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工地保安之前，他曾是心怀警察梦的尖子少年成为工地保安之前，他曾是心怀警察梦的尖子少年

1

这间三十多年前的老瓦房——一间灶房并一间卧房，孤零零矗立在村口。屋后是一片茂密的山林，通往林中的小径因这家人的离开早已湮灭。屋前三条大道，分别通向县城和另外两个村庄。待到逢年过节，这三条道上行人稠密，车辆络绎不绝，三道交汇处，立着一个红军精神主题的暗红色候车亭，地上堆着瓜子壳和踩扁的烟头，无人清扫。

瓦房在路边空置多年，早该坍塌了，多亏有户籍占着，默认有主人在。几年前，村里进行危房改造，依照规定也给这两间瓦房加了固，把几面墙用木棒撑住，给外墙刷了一层雪白的石灰，在旁边新建了冲水式卫生间——卫生间从未有人使用过，藤蔓顺着长期敞开的门和窗户钻了进去，覆盖住了地上的瓷砖，久而久之，成了蜘蛛、竹节虫、壁虎的栖息地。

这是我早年的同学杨靖的家。

去年暑假，黄昏时分，我散步到他家的三叉路口，特意跨上一道塄坎，围着房屋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给他发了过去。

“你好久回的老家？”不到一分钟，杨靖回消息过来，“谢谢你去看我的家。”

“我也只是顺便路过。你这屋檐下，咋还放着锄头和撮箕？”

“没人住呗，村里人种地搁那儿方便。”

过了一会儿，他又让我房前屋后给他拍个视频，屋两侧肥沃的土地被相距不到两百米的邻居给耕种了，地里是大片的玉米，农具应该是邻居放的。

“你家田地被人种了。”

“总比荒芜好，荒久了，蛇都要往屋里钻。”

我们又闲聊了几句，问到工作，他开始变得不着调，笑嘻嘻地说：“白天工地搬砖，晚上当保安，凌晨跑摩的，全年无休……”

“你说屁话，三四十岁还不落实。”知道他在戏耍我，我没好气怼道。

他拨来语音通话：“好了，刚逗你玩的，我说正经的，我以前在干工地，后来不是受了伤没法干重活吗？就来浙江这边当保安了，三千一个月。”

“三千一月？够你养两个小孩吗？”

“小孩有岳父母照管，我不用操心。”

“那你总要回来盖个房子嘛，一直漂着，回来只能落脚你岳父母家。”

“盖房子的事交给国家，村上不是把我家房子保管得好好的嘛！”他打了几个哈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几乎每句话里都夹杂着一两个不雅的口头禅。

“你咋变得这么粗俗了？”

“我要那么文明有卵用？我他妈本就是个粗人……”他继续出口成脏，嘻嘻哈哈，满不在乎。

挂掉电话后，他给我发来一段自拍视频，视频中他穿着安保工作服，胡子拉碴，眯缝着眼吐着烟圈。他晃动手机，背后现出一片建筑工地：“老子说在当保安你还不信，哄你搞锤子！”

他的语气随意，腔调越来越像他爸杨勇华——不是刻意言语粗鄙，显然都是他习以为常的用语。

但二十年前的杨靖，不是这样的。

2

杨靖的爸爸杨勇华，中等个头，脸上沟壑纵横，眼神如鹰隼般犀利，像极了影视剧里的反派。他常梳个大背头，油光水滑的，脸上挂着怪诞的不怀好意的笑。他爱往妇女堆里钻，爱出风头，得了个绰号“天棒”——在我老家，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杨勇华年轻时也确实为人诟病。他先是与村里一个丈夫在外务工的妇女暧昧，经常扔下自家的活儿去对方家献殷勤。两人一路去赶集，为掩人耳目，相约天不亮就出发，一边往拢里走，一边窃窃私语，却不料让早起闲逛的人给瞧见了，而后传遍村子。

后来，那家男主人务工回来了，杨勇华很少再上门去了，转而又和另一个丈夫在县城打零工的妇女好上了，三天两头往人家里跑，一去就是半天。这家女人有两个女儿，一心想要生儿子，中途还丢掉过几个女婴，四十多岁时最后一次怀孕，终于天遂人愿生下男孩。村里人传言，娃娃是杨勇华的，杨勇华也毫不避讳，涎笑着说：“就是老子播的种！”

后来，随着小孩长大长开，眉眼跟他亲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杨勇华的丝毫特征，谣言不攻自破。旁人拿杨勇华开涮：“你看，幸好你身体跟不上趟，要真长得像你，我看你脱了不爪爪（干系）。”

跟杨勇华好过的这两个女人，都多多少少占了些他的便宜，他赶集会捎些果子、零嘴送给对方，或帮对方赶在下暴雨前把麦子抢收回家。她们的丈夫在外务工，即便有谣言传到耳朵里，回家一问，只要女人摆出泼辣架势，一哭一闹，便熄了火——毕竟没有捉奸在床，杨勇华说话又总是虚虚实实，有故意显摆的嫌疑，他们也就懒得跟一个二流子计较，当吃了个口头上的哑巴亏。

杨勇华的妻子王树果是个半聋哑，跟她说话几乎要对着她耳朵吼，她也不太能说出完整的话，张嘴都是嘤嘤嗡嗡的，与人交流起来十分费劲，村里人背后都叫她“聋子”、“哑巴”。杨靖小时跟我们说，他妈妈兄弟姊妹众多，小时候得了脑膜炎无钱医治，发高烧落下了残疾，好在只是听力障碍，智力并未受损，大人们为此还感到庆幸。

这个任劳任怨的女人，长年累月在房前屋后忙活着。她身形瘦小，却有着相当大的力气，背上百斤的柴禾一口气爬一面坡，半扇猪肉往肩上一扛一路小跑就送回了娘家，一般男人都望尘莫及，只能在其背后啧啧称奇。对于丈夫的风流韵事，她表现得很迟钝，也有人说她是慑于丈夫的淫威，因为看见过杨勇华扯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地上掼。

杨靖有个妹妹叫春娟，比他小四岁，生得聪明伶俐，乌黑的大眼，漆黑的头发，说起话来柔声细气。春娟出生时，杨家被罚了几百的款，王树果娘家出了一些钱，才算保住了这个女娃。杨勇华逢人便说他女儿是钱买来的，对春娟比对杨靖更宠爱，再没钱也要给春娟买裙子穿，买花卡子戴。可惜春娟三岁时跌进了烧得正旺的火塘里，被捞起后已烧掉了半边头皮，伤及左侧的额头、部分脸颊以及耳朵，伤愈后留下一大片光溜的疤痕，上面爬着条条白纹，像一条条蚯蚓。她左边脑袋再没长出头发来，左耳朵也萎缩得像一枚小贝壳，读小学和初中时，没少遭同学围观和嘲弄。

90年代中后期，杨勇华出外打工后也跟大家一样买回了录音机，他特意买了高音喇叭，绑在屋前田埂边的电线杆上，居高临下，乌拉乌拉的，对着几个村子从早唱到晚。在地里薅草的、在山里放牛的，天天听完《九九女儿红》又听《九月九的酒》，听完谢晓东又听刘德华。那会儿经常停电，在外干活的人判断家里来没来电，就靠杨勇华家的喇叭唱不唱。

除了放磁带，杨勇华还时不时搞点幺蛾子。比如，杨靖和春娟明明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喊一声就能听见，他也要通过高音喇叭喊，让几个村子都听到：“杨靖、春娟儿，赶紧回来吃饭，你妈妈炖了猪蹄膀！”过两天又喊相同的内容，村里人都打趣他：“你家杀的过年猪有多少只脚？咋个永远都炖不完？”

村里有户人家的鸡被偷了，怀疑是杨勇华干的，因为整个村子“就数他最像贼娃子”，但没有证据，只能在背后咒骂，之后有人便在杨勇华家附近的石头背后发现了一堆鸡毛。我家的白菜也遭人偷过，一地白菜被人砍去了一半，地里还留有新鲜脚印，我爷爷也怀疑是杨勇华干的，因为过后有人讲，那天他在集市上碰到杨勇华正在卖白菜，而他家并不种菜。

杨勇华贼名在外，杨靖和春娟的生活似乎没受什么影响，一家人快快乐乐。就算旁人议论，王树果也听不到，省了不少烦心事。

3

杨靖比我大几个月，我俩从幼儿园便同班。上小学时，他同他一位长得高壮唬人的堂哥，是班里的“哼哈二将”，上课搞小动作，下课欺负女同学。他们曾把包着唾沫鼻涕的纸塞进我的书包，往胆小的女同学头发上扔苍耳，偷偷把女生扎头发的橡皮筋剪断，把沙包里的米糠倒出来塞上小石子……他们乐此不疲地捣蛋，令老师头疼不已，久了索性睁只眼闭只眼，挨欺负的同学只好自认倒霉。

调皮归调皮，杨靖的成绩倒是一直不错。村里的孩子们大多上的是村小学，我家和杨靖家都在村口的公路旁，去乡里上中心校要更方便，一公里的距离也不算远。村小学只有一二三年级，四年级之后要合并到中心校来。所以我们四年级时，学生数量陡然翻倍，分成了两个班。那年，调皮捣蛋的堂哥被父母带去了务工的城市，杨靖开始奋发图强，到小学毕业一直是两个班的第一名。

杨靖尤其擅长数学，像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考满分。当大部分同学还跟不上课本的进度时，他已经开始钻研下学期的题型了。偶尔他还被老师推荐去参加比赛，大都能捧回奖状。当时中心校的教导主任也是我们村的人，他厌恶杨勇华的不着调，但很喜欢这个学生，跟村里人聊天时说：“咱们村的孩子，穿得好的唱孬戏，穿得孬的唱好戏。”他生怕杨靖突然堕落，白白浪费了天资，所以杨靖每次犯错时都叫他去办公室加以教育、规劝，必要时进行敲打，让杨靖始终处于不敢越界的警醒中。

因儿子成绩优异，杨勇华更有了吹牛的资本。他说自家祖坟真的是冒了青烟，又吹自己当年盖房子选址选得好，三叉路口，这不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条长龙上九霄”么？儿子属龙，就是那条一飞冲天的龙。别人家孩子得了奖状贴屋里，他要张贴在大门外，红红黄黄贴了一大片，故意让人看见。没家长在场时，他经常逗弄取笑那些考低分的孩子：“你这回又考了几个鸭蛋？”

五年级时，我和杨靖发生过一次肢体冲突，他一拳打在我鼻子上，我鼻血止不住地流。我奶奶领着我去他家讨说法，杨勇华不在家，王树果一边嘤嘤嗡嗡地骂儿子，一边打来盆水用土办法给我拍后脑勺，把一盆水都染红了。鼻血好不容易止住了，半夜又开始流，我爷爷又二次上他家讨说法，杨靖被他爸从睡梦中拎起，狠狠踹了几脚，第二天走路都一瘸一拐。

那件事后，我们彼此记恨，好长时间没说话。

等到去镇上读初中，我和杨靖重归于好，他在我隔壁教室，周末我们常结伴回家。小学教导主任先前的教育没白费，杨靖肉眼可见变得文明起来，很少再说脏话，凡事学着以理服人。他竞选班干部，如愿当上学习委员，还和班里另一个男生暗自较劲争考第一名。他说自己每天五六点就起床，在宿舍走廊的路灯下背英语单词，冬天也不例外。

“我现在就一个目标，考重（点）高（中）。”一次，他放学路上对我说。

“然后呢？以后想干啥？”

“警察——我从小就有这个念头，以后想成为一名警官。”他站在石板桥的浓荫里，脚下是潺潺流水，蓦地转头盯着我说这话时，郑重其事得像个大人。随后，他又调皮起来，对准我比了个“biu”的手势。

“我又不是坏人。”我抬手打掉他的手，“二火神（玩笑话，不正经的意思）！”

“我说真的，你看我那个家庭，我爸，唉，不说他了！我妈又是那个样子。”他顿了顿，弯腰扯起桥头的扁竹根在手上绕来绕去。“我只希望，从我这一代起，家里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至少，光明磊落！”他将扁竹根扔进溪水里，一字一顿地说，费了好大力气。

看来，对于自己父亲那些并不确凿但十有八九的小偷小摸行为，杨靖多半是知道的。渐渐懂事后，他大概也对杨勇华的行为感到不齿。

“没得背景，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读书一条路。”他说，“还有，我以后还想帮扶下春娟，多少拉她一把。”

春娟那会儿在乡里读三年级，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我说：“你想得太长远了。你妹妹除了外貌受了些影响，其余都是正常的，长大不一定会比你差。”

“你认为这个社会不看外貌啊？我是怕她以后工作都找不到，成绩再好也没用。”

那天，就我和杨靖两人同路，他穿着白衬衫，背着黑色双肩书包，干净清爽。中途，因为口渴，我们去一户人家里讨水喝，门虚掩着，屋里没人，我们从缸里舀了水，喝完又蹑手蹑脚地把门给扣上。

“像在做贼。”我说。

“你看，那边两人是不是这家主人？”杨靖指着不远处林子里埋头干活的两人，“我去给他们打声招呼呢！”

“别，先斩后奏，别人真会把我们当贼……”

话没说完，他已丢下书包奔过去了，回过头，我瞧见那对朴实的中年夫妻手撑锄把，正笑吟吟地赞赏地望着他。

“我就说吧，非但没误会，人家还觉得我讲理。”他有点得意。

4

初三分班，每个班的前几名汇聚到了一起，我和杨靖又同班了。在尖子生扎堆的实验班里，杨靖依旧名列前茅、游刃有余，而我则排名靠后，压力山大。

有次，我跟杨靖说感觉自己跟不上，想重回普通班。

“怯弱！你就这点出息？普通班的好学生都走了，你以为老师还会管？”他神情严肃，训斥我，“升学指望的是实验班，你没看到其他班，天天上课躺倒一大片，全在睡觉。”

“唉，我本来就比你差一截。”

“好不容易分出来，你又回去原来的环境，才真的是把自己耽误了！”他开始气急败坏，恨铁不成钢，“你哥没考上重高，你好歹把这个当成目标，宁做凤尾，不做鸡头。”

初三下学期，进入复习阶段，三天两头考试，我因心理压力过大，最终还是从实验班退了出来，搬到了隔壁普通班。

2003年6月，临近中考，天气闷热，教学楼前的几株杨柳在烈日下蔫巴巴地耷拉着，知了趴在树干上叫得有气无力。狂欢与紧张，两种氛围在校园里弥漫着、发酵着，毕业班的学生都在等待不久后人生路上的首次宣判。

普通班里的大部分人早已无心学习，上课不是听歌就是睡觉，或在桌子下摸扑克。谈恋爱的成双入对，在课堂上无所顾忌地依偎在一起，一人耳朵里塞一只耳机听歌。班主任甚至说：“不想待在学校的可以请假，统统批，到了考试那天再来。”

“你有把握不？”杨靖问我——他指的是上重高。

“悬，实在不行就二中得了。”我回他。

本来我已经笃定自己上不了重高，没想到，接下来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几天后，我和杨靖在考场碰面，好巧不巧，我和他还是同一间考场的前后桌。我是最后一排，紧贴后门，后门被关严并抵住了。杨靖在我前面，他旁边的窗户也被报纸糊住了。

“你这个位置才好。”杨靖狡黠地一笑，“作弊都没人发现。”

我白了他一眼。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把试卷拖着，你懂的。”

“数学确实有需要，你知道我最怕数学。”

很多年后，我依然觉得那次中考巧合得有些不可思议——那场令我最头疼的数学考试，恰逢是村里的一个熟人老师监考。杨靖肆无忌惮地把试卷拖得老长让我抄，我也懒得思考，他做一页，我抄一页。过后，那位监考老师拿起我俩的试卷作对比，俯身轻声对我说：“不要一模一样，改两道题。”

那年中考，我们镇初中只有二十多人被县里的重高录取，杨靖排名第二。得益于令人不齿的作弊，我以高于普通班第二名六十多分的成绩，也如愿考进县一中——普通班就我一人考上了重高，其余的人不是去读了职高或各类技校，就是辍学了。

除了我、杨靖和那位监考老师，没有别人知道我考上重高的内幕，杨靖也从未对外说过这事。后来我想，如果没有那次他对我的“帮助”，我肯定只能上县里的二中、三中，教学环境与一中云泥之别，以后能否考上大学都是未知数。曾有一段时间，我视杨靖为恩人，总说要请他吃饭，杨靖对此不屑一顾，说：“你就是不自信，你语文那么好，各有所长。”

一次吃饭时，我问杨靖：“现在有什么新目标？”

我以为他会说“冲刺班里前五名”之类的，然而他却告诉我要考位于北京的公安大学：“你忘了我曾经的梦想？我要朝着目标前进。”

我那时很羡慕和佩服杨靖，刚上高中，大部分人都长舒一口气，或庆幸或安于现状，鲜有人紧接着去想三年后的事，杨靖却像破浪前行的帆船，有着明确的航向。

5

我们考上县一中那年，王树果在四十出头的年纪再次怀孕。当时计划生育严格，王树果又已儿女双全，但她本着一种朴素的观念：有了就生。至于超生罚款，到时再说。

一次我放月假回家，看到挺着大肚子的王树果穿着一件宽松的花汗衫，背着一麻袋油菜籽去榨油坊，走得笨拙而吃力。看见我，她就把背篓倚靠在台阶上歇脚，抽出脖子上的毛巾拭汗，含混不清地问：“杨靖在学校表现好吗？他用功没有？”

为了省路费，杨靖月假没回家。因听力障碍，他也很少给妈妈打电话。一次，他在街上打公用电话，王树果在那头听不到，他就扯着嗓子喊，跟吵架似的，半条街的路人都盯着他看。

“杨靖成绩好——在班上前几名——”我凑近王树果耳边，大声地拖着长音回答她。

“噢、噢！那就好！”她连连点头、面露喜色。太阳把她的脸晒得黑黝黝的，泛着油光，她把毛巾重新绕回脖子上，打了个结。她手小，手掌粗糙，手指关节粗大而突出。

“你身上都不方便了，就不要背重物了吧？”过路的一个妇人望了一眼她耸起的腹部，大声说道，“喊你男人回来干这些重活。”

她似乎听清了又似乎没听清，朝那人笑笑，待人家走远了，才喃喃自语：“两个娃娃要读书呀，要钱呀，有啥办法！”

当时在外面工地干活的杨勇华，却并非为了儿女的学业一心扑在挣钱上。我爸说，他们那一群工友中“要数他最懒”。工地上，干一天活有一天收入，不干活也没人催你。杨勇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喝嫖赌样样都沾。但凡宿舍组牌局，炸金花，他肯定是活跃分子。和工友走在旁边一条鱼龙混杂的小巷子里，有发廊妹拉住他撒娇：“杨总，你好久没来了。”杨勇华便忙不迭地回应：“来、来！扎了账就来，给你买礼物！”

杨勇华曾在工地上对着外省工友吹牛，说他家是搞养殖场的，自己老婆喂了十多头母猪，一百多头肥猪，上千只鸡，还承包了几面山的葡萄园，都是请人打理，工地上这点收入还不够给工人开工资。外省工友不明真相，惊讶地朝他竖起大拇指：“天天打牌，今天才晓得你有这么大身家，怪不得你不用每天上班，原来是有家底。”

我爸那群工友里还有一个同村的男人，家里三个儿子，成绩一个比一个好。他舍得下力，生怕错过一个工，大夏天连瓶啤酒都不舍得买，节俭得把一块毛巾剪成两截，绣上名字，一截洗脸、一截擦脚。工友打趣他：“就你这剪成两截的毛巾还怕人偷哇？多此一举绣名字，反倒浪费了针线。”

此事传回村里，一时间沦为笑谈。但令人扼腕的是，他的三个儿子最终都没能把书念出来——老大不学好，偷人自行车，在学校大会上亮相做检讨，而后再犯，被拘留，遂被学校开除；老二念到初中时突然像着了魔，半夜回来睡在猪圈里，清晨把他母亲吓了一跳；老三读了两年初中也没下文了。虽然孩子没能成才，那人倒是靠勤俭节约攒下了一笔钱，率先买了商品房，举家搬到县城，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

那会儿村里人最看好的孩子，就要数杨靖，但偏偏杨勇华不给力。高中我们要吃食堂，每月需要生活费，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三四百，杨靖每月只有两百。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杨勇华都不能按时将生活费打到杨靖卡里，需要王树果在老家想办法。碍于面子，王树果不好去村里借——毕竟村里大多数男人都在外打工，为啥别人有钱你没有？她只好去街上借，向卖货的人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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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间，在外务工的人陆续返家，杨勇华也回来了，他修好了高音喇叭，又继续乌拉乌拉放音乐，自己也不时在喇叭里吼上几句。他在自家那两间窄小的土墙房两侧各挂上只硕大的红灯笼，喜庆又张扬，把房子映衬得更寒酸了。

王树果已近临盆，她在后门口刷洗猪头，择菜，炸丸子，忙着准备一家人过年的吃食，杨靖和春娟也在左右帮忙，烧火的烧火，洗涮的洗涮，娘仨说说笑笑，忙得不亦乐乎。杨勇华则背着手在村里转悠，四处摆龙门阵，还去他的老相好家中串门，逗弄人家的小孩，眼睛到处瞟，看人家备了哪些年货。

正月里的一天，杨勇华去别人家里玩斗地主，王树果喊着肚子疼，让杨靖去叫他爸。杨勇华手气好，赢了两百多，正在兴头上，把手一挥：“哪个女人生孩子不疼？疼才是正常的。”

王树果不知是出于省钱还是怕麻烦，还是因为有生产经验盲目自信，执意不肯去医院，从上午折腾到晚上。由于胎位不正，胎儿始终没能顺利出来，倒是把王树果折腾得死去活来，从床上跌到地上，又在地上打滚嚎叫。

半夜，杨靖找来村里人的面包车，强行将他妈送去了医院。几天后，有人看见杨靖扶着王树果下车回家，怀中抱着一个婴儿。又过了些日子，王树果出现在自家屋子周围缓缓地活动，婴儿却不见了。

那次生产过后，王树果落下了病根，人迅速消瘦下去，别说扛一捆柴或一袋油菜籽，就连空手行走都费力，她去一里外的街道，要坐在路边歇上两三次脚，阳春三月，还裹着厚厚的棉袄，包着头巾坐在门口晒太阳。村里有妇女去探望她，说她那次生完孩子身上就没“干净”过，“血都流光了，人不垮才怪”。

6

高一下学期，五一节前夕，我去杨靖的班级找他，想让他帮我捎点东西回老家。他不在，班里同学说他请假回家了，“一周前就走了”。

我一惊，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这个时候他回家做什么？难道是他妈出了事？午休时，我去小卖部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果然，王树果去世了。我奶奶说，杨靖“在家当孝子，守灵”。

王树果的去世并未在村里引发什么轰动，旁人传播她的死讯，也就淡淡地说一句“聋子死了”，脸上还挂着无所谓的笑。杨勇华回家操办丧事，也并未表现出过多悲伤，倒是他岳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泪纵横。我奶奶说，他岳父还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敲了他几拐棍。

五一收假后，杨靖返校了，我在食堂碰到过他两次，他神情恍惚，仿佛变了个人。除了“节哀顺变”，我不知道还能对他说些什么。这种楚痛是我无法感同身受的，我担心他会误认为我在怜悯他，我也不能像兄弟一样拍拍他肩膀，给他无声的肢体安慰。他那么自尊、要强，有着远大的理想，容不得有人瞧不起他。

暑假，我看着杨靖和春娟端着放有香蜡纸钱的托盘去给王树果上坟。王树果葬在他们家的一块自留地里，坟的位置和她家房子遥遥相望，去上坟需要先走一段公路，再爬一面坡。

后来一天在路上遇到杨靖，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不准备读书啦。”语气随意洒脱，似乎又回到以前的状态。

“你开什么玩笑？”

“没开玩笑，我是真不准备读了。”他收起笑，郑重其事地说，“我准备去挣钱，供我妹妹读书。”

“你爸不是在挣钱吗？”

“他挣钱？他但凡能扛点事，我妈也不会那么早去世！”他神情忽地变阴翳，捡起地上的一块小石头，用力地恶狠狠地砸向路边的排水沟，水花四溅。“该死的是他！”

“你在说啥呢？那是你爸……”

“他像个当爸的吗？他配吗？他就是条公狗！”他瞬间变得无比愤怒，“你知道吗，我妈那时虚弱得站都站不稳，他还到处打牌，我妈月子都没坐！”

“那毕竟是你亲爸，不必……”我不知怎么往下说，他也不待我继续，便扭头走了。

“你有条件，不要辜负，好好读下去，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走了几步，他又回头朝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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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高二开学时，杨靖果然没去报到。杨勇华也没有再出门打工，就在家种庄稼，春娟刚上初中，我不知道杨靖在做什么，因为接下来的那半年我都没有见到他。

高二放寒假时，我老远见一个少年在三叉路口“突突突”地摆弄着一辆摩托车，在一众路人的注视下，调转车头耍帅，掀起一片灰尘，而后扬长而去。直到听到几个妇女议论，我才知道那人竟然是杨靖，她们说：“这又是下一个‘天棒’，跟他老汉儿一个样！”

过了几天，杨靖突然在屋后面大声叫我哥的名字，冷不丁地来我家串门。他坐在板凳上伸手烤火，烤了手掌又烤手背，反反复复。他已经蓄起了长发，梳着冲天的杀马特发型，两侧染成黄色，额头上一小块是白色，俨然成了一个小混混。

“啧啧！活像一头栀子花牛！（黄牛，因额头中央有一绺白毛而得名）”他走后，我爷爷朝他的背影指指点点。

“可惜了，还以为‘天棒’家要出一个人才，看来真是出了第二个‘天棒’。”我奶奶也接过话，“少邀约他来家里玩。”

高二下学期，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机，申请了QQ号。一天下晚自习，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我，杨靖。”

“你怎么知道我号码？”

“我找你奶奶要的，我想托你帮个忙。”他语气十分客气，“想麻烦你帮我妹妹挑几本辅导书，语数外的，你看着买，镇上买不到这些。钱我先给你打一百，不够再补。”

“这个好说……你现在怎么样？”我问他。

“唉！一言难尽……行吧，你早点休息。”他不愿多说，挂了电话。

次日，他又问我要了QQ号加上，他的头像是一个黄发卡通人物，网名叫“慈母养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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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把辅导书交给杨靖后，接下来三年都没再见过他，期间也无联系，只是看到他时不时会更新一下“说说”，地点时而在老家镇上，时而在不知哪儿的工地上。他拍得最多的照片是一群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偶尔是他独自吸烟，配上一两句或发泄或感慨的文案。他离校园越来越远，已经完完全全成了社会人。

我回家时偶尔会碰到杨勇华和春娟，杨勇华还是老样子，只不过精神面貌颓废了许多，头发白了乱了，穿着也邋遢了。春娟长高了不少，白白瘦瘦，说话依旧柔声细气，被火烧掉半边头发的脑袋依然触目惊心，她把另一面的头发梳过来扎在那只萎缩的耳朵下面，竭力想要隐藏住疤痕。

我和春娟差着年岁，没啥话题，见面时她也只远远叫我一声“姐”，互相打个招呼笑笑而已。我想起小时候，我和她还经常一起玩耍，她手很巧，爱就地取材做手工，能把红薯茎撕成一段一段的做成项链和耳环，挂戴在身上，也能把桐子叶卷起来，用草茎当针线缝成手提包、拖鞋。

7

2008年底，大学放寒假，我从外省回老家过年。腊月廿八，杨勇华托人在村里挨家挨户帮他“跑腿请客（通知去他家做客）”，相邻的两三个村子也都邀请了，一问，说是他家盖了新房。

想起前两天路过杨靖家门口，还是以前的老房子，没有任何动工盖房的迹象，我问奶奶：“他们家什么时候盖的新房？”

“没在村里盖，在镇子上盖的，挨着街上。”我奶奶说，就是我和杨靖当年上初中的那个镇子，距家十公里。杨靖也是在那里学的修摩托车。

办酒是在正月里，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雨，道路泥泞。杨勇华为了方便村里人去他家新房子吃席，特意包了几辆面包车负责接送，开到镇子上时，车轮车身已糊满泥浆。我拉开车门，撑伞下车，杨靖笑吟吟迎上来：“呀！今天是你来的啊？你哥咋没来？”

他摸出烟盒，一一向下车的人打招呼，散烟，请人进屋避雨。他早年的杀马特造型已剪回正常的寸头，身上穿着灰色羽绒服。新房就在公路边，很大的一栋，还是水泥毛坯，三层楼，一楼并排四个门面。外面的坝子里搭了简易塑料棚，里面三四张桌子已经开席，席间言笑晏晏。另一侧是几个汽油桶搭建的临时灶台，一群妇人忙着煎炒烹炸，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我去挂礼，惊讶地发现帮忙记账的是我们曾经的同学。

“方颖，你还记得不？小学同班的。”杨靖招呼完客人，站到我身边，“瞧瞧人家这一手好字！”他指着账簿上那一列列如印刷体般标准的正楷，赞赏道。方颖抬头笑笑，又忙着埋头核账。

“方颖上的985，厉害！”转过身，杨靖又语气略带落寞地说，“当初小学时，我和她轮流当学习委员，我要是一直念下去，不会比她差。”

“你也混得不错啊，出社会早也是优势，我们还在花钱读书，你已经挣钱盖房了……”

“走！我领你楼上转转去！”他重焕意气。

楼梯间堆着各类建材，我们踩着砖块和水泥上楼。

“这间准备给我妹住，到时装修成她喜欢的样子。”他指着三楼楼梯口的一个大房间向我介绍，一只脚也跟着跨了进去，踩在一堆砖头上。“这间，是我爸爸的卧室，这间是我的，那边两间留作客房。二楼准备做个大客厅，搞成中式装修。”

“底下那一排门面准备做啥？”我问。

“那几个要装卷帘门，我不是会修车嘛，可以开铺子，也可以租出去。”

我又问了几句春娟的情况，得知春娟也考上了县一中。

“目前为止，咱村，就咱们仨人上一中，我们家就占了俩。”他沾沾自喜，“我妹，全靠我挣钱供她，好在她自己也争气。”

饭后，我找杨靖告别，却不见他踪影。车子等在路边，我随村里人急匆匆上了车。雨下得比来时还大，雾蒙蒙的，不辨东西。

=====

此后几年，我大学毕业，辗转四方，在社会上摸爬滚打，QQ通讯录的人越来越多，跟杨靖彻底失去了联络——不知他是否改了网名，好像他从我的列表里消失了。虽然我们老家房子相距不过几百米，但我们都很少同时间回去，也就没有机会见面。

回家过年时，通过家人和邻居，我陆续听到杨家的消息：春娟考入川师大；杨靖结婚了，对象是另一个市的，不知道是不是入赘，总之都落脚于女方家；杨勇华得了癌，搬去与杨靖同住，药费也是杨靖在掏……再后来，杨勇华去世了，火化了，骨灰送回老家安葬在王树果旁边，杨家彻底没人住了，院子里杂草丛生。

我想起多年前杨勇华在镇上盖的楼房，怎么没了下文？我爷爷说，当初杨勇华请客，其实“办的是扯谎酒”，我看到的那栋三层楼的毛坯房，压根不是他家盖的，而是杨靖借的别人家的，说成自己的，就是为了向乡亲们收份子钱，“钱一收，人就跑了，轮到别家办酒，谁还能指望他回来还礼？”

我感到不可思议，想起杨靖站在楼梯上一一为我介绍的场景，还那么逼真。爷爷又说，当时不光村里人不知道这事，连他家亲戚都被蒙在鼓里，杨靖的舅舅和姨妈们，体恤他小小年纪不容易，又这么有出息，不怕收不回，给随了大情（大笔份子钱）。

一段时间后，有人赶集路过那栋房子，看到换了主人，一问，人家打了几个“哈哈”，说当初租给杨靖用了几天。亲戚们知道真相后暴跳如雷，村里人大声咒骂。

8

前两年，有初中同学在微信上建了校友群，早年毕业即失散的同学们又重新聚拢来，杨靖从群里加了我。

“你现在在搞啥子？结婚没？”他大大咧咧地问我。

“娃娃都打酱油了，你呢？”

“我大女都上初中了。”他回复。

简单几句后，就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直到去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老家，散步时给杨靖拍了他家房子，联系才又多了些。我很少主动招惹他，他言语粗俗，时而正经，时而吊儿郎当。

去年十一，他给我发来一个视频，视频是透过车窗拍的，有点模糊，我爷爷奶奶正在地里弯腰干活。

“啧啧！你爷爷奶奶身体还硬朗呢，还能种地！”他语音对我说，伴随着呼呼的风声。

我问他开车回去的吗？他说不是：“我哪买得起车？坐的别人的。”他说他专门回去给父母烧纸，把坟前的荒草打整打整，他每年为这事要专门回来两趟：“再忙都要回来。”

我又主动跟他聊了些过往。他说高二辍学去学修摩托，本想以后在镇上开个修理铺，但交友不慎，和几个社会青年伙到了一起，抽烟喝酒干群架，而后被人坑了，当了炮灰，赔了别人一笔钱，还差点蹲牢房。浑浑噩噩两年后，他开始醒悟，发现待在老家看不到希望，修摩托不是一门好营生，自保都难，何况妹妹的学费、生活费不容懈怠，就决定出去打工。那会儿杨勇华在外省的工地上，依旧是自己挣钱自己花，不太把春娟的学习放在心上，有时需要杨靖狠狠骂过一顿后，才勉强挤出两三百打到春娟卡上，还说是提前向老板预支的工资。

杨靖上工地两年后，杨勇华就得了癌症。丧失劳动力的杨勇华，陋习恶习一下全没了，说话做事也踏实了。他回老家给王树果上香，趴在坟头的茅草丛里痛哭流涕，用枯瘦的手掌把坟头拍得啪啪响，忏悔得痛不欲生，不像是装出来的。那一刻，杨靖原谅了杨勇华，也隐隐预感到，过不了多久，母亲坟旁将会垒起一座新坟，父亲也会躺在里面。他放下仇恨，对父亲充满怜悯。

杨靖的对象是工友介绍的，老家在邻市，与我们这里相距两百余里。不过这点距离在离老家将近两千公里的工地上算不得什么，只要在一个省，都可归纳为老乡。他很快结了婚，只在妻子家办了酒席——大概是出于自己当年办假酒声名狼藉的考虑，他没有通知任何亲戚参加婚礼，只有杨勇华和春娟在场。

杨勇华的身体每况愈下，要看病，要住院，不适合住在工地上了。杨靖带他回了岳父母家，又怕岳父母嫌晦气，最后在外面给他租了房。杨勇华在出租屋咽气时，儿女都在。他想要叶落归根，不愿入外地的公墓，无论如何要让杨靖带他回老家。杨靖最终把杨勇华的骨灰安葬在母亲坟旁，算是完成了他的遗愿。

操办完丧事，杨靖重回工地，半年后，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断了几根肋骨，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包工头说他违规操作，没有按照施工安全要求来，只赔了手术费。工友怂恿他打官司，好歹要一笔钱到手，他自知理亏，作罢了。没多久，包工头的老婆托人送来个纸包，打开看，是两捆钱，每捆一万，说是给他的营养费。他原以为这事翻篇了，没想到世上竟还有好人，这令他非常感激，热泪盈眶，“都想给她磕两个头”。

他把钱存进卡里，给自己留下两千，其余的全给春娟转去了，说那是她新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他没告诉妹妹自己出了事故，也没告诉妻子老板娘给他钱的事。

=====

我有一个在乡里街道上开小卖部的姐妹见过杨靖的妻子——一次暑假，杨靖夫妻俩回来，在她那里买过烟。那个姐妹在情窦初开时暗恋过杨靖，好几次拉着我在杨靖家附近徘徊，假装经过，实则是看他在不在家，想说两句话。后来他俩都辍了学，还有过一段感情纠葛，姐妹的父母不同意，嫌杨靖家穷，嫌杨勇华名声不佳，最后恋情不了了之。

“他那个老婆，大屁股，萝卜腿，走起路来有些怪。但人还长得挺乖，爱笑。”那个姐妹评价。

我打趣问她有无遗憾。她说那会儿自己不懂事，觉得杨靖好帅，对他迷恋得很，但现在看也就那样，“他还穿个紧身牛仔裤，豆豆鞋，一副精神小伙的打扮”，早已不是姐妹的菜。

我奶奶也曾见过一回杨靖的妻子，她听到丈夫老远喊“婆婆”，也跟着喊：“婆婆，你在摘豆角哇？”分别时又关切地说：“婆婆，你快点回家去啦，太阳晒得很！”过后，我奶奶夸她，说这个女娃“要得，肯喊人，说话中听”，面容也生得温柔敦厚，对她印象颇好。

我转述给杨靖，他却说：“那只是做做表面样子，四川女的有几个温柔的？动不动就是‘劳资蜀道山（老子数到三）’。”

他说他都不想结婚，买个烟都要被老婆管着，像我们村里光棍多好，想干啥就干啥。但说这话时，他话语里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并非苦大仇深。我说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他“嘿嘿嘿”地转移话题，讲到邻村两个年轻人的名字，问我认识不？我说不认识，咋啦？他说他俩在工地上偷电线卖，被抓了，而且被抓过好几次了，屡教不改。我说这种事也不稀罕啊，在外乱搞的人多得是。

“是倒是，人一辈子啊，还是得有点道德约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乱整，乱整不光害自己，家人都要连带着背名声。”他语调抑扬顿挫，摆出一副长者姿态。

“对对对，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觉悟。”我附和着他。

“我嘛，虽说没本事，这辈子挣不了大钱，但每一分都来得干净、坦荡。”他标榜自己似地说，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前几年，村里那个小学教导主任去世了，他专门回去了一趟，那位老师教过的学生多得去了，也没见哪个学生去参加他的葬礼，旁人不明白他回去做什么，非亲非故的，他不便解释太多，只说赶巧回家，顺便来悼念曾经的恩师。

他说，在学业上虽辜负了恩师的期望，但一直记得老师曾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叮嘱那些做人的道理，这是他父母从不曾对他说的话，令他终身受益。

9

一次，我问杨靖还记得当初当警官的梦想么？

他说当然记得，但不后悔，他放弃了自己的前程，把春娟给供出来了。这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工地上卖力干活，不舍得休息一天，除了供妹妹和自家小孩读书，还想攒钱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但哪知他爸生病花光了积蓄。

我说你也算对得起你爸了，没有因你母亲的事而记恨他。

他说：“其实那也怪不得他，都是命，我妈去世后，他也过得苦。”

我想问问当年办“扯谎酒”是怎么回事，背后有无苦衷？但这话题太过尴尬，没能问出口。

他告诉我，有人看中了他家三叉路口的宅基地，出价二十万，但他不会卖，“两百万都不卖”，他觉得“根不能丢”，还想以后回家盖房。他说他并非像传言那样当了赘婿，两个小孩的户口在他家，但岳父母那边条件更好，有利于小孩的读书和成长。

我和他说起小时候他和他那位小霸王堂哥欺负我的事，他说他还记得，有次我爷爷半夜还去他家讨说法：“现在，长大了，真诚向你道歉，对不起哈。”

杨靖发来一段抖音视频，是春娟2022年结婚时拍的。视频里，他代替去世的双亲同男方父母坐在高堂位置上，接受新人斟茶。春娟还是那么清秀，穿着洁白的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注意到她有一头完整的漆黑的秀发，看上去十分自然，不像是假发。

“你妹妹还是小时候那么漂亮。”我说。

“她小时候头不是烧了啊。”不待我问，杨靖倒是主动提起，“她大学毕业，自己去做了手术，头发全长出来了，一点都看不出。”

我接着看视频。轮到长辈发言时，杨靖缓缓站起，接过主持人递来的话筒：“我，今天，像所有天下嫁女儿的父母一样，心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我既为她找到幸福而欣慰，又有深深的不舍……”

“因家庭原因，父母亡故，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他转身看向男方父母和新郎，“若以后，她有任何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们多体谅，不要打她、骂她，你们给我打电话，让我来……”他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春娟站在他身后，仰起脸，用纸巾擦拭眼角，努力把泪水往回咽。

“你很忙吗？”见我长时间未回复，杨靖问我。我说我在重新看视频，很长，看完了，看哭了。他发来一个捂脸哭的表情：“我父母去世我都没哭，那天是真流泪了。”

他问我，现在我是不是觉得他特别懂事？我说是，我一直觉得他有担当，只是表现得像个混混。

他说春娟目前年薪差不多四十万，之前公司垮了，只剩她一个人，老板不放她，高薪留住她并给她找业务：“她才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我说：“现在世上，也就只剩你和春娟两人是至亲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有件事没完成，完成了，我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我还有个弟弟，我要去找到，我这两年特别想他，他今年二十岁了。”

我蓦地想起当年的往事，往回推，正好是二十年。

“妈妈就是因为生他才去世的。”他又说，“我要找到他，这是我当哥哥的（责任）。”

我问是否有线索，他说有，弟弟当初是被熟人带走的，“不然也不放心”。他告诉我，如今小弟人在北京，十岁那年还回过老家一次，只是没相认，“主要是怕影响他，也担心家里穷会拖累他”。他无意为难弟弟的养父母，只想兄妹三人相认，让弟弟知道他还有两个亲人，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再带他去父母坟前烧个香、磕个头。也想告诉弟弟，当初把他送人出于无奈，家里被逼着交超生罚款，就算砸锅卖铁也交不上。如果不送人，就只能学别人把婴儿溺死，这是妈妈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我说，如果孩子养父母有意隐瞒他的身世，就不怕揭露了？

“揭露了我也要做。”他说，“也许他知道，也在找我呢。”

随后他又发来一个献血的截图，献血总数20次，总量7100毫升——他这些年一直在献血，就是为了寻人，准备今明两年去建档案。我猜想，当初的熟人线索，可能现在已变得十分渺茫，不然他应该早顺藤摸瓜找到了弟弟，又何必寄希望于献血呢。

他发来一张他小女儿的照片，小女孩五六岁大，站在开满油菜花的路边，穿着小兔印花的牛仔裤和粉色棉袄，一手揣在衣兜里，一手捂着脸颊，笑得天真无邪。我夸他小女儿乖巧，他马上发来大女儿的成绩单，在班里排名前三，数学132分，全班第一，年级第二。我说这是遗传，你当年擅长的也是数学。

记录下这个故事期间，杨靖几次向我发起视频。一次我正在转地铁，接通后，他又开始变得吊儿郎当，在那头吞云吐雾，说话不着调。

我故意不露面，把镜头朝向来往人群，他说人都没看到，我说，这么多人不算人么。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