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25日上午10点，刘清扬带着病弱的身子由重庆乘飞机前往北平。她乘的是运输机，颠簸起伏特别大。一路上她闭着双眼，忍着阵阵眩晕和呕吐，端坐在运输机临时加装的座椅上。同机的还有她名义上的丈夫张申府和民盟的几位盟友。平时喜爱说话的刘清扬这回一反常态，很少说话。一是由于她大病初愈，虚弱的身体难以支撑几千米高度的飞行；另一个原因是，她的心已飞到了几千里外的几个女儿身边。她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职业妇女，但她在繁忙之余没有忘记她的母亲之责。八年了，整整八年。她没有见到女儿一面。她曾写过几封信托邮政投递，可她没有把握这些信能到达女儿们的手中。她对结拜姐姐朱玉英照顾孩子没有顾虑，朱玉英在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方面，清扬自知不如她。但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并不是只需穿衣吃饭，她们还需要最好的学习和教育。因此，这八年来刘清扬一直拜托天津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照顾和教育她的女儿们。清扬希望她的女儿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爱国爱人民的人。小女儿站在高高的台子上说的那句话，又回响在她耳边——“我长大了要开飞机去打敌人。”女儿樱桃似的小口高高撅起，胖嘟嘟的小手向上挥舞。想到这，清扬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飞机一阵猛烈的震荡把刘清扬从座椅上弹起，在她又重重地跌到位子上时，她想起离开重庆前红岩村的党代表对她的嘱托，她又想起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女同胞们在分手时共勉的一句话：“凡是联谊会的理事，复员到哪里，就在哪里成立分会。”她们要像种子一样播到哪，就在哪生根发芽。刘清扬的眉头又紧紧皱起，到达北平后的工作又使她思绪重重。
下午三点，班机到达北平西郊机场，场站早有中共北平军调部的同志们等候。他们是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报告知来机场迎接刘清扬等人的。到了北平，军调部已准备了西单花园饭店的一间屋子给刘清扬住下，她休息了两天后就马上乘火车去天津看望孩子们。
回到阔别八年的天津，街道好似宽了许多，可是孩子们住的地方嘈杂拥挤、破烂不堪却是她所料不及的。当年为了地下工作的方便，租住在一个大杂园里，几十户人家，上面晒衣下面漏雨，清扬上楼时就险些踢翻一个水盆。到了家，在昏暗的光线下她看见朱玉英的背更驼了，正在和面做窝头。朱看见清扬进屋，微抬起头激动地说：“你可回来了！”
孩子们陆续放学回来了。有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的高个子是三女儿向丽，稍矮一点的背着米黄色的书包，上面绣着“在狱中的母亲”，红色的丝线已褪成灰粉色，缩在朱玉英的身后露出黑黝黝的辫子，这该是四女儿丽丽了。还有可爱的小达丽也有齐腰高了。尤其是在和三女儿、四女儿的对话中，她感到“最小的三个孩子也都长大了。”她们的谈吐和学识已在同年龄的学生之上……
刘清扬在抗战期间抛下她幼小的孩子和已是83岁高龄的老母，在重庆、香港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她母亲享年87岁去世时，刘清扬还远在香港抗敌奋战，消息不通，使她不知老母逝世，就是知道了也难以回去奔丧。她为了革命失去了为母亲尽孝的机会，这次她回天津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亲友们交谈。她在老母的坟前磕头敬香，那难以表达的情怀后人是无法描述的……
清扬在家只住了两天，就离开了几个可爱的孩子。她虽然恋恋不舍，但她已没有来之前的担忧了。因为，她看到孩子们已成熟了，两个大的孩子很可能已加入了共产党，她们已经会为国家的前途、为人民的疾苦而担忧了。这次她一身轻松地回到北平，在离开之前只是告诉朱玉英到北平一找到房子就把她们母女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