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后，成了死岛，敌人在香港九龙之间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线，岸边哨卡密布，海上有汽艇巡逻。要想摆脱敌人的魔爪，第一步一定要冲破封锁线，转移到九龙去，再转移到大后方就比较方便了。
香港地下党为党的同志和朋友们的转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首先，徐伯昕同志把刘清扬送到一个叫湾仔的地方，大概是转运站。然后，一起去找廖夫人和柳亚子同志。在清扬和她俩同住的地方，远远看去大门外站着两个日本兵，他们观察了一会确定是站岗的日本兵。正如刘清扬所判断的这所大房子已被征用，看来廖夫人等人早已转移了住处。后来，伯昕同志在李济深的房子里找到了廖夫人，在别处又找到了柳亚子一家。
次早，大雾笼罩着海面，东方泛出鱼肚白，刘清扬一行悄悄地登上了九龙半岛，在岸边的一个小屋里，早有准备好的黑布和机子，人们一到，就根据个人的身材裁剪一套长裤短褂，立马缝制起来。因为，这些文化人平时穿的是长袍，很容易暴露身份，改换成广州人穿的黑色的短上衣，远远看去像本地劳动人民，很便于隐蔽。换了服装后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窃窃地笑出了声。在这里，张友渔和韩幽桐已先期到达。因韩有病，便安排他俩和廖夫人、柳亚子两家人一同乘船，顺海边到广东东北岸的沙渔冲登岸。刘清扬等二十几人步行，需走三天才能到达东安县的游击区。
和刘清扬同行的有文艺界的名导演和名演员，还有文化界的名流，这些人过去都未走过长路。要冲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走几百里的山路，交通员要求大家每人只能背六斤重的东西，包括一床被子和两件换洗的衣服。
从九龙出发，先闯过了一片敌人的占领区。逐渐走进了山区，越走越高，走了约有四十里路，太阳开始西斜。大家又渴又饿又累地到达深山中的宿营地。
……
第三天早饭后上路，这最后一天须走六十里，其中还要爬一座高山，才能到达目的地东安县。
到达东安县地界，据报日本军队已占领了惠州。原来的计划是从惠州北上转曲江到桂林，现在竟不能走了。交通员只好带领大家又转入东安地界的大山里。
在大山窝里，居民较少，大家挤住在一间大草寮里，白天练习爬山，准备应付敌人的袭击，晚上轮流放哨。从晚上10点起，每两小时一个班，有两个人到半里外的小山头一棵树下，细听远处敌人的动静。刘清扬学会了用耳朵扣在地上，能听到远处敌人行动的声音。万一有动静，就跑向草寮，叫大家上山隐蔽。当时分派刘清扬和一个年轻女子一起放哨，守候午夜12点到凌晨2点的一班。这个女子是一个学生，在漆黑的山窝里，不时响起野兽的叫声，要走出半里地才能到那棵小树那里，小女子胆子小，走在清扬阿姨的前面不好，走在清扬阿姨的后面也不行，干脆刘清扬搂着她的肩并排走去。到了地方，还是要清扬阿姨搂着她并排坐在石头上听动静。几十年过去了刘清扬一想到这情景就觉得挺逗，不要说敌人来了，就是一只山鸡也会把放哨的人吓得大喊大叫起来。可想而知，他们那时面临的是多么艰难的处境。为了转移他们这些“栋梁之材”，中共地下党和东安游击队承担着多么大的危险。
还有在山区吃饭的事也很有趣。在山里住没安静几天，个人的秉性就暴露出来了。山区生活条件差，饭菜都是由半山的老百姓做好担上山，菜分成两份一盘，放在大家围坐的草地中间共同夹着吃，没过几天就不行了，先夹的人把菜吃光，后面的人只有吃白饭，为了这事大家还吵了起来。有人就提议各组选一个组长，全组人盛好饭后，组长喊一、二、三大家一起动筷子夹菜。但还是有人不满意，还是有人要骂人。喝水的问题也是这样，那时人多水少，从半山提上一桶水来，多数人还没舀上水，那水也就没底了。在这种时候，刘清扬和同行的邹韬奋总是站在后面，看着大家争抢。刘清扬想，与劳动人民淳朴的心灵相比，这些人的行为实在太惭愧了。她到半山的百姓家去看过，为他们做饭的人家，家徒四壁，唯一的家具只是一张床一个锅灶。
因为在山里住的时间长，又没有报纸看，闲来无事，大家就开起战局讨论会来了。
有一次提出的问题是：我国的抗日战争，国共两党谁在抗战中起领导作用？多数人说当然是国民党，因为所有的国防大军都在蒋介石手里，还有国际支援的物资和义勇队。先是苏联给了很多汽车和飞机，随机来的驾驶员都交给国民党指挥。共产党方面只靠八路军新四军力量远远比不上国民党等等。刘清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抗日战争的真正领导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军队多力量大，但他是在西安事变中被迫转向抗日的，他始终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如真诚在国共合作中坚决抗日，为什么他企图消灭新四军？要不是蒋介石向日本妥协，反共打内战，我们也不会到香港来。我来香港的一个任务，就是对外揭露宣传蒋介石不抗日的阴谋。”
她又说：“共产党虽只有两支队伍，但广大的爱国人民参加的抗日游击队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支队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真正领导抗日战争的是共产党。”
刘清扬的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这批由香港转移的人士只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多数是爱国的抗日积极分子，大家是在抗日的大旗下走到一起来的，难免有些意见分歧。
他们住在山上，做饭煮水都是借用老百姓的锅灶。一天一位中年妇女用广东话跟刘清扬说：“我们山上没有裁缝，要缝制一件衣服要跑很远的地方要花很多的钱。”刘清扬在广州工作过一段日子，会听广东话还会说几句，就说：“你要缝什么衣服？”
“我有一块布，想做一身衣服。”她说。
“你把布拿来我看看，也把你的旧衣服带来一套，我给你做好不好？”刘清扬诚恳地说。
这位妇女高兴地跳了起来，连忙说：“好，好，好！”很快她就把布料和衣服拿来了。刘清扬一看，是一块五尺长的用树皮煮过的茶褐色的粗布，做一身衣服是不够的。刘清扬告诉她：“只能做一条裤子，裤腰的布还不够。要用剪下的碎布拼起来才行，你看怎样？”“能做一条裤子也好呀！”她高兴地回答。刘清扬把布料裁好，裤腰用八块碎布接起来，费了很多的功夫终于做好了这条裤子。这位妇女接过裤子一穿正合适，非常高兴地跑到游击队党支书那问，应该给刘清扬多少工钱。党支书把这位妇女带到刘清扬面前，对她说：“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她给你做衣服不是为了要钱，是为感谢你这些日子对他们的帮助。和你做个朋友，朋友还会要钱吗？”这位妇女以后真的和刘清扬交了朋友，并且有了深厚的感情。一见面不是给刘清扬一个菠萝，就是给她一块红薯，不要都不行。
……
刘清扬在山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据说被日军占领的惠州已收复了，交通员就决定分两批护送他们，人少，途中如有紧急情况也好处理，这样刘清扬是第一批离开大山的。3月12日这天，天气晴朗。吃完早饭后，第一批上路的队员整装出发了。刘清扬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们已绕了好几个山峰，回头望去，还能远远地看见站在山坡上为他们送行的人们。虽然住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到了离别的日子，人们总是思念的情谊更重。往日那些不经心的事，总是会在心头回绕。特别是邹韬奋同志，他是第二批下山的，给刘清扬以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平易近人，谦虚克己。和他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刘清扬向他学到了许多优秀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