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规定，皇子、皇孙六虚岁，就要送进“上书房”读书。
一般派满汉大学士一人或两三人为上书房总师傅，设汉文师傅若干名，满蒙师傅若干名（称作“谙达”），以贵臣充任，谙达有内外之分，内谙达负责教授满蒙文，外谙达教授骑射。总师傅不必天天到位，有事才来。汉师傅需要轮流值班、讲课。为了显示对汉师傅的敬重，见到皇子皇孙们，师傅合掌为礼，不必下跪。
每天的功课安排得满满荡荡：早晨寅时(3－5时)，到上书房自习。虽严寒酷暑不辍，先学习满文、蒙古文等，然后学习汉文。卯时(5－7时)，汉师傅上课，一般要到午时(11－13时)，才能下课，有时要延续到未时(13－15时)正二刻或至申时(15－17时)。当时实行早晚两餐制，中午只能吃吃点心垫垫肚皮。下午，主要是骑射等课程。
少帝、皇子、皇孙们上课的情形，外人一般很难知道。咸丰、同治年间，福格在清代风俗掌故笔记《听雨丛谈》卷十一中，专门写了一段“上书房”，比较详细，可以一窥究竟：
皇子冲龄入学读书，与师傅共席向坐，师傅读一句，皇子照读一句，如此反复上口后，再读百遍，又与前四日生书共读百遍。凡在六日以前者，谓之熟书。约隔五日一复，周而复始，不有间断，是非庶士之家所及也。每日功课，入学先学蒙古语二句，挽竹板弓数开，读清文书二刻，自卯正末刻读汉书，申初二刻散学。散学后晚食。每日一朝于上前及皇太后、皇后宫。率以为常，惟元旦、端阳、中秋、万寿、自寿，共放五日，余日虽除夕亦不辍也。
光绪皇帝从小就长得乖巧、伶俐，人见人爱。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6虚岁时，他就按照规矩开始上学。“上书房”就设在紫禁城的毓庆宫内。
——
从当朝道德、文章俱佳的重臣中挑选师傅，教授年幼的皇帝、王子，是封建王朝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皇帝、王子接受到最好的教育，又可以通过师傅的理论联系实际，传授治国理政经验。这与教书匠“空对空”的教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而当朝官员也都以“帝王师”为最高荣耀，趋之若鹜。不用说，成为“帝王师”，不仅光宗耀祖，而且也为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常熟翁家，就是成功范例。
道光二年（1822年），31岁的翁心存考中进士。不久，他在大考中又脱颖而出，破格提拔为中允（正六品官），专门负责为皇后、太子提供各种服务。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入值上书房，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一直做到总师傅。在30年的“帝王师”生涯中，他先后授读、指导过咸丰帝奕詝（王子中排行第四）、惇亲王奕誴（王子中排行第五）、恭亲王奕訢（王子中排行第六，俗称“鬼子六”）等，深受朝野器重，最后坐上了体仁阁大学士的高位。
同治四年(1865年)，翁心存已经年逾古稀，慈禧太后相中了他的老儿子、状元翁同龢，于是，子承父业，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给他讲授《帝鉴图说》、《东莱博议》、《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明史》等，慈禧太后非常满意，多次表扬他“入值甚勤”、“讲授有方”。
但同治帝天生体质羸弱，三天两头闹病，即使上课，也是无精打采，“精神散极，嬉笑言动，无可著力”，作为师傅，对于既是自己的学生，又是顶头上司的小皇帝，翁同龢左右为难。严厉，怕小皇帝忌恨；宽松，又担心遭到慈禧太后的斥责。最让他头痛的却是，在教学理念、教课内容、教授方法等方面，他与大学士、理学大师、同治帝的另外一个师傅徐桐⑴等矛盾日益突显，深感郁闷。1871年，母亲翁许氏逝世，他就势提出回籍丁忧的请求，正式离开上书房。
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年1月)，翁同龢回京不久，意外地收到一道懿旨，令他去毓庆宫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掂量再三，上了一份奏折《为披沥下忱恳请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折》，婉言谢绝：
……臣衰疾之余，智力短浅，自问已难称职。若复缅颜就列，必至有负圣恩。惟有叩恳两宫皇太后收回恩命，别简贤能，臣不胜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但是，慈禧太后不同意。
翁同龢别无选择，只得奉命行事。
据记载，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翁同龢精心准备，给小光绪上了第一堂课。他手把手，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然后，又写了“帝”、“德”二字，教他识字。临结束之前，他打开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一边指着插图，一边绘声绘色地讲授首篇《三皇五帝》的故事。小光绪眼睛蹬得溜圆，听得津津有味。
光绪一天天成长，学习难度也随之加大，后来，翁同龢又陆续讲授《四书》、《五经》、《左传》和《公羊》等国学经典……
刚开始，光绪皇帝的汉族师傅，主要是翁同龢、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皇帝读书，夏同善“土音未改”，浙江话比较难懂，主要教光绪皇帝学写毛笔字。还有御前大臣负责教习满语、蒙古语和骑射等。
光绪四年（1878年）春，夏同善出任江苏学政，他的教职便由孙家鼐奉懿旨接替，从此，他与光绪皇帝的师生情，一直延续了30年，直到1908年11月14日，光绪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