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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着花样在燕郊创业的盲女,想为儿子拼出一套房子(下)1.
2018年,许乐怡在熟客的撺掇下,开始第三次创业。
那一年微商站到风口浪尖,社交媒体上总有人“喜提”豪车豪宅,甚至是和谐号。所有人都铆足马力,唯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许乐怡在这种氛围的感染下,也囤了几万块的白茶,每天在朋友圈发广告。
到了第二年,茶叶厂家早已倒闭,“卖不掉全额退款”的承诺也成了空话。可许乐怡好似着了魔,越挫越勇,开始了第四次创业——网络刷单——拉她进群的负责人承诺,“不用投入一分钱”。
第一个月,许乐怡轻松赚了几百块。尝到了甜头,她在群里不停地接“任务”,干到2020年年初,疫情来了,账户上的几万块忽然也提不出来了。刷单公司以“系统维护升级”为借口,一直拖着这笔钱。可笑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乐怡都没意识到自己被骗。
到了2021年,按摩院的生意更加惨淡了,夏天还能勉强维持,到了冬天,几乎属于停业状态。这时,刷单公司又找到了许乐怡,通知她“系统修好了”。顺利把之前的酬劳提现后,对方顺水推舟,邀请她继续刷单。
那段时间,许乐怡只要打开手机,要么是“三、二、一,上连接!”催她赶紧花钱的,要么就是“九块九速成”教她怎么赚钱的。她以为自己终于搭上了时代的快车,按捺不住,开始了第五次创业——电商直播刷单。半年时间,她前后共垫款十几万,账户的本金加上“佣金”,高达二十几万。她也意识到了风险,但由于“系统设置”,她必须积累到一定单数才能提现。
2022年年初,返佣的小程序再次忽然间崩了,跟两年前不同的是,这次连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了。两天后她报了警,二十几万至今未能追回。
同一个坑她栽了两次,这才认命,自己是真的被骗了。“不是骗子的骗术太高明,只能怪我认知太低,要是当年多念点书就好了,辍学太早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她再次跟我提到了“认知”,并把学历与之挂钩,仿佛本科以上的学历便不会上当受骗似的。
也许是因为疫情期间收入锐减,许乐怡对“逆天改命”生出了执念。2022年冬天,她在网上购买了一款据说不完全合法的付费App,做起“彩票代购”的业务——这是她的第六次创业。一开始主要是她自己买彩票,太久不能出门,又没有收入,就想着碰碰运气。后来顺手帮邻居买,算是“代购”。没想到出不了门的邻居们比她还疯狂,封控那么紧,还是关不住一颗颗想暴富的心。口口相传之下,App的日流水直线上升,让她误打误撞小赚了一笔。
而且,她刚用那个App时的运气特别好,买双色球,最多的一次中了八千多块。比起辛苦工作,中奖得来的钱花起来也一点不心疼:她给儿子买了新衣服新书包,自己去吃大餐,给婆婆家换新家电……可财运不知在哪天溜走了,卖彩票的钱已经cover不了自己买彩票的钱。
她太上瘾了,这才猛然想起老家算命瞎子的话:她命里没有大财运,强求不来。最后一次打开App,账户上还剩下两块钱。她也没提现,而是退出,默默删了App,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碰过彩票。
我断断续续听完她的六次“创业史”,每次都觉得离谱。她反问道:“我的条件摆在这儿,你觉得我能干点什么别的?”见我哑口无言,她接着道:“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当个小白领,朝九晚五,每天对着电脑,赚得再少我也愿意。”
许乐怡赔光了积蓄,却没有多沮丧。她绘声绘色地回顾自己的“创业史”时,我甚至不用观察她的表情,就能从言语间感受她的兴奋。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创业”,喜欢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折腾。只要有一点机会,她就愿意试一试。
2023年年初,疫情进入尾声,许乐怡把按摩院从里到外好好打扫了一遍,盼望着一切能回到正轨。可是先到的并不是顾客,而是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周游在学校的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我要自杀”。
2.
在许乐怡心里,儿子从小就是听话懂事的好孩子,连出生时都没怎么哭闹。儿子整个童年最好的玩伴,是一个时刻播放的故事机。如今,十岁的周游在农村老家上小学,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许乐怡从来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不对劲,老两口也从没发现孩子有什么异常。
许乐怡连夜赶回老家。跟妈妈面对面了,周游才肯说事情的前因后果: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合伙欺负他,最开始是打骂,后来把他午睡用的小毯子、书包扔进了河里。告老师也没有用,老师根本就管不了这事。周游越说越激动,先是痛哭,接着就要撞墙,许乐怡只能紧紧抱住他。
许乐怡决定去学校讨个说法——这难道不是欺负人吗,几个顽劣的小学生,学校怎么就管不了?可见到那几个小混球的真人了,她也觉得无能为力了:“一个个穿得埋了吧汰(脏)的,往那一站斜眼儿调炮(不直眼看人),只要张嘴就带啷当(脏字),既没爹也没妈的……”
无一例外,这几个孩子全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家里有老人照顾都算是好的。许乐怡不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了,更不相信“农村人都淳朴”了。她责怪这些孩子的父母只管生、不管养。但事实上,她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父母?这些年她一直在外奔波,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家,根本顾不上周游。
联系不上那些孩子的家长,许乐怡只能和老师商量:总不能让霸凌者继续上学,而被霸凌的孩子退学吧?实在不行,让周游转个班级也好。老师斟酌再三,回答她:“霸凌不是重点,重点是周游要自杀。其实周游这孩子可能吧……稍微有那么一点儿……不正常。”这话如刀一下子扎进了许乐怡的心脏,让她呆愣在原地。良久,老师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眼睛的问题,而是脑子的问题,我觉得他精神状态有问题。”
“从地铁十号线西土城站下车,需要再走路十几分钟,才能到医院。给孩子看病的地方在四楼,你能想象吗,那一层挤了满满当当的人。他们和我一样,家里都有这样的孩子。我最开始是震惊,但后来觉得有点安慰,不止我的孩子这样,光这里就有这么多孩子呢。”
北大六院的诊室内,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询问,把许乐怡拉回现实:
——周游出生那天就没有哭,从幼年到童年,他只需要一个故事机,走到哪儿听到哪儿。他不哭不闹不要人陪,但这并不是“懂事”,而是一种偏执的重复行为,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表现;
——上学期间,周游不喜欢交朋友,故意躲着老师,并不是因为性格内向或自卑,而是他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去社交沟通,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
——周游与人聊天总是很较真,脾气暴躁,甚至会与人发生冲突,这也并不是因为爷爷奶奶对他太娇惯,而是他无法像常人那样控制情绪……
许乐怡看不清诊断书上的字,只能一遍遍和医生确认:自己的儿子是不是真的生病了?他为什么会生病呢?
从北京回燕郊的路上,许乐怡依旧想不明白。有太多的“有迹可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发现不对劲呢?自己为什么没有留在儿子身边,为什么要一直在外面赚钱?可她不出去赚钱,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给儿子看病?
她不敢再继续往下想。如果儿子这次没有被霸凌,如果没有在黑板上写满“我要自杀”,孩子的未来会是怎样?他会一直留在农村,留在爷爷奶奶身边,长成一个不大聪明、性格有些孤僻、共情能力差的大人。那个时候,村里的人会不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他?毕竟,农村几乎没有“自闭症”的概念,但每个村口,似乎又总会站着那么一两个傻子……
周游已经十岁了,自闭症最佳的干预期早已错过。许乐怡心乱如麻,熬夜上网收集治疗方案时,心里始终有个声音:决不能让儿子退学,决不能让他走自己的老路。
好不容易说服周游重返学校,那几个小混蛋又像嗜血的野兽一样,阴魂不散地闻着味就围了过来。这次他们除了对周游进行肉体上的霸凌,还像发现新大陆似的一口一个“傻子”地叫他,并连带着周晓辉和许乐怡一起咒骂。没有一个同学伸出援手,反倒是几天之后,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
许乐怡去学校,老师依旧束手无策。“如果被欺负的学生是个正常人呢?如果他爸妈有权有势呢?学校和老师还会这样不负责么?”随便一个假设,都足以让许乐怡丢掉对学校的滤镜。那些老师、校长,哪个没受过教育?可他们又有哪一个站出来维护校园里的公平和正义?对她而言,学校再也不是教书育人的殿堂了,而是弱肉强食的小型丛林了。
3.
不想把儿子继续留在农村老家,那就只能带来燕郊。许乐怡跟老公打听了燕郊当地的几所小学,意料之中,儿子都被拒之门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所,临近开学,周游却撒泼打滚不肯去,他怕极了,怕“正常人”继续欺负自己。
“就连我爸妈、孩子的爷爷奶奶都会提醒我,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正常,他是残疾人。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双残,视力残缺,智力也是残缺的……”许乐怡这样对我重复着解释,但更像对自己解释。从周游被北医六院确诊那天起,还在东北老家的姥姥几乎每天都会打来电话,许乐怡只需听到电话提示音,耳边便会出现她妈长长的叹息声。
许乐怡放弃了让儿子继续上普小的打算。燕郊没有特殊教育学校,她只能去北京挨个打听。和预想的一样,北京的特教学校入学条件十分苛刻,光“父母同时在北京同区域缴纳社保”这一项,就把他们彻底筛掉。许乐怡没有继续再找学校,儿子无学可上,整日粘在她身边,悬着的心反倒一点点沉了下来,脑子里“不能辍学”的声音也几乎消失了。她觉得,儿子似乎再次重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还不如自己,连小学都没毕业就辍学了。摆在她面前的路,依旧笔直且漫长,从无岔路。
“真的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吗?”许乐怡自问自答,“大多数人,也只能一条道跑到黑吧。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人又能做什么,除了一直往前跑。”
为了能让周游尽快适应新生活,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跟着从老家过来了。每天开饭前,老两口都要做祷告,许乐怡很不适应,甚至有些不悦:“疫情时老家的教会给我公婆他们送鸡蛋,他们吃饱了饭,一下子就有了信仰了。光自己信还不行,非要拉上我和我老公。可我什么都不信,除了我自己。”老的小的到了燕郊后,全家人都阳了。许乐怡发烧的时候,全身的骨头都在痛,她把手放在婆婆的圣经上,觉得并无缓解。
在燕郊没待满两个月,许乐怡的公婆就要走:周晓辉哥哥的第三胎就要出生了,婆婆得去广东伺候,老家的地也不能一直荒着,公公得赶紧回去种地。许乐怡当然不肯让周游跟着爷爷再回农村老家,她自觉亏欠儿子太多,也做好打算,今后的日子无论怎样,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双人床上,周游要在两口子中间才能入睡。周晓辉在床的那一头打手机游戏,他眼睛看不清,只能外放声音。许乐怡不忍责怪,他忙了一整天,就靠着晚上这点游戏时间“回血”。
“也不能让孩子一直在家吧,得想办法让他学点什么,不然以后长大了怎么办呢?不说以后,就说眼下,你爸妈一走,谁来照顾孩子?”许乐怡跟老公说。
周晓辉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行,都听你的。”手上照旧打着游戏,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许乐怡想发火,看了一眼好不容易睡着的儿子,忍了下来。男人至死都是贪玩的,老公既然愿意都听你的,女人还不肯将就,就是不识好歹。在老家东北,女人在家里几乎个顶个都要说得算,男人则要会疼人,听老婆的话。
如今想来,女人们不过表面上占了便宜,实际上凡事只能自己操心。
许乐怡只能打电话向妈妈求助,几句话之后,娘俩就又开始争吵。许乐怡的残疾补助每个月有几百块,社区要求必须是直系亲属拿着户口本在当地领取,她妈因此说不能长时间地离开老家。
电话里还是那些老生常谈:“我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不听我的话嫁给他,告诉你不要嫁给农村人,找个眼睛正常的人,最不济找个有点钱的呢……”
许乐怡一把年纪,还是被妈妈骂哭,赌气道:“你能来帮忙就来,不能来就算了,那几百块补助我也不要了,钱你自己留着吧!”
4.
过了几天,眼泪干了,气还没消,许乐怡一开门,爸妈已经出现在家门口了。他们知道许乐怡眼睛不好,从不让她接送,自己坐火车从老家赶来了。
深夜,许乐怡听见另一屋的爸妈不停地翻身,时不时地叹着气。她耳朵比常人灵,这些细枝末节,她在黑暗中轻易就能捕捉到:“他俩是为我愁得慌啊。”
第二天一早,许乐怡爸妈双双失踪,他们再回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两大袋子的“垃圾”,有快递纸盒和饮料瓶子,还有若有若无的酸臭。许乐怡气不打一处来——她爸妈在老家就有翻垃圾桶捡垃圾的习惯,无论她说多少次也不听。
她爸妈并不管许乐怡的脸色是否难看,反而兴致勃勃地分享起刚打听来的一手情报:这个小区不但大,年轻人还多,快递盒子、饮料瓶子也多。不像老家,剩下的都是中老年人,垃圾桶里的饮料瓶都快成宝贝了。在燕郊,如果勤快一点,一个月捡垃圾干好了也能赚三千多块,就是得和物业搞好关系,因为小区的保洁也捡,人家会打小报告。也可以直接给物业一点钱,垄断一个垃圾桶,能节省不少体力……“要不说大城市机会多,连捡垃圾赚得都比咱们老家多”。
一个月三千多块,这个数目的确超出了许乐怡的想象——她的房租也就两千块。一向爱干净的周晓辉默默分类整理着老两口的那些“战利品”,偷偷叮嘱媳妇,不要和爸妈吵架,他们不容易,不要伤了他们的心。
为了捡垃圾,许乐怡爸妈先是早起,后是熬夜,每天晚上十一二点,必须再去楼下的垃圾桶扫荡一圈。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老年人,还有穿着得体的中年人,甚至还有搞副业的大学生,装备一个比一个齐全,身后是自行车、三轮车、拉货的小板车。
为了月入三千的梦想,许乐怡她妈又找了一个打扫民宿的活儿。这些民宿集中在附近的几个公寓楼里,平日里打扫一间的费用是二十块,节假日加价到二十五块。这份工作不但充盈了她妈的微信钱包,还极大丰富了她妈平日里闲聊的素材库。有一次,她神秘兮兮地把许乐怡拉进单独的房间,八卦道:“你知道你楼上的楼上是干什么的吗?”见女儿摇头,她压低声音公布答案:“做小姐。”
“你不觉得这两年不一样了吗?她们这行之前还遮遮掩掩,现在都不避讳人了,电梯里明目张胆地放广告……”许乐怡也顺道跟我吐槽了一些“桃色八卦”,最后提醒我不要把车停在路边,说小区附近最近接连发生多起砸车窗的事件。
她感叹燕郊的环境差,嘀咕着男盗女娼的乱象。说着说着,话锋又一转:“其实不应该这样比较,一个是出卖自己,一个却是在危害别人,就不应该放在一起说……兴许她们也不是为了来钱快,是现在靠本事出力气也的确赚不到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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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了,周围的新按摩店成倍增加,价格也卷到“十九块九,半小时”。按摩店的生意始终不见起色,焦虑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与许乐怡关系最要好的老顾客卖掉了北京和燕郊的房子,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临走前鼓励许乐怡也去国外干按摩,说中医在国外特别吃香。从那天起,她只要打开短视频App,算法便会推送来无数个类似的视频:在外国干按摩、送外卖、做美甲,随便一个工作都特别赚钱,似乎连小费都比现在赚得多。
也是那之后,许乐怡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几秒钟的短视频不再能填满她了,系统又推送来各种怪诞的故事和玄学相关的直播。她沉溺其中,觉得“胡黄白柳灰”皆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指引。然后她开始做梦,梦里一双黑白分明的翅膀徐徐张开,像是在哪里见过。
直至某夜,天光未破,在密不透风的卧室里,不知怎地,她觉得背后有一股凉意袭来,“在那一刻,时间真的静止了”。她睁开眼,在有形的空间里,竟看到了自己无形的前世:老家有名为“向海”的村落,大批的丹顶鹤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它们的家乡,可到了每年的九月,它们不得不向南迁徙,而她前世,便是这其中一只。
这神乎其神的梦没头没尾,醒来后,许乐怡还是要面对眼前的一切。房租水电,日常开销,儿子干预治疗的费用,都靠着自己这个每况愈下的小店,她穷得太具体。
饭桌前,周晓辉和公婆视频连线一起做着谢饭祷告,许乐怡的爸妈则在手腕处各戴一串佛珠,每逢初一十五忌荤腥。而许乐怡则默默将长发绾成一个道髻,发了朋友圈,短短八个字,宣布正式“出道”:今日立堂,结缘看事。
她不信耶稣,不信佛祖,甚至也不信供奉的堂单,但她却信自己的“修行”。
我询问:“修行修什么?”
她抛出一句话,云山雾绕:“修内心的‘善’,修自己的‘道’。”
我没再追问,只觉生活的苦遍地,任谁低头都能知其来龙去脉。但现实却是没人低头,她也从未见过神祇降临,只能任信仰调剂。
5
临近2024年的农历春节,房东突然闹离婚,要卖房,让许乐怡赶紧找房子搬走。当初一百五十多万买来的房子,如今只挂了八十万。挂电话前,房东建议道:“要不你买吧,现在价格这么便宜,你拖家带口的,又要做买卖,总不好一直搬家。”
许乐怡不以为然,可她妈动了心,第二天就去到处打听。问了一圈才知道,这房子的问题太多:公寓不比住宅,产权总共才四十年,从批地那年开始算,如今只剩下了三十年;公寓里住的人员也杂,环境脏乱差,被本地人戏称为“贫民窟”和“鸡窝”。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不受待见的公寓,它们是房地产光速发展时长出的最为畸形的“鬼胎”。北京地铁六号线沿线也有这样的“神盘”,房价从高峰的四百多万跌至如今的一百多万。
这个小公寓固然不好,但它只要八十万,最主要的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周游就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不用跟着来回搬家了。可许乐怡对买房依旧毫无兴趣,每天都要为了“是否买房”和妈妈争论一番。
母女俩的争论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断的。去打扫民宿的路上,许乐怡她爸被逆行的电动车撞断了三根肋骨。老两口年纪到底还是大了,一下子就慌了神,在医院里如碰壁的苍蝇。许乐怡虽然眼睛不好,但关键时刻忙前忙后,主揽大局。她爸住院期间,她出钱出力,变着法地往病房送病号餐。病房里其他的患者都夸许乐怡孝顺,羡慕她爸有这么好的女儿。他们越夸,许乐怡伺候得越来劲。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自己这个“瞎眼”的女儿,终于被爸妈倚靠了:“其实从小我就看不上我哥,总想着要和他争个高低,有朝一日,我肯定要盖他一头。你看看现在,都是我照顾的爸妈,他们最终还是得靠着我……”
她爸住院期间,她妈还是坚持去民宿干活,无论许乐怡怎样抗议,坚决不肯辞掉这份工,甚至连半夜去楼下翻垃圾桶的固定动作也没耽误。老一代人刻在基因里的优点,全是努力和韧性,许乐怡恨自己不能多赚一些钱,抱怨几嘴,就又被她妈教育:“不要什么都怪大环境,更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的日子哪里不好?”她妈会时不时追忆起自己年轻时穿过的大风浪,那些封存在记忆里的故事,和今时今日,几乎有着完全一致的路径。
办理出院时,许乐怡用她爸的异地医保结算的,只花了一小半费用。她爸妈都出生在60年代,在三十多年前买断工龄下岗后,再也没找到过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一直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才等来了好政策,用为数不多的积蓄补齐了社保,拿到了退休金。这便是属于他们的全部的时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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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的房子挂出去了几个星期,中介也没有安排一个“带看”,在燕郊抢房抢到头破血流的日子,就这样成了历史。
许乐怡不着急继续找房,迎接春节才是头等大事。她早早就备好厚度可观的红包,压在精挑细选的年货下,去北京给“贵人”拜年。“贵人”是某个大公司的人事部主任,北京有相关政策,企业招聘残疾人能抵免部分税款,许乐怡通过“贵人”成了这个公司名义上的员工,不用坐班,但是能给她交社保。送礼是出于她爸妈的生存智慧,老一辈的工人阶级,被领导得太习惯,即便没了工作,逢年过节的,人情世故也从不间断。连送礼,他们都灌输女儿,决不能抠抠搜搜,必须大大方方。“等你老了就知道了,退休工资才是生活的底气,孩子房子都不行”。
从风浪里穿越而来的东北老人们,只剩唯二的信仰:一是“体制内”,二是“退休工资”。
以前未曾经历过风浪的旁观者,从嘲笑他们,到理解他们,现在也想成为他们。
龙年的大年初一发生了两件事,许乐怡记得很清楚——“贵人”收下了红包,却没留她吃晚饭,甚至连瓶饮料都没舍得给她开。回到燕郊,她妈和在济南的哥哥,因为压岁钱在视频连线里吵得不可开交。说到吵架的原因,她爸妈一口咬定是儿媳挑唆。吵到最后,她妈对她哥撂下狠话:“我再也不会踏进你家门半步,我死也和你没关系!”
电话挂断,她妈发现,能依靠的只有这一个女儿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宠爱争夺战”里,许乐怡离全面胜利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当晚年生活所有的聚焦点都对准了许乐怡后,她妈的人生只剩两件——催许乐怡买房,催许乐怡生二胎:“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得为周游想。他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可能在社会上立足?你们死了之后,他在这个世界上连半个亲人都没了,谁能照顾他?”
翻来覆去的话说了太多遍,一天,许乐怡终于忍无可忍,顶撞起了她妈:“你倒是给我生了一个哥哥,那个哥哥有用吗?他过年都舍不得给你打一个电话!生孩子就有用么?要不是有个我,根本没人照顾你和爸……”
许乐怡的世界在那天忽然就安静了,没过几天,她爸妈就找了借口回了东北老家。后来许乐怡总会想起坐着轮椅离开的爸爸,还有在夜里叹息的妈妈。他们说自己命不好,有一双不孝顺的儿女:儿子不肯尽孝,女儿不够顺从。许乐怡也分不清,哥哥和自己到底哪个更可恶一些。但她不想顺从妈妈的想法,她的人生不应该只有房子和孩子。但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6.
2024年春节后,燕郊本就在谷底的房价再次坐上跳楼机。到了夏天,熟识的中介来按摩,透露了许乐怡租的这套公寓的底价——比春节时又降了整整三十万,如今只要五十万了。
“如果再不卖,估计就要走法院拍卖的程序了。”中介边说边感叹,说房东急于卖房的前因后果,似乎也不只是两口子闹离婚那么简单。这种事这几年在燕郊早已不再新鲜,但发生在身边,大家总不免还是要唏嘘一番:当年一百五十多万的全款,才几年工夫,一百万就打了水漂,普通人的这点“小钱”,还想听到什么声响?
这次降价之后,“带看”明显增多,出来了好几个意向客户,房东通知许乐怡,赶紧找房搬家。
许乐怡开始打包行李,但心里却愈发按捺不住地计算起来:商住公寓,贷款期限只有十年,首付和贷款各半,平均下来,月供两千出头,基本和自己现在给房东的租金齐平。如果买下这套房子,只需累十年、苦十年、咬咬牙坚持十年,她的余生便不用继续找房了,店里稳定的客源也能留住了。
但另一方面,她又害怕房价会继续下降。从2018年开始,就不断有“聪明人”来燕郊抄底,从肩膀抄到腰中间,从膝盖抄到脚踝,也没见到“底”——至于脚踝下面会不会有十八层的深渊,谁知道呢。
这一次,房价真的到底了么?如果买了房,她的余生必然只能和燕郊这个地方锁死了。
许乐怡第一次细细打量了燕郊这个地方,结论和我的感觉如出一辙:“这里和老家太像了,甚至比老家更像老家。”佳木斯的冷面、齐齐哈尔的烤肉、鹤岗的小串、延边泡菜和汤饭……不管东北人想念哪一口,这里应有尽有。小吃店老板、黑车司机、家政小时工、理发店小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人们都说着类似的口音,到处都是东三省的集合印记。
当然,燕郊也不是东北小城的复刻,每一个“北漂”都会在这里找到自己家乡的痕迹。这里不大,如果无聊较劲,只需守住一个路口,一天之内大概就能集齐各个省份的车牌照。一个菜市场,光正宗的新疆烤馕就有两家,河南的烩面、宁夏的手抓(羊肉)、湖南的小炒、广西的米粉、云南的米线……燕郊不只是行政地理意义上的“飞地”,也是全国各地漂泊者重建的“乡味飞地”,总有一个共同漂泊至此处的老乡,能满足漂泊者的“家乡胃”。
疫情后,为促进消费,燕郊搞起了“地摊经济”。夜幕降临,多日未出门的我跟随烟火的味道,拐进了一条断头路。有商贩正在点燃炭火,火星子穿透白烟,空气里满是肉被炙烤后的香气。我坐上小马扎,等待餐食的间隙默默看向别桌,从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人群里,终于寻回了一点活着的真切感。我想,许乐怡去过的地方很有限,但燕郊的确是最适合她的:这里物价极低,生活方便,最不缺的就是超市和菜市场;家门口就有医院,能用北京的医保;人流量足够大,只要肯辛苦,多少也能赚到钱;还有,大家几乎都是外地人,人也不排外,相处起来很轻松。许乐怡应该也是这么考量的,在深夜延边老板开的串店里,她和周晓辉喝着啤酒,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买下房东的这个公寓。
第二天清点存款,首付还差十几万。这时,她妈打来了电话,许乐怡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了难处,很是纠结。她妈在电话里什么都没说,可撂了电话后才几个小时,许乐怡的账户上就多了一笔“巨款”。
买房的过程很顺利,许乐怡跟我复述时只觉得恍惚。她把收拾了一半的行李一一归位,生活便恢复了原样,一切好似无事发生。她摸了摸手头的房产证,那上面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她原本也没有什么期待,可再次出入家门,竟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她的生活里不会再出现一个接一个的房东了,她再也不用为一点小事搬家了。这是她自己的家,没人会把她从这里撵走。
小时候,她总会把梦想挂在嘴边,还总想做点出格的事证明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到现在,她还是不明白,像她这样的人,可以有梦想吗?如果有,是否可以具体到一间房子上?又或者,梦想可不可以是赚钱?她眼睛不好,看不见答案,却自知能力的上限,就是用十年的时间去供养这套房子。这是她为了稳定,主动和未来签下的契约。这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起码能够维持当下的一切。
妈妈懂得许乐怡的迷惘,安慰道:“人嘛,有口饭,有张床,累一点儿苦一点儿,怎么都能坚持下来。”
7.
每个月的月初,许乐怡都很焦虑,作为一名“新手房奴”,显然还不适应。有时她要干到月中,才能赚出这个月的月供。她甚至不敢在晚上刷短视频了,直播里好看的小裙子想买,诱人的美食想吃,越刷就越逃不开消费陷阱。尽管月供比月租多不了几个钱,但白纸黑字的合同在那儿,十年的时光抵押在册了。
除了节流,她又到处开源:隐瞒眼疾应聘上了在线客服,工作吃力不说,还被拖欠了工资;做过直播,用过电梯里的小广告,希望以此获得更多顾客,但收获甚微;坚持发朋友圈,帮一家公司挖掘有“代理记账”“公司过户京牌”等潜在需求的顾客,至今一单未开;唯一的收获,是帮附近的学生打印试卷,打印一张五毛钱,文件袋一块钱。
许乐怡很少出门,但背上房贷后,也增加了上门按摩服务。她走进别人家的生活,才发现几乎所有人的日子都叫人不忍细看:
年迈的老太太有好几个十分有钱的“孝顺”孩子,给她买房子、雇佣人,就是平日里不会来看望她一眼,脑梗后,老太太不能自己翻身了,每次都要拉住许乐怡的手,一句话还没说完,眼泪就陷进皱纹里,一会儿就湿掉半张脸;
疫情前很恩爱的一对老夫妇,如今就剩下了老太太一个人,儿女倒是在眼巴前,但老太太没什么钱,不受待见,她会跟许乐怡念叨,说一辈子就那么长,生老病死,谁也逃不了;
在北京上班的光鲜白领,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全家人都围着孩子运转,赚来的钱还没捂热就要花出去,还有同小区其他得了自闭症的孩子,光她知道的,就有四个……
“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很多在娘胎里就得了病。他们得的是自闭症,比周游的严重很多,周游那个叫孤独症。”许乐怡坚持这个说法,我没有揭穿。
即便许乐怡不承认,但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在她的世界里,儿子已经跃居到第一位。她变成了最常见的那类母亲,以孩子为绝对的中心,自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她赚来的钱,也被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还房贷和日常开销,一部分给周游看病、报编程班等,剩下的全部给周游攒着。
“我绝对不会生二胎,绝对不会为了以后如何就给他生一个弟弟和妹妹。但是我会赚钱,想办法帮孩子兜底。”她信誓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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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2025年将至,入冬后,许乐怡就雇人给公寓封了窗,窗户终于不再像去年那样呼呼作响。其实这窗户从她搬进来之初就是坏的,但租别人的房,总想着“将就一下”。
她在新年许愿,希望她的每位顾客都能多赚点钱,这样就能多来她店里按两次,那么她也就能多在超市买些肉,多去两趟饭店。
她其实还是有些担心——公园里已经有十块钱按十分钟的按摩摊了:“大家其实就是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了,以前一个星期来一次的顾客,现在都得一个月才来一次。”
如同往年一样,许乐怡就留在燕郊过年,没回老家。东北的冬天实在太冷,供暖要到三月底,羽绒服要一直焊在身上。漂泊在外的人早已不习惯那样的冷,却把那种冷记进了骨子里,一旦想起,还是不禁打一个哆嗦。
这年的春节,换成了她在打视频时和妈妈争吵了。
她妈在电话那头说:“如果(你)不生二胎,我就不认你了,以后我再也不踏进你的家门!你们就是自私,如果有一天你们死了,谁照顾周游?他还能指得上谁?”
许乐怡反问:“如果我为了周游生下老二,那对老二公平么?如果他和周游一样,也不健康怎么办?”
她妈想了想,最后说道:“过日子,要什么公平?”
许乐怡没顶嘴,挂电话前,还让她妈消消气。
“买房时我妈出了钱,如今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也是正常的。”许乐怡这样自我劝诫,却无法平复起伏的情绪,她反复想起她妈说的那句话——“过日子,要什么公平?”是啊,岂止过日子,这人生从头到尾,哪一分哪一秒,何曾公平过?
许乐怡她妈除了催生,竟还要求女儿向自己报备按摩院每天赚了多少钱。许乐怡讨厌妈妈这样,但将心比心,又完全理解。归根结底,还是穷怕了,支援她买房的钱,也许是妈妈的“棺材本”,妈妈怎能不在意?如果赚不到更多的钱,生活中任何一个小意外都可能会演变成惊天巨雷,将两家人击垮。
渐渐地,许乐怡也理不清,自己到底是讨厌穷,还是讨厌妈妈的电话。
8.
2025年的大年初一,许乐怡照旧给“贵人”送去厚礼,但这次她没进门,放下东西就走。然后,她和在北京的朋友约好,在夜晚一起躲进了量贩式KTV的包间。朋友在北京的朝阳区,两个人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五公里,却隔了整整一年没有见过面了——服务业少有假期,再加上两个人都是视力受限,出行不便,平日里只能用微信联系。
不好吃的果盘,溢价的啤酒,昏暗的光,不流动的空气……许乐怡给我讲述的场景,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年纪、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我对她说的都很熟悉,我强忍着好奇,不去打探盲人是如何在KTV唱歌的。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事,很累很累,都没时间唱歌了。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去KTV,当时市里刚有KTV,我是第一批去的人……”
我问许乐怡她喜欢哪个歌星,唱了什么歌,很希望延续这个话题,但她却始终没有回答我,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着:“我特别喜欢唱歌,只要一唱歌我就高兴。就是有一些歌的字幕很小,我看不清歌词。”
他们原本计划唱完歌再去吃烧烤,可他们直到凌晨才从KTV离开,大年初一,所有的餐饮店都打了烊。
许乐怡和我聊天的时候,周晓辉在一旁,没有上钟。他玩游戏的时候声音很大,关键时刻还会骂队友。他们两口子的按摩店通常营业到晚上十一点,但只要有客人来就不会关门。关店后,他俩偶尔也需要火锅加烧烤来冲淡一天的疲惫。仔细想来,我们的生活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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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乐怡能熟记每一个顾客的职业,其中也包括我的。她偶尔会询问我手头项目进展是否顺利,得知迟迟没有进展之后,她终于提出要帮我“看一看”。我顿时有些慌乱——她不止一次和我说过自己如何“出道”的故事了,之前我就觉得,哪有什么平白无故的“出道”,这更像是她第N次创业的前奏。
许乐怡热情依旧:“不是算命,就是说说你的困惑,我看能不能帮你化解了。”
我义正词严地拒绝:“我其实信命,但我不想提前看‘剧本’,毕竟‘剧本’好不好我都得受着。”
然后,我反客为主,问许乐怡:“你给自己算过命么?”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说能给自己算命的,那都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许乐怡笑了笑,黑眼珠向上翻了翻,继续道,“我没有给人算命的本事,最多就是看看‘事儿’。其实事情发展都有规律可循,我能做的,就是帮人理一理思路,或者平复一下思绪。”
许是“灵性”不足,我依旧觉得她说的话太过抽象,但看一眼许乐怡,突然又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她盘发髻,插木簪,耳垂悬温润白玉,眼珠又因眼疾无处对焦,反多出一点洞悉世情的平静。
“你还喜欢看电视剧么?还是只看仙侠题材的么?”我问。
“偶尔看。反正我只看古装的,从来不看现实题材。生活都这么苦了,总有些欠登编剧,把那些苦掰开了揉碎了,自己嚼一遍再放进观众嘴里,太恶心了……”
那时我刚好在写一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反响平平。我品了品这番话——嗯,似乎人们早已不愿直视苦难了,正因被一次次伤害,反而更要擅长遗忘。没有“大女主”的剧情走向,没有触底后的反弹,甚至整个故事都没有高潮部分。唯一可称得上“改变”的节点,就是她欠下了十年的房贷,买下了这套房。我有点理解她为什么只看仙侠剧、为什么会突然间“出道”了——越来越多的人忽然间“开悟”,但悟出的道理也许只是“做人太累”,于是人们想变只狐、变只貂,但最好还是能变成只鸟,随时能飞到想去的地方。
9
“其实人原本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可人类嫌自己命短,就跟别的动物借了一些。
所以人在二十岁之前,活的才是自己的寿命,无忧无虑;二十岁到五十五岁,活得是牛的寿命,为了养家糊口,不停工作;五十六岁到七十岁,活的是猴子的寿命,退休在家后像猴一样带孙子;七十一岁到八十五岁,活得是狗的寿命,要独自看家护院……”
这个从短视频看来的段子,许乐怡向我重复了很多遍。她觉得特别有道理,人生也不过如此。我只觉得难过,人活这一生,总有太多规训,一些来自社会,一些来自家庭,如今,这规训竟可以来自算法。
就在不久前,她把这个段子,第N遍讲给我听。我趴在按摩床上,像是做了一个头重脚轻的梦,起身后,头很痛。
三十分钟的精油推背,一小时的全身按摩,音响里响起支付金额,共计一百二十六元。临走时,许乐怡叮嘱我“常来啊”。
电梯来得不算快,这栋公寓是典型的塔楼,每层三梯十四户,共有二十九层。我那天终于在楼道里碰到了许乐怡她妈,那是一个淳朴慈祥的中老年妇女,从长相到打扮没有任何让人过目不忘的记忆点,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个“狠角色”。周晓辉蹲在地上帮丈母娘整理着捡来的“垃圾”,见我打招呼,也没有一点点局促和不安。许乐怡她妈很高兴,向我展示着当日颇丰的“战果”,说准备明天去大集上给孙子买两斤牛肉,“牛肉比去年贵了不少,也不能总吃”。
看着眼前去垃圾桶翻点硬菜的老人,我脑中出现了去码头整点薯条的海鸥。生活的逻辑,一下就解释得通了。
小区里争抢纸壳的邻居越来越多了,除了总打照面的大爷大妈,还多出不少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哥大姐。每次与他们擦身而过,我就忍不住去想,他们是谁,他们的家又是什么模样,那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走出大楼,连续的几天大风把傍晚的天空刮出一抹久违的蓝。外卖小哥的电瓶车挤在单元门口,垃圾桶旁围着“捡漏”的大爷大妈,刚放学的学生们背后的书包还是那么沉。倒是没见到什么同龄人,估计还在北京的工位上勤勤恳恳地敲着键盘。目光所及,忙忙碌碌不见一刻停歇,每一个人都平等地累着。即便如此,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意外发生的时光,已是最好的时光。
最新的楼盘广告上,推销的都是十一层以内的小洋房,最大的卖点是一梯一户。我抬头看向这二十九层的建筑群,它们正密密麻麻地盘踞在潮白河旁,蓝色的玻璃幕墙闪耀着光,似云霄间的美梦一场。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