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与英雄
冷成金2018-09-09 10:514,332

  【引言】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如果一味地“识时务”,没有原则,甚至寡廉鲜耻,这样的人还算俊杰吗?因此,如何辨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下面选取了一些古人对时势与英雄评论的事例,可资借鉴。

  【事典】

  《长短经》上有这样的记载,有人问说:“季布是汉初有名的壮士,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一反往日刚强豪迈的气概,剃发毁容,四处逃亡,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以勇武扬名楚军,身先士卒,多次夺旗斩将,确实称得上是壮士。可是项羽失败后,刘邦下令通缉他,要处死他的时候,他宁愿做别人的奴隶也要逃避死亡,又显得多么低下!他肯定是坚信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所以受到屈辱却不感到耻辱,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才能,因此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这说明,贤能的人,确实很看重死,不会轻易地去死。那些愚夫愚妇,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自杀,这并不是勇敢,而是他们计穷力竭,感到无法挽回局面而绝望自杀。”

  有人问说:“叔孙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这是应该的吗?”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的情况而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顺从世俗的做法,分析时务,制定礼制,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实行要曲折前进,大概说的就是叔孙通的这种做法。”

  司马迁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已经率军队席卷千里,南面称王,经常在作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心怀叛逆,遭到失败后,没有自杀而被俘虏,沦为囚犯,结果被处死,他们为什么这样呢?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会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更何况是君王呢?他们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担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机会施展才能。他们只要掌握一点儿权力,就会尽力施展才能,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愿自杀。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

  司马迁又在《蔺相如列传》的赞语中说:“当一个人知道要死时,必定会很勇敢,这时对死者并不难,难的是处死死者的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以及怒斥秦王身边的人,当时形势他最多不过是被杀,但是在场的秦国文武百官有的却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蔺相如一下子气势夺人,威镇秦国;回到赵国后又对廉颇百般谦让,使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从而名重泰山。蔺相如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么情况下该死,什么情况下不该死。姜太公说:“官吏不愿意提意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官吏。”朱云和张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

  朱云在朝廷上责问张禹说:“您尸位素餐,一心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见无法沟通,该杀!”

  班固说:“顺从世俗,就败坏了道义;违背世俗,又将面临危险,这是古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应该如何选择呢?回答是说,范晔认为:“只讲道义,而不顾生命,就会伤害生命;只为求生而不顾道义,就会损害道义。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就舍生取义;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问说:“这样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斗争抗衡,最终被宦官所杀,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是能够树立好的风气,与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抗争,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们与宦官斗争,最终遭到杀害,并不是他们不能做到洁身自好。他们悲悯当时一些人以逃避现实为清高,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他们不赞同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他们屡遭贬斥而不离开。以仁义之心为己任,虽然明知任重道远,意志却更加坚定。等到一有时机,就协同窦武谋划扫除宦官势力,真可谓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信义却足以影响世人的心灵。”

  这就是所谓的道义重于生命,可以舍生取义的事例。

  世人认为西汉时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把朋友吕禄骗到郊外游玩,给了周勃等人推翻吕氏的机会。这件事从道理上怎么讲呢?

  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是汉朝的功臣,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汉朝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摧毁了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保存君王和父辈开创的大业,从道义上讲是允许的。”

  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张超委托臧洪管理政务,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大哭,纠集军队去救张超,同时还向袁绍求援,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攻破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绍,和他绝交,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广陵城破之后,臧洪被杀死。臧洪在合纵连横的动荡时代,却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他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

  管仲说:“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耻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为公子纠而死感到耻辱,而以不能让齐国称霸诸侯为耻辱。”这就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济世救民为人生抱负的人。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可以称得上义举吧?”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作为朋友感到十分悲愤,这种情感十分壮烈。他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救,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是否不一样呢?像那些为了缔结联盟条约,相互欺诈以求胜过对方,这都是形势和利益的需要。更何况当时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徒劳地指望从与曹操联盟的袁绍处借兵,来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并且,率充满忿恨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这与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虽然很感人,却于事无补。”

  这些都是士人选择死与不死的明显的差别。

  有人问说:“南北朝宋时的宗悫出身低贱,被同乡庾业瞧不起。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长史。这种做法怎么样?”

  裴子野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感到忧愁,在微贱时不感到苦闷,怡然自得,弘扬这种精神的,是孔子学生曾子、原宪的品德;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忍受人格的污辱,低头弯腰,屈居平庸之辈之下,得势之后则驰骋于群雄之上,韩信、黥布的志向就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他们地位卑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在处于卑贱时的心态却不同。像宗悫受辱时不觉得惭愧,具有韩信、黥布的气度;得志以后,抛弃旧恶,真是宽厚的长者啊!”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个最好?”

  王朗回答说:“君主以德治理,那么臣下就感念他的恩义而不忍心欺骗他;君主明察秋毫,那么臣下害怕被觉察而不能欺骗他;君主严明刑法,那么臣下就害怕被处罚而不敢欺骗他。以德治理,让臣下感激恩义,与依靠道德礼仪来治理,使臣下懂得羞耻,行为合乎准则,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让臣下害怕犯罪,与依靠政治法令来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处罚,达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两种方法差别很大,关键在于君主权衡把握,而不只是计较细小的差别。”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这时,张邈叛变。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吕布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归顺。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要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着眼泪说:“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有人问说:“靳允为了守城,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可以称得上是忠吗?”

  徐众说:“当时靳允与曹操之间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所以从道义上讲,靳允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从前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令其跟随刘邦尽忠尽节。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可以提拔他为丞相,但管仲却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父母,又怎么会爱君王呢,不能做丞相。还有一个事例,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刘备就让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顾全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有人问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俭朴,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范晔说:“认为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为手段来谋取利益;真正实行义的人,不刻意去实行义,但行为却总能合乎义。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爱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将此作为美谈。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穿身布衣,监察御史汲黯讥讽他假装简朴。他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却受到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自然地实行仁义与借仁义来谋利二者的差别。仁义的人安心实行仁义,智慧的人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比较这几种情况,他们实行仁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但考察他们实行仁义的动机,却各自不同。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强实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较,当然是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最好。”

  【评议】

  时势与英雄的关系,与人的才德与秉性密切相关。孔子评论他的学生时说:曾参迟钝,颛孙师不诚实,仲由鲁莽。由此看来,品德完美的人实在太少了!品德完美的人既然很少,就要通过纠正自己的缺点来努力达到完美。但是世人又讨厌约束自己,而喜欢放纵自己的天性。假如一个人天性贪婪愚笨,可以认为他是好的吗?回答是说:唉,怎么能这么讲呢?人是秉承天地之性而生,也具备阴阳之性。虽然性情有清秀、混浊、贤良、愚蠢等的不同,但是追求嗜好欲望的打算则是相同的。所以美丽的容貌,是人们都喜爱的;乘坚车,骑骏马,是人们都喜欢的;苦其心志,坚守节操,是人们都感到困难的;大公无私,是人们都感到痛苦的。假如不用礼教节制自己,怎么愿意吃苦耐劳,坚贞高洁,一心为公,面对财物保持廉洁,行为合乎道义?所以《礼记》中说:“欲望不可放纵,心志不可自满。”古语说:“廉洁的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以道。”《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说要纠正、克制自己。假如放纵愚蠢和卑鄙,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并且赞赏这样,这就会成为先王的罪人。因此,我认为纠正、克制,是礼义的开始;放任自流,是导致贪婪卑劣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在不同时势中的不同的选择,是由人的才德与秉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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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谁著史:两汉时期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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