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2019年7月，第一个任期结束，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签了留任文件。或许是贪恋这里相对纯粹的教书日子，又或许是放不下眼前这份安稳舒适，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我总能稳稳当当地走好接下来的路。
转年1月，我把前来看我的父母送到克涅维奇机场。趁着拥抱的档口，父亲将一卷硬邦邦的现金塞进我大衣夹层，母亲笨拙地调整我围巾的褶皱，似乎这样就能把离别的牵挂抹平。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场离别后，我将独自跌进比西伯利亚寒流更刺骨的“人际冰川”。
晚我到岗的13位新同事里，有9位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研究生。她们很快拧成了一股绳，成了这个志愿者小圈子的核心。她们之间有种天然的熟稔，用爽利的东北话互喊“老铁”，课堂上在汉语和俄语间无缝切换。有次路过宿舍，门敞着，暖黄的灯光溢出来，夹杂着清脆的碰杯声与笑嚷——“祝萌萌生日快乐，寿与天齐！”那位多才多艺、会跳民族舞的北京姑娘咯咯笑着把蛋糕上的奶油抹向同伴鼻尖。
而我这个纯英语专业出身的，像是闯入了别人的世界。当她们传阅俄文版《对外汉语教学法》，热烈讨论某个术语时，我还在超市冷藏柜前费劲拼读“сметана”（酸奶油）。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逼着我找缝隙，我开始自作主张地示好：每周卤两锅鸡翅端去公共厨房，在微信群发“欢迎来取”。平安夜，我熬到后半夜，给每人编了条红绳结。萌萌当场就戴上了手腕，还特意拍照发朋友圈：“慕姐手真巧”。那一刻，我庆幸自己终于挤进了热闹的圆心。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
春节后的例行周会上，中方院长的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天气：“小慕啊，今年的优秀志愿者定了萌萌。”我猛地抬头看向她，喉咙里卡着未成句的质问：“为什么没人通知我呢？我每周还多承担了四课时的课，去年教学评估学员满意度是98%……”不等我组织好语言，她拿起桌上的《国际中文教师标准》，轻轻敲了下桌面，不容置疑地截断我的话头：“这不是重点。萌萌有学员的联名表扬信，还是正经的科班出身。按标准走，结果明明白白。新来这批志愿者也都投票了。”说完，她的目光滑向了别处。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我的视线扫过每一张脸，渴望得到任何一句声援，哪怕有一个人也好。没有。低头的、转笔的、目光游移看窗的、干脆侧过脸的……没有一道目光停留在我身上。
从那以后，宿舍和通勤车成了我最不愿踏入的真空结界。交换锅铲的碰撞声总在我进门时骤停，通勤车后座黏稠的笑浪将我逼向副驾驶的固定位置。
2月末，当圣瓦西里大教堂的洋葱顶戴上口罩，我的中文课被迫搬上云端。我变成了屏幕前的主播，学生们变成了zoom界面上闪烁的像素点。屏幕外，彼得大帝湾的碎浪正啃噬着防波堤，如同那些从微信对话框里涌来的问询：“真不打算回国了？”“俄罗斯给交五险一金吗？”“你和你家那位消防员……”
悬浮在屏幕上的像素点总是不安分地跳动。玛莎时常试着把摄像头对准客厅的东正教圣像，萨沙的麦克风里裹着嘶嘶啦啦的失真杂音……所有学生中，只有柳德米拉的视频框永远漆黑。
“老师，她的哥哥感染肺炎去世了。”班主任用俄语发来的私信里，每个字母都结出冰凌。
我蜷缩在宿舍的小床上，左乳下方持续传来钝痛，像有人隔着棉衣往肋骨间楔钉子。我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左乳持续疼痛、压力大”，弹出的“乳腺增生”词条下，有条帖子写着“这是情绪实体化病症”。
我专注地听着走廊尽头的公共厨房传来烧水壶尖叫，她们的嗤笑刺穿门板：“所以说不能自以为是呀，以为自己很厉害呢。”
情绪在某个雪夜决堤。我抱着笔记本在宿舍楼下哭嚎：“你们这些贱人怎么不死在疫情里！”咒骂声震亮了二楼的声控灯。妮娜开车赶来接走浑身发抖的我。这位俄罗斯母亲把我按进散发列巴香气的怀抱，车载广播里播放着莫斯科新增病例数消息。
此前交好的学弟最终在咖啡馆揭晓答案：“上个月她们新建的群叫‘远离装逼狂魔’”，我翻出聊天记录里的代课记录、课件文档和卤鸡翅照片。学弟的拇指在手机边缘反复摩挲：“你越讨好，她们越觉得在炫耀。”突然亮起的屏幕映出群消息提醒，他像被烫到似的把手机扣在桌面。
救赎始于老王每晚8点准时打来的视频。这个正为研究生论文焦头烂额的善良姑娘，把我的崩溃拆解成可供执行的任务：“背完10个俄语动词奖励火锅基金100元，写完1篇教学感悟追加50。”她随即转来500块：“这是俄罗斯大串专项基金，慕老师请查收，吃饱了再工作。”
已经通过人才引进、落户到浙江的琳小鸟也给我递来了救生索。我编到第7个“吉祥结”时，琳小鸟寄来的10盒乳癖消胶囊裹着国际申通快递单抵达，胶带缠得比粽子还紧。
我终于在女性朋友们的关怀里找回呼吸节奏。
写作成为有效镇痛剂。我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教学经历写成稿件投给《神州学人》，编辑回复的修订意见足足列了10多条。那些标红的“此处建议增加场景描写”“俄语对话需注释”的批示，比任何心理辅导都让人安心。
深夜改稿时，走廊尽头的寂静与防疫禁令同时增厚，而文字成了安静的破冰船，带我在人际冰墙里撞开逃生通道。此后，防疫禁令下的志愿者宿舍蜕变为我最坚固的安全屋。
8
2021年6月，疫情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原本应该结束的任期，在混乱中被强行拉长。暑气蒸腾中，俄罗斯单日新增病例高达数十万，俄罗斯飞中国的航线全部熔断。经过国内“汉办”俄语区项目官员们的多次努力与艰难斡旋（他们被迫习惯处理因疫情产生的各种极端突发状况），我和十几位同事终于获得了搭乘中国驻外企业包机回国的宝贵名额，前提是必须符合登机标准。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我的IgM抗体值卡在0.62的生死线。俄语区项目负责官员文老师发来的数段长语音裹着北京沙尘暴的颗粒感：“小慕啊，航司要求IgM抗体值必须低于0.4才能登机，你这可能是慢性炎症引发的假阳性，也可能是既往感染。航司只看数据，不听我们求情，现在只能等下一批包机了。”回复完“收到”，我和老王视频。听着我的哭诉，老王叹了口气：“这该死的疫情，把我们都困成了孤岛上的鲁滨逊。‘汉办’尽力了，再熬熬，下一班船总会来。”她提及自己研究生即将毕业，也做好了再次考国家公派教师的准备，目标是白俄罗斯。“大概率，我们又能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当邻居了。”她的话带着苦涩的安慰。
医院走廊里，几个同样滞留的同事交换了各自的检测报告单，其中一位女志愿者的数值是0.42，仅高出合格线一点点。我眼看着她撕碎了那张承载着希望与失望的纸张。
抗体数值终于在8月的某个暴雨天降到0.38。次日，国内“汉办”迅速安排我与同批滞留的5个志愿者转移到大卡缅工业区板房进行包机前集体隔离。
隔离点的白墙在子夜会渗出潮湿的叹息。我听着通风管道传来的金属震颤，后颈被消毒水腌渍的乡愁燎出整片丘疹。
母亲在夜半发来的语音混着揉面声：“你爸背回10斤大黄米，说是不掺玉米碴。”背景里塑料袋窸窣响动的声音让人眼眶发烫.她不知道，我时刻数着朋友圈里领导同事们的归国定位——莫斯科、沈阳、郑州，我的无助与祈祷，被淹没在风景打卡和美食九宫格中。老王发来她跟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共和国汉学孔子学院领导的自荐截图，给我打气：“熬过这最后的隔离，你的长征就胜利会师了。我这长征才刚要开始呢。”
“准备坐大巴转运了！”2022年1月9日的清晨，防疫人员撕下我门上的封条，走廊里几位医护人员互喷酒精。离别前夜的聚会上，泪眼蒙眬的志愿者同事举起果汁致辞：“我们一道经历了这么多，为了对抗中的理解，我们干了！学姐，回国以后大家多联系！”
清甜的果汁滑过喉咙，我想起去年的新年聚餐。当时院长和其他同事指出我在课件里把“江湖”一词误译为“река и озеро”（江河与湖泊）后的哄堂大笑。我忽然明悟，有些词语注定要在血肉里重新分娩：那些微妙的排挤心理、那些飘忽不定的抗体数值、那些熔断又接续的航线、那些在密封防护服里发酵的告别，共同浇筑成了我们这些国际汉语志愿者特有的“река и озеро”，这个词真正指向的应该是人心中永不干涸的涌动。
俄罗斯海关官员抽走了护照里的暂住证小白条，防护面屏上的雾气模糊了所有人的表情。那一刻我笃定，我与这片广袤土地的缘分到此为止。那时我未曾料到，命运的馈赠并非终点，而仅是一次中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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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6个月后，我在呼和浩特的老旧出租屋里撕开第4袋牛肉干，手指划拉着上个月的银行动态交易短信：汇入xx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资3576元。这个数额等价于维多利超市的22袋散装风干牛肉干。肉丝在舌面化开的咸香，让我想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胜利广场上烤焦的Шашлык（俄罗斯大肉串），记忆的错位比时差更难调适。
在海亮广场的猎头公司里，我的个人简介在HR手中停留过几分钟。“慕老师，英语+俄语的双语人才，加上国际教育背景，我们建议您主攻留学教培这块。”他合上简历。
当我提及期望薪资时，这位HR调出BOSS直聘页面：“您看，这些留学机构给英语老师开的价，比我们低多了。实习期每月4500您能接受吗？咱们每天要求坐班，转正后待遇更优。”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一个数据：购买新城/赛罕区一套90㎡房，大概是11000元/㎡×90 ≈ 4500元月薪×不吃不喝19年。在这座被称作“中国乳都”的城市，我的硕士学历和4年海外工作经历像伊利牛奶包装袋上的欧盟认证标志——人人都说好看，但结账时只按普通牛奶的价格计算。
归国的喜悦还未捂热，便被现实的冰水浇了个透心凉。看着已通过“语合中心”考试、派驻白俄罗斯的老王发来的工资明细——因白俄罗斯属一类艰苦地区，再加上基础津贴和交通补助，她的月津贴竟比我的工资高出整整1万6人民币！清晨的鸟鸣从她电话那头传来，衬得我的失落愈发刺耳。
“钱多钱少另说，关键咱老王工作的孔院，是白俄罗斯前副总理托济克教授领导的，倍儿有面儿！”她语气轻快，“你这点工资嘛，就当为建设‘乳都’添砖加瓦啦！”这带着安慰的调侃，也让我看清了现实：我们投入的青春，在不同地域、不同平台，收获着截然不同的回报。
与我相比，父母的心态稳得像大青山。父亲电话里的念叨朴实得粗糙：“家里就你一个，爸妈不图大富大贵，你平安比啥都强。钱都给你攒着呢。”母亲后来才提起：“你在国外那会儿，我俩看新闻，说美国一个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自杀了，还有那个卡拉奇的爆炸，专门针对孔子学院的……你爸我俩都知道，一个字不敢提，就盼着你平安回家。”
这些话像针扎进我心里，他们不懂什么“欧盟认证”或职业规划，只认一个理：独生女平安，就是顶天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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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的一个午后，我在微信朋友圈毫无预兆地刷到网恋对象的九宫格订婚照。他剃了利落寸头，身姿依旧挺拔，笑容灿烂地搂着穿正绢旗袍的姑娘——丸子头，笑容温婉。
我和他从未断联。
从俄罗斯回来后的日子，每周五六次的聊天是雷打不动的默契，近况、工作、鸡毛蒜皮……我知道他调去了仙城大街消防救援站，他也清楚我换了新赛道。
后来，他被抽调参加全省消防大比武，封闭集训数月。深夜训练结束，偶尔会弹过来一条“累瘫了”，附一张训练场上疲惫的夕阳。我敲出的回复却干涩：“辛苦了，偷会儿懒呀。” 他从不说“等我忙完去找你”，我也默契地从不问。有时看到他发来的备战照片，一股无名火莫名就蹿上来——为什么你就不肯主动往前迈一步？为什么不能主动说一句“想见你”？我赌气，故意冷落他，两三天不主动发任何信息。老王早看透了：“消防员忙是真忙，但真想见你的人，挤不出缝也能撕开一道口子。你俩这‘默契’啊……”她顿了顿：“我看悬。”
我在支付宝转账界面反复删改祝词，最终空着备注栏转去3万元。这个数字足够体面：新冠疫情封关最严的那段日子，母亲住进了县城二甲医院住院，我困在千里之外心急如焚，是他跨越了层层叠叠、难以想象的十数道审批关卡，暂时离队赶赴偏僻的县城医院。我记得视频接通时，屏幕那头的他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却很自然地搂着我母亲的肩膀，安顿我说：“阿姨没啥事，别担心，有我呢。”
深夜的寂静放大我的空洞。我依旧习惯性窥探前任的生活。只是，人数增加到了两个。
新年来临，我快29岁了。这无形中加剧了我对自身处境的焦虑——“归宿”这个词，从未如此清晰地带着压力浮现。或许是被这份焦虑所驱动，也或许内心深处一直未曾真正放下，我辗转托了三层朋友关系，终于联系上了5年前分手的初恋男友。得知他转业后被安置在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包头机务段工作，还单身。
重逢选在呼和浩特。时光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刻痕：当年意气风发的人，鬓角掺杂了零星白茬，身形倒依然挺拔，只是眼神里沉淀了更多我看不懂的复杂。他伸手，很自然地握住我的手。
空旷的站台上，他指着穿梭的列车，跟我讲解铁路系统的运作流程和内部的晋升通道，语速很快，眼神专注，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听他讲军营故事的懵懂女孩。散步时，他忽然停下，指向新华大街的老绥元稍麦：“还记得吗？”那一刻，过去和现在重叠。
“我俩复合了，家长也见了。”我告诉老王。
她敷着面膜，声音闷闷的：“姐妹，别被怀旧滤镜骗！5年前能把你所有联系方式抹干净的人，骨子里刻着‘无情’俩字。呼和浩特适婚男比女多3倍！你垃圾堆里捡个发际线后移的大叔？”
这盆冷水没浇灭我的希望。我盯着他送的飞机模型：“非他不可。”
2023年3月，订婚宴前三天，我被狠狠打脸。
窗外沙尘暴肆虐，楼下的共享单车在风里横七竖八。电话那头，初恋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缓缓吧，最近要跑临河线。”我发过去的三次视频请求，全被挂断。
我没哭没闹，木着脸把两位前任的所有联系方式——微信、电话、邮箱，甚至某个早已废弃的音乐平台好友，逐一选中、拉黑、删除。老王让我将她的话逐字背诵：“慕，他们的犹豫和懦弱，是他们人生的课题，不该再耗费你一丝一毫的心力去解读或承担。”
日子陷进黏稠的泥潭。自责的藤蔓越缠越紧：是我太挑剔逼走了对的人？还是太愚钝不懂经营感情？饭桌上，父母藏起叹息，连嚼芹菜都放轻声音。我挤出一个“没事”的笑，眼泪却砸进碗里。
这一年，他们关于女儿安定、婚事圆满、含饴弄孙的期待，破灭得七七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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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夏天，我填了《国家公派教师出国申请表》，第一志愿直奔老王所在的白俄罗斯孔院。留在呼和浩特？简历上的“待业”二字只会越来越刺眼。回俄罗斯工作？每月能实打实攒下1.4㎡的房款和几斤牛肉干，但成家基本无望。
母亲躺在床上抹泪：“邻居闺女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父亲最终叹气：“走吧，总比烂在这里强。”
但白俄罗斯的门对我关上了。我通过了“语合中心”流程繁复的统考，却栽在外方面试。面对老王提过的托济克院长，我的试讲磕磕巴巴，当场出局。老王打听到内部结果后直说：“这儿俄语门槛太高，对你确实不友好。”
调剂关头，两条路摆眼前：
一是阿联酋侨星学校。第三轮面试后，我成了候补10人中的第一顺位。校长亲口点将：“我们需要你的笔杆子，给外企高管子女开文学班”，岗位匹配度堪称完美。
二是俄罗斯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院。面试官张老师很直爽：“我们规模小，每年只招2名公派教师+1名志愿者，人际关系简单，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我果断选了布里亚特。上一任单位，我被女性小团体排挤的阴影至今未散。比起阿联酋的“高配”，我更想要布里亚特的“清净”——小团队，是非少。
5个月后，我动身飞往俄罗斯布里亚特，一个连名字都陌生的俄罗斯小加盟共和国，传说中苏武持节牧羊十九载的苦寒之地。
航班落地乌兰乌德时，舷窗外的冰晶在玻璃上炸裂成白桦树皮纹路，在空乘提醒乘客穿戴好羽绒服的俄语广播里，我在备忘录上打下几行没有韵脚的诗：“每个在斯拉夫字母丛林跋涉的汉字移民/一半的偏旁载着贝加尔湖的冰雪，一半的部首蓄着黄河的泥沙/穿越时空的国境线后/汉语的根须会穿透冻土发芽。”
机舱门开启的瞬间，西伯利亚的寒气顺着鼻腔直刺肺叶，我数着结冰的金属舷梯台阶，听见身后裹着貂皮的老太太嘟囔：“中国人？”
“Улан-Удэ”（乌兰乌德）的灯牌在低矮的航站楼上始终明亮，接机的司机用力跺着毡靴，震落鞋底的冰碴。他接过行李，口中哈出的白雾擦过我耳边：“今天真冷。”这位身材敦实的布里亚特大汉，左耳垂挂着一枚银质圆环，颧骨上的红痕在暮色中微微发亮，昭示着这片土地与我故乡之间的某种联系。
我的临时住所位于博尔索耶娃大街44号。
俄罗斯宿管大妈攥着铜钥匙在虚空中比划：“窗框结冰一定不能用刀撬，钥匙要自己保管好，没有备用的。”她手腕上的绿松石手链随动作晃动。推开吱呀作响的松木窗棂，正对面是苏维埃时期遗留的混凝土方碑。
搬进新公寓以前，每天清晨我都在汽车碾过薄冰的声响中醒来，用迷你电炉煎两颗溏心蛋——这是我与故土最固执的味觉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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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楞格河裹挟着西伯利亚的冻土奔流，将乌兰乌德劈成两半。苏维埃混凝土大楼的直线条与蒙古式圆顶喇嘛庙的弧线在河畔对峙而立，像两套不太兼容的操作系统。老王曾打趣：“咱俩这‘语合中心’的兵，一个守东欧，一个镇远东，都是给汉语开疆拓土的。”但踏足此地，落后的基建设施与满大街顶着亚洲面孔的布里亚特人，瞬间击碎了宏大叙事，给我留下一种荒诞的“在家”感。
我常在市中心的“长春饭店”消磨黄昏，这家挂着褪色红灯笼的中餐馆是候鸟们的信息集散地与乡愁避难所。老板娘王姐操着一口长春味儿的俄语招呼客人时，总要在围裙上擦一遍手。这习惯源自她年轻时在道外区国营饭店当服务员的经历，如今被她带到了北纬52度的冻土带。
“在这儿混的谁没点故事？”她往我茶杯里续水时，手腕上的翡翠镯子磕在搪瓷壶上叮当作响。后厨飘来的孜然羊肉味里炖煮着无数人的人生：有人十几年前在满洲里口岸消失时留下了7位数的债务；有人带着洗不白的资金在这里经营木材生意；更多则是被时代巨浪拍碎的小人物，他们像蒲公英种子般飘过界碑，在布里亚特女人的热炕头上重新生根。
我把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转述给老王，她听完啧啧称奇：“这才是真实的海外江湖！跟我们孔子学院的象牙塔比，简直是平行宇宙。”
王姐的柜台抽屉里常年备着两种茶叶：茉莉香片招待国内来客，俄式果香红茶取悦税务警察。这种生存智慧遍布乌兰乌德的中国商圈：斜对门服装店的老赵在成吉思汗织锦画与东正教圣像的夹缝间，码放着从义乌小商品城漂洋过海的仿貂皮帽；做木材生意的老李清明节给祖宗烧黄表纸祭祖，有头疼脑热又去给喇嘛庙捐香烛祈福。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进化出独特感官，在两种文明的夹缝中搭建生存系统。
这种让人咂摸的画面，正是我愿意与这些游走于夹缝中的人保持往来的缘由。老赵的连襟在市政厅负责外籍车辆登记，办公效率远比我在大厅排号一天来得迅捷；木材商韩叔的朋友在本地中俄物流公司工作，许多次无偿帮我捎带家乡的零食小百货；王姐那辆加装了防滑链的丰田陆巡，隔三岔五载着我驶向贝加尔湖的度假别墅。
圣诞节前夜的暴雪封住了中央市场的铁皮屋顶，老赵打来电话时，我正对着教案发呆。他的混血女儿娜斯佳需要突击学会《茉莉花》参加学校汇演，这个要求背后藏着更深的焦虑——14岁少女抗拒说汉语。
“慕老师，钱不是问题。”坐下聊天时，老赵笑容憨厚，背后货架上的仿皮草大衣泛着塑料光泽。他每月要给满洲里上大学的儿子汇1万5人民币，给娜斯佳报的芭蕾舞班和编程班学费相当于20件大衣的利润。当布里亚特妻子端着果盘和酸奶油薄饼进来时，他会突然提高音量用俄语谈论天气。
以往4年的志愿者经历，让我洞悉未婚年轻女性在海外环境面对的异样审视。打着长辈旗号的介绍，用签证和汇率论证“搭伙”效益的算计，心怀鬼胎的热情……这些暗流，是另一种形式的夹缝压力。
初来乍到的我也没能免俗，总有人打着“结识老乡”的幌子，为我撮合所谓的“搭伙”生活。后来，做贝加尔软玉生意的朋友借着酒劲儿向我揭示他的生存逻辑：“俄罗斯族姑娘看不上我们，布里亚特女人不嫌弃我们身上有蒜味，还愿意给我包韭菜饺子。”他把玩着手腕上的蜜蜡手串，将某种形式的“诚意”摆在明面。这个曾因“倒卖黄金罪”被克格勃抓进监狱的男人，如今在乌兰乌德搭建起了新巢，布里亚特情人给他生了双胞胎，而他的微信置顶仍然是满洲里老家的结发妻。
这种双重生活需要精密计算。商人们掏出计算器，将乡愁换算成卢布汇率，用生存智慧调试着良心与利润的配比，并在两种文明间隙搭建起古怪的生存系统：用人民币购买国内的体面，用卢布兑换异乡的温存。他们管这叫“两头甜”，仿佛真能在天平两端同时称量出幸福。我渐渐看懂这些灰色故事里的生存算术，每当因缘际会下结识又一对拿着同样剧本的中国丈夫&布里亚特妻子，我总想起王姐的话：“93年我刚到这儿，全城就3家中国商铺。”她指向窗外，那些带着镰刀锤子浮雕的苏式建筑，如今悬挂着“成都饭店”“东北饺子王”之类的霓虹灯箱。
“那时候觉得他们搞破鞋的脏，现在想想……”她弹烟灰的动作像在给往事标点，“在这讨生活的人，谁容易？愿意怎么活就怎么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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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老师，这是本土中文教师团队研发的国别化教材。”布里亚特国立大学的中文教研室主任把俄文版《我说汉语》推到我面前，窗外的白桦树正在抖落3月的残雪。那些蜷曲的西里尔字母在书页间生根，在第17页永久停滞。而让我轻松记住的却是走廊消防栓上鲜红的【Пожарный кран】标识，某些生存本能确实比语法重要。
每天经过走廊，红色铁箱上银漆剥落的字母都在提醒我：在这个共和国的中文教研室，我的身份如同被双重翻译的文本，既不是纯粹的老师，也算不上真正的学生。两种角色在我身上交织拉扯，留下难以言喻的疏离感。
这份疏离感，在遇见玛芬的春日悄然溶解。她站在高级口语课的讲台上，一张融合了希腊古典美的俄罗斯混血面庞格外引人注目。她掐着嗓子念出“我今年刚满18岁”，卷舌音裹着贝加尔湖的水汽，突然“咔哒”一声，轻巧地撞开了某种文化结界。
“老师看过盛可以吗？”课后，她拦住我，指尖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滑动，翻译软件显示出一长串句子：“她写中国女人就像写瓷器，裂了缝还要用金漆描边。”这个充满痛感的比喻让我心头一震，我突然觉得教研室主任那本语法书该让位给这位更鲜活、更值得研读的“活教材”。
“你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顺着她的话问道。
她捻着一缕淡金色的发梢，笑容恬淡：“上周我刚读完这个女作家写的《北妹》。你们中国人怎么看这本书？”
坦白说，彼时我对“盛可以”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为避免露怯，我将话题引向她：“我更想知道，你对中国式的爱情或婚姻有什么高见？”
“老师——”她微微侧头，用不太流畅却异常生动的汉语回应，双手配合着话语在空中比画，“我觉得中国人的婚姻，”她十指灵巧地做出捏合的动作，“像饺子——从里到外，要捏紧每个褶。而我们俄罗斯人的爱情呢——”她手臂倏然扬起，划出一道轻盈的弧线，“像风。今天在家门口盘旋，明天可能就去亲吻白桦树梢了。”
这个比喻精准得如同一枚子弹，瞬间洞穿了所有繁复的文化表层，直击核心差异。它如此鲜活、贴切，以至于在往后的口语课上，这段对话成了我们反复品鉴的“活体标本”。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逢同事便感叹：“这姑娘长得漂亮不说，汉语水平还这么高，简直就是‘恃靓行凶’啊。”
玛芬不经意间，为我推开了一扇门。在她的牵引下，我渐渐融入了乌兰乌德的“国风”浪潮。每周四的大学汉语角成了一个小型文化进化场域。萨沙总是准时出现，手里端着他标志性的搪瓷缸子。这位曾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写得一手漂亮蒙文书法的历史系教授，有一次凝视着杯中清茶，抛出他的困惑：“为什么中国人喝茶不爱加炼乳呢？”他手指缓缓摩挲着温热的缸沿，轻声感叹：“没有炼乳的茶没有灵魂。”
在西伯利亚的这座十字路口乌兰乌德，青年民众正以惊人的创造力拆解东方文化符码。我的大二学生索菲亚，总爱追着我蹦网络热词——她能脱口而出“马喽”“鼠鼠”，手写笔画密如二维码的“biang”字，用“啊对对对”“你退退退”把我的听力课变成抽象文学现场。这个把中文梗玩成母语的00后，让我这个中国老师都直呼“6”。
她的同班同学谢尔盖，将中国长拳的刚柔并济，揉进原创中文说唱MV《一个俄罗斯男孩的中国味儿》。为拍好国风说唱，他反复校准每个汉字的平仄音调，让武术韵律与嘻哈节拍在斯拉夫血脉里共振。
而斩获伊尔库茨克赛区“汉语桥”预赛亚军的晓明，在赛场的穿搭简直就是一条微观丝路：苏绣马面裙庄重典雅，搭配淘宝定制的点翠流苏耳环灵动生辉，云锦披帛上，一枚贝加尔湖蓝玉髓胸针如湖水般温润。
晓明通过PPT，向评委们展示她衣柜里交叠悬挂的改良汉服襦裙和布里亚特尤登帽，声音清晰有力：“在我看来，有的人金发碧眼，有的人乌发黑眸；有的热情开朗，有的内敛腼腆。诚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共居地球这颗行星之上，有着一致的生活环境和相近的血脉，这些紧密的联结注定了‘天下一家’是一种有温度的人间大爱，而非一句空洞的话语。”
这份炽热的情感，也灼烧着远方同行者的心。老王看到我分享的晓明照片，瞬间兴奋起来：“瞧见没？‘国家汉办’改名‘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改的是格局！从前以为文化输出是单向灌溉，如今才懂，语言为舟，文化的双向奔赴才能到达彼岸！”末了，她还不忘发来几张自家赛区选手的照片求表扬：“嘿，我们种子选手也不输阵吧？”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院“中国电影周”展播《霸王别姬》后，玛芬在社交媒体VK上给我发来了她创作的一首俄语诗，恳请我译成中文。艺术无界，程蝶衣的悲欢竟然在异邦找到了回声。反复斟酌后，我最终选定《粉墨牢笼》作为译名。
Моя кисть невесомо парит над лицом,
Зал полон людей и софиты горят.
Я выйду к народу в обличии своём,
И тут же их руки как кисть воспарят!
画笔悬停于眉峰，
人潮在镁光灯下沸腾。
我披着戏服登场，
台下掌声轰鸣！
Резкость тел и мелодий поток-
Как привычен душе пёстрый грим.
И ему всем сердцем отдаться я смог,
Воплощая в себе этот мир.
身姿划过空气的弧光—
油彩随唢呐渗进毛孔。
当血肉浇筑成角色的轮廓，
戏服里涨起另一个世界的潮声。
Лик без эмоций, все под маской кипят.
Ведь вам не дозволено видеть,
Как дело моё, превращаясь в яд,
Заставляет вне сцены всё ненавидеть.
面具封印所有情欲与渴望。
看不见颜料正在血管里结晶，
当铅粉啃噬皮肤蔓延成毒，
戏台外的月光都淬着剧毒银影。
我将译稿发回给她，附加了一句调侃：“玛芬小同志，不要太爱我（龇牙笑）。”她几乎是秒回，带着调皮的夸张：“慕老师，我的爱刺穿了平流层，造成臭氧层空洞！”望向桌角，那本《我说汉语》仍旧顽固地摊开在第17页。然而我知道，我在乌兰乌德的第一个冬天，已然走出了语言与文化的冻土层。
“偷心贼同志！”擅长用俄式直率敲碎文化隔阂的玛芬在我的口语课上又一次语出惊人，“要老公干嘛？要那么多钱干嘛？幸福就是高加索山脉的一个小角落，有房子，有枪，有马，还有几只阿拉拜犬就够了……”
女同学们的哄笑声几乎掀翻了屋顶。在一片喧嚣中，玛芬那句带着明显语病的宣言——“把男人把我离远些”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掷地有声。我没有去纠正她，因为透过她语法罅隙里倔强生长的“野玫瑰”，我看到了更粗粝而真实的春天。
这朵“野玫瑰”的根系，渐渐扎得更深。某个深夜，玛芬发来《北妹》的俄文译本截图，对话框上方“正在输入……”的提示明明灭灭。这个情感细腻的俄罗斯姑娘犹豫着问我：“老师，钱小红在流水线挣扎时，为什么总盯着自己鼓胀的胸脯？”我们的对话从诗词文化蔓生到女性困境，表面寂静，内里奔涌。
我知道，那些彻夜长谈时撒下的词语碎片，正在某个年轻灵魂里抽枝发芽。
12
2024年3月初，我在值班室登记领取钥匙时，听到二楼阶梯教室传来掌声，原来是布里亚特征兵办公室在进行参军动员。宣讲板上的数字格外扎眼：月薪200000卢布，阵亡补偿金490万卢布，“每月基础薪资”用红笔划了下划线。
这种动员会在布里亚特早已成为日常。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的重要节点，这座以佛教寺院闻名的自治共和国正经历着荒诞的蜕变：征兵海报更新频率超越时装橱窗，市政厅广场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亚裔面孔的授勋视频。据《西伯利亚时报》调查，该地区人均收入仅为莫斯科的1/3，失业率常年徘徊在16%以上，使其成为“特别军事行动”中最优质的兵源地。国际观察组织的数据显示，布里亚特士兵阵亡率是俄军平均值的2.4倍，这种因经济困局催生的“地域性征兵”现象，正将整个贝加尔湖沿岸变成巨大的造血机器。
变化是可见的：市政厅门前的征兵海报在融雪期换了四茬，最新版本用布里亚特士兵坚毅的颧骨覆盖了斯拉夫青年的阳光笑容，标语从“成为真汉子”悄然升级为更具诱惑力的“有犯罪记录不是问题”。
对于“俄乌冲突”，大多数俄罗斯中心城市民众似乎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毕竟他们无需亲自上阵。然而在俄罗斯广袤而经济疲弱的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兵源征召却呈现出鲜明的倾斜态势。布里亚特、图瓦、雅库特……这些地区的名字在相关讨论中反复被提及。不少布里亚特人戏谑地称自己为“布里亚特炮灰”。
当然，也有人把参军视为申请俄罗斯国籍和“改命”的快车道。长春饭店的油烟机轰鸣声中，帮厨老张将俄文参军申请表推到我面前。这个吉林洮南人颠勺时总爱哼唱《家在东北》，劳务签证还有两周到期。自冲突爆发以来，他眼看着中餐馆的蔬菜进货价翻了两倍，存折上的卢布数额却总追不上汇率波动。
“慕老师您给参谋参谋，管吃管住还有津贴，退役就能申请永居。我这颠勺的除了参军，还能咋整？”他咧开被尼古丁熏黄的门牙，“等攒够钱开饺子馆，您来吃饭永远免单。”
老张的选择，让我真切感受到俄乌冲突的阴影如何挤压着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存空间。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困境。
2025年3月16日晚，我和同事老孟坐进布里亚特歌剧院第六排。演出开始28分钟后，穹顶的应急灯突然亮起，彩绘壁画在青白光线里像褪色的油画。7、8个警卫快步穿过过道，示意所有人离场。
“或许是消防演练？”老孟刚开口，前排穿防弹背心的特种作业人员猛然回头，战术手套按住腰间的动作让他瞬间噤声。300多人沉默地涌向喷泉广场，大理石地面倒映着仓皇晃动的影子。老孟用袖口抹过沁汗的太阳穴，把手机屏幕斜过来：“Telegram的推送说剧院发现可疑包裹。”寄存处铁闸已经落锁，寄存处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宣布剧院今晚封闭。寒风钻进单薄的衣衫，我拨通了学生奥科的电话。
十几分钟后，这个平常总爱缩着脖子笑的布里亚特男生，抱着两件羽绒服气喘吁吁地跑来，鼻尖冻得通红。老孟接过衣服，一边拉上拉链，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战争不是都说快结束了么？”
这句话仿佛按下了暂停键。我清楚地看到奥科脸颊上那点因寒冷泛起的红晕迅速加深，转为一种近乎激动的潮红。他猛地抬起头，目光直视老孟，每个音节都异常清晰：“不是战争！老师！”他的声音紧绷，带着明显的被冒犯感：“是‘特别军事行动’！老师，中国人不是最讲究‘谨言慎行’吗？”
奥科这突兀而激烈的纠正，骤然划破了我们之间原本融洽的师生情谊。我余光瞥见老孟的喉结急促地上下滚动了一下，把几乎要冲口而出的辩解硬生生咽了回去。而我原本伸出去准备接羽绒服的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虚握成一个尴尬而无措的弧度，接过来显得不合时宜，收回去又太过生硬。
13
2024年岁末，乌兰乌德积雪深可没膝，俄历新年的狂欢氛围浸染了全城商超。货架射灯下，糖果包装纸闪着极光般的炫彩。旁边的中国葡萄标价已跃升至每公斤700卢布，自俄乌冲突后，进口水果成了橱窗里的奢侈品。我最终只提了1公斤香蕉和几个橘子结账。看收银员往纸袋上贴圣诞老人贴纸时，我不合时宜地想起老家年货市场此起彼伏的“砂糖橘10块3斤”的吆喝声。母亲在视频那头点评乌兰乌德的冷清：“连个鞭炮声都没有，算什么过年。”她身后，新开的商业街上，一串串LED灯笼红得刺眼，更衬得我这边的年味薄得像张纸。
手机嗡地一震，打破了冷清。老王发来她教学生包饺子的照片，背景一片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几乎要冲破屏幕，那饱满的年味，隔着像素都比我这儿更“中国”。
这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五个新年。
我裹着毯子剥橘子，思绪回溯刚到乌兰乌德的日子，那时以为逃离了呼和浩特的人潮，就能甩开房子与婚姻的围猎，哪承想扑面而来的寒气，挟带着更深重的孤寂：空荡的公寓、听不懂的寒暄以及公派项目规则框死的两年任期。那时我总想：再干两个月就不干了。
大年三十当晚，学院的食堂里总算有了人气儿，长条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饺子，有猪肉芹菜和韭菜鸡蛋两种馅儿。本土中文教师吉雅娜挨着我坐下。“维卡！”她亲昵地叫着我的俄语名，“你可以考虑找个俄罗斯男朋友！我们的生育政策很好，生孩子的补贴都够你买十件貂皮了。”她的话让我哭笑不得，这份半真半假的热情，竟与万里之外国内父母视频里千篇一律的催婚絮叨，在某种维度上奇妙地契合了。
老王的拜年视频紧接着打进来。她在同事家聚餐，得意地展示“豪华”年夜饭：正宗白俄红菜汤，院长烤的馅饼。她故意夸张地吸了吸鼻子，用她那惯有的、能稀释一切阴霾的乐观冲我眨眼：“单身过年多自在，清净！你看我妈，现在都懒得催婚了，估摸着是看我在这边风生水起——津贴高，受尊重，比找个不靠谱的男的强百倍！”
刚挂断，视频请求又响起，是小六子。他如今身高已蹿至1米89，考进了远东联邦大学的生物系。视频里他用字正腔圆的汉语拜年，妮娜举着我送的熊猫玩偶，背后汉字春联的墨迹未干。
“小六子下个月要参加奥林匹克中文竞赛。”妮娜的骄傲溢于言表，“明年或许能申请奖学金去中国留学。”
今年2月末，学生阿漓的消息点亮了手机屏幕：“老师，白月节来我家毡房吃бууза（布里亚特包子）呀！”阿漓家的毡房里，铜壶噗噗冒着热气，她父亲给我斟奶茶，盐粒在杯底沙沙作响。大家挤在桦木墩上搅拌“白食”时，我刷朋友圈瞥见列宁广场上，稻草扎的娃娃在铁盆里燃烧，风卷着火星往东飞，当地人坚信火焰会吞噬厄运。
阿漓塞给我一罐自制酸奶油，叮嘱：“老师每次在红菜汤里放一勺，不需要太多。”我终于学会享受俄式风味，却也在异质文化的浸泡里慢慢变了色，就像被白桦汁反复漂洗过的棉布，褪去了原初经纬，印染了别样纹路。
俄罗斯，早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
6年了，当初同行者的轨迹悄然分野：有人拿公派经历当留学跳板，有人借此跻身俄企，更多人带着这段履历寻找下一站。而我在这6年间，在俄罗斯扎下根的“在场感”越来越强。
从最初的“汉办”志愿者，到如今“语合中心”的公派教师，我的身份变了，但远不只是换了个章，最大的变化在心里。当年只想教好方块字，现在，我渴望搭一座真正的桥，而我和老王，就是桥上两个“文化搬运小工”。搬什么？不只是汉字语法。我们要搬运生活的烟火气：一起赏月、过年，聊中国人为啥爱攒钱。我们还要搬运理解：让不同的文明，能看清对方的脸，听懂彼此的未尽之言。
深夜批改作业，笔尖悬在“家”字空荡荡的宝盖头下，心底某根弦忽地松了。当初我捂着心口的旧伤跑到这里，那些自怜于“调剂”的委屈，那些自视为人生边角料的惶惑，都被国际中文教育这份事业温柔而坚定地接纳、重塑、赋予重量。我们始终彼此滋养：汉语借我的声音在冻土生根，我透过学生们的眼睛重获婴孩般的清明。原来，在这2190天里，我自己才是游弋在俄罗斯的偏旁部首。
偏旁部首，何必焦虑非要拼成整字？它们的荣耀，恰恰在于流动、拆解、重组，在于以自身为薪柴，传递文明对话的火种。每一个孤立的偏旁部首，都在等待重组世界的机会。那些被我改变的，和改变了我的，兴许会在未来的某部辞书里重逢。
同时，每个相遇者都是待组合的笔画。我们尚未构成一个意义确凿的完整汉字，却早已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语义场。就像在教室里直言不讳的玛芬，她是把“女”字部首从跪坐的“婚姻”里拽起来，将思想拓印成某种超越地理坐标的文字。
想到这，我点开微信。那场取消的订婚宴，像根刺在心里扎了太久。
我打字发给母亲：“妈，上次二姨提的那位，推个微信吧？下个月休假，我愿意见见聊聊。”
世界很大，人生很长。一个偏旁部首的勇气，是相信重组的意义，并主动递出自己那一笔。带着过往的渊源与未来的期许，我继续前行，步伐稍显缓慢，却从此踏得更加从容、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