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衡阳文化(一)——衡阳大雁文化
王径2018-01-14 09:491,869

  大雁文化起源非常早:《诗经》中有四篇古诗是以大雁为主要的叙述对象、《周易》中的“渐卦”通过对大雁习性特征的描述来象征人的命运、战国末期著名美男子、辞赋家宋玉在《九辩》中提到:“雁雍雍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汉武帝《秋风辞》中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兮雁南飞”等均与大雁有关。

  而衡阳大雁文化则起源于东汉时期,张衡(发明地动仪那位)在《二京赋》的《西京赋》“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一句中指出,北雁南飞去的地方便是衡阳,他在五十岁所作的《鸿赋》的“南寓衡阳,避祁寒也”一句中进一步指出,衡阳是大雁的家。

  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接受了这一观点,他在建章台公宴时给曹丕的献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写道:“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南北朝时期,刘孝绰也认同张衡的观点,在《赋得始归雁》中有“洞庭春水绿,衡阳旅雁归”的诗句。

  接着,庾信《和侃法师三绝诗·二》中“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一句首次以衡阳雁来指代大雁,这对衡阳大雁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此后衡阳雁便成了大雁的代名词。隋朝时,受到大雁文化的影响,南岳第一峰、梁武帝赐名的“烟雨山”改名为“回雁峰”、山上的“乘云禅寺”改名为“雁峰寺”,而衡阳也逐渐被称为“雁城”。

  自从隋唐时期衡阳大雁文化兴盛后,它便在众多文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如李白《菩萨蛮·举头忽见衡阳雁》:“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杜甫《归雁二首》:“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文天祥《咸淳甲戌第二朔予道槠洲里笔畋方谏自长沙来》:“君为湘水燕,我作衡阳雁”、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王昌龄《寄穆侍御出幽州》:“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王安石《送刘贡甫谪官衡阳》:“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温庭筠《赠僧云栖》:“衡阳寺前雁,今日到长安”、孟贯《归雁》:“春至衡阳雁,思归塞路长”、康熙《恭挽大行皇后诗四首并序》:“雁断衡阳声已绝,鱼沉沧海信难期”、毛主席《五古·挽易昌陶》:“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等。

  除文学作品外,衡阳大雁文化还影响到其他类别的艺术,如:宋朝画家宋迪《潇湘八景》中的《平沙落雁》便是依据衡阳雁落沙州的景象所作,南宋琴师郭楚望借衡阳雁抒发自身的情操而作古琴曲《秋鸿》。

  大雁文化之所以盛行千年不衰,与大雁的品德及其自身的悲剧特质有很有关系。大雁被认为是五常足备的动物(儒家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大雁成群结伴迁徙时会将老弱的同伴置于雁队中间便于照料,这是仁义的德行;在停歇休息时,雁队中最小、最机警的大雁(称作雁奴)会进行巡逻,保卫其他同伴的安全,这是智与义的德行;自苏武、郝经一假一真鸿雁传书均获救后,大雁逐步演变成了五常中“信”的化身;而基于信义,古时结婚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均要送大雁为礼,纳征(彩礼)的钱还叫做雁币。

  大雁的悲剧色彩之一是大雁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其中一只死去后,另一只要么在孤独哀伤中度过余生,要么殉情而死。所以唐朝沈询才会写出劝人要么不打雁,要么打一双的诗:“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对大雁殉情感触极深的当属元好问,不仅建雁丘祭奠殉情的大雁,还在词中发出千年一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大雁的另一个悲剧色彩是大雁南飞总在凋零萧索的秋季,又是万里迁徙,与文人伤春悲秋、漂泊异乡的一壶乡愁十分契合,因此大雁成了文人们寄托哀思的象征,许多愁肠百转的作品也多与大雁有着关联。例如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周弼《收家信》:“可怜一纸平安信,不及衡阳雁字多”、秦观《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等。

  衡阳之所以有“大雁的故乡”、“雁不过衡阳”、“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的美誉与它自身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衡阳冬天的温度普遍在0度以上,且多水多鱼,非常适合大雁栖息。再往南方,气温虽然更温暖却存在着瘴气,大雁难以生存。这一点在李绅的《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衡山截断炎方北,回雁峰南瘴烟黑”、孟洋的《回雁峰》:“回雁峰高起夕岚,孤舟落日系江潭。雁知瘴疠愁南渡,逐客明朝路更南”里均有描述。

  大雁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衡阳大雁文化是衡阳传统文化辉煌的一页。可惜的是,今天它们都在逐步的没落,也许时代的脚步让人们的思念、愁绪很容易通过通讯来弥补,但这并不代表大雁文化就过时了,它的德行及旅游价值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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