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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我们终于向第十个做假肢的康复者又靠近了一步。
上午10点出发，下午2点到达大理巍山县城，当地疾控的工作人员来接我们去金嬢嬢的家里。这个嬢嬢最近从阿朵地麻风村里出来，做完了手术，住在儿子家中休养，此时人在红河源头的一个彝族回族自治县。
路七拐八弯，沿着水流和山势蜿蜒而上。山峦上缠着流云，路边地里栽着苞谷、烟草和蔬菜，红河水拐着弯穿过村子，据说往年都是水波荡漾，但今年干旱，水低低浅浅地流着，人甚至可以蹚河而过。回族人家不贴春联，所以很好辨认，他们的房子外表也是最干净的。
穿过了两三个回族村，车又开了四十分钟，我们才到目的地。在一个卖着各种农产品的热闹集市旁边，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人开着轰轰响的摩托接到了我们，他就是金嬢嬢的儿子。屋子在高地，进去院子，右边正房的屋檐是木瓦结构，窗户都是彩色的玻璃。左边的低矮点的小房间里，一个穿宝蓝色短袖的嬢嬢坐在床上，和我一对视，就挥舞起两只手打招呼，我就先走了进去。
“哎，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哟。”金嬢嬢两只手掌裹住了我一只手。
她儿子推进来一把轮椅，把她从床上抱到了轮椅上，推到了院子里。小吴师傅已经准备好温水和石膏，蹲在地上准备取模了。
金嬢嬢戴着一顶粉红色的鸭舌帽，压着齐耳的短发，腰间绑着一个绣花小布袋，可以装手机。她笑起来会露出稀稀的牙齿，像是长势不佳的苞谷，眼睛像两洼泉眼，端详时，让人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她截了两只脚，想做两个假肢，但是左脚才做完手术一个月零两天，底部的截断口刚刚愈合，肉都向里塌陷着，像从里面被扎起来的布袋口子。小吴师傅用石膏纱布覆盖在她的右脚上时，她大概感觉有点紧张，两只眼睛粘在了师傅的手上，腿不自觉地动来动去。怕影响到取模，小吴师傅示意我多跟她说话，分散一下她的注意力。
我搬了椅子坐在旁边：“你是什么时候入（麻风）院的呀嬢嬢？”
听到这句，她的视线从师傅的手上移开，眼睛望向我，立刻就笑了，声音也活了起来：“哎哟～进去是小姑娘，出来是老妈妈咯！”
“老妈妈啦？”我笑。
“可不是，现在可不是老妈妈？”她也笑。
只需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她带回几十年前那个时刻，重要的回忆就会自己涌现出来，就好像搅动一片湖水，水草与鱼群就会从沉默的深水中涌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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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金嬢嬢入阿朵地时22岁。那个时候她儿子已经4岁了，是丈夫和生产队送她入院的。阿朵地除了山还是山，走得人脚底发疼。一程又一程的山路，隔断了她和家人。
“太可怜了。”她说，“我们入院时，人家过年过节，说是说，笑是笑，我是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哭，因为想儿子，想妈妈和爹爹，又想老的又想小的。”
院里有些老病友，已经过了刚入院那个阶段，又爱开玩笑，见她躲开了，故意逗她：“金梅，你去哪里躲着一个人笑了？你不叫大家，独自躲着去笑啊？”明明是去哭了，他们偏偏说成笑，她也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笑好。
儿子交给了外婆带着，平素跟外婆一起睡。孩子七八岁时，有一天夜里睡着睡着，外婆人走了，他仍乖乖躺在外婆身边，外公就走过来抱起他，说：“婆婆不在了，跟我睡去吧。”
她在院里听家人说到这段，只觉得心肝都要碎了。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又高又黑的儿子就站在她身后，抱着手臂，偶尔温和笑笑，没有开口。
22年后，她在麻风村里的日子已经跟在外面的日子一样长了。她第一次回到家里，孙子都已经4岁了。儿媳妇领着两个小孩在家里，儿子本来在外地打工，听到妈妈回家了，也回来了。但是，她并没有在家里长住，而是又回了阿朵地——早在1984年，医生入阿朵地检查，治愈后的大部分人都出了院，她的麻风也治愈了，留下了右脚的残疾，她决定在麻风院里继续生活，才能拿到政府发的生活费。
我在红河自治州的政府网站上看到，10年前，阿朵地已经改名为“自治县特殊老人福利院”，2023年院里只剩下8个人，每个老人一个月能拿到县民政局的200块补贴。那里距离巍山县城80多公里，进村道路崎岖，开车也得3个小时。那些山呀，一座接一座，路呀，一高又一低。虽然留下来有生活费，阿朵地的山却走坏了金嬢嬢的第二只脚，左脚脚底的溃疡是好了又疼，疼了又好。
这种痛苦让金嬢嬢生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有时她想死，最终她决定要活——于是在她76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到之前的一个月，做了手术，锯掉了第二只脚。因为长年跪在地上走路，她两个膝盖处都长出了一个圆形的肉块，上面是大片的发灰的硬茧。我注意到，跟曹嬢嬢一样，她的膝盖骨也很粗大。
当我在说截肢的时候，听起来仿佛只是在修整不好用的工具，就像一截铅笔，用完了再削，或者像一根拐杖，下端磨损而已。但那毕竟不是工具，是人的肢体，血肉，筋骨。站起来，既关系到生存，也关系到尊严。
很多人刚刚失去半截脚的时候，身体还反应不过来。在弥勒疾控中心，一位年轻的康复者阿姨跟我说，她刚截完肢时有天半夜醒来起床上厕所，迷迷糊糊的，她忘记自己只剩一只脚了，像以前一样“两脚落地”，结果一脚踩空，结结实实摔地上了。有时候，她抱着自己的腿叫唤：“哎呀好疼好疼！”女儿就急急忙忙拿药来给她擦右腿，她说：“不是咧，疼的是左腿。”女儿看着她已经不存在的左腿，哭笑不得：“没都没了，擦什么药呀？”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幻肢”，肢体消失了，连接肢体与大脑的神经还在，一些神经信号让大脑误以为腿还在活跃，还能产生疼痛、瘙痒、触碰的感觉。
到我们来的时候，金嬢嬢有5年没有做新假肢了。在她的轮椅后面，正屋的水泥台阶上，立着一只陈旧的假脚，脚上穿着军绿色的布鞋。假肢内套裂开了，用粗糙的针线缝合着。嬢嬢说，疫情时没有人进麻风村，那是她自己用针线凑合缝的，不然都没法穿。云南地处边陲，麻风院又归属卫生系统，疫情时期的防控只严不松。我看了眼她的左手，手指几乎全部萎缩，右手还有短短的几根手指，手腕上系着一条细细的彩绳。
嫦姐担心金嬢嬢的左脚恢复得不是很好，还不能够穿假肢，拍了照片，远程问华哥。华哥说，要先用绷带把残肢末端缠起来，缠绕一段时间，让它变小才可以穿进假肢里面，随即发来一个教学视频。金嬢嬢的儿子应下来，答应回头就去买弹性绷带。临走前，金嬢嬢从腰上的绣花袋子里扒拉出手机，我们俩加上了微信。
华哥看到我们传回去的照片，说：“没有手指的，要在备注那里写：需要贴方便带。”——如果需要假肢的人手指萎缩或者掉光了，他就要在假肢上穿一个弹力绑带，可以让他们用两只手掌勾住绑带来帮忙穿脱。这项对假肢的改造，是华哥引以为豪的独创。
小吴师傅取好两只脚的模，用泡沫纸小心包裹起来，装进纸箱子里，等到县城，就用顺丰快递寄回昆明的修车厂。离开金嬢嬢家的路上，小吴师傅随口跟我说了一句：“这个嬢嬢啊，她很害怕站不起来。”
我心中一震：这就是她为什么一直不愿意截第二只脚的原因吗？想起她清泉一样的眼睛和苞谷一样的牙齿，恐惧和希望，原来都藏在那些热切的话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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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车站转车，路边小卖部里柜台后面站着的回族妇女们缠着头巾，眉目俏丽。墙上的消防宣传画上，舞蹈演员杨丽萍穿着绿色繁复的民族服饰，站在一群消防队员的中间。下了会儿小雨，空气清清凉凉，道路尽头望得见山顶，山峦上缠绕的云像雾气一样流动。从风景到人物，无一不在提醒我，这里不是广东。
从巍山出发的大巴开上一边是悬崖的山路，云雾缭绕，湿气蒸蕴。嫦姐在车上靠窗的位置睡着了。这一路上，她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大姐姐，事事关照我。她深知云南高海拔地区紫外线的厉害，教会了我在户外要包得严严实实，帽子口罩一个不落。后来我才知道，她跟麻风村的缘分也超过20年了。
这一车全是两广的人。老早就听说云南有一个神奇的麻风康复村里还养孔雀，原来嫦姐就在那个养孔雀的地方里驻村。
2003年，汉达在广东招护理员，正在读护理专业的嫦姐前来应聘，自此成为一名康复护士。就如同培养华哥一样，杨教授也手把手教她各种护理操作，带着她在国内各地取经，参加国外专家的溃疡护理培训。她对杨教授也有很深的感情，总是想起他轻声笑语、和蔼待人的样子。我一开始有点不懂，除了专业素养，为什么他们回忆的总是杨教授的好脾气，后来一想，好声好气说话从不发脾气的领导，确实很难得了。
嫦姐的工作，就是奔波在广东各地的麻风康复村里，帮行动不便的村民处理溃疡，也教他们如何照护手脚。广东有差不多60个麻风村，大部分的村子都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长年的奔波让她的身体逐渐吃不消了，2012年，她选择了离职。但老人们没有忘记她，十来年后，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问她最近怎么样了。
没想到，命运又将她带了回来。汉达是在广东注册的，后来为了在云南开展服务，另外在云南成立了一个新机构“昆明汉达”。两个机构虽然独立，仍然保持密切的交流和往来。2020年，嫦姐通过老同事得知，昆明汉达有了一个驻村社工的空缺，那时她就在离家1公里的地方当社工，但是因为对麻风村有感情，考虑过后，最终接下了这份工作，飞到了1000多公里外云南的山坳坳里。
2009年前，因为有的麻风村周围的歧视现象太严重，村里孩子都无法享受正常读书与社会交往的权利，梅子姐她们就试过“驻点”，直接住进了村里，用实际行动来反歧视、去污名。而嫦姐的“驻村”则跟以前不太一样。
她去的是大理州洱源县炼铁乡的山石屏村。山石屏与外界隔着一条江水，1953年，正是考虑到可以用江水来做自然的屏障，政府才将麻风院选址在这里。那年4月，梅子在昆明接到了嫦姐，带她进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梅子又带她一一走访完村子里每户人家才离开。32位康复者，加上他们的家属，有50来人，村子里还有护理员。村民们都是白族和汉族，白族人说自己的语言，但是一看见嫦姐凑过来，就会改成说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嫦姐说的则是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家都说普通话，但谁也听不懂谁，就这么鸡同鸭讲，嗯嗯啊啊地交流。
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加上文化习俗迥异，饶是已经工作了十来年的嫦姐，刚入村时也不免觉得孤单。第一个周日，她早听说大家要去赶集，起了个大早一看，车还没走，就又回来屋里忙活起别的事情，再出来，面包车和赶集的人都走光了。她忽然觉得像是自己被大家伙抛弃了，生出一些低落的情绪，回自己屋里流着泪睡着了。迷糊中，听到有人在敲窗户，是村子里周爷爷的声音：“你咯在？我今早去赶集，在市场上没见着你，还去河边找了你几回也没见着你，担心你呢！”她连忙起来打开门，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跑到河边去找自己。
嫦姐说，周爷爷是第一个让她对山石屏有了家的感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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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社工的工作有点像个健康管家，要给每一个康复者建立身体档案，登记手脚残障情况，评估行动能力、自理能力等等，再根据这些数据，看看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做点什么。给村民们量血压的时候，嫦姐发现了一个老奶奶血压偏高，但是之前老人跟别人有语言障碍，没人知道这个情况，也就从来没过吃药。后面嫦姐去医院给她开了降压药，每天看着她吃，老人的血压才逐渐稳定下来。
不过山石屏的老人都不愿意截肢，这里的人更希望保留完整的身体，即便溃疡很严重，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一个截肢的都没有，我们的假肢车也没有开到那里的计划。嫦姐并不劝他们，她觉得应该尊重老人家自己的决定，他们能接受自己身体的状态就可以。她会尽可能地教他们怎么样泡脚、削脚皮、给伤口消毒等等。
她逐渐能听懂云南话了，学会了跟当地人一样说今天要去“gan gai”。驻村3年下来，赶集竟成了她工作里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山石屏出来，还有10公里的路，其中有3公里是泥巴路，村里有辆7座小面包车，来回出去一趟，一个人12块钱。但是有些行动不便的人，有些眼睛看不见的老人家，也坐不了车。当地政府给了康复者每年一定的医保额度，可以免费看病和开药，于是每个周末的赶集，就成了嫦姐最忙碌的一天，因为她要帮这些出不了门的村民去卫生院开药，少的时候4、5个人，多的时候10多个，托她开的一般都是日常保健药，安神补脑液、降压药、川贝止咳糖浆、蛇胆液之类的。她要提前一天仔细记下每个人的需求，带上所有人的社保卡，拿了药在药盒上写名字和注意事项，回来再一个个跟老人们说。
炼铁乡的人们也习惯趁着赶集这天来看病拿药，卫生院总是排起长龙，嫦姐一个人就得占去医生至少半个多小时，这对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嫦姐来说怪不好意思的，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抱怨或者投诉过。当她从卫生院出来，背着一背篓的药再去集市上采购生活物资时，人们就伸长了脖子看她的背篓，有的还会问：“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多药啊？”“你是哪里人啊，在这里做什么啊？”她就趁机科普一下关于麻风村的事情。因为她的口音和面孔在当地特别显眼，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炼铁乡的人，送快递的大哥，卫生院的护士，都认得她了，大家就叫她“广东来的”。
一开始，山石屏的人们也不相信这个广东来的人，调侃她说：“陈姑娘，怕是在这待不住吧？就担心你待不住。”“天气太冷了习惯不？广东没这么冷吧？熬不住就去昆明。”但时间一长，就没人再这么说了，因为大家眼见着她踏实地住下来了。她自己做饭、种地，跟嬢嬢们学腌酸菜、熏腊肉，还学会了分辨牛肝菌、鸡油菌、青头菌、扫把菌。每年夏天的“食菌季”，她自己进山捡了菌子回来，再给村里的老人家细细分辨，扔掉有毒不能吃的，3年多下来，从来没有见过一次“菌子小人”（中毒）。
自从嫦姐进了村，山石屏各种节庆活动也更加热闹了——整一个“粤滇文化大融合”，重阳节一起分吃大蛋糕，端午节教大家做广东咸粽子，火把节一起祈福，日常搞个插花活动，再邀请附近村落的嬢嬢们一起过来，顺带促进村落共融，消除麻风歧视。冬天冷，那就搬一张小凳子坐到火炉旁边，一个大火盆里头搁柴火，上头一个铁架子还能放个烧水壶，大家一边烧水一边烤火。
白族和彝族都过火把节，农历六月，广场上就会竖起一簇大大的松树火把，再大一些的，甚至还要吊车来吊装。火把上挂着的馒头和水果，在点火之后纷纷落下，众人就会抢着捡起来吃掉，然后为自己和他人祈福。小的火把是拿来耍的，在人的手里上下翻飞，好像有生命一样。
一年到头，除了开会培训，嫦姐只有过年那几天会离开山石屏回广东。村民们也从一开始“劝她走”，变成了“劝她留”：“过年你别回去嘛，在村里和我们一起过年热闹点，过完年再回去。”驻村是有期限的，离结束的时间越近，老人们越舍不得她：“小陈，我们头疼找你，脚疼也找你，手机有问题也找你，你以后走了我们怎么办？”连卫生院的人也说：“很难得，你经常来给老人家开药。你在，这些老人真是幸福。”
有时候，老人们需要人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人帮忙，小事情就会变成大麻烦。这些依赖和认可让嫦姐觉得很温暖，但是，驻村社工也有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村子里的人逐渐老去，3年时间，已经有8位老人去世。只有好的临终关怀能够让老人最后这段路走得舒服一些——尽量让屋子干净舒适，睡得舒服，煮一些容易入口的粥水，甚至包括生前遗嘱，避免过度医疗，提前问好后事处理方式等等，这些都不是一个社工能完成的事情。
前几年，汉达在广东的部分康复村开始尝试给老人们做生前遗嘱。跟外界世俗生活里对死亡的忌讳不同，麻风村里的老人们历经磨难见惯生死，并不抗拒聊这个事情。但是，有了生前遗嘱，谁来确保它能够被有效地来执行？这里面一环扣一环，没有哪一环是容易的。这些问题并不只关系到麻风村，在逐渐老龄化的社会里，麻风村里的互助养老经验可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群居以排遣寂寞，让年纪轻的照顾年纪大的，雇佣家属做饭和打扫卫生，建立妇女小组、兴趣小组，等等。
总之，驻村社工若想长期做下去，一要有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二要有愿意长时间做这个事的人，这两样都不容易。欧盟的这个助残养老项目持续了3年多，等到我们这趟做假肢的行程结束，再过两个月，嫦姐也差不多得离开山石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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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巍山的隔天，修车厂里的华哥传来消息：快递收到了，金嬢孃的模具没有受损，他已经开始制作了。我们都很开心——计划行得通，那就继续前往黄草坝和祥云县取模。去黄草坝的车十分难找，因为去那里全是山路，又颠簸又危险，没有什么车愿意上去。嫦姐和梅子几经曲折，问来问去，才找到了一辆小车愿意带我们上山。出发前嫦姐还提醒我：黄草坝在山上，会冷，多带一件衣服。
知道路很颠，但是没有想到那么颠。路面全是小石块，坑坑洼洼，一路伴随着“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我坐在车里，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感觉自己像是超市门口疯狂摇摆的充气小人，颠得五脏六腑在晃悠。我在朋友圈发了个小视频，说自己早饭都要吐出来了。
山上下着阴冷的小雨。黄草坝的村民们在8年前住上了漂亮的新房子，一个长长的四方院子，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小吴师傅要给3个嬢嬢取3个模，我在一旁为她们的残肢拍照，登记数据，然后再发给华哥。其中一个白族嬢嬢，穿了足足14只假肢袜，她身上也背了个小小的绣花腰包，上面绣的是“安康”。
取完模一路颠下了山，没有时间吃午饭，啃了几口面包，直接到客运站坐大巴去祥云县，再找车开上另一座山。与黄草坝的路不同，罗贤观的路主要是险，蜿蜒上去的路，一侧是山一侧是崖，这几天下过雨，车容易打滑，师傅开得很慢——这就是让华哥心有余悸的那段路。
车开到山顶，从一个大院子门口进去，几只小狗先汪汪汪过来迎接。村民们一见到嫦姐，就热情地喊“小陈老师哎！”3位村民需要取模，2个嬢嬢1个伯伯。小吴师傅在亭子里摆开材料，嫦姐熟门熟路，随手在边上的树上摘下一个红色的海棠果子，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咬着吃了。我也学她摘了一个，一咬，酸的。
取模的时候，嫦姐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因为过几天村民们还要再下山去一趟大理调试假肢，我留下，到时候可以陪着一起去。他们知道我这次跟着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云南麻风村的情况。在广东，我经常在麻风村中一住好多天，但许是人生地不熟，加上村子在山顶上，村里的几只小狗还会吠我，我居然感觉有些犹豫和胆怯。
我绕着亭子周围走了一圈，粉色、红色的大丽花开得圆满美丽，在细细的雨丝中弯着花枝。不做假肢的村民们也围了过来，说说笑笑。不安渐渐被抚平，等到取模结束，我说，我决定了，留下来。1个小时后，嫦姐和小吴师傅就带着模具，随着小车司机一起下山了，他们还得连夜坐高铁返回昆明，我独自留在了山顶上。
祥云县地如其名，晨昏常有祥云，罗贤观则像是在云端上的村庄，房屋都依山而建。我住在二楼的空房间里，在走廊上一览众山小。来的第一天傍晚，在薄薄的雾气里，我看见小松鼠拖着蓬松的尾巴从瓦片屋檐上跑过去，一下不见了，过一会儿，毛茸茸的大尾巴又从另一个屋檐边上冒出来。天色越来越晚，雾气越来越深重，天空就会呈现一种像海洋一样无法言喻的美丽颜色。
村民们细心安顿我，拿来了热水壶、晾衣架、蚊香、马桶。我表示感谢，他们说：“你是为了我们来这里，要好好照顾你。”
我像一个冒冒失失的小炮弹，一头砸进了村庄里面。没几天，谁跟谁打过架，谁骂过谁，谁与谁早年有嫌隙，已经听到了很多版本。村民们一个屋檐下日夜相对几十年，没有不起冲突的，但是好心的外人来时，什么口角是非，都推到桌底下，大家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两个有陈年积怨的人，也可以坐在一起唱山歌。
这是麻风村的待客之礼。
有一天，大家坐在亭子里闲聊，穿假肢的陶嬢嬢发愁地问我：“小洪啊，我最近这个腰好疼，你说我这个是什么病？”我还没回答，另一位胖乎乎的嬢嬢接嘴道：“麻风病。”一阵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食堂的大哥说想去集市买一顶帽子，村里80岁的白族爷爷说：“你要什么帽子？我有很多，地主帽子要不要？富农帽子要不要？给你一个？”又是一阵哄堂大笑——50年代末斗地主时，他家里成分被定为富农，被没收了大房子。
有时候他们打趣我，问我什么时候再过来，又说：“等你下次再过来，我们都不在了，都在后山睡大觉咯。”山的那头，是麻风院的坟地，一个个病友长眠在那里。我笑中带泪，好像在他们的眼中，不管死亡还是病痛，没有什么不能拿来做生活的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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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村子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听到了很多声音：下雨沙沙的声音，饭堂吃饭敲钟的声音，爷爷和嬢嬢唱歌的声音。起床后，村民们给我留好了饭，吃完了，我和陶嬢嬢坐在门口走廊的凳子上聊天，问她早上是在唱什么。她说唱的是基督教的赞美诗。大概10年前，有个安徽人过来传教，在这里住了1个月，送给他们这些播音机，给他们说天堂跟地狱的道理，讲耶稣的事情。那个人来之前没有人信教，从那之后，村子里就有一些人跟着信了，他们早上会在亭子里一起唱歌。
我看了她说的一首歌，歌词里面有一句“救赎”，我问：“为什么要救赎呢？”
“救赎就是我们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不用下地狱。”
“所以你是信耶稣是为了能够上天堂吗？”
“因为我们生来可怜，活着受了很多苦，生这个麻风病你说我们受了多少苦啊，耶稣救我上天堂。我就想着死后能够上天上，不用再吃苦了。”
她的眼睛有点红红的，好像在说这些的时候快哭了。我的胸膛里面好像有东西在翻滚。
为了听他们唱歌，我决定早起。第三天的早晨8点钟，在满山的清凉雾气中，我从楼上睡眼惺忪地下来，阳光已经慢慢劈开雾气，洒在了院子里圆滚滚的大丽花上面。嬢嬢和爷爷们坐在亭子里围成一个圈，陶孃孃带着大家一起在唱歌。我走进去，找了个空位坐下，他们看了我一眼，没有理会。他们有时候是沉默的祷告，有时候一起用囫囵的普通话一句一句唱诗。我不是第一次在麻风村里看见这种祷告的场景，有时候我会当它是一种娱乐和社交活动。在这些与世隔绝的村落里，身拖病体，长日漫漫，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打发。
“我们都是罪人，祈求天主的宽恕。”陶嬢嬢垂着眼皮，领着大家在唱。
空气渐渐暖和起来。坐在这么多白发苍苍的嬢嬢中间，看着她们脸上的皱纹沟壑，听着她们用囫囵不清的汉话在唱歌，我听到了这一句，忽然就有点想哭——明明受苦的是她们，甚至我在她们面前会感觉有点惭愧，可是她们却还是说自己是罪人，希望上帝宽恕她们。
晨起，午间，傍晚，睡前，我从走廊经过，都能看到陶嬢嬢坐在屋子里的小木桌子前面，面对着墙壁低声地唱。她一天要唱七遍赞歌。早在第一次厨房分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碗里没有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她听到《圣经》里面说猪肉“不洁”，自此就不再吃猪肉了。厨房做饭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康复者后代，政府每隔一段时间送一车蔬菜瓜果肉蛋进来，饭堂大哥每次给陶嬢嬢打饭，都会把猪肉给她剔除出去。一开始我担心她营养不良，后来我发现她有自己补充蛋白质的渠道。
有一天清晨，睡梦中听到楼下顺着墙壁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像是在剁肉末。楼下就是陶嬢嬢的房间，起床之后，我下楼走到她屋里，见到她正蹲在地上，在一大块松木砧板上剁着肉，地上还放着一个玻璃罐子。我也蹲下去瞧着，看那暗红色的肉，显然不是猪肉，也不像是鸡鸭鹅，有一颗幽蓝的好像眼珠子一样的东西在肉里面随着刀而翻滚。我盯着这颗蓝珠子，问陶嬢嬢这是什么肉？她回答我，我听不懂，她连比带画，我终于抓住了几个字眼：“屋顶”“跳来跳去”。
我迟疑道：“小松鼠？”
她开心道：“哎，对了！”
“松鼠能吃吗？”我大吃一惊。
她回我，松鼠肉剁碎炒了，加上酸菜腌起来，装在玻璃罐头里，可好吃了。
可是松鼠这么可爱……我把话咽了回去，感觉眼前这个剪着娃娃头的嬢嬢真是个狠人。我不自觉屁股往后挪了一点，离砧板远了一点。又一想，这也不算什么，毕竟云南人吃天吃地，院里的白族爷爷跟我说，“文革”时候他犯胃痛，病友担心他上台表演的时候犯病，就告诉他抓一对母子穿山甲来吃，他就真的上山抓了两只吃掉了。
当天下午我坐在院子里时，就看到了陶嬢孃那些松鼠的来源。厨房做饭的大哥拎来一个生锈的老鼠笼，说松鼠把果子偷走了，没抓到。原来，他们把铁笼子挂在外面核桃树上，在笼子里放一个核桃，引来松鼠。“到处都有，很好抓。”他说。松鼠肉他们有时候自己吃，有时候拿来喂狗。我看着那个铁笼子想，啊，松鼠肯定很痛惜自己没有被写进《圣经》的旧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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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贤观地处祥云县，但陶嬢嬢却是隔壁的弥渡县人。当听她说到这个地名，我立刻想起名扬天下的弥渡山歌，于是央她给我唱几首。
“山对山来崖对崖，蜜蜂采花深山里开，蜜蜂本为采花死，梁山伯为祝英台——”
还有宋祖英唱过的《小河淌水》：“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哥啊，哥啊，哥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72岁了，陶嬢孃的声音依然清亮，像冰凉凉的小河流淌，偶尔嘶哑了，也是河水撞到石头，小小的浪花激荡。“哥啊，哥啊”这两声，好像站在山谷里的人朝远处呼喊，声音弯弯绕绕，朝月亮而去。
只是，陶嬢嬢跟自己的“阿哥”离婚了。
17岁那年，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二的她，在母亲的指导下为自己缝制了两套嫁衣，经人介绍嫁给了自己的丈夫。嫁过去不到半年，她脸上忽然又红又肿。有一天她在房间里听到公公婆婆在悄悄说话：“陶水仙好像是得了麻风，先不要跟她说，先把医生请过来看看。”之后，婆婆准备出门去找医生，跟她谎称要出门买菜，还问她：“陶水仙，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了，你早起就没吃饭了，肚子饿了，想吃什么你说给我，我做给你吃！”
婆婆一走，她就穿起自己的鞋子，从院子后门走上大马路，一路走回了娘家。婆婆回家后见她不在，追了过来。她那个时候脚已经不大利索，走路能踩死蚂蚁，婆婆本来赶得上她，偏偏阴差阳错走错了路，反倒没追上。等赶到她的家里，再劝她回去，她不肯了。
跟我说起这段，陶嬢嬢似乎还有点得意：“那医生接回去是为我瞧病的，我又走掉了，他要去瞧哪个？我就好笑。”
后来，丈夫另娶，把她的衣服物品送了回来，跟她说了新妻子姓甚名谁，家庭如何。“那个女孩没有嫁过人的，还是个姑娘。”她对我说。“人要讲良心，我也不想着说去骗他，谁也不会想着去讨一个麻风病人嘛。”
“离婚了好遗憾。”我说。
“不是。”她很快摇了一下头，显得有点斩钉截铁，“离婚了才好呢。你要是男的，你会和一个生麻风的女人继续吗？应该离婚的。”
在家里住了10年之后，她的手也弯了，脚也曲了。还没有入院的时候，外人的眼神令她心惊：“健康人望我们是瞪了两只眼睛，就像一把刀子杀人了，像吃人呢，你可相信？像这种随便望你一眼，眉毛眼睛像一把杀人刀刺透我们的心呐。”
她看向我，我看着她，想，会杀人的眉毛眼睛是什么样的？
1979年，她在家里的最后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云南地区大量的年轻人被征入队伍。她坐在家里，望见街道上一队一队的军人排着队走过去。他们年轻，茫然，走向未知的命运。他们那个乡出去的人，最后只回来了3个。
人很难想象自己出生前的事情，战争对于我只是老人口中的讲述，可是陶嬢孃见过战争怎么样让年轻人消失。那年她28岁，打听到隔壁县有一家麻风院，她妈妈、哥哥还有生产队长就带她一起过来了。
离家入院，是因为病情加重，也因为其余三个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不结婚以前，这个姊妹是一个离不了一个的，一个不见一个就要去找了，一成家立业，就是鸭子下水——各顾各，咋个管（顾）得我。”
“我回去整什么？家也没有，人也没有，我是一个‘独人’，我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女，没有儿女就没有亲人，没有亲人就没有亲戚，没有亲戚就没有朋友，你要相信呢，整个就是‘独人’，我们这些是扎实可怜的人呢。”
一连串下来，像说相声似的，我心里一边佩服云南人的语言天赋，一边咀嚼着这几句话。
她那时脚已经有了溃疡，爬不了山路，一行人雇了个车夫牵着马，让她坐在马拉着的木板上，随着马蹄子一踩一晃悠。这偌大的无人的深山里藏了个麻风院，那里会是怎么样的呢？正想着，走到山半腰，没有路了，草比人高，马车也上不去，还是得自己下来走。
入院后，村里经常举办文娱大会，青年男女一起在广场上唱歌跳舞，还拿茅草和木头制作演戏的道具。她就把那时候麻风院里的男男女女一个个数给我听：
“七八十年代，青年男女一起唱歌跳舞表演，这院里三十几个婆娘，张XX，赵XX，只有三个是老公没有跟她们离婚的，其他有老公的都离婚了。但是男人患病的，妇女没有离婚还在家里养着孩子的，就一抓一大把。”
“你瞧，妇女有病就是离婚；汉子有病，婆娘到家，那就不离婚。这就证明一个（事情）：妇女的心好嘛，汉子的心硬。婆娘有情，汉子无情。”
即便如此，陶嬢嬢还是同一个男人结伙吃饭了，两人好到了1995年，男人生病去世。后来陶嬢孃也试图寻找别的男人搭伙，但是没有成。
当时的婚姻法还禁止麻风患者结婚，但是云南地区管得松紧不一，很多麻风院对男女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猜想这里面既是因为天高地远皇帝管不着，也是因为多民族地区文化复杂，不好“一刀切”。而罗贤观偏偏是管得很严的那一种，在早些年这种见不得光的男女关系里，女性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院里的另一个爷爷告诉过我，当时很多男女偷偷在一起后，女人怀了孕，为了不被赶出院，就会走到山上，翻找一种有毒的草，把那种植物的根茎伸入下体，在里面搅弄，等到血水流出来，小孩子就不在了。如果被迫出院，有一些人的父母不仅不让女儿回家，也不愿意女儿和另一个康复者结婚，宁愿把女儿嫁得远远的。那个爷爷之前相亲过一个女子，出院之后就被拐卖到山东去了，后来她又回来，“介绍”别的女子嫁去山东，半是拐卖，半是给条生路——远走高飞，才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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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嬢嬢只要一离开房间，哪怕只是走到院子对角处的公共厕所，都会用一个小锁头把门锁住。我意识到，哪怕在这个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地方，她也没有什么安全感。有时候我会担心触碰到她的边界，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直到有一次给她缝完衣服上的白珠扣子，她对我说：“以后看到这个扣子，就想起你咯。”我的心才像被盖了章似的，稍稍安了下来。
准备离开的那天上午，我们在亭子里等车。陶嬢嬢坐在亭子外面的长椅上，拍了一下椅子，让我过去坐，说有个事跟我说。等我坐到她旁边，一开始她说的是：之前入院那些事情，就不要写出来了，就当我们俩之间聊聊天就好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我是没有时间跟你讲，有时间跟你讲，我经历的那个苦楚可太多了，根本没法说。”
就像毛衣的某处突然间蹦了一个线头，用手一扯，毛线越拉越长，看起来平静无虞的日常世界忽然崩坏了，没有等我回答，她就讲了好多。她说1982年，她差点死掉。罗贤观地处祥云、宾川与弥渡三县交界，原本合并收治了弥渡县和祥云县的病人，那一年，院里忽然要弥渡的康复者都出院回家。她一个孤家寡人，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根本无家可回。跟院里抗争无果后，她决定去大理州卫生局陈情。
“那段时间非常辛苦，非常痛苦。”她脚底有溃疡，会流水，已经化了一部分，走路瘸瘸拐拐的。母亲给了她几十块钱，还是不放心她自己去，60多岁的人，还陪她一起去了大理，走了60多公里，在大理待了8天。
当时院里十几名弥渡的康复者里，有人已经买了老鼠药准备吃了，因为她去州上打官司赢了，院里才同意他们继续住下来。在那之前，弥渡县拨给了他们生活费，但是院里并没有预备他们的口粮，每顿饭，她只能从那些吃得比较少的病友那里买，1块钱一份，2块钱一份。等她从大理回来，所有人都不用出院了，所有人都有口粮了，也没有人需要吃老鼠药了。
她一直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泪：“我就是很有胆量才能够做这个事情，这么多麻风病人，也只有我一个人敢去州上打官司，我一个麻风病人，我一个弱女子弱婆娘，我敢去跟州卫生局打官司！那个局长也说好手好脚的才要出院，你们这种是有国家养着的。”
我握着她的手，也忍不住想哭。最后，她改变了主意，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陶水仙，让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用这个名字。水仙，一种在温暖湿润的地方生长的花，一种听起来就养得很好的花。
“独人”陶嬢嬢最后选择了相信天主，她没有家庭，她需要一个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第一天取模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有一条美丽的残肢，皮肤状态很健康，没有伤口，平日里肯定很细心照护自己。两天前，我们坐在长廊前聊天的时候，聊到早些年的歌舞剧，陶嬢嬢站起来，穿着假肢，不太稳当地给我跳了几个舞步。那是她年轻时候表演文娱活动时候的舞蹈。“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跳舞了，是专门跳给你看的。你来了才这么开心，我是喜欢你呢。”她说。
听到院子外面有车的响声，是疾控来接人了，她很快把眼泪收了回去，神色恢复平静。那条穿越回过去的小小裂缝瞬间愈合，日常世界又回来了。其他村民从屋子里出来了，我拎着行李，扶着陶嬢嬢走到门口上车。在大门口高高的核桃树下，白族爷爷跟我们挥手告别，罗贤观被留在山顶上。
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子里，前面是陶嬢嬢与李嬢嬢，一个剪着齐耳的灰黑西瓜头，一个把白色长发扎成了一条辫子，两颗脑袋，灰黑与白色，在我眼前晃悠。我抓着车扶手，一时想起陶嬢孃铁手挥刀剁松鼠，一时想起刚刚在走廊的凳子上，她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们在摇晃的车厢里分着刚摘下的紫色李子，说着闲话，窗外的天空和云像寻常的每一日一样澄澈。车子盘旋着山路缓缓溜下去，直奔大理。
6
7月27日，我们回到了大理市疾控中心，跟华哥洁珍汇合。他们说，在修车厂做假肢的时候，厂子里的员工都过来围观，很是好奇。不过华哥他们并没有说来做假肢的人是麻风康复者，尽量少一点麻烦。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在我留在山里的这一周，假肢车修好了，华哥他们还哐哐哐做好了12条假肢。人和车已经从昆明的修理厂来到了大理的疾控中心，正在日复一日勤勤恳恳工作。我有些不好意思，便努力多干点杂活。
大理也是我们原先行程中的最后一站，之前寄模具过来的康复者，都需要再来这里一趟调试假肢。
图说：我们“假肢小队”在云南的这一路行程
陶嬢嬢他们试完假肢后就要回去了，我把他们扶上小车，有疾控的工作人员开车送他们回山上。送别她们后，我看见从罗贤观带来的李子还有很多，就洗了洗挨个分给大家。一个“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给她递李子过去时，她不像旁人一样用自己的手来接，只是摊开手上的包，示意我把李子放在包上。等看清了她的脸，我才意识到，她年纪很大，只是身材瘦小，坐着时像一个孩子，低着头，不跟任何人讲话。
靠近她的身边时，我闻到一股臭味，一开始无从分辨，直到她脱下右脚的假肢，有一些水从残肢上滴了下来。周围的人也都闻到了那股味道，嫦姐走过来，想给她做一下消毒和包扎，袜子脱下，我们看到她的残肢末端紧紧地捆绑着好多圈绳子，底下的肉已经勒到发白，向外翻出——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嫦姐没有像我们这么惊讶，而是马上蹲下身去，从容利落地处理起来。她把绳子一圈圈揭开，扔在了地上——是两条细细的麻绳。先是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然后用浇上碘伏的纱布包上，做一点简单的处理。疾控中心的戴医生说，刚截完肢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恢复得很好的，没有伤口。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是她的妹妹，长长的微卷的头发，一直带着抱歉的温和的笑容，向我们解释说：“她自己要缠的，说了也不听。”
血液不流通，肉就会坏死，这样发展下去，就是骨髓炎、皮肤癌，最后危及生命。不愿意截肢的麻风康复者，溃疡严重了就要面对这些变数。而她明明已经截肢，却还用绳子绑出一条坏肢。
嫦姐后来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她在广东服务的时候，在湛江见过用汽油泡伤脚的、用草药抹的，奇奇怪怪什么都有，真到了痛得不行的时候，人就是会病急乱投医。在弥勒时有一个年轻的阿姨也说过，溃疡发炎的地方，夜里发热发痛，是一种“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骨头里的痛”，她试过用绳子把脚掌捆起来，用针扎下去，不管怎样，都无法缓解这种痛楚。
两天的相处里，我们从那个患者妹妹的口中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俩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姐姐现在将近60岁，出生后身体就很弱，母亲说她到4、5岁了才会走路，一直长不高，成年了也只有1米4不到。90年代，姐姐的手指开始慢慢出现了伤口，溃烂萎缩，然后指节变短，外面有人传言，说她们“一家人都是麻风”。疾控的医生听到风声，去到家里给她送药，姐姐吃了半年的药麻风就治好了，身体却一直坏了下去。
她从手指变异时就开始用绳子绑在肢体上，现在已经磨掉了好几根手指，还有一只手，短短的指节上，缠绕着好几圈细细的麻绳，谁说也不听。用绳子牢牢地将其扎紧——是这个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出过家门的女人面对疼痛和身体变异的唯一应对方式。
姐姐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妹妹。那两天里，我们提起她们，都说“那姐妹俩”，好像她们是连体的一样。
姐姐在试新的假肢，我和妹妹站在旁边的空地上聊天。她给我看自己的左手，食指缺了末端的一个指节，圆溜溜的。她说，这是她放牛时被牛绳绞断的。她当时左手牵着麻绳，一头绑在树上，一头绑在牛身上，黄牛一使劲，左手的食指立刻就喷射出血来。到了医院，医生先把食指的末端扎紧止血，再把下面的缺口缝起来——因为那一小截指头掉到草里，怎么也找不到了。同一只手，后来又在照顾小儿子时受伤，取出了一小节骨头，现在没办法像右手一样正反面翻转。还有，我本来未曾注意到的，是她自己指给我看——她脖子的皮肤上有一些圆圆的、小小的瘤，不痛也不痒。她说，这些东西很丑，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很嫌弃她。我立马说，自己以前脸上经常长青春痘，也很不好看。但我随即意识到，这个安慰太轻飘飘了，感到些微的懊恼。她继续说，她妈妈也曾有这个病，是妈妈传给她的，这些小瘤会随着年纪增大而变多。
“你妈妈也随着年纪变大就越长越多了吗？”
她说：“我不知道，我16岁妈妈就去世了。”
我轻轻“啊”了一声。沉默几秒钟后，试图换个话题：“那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
她答，以前在工厂里打工，两三年前，手被机器搞伤了就回家了，老板赔了一万多，他们就没再追究了，不想把对方逼到绝路。现在老公也做不了事，在家里呢，他们平时就种田养猪养鸡来维持生计。
她说这些时一直是笑着的。我的心里却沉沉坠坠，不敢相信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时候不幸会像一朵乌云专往一个人身上浇雨水吗？我不敢开口问更多的问题，怕翻出这个家里更多的苦楚。后面的时间里，我只是跟她闲聊日常，她的神情语气与前面并无二样，似乎说那些也不觉痛苦。
当天下午，戴医生请“假肢小队”和康复者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在公共食堂，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着。我靠着两姐妹，照料她们，吃饭的时候，看她们喜欢吃些什么就给她们夹。姐姐像刚学会用筷子一样抓着它，她很喜欢吃鸡肉，胃口看起来很不错，吃了很多东西。我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因为那股腐肉的味道一直萦绕着，把所有的食物都变成了同一种味道。我为自己的生理性反胃而感到有些愧疚，还是夹了几筷子食物，努力嚼下。
第二天下午，姐姐的假肢做好了，试了，也没有问题。华哥以往都是笑嘻嘻地和康复者开玩笑，这回我却看见他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松。他板着脸对姐妹俩说：“赶紧截肢，不然命都要没了。”显然，她这是这些天这么多康复者里情况最糟糕的一个了，做假肢对她来说根本不是当务之急。华哥经验丰富，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成玩笑。我们把事情的严重性跟妹妹翻来覆去地说，妹妹最后决定，看看能不能在大理先让姐姐去截肢，先不回家了。
妹妹扶着姐姐离开了，她女儿就在附近的豆浆厂上班，姐妹俩想先去孩子家里住一晚。她们走后，戴医生为我们带来两条好消息：第一个是，他几年前去走访过，妹妹当时说建房子欠了4万多块，最近一问，只剩1千多了；第二个是，每年大理都有一次为麻风康复者免费截肢的机会，今年的还没开始，姐姐如果符合条件，到时候可以再做一次免费的截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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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位嬢嬢的情况比较棘手，还有一个双腿截肢的繁花嬢孃，她的假肢也不好做。因为她的右脚做手术时，截的位置实在太低了，几乎只是截了个脚掌，没有留位置给假肢的不锈钢骨架。为了让她的两只脚都能够穿上假肢，华哥想了个办法——把两只假肢都做长了8厘米。
我在小水塘跟程爷爷开的那个玩笑成真了。
我还在这里见到了巍山的金嬢嬢，她儿子带着她过来的，如今看起来精神好了很多，腰上仍然挂着那个“平安”的绣花腰包。她穿上两条假肢，拄起两条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站了起来。见着我，她很开心，说看到了我的朋友圈，知道我被车颠得早饭都快吐出来了。我哈哈大笑，心里觉得温暖，没想到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她都有认真看。
在大理疾控中心院子里，所有来调试假肢的人拍了一张大合照，后来这张照片成为汉达在公益日筹款的主图。照片上我们“假肢小队”、大理疾控的戴医生和8位嬢嬢、2位伯伯在一起。他们一人拉起一只裤脚，展示自己刚刚换上的新的不锈钢假肢。我出门太急，手里还抓着半个包子。
20年前，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赛博格”（Cyborg），说的是人体与机械的结合。照片里，这些历经半世风雨的老人们站在院子里，有几只假肢还未包上黄色的塑料外皮，保持着机械骨架的模样。我不禁想：麻风村，就是最早实现“赛博格”的地方，应该挂一条横幅在宇宙中展示，以彰显人类对于生的意志与能力。
至此，“假肢小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来回路程3000多公里，原来预计的23个人、25条假肢，后来变成了26个人、28条假肢。离开云南的时候，我在“小水塘”磕到的腿伤已经好了，只剩一点浅浅的疤痕。感谢我的身体，它能感知疼痛，能自己愈合。
嫦姐直接留在云南，我们几人启程回家。本来以为经历那次高速上车子的故障后，我不敢在后座睡着了，谁知道，我还是睡得无比香甜。再醒过来，人已经从清凉的云南回到了闷热的广西。山脉隔断，改天换日。在7月份云南爽朗的天气之中，嬢嬢们身上携带西南地区的高山云雾，凉风烈日，鲜明地留在了我的生命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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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假肢车正式“退役”，华哥没有再给它做年检，也没有再开它出远门了。在广东省内做假肢的时候，他就跑两趟，一趟取模，一趟调试。汉达维修厂建议让车“退休”，说是要再筹钱买一辆，钱也还没有筹到。在这方面，公益机构被迫抠抠搜搜，因为筹给康复者的钱容易一点——假肢、防护鞋，都看得见摸得着。筹工具、人力的钱就难多了。一辆新的假肢车需要30万元，除了香港医疗动员会捐赠了5万，剩下的缺口都还没有填上。他们本来2024年计划去山东做假肢，也已经做了需求调查，但因为车的问题没解决，一直还没成行，那些老人还在等着。
2023年的“九九公益日”，汉达筹了10来万，2024年只筹到了几万块。在云南时，我答应华哥要成为“月捐者”，当时作为一个贫穷的学生，每个月划出巨款5.2元，洁珍也毫不嫌弃，开心地称呼我为“捐款人”。她安慰我说，你一年捐的钱也可以给康复者做一双防护鞋了。我们去云南的旅程，就是靠300多位“月捐者”的资助才成行的。他们仍旧奔波在路上，最近还在张罗着为广东惠州的6位康复者做复明手术。
一年过后，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不断从云南传来：
我们离开半年后，大理疾控的戴医生和他同事一起去阿朵地看望了金嬢嬢，发现她的左脚残肢下端果然有了新的伤口，给她用消毒纱布浸泡碘伏液包扎后，又嘱咐她少点走路，减轻对伤口的压迫；在大理疾控中心遇到的那对姐妹俩，姐姐最后到底没有去做第二次截肢，因为她的下肢已经癌变，不符合截肢条件了。
种万寿花的曹嬢嬢有一次给我打视频，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头上捆着白色绷带，说是跟人打架被欺负了。我听不清来龙去脉，安慰了一番；2024年夏天，梅子姐上山去了一趟云端上的罗贤观，村子还是那样云雾缭绕、四季花开，村民们一起在亭子底下的大长桌子上吃饭，因为她的到来而热热闹闹。
一个在昆明修车厂做了假肢的伯伯，在去年7月给华哥发来一条信息：
“袁专家好：您关心我的假肢满一年啦，祝您康利！谢谢啦！”
11月，“无痛增高”8厘米的繁花嬢嬢，给华哥和洁珍寄了很多自己种的核桃，还亲手缝了两双绣花鞋垫，送给华哥和他媳妇。她发来的信息是这样写的：
“你好！谢谢你，最近你们好吗？我把你们记在心里，永远忘不了你们对我的关爱。我这一辈子值得想念的好心人。这久我的男人不听话天天喝酒跌倒了，去医院里一处一下，就没有踉（跟）你联系了。”
“没有（你）我的命想不到。我感谢你去年过来给我假肢好，不然我没有伴（办）法生活啦。”
“这几天你在家吗？明天我去宝丰带给你核桃几个，你的地址没有变吗？”
“不用谢少几个我不在家请如她们卖玩了（不用谢，就一点点核桃，我不在家的时候，请如她们卖完了）。给你鞋垫俩双你的媳妇一双！”
（文中部分康复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