过后，我又从我妈和奶奶口中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珍珍的过往，再把这些碎片放回到时间轴上，才算是能相对完整拼出这一家人曲折离奇的生活往事。
3
珍珍的母亲玉华婶，出生于1953年，据说年轻时颇为出众，个子高挑，眉眼清秀。她祖上是“富农”，还出过一个教书先生，父亲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红白喜事帮人写联子，中元节帮人写袱子，颇得村里人敬重。玉华婶出生那会儿正值土改，家里挨了整，土地被收回，一家人被打回“贫农”。但她父亲依然没荒废几个子女的教育，陆续送他们进学堂念书，几兄妹都有点文化在身，认字算账都不赖。
旧时婚姻遵循父母之命，玉华婶对父母给她选定的丈夫很不满意——崔文兵是家中长子，底下两个妹妹，崔家世代务农，祖上也没出过什么能人，崔文兵他爹又去世得早，家里全靠崔文兵和他娘撑持着，家境贫寒。
玉华婶嫁过来后，两个小姑子相继出嫁，老婆婆患了一种怪病，一个人肿成两个人大，衣服都穿不上，肉变成透明的，没撑多久就死了。没有长辈亲戚帮衬，崔文兵又太过木讷，玉华婶时常与邻居抱怨，说她家男人除了埋头编篾就是举着锄头修理地球，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响屁，一副朽木不可雕的样子。
人才好且心思活络的玉华婶，当然不想随崔文兵过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可70年代的乡村还不让外出打工，摆摊做买卖是“投机倒把”。苦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才迎来转机，私人可以自由跑小买卖了，许多“下海”的人还发了小财。这时年过三十的玉华婶已有了一双儿女，女儿珍珍十一二岁，儿子小坤八九岁，姐弟俩在乡里的街道上小学。
孩子大了，玉华婶决定自己出门跑点小买卖。她去各个集市转，发现销售干货很吃香，回头就从批发市场进了几麻袋香菇木耳，每天挑着担子或背着背篓出去摆摊。十里八乡的赶集，时间是错开来的，这里“一四七”，那里“二五八”，玉华婶每天早出晚归，崔文兵就在家侍弄田地，管两个小孩。
做了一阵子买卖后，玉华婶在外面结识了一些生意伙伴，不再天天回家，有时隔两三天才回来一趟。崔文兵依旧埋头干活，也不过问妻子的行踪。邻居开玩笑问崔文兵：“你老婆天天在跑生意，忙得不着家，她挣了多少钱给你？” 崔文兵面无表情地回答：“给什么给？买点东西都要看心情，心情好就拎点回来。”
据我奶奶讲，玉华婶从卖干货起就会时不时捎点肉回家来改善伙食，珍珍和小坤身上也穿上了新衣服，那时这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毕竟，院里的同龄人身上都是补丁叠补丁的衣服。那年月老一辈都认为在外头跑的女人不务正业，跑买卖的女人不多，单枪匹马出门闯荡的更是少见。但崔文兵不太干涉玉华婶在外抛头露面，至少在院子里的邻居们看来，崔文兵并未因为这事和玉华婶闹过口角，他给了玉华婶足够的自由。
直到一天，玉华婶领回来一个男人。
那男人长得高大，看上去年龄与玉华婶相仿，三十五六的模样，穿得也利索，梳着个油亮亮的大背头，一口外地腔调。玉华婶赸笑着跟左邻右舍介绍，说这是她的一个远房表亲，叫郭长春：“我这老表人很实在，你们谁家有需要帮忙的，劈个柴、担个水啥的，尽管招呼。”
没人会找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帮忙劈柴担水。只是从此以后，邻居们经常看到玉华婶和她的“老表”在崔文兵眼皮子底下双宿双飞——清晨一道出门跑买卖，傍晚两人说说笑笑回家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才是夫妻，用我奶奶的话说，“两个人都长得好，看皮相确实般配”。
郭长春真是不拘谨，把自己当半个主人家，偶尔还拍着崔文兵的肩膀打趣他几句，口上称兄道弟，崔文兵也只是无奈地笑笑。不出摊时，郭长春就打扫庭院，顺带把左邻右舍门口也扫得纤尘不染，似乎为博个好名声。他对珍珍和小坤的态度更是耐人寻味，他不会摆长辈对晚辈的架子，倒是经常逗弄姐弟俩，和他们打成一片，坡上坡下地追逐嬉闹。比起一板一眼的崔文兵，姐弟俩似乎更愿意和郭长春一起玩。
崔文兵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照样干他的活、编他的篾，任由玉华婶这位“老表”盘踞在他家。
4
1986年，玉华婶娘家大哥因病去世，她带着小儿子小坤和崔文兵一块儿去奔丧，独独把女儿珍珍与郭长春留在家中。
我爷爷奶奶平时都在外干活，我妈正怀着我哥到了孕晚期，便留在家里料理家务。那天我妈正埋头扫地，就听见对门不时传来“咯咯咯”的笑声。她觉得蹊跷，便拿着笤帚假装出去扫院子，转到玉华婶家门口，从门缝儿往里一瞧，吓了一跳——郭长春竟然把珍珍抱在腿上挠痒痒！
珍珍那会儿已是十二岁的大姑娘了，被一个中年男人搂在怀里逗弄，那画面实在不堪入目。晚上，我妈给我奶奶讲了这事，我奶奶虽察觉不妙，但也难以正大光明地去提醒。
我奶奶抓住同玉华婶一道去堰塘洗衣服的契机，思前想后，还是开了口：“玉华，我给你说件事，要是说岔了，你也莫怪我，就当没这回事。”
“瞧大娘说的，啥事呀这么神秘？”玉华婶笑吟吟地回应。
我奶奶便讲了先前我妈看到的那一幕。端着盆走在前头的玉华婶蓦地扭转头，变了脸色，乜斜着眼，没好气地怼道：“能有这事？你家女子怕是眼神不好，看花了眼哟！”
我奶奶自讨没趣，也很生气：“我是好心提醒你，是虎是豺自己瞧，就当我没说嘛！”
说罢，两人一前一后拉开距离，洗衣服时也隔得老远，都不再同对方讲话。
那时大院子里住着七八户人家，一些细心的女邻居也逐渐发现事态严重。另一位婶子有次瞧见郭长春带着珍珍坐在屋侧一块闲置的大磨盘上晒太阳，当时郭长春从怀里掏出一把扑克牌，那婶子以为他要教珍珍玩牌，也没在意，直到一张牌滑落到下方的田垄里，婶子弯腰捡起来，才发现扑克牌上印着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而郭长春和珍珍嘻嘻哈哈笑个没完，全然不觉羞臊。婶子装没看见，将扑克牌扔了上去。
左邻右舍都看出来郭长春对珍珍心怀不轨，唯独玉华婶两口子蒙在鼓里。谁要说郭长春不好，玉华婶马上站出来维护，指责别人给她“老表”扣屎盆子：“人家又没在你锅里舀饭吃，闲事管得宽哩！”
我问我奶奶，郭长春既然晓得邻居们看出他对珍珍不轨，那他是什么反应？会不会面对邻居尴尬得抬不起头？
奶奶说：“他会尴尬才怪了，这种人死猪不怕开水烫，没人明说，他就装傻充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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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过去了一两个月，一天清晨，我奶奶被玉华婶哭天抢地的声音惊醒，开门一瞧，玉华婶披头散发地坐在门槛上哭嚎，嘴里嚷着：“简直不是个人呐！连畜生都不如啊！”
邻居们围拢过去打听，她说自己早起上厕所时发现珍珍的房门敞开着，以为小妮子在茅厕，可进去一看，没人，遂打了个寒颤。再上阁楼去找打地铺的郭长春，同样不见踪影，只留下一团铺盖卷胡乱堆在墙角。她下楼后腿便一软，失了魂似的，一屁股跌坐在门前，拍着大腿哭嚎开了。
“你不去看看屋里放钱的地方，钱还在不在？”旁人冷静地提醒玉华婶。
玉华婶慌忙起身去里屋检查箱子，哭声更大了：“哪还有钱，衣裳都给我翻了个底朝天！”
“这一定是珍珍那死女子干的，她才晓得钥匙放哪里。”玉华婶气急败坏，“等她回来，看我不打断她的腿！”
“你还指望她回来？她回不回来，由得她做主吗？”崔文兵拉着长脸，这个木讷的男人也开始掩面哭泣。
那些被玉华婶怼过的邻居们开始同情起她来，女人们言语安慰，男人们则帮着崔文兵想办法寻人。可那时出门都还是泥巴路，寻人谈何容易？众人问到郭长春老家住址，玉华婶这才抽抽搭搭坦白——正如大家所料，郭长春压根不是她的表亲，而是在外跑生意认识的，她架不住对方的花言巧语，两人早已成了情人。但玉华婶压根不知道郭长春老家地址，听他口音是广安一带的人，可广安那么大，上哪儿去找他？再说，郭长春长年漂泊在外，就算找到他家又有什么用？
崔文兵越想越气愤，老实人被逼到死角也会发怒，他拿起旁边的笤帚就往玉华婶身上招呼。玉华婶不躲不闪，哭嚎：“我做下的孽啊，你打死我好了，我不该活这个人！我现世报啊！”
我爷爷一把夺去笤帚：“你打她也没用，打死她，珍珍也回不来。”
珍珍以后命运如何，会不会被卖到外省给老光棍当媳妇？会不会沿街乞讨？不敢深想。大家心里都免不了捏一把汗。大家陪同崔文兵报了警，又自发地组织了寻人队伍，四处明察暗访，几天下来，精疲力尽，但一无所获。派出所那边也仅仅是了解情况登了记——郭长春是社会流动人员，不归本地管，崔家又无法提供郭长春的户籍信息，警察也无可奈何。
各家都有活要干，时间一长也就没人再张罗着寻人了。只有玉华婶和崔文兵两口子还在苦苦坚持，每逢赶集就去打听，不放过任何渺茫希望。
崔文兵偶然一次在县城碰到个口音很像郭长春的人，问及对方住址，那人说是广安九龙镇的。崔文兵回到家便收拾了两件衣裳，揣上积蓄，不识字的他到处打听路线，有车时坐车，没车时走路，一路跌跌撞撞，去到离家三百余公里的九龙镇。在好心人的建议下，他找到了当地派出所的户籍中心，请人家帮忙查询叫“郭长春”的人。户籍警翻遍花名册，倒是找出了两个，但年龄都对不上，再查，有一个年龄倒是相仿，不过不叫“郭长春”，而叫“郭长军”。崔文兵走了几里山路，一路打听到对方家里，结果那人却是个瘫子。
那时的车站，小偷和骗子成群，常常演双簧骗人，回程途中，老实巴交的崔文兵遭人下了套。他往车站去时，一个手里捏着个黑布包的年轻男子突然气喘吁吁追上来，自称捡到了大老板的钱包，里面有五千块钱，还把包拨开一条缝，露出一叠人民币，说要是崔文兵愿意“帮忙”打掩护，就分一半钱给他，不过崔文兵得拿自己的钱包做抵押。那时当地端“铁饭碗”的职工每月工资也就几十块，崔文兵系在裤腰上的布袋子里也就一百多块钱，是他靠双手编背篓、簸箕、筲箕、锅盖挣来的全部家当。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的事？年轻男人催促个不停，身后传来“割包儿”、“抓小偷”的疾呼，不容犹豫，崔文兵慌忙解下腰里的布袋子，换了那个胀鼓鼓的钱包。
年轻男人转身溜进了一条小巷子，崔文兵慌忙将钱包捂进内衣里。抓小偷的大老板旋即而至，崔文兵捂着钱包瑟瑟发抖，勉强稳住心神，指了个相反的方向。“嘿！二百五！”大老板咧嘴一笑，讥讽一句，露出满口烟渍黄牙，而后钻入巷子，也消失不见了。
崔文兵莫名其妙，老实站在原地一等再等，却迟迟不见年轻男人现身。他四下张望，见没人注意他，这才忐忑地摸出鼓囊囊的钱袋子，打开一瞧，哪有什么人民币？里面塞了一叠烂报纸！
那次回家的路，崔文兵几乎是一路乞讨走回来的，到家时人蓬头垢面。经此一遭，一家人，尤其是玉华婶，几乎没能再在村里抬起头。好事不出门，坏事千里行，珍珍跟着郭长春跑了的事，就连周围几个村也都无人不晓。玉华婶上街赶场，卖东西的人见她时笑脸相迎，等她一转身，几个女人便你一言我一语对着她的背影挤眉弄眼，满脸鄙夷。
5
一晃快两年过去。1988年初冬的一天，就在崔文兵和玉华婶对寻找女儿不再抱有希望时，珍珍自己回来了。她好手好脚的，人圆润了不少，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约莫也就一两个月大——这一下成了村子里的西洋景，住得稍远的人听到这荒诞消息，也找着借口来院子里串门观看。
郭长春倒是没有将珍珍卖给别人当媳妇，而是让她当了自己的媳妇，怀里的奶娃正是郭长春的儿子。珍珍说，郭长春在广东谋了个好差事，要带她一块儿过去赚钱，没空照看婴儿，抱回来让玉华婶帮忙抚养，承诺每月给两百块抚养费。
“鬼话！抚养费在哪？！”崔文兵脖子上青筋暴起，歇斯底里喊道。
“还没挣到，但生意已经联系好了，他有兄弟在那边挣了十多万……”
珍珍话没落音，崔文兵就扬起了赶牛的鞭子。先前嚷着要打断珍珍腿的玉华婶，一把护住女儿：“要打你打我，该死的是我！”
有邻居劝：“能完完整整回来已是万幸，她还不懂事，把她看紧点，不要让她再跑出去就是了。”
珍珍说，她是被郭长春送回来的，送到这边镇上，郭长春就不敢再往前送了，给她找了个顺路的拖拉机捎回了家。说回来，上次崔文兵去寻人的地点差点就找对了，只不过郭长春不住在九龙镇，住在武胜县，两地相距不过十几公里。
崔文兵撂下鞭子，风风火火往镇上赶。我爷爷怕他吃亏，一同跟了去。可两人把一条街摸排个遍，也没见着郭长春人影。
珍珍带回的婴儿嗷嗷待哺，她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皮包骨。玉华婶两口子气归气，也没法袖手旁观，再怎么样，这是一条人命，不是一只蚂蚁，眼前还喘着气，总不能扔野外吧。
那时我也还是个婴儿，玉华婶不时就把她这个小外孙抱来让我妈给喂几口奶水。后来，村里陆续有妇人生产，她到处转悠着找别家给孩子喂奶，一天来回奔波好多趟。等婴儿稍大一点，玉华婶就天天泡半碗大米，研磨成米浆，熬成浓稠的糊糊，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喂给小外孙吃。
珍珍被他们锁在阁楼上，不许外出一步。但百密总有一疏，有天她还是撬开木头窗户，借助后墙的核桃树跳下去，从家里逃跑了。
崔文兵这回有了线索，顺利找到郭长春的老家。可郭长春半瞎的老母亲守着两间破瓦房，眼神不好，说话也不利索，问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邻居直撇嘴，说郭长春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别看长得人模狗样，但自小不务正业，之前偷自行车还被抓走过两回，一年到头也不见人影，最近一次回家，还是在他爹“头七”时——他爹前两年得肺结核死掉了，郭长春怕他爹，不敢往埋人的林子里去，就在手里点燃一挂鞭炮，远远地扔到坟头上。
“这也叫养儿子？还不如养条狗，狗还通人性。”那邻居直摇头。
郭长春的老娘扶着门框，反倒哑着嗓子向崔文兵打听儿子的下落，央求崔文兵找到人后不要告官，给她送回来，她来教训——她怕独子死在外面，以为进了牢房就意味着吃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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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文兵再次无功而返，又断断续续打听了一年多，次次落空。可上天就像在戏弄玉华婶两口子，就在他们不抱指望时，珍珍竟然又和郭长春一道回来了，怀里又抱着一个男婴。郭长春还演戏似的，当着左邻右舍的面跪在院子里跟他们忏悔。
“我没挣到钱，但这几年也没让珍珍受苦，我喝稀她吃干，我要说谎天打雷劈！”忏悔完，他对着崔文兵和玉华婶赌咒发誓。珍珍也帮郭长春说好话，说他确实对自己很好，要不然上次就不会跑出去找他。
郭长春说，这次他带着珍珍回来，一是正式认亲，二是给孩子起名。他把两边家乡的地名拆了，组成两个名字，老大叫胜江，老二叫武通。当然，都是跟他姓郭。
崔文兵木讷归木讷，但毕竟不是真木头。那会儿我爸在镇上的国营单位工作，在村里人眼中是有见识的公家人。周末我爸回家，崔文兵神神秘秘把他拉到僻静处，让他帮忙写状子，说准备告郭长春拐骗少女。
我爸单位附近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农场，干活的全是旁边监狱被关押的犯人，大部分来自外地。他们开辟了大片土地，种植瓜果蔬菜，时不时会被放出来捡拾牛粪，个个拿着铁钩子，提着竹筐子，在乡村田野间穿梭，看似自由散漫，但没人敢逃跑。崔文兵说，郭长春这种人，告成了，至少得捡十年牛粪。
碍于面子，我爸敷衍着答应了，回头给我爷爷奶奶一讲，我爷爷厉声警告：“在外混的人你也敢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莫把工作搞脱了，对不起你爹！”（注：我爸的父亲是老红军）
我爸想了想，觉得我爷爷说的对，就不再管这事。崔文兵便又去找了乡镇，一个年轻工作人员为人仗义，听完他的讲述，义愤填膺，答应帮他写状子，但状子最终没写成——因为珍珍咬死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一直在强调郭长春对她的好，说是自愿跟郭长春走的，任由旁人怎么开导都无用。
玉华婶也有了松动，她认为生米已煮成熟饭，就算告了郭长春又能怎样？再说这事因她而起，别搞来搞去把自己也连带进去。她还想到，抚养孩子也需要郭长春搭把力，郭长春去蹲监狱了，两个娃娃咋办？他在社会上跑动，好歹还能指望他弄点钱回来，不然两个娃娃将来上学都是问题。
玉华婶与崔文兵商议，崔文兵坚决不妥协，仍在暗地里谋划要告郭长春。郭长春也觉察到异常，有天傍晚，我奶奶看着珍珍拎着一个小包袱，急匆匆地跟在郭长春身后，两人一起往屋后的公路上跑。玉华婶两口子正在山里砍柴，我奶奶丢下手中的活就去叫他们，玉华婶隔了好久，才懒洋洋地回应：“腿长在她身上的，随她去造孽吧！”
珍珍在外造没造孽大家看不到，倒是她扔下的胜江和武通，过得连留守儿童都不如。
6
我家乡到2006年才免除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此前，学费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我有一些同学，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多少识几个字，会写自己名字，不至于当睁眼瞎，而送子女上高中算得是重视教育了。
待到胜江三四岁时，玉华婶又开始出门跑小买卖，把俩娃留给崔文兵带。珍珍的弟弟小坤不是读书的料，上了一年初中后便辍学在家担任起舅舅的角色，天天带着俩外甥，要么在水田里夹黄鳝，要么在河沟里抓螃蟹，成天在田坝里舞刀弄棍，哼哼哈哈的。
家里缺少女人操持，胜江和武通围着裹满层层黑垢的罩衫，鼻涕挂在胸前，耳垂上吊着冻疮，手背覆盖着厚厚一层黑痂，不见本来肤色，活像两个小乞丐。不过玉华婶也无暇顾及俩外孙的形象，改卖水果的她，偶尔箩筐里会剩几个蔫巴巴的橘子，就分给俩外孙吃。
一个平常的夜晚，玉华婶没回家，知道她外出偶尔会在别家借宿，也就没人在意。但一连几天过去，玉华婶仍没回来，有人就说崔文兵：“你还是出去寻寻看，别在外面出了啥事儿。”
崔文兵去了玉华婶常去摆摊的几个乡镇，一个同样挑担做生意的女人说，先前玉华婶和一个男的在她旁边卖水果，两人守一个摊子，因争摊位，玉华婶还和她吵过一架。可最近两次赶集，玉华婶和那个男的都没来。
崔文兵像挨了锤的牛，耷拉着脑袋回到家，有人问起玉华婶的下落，他自嘲道：“女子跟人跑了，婆娘也跟人跑了，剩下一屋子全他妈男的。”
女儿和老婆跟人跑了，日子还得继续。崔文兵依然像往常一样编篾、种地，把编的篾和种的菜拿到街上去卖。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逢人也不打招呼，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不咋搭理。邻居们透过木格子窗户，看见他家黑黢黢的餐桌上长年累月都是土豆块、腌萝卜和发黑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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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岁时，胜江带着弟弟武通去上学，学费是崔文兵掏的——珍珍和郭长春跑掉后就杳无音讯了。
那时还是土公路，车辆少，很少有家长专门接送。偶尔一辆卡车扬起尘土经过，年幼的孩子们投掷石子追击，如同驱赶怪兽。胜江在教室上课，武通就在操场上和跟他一样没到入学年龄的小孩子们玩闹。
我上一年级时，胜江与我是同桌。有次，我妈打工带回一袋糖果，我喜滋滋地揣了几把去学校，胜江使出歪招，用胳膊肘压着我的书柜，说如果我想打开，就要用一颗糖去交换。一天下来，他吃的糖比我吃的还多，积攒了一捧糖纸向我炫耀。
十岁读四年级时，我曾被同学孤立了一段时间。那会儿我们都已住校，需要从家里拿米去学校蒸饭，每天把长方形的饭盒绑成一摞提去锅炉房。我找不到同学和我搭伙，又急又委屈，直掉眼泪。胜江挺身而出，把他的饭盒从绑好的一摞里抽出来，和我的绑在一起，我总算有了搭档，不至于饿肚子。天干旱时，学校没有自来水，大家拎着水壶去周围田野里打水，胜江也会帮我把水壶灌满。
玉华婶终于托人捎回消息，带口信的人说，她让崔文兵不要记恨她，她在崔家实在过不下去了，去了另一个县，和一个死掉老婆的男人在一起，她现在过得很好。我奶奶说，玉华婶是看到这边家里没啥指望，也没耐心给珍珍养娃了，何况那俩娃还是她情人诱拐她女儿结下的苦果，任谁也受不了。
7
小坤刚成年就跟着村里的长辈外出打工。老家的人打工一般都去上海、广东、北京这几个地方，去上海的最多。无论去哪儿，无非就两个出路——男的上工地搞建筑，女的进厂当流水线工人。
1996年，我爸从供销社下岗后也随村里人去了上海干工地。工地上熟人多，大家同住一间宿舍，小坤当时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工。下班后，大家聚一块儿喝啤酒，吆五喝六“炸金花”。小坤不参与，他埋头研究图纸，时不时地给老板提些建议，帮老板少走了弯路，节省了资金，颇得老板赏识。
2001年，我和胜江一同到十公里外的镇上读初中，住校，和小学一样在学校蒸饭吃，每周回家拿一次米和咸菜。我父母都在打工，家里条件略微好点，每周除了零花钱，还有额外两三块钱的车费，我有一半时间都会花上两块钱坐大巴车到学校。胜江没这个条件，他舅舅小坤偶尔也寄点钱帮衬家里，但主要还是靠他外公崔文兵支撑着，有时还需要借钱凑学费，等到秋收卖了粮食或年底卖了肥猪再还给别人。胜江从学校来回都走路，晴天时常常被飞驰而过的车辆弄得一身尘土，下雨天则被溅得一身泥。好些时候，我透过大巴车的车窗，看见他背着沉重的牛仔背包在烈日下踽踽独行。
初一的一个周末，我和胜江结伴回家，他告诉我，他的饭盒又丢了。在此之前，他已经丢了三四个饭盒，我也丢过一个——经常有高年级的学生不蒸饭，到了饭点就去锅炉房浑水摸鱼偷饭吃，学校当时也没有完善的制度来监管，只能呼吁大家保管好自己的饭盒，刻上名字，这等同于废话。
“那你又要叫你外公给买？”我问他。
“我不敢开口了，他们拿我的，我下周也去乱拿！”他恨恨地说。
那次，我不知道胜江到底是新买了饭盒还是去拿了别人的，直到看到他被崔文兵罚跪在院子里。
“我辛辛苦苦半辈子，到底是造的什么孽，养出你们这些簸箩货（不省心，不争气的）？”崔文兵不顾旁人劝，抡起竹条子就抽胜江，“小来偷针，大来偷金，还嫌家里的脸丢得不够多？”
后来我听说是“天棒”的儿子看到胜江拿了别人的饭盒，他与胜江同宿舍，回去给他爸讲了这事，“天棒”藏不住话，在路上遇到崔文兵，拦住他问：“嘿，你家胜江在学校当老大你晓得不？饭都不用自己蒸，端现成的吃。”胜江挨了他外公一顿好打，“天棒”还幸灾乐祸地说：“这一家子人不简单，个个都有特色。”
“天棒”固然可恶，但他儿子偏偏是个好学生，成绩向来优异，奖状糊满墙。过后我有点打抱不平，问他：“你为啥要讲这事呢？害得胜江挨了他外公一顿板子。”他说他也没料到，他只是在给他爸反映学校锅炉房的混乱现象，早知这样就不讲了。
第二年，小坤在上海被老板提拔成了工头。再后来，他也开始承包项目，年纪轻轻就成了小老板，好些村里人都在他手下干活，往家里寄的钱也多了。家中条件逐渐好起来了，胜江却不愿读书了，一是觉得浪费钱，二是确实学不进去，考试科科不及格，英语才考十几分。我问他，你舅舅可以供你们念书，为啥不继续读呢？他说念书就是活受罪，他宁愿在家干活。
崔文兵不同意胜江辍学，让他再怎么样也要等拿到初中毕业证。崔文兵拿着棍子像赶牲口一样把胜江往学校赶，爷孙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大路上，眼见离学校还有一两公里，崔文兵这才折返，却不料刚进院子，又见胜江先于他回来了，书包扔在屋檐下，爬窗子进了屋，估计是抄小路回来的。
武通和我一个堂妹同班，比我低两届。我初三时半个月放一次周末，有时我爷爷奶奶会让他们给我捎些吃食来学校，如果捎来的是饼子，我就分一两个给他们，但武通一般都不接，像个男子汉似的摆摆手，跑远了。
堂妹说，武通在追一个比他高一届的女生，女生家住街上，家里开照相馆。武通给女生写情书：要问我对你的爱有多少？就像边上河坝里的沙子那么多，数都数不清。女生收到信看都没看就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女的，拆开看了后眼泪都笑了出来，又把信交给武通的班主任，武通的班主任让他当着全班朗读，武通读了。
我问堂妹，武通尴尬吗？堂妹说，他尴尬才怪呢，他还边读边笑，故意抑扬顿挫读得绘声绘色，惹得全班鼓掌叫好，把班主任气得够呛。
8
珍珍丢下襁褓中的武通第三次离家出走时是在1991年，我们这群后来和两兄弟一块儿长大的小伙伴，那时要么还是婴幼儿，要么还没出生，对她自然没什么印象。
那天，回到家的珍珍哭完，抬眼望我们。有一瞬间我和她目光相对，因陌生，我喊不出“姐”，想必她也不认识我。胜江和武通在自己妈妈前面也像陌生人，拘谨，羞涩，不知所措，并排坐在板凳上抠手指，低头用棍子来来回回刮鞋帮子。
回来后那段时间，珍珍帮着俩儿子洗衣服，做饭，也不提她和郭长春的事。大家也不便过问，只说一些面子上的安慰话：“回来就好，好好陪陪你爸，你看娃娃都快长大了，再过几年娶了媳妇，你又该享福了！”
正当大家以为珍珍要永久留下来时，她又悄无声息地走了。胜江后来说，他妈在外面还有一个家，但男的不是郭长春，他们早不在一块儿了——珍珍第三次和郭长春逃离老家后，一直在外漂泊。他俩去过广东，去过上海，在山西运城搞过煤矿，最后落脚西双版纳。郭长春干的都不是正经勾当，被抓过好几回。珍珍继续怀孕，在逃离抓捕的路途中流产过两次，后来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娃，前一个送给了山西的一对夫妻，收取了一千块“营养费”，后一个在公厕生的，还没足月，脑袋只有鸡蛋那么大点，气若游丝，顺势丢在公厕门口，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捡走，最终活下来没有。
郭长春在云南加入了贩毒团伙，被警察四处搜捕，躲在大山里、涵洞中不敢露面。珍珍害怕，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她负气跑了出来，沿着公路走了大半天，傍晚终于到了城里。她像乞丐一样流落街头，去一家饭馆讨要吃食时被老板娘收留，在店里帮忙干活，才算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珍珍后来的婚姻就是饭馆老板娘撮合的，男方也是四川人，年龄比她大十来岁，对她也体贴。珍珍给那男人生了个儿子，如今已到入学年龄，她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户籍的事——大人没领结婚证，小孩没户口上不了学。
胜江两兄弟对妈妈似乎没多少感情，他们向旁人讲述时，一直称呼珍珍为“她”，而不是“我妈”，有时胜江讲岔了，武通就在一旁笑嘻嘻地纠正他哥，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他们对自己的生父郭长春也没好感，称呼他为“那个人”。说到郭长春贩毒时，武通毫不在意地说：“那可是要吃枪子儿的，搞不好他早死球了！”
但他俩却维护着玉华婶，每当邻居问起时，他们还是坚信“外婆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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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二那年暑假，问武通准备上哪个高中。他笑笑：“我咋可能考得上高中哦？我准备去学开挖（掘）机。”他说舅舅可以赞助他学费，他主动提出要给舅舅打借条，说以后开挖机挣了钱还他：“还是要给自己定个目标嘛，这样不行就搞那样，总有出路。”
下半年，武通兴冲冲地去了一所技校，只待了几个月就回来了，他说那学校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还要读三年，挖机哪用学三年？纯粹就是骗钱。他说不想学挖机了，准备在县城找家修车铺给人当学徒，没工资，但管吃住，等于免费学技术。小坤和崔文兵不置可否。最后倒是胜江对学挖机产生了兴趣，找了个短期培训学校学了几个月，同样是他小坤给出的学费。
辍学的武通一边当学徒，一边和他初中时加入的帮派兄弟伙打得火热，兄弟伙有的在读技校，有的是无业游民，靠偷盗、抢劫或帮人“平事”混饭吃。帮派的老大放高利贷，雇佣这帮小弟去跑腿催收。武通时不时骑着摩托车四处去催债，态度蛮横，威胁甚至殴打对方。有次他跟人发生冲突，操起一根带钉子的木棒把人肩胛给划拉了一条大口子，旁人报了警，伤者被送去医院缝了十几针，武通一伙人被拘留了半个月，他也因此丢了修车铺的学徒工作。
小坤在电话里对武通破口大骂，崔文兵年岁大了，也无力再管教他，只能让小坤带他去外面吃点苦头。据说小坤体罚起外甥来毫不留情，罚武通顶着四十度的高温搬钢筋，旁人实在看不下去，怕武通太稚嫩扛不住，强行将他拽回宿舍休息。村里人都感慨，崔家幸好出了小坤这么个顶梁柱，才把这个摇摇欲坠的家给撑了起来。
小坤确实争气，他自己挣钱给家里盖房子，改善生活，自己解决了婚事，又不遗余力地帮扶两个外甥。连崔文兵也说，要是没有儿子，这个家都不晓得要散成啥样，尤其是外孙武通，还差点成了“郭长春第二”。
9
2018年，玉华婶回来崔文兵身边——算下来，她在外跟别人过了二十来年。
此时崔文兵家里早已不似当年那般毫无希望，四十出头的小坤，正是年富力强，在当地承包建筑工程。为给孩子上学提供更好的条件，他在县城买了一套四居室的商品房，平时他老婆在城里给孩子做饭，周末才回村里。当初他结婚时盖的楼房已翻盖过一回，又加了一层。
胜江挖机学成之后，一直在老家干这行，2014年结了婚。武通跟着舅舅在外面干了几年活，又一同回了老家搞建筑。他性情变得沉稳了，跟当年的那些混混划清了界线。2015年，他和一个初中同学走到一起，对方是独生女，武通做了上门女婿，婚后在老丈人的运作下，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玉华婶的归来，让全家人很欣慰，大家都觉得崔文兵算是熬出头了，可以踏踏实实过几年好日子了，可他却患了癌——一开始崔文兵以为是小病，大家也没在意，崔文兵就去街上诊所打点滴，直到他被小坤强行带着去市医院做了体检，才知道是肝硬化转肝癌。
崔文兵在外住了一段时间院，开了一堆药，又回到家里。那会儿，他精神状态尚可，依然有力气编篾。我家打水井，他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但体力明显不如以往，用铁锹铲土时大汗淋漓，面容惨白，我奶奶见状，赶紧把他送了回去。之后他病情迅速恶化，两三个月后，只能成天躺在床上呻吟。
2020年冬，我回老家，我妈拾掇了几样吃食，说：“走，跟我去老院子看看你兵叔去，他恐怕日子不多了。”
我家90年代中期重新申请了宅基地盖了新房，率先搬离大院子。此后，邻居们出外打工赚了钱，也都在村里其它地方陆续盖了新房，过起单家独户的日子。早年紧密围抱成一个圆形的大院子，东一间西一间地拆毁，出现了数个豁口，变得七零八落，像风烛老人口中的残牙。
我家早年使用的石水缸仍卧在原地，里面蓄了半缸雨水，缸沿爬满青苔，一些微生物在水中漾出细微涟漪。曾经的厨房，如今长出碗口粗的树木，若非周围还有几块没完全拆除的地基条石，都看不出曾居住过的痕迹。
整个大院子，如今独剩崔文兵家的老瓦房孤零零地矗立在角落里，作为当年热闹的唯一凭证。老瓦房成了危房，不住人，房梁上搭着晾干后用来喂猪的红薯藤，屋檐下堆放着柴草等杂物，上面覆盖着残破的蛛网。我特意沿着阶沿走了一圈，想找找童年的回忆：那株高大的“勺儿树”到哪去了？墙壁背面用毛笔画的那只活灵活现的鸽子还在不在？愣神间，我妈唤我：“有啥好看的，怪阴森的，快走。”
我有点惊讶，当年看上去那么高大宽敞的房子原来那么矮，那么小，那么灰头土脸，屋檐也那么窄，一步就跨出了头，儿时爬都爬不上去的石台阶，如今还不够一步跨的。人老了会萎缩，房子好像也是一样。
小坤的楼房在他家老瓦房侧面，那扇集体生产时遗留下来的大磨盘还在，上面倒扣着一个簸箕，磨盘另一边晾晒着几双球鞋。三十多年前，郭长春就是在这个磨盘上给珍珍看的淫秽扑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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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华婶和崔文兵住在三层楼房的第二层，楼房侧面搭了个灶屋，方便烧柴火——烧惯了柴火的老年人，即便住进新式楼房，仍不习惯使用家电烤火做饭。
我妈走在前面，手上拎着食盒，人还没跨进院子，里面的狗先吠了起来。玉华婶在二楼阳台晾衣服，看见我们，慌忙下楼拿竹竿驱狗，把我们让进灶屋。时值腊月，天气寒冷，玉华婶抓来一把柴草，火塘里尚有几点火星。
“才去给他洗了个衣裳，火就熄完了。”
玉华婶摸出打火机点火，我妈捉住她手腕：“别忙活了，我们穿得厚，快带我们瞧瞧病人去。”
二楼卧室的床榻上，崔文兵面无血色，脸颊凹陷，颧骨高耸，但尚有意识。见到我们，他支着棍子一样的手臂挣扎着要靠起来，被我妈按下了。
“他现在开口说话都难，米饭是吃不进去的，天天喝点奶粉，吊着命。”玉华婶一边说，一边端起旁边的搪瓷缸，用吸管搅了搅，送到崔文兵嘴边。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一罐中老年奶粉。屋里还算清爽，没什么异味。
“你收拾得很是整洁呢。”我妈环顾四周，又伸手摸了摸褥子，“床上也暖和，用的电热毯么？”
“身上一点火力都没有，不用电热毯都是冰的。”玉华婶悲戚回复道，“疼呀，造孽呀，整宿疼得睡不着觉，一晚嚎到天亮，就白天才安静一点儿。”
“那医院是咋说的呢？”我妈问。
“还能咋说？这病就是在拖时间了，县上市里到处拉来拉去也老火，他自己也遭罪，就想回来将养着，死在家里总比死在外头好。”
玉华婶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她年近七十，白发散乱，一只耳朵丧失了听力，脸上爬满皱纹，成了苍老妇人，早已褪去昔日的光彩。如果不知晓她先前的经历，单看眼前她尽心服侍崔文兵的场景，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对相携走过几十年、再普通不过的老夫妻。
从玉华婶家出来，我感到一阵悲凉和压抑。我想到胜江和武通，问我妈，两兄弟常回来照看他们外公吗？我妈说，倒是隔三差五回来，回来又能怎样，大包小包拎回来，吃的吃不成，穿的穿不上，也只能在床前干看着。
“看看也挺好了，至少床前有人走动，也不枉费养育他们一场。”我说。
“就是嘛，图个欣慰。”我妈说，“崔文兵这辈子图个啥？你玉华婶做的孽全给他受了，辛苦半辈子还得了癌症，真当是老天不开眼，好人命不长。”
10
崔文兵没能挺到过年，腊月廿八断了气。好在当时珍珍夫妻俩也回来了，亲人们都在身旁。遵照老家习俗，人落气时要点燃一挂鞭炮。崔文兵家的鞭炮是晚上9点多响起的，那时大家还未入睡，听到鞭炮都知道他走了。
那年春节，崔文兵的家人是在悲痛中度过的。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小坤还是伏在灵柩上痛哭不止，旁人去安慰，他就说：“我爸这辈子好苦，一天福都还没享过。”但他没时间沉湎于悲伤，一堆事等着他这个主心骨去安排。
胜江、武通也红着眼圈帮着舅舅支应着里里外外。珍珍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小板凳上发愣。四五天后，崔文兵下葬，我爸帮忙去抬棺，说只感觉到柏木棺材的厚重，感觉不到人的重量。
丧事过后，玉华婶也逐渐敞开心扉，向旁人聊起她离家二十来年的经历。
她管那个男人叫“张司”，因为他的职业是乡镇上的“支客司（主持红白喜事的司仪）”，老婆死得早，留了两个女儿。玉华婶过去时，两个女儿都是半大姑娘了，不太服她，长大后也不咋待见她。等张司去世，玉华婶失去唯一的依傍，更是受了不少窝囊气，用她的话说，还不如一个长工。念及自己有亲骨肉，何必受外人窝囊气，这又才重新回来投奔儿子。
刚回来时，小坤在气头上，也曾直言：“这里没有你的功劳，我们需要你时，你在哪里？你在替别人养孩子！”言外之意，还是喊她回张家去。崔文兵就在旁边斥责儿子：“闭嘴！想要赶你妈走，也把我一块赶出去！”
后来小坤与旁人聊起，也心疼自己母亲：“她再不像话，老天让我给她当了儿子，我姐自顾不暇，我不管她哪个管？”
崔文兵去世后，玉华婶像变了个人，说话做事愈发迟钝。别人叫她，她半天才回过神，问她东，她回西，耳朵愈发聋得厉害，叫人不禁怀疑她是否全聋了，只靠嘴型猜测别人在问什么。旁人议论，说玉华婶这或许是老年痴呆前兆，以后小坤服侍老娘，恐要遭些罪了——村里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经常把大小便拉在沙发上、床上，还把排泄物涂在墙上，拿棍子打人，自己却浑然不知，让家人苦恼不已。
但玉华婶并没如大家猜测的那样，她的生命戛然而止：2021年八月的一天，儿媳见她早上十点多还未起床，就去敲门，见她没回应，儿媳顿感不妙，打电话叫回小坤。两人撬开卧室门，只见玉华婶脸朝下趴在地上，脚上穿着一只鞋，另一只鞋在头旁边的地板上。两人大声疾呼，玉华婶无半点反应，抬上救护车时人已没了生命迹象。但小坤还存有希望，不相信母亲这么快就去了，执意要进抢救室，救护车一路呼啸着进了县医院，医生一看，说，人都凉了还抢救啥？回家准备后事吧。从医院拉回家来，玉华婶的身子已僵硬，衣服脱不下来，几个女人只好拿剪刀把衣服剪成碎片，才算完成清洁，给她换上寿衣。
我们本地流传着一种“犯重丧”的迷信，即去世的时辰犯冲，前一个人去世不久，就会有家人跟随而去。阴阳先生说，崔文兵去世时没找人测时辰，才让玉华婶没躲过这场灾难。但根据玉华婶去世的现场情况，医生推测是突发脑溢血或高血压昏迷加上抢救不及时导致的。不论怎么说，斯人已逝，安排后事要紧。
次日，珍珍赶了回来，一家人商议后，把玉华婶的丧事外包给了殡仪公司。老家如今还保持着土葬习俗，炎炎夏日，要等待下葬吉日，遗体极易变质，阴阳先生测的下葬吉日是一周以后，只有殡仪公司才提供冰棺租赁服务。可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久旱不雨，导致限电，只能在每晚照明两小时，白天一律断电。无奈，一家人只得将玉华婶的遗体移出来入殓到木头棺材内。一两天后，玉华婶家的院子弥漫出一股难以描述的臭味，棺材缝隙里渗出黄色液体，一直漫到外面的台阶上。珍珍端来草木灰覆盖在上面，不一会儿，灰被浸透，珍珍就再默默地添上一锹。来往吊唁的客人不愿多待，饭都不吃就匆匆告别了。
崔文兵下葬时，家人特意在旁边留出一个空位，用于以后安葬玉华婶。玉华婶当时强烈反对，说她这辈子欠崔文兵太多，两人也没有感情，不想同他合葬，最好是隔得远远的。一番商议后，家人选择遵循逝者意愿，另择了一处坟地，让玉华婶和崔文兵的坟地遥遥相望。
玉华婶下葬后的第三天，珍珍就离开了。这次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叛逆的逃跑少女，她是回自己的家。父母相继过世，也不会再有人寻找她了。她走的那天清晨，她弟弟小坤和大儿子胜江送她去车站，路过我家门口时，我妈出来跟她说了几句宽慰话。她勉强挤了一丝笑容，眼角遍布皱纹，头发也已花白，在八月的暑热里，像覆了一层薄雪。
后记：
这次胜江为小儿子办满月，我妈被邀去帮厨，回来后对他们一家人赞不绝口。珍珍也早早赶了回来，同她现任丈夫一起帮着料理喜事。
我妈不无羡慕地说，胜江争气，房子盖得好，人缘也好，“这回光份子钱就收了二十多万”。珍珍看起来也不像玉华婶去世时那么颓丧，她头发染黑了，脸上擦了粉，耳朵上吊着金耳环，一看倒是年轻了好几岁。她喜笑颜开地招呼客人，就像女主人。她跟村里妇女闲聊，翻开手机展示她的抖音，里面有一家人出游的照片——胜江带她去参观了五彩斑斓的溶洞，她在米仓山漫山遍野的红叶中笑靥如花。
我妈感慨，人的命运哪里说得准？大家当初像看猴戏一样看这家人，没想到，现在村里就数他们家过得火红。谁能想到，珍珍的晚年倒还活舒展了。
的确，命运似乎跟这家人开了个玩笑，带他们偏离轨道兜了个圈子，又重回正轨。珍珍从一个十几岁的离经叛道的少女，变成了年过半百的家族长辈。那些荒唐往事，都将埋进黄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