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刘清扬经过长途跋涉，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终于又回到了陪都——重庆。
此时的抗日前线，日伪军纠集兵力，配以大量的坦克飞机，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八路军和冀中根据地人民正在浴血奋战。延安抗日根据地1942年春起展开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处于学习阶段，同时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正如火如荼。
而此时的重庆，由于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不久，各地的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又云集在依山傍水的重庆。这时重庆米珠薪桂，住房尤其紧张。
刘清扬刚到重庆，一时找不到住处，就在救国会朋友史良的院子暂住几日。此时宋美龄的妇指会知道她已到渝，就派总务组长谢兰郁来找刘清扬，邀她再回去工作。刘清扬在训练组工作期间就深知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因此婉言谢绝了来者的邀请。
而红岩村八路军党代表办事处的邀请，刘清扬则欣然赴约。她坐在党代表宿舍的木椅上，面对久别重逢的周恩来和徐冰同志侃侃而谈她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以及日本军队占领香港，香港人民遭受苦难的情景。她一直谈到深夜，竟在此住了一晚。
第二天，刘清扬谈到自己的近况，对周恩来同志深情地说：“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党的帮助，现在我可能已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我的前半生是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我的后半生希望能去延安，为党的工作再尽我的绵薄之力。”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说：“对于你的工作问题，我们党已有周密的安排。根据你的情况，还是适合在白区做统战工作，重庆的任务也很重。”
恩来同志的话语不多，但句句说在清扬的心坎上。她知道，重庆是我党联络人才的基地。抗日还处于僵持阶段，谁能赢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就取决于人民大众。国共两党哪一方取得人民大众的心，哪一方就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共产党才能以此发展壮大。刘清扬想到这些，她的自豪感又油然而生，她同意了党对她的安排。在下山的路上，她已筹划好了她今后的工作方向。
刘清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喜欢受约束，但她更不喜欢毫无目标地去工作。在她迷失方向的时候，她会像一只小鹿一样，站在那一动不动地仔细聆听四周的动静，当她选准方向时，她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快速奔跑。
……
转眼到了1943年春，突然有人来信邀刘清扬下山和朋友们聚会吃便饭。清扬开始以为是春节聚会，她想和大家聚聚也挺好，到了市内才知道晚间是“周公馆”的聚会活动。
当时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前有个小茶馆，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在此转悠，而办事处的党代表是周恩来，所以重庆的文人雅士就把八路军办事处称作“周公馆”。到了那，除了周公馆的几位熟朋友，还有救国会的沈均衡沈老和张友渔、韩幽桐等人。
屋里摆了两张便桌，桌上是热气腾腾的炸酱面和几个小菜，刘清扬一进屋，大家就频频对刘清扬作揖，还异口同声称她寿星老。刘清扬这时才恍然大悟，今晚的聚会是以给她做寿为名而办的。虽然，在那时的国统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局势，就会被扣上聚会的帽子，有被逮捕的可能，酒馆茶馆都张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所以朋友们就经常以给某人过生日的机会聚在一起，谈论点事。
可是今天，刘清扬却格外的激动，一是她的确忘了自己的生日，而且是她的50岁大寿，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个日子是该好好庆贺；二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是她的老战友老领导周公为她主持庆贺，更有这么多的老朋友在一起，这对于刘清扬来说的确是太隆重了。
幼年时由于她是女孩没过过生日，封建社会里普通百姓家的女人是没有资格过生日的。年长后由于年年战乱也没条件过生日，成家立业后又忙于革命工作，清扬还是难得过上一个像样的生日。只有在党的怀抱里，刘清扬才感到她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在重庆这些日子，刘清扬过的是清苦的日子，收入微薄，工作还在寻找中，她与张申府的关系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的心也如同重庆的天一样阴多晴少，难得见到阳光。朋友们说，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特地来为她庆贺的。为此，徐冰同志还专门为她作了一段祝贺词，他用诗的语句褒扬了清扬的作为，勉励她继续奋斗不要止步。
这难以承受的生日聚会刚过没多久，刘清扬到郭沫若家参加为董老（董必武）做寿的聚会。名义是做寿，却另有含义，实为周公饯行。周恩来、邓颖超、徐冰、张晓梅等同志即将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延安的整风运动，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和整风学习便由董必武负责。
在会上诗人郭沫若即景生情，为董老的大寿作了诗。有人告诉他前些日在周公馆刚给刘清扬做了寿，郭沫若埋怨周公没请他，随即为清扬女士赋诗一首。咏毕众人连连喝彩，清扬愧叹不已。这首诗，表达了诗人也是到场的各位，对刘清扬女士的赞叹和鼓励。诗云：
慷慨幽燕姐，
犹然十五余，
登坛三寸舌，
下笔万完分，
意识夸前进，
须眉愧不如，
行途刚半百，
努力莫踌躇。
这首诗给50岁的刘清扬很大的安慰和激励，它伴随了刘清扬后半生。在她此后的日月里，她怀揣这首诗，以青春的热情为党的事业走南闯北，从无怨言。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境地，她也与党同心同德，毫无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