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之恋
李致2019-11-05 17:1926,707

  巴金偏爱川剧

  新发现一封巴金谈川剧的信,使我惊喜不已。

  我知道巴老喜欢川剧。20世纪60年代初,巴老回成都写作,我与巴老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巴老就约在川剧场。巴老与酷爱川剧的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是朋友。不少川剧演员也十分尊重巴老,与巴老交往甚密。巴老的《成都日记》中的第一天日记,就记有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戴雪如去看望他的事。巴老那次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看川剧达三十多场。成都市川剧团上演《生死牌》,巴老买了二十多张票送他的朋友。1961年1月24日,巴老在给萧珊的信上说:“上星期六我请川剧二团演了一次《生死牌》,不单是我看得流泪,沙汀也揩了几次眼睛,张老的太太一直在用手帕。川剧有一些改动,但仍然激动人心。”

  早在1953年,川剧参加全国会演,以《柳荫记》等剧目轰动文艺界。川剧团到上海巡回演出时,巴老不仅自己看川剧,而且买票请朋友看。以后,川剧团每次去上海演出,巴老不仅全家去看,买票请朋友去看,还委托弟弟李济生代他请川剧演员吃饭。

  巴老称赞川剧剧本的文学性强。在《谈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巴老说:“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随便举一个例子,川戏的《周仁耍路》就跟我写的那些短篇相似,却比我写得好。一个人的短短的自述把故事交代得很清楚,写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反复变化相当深刻,突出了人物的性格,有感情,能打动人心,颇像西洋的优秀的短篇作品,其实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可见我们的传统深厚。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的宝山,只等我们虚心地去开发。每一下锄头或者电镐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收获。”这个观点,巴老也对我说过。

  1987年10月11日,巴金与川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右一)、左清飞(中)

  巴老尊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川剧表演艺术家廖静秋患癌症。为保留她的艺术精品《杜十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巴老与作家李劼人、沙汀等,联名提案把《杜十娘》赶快拍成电影。巴老说:“现代科学固然不能挽救她的生命、减轻她的痛苦,但可以保留她的艺术。”廖静秋拍完电影《杜十娘》后不久逝世,巴老为此写了散文《廖静秋同志》,称赞廖静秋“不愿意白活”,“不愿意把她有的那一点发光的东西带进坟墓里,即使花了那么多痛苦的代价,她也要多留一点东西给中国人民”。

  巴老喜欢川剧的喜剧,认为《评雪辨踪》《拉郎配》等,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化,摧毁了戏曲,也摧毁了川剧。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看了川剧,冲破“四人帮”的禁锢,让川剧和传统戏曲获得新生。四川及时地提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在全国戏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老很赞成振兴川剧。

  我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积极参与了振兴川剧的工作。1986年,我随川剧团到上海演出。当时,巴老身体欠佳,已不再去剧场看戏。川剧界的朋友无不为此感到遗憾。周企何和陈书舫两位表演艺术家提出:巴老不能来剧场看川剧,我们就该去看望巴老。经我与巴老商定,在一天下午,由我陪同部分演员去巴老家。除陈书舫和周企何外,还有张巧风、左清飞、王起久、王世泽、田卉文、古小琴等优秀演员。巴老在客厅会见了他们,气氛热烈。几乎每一个演员都为巴老清唱了一段,巴老既高兴又感动。为保证巴老的健康,我们把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内。最后,大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小时候,父亲就常带我看川剧。1940年我第一次回四川,途经泸县,在街上听见放《情探》的唱片,感到十分亲切,我站着把它听完。乡音难得!多谢大家来看望我,为我演唱。”巴老开玩笑说,“我不会讲话,李致会讲话,让他讲。”这种“金蝉脱壳”之计,引起哄堂大笑。巴老与大家合影后,亲自送出大门,挥手与大家告别。

  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随川剧团去西柏林、联邦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和日本演出。巴老很关心这几次出访演出,在给我的信上说:“知道你们访日演出成功,也替你们高兴。”

  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唱做俱佳,有很高的声誉。她的演唱自成一派,人称“竞派”。巴老喜欢看竞华的戏,特别爱听她的唱腔。在病中也听竞华的川剧录音带,如《三祭江》。巴老赞美竞华的唱腔是第一流的。

  1987年秋巴老回乡,应张爱萍将军之邀,三次看了川剧艺术家的表演,每次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张老建议巴老随意,时间可长可短,巴老却因“乡音难得”,坚持看到底。

  1987年10月13日,巴金与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中)、舒元卉(右一)

  巴老这次回川期间,会见了许多川剧界的朋友。周企何和舒元卉还到巴老的住地聊天,共进午餐。周企何是川剧四大名丑之一,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40年代就与吴先忧有很多交往。吴先忧是巴老青年时期的朋友,巴老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巴老和周企何是通过吴先忧相识的。舒元卉在50年代就是优秀的青年演员,担任《白蛇传》和《拉郎配》的女主角,萧珊当年很喜欢看她演的戏。

  1988年1月14日,周企何不幸仙逝。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请代我在他灵前献个花圈。生命虽短,艺术永在。他会活在观众的心中。我还保留着去年10月在成都和他喝酒谈笑的照片。那情景如在眼前。”

  巴老1987年回四川,还去了自贡市。巴老在上海就看了剧作家魏明伦的《易胆大》《巴山秀才》两个戏的录像,对我称赞魏明伦很有才华。这次去自贡,在魏明伦的陪同下,看了《易胆大》《四姑娘》《潘金莲》《巴山秀才》中的四个折子戏。魏明伦不时向巴老解说,巴老常常露出笑容。演出结束时,巴老因腿疾不便上台祝贺,全体演职人员下台来看巴老。巴老被感动了,一再向大家表示谢意。

  有人和巴老开玩笑,说巴老突破了不去剧场看戏的“宣言”。

  巴老答:“回家乡是特殊情况。”

  巴老对川剧的热爱,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

  巴老偏爱川剧,川剧界的朋友敬爱巴老。

  最近发现的巴老在1960年初给成都市川剧院的信,是《巴金全集》没有收入的。巴老在这封信里表达了他对川剧的热爱,并对发展川剧事业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川剧界看过这封信的朋友喜出望外,大受鼓舞。

  2003年8月16日晨

  | 附 |

  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

  按 半月前,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杜建华打电话告诉我,原成都市川剧研究所副所长戴德源在1961年市川剧院编印的内部资料中,发现巴金致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封信。此信是为祝贺成都市川剧院成立一周年而写的,表达了他对川剧的深情,并提出发展川剧事业的建议。原信在“文革”中丢失。后经林捷(时任市川剧院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二团团长)证实了此事。信中许多情况和意见,我都听巴老讲述过。在巴老百岁之际,发现了这封未收入《巴金全集》的信,实在令人高兴。

  2003年8月8日

  成都市川剧院:

  今天是成都市川剧院建院一周年的节日,市川剧院的同志们知道我喜欢看川戏,来信要我对川剧的演出提一点意见。我拿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好。说实话,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自小就爱看戏。我生在成都,到十九岁才离开四川,不消说,看川戏的机会很多。在四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对川戏有特殊爱好。可是1936年,我在上海重看川戏就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1940年年底,我第一次回到四川后,由重庆坐船到江安去看朋友,船在泸县停了大半天,我上岸去随便走走,忽然听见有人在唱《情探》,我居然站在一家商店门前听完了半张唱片,我觉得多么亲切、多么高兴。喜欢听乡音,这是人之常情。我对川戏的偏爱,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说到偏爱,也并非盲目崇拜,不辨好歹。有一个时期(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附近就有川剧院,我记不起是“一川”或“二川”了,总之,买票方便。但是我去看过三次或四次,就不想再去了。和尚与西装少年同台,演员在台上随便开玩笑。那些做黄白生意发财的观众最欣赏的是色情的东西。每次我都等不到戏终场就走了。我有几个爱好川剧的外省朋友,抗战期间他们也曾在重庆住过几年,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看川戏的。他们爱上川戏,还是解放以后的事。川戏在上海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也是解放以后的事。1936年川戏班在上海演出《评雪辨踪》,观众寥寥无几。1954年曾荣华和许倩云两位同志在上海演《彩楼记》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的欢迎。观众变了,剧本也改得好了,演员的表演也进步了。要是我再拿抗战后期在重庆看过的川戏跟最近几年先后在上海看到的几个川剧团的演出比一下,真可以说是有天渊之隔。

  从1954年起我在上海看过四次川剧的演出。在剧场里也常常遇见外省的朋友。大家谈起来,对川剧的喜爱都是相同的,意见也差不多。都说川剧剧目多而好,表演有独特的风格,台词精练而又风趣,生活味道很浓;有人甚至说川剧从剧本到表演都够得上三个字的评语,那就是“精”“深”“美”。自然这是指好戏说的。我过去也看过一些坏戏。川剧团在上海演出的剧目中也有坏戏,也有还不曾整理好的戏,至于好戏像《柳荫记》《翠香记》《评雪辨踪》《拉郎配》等等都是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加工的。去年9月我看过青年演出团的《拉郎配》,加了一场新的《武拉》,而且,改得的确比1957年在这里演出的更好了。我最近无意间读到原来的《鸳鸯绦》,才懂得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意义。几个主要人物的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可是精神面貌不同了。人物的性格鲜明了,主题也突出了。本来是歌颂封建统治者的戏现在变成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罪恶的讽刺喜剧。原来那个做替死鬼的大头、小吹董大也变成了观众最喜爱的有血有肉的董代了。《拉郎配》的确是一个最受外省朋友欢迎的好戏。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向来不看戏的朋友,他忽然拉住我说:“想不到川戏的喜剧那样好。”他指的就是这个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解放十年来戏改工作的巨大成绩。

  我常常听见人们谈到川剧中的喜剧,都说它好,川剧团在各地演出的喜剧也比较多些。不过我觉得有些戏似乎还需要更好的加工,要是都能够整理到《拉郎配》那样完整就更好了。《乔老爷上轿》也是近几年中整理出来的很好的喜剧,倘使再花一点点功夫也就可以跟《拉郎配》媲美了。像这样的戏都是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的。

  其实川剧的剧目那么丰富,称得上好戏的岂止喜剧而已!像去年9月青年演出团在上海演过的《治中山》就是一本激动人心的好戏,虽然还不够完整,但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工也并不困难。这个戏在上海只演了一场,可是好些看过戏的人都赞不绝口。《焚香记》也是感染力很强的好戏,听说出国演出团在柏林演完这个戏,谢幕多到二十二次。两个多月前陕西省戏曲演出团的秦腔古典剧《赵氏孤儿》轰动了上海文艺界。我曾经这样想:为什么川剧团不把这个戏带出来呢?1956年年底,我在成都陪西德剧作家魏森堡(《十五贯》的德文译者)看过这个戏的一段,觉得很不错。有些外省朋友说,川剧表演以“三小”见长。我不大同意这种说法。所以我倒希望今后川剧团出川巡回演出,在喜剧之外,也带些正戏和悲剧出来。培养演员也一定能做到全面发展,不会只限于“三小”的。

  最近几年来,川剧在党的领导下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不小的成绩。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表示钦佩,我也听见一些同志在公开的会上称赞川剧青年演员成长的迅速。据我这个外行看来,就数量和普遍说,恐怕没有一种剧种在这方面比得上川剧。但是在去年到上海来的青年演出团中我还没有见到一位像姚璇秋同志(潮剧演员)那样成熟的演员,姚同志是在1953年才开始学戏的。我对去年看到的《白蛇传》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看见的,还只是演员,不是民间传说中的白蛇和许仙。为了表演身段和功夫,忽略了人物,也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罢。好的演员便不是这样。例如阳友鹤同志,这里好些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欣赏他的演技。一位有名的剧作家说,看阳友鹤同志的戏就像看齐白石的画一样,淡淡的几笔就把人物勾出来了。

  巴金与川剧大师阳友鹤

  我说这些话绝非故意挑剔。我不过提醒同志们:在社会主义的大竞赛中不能有片刻的松懈;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就应当迎头赶上。这种道理同志们一定比我更清楚,用不着我饶舌了。作为爱好川剧的观众,我愿意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代表我全家(连我的九岁的男孩也喜欢川剧!)向川剧院的同志们表示祝贺与感谢。川剧院的同志们在1959年已经打了很漂亮的胜仗。在这个伟大的60年代中,川剧的前途是无限美好的,川剧院的同志们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演出更多更好的戏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英勇的人民服务。

  巴金

  1960年1月9日

  * * *

  1940年年底:此应指农历,巴金第一次回到四川是1941年。

  朋友:指剧作家曹禺。

  “一川”或“二川”:应为“一川”,即重庆的“一川大剧院”,为京剧厉家班的演出基地。似无“二川”之称。

  西德:指联邦德国。

  “三小”:指小生、小旦和小丑。

  有名的剧作家:估计是指曹禺。因为曹禺对李致讲过同样的话。

  巴金历次回故乡

  巴金于1923年5月,与三哥李尧林一起,离成都去南京读书,时年十九岁。

  离家乡十八年后,巴金于1941年1月从重庆返成都,住大嫂(大哥李尧枚的妻子)家,在蓥华寺街南。与亲友团聚,欢度春节。读到祖父的遗嘱:盼望后人守住旧宅和书画。得知三姐尧彩死亡的经过,并获悉五叔沦为小偷病死在狱中。在正通顺街寻看旧居,早已易主。后写《爱克尔的灯光》。与九妹李琼如和大哥的五个子女合影,保存至今。在成都度过五十天,离蓉返渝。

  1942年5月1日返成都,仍住大嫂家,此时,大嫂家已搬在蓥华寺街北。与李致同睡一大床。这次在成都住了三个月左右,主要是治牙,8月离成都去桂林。在成都著散文《在成渝路上》和短篇小说《猪与鸡》《兄与弟》等。给李致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1956年12月1日,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回成都视察工作,住永新巷招待所。与宋云彬一起,参观了都江堰、商业场、草堂寺、省图书馆等地。宋云彬去重庆后,巴金出席了省文学创作会并讲话。参观了正通顺街旧居,在他住房前留影。接受了《四川日报》记者采访。据该报记者朱实回忆,巴金游人民公园,被年轻读者发现和包围,巴金只得到办公室二楼阳台上,与青年学生招手点头致意。学生们要求巴金讲话,巴金说,我不大会讲话,我只有一颗诚挚的心。我祝愿成都的青年学习好、身体好!巴金提高声音说,我相信青年,青年代表了未来,美好的明天是属于青年的。此时,李致在重庆工作。

  巴金在朝鲜志愿军某部坑道写作

  1960年10月9日至1961年2月8日,巴老回成都写作。他根据入朝采访的大量素材,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修改了长篇小说《寒夜》。11月,李致生病(支气管出血),巴金曾步行到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看望李致,并宽慰李致说:“没关系,我年轻时也得过肺病,不久就好了。”1961年1月31日,李致曾请摄影家郑家声为巴老摄影,参与合影的有老友吴先忧、侄女李国煜和李致。

  1987年10月3日至20日,巴老最后一次回故乡。马识途曾撰《巴金回家记》文,李致亦撰《巴金回故乡》《寻找童年的足迹》文。巴老返上海后,《四川日报》发了三篇特写,四川电视台播放了《巴金回乡记》。巴老在上海给李致写了信,对家乡人民表示感谢,载《四川日报》。

  2002年10月26日

  * * *

  详见《巴金全集》第二十五卷《成都日记》。

  巴金最后一次回故乡

  巴金返川探乡亲

  巴老是四川成都人。他十九岁的时候——即1923年离开家乡去南京读书,后留学法国。1941年和1942年,巴金两次回过成都。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巴金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到成都视察工作;1960年10月至1961年2月回成都写作。这以后,巴老阔别蓉城已二十六载了。

  家乡的人民和读者怀念巴老。

  巴老同样十分怀念家乡。他不止一次地说:“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一时没有回来,连歌曲也常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他很喜欢《那就是我》这首歌。他说:“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巴老决定在1987年秋回趟故乡。

  为了这一次回来,我和巴老多次通信。巴老思乡之情极浓,他在信中表示:“我的确打算今年秋天回成都看看,因我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身体吃得消,我一定走一趟。”在另一封信上他又说:“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我要倾吐《愿化泥土》的感情。我想走走看看。”巴老还表示:“最好是静悄悄地来去,不惊动任何人。”

  当时,我在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宣传部向省委、省政府写了《值班报告》。报告中特别提到“巴老身体不佳、精力不足,他不打算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不拟多会见人”。我们还给有关人员打招呼,请他们“保密”,以便巴老真正得到休息。可是巴老10月3日离沪抵蓉,当天上海一家大报即发了消息:《巴金返川探乡亲》。尽管消息中提到“此番回乡,巴金与当地有关部门‘约法三章’:一、不参加宴会;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记者采访”。但这条消息实际起了宣传作用。

  开初,我们只通知了《四川日报》和四川电视台,请他们适当采访,留作资料;即便要发表,也得在巴老回到上海以后。可是没几天,上海电视台记者赶来了。他一到成都就从早到晚守在金牛宾馆巴老住处,巴老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四川电视台的记者也不示弱,并与之竞争。当然,应该感谢他们为巴老的这次故乡行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但巴金的每一项活动,都跟有一批记者,加上各处的领导出迎,确也有某些不便之处。马老(识途)在五老(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游新都之后就说:“这哪像出来游玩?连摆龙门阵的时间都没有。巴老也得不到休息。”我与巴老开玩笑:“这就是做名人的难处。”巴老没有说什么,只莞尔一笑。

  巴老回到成都,迫切地期望会见老朋友。没料到10月3日抵蓉的第二天,九十三岁的张秀熟七时半便起床,要赶在巴金去看他之前去看望巴老。同行的有作家沙汀、艾芜、马识途。沙老是专为等候巴老来成都而推迟回北京的。一见面,张秀老就说:“我们等了你好多年!”这以后,他们多次互相看望,促膝谈心,邀约同行。张秀老还请巴老到他家里吃赖汤圆。张秀老住宅右边的小楼,便是巴老1960年在成都写作时的住处。

  巴老分别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会见,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许多负责同志都以读者身份表示对巴老的敬仰和关注。大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从小就不大爱讲话,但有很多感情要表达,所以才写文章。现在身体不好,上气不接下气。我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有回成都了,我一直想闻闻家乡的泥土味。到现在,我仍要汲取家乡的阳光、雨露,跟家乡的禾苗、树木一齐生长。同家乡在一起,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胸中燃起的火将永远不会熄灭。”

  1987年10月13日,四老在李劼人故居合影,从左到右:沙汀、张秀熟、巴金、马识途

  由于时间的推移,有些老朋友和亲人,巴金无法再见面了。作家李劼人是巴老的老朋友,但劼老早已作古。巴老和张秀熟、沙汀、马识途几老一起到李劼人故居,参观李劼人的卧室、书房,在李劼人的半身塑像下长久凝视。故居工作人员请几老签名留念,巴老用他颤抖的手写下:“1987年10月13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在场的同志,无不为巴老的真情所感动。这句话,既是对李劼人写的,也是对李宗林、李亚群、吴先忧、邓天矞等来不及告别的老朋友写的。去年逝世的老友邓天矞就多次说过:“巴金再不回来,就看不到我了。”

  巴老给他的外重孙齐齐一本书,上面写着:“希望你做一个说真话的孩子。”四十五年前,当齐齐的外公还是孩子的时候,巴老曾要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说真话,这是巴金对孩子的一贯期望。

  童年总是令人留恋的。巴老也想在故乡见到童年时期的足迹。

  巴老到正通顺街去访问战旗歌舞团。这里是巴金的故居所在地。他诞生在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现在这里已经是一片楼房,再找不到被他称为“老师”的轿夫居住过的门房和马房。不少人主张恢复巴老的故居,但巴老认为不能为恢复故居花国家的钱。他说:“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商业场是巴金的大哥工作过的地方,巴金和他的朋友也曾在这里办过刊物。巴老如今来到这里,全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建筑,连过去的旧址在哪里也说不清楚。

  新都的桂湖还飘着桂花的余香。巴老笑着摆开了龙门阵。他讲了一段他童年的趣事:“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桂湖。我一个人走迷了路,吓得哭起来。以后才被父亲找到。”这也是巴老对他父亲的怀念。巴老是一个十分珍惜感情和友谊的人,尽管他坚决反对封建社会和旧礼教,但他仇恨的是吃人的制度,而不是否认父母的慈爱和手足的情谊。这一点,过去我理解得很肤浅。

  有三个晚上,巴老应正在成都视察工作的张爱萍将军之邀,看了川戏和曲艺。张老怕巴老疲倦,而巴老却坚持到底。他说:“这是乡音,难得有这个机会。”

  巴金还到了1961年去过的自贡市。

  “旧的不在了,到处是新建筑,家乡的变化真大!”巴老不止一次地说。

  巴老所到之地,总有不少读者请他签名留念。好几年来,巴老因患帕金森病,写字困难,但仍高兴地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读者感激地表示谢意,巴老却说:“该我感谢你们,是你们买我的书,养活我。读者是我的‘衣食父母’。”

  寻找童年的足迹

  这次返川的最后一天——10月20日上午,巴老提出到文殊院去。文殊院位于成都市区北,是著名的庙宇,被称为川西“四大丛林”之一。我们设法避开了记者和接待人员。陪巴老去的都是家里人,巴老的女儿小林、女婿祝鸿生、侄女国煣、外侄孙李舒,还有我。出面接待的是宽霖方丈(省政协委员)。这是唯一的一次自由自在的活动。

  那天,巴老穿一套蓝布中山服,还加上一件蓝色外套,头戴一顶前进帽,气色颇好。在文殊院大门前下汽车,巴老坐在手推车上,径自到了接待室。只在途中看了一看大殿的外观,这毕竟是他早年到过的地方。小林夫妇和国煣第一次来,便兴致勃勃地去参观。

  宽霖和巴老两位老人,一见如故地开始叙旧。

  “我年轻的时候到李府上念过经。”宽霖说。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请和尚在文殊院念了三天经。”巴老则说,“所以想来文殊院看看。”

  我这才明白巴老来文殊院的目的。原来巴老在怀念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爷爷去世很早,那时我还没有出生,他的相貌我是从照片上看到的。我小时候听母亲讲,爷爷在广元县做过知县,我父亲、三爸和四爸(巴金)都跟着爷爷在广元县住了两年才回到成都。

  “我父亲很喜欢我。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我突然想起巴老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他的散文《家庭的环境》中读到的。对了,就在这篇文章里,巴老描述过爷爷是戏迷,既喜欢川戏又喜欢京戏,还和演员交朋友。我父亲和几个叔父(包括巴老)组织新剧团时,爷爷还为他们编了一个叫《知事现形记》的剧本,演出时他曾看得哈哈大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巴老描写我爷爷去世的情景:当他和三爸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时,我父亲忽然走进屋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在遐想,宽霖和巴老却在谈健身之道。

  巴老比宽霖大几岁,宽霖很关心巴老的健康。他边说边比画,教了巴老一种健身法。为了便于记忆,宽霖把它编成几句话,并叫它为《长寿歌》:

  行住坐卧处,经常手摸肋与肚;

  感觉痛快时,两手肚下居;

  四肢血脉贯注时,背拳摸肾部。

  小林夫妇和国煣参观回来,已经到该回宾馆的时候。巴老和宽霖告别,感谢他殷勤的接待。宽霖送给巴老一串佛珠,并表示要求菩萨保佑巴老长寿。巴老不信神,但他愉快地接过佛珠。宽霖的友情显然使巴老感动。

  在归途中,巴老又给下一辈讲笑话。说他小时候曾经想出家,但一看小和尚烧戒疤,害怕痛,又不敢当和尚了。

  在场的晚辈,都记住了这个笑话。

  我问巴老为什么那时候想出家,他说:“感到社会黑暗,找不到出路。”我想起我父亲在1929年给四爸巴金的一封信上曾说:“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指“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这也是我父亲的话),向前乱碰罢了。”当然,我父亲和巴老的结果大不一样。我父亲的“不抵抗主义”导致他自杀;巴老的“大胆”“反抗”,不仅使他冲出旧家庭,用笔倾诉他的爱与恨,成了反封建的战士,还熬过了“十年浩劫”,踏上新的旅程。

  巴老这次回故乡,整整十七天。10月20日下午五时,他登上返上海的飞机。因为几年前摔坏了腿,行路不便,得有人搀扶。但巴老仍回转身,依依不舍地向送行人挥手。

  望着飞机飞向蓝天,我默诵着巴老五十年前写的一段话:

  我还年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征服生活。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在生活的激流中“搏斗”。巴老,这是您的路,也是您给广大读者(包括给我)的精神财富。我感谢您,祝福您!

  许多想见的人还来不及见,许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时间去,巴老又挥手告别家乡。他步上舷梯,站在飞机入口前不断挥手。真是“情悠悠,思悠悠,一步一回头”。巴老对送他的朋友说:“我还要争取回家乡!”

  巴老回到上海后,经医生检查,健康状况良好。为了免除家乡人民的挂念,他很快写来一封信:“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样快!我说我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

  巴老,家乡人民多么殷切期待您再回来!

  巴老又“回”成都了

  1987年,八十三岁的巴老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成都。在离开时他对送行的朋友说:“我还要争取回家乡!”然而,因健康原因巴老除去杭州休养外,再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虽然他多次表示:“我现在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只想再回一次成都!”可惜疾病缠身,巴老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他在生前再也没回过家乡。

  值得家乡人民感到欣慰的是,为了缅怀巴金先生,传承巴金精神,由成都市总工会、香港刘浩清教育基金会、巴金故居共同主办,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承办的“巴金·成都”图片文献展,2011年9月1日在成都开幕。这次展览和有关活动,帮助巴老实现了他再一次“回”家乡的愿望,更使青年朋友得以近距离接近巴老,感受这位“20世纪的良知”的老人坚持说真话的心!感受他对祖国和对人民的爱!

  参加展览开幕式的巴金家人(右二为巴金的儿子李小棠)

  分别写于1987年12月7日、1995年3月18日、2001年9月1日

  整理于2018年3月20日

  1987年巴金回乡纪要

  10月3日

  上午十时去省作家协会,向沙(汀)老、艾(芜)老报告巴老的行程。后又就此与张秀老(秀熟)通了电话。他们对巴老将在今天到达成都感到高兴。

  鉴于巴老不愿惊动党政领导,我与许川(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同志商量,下午就由我代表宣传部去机场迎接巴老。许川表示同意,并说:“我们尊重巴老的意见。反正你是两重身份:一是巴老的亲属,一是分管文艺工作的部长。”

  为记录巴老的行程,《四川日报》派了记者刘耀晖、摄影记者金嘉华,四川电视台派了记者徐先贵、曹钢,他们将参加巴老的有关活动。但暂不报道。

  不惊动党政领导,巴老一定很高兴。但如果只是我和文艺处几位同志去迎接,未免冷清。巴老毕竟离乡二十六年,其间又经历“十年浩劫”,应该让巴老一下飞机就能感到亲情。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姐(李国煜)、二姐(李国炜)、四姐(李国莹),请她们全家在蓉的成员,到时都去机场迎接巴老。

  六时,我和秀涓(丁秀涓,我的妻子)、张仲炎(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丹枫(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出发去双流机场。巴老所乘飞机六时五十分准时抵蓉。等所有乘客下完,巴老由祝鸿生(巴老的女婿)搀扶下飞机,小汪(汪致正,我的女婿)立即把轮椅推去迎接。小林(巴老的女儿)和国煣(巴老的侄女)相继而下。所有迎接巴老的亲人簇拥而上,几个小家伙或叫太爷爷,或叫四外祖,巴老愉快地笑了。

  迎接巴老的亲人有:大姐、大姐夫查坤培及其孙女查雅兰;二姐、二姐夫汪国权及其女儿汪俊;四姐、四姐夫李晋铭及其长子李舒、儿媳彭音、孙儿潇潇、次子李彦、孙儿淳淳;我和丁秀涓、女婿汪致正及外孙齐齐。

  四川电视台副台长奉孝芬自动到机场迎接。

  巴老住金牛宾馆九号楼。我和秀涓把巴老送到住地。巴老拿了几张照片给我。这是李斧(我的儿子)上月带珊珊(我的孙女)去美国时,途经上海,在巴老家拍的。

  回家后,向马老识途报告巴老抵蓉有关情况。马老说,张秀老已与他联系,他们要抢在明天上午先去看巴老。

  10月4日

  一早,和秀涓去金牛宾馆。陪巴老在园内小转一圈。李舒为巴老推轮椅,途中停下拍照片多张。

  九时半,张秀老、沙老、艾老、马老和陈之光(省作协副主席)来看望巴老。今年,张秀老九十三岁,巴老、沙老和艾老八十三岁,马老七十三岁,人称“五老聚会”。老友相聚,兴致很高。马老提议,七年后张秀老百岁,巴老、沙老和艾老九十岁,五老再相会。张秀老充满信心地说:“我现在计划不止活一百岁,你们活到九十岁应比我更有信心。”张秀老再一次提出要一起去九寨沟玩。巴老担心体力不足。小林和小祝有些动心。巴老要我作决定,这是难题。

  下午,巴老休息,我参加部务会。

  六时,我和秀涓去二姐家吃饭。饭后,我、秀涓、二姐和国权一起去金牛宾馆看望巴老。

  七时,杨汝岱(省委书记)、何郝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许川同志来看望巴老。杨汝岱问巴老的身体能否适应。巴老答:“还可以。年纪大了,落叶归根,很想回家乡看看。”郝炬说:“我在上中学时,就读过巴老的‘激流三部曲’。”巴老说:“写得不好。”许川说:“巴老最好每年回‘家’一次。”巴老说:“争取。”

  巴老送二姐一张很好的照片。也送了我一张,但很一般。我闹着换了一张,又要了一张珊珊和“狗狗蛋”(即晅之,巴老孙女的小名)的合影。

  10月5日

  一早,和仲炎一起到金牛宾馆。

  八时四十分,大家陪巴老参观市容。先看东西干道,然后到商业场。我指给巴老看“商业场”三个字,是胡耀邦同志写的。巴老的少年时代,有不少活动在商业场。巴老的大哥(即李尧枚,我的父亲)在商业场一家公司工作过。当然,建筑完全变了。巴老正兴致勃勃地四周环顾,商业场管委会主任来“汇报”工作,电视台记者在摄影,引起一些群众围观。我知道巴老不喜欢招摇,赶快让巴老“撤离”。

  按原计划,到锦城艺术宫。这是四川最好的剧院,刚建成不久。陈婉英(艺术宫经理,我开玩笑叫她“公主”)热情接待巴老。我陪巴老在接待室休息,小林等去参观艺术宫。“公主”要汇报工作,我建议她取消汇报,就坐着闲聊。工作人员拿出留言簿来请巴老留言。巴老用毛笔楷书“巴金”二字。巴老因患帕金森病,手抖,写字困难,但大家公认:这一次写得极好。

  十时半,与巴老分手。巴老一行回金牛宾馆。我去省人民艺术剧院,参加吴雪(文化部原副部长)同志召开的座谈会。

  在金牛宾馆,张爱萍(左)看望巴金

  下午三时,我再去金牛宾馆。省广播电视厅和四川电视台负责人郑体仁(厅长)、卢子贵(副厅长兼台长)、陈杰(顾问)、奉孝芬等同志来看望巴老。因为四川电视台与上海电视台正合拍电视剧《家·春·秋》,话题就集中在电视剧上。为照顾巴老休息,仅交谈二十分钟。

  大姐、二姐和四姐去看巴老,与巴老闲聊。巴老留她们共进晚餐。

  获悉张爱萍(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同志和夫人又兰大姐来蓉,住金牛宾馆平房。我立即去看望他们,并报告巴老住在九号楼。张老表示要去看望巴老。

  八时半回家。成都市东城区委来人,要求见巴老。上海电视台记者祁鸣来电话,他明天来成都采访巴老在成都的活动,并说是济叔(即李济生,我的叔父)叫他找我的。我感到为难,因为我们没公布巴老来成都的消息,除《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外,不准备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

  10月6日

  一早,到金牛宾馆看望张爱萍同志。他说要陪巴老看川剧,我说由我安排。张老十分关心川剧界的朋友,川剧界的朋友非常尊重他和又兰大姐。很多演员都乐意为他们演出。

  上午让巴老休息。我转达了张老的意向,巴老也很愿看川剧。我又赶到省川剧院,听吴雪同志谈振兴川剧的意见。

  下午再去九号楼。翻阅巴老随身带的相册,全是端端(巴老的外孙女)和“狗狗蛋”的照片,两人都活泼可爱。巴老说:“一看见这些照片,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理解巴老的感情。我把随《白蛇传》访日演出的照片给巴老看,其中有巴老的日本朋友,如丰田正子。

  八时,去锦江剧场看川剧。

  10月7日 中秋节

  一早,和秀涓赶到宾馆九号楼。

  八时半,陪同巴老一行去新都。路并不远,但途中堵车,十时方到。秀老、沙老、艾老、马老和之光均已先到。先去宝光寺,后到桂湖。可惜接待人员多,县里的“四大班子”都来了人,记者也多,几乎没有摆成龙门阵。午饭本想吃豆花,但上了不少菜,豆花只有一碗,令人遗憾。

  马老对我说:“这叫什么游玩?人太多,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巴老在途中讲,他小时候,父亲带他到新都玩。他一度迷了路,吓得哭了,直到父亲把他找到。我知道,巴老对他的父亲有很深的感情。

  回宾馆后,让巴老休息。

  下午四时,我的三个姐姐和姐夫及下两辈,共二十人,一起来给巴老拜节。先在客厅团聚,吃月饼,分别摄影留念。巴老一贯喜欢小孩,重孙辈的潇潇、齐齐、淳淳和兰兰围在太爷爷四周。淳淳把手上剩的月饼给四外祖。潇潇和齐齐忙说:“他吃过的!”巴老说:“小孩儿吃过的,是干净的,没关系。”便把月饼吃了,引起哄堂大笑。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杨汝岱同志来给巴老拜节,小坐片刻。

  成都的中秋少见月光,今晚却有月亮,难得!小祝和小林把巴老推到室外散步。我和秀涓、李舒陪同。到了湖边,大家停下来休息。天蓝,有少许白云,月亮圆而明,湖水里有倒影。我说:“巴老,月亮也为你回乡而出。”巴老高兴地笑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中秋之夜!

  10月8日

  一早,和秀涓到金牛宾馆。

  九时半,陪巴老去正通顺街(过去叫双眼井),参观故居原址。巴老出生在这里,除有两年随父亲去广元县外,在这里居住到十九岁。他每次回成都,总想来看一看。不过,老建筑已拆光,这里是战旗歌舞团的宿舍。沙老、艾老、马老和之光亦到场。歌舞团的领导和群众很热情,夹道欢迎,围观者亦多。小祝推着巴老坐的轮椅,四处看看。前副团长张耀棠不断地给巴老解说。不知巴老在想什么?记者忙着摄像摄影,我尽量避开镜头。不少人请巴老签字,说不服,也挡不住。后来,巴老在留言簿上签名。

  离开歌舞团,巴老参观了双眼井(即两口井靠在一起)。巴金在陪同人员搀扶下,站在井边往下望。我想起巴老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下午四时,东城区委书记、区长,商业场管委会主任,同来宾馆看望巴老,赠送一些老照片。巴老表示感谢。丁家骥(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也来看望巴老。一共二十分钟。

  小林、小祝、秀涓和祁鸣一起玩麻将。祁鸣昨晚从上海赶来了。我和李舒陪巴老聊天,讨论是否去九寨沟,难下决心。

  10月9日

  一早去省川剧院,安排为张爱萍同志演出事。

  到金牛宾馆平房,正遇张老和又兰大姐要去九号楼看望巴老。我陪同前往。张老很尊重巴老,多次向我表示支持巴老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我早向巴老转达过。到了九号楼,见沙老已先到。巴老、沙老、小林和小祝一起接待张老和又兰大姐。张老和巴老虽然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似的闲聊。张老表示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小说,巴老则说自己当时是“乱写”的。张老还谈到50年代初期参观过巴老在正通顺街的故居,对后来拆掉故居表示遗憾。巴老则说拆掉就算了,不值得花国家的钱来重建。……这是一次难得的相会,我为他们的谈话录了音。可惜“觉悟”得晚了一点,刚开始的谈话没录下来。

  下午,我陪张老和又兰大姐参观三星堆出土文物、锦城艺术宫和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直到五时半。我在宾馆吃晚饭。据李舒讲,巴老20年代的老友卢剑波(四川大学教授,40年代是我的中学教师)来看过巴老。我没在场,不知详情。

  晚,张老邀巴老一起在宾馆小礼堂看川剧,并请巴老根据身体情况决定看多少,不一定看完。但巴老坚持看完了。我还请巴老用几分钟见一见演员,以便不另安排时间与演员会见。巴老也同意了。

  10月10日

  是否安排去九寨沟,的确是难题。

  最主张去的是张秀老,尽管他已九十三岁,但身体健康。沙老和艾老没明确表态。巴老则担心力不从心。张爱萍同志认为可以去,一天走一处,休息好了又继续走。

  一早去省委书记院,找汝岱和启璪(黄启璪,省委常委、秘书长)同志商量。他们均持慎重态度,最后决定:下午派人先给张秀老和巴老检查身体。

  去学道街张秀老家。秀老说他身体健康,不用检查。

  到省人民艺术剧院看四川方言戏《抓壮丁》。吴雪同志告别演出,饰李老栓。我看得很有兴趣,并向吴雪祝贺演出成功。

  去金牛宾馆平房看张爱萍和又兰大姐。张老主张:明晚川剧演出,采取清唱的方式,可省去化装等麻烦。

  再去九号楼看巴老。巴老说任伯培(20年代的朋友张履谦的夫人)刚来过,可惜我错过了见面的机会,我有四十多年不见她了。

  回家吃中饭。

  四时,去巴老那儿。大姐和她的朋友刘玉琼在。二门诊部周主任和林文廉医生在为巴老检查身体。结论是:总的情况不错,但有隐性冠心病,不宜去九寨沟。

  六时,汝岱同志在蜀风园宴请“五老”。我不在主宾席,又忙着处理一些事,不知交谈内容。启璪、许川同志参加。上海电视台记者祁鸣和四川电视电台记者徐先贵都很能喝酒。

  10月11日

  上午,巴老休息。

  中午,巴老在芙蓉餐厅宴请“尧”字辈(与巴老同辈)的弟妹和八十二岁的侄子李静远。尧字辈的有七爸李西龄、十三爸李巨川、十八爸李德甫、二十三爸李尧述和十五姑李尧秀。还有陈家(巴老母亲娘家)表弟陈国志和邓家(巴老继母娘家)表弟邓培根。有一位叔父来了,因不知他在成都,没通知他。我向他解释,并表示歉意,他仍拒绝吃饭。有些“国”字辈(与我同辈)的侄儿侄女来看望了一下,未吃饭。巴老与亲人叙旧,我为之打杂。因为事前没给餐厅打招呼,服务人员急于下班,几下便把全部菜堆满圆桌,服务质量很差。

  晚,为张爱萍同志组织川剧清唱和曲艺晚会,时长两小时,节目精彩。巴老应邀参加,并坚持到底。

  10月12日

  上午去平房看望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我拿出《记事篇》(张老的诗集,四川出版)请张老题字。张老竟风趣地写了“承蒙关照”。后陪他们参观市诗书画院。

  巴老去学道街看望张秀老。1960年,巴老回成都写作,曾与张秀老同住在这个大院内。我因陪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参观,未去张秀老家。后听说,沙老也去了,还吃了赖汤圆。

  下午先去看望巴老,他精神颇好。

  六时,去蜀风园,参加省委宴请张爱萍和又兰大姐。黄启璪同志很支持巴老去自贡参观,她说已和毕局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商量,把巴老去自贡的火车安排好。

  10月13日

  一早,和秀涓一起去金牛宾馆。

  先去九号楼向巴老问好。今天上午巴老没外出,将约周企何(川剧表演艺术家)、舒元卉(优秀川剧演员)来宾馆。巴老喜欢川剧,他们是巴老的多年之交。

  九时半,陪张爱萍同志和又兰大姐参观出版社。先后参观了巴蜀、文艺、少儿、美术等四家出版社。张老兴致很高,所到这几家出版社,他都泼墨挥毫,留下墨宝。出版社选了些好书送给张老。

  下午二时,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参加全国十六个电影厂召开的发行工作会议。

  四时,巴老和张秀老、沙老和马老一起参观李劼人故居。李劼老是四老的挚友。四老参观了楼下楼上的每一间房子,谈起往事。在休息室,工作人员拿出留言簿让四老签名。巴老主动写下:

  1987年10月13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

  四老又一起在劼老的雕像下合影。

  这时候,吴希海(成都市委书记)、龚读纶(副书记)和方家祥(副市长)三位同志赶来看望巴老。他们送巴老一盆树,说:“请巴老把家乡的泥土带回去。”巴老感谢他们的盛情。

  晚,再一次在宾馆小礼堂举行川剧演出。张爱萍同志说他陪巴老,巴老说他陪张爱萍同志。张爱萍同志要我说几句开场白。我说:“张老是国防部长,巴老是全国作协主席。一文一武均为川人,真是天府之国,人杰地灵。今晚,国防部长邀全国作协主席同看川剧,是川剧界的盛事。”大家对二老报以热烈的掌声。今晚的节目很精彩,巴老高兴地说:“乡音难得!”

  与小林、小祝和国煣商量有关去自贡之事。

  10月14日

  本拟陪巴老参观百花潭公园,因雨作罢。

  大姐、二姐、四姐、我和秀涓,到九号楼看望巴老。

  下午四时,巴老会见省文联、省作协有关同志。出席的作家、艺术家有:马老、李焕民、黎本初、陈之光、唐大同、李累、流沙河、周克芹、崔桦、庞家声和卢成春等。马老主持,大家随意谈心。巴老说:“我从小就不大爱讲话,但有很多感情要表达,所以才写文章。现在身体不好,上气不接下气。我已经有二十六年没有回成都了,我一直想闻闻家乡的泥土味。到现在,我仍要汲取家乡的阳光、雨露,跟家乡的禾苗、树木一齐生长。同家乡在一起,同祖国和人民在一起,胸中燃起的火将永远不会熄灭。”谈到讲真话时,巴老说:“一个作家做人和作文都应讲真话,不能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但我力求不说假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迫说过假话。”文艺家一致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认为讲真话难,听真话也难。李累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家》,自以为是觉慧,要反抗旧社会。现在,我坚决支持讲真话。”由此又谈到写“文革”,巴老说:“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悲剧。”大家说,有人主张不写“文化大革命”了,这是错误的。难得的会见,历时半小时,大家还一起合影。

  10月15日

  陪巴老一行去自贡。省上为巴老挂了公务车。仲炎、丹枫和我同行。

  路上主要是休息。我和秀涓、李舒与巴老闲聊。巴老在1956年去过自贡,也是旧地重游。我趁机向巴老介绍了一些自贡的情况,重点谈自贡川剧团、恐龙博物馆和自贡灯会。

  近四时抵自贡。杜江(自贡市委宣传部部长)同志在车站迎接。住檀木林招待所,屋子很大。仲炎和丹枫用轮椅推巴老在招待所内散步。回房间时,巴老见卫生间也很大,说了一句笑话:“这是给恐龙用的。”

  七时半,市领导刁金祥(自贡市委书记)、陆强(市长)、邢惠林(副书记)、刘极常(副市长)等同志来看望巴老。

  大概是丢掉思想负担,我有一种轻松感。本想陪巴老聊天,但太疲倦,不到十时就去睡了。

  10月16日

  七时方醒,共睡了九小时,颇有精神。

  陪巴老参观市容。自贡是山城,有特点。沿途有不少新建筑。

  上午主要看恐龙博物馆,巴老边看边听解说,颇有兴趣。参观结束,在休息室里,主人送了两个瓷做的恐龙给巴老,并请巴老讲话。巴老说:“我来过自贡,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下午四时,与自贡文艺界人士见面。

  五时半,市领导与巴老共进晚餐。

  七时半,到自贡市川剧团看魏明伦的折子戏。过去,巴老看过《易胆大》《巴山秀才》的录像,称赞魏明伦有才华。今晚看的是《易胆大》《潘金莲》《巴山秀才》《四姑娘》几个大戏中的各一折。魏明伦坐在巴老身边。巴老不时看得发笑。演出结束后,因巴老上台不便,演职人员下台来看望巴老。巴老说:“祝演出成功,谢谢大家!”

  10月17日

  八时半,魏明伦、蔡伟(副团长)、余从厚(饰《潘金莲》中的潘金莲)、杨先才(饰《巴山秀才》中的秀才)、陈世芬(最好的川剧帮腔)来看望巴老,并一起合影。

  十时离开自贡,杜江同志送行。在车上,主要让巴老休息。下午四时抵蓉,熊清泉(省委办公厅主任)同志来接。

  得李芹(我的女儿)和李斧来信。他们虽身在海外,也很关心巴老回乡之行。

  10月18日

  上午,巴老休息。

  九时,与许川一起去四川教育学院,参加全国现代文学年会。王瑶、王西彦、马识途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

  下午四时,巴老在九号楼会见出版界一些朋友。出席的有王伟、吴正贤、杨字心、杨甫、李定周、戴安常、徐靖、曹里尧、陈世伍等。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先后出版了巴老的《巴金近作》(近作一)、《巴金近作 第二集》(近作二)、《回忆与探索》(近作三)、《心里话》(近作四)、《英雄的故事》(有关抗美援朝的全部小说和散文)、《巴金中篇小说选》(上、下)、《巴金选集》(十卷本)、《憩园》《长生塔》(包括全部儿童文学)、《童年的回忆》,翻译作品《快乐王子集》《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与萧珊合译)等著作。编辑们想见巴老,巴老也想见他们。巴老对四川出版界的朋友表示感谢。

  姚志能(《四川日报》总编辑)同志同时也来看巴老。

  今天,《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刊登了巴老回家乡的消息和图片,四川电视台也播出了巴老回家乡的图像。

  10月19日

  一早,和秀涓一起去看望巴老。巴老的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不适的感觉。

  九时,陪巴老一行去百花潭公园。先游园,人不多,是一次比较轻松的外出。车辐(作家、老报人)赶来看望巴老。然后看慧园的模型和已动工之处。巴老不赞成用国家的钱为他修复旧居。慧园是以巴老的小说《家》为蓝图修建的,供游人参观,巴老没有反对。有关人员向巴老介绍了关于修建慧园的设想,巴老用心听着。

  四姐和四姐夫即将去昆明,来向巴老告别。他俩加上小林、国煣,我们一起在人工瀑布前合影。

  中午,省委和省政协的领导设便宴招待巴老。冯元蔚(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黄启璪、许川、李培根(省政协副主席)等出席。同时,也招待了随行人员和记者。大家希望巴老经常回故乡,巴老一再表示感谢故乡人的盛情。

  四时半,唐中六(成都市歌舞剧院院长)给巴老送录像带来。

  五时,“尧”字辈的弟妹在芙蓉餐厅宴请巴老。我送巴老去,因人多,我到对门二姐家吃饭。这次巴老回川休息,因要保护巴老的健康,没有及时给长辈们报告。可能有的长辈有意见,我也没办法,只有请他们谅解。

  10月20日

  一早,去金牛宾馆九号楼。

  与小林商量,来一次“秘密”行动。八时半,躲开记者和其他人员,陪巴老去文殊院。仅小林、小祝、国煣和李舒同行。

  进了文殊院,先用轮椅推巴老在大殿前做短暂停留。方丈宽霖(省政协委员)热情接待巴老。小林等第一次来,便去参观。我陪巴老和宽霖叙旧。巴老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家里请和尚在文殊院念了三天经。”宽霖说:“我年轻的时候到李府上念过经。”宽霖教巴老一种保健法,巴老认真听取。两人谈得很投入,直到小林等参观回来为止。分别时,宽霖送巴老一串佛珠。在归途中,巴老说他小时候曾经想出家。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满旧社会,又看不见出路。以后,看见小和尚烧戒疤,太痛,又不愿出家了。

  中午,巴老便宴接待他的工作人员。

  原说今天中午由我和三个姐姐请巴老吃小吃,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只得取消。巴老遗憾地说:“这次回来,就是没吃到红油水饺。”

  巴老交一本《长生塔》给我,是他送齐齐的。上面写道:“齐齐,希望你做一个说真话的好孩子。巴金 八七年十月十八日。”

  偶然谈到我离休后怎么办。讨论一会儿,似乎难处很多。最后达成共识:先读点书,学习两年吧。

  五时,陪巴老一行去机场。马老、启璪、许川和文艺处同志到机场送行。握别时,启璪请巴老保重。许川说,盼巴老一年一度回家乡。马老说,等着巴老回来!我说,巴老表示争取后年回来,看家乡的变化。巴老说:“感谢大家,我还要争取回家乡。”

  所有亲人向巴老挥手告别!

  除大姐因身体不适,四姐和四姐夫去昆明未到外,上次来迎接巴老的亲人都到了。还增加了四姐的次媳王小莉。

  飞机在五时四十五分起飞。巴老带着家乡人的深情,离开成都。

  2003年8月6日

  故友情深

  巴金与《雷雨》

  读《作家文摘》第二四九期,有一篇文摘叫《废稿中发现的作家》。全文如下:

  1933年,曹禺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他五易其稿,完成了处女作《雷雨》。

  曹禺将《雷雨》投寄出去,曾被一些编辑废弃扔进纸篓里。后来,巴金意外地从纸篓里发现了这份手稿,他读后深感作者才华非凡,认为这是一部深沉的好作品。

  在巴金的高度评价和积极推荐下,1934年7月,《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上,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几个剧团争相演出,曹禺一举成名。(摘自9月25日《人民政协报》郑国柱文)

  这种说法已经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按这种说法,把《雷雨》扔进纸篓的“一些编辑”,实在太不负责任,差点扼杀了这位戏剧大师。如果没有巴金的“慧眼”,曹禺则很可能不能进入(至少也要推迟进入)文坛。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因约稿和别的工作,经常去上海。凡到上海,都住在巴老家。当时巴老的身体较好。我白天陪他散步,晚上常谈到深夜。内容海阔天空,无所不有。

  1956年6月,巴金在北京前门饭店与曹禺(左)合影

  我问过巴老有关剧本《雷雨》的情况。巴老告诉我,1933年,靳以和郑振铎在北京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曹禺把他的《雷雨》送到《文学季刊》。曹禺和靳以不仅是好友,而且是换帖的兄弟。靳以看了《雷雨》以后,又送给别的编委看。由于意见不完全一致,靳以又不愿意退稿,所以放在抽屉里。当时,巴老正好到北京去看望沈从文,曾和靳以一起住在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社里,并认识曹禺。一次,巴老和靳以商谈如何进一步为刊物组稿,靳以谈到《雷雨》,巴老便要来看。巴老一口气把《雷雨》读完,几次流了眼泪,推荐给《文学季刊》发表。一贯谦逊的巴老连“推荐”也不承认,他说是靳以给他看的。

  巴老与我交谈时,多次谈过曹禺很有才华,他不如曹禺。六十多年来,巴老和曹禺一直是亲密的挚友。在巴老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时,出版了《曹禺戏剧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巴老建议,四川出版了《曹禺戏剧集》。长期来,巴老希望曹禺摆脱不必要的社会活动,把精力放在写作上。曹禺也多次告诉我,他不会辜负巴老的期望,拼命也要写出新作品。遗憾的是后来曹禺多病,长期住医院,只能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1982年,巴金在上海寓所中和曹禺(左)散步

  与巴老接触几十年,我深知巴老不喜欢宣传自己,更不愿别人在颂扬他时贬低他的朋友。

  1997年10月16日

  黄金般的心不会消失

  单说李健吾是作家,并不准确,应该说是作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翻译家。我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他的评论《咀华集》,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剧本《秋》,还有他翻译的一些法国小说。可是我认识他却相当晚,是在1981年。

  当时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书荒十分严重。我和出版社(特别是文艺编辑室)的同志把再版现代作家的名著,当作自己的任务。因此必然会想起李健吾。1981年10月我去北京组稿,马小弥听说四川打算出李健吾的书,便主动陪我到李健吾家里。小弥是作家马宗融和罗淑的女儿,巴老在她父母去世后曾抚养过她和她的弟弟。我是在出版《罗淑选集》时和她熟悉的,情同兄妹。她是一个热情侠义的人,认识许多老作家,经常帮我们出版社的忙,我戏称她为文艺编辑室“驻京办事处主任”。沿途,她一个劲儿地给我讲李健吾的情况:说他很想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有冠心病,上下楼都费劲;坚持锻炼,最近已有起色。

  这以前,李健吾已和我通过信。原因是巴老有一次给我写信,把信装进给李健吾的信封里。李健吾主动把巴老错寄的信转给我,并在他给我的信上,按北方的习惯称我为“老侄”。到了李健吾家,小弥一见面就叫他“李伯伯”,我也跟着叫他“李伯伯”。顺便说明一下,我在工作中认识许多巴老的朋友,虽是长辈,一般都称同志。除了当年的习惯之外,还因为我不愿打着巴老的旗号去招摇。只有对两个人的称呼例外,一个是李健吾,一个是曹禺。

  李伯伯当时已年过七十。额头上有北方人常见的皱纹,身材瘦高,背略弓,讲话心平气和,十分慈祥。尽管我们第一次见面,却像多年的叔侄,毫无拘束。他对四川人民出版社早有了解。我还没有向他“汇报”,他已给予称赞。加上小弥在旁边“帮腔”,组稿“谈判”十分顺利。

  接着聊天,谈到四川,谈到川戏。李伯伯说他跑过许多地方,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过西南。他十分喜爱川剧,我也是川剧迷,话题很多。他一再表示要来四川,我也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乐意安排他的四川之行。他留我和小弥吃饭,我们不愿打扰,便匆忙告辞。

  后来,李伯伯又为出书的事和我通了几次信。他老人家的字“龙飞凤舞”,每一封信我都得认真研究和考证,才“八九不离十”大体看懂。同时,小弥多次来信告我,李伯伯坚持做气功,体质大有增强,我也为之高兴。

  1982年10月,我意外收到李伯伯十二日的来信:

  我将于本月之十八九日去西安市开外国文学理事会,开到月底,我即将赴成都,可能小弥陪胡絜青同志先到。到时,我将发出电报给你,请给我们夫妻准备住处。

  健吾

  这一下热闹了。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马小弥应邀先到成都,接着李伯伯和李伯母也赶到了。李伯伯在西安除开会外,还专门看望了一个老朋友。这位朋友是他早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因脑溢血瘫痪。李伯伯去后为他拍照,与他合影。他这样重视友情,更加受到我的尊重。

  李伯伯夫妇、胡絜青和马小弥结伴游览乐山,住在乌尤寺。“天下山水在于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李伯伯饱览了令人陶醉的风光,心旷神怡,兴致勃勃地登大佛寺,游乌尤寺,还过了索桥。他到处搜集介绍这些名胜的资料,准备回北京写文章。从乐山回成都,本来还打算参观其他一些地方,但小弥却对我说:“李伯伯要赶回西安。”

  我立即问:“是不是身体不适?”

  小弥回答:“不是,他精神好着呢!主要是他在西安为老朋友拍的照片拿去冲洗,全曝光了。他要赶回去重拍。”

  “难得来一次,多待几天不行吗?”

  “他说他朋友身体非常虚弱,怕去晚了不行。”

  我认为问题不会这样严重,去宾馆看望李伯伯,企图劝他不要太急。但看见他那真挚的表情,那样珍惜友情的态度,我深受感动。当时买车票不那么方便,我想办法很快为他买到票。他拿到车票时,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1982年秋,李健吾和夫人应邀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

  就这样,李伯伯和李伯母匆忙地离开了成都。

  李伯伯回北京不久,巴老不慎把股骨摔断,住进华东医院。当时我的工作又突然发生变动,将调到省委宣传部。趁此空隙,我赶到上海看望巴老。我知道巴老和李伯伯的友谊,特别带上李伯伯的照片。在医院,我把照片给巴老看,并描述了李伯伯在四川的情况。巴老十分高兴,拿着照片一再深情地看他的老朋友,并说:“小弥来信宣传健吾练气功很有成效。”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早上,家里接到北京电话,说李伯伯在昨天(11月24日)下午逝世。当时的情形是,李伯伯写文章后靠在沙发上,李伯母以为他睡着了,怕他受凉,去给他盖毛毯,突然发现人已经不行了。我1月前才和李伯伯相聚,许多事历历在目。这难道是在做梦?记不清是谁提出的,暂时不告诉巴老,以免他老人家悲痛影响治疗。我在上海的时间本来不长,既然已经向巴老滔滔不绝地讲了李伯伯的情况,现在只得闭口不谈。但心里极不平静。

  1983年秋,我接连读到巴老的两篇随想录(后收入《病中集》),其中都谈到李伯伯。巴老在文章中提到“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以至于他对李健吾逝世“一无所知”。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忽然讲起健吾那没有痛苦的死亡,他才“恍然大悟”。还说:

  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个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其实,我也是参与“封锁消息”的人之一,只是巴老不知道。我理解巴老的心情,也理解小林的心情。这些年来,小林照顾巴老是十分尽心的。去年我去杭州,亲耳听人称赞她是“孝女”。有这样一个女儿是巴老的福气。

  巴老在文章中回顾了李健吾的为人和他们的友情。“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空气十分紧张。翻译家汝龙受到冲击,亲友和他“断了来往”,李健吾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但李健吾不怕风险去看望汝龙,拿出两百元给他,说:“你留着过日子吧!”当巴老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出差上海,给巴老带来汝龙的赠款五百元。汝龙后来告诉巴老说是李健吾的主意。不久李健吾的二女儿维惠也出差上海,带给巴老李健吾的赠款三百元。我不禁想起那疯狂年代,一旦谁被列入“重点”,众多的人立即划清界限。某些熟悉的人,为表白自己,不惜落井下石。李健吾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动人、多么可贵啊!我从这里进一步理解了李伯伯为什么在四川时那么急于赶回西安为老友补拍照片,可惜他竟先于那位老友离开人世。

  巴老说:

  想到健吾,我更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好人?坏人?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是我们国家目前需要的正是“掏一把出来”的人。

  巴老说李健吾“掏一把出来”当然是指他一生,指他对文学事业的贡献,指他的为人。巴老还引用了汝龙赞颂李健吾的话:“黄金般的心啊!”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这是巴老的结论。

  1996年6月22日

  故友情深

  ——巴金与李劼人的友谊

  李劼人和巴金都是成都人。劼老以他的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再现了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的社会生活,巴老则以他的三部曲(《家》《春》《秋》)描写了成都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这两位受人尊敬的作家有很深的友谊,巴老一直把劼老当成他的“良师益友”。

  我不知道二老是什么时候相识的。他们都曾是四川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全国人大在北京开会,便是他们愉快相聚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川剧演员廖静秋得了癌症,二老联合建议为她赶拍舞台纪录片《杜十娘》。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沙汀。沙老曾多次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他们相聚的趣事:劼人要老巴请客,总邀约我一道去吃老巴的“标点符号”!

  郭沫若早年曾称赞劼人是“中国的左拉”。巴老说“过去的成都活在他(李劼人)笔下”。“我愿意做一个‘写到死,改到死’的作家”,这是巴老的愿望,所以巴老在《谈〈秋〉》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我很佩服比我年长十三岁的劼人同志重写(《大波》)的决心和毅力。”

  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巴老回成都写作。我当时工作忙,加上以后生病住院治疗,基本上没有参加巴老的活动。后从巴老的日记中看到,10月19日记有:“六点前沙汀来,同去芙蓉餐厅,李劼人请客。”12月5日记有:“三点李劼人来,谈到四点半,沙汀来,五点到张老(秀熟)房内。六点晚饭;饭后在张老客厅里……谈到十点(劼人九点离开)。”1961年元旦记有:“十点前和张老坐车去沙汀处,约他们夫妇同去李劼人家。三点半午饭,五点返家……”在《巴金萧珊书信集》里,还可以看到巴老请萧珊代劼老买蚊烟。

  劼老不幸在1962年12月24日逝世,这给巴老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巴老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八点得统战部电话,说成都统战部来电李劼人兄逝世,要我参加治丧委员会,十一点半去邮局发一唁电:“四川省文联并转李劼人同志家属:惊悉劼人同志逝世,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深为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大波》终于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是万想不到的事情。劼人不仅是一位热血侠肠的好人,他还是绘声绘影的优秀小说家,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要是他能再写十年,那多好!他的死对成都人来说,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也难找到像他那样的朋友。下午得沙汀航(空)信讲劼人的病情(十二指肠溃疡和肺炎),并说他已施过两次手术,子女已经回到成都。沙汀写信时心情沉重,可以从来信上看出来。

  1963年1月5日,巴老给沙老的信谈到“到今天我还在为他(劼人)的死难过”,摘要如下:

  沙汀同志:

  你的信收到已十天了。我天天说写回信,可是总有一些事情打岔。今晚上抽空给你写几行。劼人逝世我在25日早晨得到统战部转来的电话就知道了,所以在得到你说他病重的信之前就拍了唁电去。到今天我还在为他的死难过。他的死是文艺界一个损失,这且不说,我个人也失去了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热情的好朋友。他的印象太鲜明了,尤其是每年在北京开会相处的情景,他的声音相貌我至今还不能忘记。在这些天里我更常常想到你。我多么希望你保重身体,多写点东西。让我们互相勉励罢……你的身体怎样?是不是过了春节离开成都?别的话下次谈。

  祝好

  巴金

  1月5日

  巴金在参观李劼人故居时的签名

  巴老一贯珍惜友情,他从未忘记劼老。

  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积极支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劼人选集》(实际是文集)。

  1979年巴老访问法国回来,我恰好出差北京,到首都机场接他。巴老告诉我,法国朋友问他“中国有哪些著名小说家”,他回答时首先提到李劼人和沙汀。

  1987年巴老回到阔别二十六年的故乡,与张秀熟、沙汀、艾芜和马识途欢聚,是文艺界的一件盛事。他们没有忘记老朋友,于10月13日一起(艾老因病缺席)去劼老的故居“菱窠”参观。大家一致认为劼老的塑像很像他,并在塑像下合影。在当年劼老热情接待巴老、张老和沙老的客厅里,巴老告诉我:“1961年元旦,我们到这里来看望劼人,他请我们吃饭。”当几位老人在签名册上签名留念以后,巴老再次接过签名册,沉思片刻,拿出自己的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劼人老兄,我来迟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巴老对故友的深切怀念。

  1991年5月1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托你一件事,6月20日李劼人故居举行纪念会,你替我送个花篮去。”

  1995年12月19日

  不忍告诉巴金

  3月1日,马识途老人一早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知不知道冰心去世了?”我说:“不知道。前不久才在上海听说她已转危为安。”马老说:“我是刚从广播里听到的。不知巴老知不知道?”我说:“估计暂时不会告诉巴老。”

  当天,我接到好几个电话。主要是记者想通过我了解巴老对冰心逝世的反应。我说,巴老的身体不好,我不能打扰他,估计家里暂时也不会告诉巴老。果然,上海《文学报》(3月4日)在报道《文坛世纪老人冰心在京逝世》的版面上,有条消息的标题是《不忍告诉巴金》。这是巴老的女儿小林表示的。为什么不忍告诉巴金?

  巴金早年失去母亲,性格比较孤独。他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冰心的作品,在冰心的作品中他得到温暖,跟着冰心爱星星爱大海。巴金至今还记得,1923年他离开成都老家的那年夏天,还和一个堂弟一起读冰心的《繁星》。巴金在30年代初,在北平随靳以第一次去看望冰心。从此冰心就把巴金看成是她的弟弟,巴金也把冰心看成是自己的大姐。巴金尊重冰心,称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一位元老,而他自己“只是这个运动的一个产儿”。

  1988年巴金在为《冰心传》作序中说:“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受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

  1961年3月,巴金与冰心(右二)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

  巴金和冰心一起出访过印度、苏联和日本。巴金非常珍惜和冰心在一起的日子。巴金送过我他和冰心访日的照片。1981年3月30日,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上说:“4月1日是一年前我们去东京的日子,那个时候多么值得回忆。”

  冰心曾向采访她的记者说,她最喜欢巴金的人品,第一是巴金说真话,心口如一;第二是巴金对爱情很忠诚。巴金则颂扬冰心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1990年7月27日,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上说:“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冰心非常珍惜巴金的信,把它单放在一个盒子里。

  冰心和巴金都喜欢带刺的玫瑰。1993年巴金九十岁生日冰心送去了用九十朵玫瑰缀成的花篮。巴金生病期间,冰心极为关心。1989年我到华东医院看望巴金。巴金指着一个木制的供老人看书的小书架,深情地对我说:“这叫‘书伴’,是冰心送我的。”这以前,1985年冰心送放大镜给巴金。巴金当时视力尚好,暂时用不着。但他说:“我要好好地保存它,我知道不久我就需要它了。时间是无情的,要跟它斗,需要一些武器,我得做好准备。”这以前,1984年冰心送给巴金红参。巴金回信说:“谢谢您送的红参,这是贵重药品,其实我已经用不着它了。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补药吃得太多了。您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更大的勇气。”

  在日本访问时,冰心和巴金经常一起拜访日本作家

  因为疾病折磨,举笔重似千斤,巴金曾几次想停笔,但看见冰心仍在写,仍在呐喊,感到冰心像“一盏明亮的灯”,便“不敢躺倒,不敢沉默,又拿起笔来了”。前几年,巴金有两次向我谈到,如果不能工作,长寿就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不赞成他这个看法,对他说:“任何人都有对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也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您为人民做了很大贡献,即使将来不能工作,只要您健在,对广大读者就是一种力量、一种鼓舞。”

  巴金生日时冰心的祝福

  我清楚地记得,巴金最后是这样回答我的:“是呀!冰心健在,对我就是巨大的鼓舞!”

  巴老九五高龄,病卧在床,谁忍心告诉他冰心老人已乘鹤西去?

  199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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