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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我们终于向第十个做假肢的康复者又靠近了一步。
上午10点出发,下午2点到达大理巍山县城,当地疾控的工作人员来接我们去金嬢嬢的家里。这个嬢嬢最近从阿朵地麻风村里出来,做完了手术,住在儿子家中休养,此时人在红河源头的一个彝族回族自治县。
路七拐八弯,沿着水流和山势蜿蜒而上。山峦上缠着流云,路边地里栽着苞谷、烟草和蔬菜,红河水拐着弯穿过村子,据说往年都是水波荡漾,但今年干旱,水低低浅浅地流着,人甚至可以蹚河而过。回族人家不贴春联,所以很好辨认,他们的房子外表也是最干净的。
穿过了两三个回族村,车又开了四十分钟,我们才到目的地。在一个卖着各种农产品的热闹集市旁边,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开着轰轰响的摩托接到了我们,他就是金嬢嬢的儿子。屋子在高地,进去院子,右边正房的屋檐是木瓦结构,窗户都是彩色的玻璃。左边的低矮点的小房间里,一个穿宝蓝色短袖的嬢嬢坐在床上,和我一对视,就挥舞起两只手打招呼,我就先走了进去。
“哎,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哟。”金嬢嬢两只手掌裹住了我一只手。
她儿子推进来一把轮椅,把她从床上抱到了轮椅上,推到了院子里。小吴师傅已经准备好温水和石膏,蹲在地上准备取模了。
金嬢嬢戴着一顶粉红色的鸭舌帽,压着齐耳的短发,腰间绑着一个绣花小布袋,可以装手机。她笑起来会露出稀稀的牙齿,像是长势不佳的苞谷,眼睛像两洼泉眼,端详时,让人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她截了两只脚,想做两个假肢,但是左脚才做完手术一个月零两天,底部的截断口刚刚愈合,肉都向里塌陷着,像从里面被扎起来的布袋口子。小吴师傅用石膏纱布覆盖在她的右脚上时,她大概感觉有点紧张,两只眼睛粘在了师傅的手上,腿不自觉地动来动去。怕影响到取模,小吴师傅示意我多跟她说话,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我搬了椅子坐在旁边:“你是什么时候入(麻风)院的呀嬢嬢?”
听到这句,她的视线从师傅的手上移开,眼睛望向我,立刻就笑了,声音也活了起来:“哎哟~进去是小姑娘,出来是老妈妈咯!”
“老妈妈啦?”我笑。
“可不是,现在可不是老妈妈?”她也笑。
只需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她带回几十年前那个时刻,重要的回忆就会自己涌现出来,就好像搅动一片湖水,水草与鱼群就会从沉默的深水中涌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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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金嬢嬢入阿朵地时22岁。那个时候她儿子已经4岁了,是丈夫和生产队送她入院的。阿朵地除了山还是山,走得人脚底发疼。一程又一程的山路,隔断了她和家人。
“太可怜了。”她说,“我们入院时,人家过年过节,说是说,笑是笑,我是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哭,因为想儿子,想妈妈和爹爹,又想老的又想小的。”
院里有些老病友,已经过了刚入院那个阶段,又爱开玩笑,见她躲开了,故意逗她:“金梅,你去哪里躲着一个人笑了?你不叫大家,独自躲着去笑啊?”明明是去哭了,他们偏偏说成笑,她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儿子交给了外婆带着,平素跟外婆一起睡。孩子七八岁时,有一天夜里睡着睡着,外婆人走了,他仍乖乖躺在外婆身边,外公就走过来抱起他,说:“婆婆不在了,跟我睡去吧。”
她在院里听家人说到这段,只觉得心肝都要碎了。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又高又黑的儿子就站在她身后,抱着手臂,偶尔温和笑笑,没有开口。
22年后,她在麻风村里的日子已经跟在外面的日子一样长了。她第一次回到家里,孙子都已经4岁了。儿媳妇领着两个小孩在家里,儿子本来在外地打工,听到妈妈回家了,也回来了。但是,她并没有在家里长住,而是又回了阿朵地——早在1984年,医生入阿朵地检查,治愈后的大部分人都出了院,她的麻风也治愈了,留下了右脚的残疾,她决定在麻风院里继续生活,才能拿到政府发的生活费。
我在红河自治州的政府网站上看到,10年前,阿朵地已经改名为“自治县特殊老人福利院”,2023年院里只剩下8个人,每个老人一个月能拿到县民政局的200块补贴。那里距离巍山县城80多公里,进村道路崎岖,开车也得3个小时。那些山呀,一座接一座,路呀,一高又一低。虽然留下来有生活费,阿朵地的山却走坏了金嬢嬢的第二只脚,左脚脚底的溃疡是好了又疼,疼了又好。
这种痛苦让金嬢嬢生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有时她想死,最终她决定要活——于是在她76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到之前的一个月,做了手术,锯掉了第二只脚。因为长年跪在地上走路,她两个膝盖处都长出了一个圆形的肉块,上面是大片的发灰的硬茧。我注意到,跟曹嬢嬢一样,她的膝盖骨也很粗大。
当我在说截肢的时候,听起来仿佛只是在修整不好用的工具,就像一截铅笔,用完了再削,或者像一根拐杖,下端磨损而已。但那毕竟不是工具,是人的肢体,血肉,筋骨。站起来,既关系到生存,也关系到尊严。
很多人刚刚失去半截脚的时候,身体还反应不过来。在弥勒疾控中心,一位年轻的康复者阿姨跟我说,她刚截完肢时有天半夜醒来起床上厕所,迷迷糊糊的,她忘记自己只剩一只脚了,像以前一样“两脚落地”,结果一脚踩空,结结实实摔地上了。有时候,她抱着自己的腿叫唤:“哎呀好疼好疼!”女儿就急急忙忙拿药来给她擦右腿,她说:“不是咧,疼的是左腿。”女儿看着她已经不存在的左腿,哭笑不得:“没都没了,擦什么药呀?”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幻肢”,肢体消失了,连接肢体与大脑的神经还在,一些神经信号让大脑误以为腿还在活跃,还能产生疼痛、瘙痒、触碰的感觉。
到我们来的时候,金嬢嬢有5年没有做新假肢了。在她的轮椅后面,正屋的水泥台阶上,立着一只陈旧的假脚,脚上穿着军绿色的布鞋。假肢内套裂开了,用粗糙的针线缝合着。嬢嬢说,疫情时没有人进麻风村,那是她自己用针线凑合缝的,不然都没法穿。云南地处边陲,麻风院又归属卫生系统,疫情时期的防控只严不松。我看了眼她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部萎缩,右手还有短短的几根手指,手腕上系着一条细细的彩绳。
嫦姐担心金嬢嬢的左脚恢复得不是很好,还不能够穿假肢,拍了照片,远程问华哥。华哥说,要先用绷带把残肢末端缠起来,缠绕一段时间,让它变小才可以穿进假肢里面,随即发来一个教学视频。金嬢嬢的儿子应下来,答应回头就去买弹性绷带。临走前,金嬢嬢从腰上的绣花袋子里扒拉出手机,我们俩加上了微信。
华哥看到我们传回去的照片,说:“没有手指的,要在备注那里写:需要贴方便带。”——如果需要假肢的人手指萎缩或者掉光了,他就要在假肢上穿一个弹力绑带,可以让他们用两只手掌勾住绑带来帮忙穿脱。这项对假肢的改造,是华哥引以为豪的独创。
小吴师傅取好两只脚的模,用泡沫纸小心包裹起来,装进纸箱子里,等到县城,就用顺丰快递寄回昆明的修车厂。离开金嬢嬢家的路上,小吴师傅随口跟我说了一句:“这个嬢嬢啊,她很害怕站不起来。”
我心中一震:这就是她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截第二只脚的原因吗?想起她清泉一样的眼睛和苞谷一样的牙齿,恐惧和希望,原来都藏在那些热切的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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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车站转车,路边小卖部里柜台后面站着的回族妇女们缠着头巾,眉目俏丽。墙上的消防宣传画上,舞蹈演员杨丽萍穿着绿色繁复的民族服饰,站在一群消防队员的中间。下了会儿小雨,空气清清凉凉,道路尽头望得见山顶,山峦上缠绕的云像雾气一样流动。从风景到人物,无一不在提醒我,这里不是广东。
从巍山出发的大巴开上一边是悬崖的山路,云雾缭绕,湿气蒸蕴。嫦姐在车上靠窗的位置睡着了。这一路上,她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大姐姐,事事关照我。她深知云南高海拔地区紫外线的厉害,教会了我在户外要包得严严实实,帽子口罩一个不落。后来我才知道,她跟麻风村的缘分也超过20年了。
这一车全是两广的人。老早就听说云南有一个神奇的麻风康复村里还养孔雀,原来嫦姐就在那个养孔雀的地方里驻村。
2003年,汉达在广东招护理员,正在读护理专业的嫦姐前来应聘,自此成为一名康复护士。就如同培养华哥一样,杨教授也手把手教她各种护理操作,带着她在国内各地取经,参加国外专家的溃疡护理培训。她对杨教授也有很深的感情,总是想起他轻声笑语、和蔼待人的样子。我一开始有点不懂,除了专业素养,为什么他们回忆的总是杨教授的好脾气,后来一想,好声好气说话从不发脾气的领导,确实很难得了。
嫦姐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广东各地的麻风康复村里,帮行动不便的村民处理溃疡,也教他们如何照护手脚。广东有差不多60个麻风村,大部分的村子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长年的奔波让她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2012年,她选择了离职。但老人们没有忘记她,十来年后,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问她最近怎么样了。
没想到,命运又将她带了回来。汉达是在广东注册的,后来为了在云南开展服务,另外在云南成立了一个新机构“昆明汉达”。两个机构虽然独立,仍然保持密切的交流和往来。2020年,嫦姐通过老同事得知,昆明汉达有了一个驻村社工的空缺,那时她就在离家1公里的地方当社工,但是因为对麻风村有感情,考虑过后,最终接下了这份工作,飞到了1000多公里外云南的山坳坳里。
2009年前,因为有的麻风村周围的歧视现象太严重,村里孩子都无法享受正常读书与社会交往的权利,梅子姐她们就试过“驻点”,直接住进了村里,用实际行动来反歧视、去污名。而嫦姐的“驻村”则跟以前不太一样。
她去的是大理州洱源县炼铁乡的山石屏村。山石屏与外界隔着一条江水,1953年,正是考虑到可以用江水来做自然的屏障,政府才将麻风院选址在这里。那年4月,梅子在昆明接到了嫦姐,带她进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梅子又带她一一走访完村子里每户人家才离开。32位康复者,加上他们的家属,有50来人,村子里还有护理员。村民们都是白族和汉族,白族人说自己的语言,但是一看见嫦姐凑过来,就会改成说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嫦姐说的则是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家都说普通话,但谁也听不懂谁,就这么鸡同鸭讲,嗯嗯啊啊地交流。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加上文化习俗迥异,饶是已经工作了十来年的嫦姐,刚入村时也不免觉得孤单。第一个周日,她早听说大家要去赶集,起了个大早一看,车还没走,就又回来屋里忙活起别的事情,再出来,面包车和赶集的人都走光了。她忽然觉得像是自己被大家伙抛弃了,生出一些低落的情绪,回自己屋里流着泪睡着了。迷糊中,听到有人在敲窗户,是村子里周爷爷的声音:“你咯在?我今早去赶集,在市场上没见着你,还去河边找了你几回也没见着你,担心你呢!”她连忙起来打开门,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跑到河边去找自己。
嫦姐说,周爷爷是第一个让她对山石屏有了家的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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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社工的工作有点像个健康管家,要给每一个康复者建立身体档案,登记手脚残障情况,评估行动能力、自理能力等等,再根据这些数据,看看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做点什么。给村民们量血压的时候,嫦姐发现了一个老奶奶血压偏高,但是之前老人跟别人有语言障碍,没人知道这个情况,也就从来没过吃药。后面嫦姐去医院给她开了降压药,每天看着她吃,老人的血压才逐渐稳定下来。
不过山石屏的老人都不愿意截肢,这里的人更希望保留完整的身体,即便溃疡很严重,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一个截肢的都没有,我们的假肢车也没有开到那里的计划。嫦姐并不劝他们,她觉得应该尊重老人家自己的决定,他们能接受自己身体的状态就可以。她会尽可能地教他们怎么样泡脚、削脚皮、给伤口消毒等等。
她逐渐能听懂云南话了,学会了跟当地人一样说今天要去“gan gai”。驻村3年下来,赶集竟成了她工作里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山石屏出来,还有10公里的路,其中有3公里是泥巴路,村里有辆7座小面包车,来回出去一趟,一个人12块钱。但是有些行动不便的人,有些眼睛看不见的老人家,也坐不了车。当地政府给了康复者每年一定的医保额度,可以免费看病和开药,于是每个周末的赶集,就成了嫦姐最忙碌的一天,因为她要帮这些出不了门的村民去卫生院开药,少的时候4、5个人,多的时候10多个,托她开的一般都是日常保健药,安神补脑液、降压药、川贝止咳糖浆、蛇胆液之类的。她要提前一天仔细记下每个人的需求,带上所有人的社保卡,拿了药在药盒上写名字和注意事项,回来再一个个跟老人们说。
炼铁乡的人们也习惯趁着赶集这天来看病拿药,卫生院总是排起长龙,嫦姐一个人就得占去医生至少半个多小时,这对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嫦姐来说怪不好意思的,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抱怨或者投诉过。当她从卫生院出来,背着一背篓的药再去集市上采购生活物资时,人们就伸长了脖子看她的背篓,有的还会问:“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多药啊?”“你是哪里人啊,在这里做什么啊?”她就趁机科普一下关于麻风村的事情。因为她的口音和面孔在当地特别显眼,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炼铁乡的人,送快递的大哥,卫生院的护士,都认得她了,大家就叫她“广东来的”。
一开始,山石屏的人们也不相信这个广东来的人,调侃她说:“陈姑娘,怕是在这待不住吧?就担心你待不住。”“天气太冷了习惯不?广东没这么冷吧?熬不住就去昆明。”但时间一长,就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大家眼见着她踏实地住下来了。她自己做饭、种地,跟嬢嬢们学腌酸菜、熏腊肉,还学会了分辨牛肝菌、鸡油菌、青头菌、扫把菌。每年夏天的“食菌季”,她自己进山捡了菌子回来,再给村里的老人家细细分辨,扔掉有毒不能吃的,3年多下来,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菌子小人”(中毒)。
自从嫦姐进了村,山石屏各种节庆活动也更加热闹了——整一个“粤滇文化大融合”,重阳节一起分吃大蛋糕,端午节教大家做广东咸粽子,火把节一起祈福,日常搞个插花活动,再邀请附近村落的嬢嬢们一起过来,顺带促进村落共融,消除麻风歧视。冬天冷,那就搬一张小凳子坐到火炉旁边,一个大火盆里头搁柴火,上头一个铁架子还能放个烧水壶,大家一边烧水一边烤火。
白族和彝族都过火把节,农历六月,广场上就会竖起一簇大大的松树火把,再大一些的,甚至还要吊车来吊装。火把上挂着的馒头和水果,在点火之后纷纷落下,众人就会抢着捡起来吃掉,然后为自己和他人祈福。小的火把是拿来耍的,在人的手里上下翻飞,好像有生命一样。
一年到头,除了开会培训,嫦姐只有过年那几天会离开山石屏回广东。村民们也从一开始“劝她走”,变成了“劝她留”:“过年你别回去嘛,在村里和我们一起过年热闹点,过完年再回去。”驻村是有期限的,离结束的时间越近,老人们越舍不得她:“小陈,我们头疼找你,脚疼也找你,手机有问题也找你,你以后走了我们怎么办?”连卫生院的人也说:“很难得,你经常来给老人家开药。你在,这些老人真是幸福。”
有时候,老人们需要人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人帮忙,小事情就会变成大麻烦。这些依赖和认可让嫦姐觉得很温暖,但是,驻村社工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村子里的人逐渐老去,3年时间,已经有8位老人去世。只有好的临终关怀能够让老人最后这段路走得舒服一些——尽量让屋子干净舒适,睡得舒服,煮一些容易入口的粥水,甚至包括生前遗嘱,避免过度医疗,提前问好后事处理方式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社工能完成的事情。
前几年,汉达在广东的部分康复村开始尝试给老人们做生前遗嘱。跟外界世俗生活里对死亡的忌讳不同,麻风村里的老人们历经磨难见惯生死,并不抗拒聊这个事情。但是,有了生前遗嘱,谁来确保它能够被有效地来执行?这里面一环扣一环,没有哪一环是容易的。这些问题并不只关系到麻风村,在逐渐老龄化的社会里,麻风村里的互助养老经验可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群居以排遣寂寞,让年纪轻的照顾年纪大的,雇佣家属做饭和打扫卫生,建立妇女小组、兴趣小组,等等。
总之,驻村社工若想长期做下去,一要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二要有愿意长时间做这个事的人,这两样都不容易。欧盟的这个助残养老项目持续了3年多,等到我们这趟做假肢的行程结束,再过两个月,嫦姐也差不多得离开山石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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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巍山的隔天,修车厂里的华哥传来消息:快递收到了,金嬢孃的模具没有受损,他已经开始制作了。我们都很开心——计划行得通,那就继续前往黄草坝和祥云县取模。去黄草坝的车十分难找,因为去那里全是山路,又颠簸又危险,没有什么车愿意上去。嫦姐和梅子几经曲折,问来问去,才找到了一辆小车愿意带我们上山。出发前嫦姐还提醒我:黄草坝在山上,会冷,多带一件衣服。
知道路很颠,但是没有想到那么颠。路面全是小石块,坑坑洼洼,一路伴随着“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我坐在车里,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感觉自己像是超市门口疯狂摇摆的充气小人,颠得五脏六腑在晃悠。我在朋友圈发了个小视频,说自己早饭都要吐出来了。
山上下着阴冷的小雨。黄草坝的村民们在8年前住上了漂亮的新房子,一个长长的四方院子,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小吴师傅要给3个嬢嬢取3个模,我在一旁为她们的残肢拍照,登记数据,然后再发给华哥。其中一个白族嬢嬢,穿了足足14只假肢袜,她身上也背了个小小的绣花腰包,上面绣的是“安康”。
取完模一路颠下了山,没有时间吃午饭,啃了几口面包,直接到客运站坐大巴去祥云县,再找车开上另一座山。与黄草坝的路不同,罗贤观的路主要是险,蜿蜒上去的路,一侧是山一侧是崖,这几天下过雨,车容易打滑,师傅开得很慢——这就是让华哥心有余悸的那段路。
车开到山顶,从一个大院子门口进去,几只小狗先汪汪汪过来迎接。村民们一见到嫦姐,就热情地喊“小陈老师哎!”3位村民需要取模,2个嬢嬢1个伯伯。小吴师傅在亭子里摆开材料,嫦姐熟门熟路,随手在边上的树上摘下一个红色的海棠果子,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咬着吃了。我也学她摘了一个,一咬,酸的。
取模的时候,嫦姐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因为过几天村民们还要再下山去一趟大理调试假肢,我留下,到时候可以陪着一起去。他们知道我这次跟着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云南麻风村的情况。在广东,我经常在麻风村中一住好多天,但许是人生地不熟,加上村子在山顶上,村里的几只小狗还会吠我,我居然感觉有些犹豫和胆怯。
我绕着亭子周围走了一圈,粉色、红色的大丽花开得圆满美丽,在细细的雨丝中弯着花枝。不做假肢的村民们也围了过来,说说笑笑。不安渐渐被抚平,等到取模结束,我说,我决定了,留下来。1个小时后,嫦姐和小吴师傅就带着模具,随着小车司机一起下山了,他们还得连夜坐高铁返回昆明,我独自留在了山顶上。
祥云县地如其名,晨昏常有祥云,罗贤观则像是在云端上的村庄,房屋都依山而建。我住在二楼的空房间里,在走廊上一览众山小。来的第一天傍晚,在薄薄的雾气里,我看见小松鼠拖着蓬松的尾巴从瓦片屋檐上跑过去,一下不见了,过一会儿,毛茸茸的大尾巴又从另一个屋檐边上冒出来。天色越来越晚,雾气越来越深重,天空就会呈现一种像海洋一样无法言喻的美丽颜色。
村民们细心安顿我,拿来了热水壶、晾衣架、蚊香、马桶。我表示感谢,他们说:“你是为了我们来这里,要好好照顾你。”
我像一个冒冒失失的小炮弹,一头砸进了村庄里面。没几天,谁跟谁打过架,谁骂过谁,谁与谁早年有嫌隙,已经听到了很多版本。村民们一个屋檐下日夜相对几十年,没有不起冲突的,但是好心的外人来时,什么口角是非,都推到桌底下,大家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两个有陈年积怨的人,也可以坐在一起唱山歌。
这是麻风村的待客之礼。
有一天,大家坐在亭子里闲聊,穿假肢的陶嬢嬢发愁地问我:“小洪啊,我最近这个腰好疼,你说我这个是什么病?”我还没回答,另一位胖乎乎的嬢嬢接嘴道:“麻风病。”一阵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食堂的大哥说想去集市买一顶帽子,村里80岁的白族爷爷说:“你要什么帽子?我有很多,地主帽子要不要?富农帽子要不要?给你一个?”又是一阵哄堂大笑——50年代末斗地主时,他家里成分被定为富农,被没收了大房子。
有时候他们打趣我,问我什么时候再过来,又说:“等你下次再过来,我们都不在了,都在后山睡大觉咯。”山的那头,是麻风院的坟地,一个个病友长眠在那里。我笑中带泪,好像在他们的眼中,不管死亡还是病痛,没有什么不能拿来做生活的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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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村子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听到了很多声音:下雨沙沙的声音,饭堂吃饭敲钟的声音,爷爷和嬢嬢唱歌的声音。起床后,村民们给我留好了饭,吃完了,我和陶嬢嬢坐在门口走廊的凳子上聊天,问她早上是在唱什么。她说唱的是基督教的赞美诗。大概10年前,有个安徽人过来传教,在这里住了1个月,送给他们这些播音机,给他们说天堂跟地狱的道理,讲耶稣的事情。那个人来之前没有人信教,从那之后,村子里就有一些人跟着信了,他们早上会在亭子里一起唱歌。
我看了她说的一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救赎”,我问:“为什么要救赎呢?”
“救赎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不用下地狱。”
“所以你是信耶稣是为了能够上天堂吗?”
“因为我们生来可怜,活着受了很多苦,生这个麻风病你说我们受了多少苦啊,耶稣救我上天堂。我就想着死后能够上天上,不用再吃苦了。”
她的眼睛有点红红的,好像在说这些的时候快哭了。我的胸膛里面好像有东西在翻滚。
为了听他们唱歌,我决定早起。第三天的早晨8点钟,在满山的清凉雾气中,我从楼上睡眼惺忪地下来,阳光已经慢慢劈开雾气,洒在了院子里圆滚滚的大丽花上面。嬢嬢和爷爷们坐在亭子里围成一个圈,陶孃孃带着大家一起在唱歌。我走进去,找了个空位坐下,他们看了我一眼,没有理会。他们有时候是沉默的祷告,有时候一起用囫囵的普通话一句一句唱诗。我不是第一次在麻风村里看见这种祷告的场景,有时候我会当它是一种娱乐和社交活动。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村落里,身拖病体,长日漫漫,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打发。
“我们都是罪人,祈求天主的宽恕。”陶嬢嬢垂着眼皮,领着大家在唱。
空气渐渐暖和起来。坐在这么多白发苍苍的嬢嬢中间,看着她们脸上的皱纹沟壑,听着她们用囫囵不清的汉话在唱歌,我听到了这一句,忽然就有点想哭——明明受苦的是她们,甚至我在她们面前会感觉有点惭愧,可是她们却还是说自己是罪人,希望上帝宽恕她们。
晨起,午间,傍晚,睡前,我从走廊经过,都能看到陶嬢嬢坐在屋子里的小木桌子前面,面对着墙壁低声地唱。她一天要唱七遍赞歌。早在第一次厨房分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碗里没有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听到《圣经》里面说猪肉“不洁”,自此就不再吃猪肉了。厨房做饭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康复者后代,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送一车蔬菜瓜果肉蛋进来,饭堂大哥每次给陶嬢嬢打饭,都会把猪肉给她剔除出去。一开始我担心她营养不良,后来我发现她有自己补充蛋白质的渠道。
有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楼下顺着墙壁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像是在剁肉末。楼下就是陶嬢嬢的房间,起床之后,我下楼走到她屋里,见到她正蹲在地上,在一大块松木砧板上剁着肉,地上还放着一个玻璃罐子。我也蹲下去瞧着,看那暗红色的肉,显然不是猪肉,也不像是鸡鸭鹅,有一颗幽蓝的好像眼珠子一样的东西在肉里面随着刀而翻滚。我盯着这颗蓝珠子,问陶嬢嬢这是什么肉?她回答我,我听不懂,她连比带画,我终于抓住了几个字眼:“屋顶”“跳来跳去”。
我迟疑道:“小松鼠?”
她开心道:“哎,对了!”
“松鼠能吃吗?”我大吃一惊。
她回我,松鼠肉剁碎炒了,加上酸菜腌起来,装在玻璃罐头里,可好吃了。
可是松鼠这么可爱……我把话咽了回去,感觉眼前这个剪着娃娃头的嬢嬢真是个狠人。我不自觉屁股往后挪了一点,离砧板远了一点。又一想,这也不算什么,毕竟云南人吃天吃地,院里的白族爷爷跟我说,“文革”时候他犯胃痛,病友担心他上台表演的时候犯病,就告诉他抓一对母子穿山甲来吃,他就真的上山抓了两只吃掉了。
当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时,就看到了陶嬢孃那些松鼠的来源。厨房做饭的大哥拎来一个生锈的老鼠笼,说松鼠把果子偷走了,没抓到。原来,他们把铁笼子挂在外面核桃树上,在笼子里放一个核桃,引来松鼠。“到处都有,很好抓。”他说。松鼠肉他们有时候自己吃,有时候拿来喂狗。我看着那个铁笼子想,啊,松鼠肯定很痛惜自己没有被写进《圣经》的旧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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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贤观地处祥云县,但陶嬢嬢却是隔壁的弥渡县人。当听她说到这个地名,我立刻想起名扬天下的弥渡山歌,于是央她给我唱几首。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开,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
还有宋祖英唱过的《小河淌水》:“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72岁了,陶嬢孃的声音依然清亮,像冰凉凉的小河流淌,偶尔嘶哑了,也是河水撞到石头,小小的浪花激荡。“哥啊,哥啊”这两声,好像站在山谷里的人朝远处呼喊,声音弯弯绕绕,朝月亮而去。
只是,陶嬢嬢跟自己的“阿哥”离婚了。
17岁那年,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二的她,在母亲的指导下为自己缝制了两套嫁衣,经人介绍嫁给了自己的丈夫。嫁过去不到半年,她脸上忽然又红又肿。有一天她在房间里听到公公婆婆在悄悄说话:“陶水仙好像是得了麻风,先不要跟她说,先把医生请过来看看。”之后,婆婆准备出门去找医生,跟她谎称要出门买菜,还问她:“陶水仙,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了,你早起就没吃饭了,肚子饿了,想吃什么你说给我,我做给你吃!”
婆婆一走,她就穿起自己的鞋子,从院子后门走上大马路,一路走回了娘家。婆婆回家后见她不在,追了过来。她那个时候脚已经不大利索,走路能踩死蚂蚁,婆婆本来赶得上她,偏偏阴差阳错走错了路,反倒没追上。等赶到她的家里,再劝她回去,她不肯了。
跟我说起这段,陶嬢嬢似乎还有点得意:“那医生接回去是为我瞧病的,我又走掉了,他要去瞧哪个?我就好笑。”
后来,丈夫另娶,把她的衣服物品送了回来,跟她说了新妻子姓甚名谁,家庭如何。“那个女孩没有嫁过人的,还是个姑娘。”她对我说。“人要讲良心,我也不想着说去骗他,谁也不会想着去讨一个麻风病人嘛。”
“离婚了好遗憾。”我说。
“不是。”她很快摇了一下头,显得有点斩钉截铁,“离婚了才好呢。你要是男的,你会和一个生麻风的女人继续吗?应该离婚的。”
在家里住了10年之后,她的手也弯了,脚也曲了。还没有入院的时候,外人的眼神令她心惊:“健康人望我们是瞪了两只眼睛,就像一把刀子杀人了,像吃人呢,你可相信?像这种随便望你一眼,眉毛眼睛像一把杀人刀刺透我们的心呐。”
她看向我,我看着她,想,会杀人的眉毛眼睛是什么样的?
1979年,她在家里的最后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云南地区大量的年轻人被征入队伍。她坐在家里,望见街道上一队一队的军人排着队走过去。他们年轻,茫然,走向未知的命运。他们那个乡出去的人,最后只回来了3个。
人很难想象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战争对于我只是老人口中的讲述,可是陶嬢孃见过战争怎么样让年轻人消失。那年她28岁,打听到隔壁县有一家麻风院,她妈妈、哥哥还有生产队长就带她一起过来了。
离家入院,是因为病情加重,也因为其余三个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不结婚以前,这个姊妹是一个离不了一个的,一个不见一个就要去找了,一成家立业,就是鸭子下水——各顾各,咋个管(顾)得我。”
“我回去整什么?家也没有,人也没有,我是一个‘独人’,我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就没有亲人,没有亲人就没有亲戚,没有亲戚就没有朋友,你要相信呢,整个就是‘独人’,我们这些是扎实可怜的人呢。”
一连串下来,像说相声似的,我心里一边佩服云南人的语言天赋,一边咀嚼着这几句话。
她那时脚已经有了溃疡,爬不了山路,一行人雇了个车夫牵着马,让她坐在马拉着的木板上,随着马蹄子一踩一晃悠。这偌大的无人的深山里藏了个麻风院,那里会是怎么样的呢?正想着,走到山半腰,没有路了,草比人高,马车也上不去,还是得自己下来走。
入院后,村里经常举办文娱大会,青年男女一起在广场上唱歌跳舞,还拿茅草和木头制作演戏的道具。她就把那时候麻风院里的男男女女一个个数给我听:
“七八十年代,青年男女一起唱歌跳舞表演,这院里三十几个婆娘,张XX,赵XX,只有三个是老公没有跟她们离婚的,其他有老公的都离婚了。但是男人患病的,妇女没有离婚还在家里养着孩子的,就一抓一大把。”
“你瞧,妇女有病就是离婚;汉子有病,婆娘到家,那就不离婚。这就证明一个(事情):妇女的心好嘛,汉子的心硬。婆娘有情,汉子无情。”
即便如此,陶嬢嬢还是同一个男人结伙吃饭了,两人好到了1995年,男人生病去世。后来陶嬢孃也试图寻找别的男人搭伙,但是没有成。
当时的婚姻法还禁止麻风患者结婚,但是云南地区管得松紧不一,很多麻风院对男女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猜想这里面既是因为天高地远皇帝管不着,也是因为多民族地区文化复杂,不好“一刀切”。而罗贤观偏偏是管得很严的那一种,在早些年这种见不得光的男女关系里,女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院里的另一个爷爷告诉过我,当时很多男女偷偷在一起后,女人怀了孕,为了不被赶出院,就会走到山上,翻找一种有毒的草,把那种植物的根茎伸入下体,在里面搅弄,等到血水流出来,小孩子就不在了。如果被迫出院,有一些人的父母不仅不让女儿回家,也不愿意女儿和另一个康复者结婚,宁愿把女儿嫁得远远的。那个爷爷之前相亲过一个女子,出院之后就被拐卖到山东去了,后来她又回来,“介绍”别的女子嫁去山东,半是拐卖,半是给条生路——远走高飞,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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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嬢嬢只要一离开房间,哪怕只是走到院子对角处的公共厕所,都会用一个小锁头把门锁住。我意识到,哪怕在这个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她也没有什么安全感。有时候我会担心触碰到她的边界,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直到有一次给她缝完衣服上的白珠扣子,她对我说:“以后看到这个扣子,就想起你咯。”我的心才像被盖了章似的,稍稍安了下来。
准备离开的那天上午,我们在亭子里等车。陶嬢嬢坐在亭子外面的长椅上,拍了一下椅子,让我过去坐,说有个事跟我说。等我坐到她旁边,一开始她说的是:之前入院那些事情,就不要写出来了,就当我们俩之间聊聊天就好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我是没有时间跟你讲,有时间跟你讲,我经历的那个苦楚可太多了,根本没法说。”
就像毛衣的某处突然间蹦了一个线头,用手一扯,毛线越拉越长,看起来平静无虞的日常世界忽然崩坏了,没有等我回答,她就讲了好多。她说1982年,她差点死掉。罗贤观地处祥云、宾川与弥渡三县交界,原本合并收治了弥渡县和祥云县的病人,那一年,院里忽然要弥渡的康复者都出院回家。她一个孤家寡人,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根本无家可回。跟院里抗争无果后,她决定去大理州卫生局陈情。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非常痛苦。”她脚底有溃疡,会流水,已经化了一部分,走路瘸瘸拐拐的。母亲给了她几十块钱,还是不放心她自己去,60多岁的人,还陪她一起去了大理,走了60多公里,在大理待了8天。
当时院里十几名弥渡的康复者里,有人已经买了老鼠药准备吃了,因为她去州上打官司赢了,院里才同意他们继续住下来。在那之前,弥渡县拨给了他们生活费,但是院里并没有预备他们的口粮,每顿饭,她只能从那些吃得比较少的病友那里买,1块钱一份,2块钱一份。等她从大理回来,所有人都不用出院了,所有人都有口粮了,也没有人需要吃老鼠药了。
她一直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泪:“我就是很有胆量才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么多麻风病人,也只有我一个人敢去州上打官司,我一个麻风病人,我一个弱女子弱婆娘,我敢去跟州卫生局打官司!那个局长也说好手好脚的才要出院,你们这种是有国家养着的。”
我握着她的手,也忍不住想哭。最后,她改变了主意,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陶水仙,让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用这个名字。水仙,一种在温暖湿润的地方生长的花,一种听起来就养得很好的花。
“独人”陶嬢嬢最后选择了相信天主,她没有家庭,她需要一个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第一天取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有一条美丽的残肢,皮肤状态很健康,没有伤口,平日里肯定很细心照护自己。两天前,我们坐在长廊前聊天的时候,聊到早些年的歌舞剧,陶嬢嬢站起来,穿着假肢,不太稳当地给我跳了几个舞步。那是她年轻时候表演文娱活动时候的舞蹈。“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跳舞了,是专门跳给你看的。你来了才这么开心,我是喜欢你呢。”她说。
听到院子外面有车的响声,是疾控来接人了,她很快把眼泪收了回去,神色恢复平静。那条穿越回过去的小小裂缝瞬间愈合,日常世界又回来了。其他村民从屋子里出来了,我拎着行李,扶着陶嬢嬢走到门口上车。在大门口高高的核桃树下,白族爷爷跟我们挥手告别,罗贤观被留在山顶上。
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子里,前面是陶嬢嬢与李嬢嬢,一个剪着齐耳的灰黑西瓜头,一个把白色长发扎成了一条辫子,两颗脑袋,灰黑与白色,在我眼前晃悠。我抓着车扶手,一时想起陶嬢孃铁手挥刀剁松鼠,一时想起刚刚在走廊的凳子上,她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们在摇晃的车厢里分着刚摘下的紫色李子,说着闲话,窗外的天空和云像寻常的每一日一样澄澈。车子盘旋着山路缓缓溜下去,直奔大理。
6
7月27日,我们回到了大理市疾控中心,跟华哥洁珍汇合。他们说,在修车厂做假肢的时候,厂子里的员工都过来围观,很是好奇。不过华哥他们并没有说来做假肢的人是麻风康复者,尽量少一点麻烦。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在我留在山里的这一周,假肢车修好了,华哥他们还哐哐哐做好了12条假肢。人和车已经从昆明的修理厂来到了大理的疾控中心,正在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工作。我有些不好意思,便努力多干点杂活。
大理也是我们原先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之前寄模具过来的康复者,都需要再来这里一趟调试假肢。
图说:我们“假肢小队”在云南的这一路行程
陶嬢嬢他们试完假肢后就要回去了,我把他们扶上小车,有疾控的工作人员开车送他们回山上。送别她们后,我看见从罗贤观带来的李子还有很多,就洗了洗挨个分给大家。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给她递李子过去时,她不像旁人一样用自己的手来接,只是摊开手上的包,示意我把李子放在包上。等看清了她的脸,我才意识到,她年纪很大,只是身材瘦小,坐着时像一个孩子,低着头,不跟任何人讲话。
靠近她的身边时,我闻到一股臭味,一开始无从分辨,直到她脱下右脚的假肢,有一些水从残肢上滴了下来。周围的人也都闻到了那股味道,嫦姐走过来,想给她做一下消毒和包扎,袜子脱下,我们看到她的残肢末端紧紧地捆绑着好多圈绳子,底下的肉已经勒到发白,向外翻出——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嫦姐没有像我们这么惊讶,而是马上蹲下身去,从容利落地处理起来。她把绳子一圈圈揭开,扔在了地上——是两条细细的麻绳。先是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然后用浇上碘伏的纱布包上,做一点简单的处理。疾控中心的戴医生说,刚截完肢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恢复得很好的,没有伤口。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是她的妹妹,长长的微卷的头发,一直带着抱歉的温和的笑容,向我们解释说:“她自己要缠的,说了也不听。”
血液不流通,肉就会坏死,这样发展下去,就是骨髓炎、皮肤癌,最后危及生命。不愿意截肢的麻风康复者,溃疡严重了就要面对这些变数。而她明明已经截肢,却还用绳子绑出一条坏肢。
嫦姐后来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她在广东服务的时候,在湛江见过用汽油泡伤脚的、用草药抹的,奇奇怪怪什么都有,真到了痛得不行的时候,人就是会病急乱投医。在弥勒时有一个年轻的阿姨也说过,溃疡发炎的地方,夜里发热发痛,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骨头里的痛”,她试过用绳子把脚掌捆起来,用针扎下去,不管怎样,都无法缓解这种痛楚。
两天的相处里,我们从那个患者妹妹的口中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俩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姐姐现在将近60岁,出生后身体就很弱,母亲说她到4、5岁了才会走路,一直长不高,成年了也只有1米4不到。90年代,姐姐的手指开始慢慢出现了伤口,溃烂萎缩,然后指节变短,外面有人传言,说她们“一家人都是麻风”。疾控的医生听到风声,去到家里给她送药,姐姐吃了半年的药麻风就治好了,身体却一直坏了下去。
她从手指变异时就开始用绳子绑在肢体上,现在已经磨掉了好几根手指,还有一只手,短短的指节上,缠绕着好几圈细细的麻绳,谁说也不听。用绳子牢牢地将其扎紧——是这个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出过家门的女人面对疼痛和身体变异的唯一应对方式。
姐姐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妹妹。那两天里,我们提起她们,都说“那姐妹俩”,好像她们是连体的一样。
姐姐在试新的假肢,我和妹妹站在旁边的空地上聊天。她给我看自己的左手,食指缺了末端的一个指节,圆溜溜的。她说,这是她放牛时被牛绳绞断的。她当时左手牵着麻绳,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绑在牛身上,黄牛一使劲,左手的食指立刻就喷射出血来。到了医院,医生先把食指的末端扎紧止血,再把下面的缺口缝起来——因为那一小截指头掉到草里,怎么也找不到了。同一只手,后来又在照顾小儿子时受伤,取出了一小节骨头,现在没办法像右手一样正反面翻转。还有,我本来未曾注意到的,是她自己指给我看——她脖子的皮肤上有一些圆圆的、小小的瘤,不痛也不痒。她说,这些东西很丑,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很嫌弃她。我立马说,自己以前脸上经常长青春痘,也很不好看。但我随即意识到,这个安慰太轻飘飘了,感到些微的懊恼。她继续说,她妈妈也曾有这个病,是妈妈传给她的,这些小瘤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变多。
“你妈妈也随着年纪变大就越长越多了吗?”
她说:“我不知道,我16岁妈妈就去世了。”
我轻轻“啊”了一声。沉默几秒钟后,试图换个话题:“那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她答,以前在工厂里打工,两三年前,手被机器搞伤了就回家了,老板赔了一万多,他们就没再追究了,不想把对方逼到绝路。现在老公也做不了事,在家里呢,他们平时就种田养猪养鸡来维持生计。
她说这些时一直是笑着的。我的心里却沉沉坠坠,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时候不幸会像一朵乌云专往一个人身上浇雨水吗?我不敢开口问更多的问题,怕翻出这个家里更多的苦楚。后面的时间里,我只是跟她闲聊日常,她的神情语气与前面并无二样,似乎说那些也不觉痛苦。
当天下午,戴医生请“假肢小队”和康复者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在公共食堂,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我靠着两姐妹,照料她们,吃饭的时候,看她们喜欢吃些什么就给她们夹。姐姐像刚学会用筷子一样抓着它,她很喜欢吃鸡肉,胃口看起来很不错,吃了很多东西。我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因为那股腐肉的味道一直萦绕着,把所有的食物都变成了同一种味道。我为自己的生理性反胃而感到有些愧疚,还是夹了几筷子食物,努力嚼下。
第二天下午,姐姐的假肢做好了,试了,也没有问题。华哥以往都是笑嘻嘻地和康复者开玩笑,这回我却看见他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他板着脸对姐妹俩说:“赶紧截肢,不然命都要没了。”显然,她这是这些天这么多康复者里情况最糟糕的一个了,做假肢对她来说根本不是当务之急。华哥经验丰富,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成玩笑。我们把事情的严重性跟妹妹翻来覆去地说,妹妹最后决定,看看能不能在大理先让姐姐去截肢,先不回家了。
妹妹扶着姐姐离开了,她女儿就在附近的豆浆厂上班,姐妹俩想先去孩子家里住一晚。她们走后,戴医生为我们带来两条好消息:第一个是,他几年前去走访过,妹妹当时说建房子欠了4万多块,最近一问,只剩1千多了;第二个是,每年大理都有一次为麻风康复者免费截肢的机会,今年的还没开始,姐姐如果符合条件,到时候可以再做一次免费的截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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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位嬢嬢的情况比较棘手,还有一个双腿截肢的繁花嬢孃,她的假肢也不好做。因为她的右脚做手术时,截的位置实在太低了,几乎只是截了个脚掌,没有留位置给假肢的不锈钢骨架。为了让她的两只脚都能够穿上假肢,华哥想了个办法——把两只假肢都做长了8厘米。
我在小水塘跟程爷爷开的那个玩笑成真了。
我还在这里见到了巍山的金嬢嬢,她儿子带着她过来的,如今看起来精神好了很多,腰上仍然挂着那个“平安”的绣花腰包。她穿上两条假肢,拄起两条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见着我,她很开心,说看到了我的朋友圈,知道我被车颠得早饭都快吐出来了。我哈哈大笑,心里觉得温暖,没想到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她都有认真看。
在大理疾控中心院子里,所有来调试假肢的人拍了一张大合照,后来这张照片成为汉达在公益日筹款的主图。照片上我们“假肢小队”、大理疾控的戴医生和8位嬢嬢、2位伯伯在一起。他们一人拉起一只裤脚,展示自己刚刚换上的新的不锈钢假肢。我出门太急,手里还抓着半个包子。
20年前,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赛博格”(Cyborg),说的是人体与机械的结合。照片里,这些历经半世风雨的老人们站在院子里,有几只假肢还未包上黄色的塑料外皮,保持着机械骨架的模样。我不禁想:麻风村,就是最早实现“赛博格”的地方,应该挂一条横幅在宇宙中展示,以彰显人类对于生的意志与能力。
至此,“假肢小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来回路程3000多公里,原来预计的23个人、25条假肢,后来变成了26个人、28条假肢。离开云南的时候,我在“小水塘”磕到的腿伤已经好了,只剩一点浅浅的疤痕。感谢我的身体,它能感知疼痛,能自己愈合。
嫦姐直接留在云南,我们几人启程回家。本来以为经历那次高速上车子的故障后,我不敢在后座睡着了,谁知道,我还是睡得无比香甜。再醒过来,人已经从清凉的云南回到了闷热的广西。山脉隔断,改天换日。在7月份云南爽朗的天气之中,嬢嬢们身上携带西南地区的高山云雾,凉风烈日,鲜明地留在了我的生命记忆里。
7
2024年,假肢车正式“退役”,华哥没有再给它做年检,也没有再开它出远门了。在广东省内做假肢的时候,他就跑两趟,一趟取模,一趟调试。汉达维修厂建议让车“退休”,说是要再筹钱买一辆,钱也还没有筹到。在这方面,公益机构被迫抠抠搜搜,因为筹给康复者的钱容易一点——假肢、防护鞋,都看得见摸得着。筹工具、人力的钱就难多了。一辆新的假肢车需要30万元,除了香港医疗动员会捐赠了5万,剩下的缺口都还没有填上。他们本来2024年计划去山东做假肢,也已经做了需求调查,但因为车的问题没解决,一直还没成行,那些老人还在等着。
2023年的“九九公益日”,汉达筹了10来万,2024年只筹到了几万块。在云南时,我答应华哥要成为“月捐者”,当时作为一个贫穷的学生,每个月划出巨款5.2元,洁珍也毫不嫌弃,开心地称呼我为“捐款人”。她安慰我说,你一年捐的钱也可以给康复者做一双防护鞋了。我们去云南的旅程,就是靠300多位“月捐者”的资助才成行的。他们仍旧奔波在路上,最近还在张罗着为广东惠州的6位康复者做复明手术。
一年过后,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不断从云南传来:
我们离开半年后,大理疾控的戴医生和他同事一起去阿朵地看望了金嬢嬢,发现她的左脚残肢下端果然有了新的伤口,给她用消毒纱布浸泡碘伏液包扎后,又嘱咐她少点走路,减轻对伤口的压迫;在大理疾控中心遇到的那对姐妹俩,姐姐最后到底没有去做第二次截肢,因为她的下肢已经癌变,不符合截肢条件了。
种万寿花的曹嬢嬢有一次给我打视频,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捆着白色绷带,说是跟人打架被欺负了。我听不清来龙去脉,安慰了一番;2024年夏天,梅子姐上山去了一趟云端上的罗贤观,村子还是那样云雾缭绕、四季花开,村民们一起在亭子底下的大长桌子上吃饭,因为她的到来而热热闹闹。
一个在昆明修车厂做了假肢的伯伯,在去年7月给华哥发来一条信息:
“袁专家好:您关心我的假肢满一年啦,祝您康利!谢谢啦!”
11月,“无痛增高”8厘米的繁花嬢嬢,给华哥和洁珍寄了很多自己种的核桃,还亲手缝了两双绣花鞋垫,送给华哥和他媳妇。她发来的信息是这样写的:
“你好!谢谢你,最近你们好吗?我把你们记在心里,永远忘不了你们对我的关爱。我这一辈子值得想念的好心人。这久我的男人不听话天天喝酒跌倒了,去医院里一处一下,就没有踉(跟)你联系了。”
“没有(你)我的命想不到。我感谢你去年过来给我假肢好,不然我没有伴(办)法生活啦。”
“这几天你在家吗?明天我去宝丰带给你核桃几个,你的地址没有变吗?”
“不用谢少几个我不在家请如她们卖玩了(不用谢,就一点点核桃,我不在家的时候,请如她们卖完了)。给你鞋垫俩双你的媳妇一双!”
(文中部分康复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