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制造事端，自己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侵占中国沈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退让政策，严禁抗击日军，致使日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侵占了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奋起反抗。民族的危亡，民众的奋起，再次激发了刘清扬的爱国热忱。
10月17日，刘清扬、孙荪荃等上层知识分子妇女70人，发起成立了北平女界抗日救国会，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团结革命势力，对日宣战”等要求。大会选举刘清扬、李德全、孙荪荃、于凤至（张学良夫人）等21人为委员。在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下，这个爱国组织成立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破坏而停止活动。
1933年元旦，日军炮击临榆县城，驻守的东北军何柱国部官兵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日军的飞机还飞临北平的上空，在南城外丢了几枚炸弹。全城的百姓全都激奋起来。连刘清扬刚刚3岁的小女儿方清，竟对母亲问：“为什么日本人来我们中国放炸弹，我们就不打日本？我长大了，也用飞机去炸日本。”这句话真像一把匕首刺入刘清扬的心。她想：“大人们竟不能保家卫国，致使3岁的孩子忧虑国家大事！”她顿时感到万分的惭愧。3月初日军再占承德，分兵攻击长城各口，驻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基于爱国义愤，英勇抵抗，日军遭到重创。刘清扬立即团结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抗日救护慰问队，开展抗日救护工作。同时她带头捐款，首先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夫人和家属中募捐，为古北口、喜峰口作战的士兵，制作许多卫生药包，内装纱布、药棉、破伤风药、冻伤药等等。然后推派妇女和学生代表，去前线慰劳，给了作战的士兵很大的鼓励。还组织教授夫人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等人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深受鼓舞。北平各界人士也纷纷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召开座谈会、写文章，宣传抗日。张申府也利用他的讲课之便，对学生讲东北三省，讲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制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企图吞并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五省。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退让。夏季北平各界爱国群众团体联合起来，壮大力量，成立了统一的抗日团体“北平各界救国会”，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救国的洪流。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取消中国政府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换成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要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这时华北危机达到了极点，全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在这庄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消息传来，给人民的抗日斗争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刘清扬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心。
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党领导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北平学生和爱国人士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行进在北平的大街上。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用水龙、皮鞭、棍棒袭击游行队伍，打伤100多人，逮捕30多人，但更多的学校学生冲破封锁汇合一起举行了更大声势的救国游行。此时，张申府和中共地下党姚依林及北平女子学校校长孙荪荃、学生会的郭明秋一起，在西单的一个咖啡馆里密切注视学生的游行。他的一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在游行队伍里。
广大学生不畏强暴，在凛冽的寒风中赤手空拳地与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
刘清扬虽然没有随爱国学生进城游行示威，但她的心时刻关注学生运动的进展，每当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到她家谈论局势和看法时，她总是给予鼓励和支持，给同学们极大的鼓舞。
张申府的二女儿张维丽就在这次大游行中，被军警的水龙浇湿全身，十几岁的少女高烧不退，在母亲朱玉英的陪护下，于两个月后大咯血病死在一家诊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