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
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在广岛县丰田郡吉名村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不是什么名门贵族之后，他上学时成绩平平，绝对算不上什么精英。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却在1922年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法学系，1925年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大藏省，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人叫池田勇人。
但凡有些成就的人，必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成长轨迹，进入大藏省后，曾被派到地方政府担任税务署长，但是由于身体原因，他只好因病退职了。
很多人都认为，池田勇作在他人生最该出成绩的时候，却重病让出了岗位。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他离开的时候，正好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猖狂的时代。在病愈后，他回到了大藏省，但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政绩可言了，所以他的晋升之路变得很缓慢，二战战败时，池田勇人担任着大藏省的主税务局长。
不过，那些在战争中迅速蹿红的政客们，却在战后遭遇了灭顶之灾，一部分人被定成了战犯，另一部分人被开除公职，而在战中没有任何作为的池田勇作却留了下来。
战后的日本混乱不堪，留在公务员系统内，也未必是一件很有前途的事。不过还好，池田勇作遇到了伯乐，他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很不走运，只当了六十多天首相就告病辞职的石桥湛三。
石桥湛三见池田勇人老成持重，处理政务颇为干练，便提拔他做了大藏省次官。
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池田勇人出人意料的辞去了官职，人们很难想象当时还不到五十岁的他这时就要退休了？人们在转过年来，找到了他为什么辞职的答案。
原来，1949年1月池田勇人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了大选，并首次当选议员。原来，池田勇人是有想法的，他不想游历于政权之外，在石桥湛三的帮助下，他想真正成为能够决定日本未来的中心决策者。而在此时，池田勇人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伯乐，吉田茂。吉田茂池田勇人为藏相，池田勇人辉煌的后半生便从这里起步了。
池田勇人在1954年的11月担任了自由党干事长，并且成为了吉田茂的铁杆心腹。前文提过，这一时期的吉田茂内阁如风中残烛，飘摇恍惚，未来不敢做太乐观的预测，但对池田来说，这种恶劣的环境却是对他最好的锻炼。同月，反对吉田茂的日本民主党成立。在池田勇人的劝说下，吉田茂决定总辞职。
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民主党后，经历了鸠山一郎、石桥湛三和岸信介三届内阁，池田此时已经成为了继其三人后最为重要的党内人物。
在《日美安保条约》引起的巨大骚动后，岸信介内阁辞职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池田内阁。
梦想
1960年7月，池田内阁正式成立，池田勇人在就任首相的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对世人展现出了他的执政理想，他说道：“本着宽容和忍耐的精神进行协商，确立顺畅的议会政治习惯。”意思是说，日本国内政党斗争要遵循于不影响施政效率的原则。
而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引用了中国古代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他说道：“我是既患寡也患不均”，贫穷不是搞平均分配的借口，让人民富起来，然后还要保证公平的分配制度，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良性发展。
记者招待会上，他抛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力图改变民生，不只是让少数资本家和官僚富起来，也要让百姓富起来。这是池田的最终梦想，可以说这是个伟大的梦想！
11月，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政治风波终于在多方的努力下，被彻底平息，这对于池田勇人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因为他终于有时间去完成他那个伟大的梦想了。
池田是个聪明人，他不想因为在野党的压力而使自己的大计受阻。所以他尽量把在野党也拉入了该项计划的实施，由于该项计划是民生大计，任何党派都不能因为政见不合而反对民生的发展，所以在野党也很快被池田拉入了收入倍增计划中来。
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增加收入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日本第一次出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为了国家经济如何能更好的发展，人民如何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展开了良性的讨论。
而在收入倍增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民众们也在怀疑，因为他们担心这又是一轮政治家们的政治秀。
但民众们很快发现，计划的倡导者池田首相，是个另类的人，换种说法就是令百姓放心的人。他时常穿着朴素的衣服，从不打高尔夫球，也从来不参加有众多美女明星参加的宴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虚伪，但是如果连这种“虚伪”都不愿意尝试的政治家又怎么能够获取民心呢？
在收入倍增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本是个十年的计划，但实际上只用了七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到了1970年时，国民收入增加了2.8倍，而被主妇们称做“三大神器”电冰箱、洗衣机和吸尘器普及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国际贸易方面，1960年的出口额为4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逐年上涨，1965年达到了81亿美元，1970年达到了188亿美元，对外实现了贸易出超，此后日本的进口和出口同样顺利增加。
1964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为了经济发达国家的一员。
就这样，日本向着经济大国迈进了一大步。虽然这些经济成果很多是在池田勇人去世后才达到的，但是这是池田的梦想，梦想的实现是最幸福的。
政坛最平稳的时代
在竞选制的时代中，很少有人能够游刃于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获得平稳的政坛地位。
但是，池田勇夫却是个例外，他是个为人豪爽，不辞斗酒，性情温厚，不图虚荣的人，讲话简单明了，且平易近人，他就像是个邻居家走出来的和蔼的大哥，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直维系在很高的点位上。
超群的个人魅力和低调的行事作风，让他身边少了很多政敌，多了很多朋友。
尾繁三郎、黑金泰美、大平正芳、宫泽喜一、铃木善幸、田村敏雄、伊藤昌哉等日本一等一的人才，先后加入了池田的幕僚团队，成为了他坚实的智囊团队。
不仅如此，外部的大企业家成为了池田内阁的坚强后盾。被称作财界四大天王的富国生命的小林中、日清纺织公司的樱田武、国策阀门公司的水野成夫、富士制铁的水野重雄全力支持池田的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住友银行的崛田庄三、山一证券的小池厚之、三菱银行的宇佐美洵、野村证券的奥村纲雄、日本银行的山际正道，这些金融业的大佬们，也时常是池田勇夫的座上客，为他出谋划策，帮助分析相关的经济政策实行中所遇到的问题。
多方的支持，让人们对池田内阁充满了期待。
在外交方面，池田内阁也有突破，在确保了《日美安保条约》的前提下，1961年6月，日美首脑进行了进一步商谈，决定设立了日美贸易经济共同委员会，并明确了日本队冲绳拥有主权。
不过，在日中关系上，日韩关系上，池田勇夫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改善。
这个时期，是日本政坛最为稳定的时期，在野党就是想找池田的麻烦，都找不到个漏儿。这个时期变成了日本政坛自战败之后最稳定的三年。
但是每三年一次的大选又要开始了，日本的政坛还会如此平静吗？
波澜又起
说得简单一点，在资本主义政体中，两党互相拆台是一种必然，具有正面意义的就是在野党的监督意义，而负面意义就是在野党时常会没事找事，给执政党的正确方针路线，造成诸多的掣肘。
就在大选开始前，在野党终于开始找茬了，他们以物价过高，中小企业存在问题，农林问题作为突破口向池田内阁展开批判攻势。在福冈、大分、岩手三县知事选举和大阪、横滨两市长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都击败了自民党候选人，而大选当前，自民党内部各势力也产生了争夺池田勇夫首相宝座的想法。
但是，池田勇夫具有着众多的支持者，除了广大民众外，美国总统肯尼迪对他的外交政策也是赞赏有加，并对他继续当选首相做出了支持。
1963年10月，为了巩固政权，池田勇夫解散了议会，让议会内的各方面势力可以重新洗牌。在11月的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了283个议会席位，维持了绝对多数的日本第一大党的地位。
而就在这次议会选举的三天后，发生了一件世界震惊的大事，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了。而在这一天池田连任了日本首相。在池田勇夫看来，这一天他无疑是幸福的，但也是忧伤的，肯尼迪的死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一直认为肯尼迪是和他共同打造日美合作关系的重要伙伴。池田勇夫抱着忧郁的心情，参加了肯尼迪的葬礼，考虑到日美关系的前途，他的心中不禁黯然神伤。
但就像我们参加完亲人或朋友的丧礼一样，心情固然沉重，但日子必须继续。1963年12月，池田内阁第三次组阁，河野一郎、佐藤荣作入阁。大野伴睦任党的副总裁，前尾繁三郎任干事长，藤山爱一郎任总务会长、三木武夫任政调会长。这种人事安排凸显出了池田勇夫的用心良苦，党内各派别的领袖瓜分了各个要职，这是一种在党内达到微妙平衡的做好选择，也是保证政权能够平稳过渡的关键。
当然，摆在日本人面前的好事还不只这一件而已，1963年日本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不能以国际收支理由限制出口”的对象国，1964年日本又成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中“不得以国际收支上理由限制汇率”的对象国。同年，日本又加入了经济合作组织，成为了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东京召开了年会，称赞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国民生产总值快速上升。
而1964年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10月10日，奥运会将在东京举行，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承办奥运会，是向世界展现日本风貌的最好机会。
池田勇夫面对大好形势，感到自豪而满足，但是谁能想到呢？此时的他已经身患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末期，已经无法治愈！只是他的家人和医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而已。
拖着病体的池田已经意识到他好像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有时都站不起来了，他越来越感到他病情的恶化。所以，基于对民众负责的态度，池田勇夫在奥运会闭幕的当天宣布辞职，后佐藤荣作接过了池田手中的枪，任自民党总裁。
池田辞职后，身体曾一度好转，吉田茂等党中元老还特意在寓所中为他举办了庆祝会，但是池田勇夫还是在1965年8月13日停止了呼吸，享年65岁。自民党为这位首相举行了最高规模的葬礼。
葬礼标志着池田内阁时代的彻底终结，这样美好的时代是日本腾飞的重要阶段，是日本人难以铭刻的时刻。而池田勇夫生前背负着的实现普通百姓的梦想也在未来得以实现，可以说池田勇夫是战后最受百姓爱戴的首相。
当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池田走了，日本的未来交到了佐藤荣作的手中，前文提过他是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在我的历史观中，但凡执政时间长的执政者都代表了其具备了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能够在正能量的作用下发挥到极致，也能在负能量的作用下，毁灭一切。
绝不在哥哥的影子下
池田勇夫开创了自民党的黄金时代，但是池田也留下了一些亟待后来人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原封不动的摆在了佐藤荣作的面前。
佐藤荣作的大哥币郎是海军中将，二哥岸信介更是一代枭雄，跟两个哥哥的光芒相比，人们一直都在忽视这个“小弟弟”，认为他是个进步慢的“落后生”。但是，佐藤荣作并非是个生活在两个哥哥阴影下的窝囊废。
实际上，他在山口中学的成绩非常好，但由于其身体很单薄，又不擅长各种体育活动或问题活动，所以很不受人重视，更被学校的女生嘲笑为是“老古板”。
但凡缺少爱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优势，那就是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学习。
很多人会说，只爱学习的人都是书呆子，但不能否认的是学习就是一种能力，可以保证人在素质和智力上都可以快速提高。
中学毕业后的佐藤荣作为了能进入旧制第五高中学习，他到名古屋进行了入学考试，在投宿的地方偶然和从广岛来考试的另一个住在了一个屋子里。这两个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同屋的室友的就是后来的池田勇夫。
而进入第五高中学习后，佐藤家已经家道中落，佐藤荣作的学费都是亲戚和兄弟们供给的。而此时，池田与佐藤虽然在一个学校里，却在不同的班级里学习。
后来，池田考入了东大，这时他住进了在农商务省任职的二哥岸信介家里，在哥哥的家中，他没有感觉到更强大的压力，而是很幸福的生活在了哥哥的家中，终于不用再为学费天天发愁的佐藤终于顺利完成了学业。
1924年，毕业于帝国大学的精英佐藤荣作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进入了铁道省工作。巧遇池田勇夫也好，进入铁道省也好，都成为了他人生中的重要经历。
在十一年间，很多跟他一起入铁道省的同事都已经跳到了其他的工作上，但是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做就是十一年，而在这十一年，佐藤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佐藤的舅舅松冈洋右本有机会把他调入本省工作，但是却被佐藤断然拒绝了，他的态度很明确，人的成功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且他也不希望靠背景获得成功。
1934年赢得了机会，他被派往美、英研修。1936年，在国外游学两年后，佐藤终于被调回了东京本省工作，而此时他的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前十多年丝毫没有得到重用的佐藤来了个三级跳，先后当上了监督局铁道课科长，中国兴亚院勤务和监督局局长。这种晋级的速度在省内，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由于佐藤荣作工作极其认真，性格中又有相当果断的一面，当时的次官铃木清秀非常赏识他。本来以为他的仕途会一帆风顺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命运会跟很多人开玩笑。
1944年4月，佐藤荣作担任最有可能荣升次官的运输通信省自动车局局长时，却被任命为了大阪铁道局长，虽然是升迁，却被排除在了中央之外。不过，佐藤荣作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一再的忍受，从无怨言，他上任去了。
他不知道，把他排除在权力之外，是老天给他的恩赐。如果他在本省继续当局长，即便可以升为次官，战后必将遭到开除公职处分，那样的话也就不会再有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了。
对于佐藤荣作而言，他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不做作，不虚伪，更不接受不该给他的恩赐。这些都证明，佐藤不是哥哥们的影子，而是一位独立的强者。
幸运的总和
日本战败前，佐藤荣作突然病了，而且病的很重，他发着四十度的高烧，游走在生死的边缘，他是在病床上听到天皇的玉音传送的。
正因为生病，佐藤荣作被遗忘了，他在日本政局最动乱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良好的避风港。在1946年2月他回到了东京担任铁道总局长官，要知道在日本铁路员工众多，而铁路工会是很难缠的。佐藤荣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竟然是要去对付工会。国家铁路系统的部门众多，各种工种更是各种各样，工会的各种要求也是五花八门，但是人们却渐渐发现就是这样一个刺头部门，却被佐藤搞定了。
工会里的各路人马，竟然服服帖帖地听佐藤的话，而佐藤怎样做到的，谁也不知道，所以后来人们给佐藤荣作起了个外号，叫“能搞定人的佐藤”。
后来，担任过参议长的松野鹤平把佐藤推荐给了吉田茂，吉田茂曾经想让他担任运输相，但是反对势力却因为佐藤的哥哥岸信介是战犯为由横加阻拦，从而没有实现。
被扣上了战犯弟弟的帽子，按说这是一件让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事，这看似又是对佐藤的一个打击，但是谁知道呢？幸运的事又发生了，人家岸信介翻身了。
1947年6月片山内阁成立，内阁中的实力派人物西尾末广邀请已是运输次官的佐藤担任官防副长官。佐藤心动了，但是此时“战犯”哥哥来劝他，“这份工作，我去做合适，你去做太勉强了！”佐藤荣作低下头思考了片刻，“好吧！我放弃！”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样放弃了。要知道，片山内阁是个寿命极短暂的内阁，在1948年3月，片山内阁总辞职，如果佐藤当时担任了运输次官的职务，那么很有可能他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所以说，站好队是很重要的。
在片山内阁结束后，佐藤荣作彻底坚定了进入政界的决心，并且主动结束了他的公务员生涯。他回到山口县老家，开始准备竞选。芦田均内阁总辞职后，吉田茂再次登台拜相，佐藤则以非议员的身份被提拔为了官房长官。
前文提过，佐藤上任后依旧是麻烦不断，他只担任了三个月的内阁官房长官，就在1954年4月，因为“造船疑狱事件”被指控犯有受贿罪，检察机关甚至对他发出了逮捕令。通过吉田茂的多方努力，才让其免于被逮捕，从此佐藤更加感激吉田茂。佐藤把提拔、重用并挽救自己政治生命的吉田茂当做了自己的另一位兄长，甚至是终身的老师。
就在岸信介辞职后，本来池田勇夫和佐藤两人谁都可以作为岸的继承者，但是就是吉田茂的一句话改变了佐藤去竞争的想法。吉田茂认为，在安保骚乱刚刚平息的状态下，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政局，池田比佐藤更加适合当首相。就是恩师这一句话，佐藤当即拜访了池田勇夫，表示支持其竞选首相，佐藤还一一说服了自己的支持者，帮助池田继承首相大位。
正如吉田茂所料，池田内阁保持了一种宽容和忍耐的低调态度，和岸信介的那种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平息安保骚动的余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池田勇夫却没有佐藤荣作那样大度，虽然他任命佐藤为通产相，但池田为了牵制佐藤的势力，却任命了佐藤的对头河野一郎担任农相。二虎相争，才能保证池田的位置牢靠，池田勇夫的如意算盘，是瞒不过见过了各种挫折，体验了各种人生冷暖的佐藤荣作的。
从此，佐藤荣作和池田勇夫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62年7月，这种矛盾被公开化了，为对抗池田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佐藤亲自参选。
而吉田茂见势头不对，也站了出来想要从中调停，他主动给池田勇夫写了封信，信上说：“希望你退出选举，把政权让给佐藤。”吉田茂似乎还想说一些话，但是他没有再写下去。
但是，池田勇夫没有听从吉田茂的建议，依旧参选，结果很令佐藤荣作失望，他以巨大的票数差落选了。
如果池田勇夫继续做他的首相，那么也就意味着佐藤荣作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了，但谁会想到呢？幸运再次眷顾了佐藤，两个月后，池田被查出癌症，虽然医院宣称是早期，但是佐藤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时，池田勇夫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首相的大位除了佐藤外还有河野一郎等人，但是池田知道，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民心所向的是佐藤荣作，他才是首相真正合适的人选。
池田和佐藤并无私人恩怨，当初所做，无非是为了稳定他的首相之位，现在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他的心中自然会有一个了断。当副总裁川岛和干事长三木来到池田的病榻前时，池田勇夫坚定地告诉他们，他支持佐藤继任首相。
随后，自民党召开了众参两院议会总会，一致通过了由佐藤荣作继任党总裁，此时佐藤荣作已经63岁，进入政界整整十五个年头了。
在他的身上发生了太多幸运的事，但这些幸运又是建立在他那些之前不幸的经历之上，所以，古话说得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冲绳岛上的鱼饵
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
除了官房长官换成了桥本登美三郎外，其他的内阁成员完全沿用池田内阁的原班人马。这种无缝对接的政权交替，让佐藤可以顺利地展开工作。
佐藤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确定了1965年访问美国。佐藤是个大胆的人，他在访美期间，把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抛了出来，那就是让美国人返还冲绳岛！
佐藤荣作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道，他让约翰逊总统第一次认识到美国在琉球和小笠原群岛上的军事设施对远东安全极为重要。
佐藤荣作在会谈中明确提出，希望美国尽快将这些岛屿的政权归还日本。约翰逊没有想到日本首相敢于提出这样“无礼”的要求，只能支支吾吾的对应着，说对日本提出这样的想法表示理解，并且期待着远东自由世界的安全保障形势。
这是什么？这就是太极拳里德推手！
约翰逊告诉你，这事我没说不答应，可以谈，但是日本人你也要知道，没有美国的驻军，你们的安全将无法保障。这就是给足了佐藤荣作面子，又做出强势的姿态。
美国人对冲绳问题不肯让步，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因为在1965年2月，越南战争正式爆发了，美军每天都要派出大量的轰炸机对越南进行轰炸，但是聚集在远东的航母平台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要，所以冲绳美军基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一向做事谨慎的佐藤荣作，为什么会突然抛出一个如此唐突的外交炸弹呢？
其实，这才是佐藤荣作真正高明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要回冲绳的主权，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冲绳是个巨大的鱼饵，吃掉它，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要对日本展开更多的金钱上的帮助。
对返还冲绳的态度越消极，说明美国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心态越严重，而美国人也在这段时间内放开了对冲绳岛居民的管制统治，而是在管理上放给了他们高度的自治权，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并且在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冲绳与本土的一体化。
美国人的目的很明确，他们无意把冲绳变成美国的领土或殖民地，他们只需要这里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对远东可以随时展开军事打击的巨大战争平台。
而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佐藤荣作之所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可以持之以恒且毫不懈怠的实现他的目标。
对于冲绳岛，他要的不只是美国的放松管制，他要的是主权。
既然，约翰逊并没有用当年的艾森豪威尔一样，用强硬的口气拒绝归还冲绳。就说明他已经咬上了鱼饵，而作为一名优秀钓手来说，佐藤荣作怎能放弃这样的机会，他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收复冲绳主权的伟业。
佐藤荣作在回国后，立即发表演说：“冲绳被从本土分割出去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一刻都没有忘记九十万冲绳同胞。我深深地知道，只要冲绳不回归祖国，对我来说战后占领时代就没有结束。”
这段演说非常著名，在日本各大报纸头条刊登后，立即舆论哗然，很多人都在认为佐藤荣作在说大话，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加更多的砝码。甚至连解决该问题的外务省都在半信半疑佐藤的决心，他们都认为想让美国人把冲绳岛吐出来，那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那么，给佐藤信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是中国大陆发生的重大变化。
要知道，中国大陆当时已经和苏联交恶，冷战格局被彻底打乱。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已经减轻了许多。那么冲绳岛在越战后是否还具有它本身的战略价值，就是值得美国人考虑的事情了，佐藤早已看到了这一步。
收复冲绳岛
1967年11月，佐藤、约翰逊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决定首先归还小笠原诸岛，并在共同声明中写入希望在三年内归还冲绳时间要达成一致。双方交涉的焦点就在于美国提出的返回冲绳岛主权后，如何不对冲绳的“远东和平与稳定所发挥的作用”造成损害，即返还后，美军基地是否还能存在的问题？
佐藤针对这个问题，成立一个特别的部门叫“基地问题研究会”，当然这个研究会对外是完全保密的，甚至连当年的外交局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最后研究会拿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冲绳基地有两个问题是无法绕开的，第一就是撤走部署在冲绳的战术核武器问题，第二是确保美军自由使用基地，包含运入核武器的问题。
随后，日美双方关于冲绳岛问题的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磋商，京都产业大学的若泉敬赴美，与约翰逊政权的特别助理罗斯特、尼克松政权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进行接触，收集信息，并在私下进行折中的谈判。
佐藤并没有采用政府官员充当特使，而是用学院派去秘密访美，这样的方式既可以掩人耳目，也可以降低美国方面的防备。至此，外界对佐藤如何讨还冲绳岛，还一无所知。佐藤也没在任何场合透露过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外界对他的意图一无所知。
佐藤永远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就在短暂的沉寂过后，1961年1月，他突然对美国提出了撤走冲绳岛上的核武器，要求美国无条件适用《日美安保条约》和包括禁止核武器运入的无核三原则，他要求美国驻日大使尽快给予日方答复。
这个方案来得太突然了，就连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都觉得半信半疑，他真的不相信佐藤有这样的决心去跟美国人叫板。两个月后，佐藤在参院预算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前川旦的质询时明确表示要以“撤走核武器”作为归还方针，这是他首次在国会明确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
很多人当时都在猜测，佐藤能够做出这样高调姿态的底气来自哪里？事实上，当时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可搭核武器的核潜艇的出现和核运送技术的发展，在冲绳经常性部署核武器的必要性在减弱。
当然，此时阻碍冲绳岛返还的越战因素也在渐渐缓和，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美军在雨林中的作战越来越困难，越南的军队在密林中神出鬼没，大量的伤亡让美国人第一次在海外战场感到了绝望。1968年4月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演说中表示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呼吁河内开始和平对话，这说明一向嘴硬的美国人已经撑不住了，不断增加的阵亡者和经济负担导致了国民批判政权的运动扩大到了全美国。
1968年11月，尼克松接替了约翰逊成为了美国新任总统，几乎是同时，自民党的总裁大选也开始了。
毋庸置疑，这次总裁选举中各个候选人对冲绳问题的态度，成为了竞选的焦点。辞去外相参选的三木武吉在竞选中明确提出了自己对冲绳问题的态度：“冲绳返还时，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应和本土的美军基地一样适用无核三原则。”另一个候选人前尾繁三郎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
但是，这些竞选言论不过是为佐藤荣作的当选，做个适当的点缀罢了，因为这个主张佐藤荣作很早就提出来过，用这样的主张做竞选言论，毫无新意。11月，佐藤荣作顺利地第三次当选自民党总裁。
美国方面此时也终于开始在官方的言语中对冲绳岛问题有了明确的态度，首先他们承认如果没有冲绳县日本人民的支持，美国的军事基地就不可能稳定、顺利地运营。
面对美国这样的表态，佐藤已经将拳头握紧，准备发动冲绳岛主权归还谈判的最后一击，他的态度很明朗，冲绳岛必须即时、无条件、全面归还。
日美双方最后的谈判展开了，在尼克松和佐藤双双当选后，两个人便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美国队归还日本冲绳岛主权并无异议，但是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是美国是否可以在紧急时刻再次运入核武器自由使用的问题。
要知道，日本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受到过核打击的国家，对于核武器的恐惧，他们比任何人都敏感。所以，对这个问题，佐藤荣作表示为难。
尼克松之后又做出了让步，提出了“应该在不损害美国政府在《日美安保条约》中关于事先协商制度的立场，并向首相确认了实施冲绳返还不与日本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这是一个大套的文字游戏，主旨就在于核武器这三字，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声明中。
出了紧急情况双方商量着办，也就是说关于核武器的使用上，佐藤荣作给美国留了一个口子，美军在紧急情况下仍可以使用冲绳基地，包括运入核武器，但这事心照不宣，不能体现在联合声明中。
就这样，冲绳岛回归的一切障碍都已经扫清了，1972年5月15日，冲绳最终回归到了日本的怀抱。
冲绳岛的回归，是佐藤荣作一生中最精彩的一个华章，它凝聚了佐藤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坚韧的性格和强硬的手腕。佐藤荣作能够根据对象不同，而改变政治策略。他的政治上的成功值得每一个当代或者是未来的政治家们去思考。
佐藤的负面形象
佐藤荣作也有着许多致命的缺点，他是个不爱展露自己真实想法的政治家，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一般是这样的，他不会和一个人商量所有的事，而是一个人只商量一件事。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佐藤在极其喜欢窥探别国的机密时，却极其讨厌泄密，这个习惯被后人戏称“消息灵通的佐藤”的秘密主义。
而同时任用几个人同做一件事，让他们产生竞争。佐藤在用人的观点是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有欲望，所以会发生动摇，所以容易利用。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佐藤自身的晋升迟缓与被提拔的经验造就了他在用人方面的机敏与细致。
佐藤内阁持续了近八年的时间，虽然他收复了冲绳岛，但是佐藤荣作在国民中的威望却不高。佐藤荣作生来就不太善于言辞，所以在民众前的各种政治秀就变得非常蹩脚。佐藤在民众面前的作秀起了反效果，被戴上了“官僚作风”、“不说心里话”、“右倾”的帽子。
而在野党对佐藤的诸多动议都表示反对，弄得自民党只能依靠在两院的强大票数优势强行通过。而在冲绳谈判中，由于尼克松提出了取消日本纤维出口限制为条件，佐藤被迫在出口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佐藤遭到了“以纤维换冲绳”的批判，致使他的形象更加灰暗了。
实事求是的说，这样的评价对佐藤荣作来说是不公平的，佐藤荣作不是偶像级的作秀大师，而是一个真正能办实事的人。他办每一件事前，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慎之又慎的处理，这样不富有激情的政治态度，自然无法满足观众的需求。就像是没人爱看钓鱼比赛一样，因为那种比赛实在是太无趣了，只有当选手把鱼钓上来的那一刻，才会让观众兴奋一下。
佐藤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还来源于他十分憎恨报社记者，他经常在某些重要的会议后，把报社的记者赶出大厅，禁止他们采访。性格内向的佐藤也从来不会照顾记者的需要，从来不接受采访，而且什么事都口风很严，丝毫不肯放一点消息给日本。
得罪了记者们，佐藤的形象也就无法在媒体面前高大起来了。
对中关系问题
日本政府自岸信介以来，对中国问题一直奉行着“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原则，中国大陆方面一直对日本这种态度表示敌视，不愿意与日本恢复邦交。
佐藤荣作上台后，他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与中国邦交的正常化。但是，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但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合法的政体，对外具有法人效力。佐藤荣作如果想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否认台湾政府的合法性，从而与台湾政府断交。
佐藤深知，受日本迫害最深的中国，在日本战败后，蒋介石政府却没有对穷困潦倒的日本穷追猛打，除了要求远东法庭严惩二战战犯外，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赔偿要求。蒋介石对日本有恩，这点佐藤荣作铭记在心，而佐藤一向注重情意，所以要日本与台湾断绝邦交，这让佐藤根本无法下这样的决心。
1971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中国回到了联合国的怀抱中，但是问题随之而来，联合国中台湾算什么？联合国是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联盟，这个决定让台湾政府的处境十分尴尬。
此时，佐藤荣作的“哥们义气”上来了，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公然抵制将台湾逐出联合国。他还派自己的亲信松野到台湾去，阐明了日本的态度，日本是个知恩图报的国家，我们会本着信义优先的原则，他们会在将台湾逐出联合国的重要决议中投反对票，并且会拉着美国一起反对。
这个举动让中国大陆对佐藤内阁有了一种充分的不信任感，虽然佐藤一直致力于摸索着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比如他曾经派过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为密使与中国大陆接触。但是中国大陆对佐藤内阁的强烈怀疑，使得佐藤所做的这些努力彻底泡汤，最终失去了与中国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
而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却早于日本行动，并且大大方方地发表一系列讲话，希望缓和中美关系。这样坦诚的向中国大陆抛出了橄榄枝，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佐藤荣作一向喜欢秘密从事的风格却成为了这件事外交大事的障碍，不能和中国邦交正常化这无疑是佐藤荣作政治生涯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了。
政坛常青树
在我的历史观中，如果一个皇帝能够长期执政，绝对代表着这个皇帝具有非凡的统治力。
盘踞日本政坛八年之久的佐藤内阁是日本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内阁，佐藤荣作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到底具备哪些特殊的能力呢？
其实，造成佐藤内阁长期屹立不倒的原因有很多，不过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佐藤执政期间，池田勇夫、大野伴睦、河野一郎等人相继去世了，失去了这些可以对佐藤荣作构成威胁的大佬们，自民党内部反主流派势力大大减弱了。
佐藤任首相期间共进行了两次总选举，自民党每次都获得了半数以上的的席位，这对政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济在佐藤执政期间高速发展，大量农村失业人口涌入城市，使人口过于集中。与之不配套的城市政策政策和公害问题逐步显示出来，国民对此极度不满。佐藤荣作对此非常重视，他不愿意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是采取积极的政策。1970年佐藤内阁设立了中央公害对策本部，佐藤亲任本部长，开始认真对应公害问题。同年秋季召开国会重点讨论了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在条款中增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内容。1971年7月，日本政府设立了环境厅，应对严峻的环境形势。
佐藤荣作虽然是个不太招人喜欢的人，但是他总是在研究如何应对危机，这样的人即便不招人喜欢，却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多讨厌。
虽然自民党支持率在佐藤荣作执政期间持续下降，但是由于自民党政权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忘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还算比较满意，希望维持现状的想法是当时国民的主流意识。
而在另一方面，没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得好处的人们开始转向公明党和共产党，产生了在野党多元化现象。这在客观上破坏了在野党之间的同盟关系，使得在野党呈现多元化。
而佐藤荣作也在暗中做了一系列拉拢的工作，比如他一直秘密（老路子）通过创价学会的池田大作和公明党创建关系，又把民社党拉拢了过来。这让在野党一直都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再没有能力与自民党一较高下。
佐藤内阁克服了经济萧条，实现了五年内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也变得富裕起来，这缓解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这和佐藤重用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这两个掌握经济方向的亲信有关系。
所有人都知道，佐藤的继承人就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所以这两个人办事都格外卖力。田中角荣是佐藤内阁的藏相，是池田内阁留任的。他在1965年5月解决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山一证券的经营危机表面化的时候，通过日本兴业银行提供了无限期、无担保的日银特别融资，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田中之后担任藏相的福田赳夫在同年11月制定了补充预算案，作为克服经济萧条的对策。福田更是通过发行了两次公债，使得经济于同年底开始好转。
可以说，佐藤内阁是一个囊括了各方面人才的派阀集团，佐藤荣作积极地团结内阁中的每一个成员，让他们在工作中没有嫌隙，却又能形成良好的竞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成功维持了佐藤内阁的持续力和上升力，这是佐藤荣作这棵政坛常青树成功的关键。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民众对于过长的政权已经厌倦，在完成了冲绳岛的收复后，佐藤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了，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1972年6月17日，佐藤荣作宣布总辞职，没有逼迫，没有征兆，他只是觉得自己该功成身退了。再攀高峰固然是一种勇气，但急流勇退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
佐藤退休后过着惬意的生活，1974年他被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奉行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入”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并签署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人生至此，已无他求！
只过了半年，也就是1975年5月，佐藤荣作因为脑膜下出血而突然倒下，他再也没有恢复意识，于6月3日与世长辞，终年74岁。
跟擅长经济的池田勇夫不同，佐藤荣作跟擅长政治，佐藤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维护“公”的秩序志向。在他的时代里，他收回了冲绳，也实现了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可以说佐藤内阁逐个解决了池田内阁留下的诸多问题，使得日本经济可以持续告诉的发展，为日本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共十二年的池田和佐藤内阁时代是自民党的黄金时代，也是日本战后的腾飞期。
来自天堂，还是地狱？
佐藤荣作长期执政，并奉行官僚“秘密主义”，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泄密等问题，但是却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闭塞感，再加上佐藤荣作老气横秋的个人形象，日本国民非常希望日本能够出现一位有决断和实干精神的，可以为人民做点实事的充满活力的年轻领导人。
54岁的田中角荣无疑是日本民众呼声最高的首相人选。
说起田中角荣来，一些长辈们不应该太陌生，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最终实现了日中邦交的正常化。
和很多日本首相出身名门不同，田中角荣的前半生可谓是困苦不堪，和普通的民众一样，田中角荣经历了贫困、疾病、劳作和兵役，但这些经历却也让他知道了民众们到底需要什么？
1918年5月4日，田中出生于日本新泻县刈羽郡二田村一户农民家中，虽说是农家，但是他的父亲当时还捎带着经营牛马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
田中角荣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所以家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特别是田中母亲，对他要求极为严格。
但是，田中从小体弱多病，还多少有些口吃，口吃致使他性格非常内向。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天天练习唱歌，久而久之，口吃的毛病算是治好了。
而田中的记忆力非常强，学习也很刻苦，但是他很心疼母亲日夜劳作供自己上学。所以，在小学毕业后，田中没有进中学学习，而是在家乡的建筑工地找了份帮工的工作，后来他又派到了县里的土木工程派遣所工作过一段时间。
1934年，16岁的田中角荣在多年历练后，终于来到了东京，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而当时他的身份依旧是一个打工者，在中国叫农民工。
因为田中角荣出生的越后地区的稻米产业相当繁荣。由于其三分之一的时间被大雪覆盖，所以有雪国之称。正是由于稻米产量非常高能够达到自给自足，又有很长时间的雪期，所以越后地区有大量的闲散人员。从江户时代开始，越后就有大量的人员向东京输送。随着明治维新后，政府奉行着“东京中心主义”，更多的越后走出了家门，涌入了城市东京。田中角荣正是随着这股大潮涌入了城市，希望谋求更好的发展。
田中角荣在东京坐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当过建筑公司学徒工、保险公司见习生，还在百货公司当过柜员。但就是在这些辛苦的工作的同时，他也也不忘坚持在夜校学习。田中自学的理论很简单，他认为任何的学问基础都在于背诵，所以他做了一件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把汉和字典和英和辞典全部记下来。这样彪悍的学习方式，虽然有点傻乎乎的感觉，但也足以让人佩服。
在1937年春，田中角荣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在东京的神田锦町创立了“共荣建筑事务所”，撑起了自己的事业，当时他只有19岁。
田中的事务所虽然很小，但是他那时很快乐，在繁忙的事业中一天天的度过自己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得到了理研集团的老板大河内敏的知遇之恩，逐渐拓宽了人际关系，事业处于上升期。
本想着自己的事业将会一帆风顺，大展宏图的时候，另一场噩梦开始了。1939年春，21岁的田中被征召入伍，并派往中国东北，成为了日本关东军的一员。起初，由于他为人低调，很多人都欺负他，经常遭到上司的无端殴打。
后来，情况才发生了改观，他作为骑兵，勤务兵在工作中踏实，且效率很高，办事能力受到了军官们的认可，所以被派去管理粮库，故没有参加前线的战斗。后来，田中的人生又发生了转折，他身患肺炎，当时非常严重的传染病而被送回了日本。当时，他的肺炎极其严重，一度昏迷，被宣告进入了危险期。不过，后来他还是渐渐地好转了，并恢复了身体。
1942年，田中正式脱离了军队，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实业活动中去，1943年创建了名为“田中土建工业”的企业。
痛苦而曲折的经历就像是地狱一样，在折磨着田中，但当你走过这段地狱般的岁月时，当你回头望去，那里也是天堂，因为他带给了你常人无法理解的阅历和经验，还有那对优质生活无比向往的冲劲！
苦难的人生到底是地狱，还是天堂？这永远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
平民政治家的起点
田中角荣是战后首相中最特别的一个，他做人的方式、行动模式、金钱观、人际关系都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家们有很大的差异，这都源于他是一介平民出身。
他很少用抽象的方式设计自己的未来道路，在他的视野中，更多的是具有实际形体且理性的思维方式。比如，他非常熟悉数字统计和事务性工作，喜欢将事物换算成货币价值加以判断。他喜欢照顾别人，关心弱者，对于政治的思考都是自上而下的。对于人际关系方面，他喜欢聆听，且善于把握对方的情绪，具备平民一般的憨厚和亲和力。
田中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只有从“社会大学”这所特殊的学校中才有可能被造就出来。
田中角荣并不是具备当政治家的先天条件，但是时势造英雄。1945年后，日本国内大部分战前的政治家被定义为了战犯，退出了政坛。而此时，高度真空的日本政界，成为了很多人的机会。
田中角荣是接受了担任田中土建工业顾问的进步党议员大麻唯男的建议进入政界的。当时，大麻向青年创业家田中提出了需要提供政治资金的要求，田中答应了。
1946年4月，大麻劝说田中角荣参加选举，当时田中并没有从政的愿望，但是禁不起大麻在旁边反复劝说，本着试试看的田中角荣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选了战后第一次的大选（议员选举），这一次他几乎就成功了，但还是以微弱的劣势落选了。
这样的成绩，使得田中角荣开始信心爆棚，就像是差了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一样，田中准备再“复读”一年。他马上组织了强有力的后援组织“越山会”，他不再把竞选托付给别人筹划，而是自己跑遍了整个选区，他甚至让他的田中土建工业近一百多名职员，到各地去散发传单，帮助他宣传，这种做法开了政治家依靠企业组织选票进行选举的先河。而且，田中角荣也从进步党移师到民主党的阵营中来，因为他认为这样竞选胜出的机会要更大一些，这些都说明田中角荣对于竞选势在必得。
在1947年4月新宪法实施前的战后第二次选举中田中角荣卷土重来，他在新泻县三区以五名定员中的第三名当选众议员，那时他只有28岁。
实事求是的说，田中不是怀着明确的政治抱负去参选的，对于他来说竞选更像是一场游戏。
但是，政治家这个角色显然来得太快了，田中角荣甚至还没有思考过，政治家是干什么的，他就已经是政治家了。当时片山联合政府提出了将煤矿国有化的临时法案，田中当时思想极其简单，他认为这样会损害煤矿主的利益，所以坚决反对。结果是，他根本没有弄清楚规则，民主党是执政党，公然以议员的身份反对自己的政党搞出来的法案，岂不是大乌龙？不久，田中便被勒令退党。
但是，不久片山内阁就倒台了，吉田茂第二次登上了首相宝座，田中在此之前就加入了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他被任命为了选举部长，同时担任理研产业社长和家乡的长冈铁道社长。
吉田茂之所以对田中角荣委以重任，并非是看中他的才能或是政治才能，而是觉得他筹集政治资金的能力和老于世故。吉田茂如获至宝，就像是织田信长遇到了藤吉郎（丰臣秀吉）。
田中角荣很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子，足以让老人们疼爱异常。作为选举部长，田中没有辜负吉田茂的希望，他不仅把自己党派的选举搞得井井有条，还把其他的党派的选举资料查了个底朝天。根据这些资料，田中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金钱限度，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竞选策略。就在不知不觉中，田中成为了时常出入于首相吉田茂最为信任的心腹政治家之一。
选举之王的立法情结
就像是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善于考试一样，无疑田中的能力体现于他很会搞选举！
田中角荣在吉田政府中担任法务省政务次官的时候，因为收受贿赂而被捕。但他竟然在被拘押在东京拘留所的时候，仍然参加了1949年的总选举，得到保释后竟然是以得票第二的成绩高调当选议员。这个时候，田中刚刚三十岁，而这次选举中，他结识了池田勇夫、佐藤荣作等一系列决定日本未来的重要人物，并且和这些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作为选举之王的田中，也试图希望自己能够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当初他因为反对立法而遭到了退党的处罚，而这一次他想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以弥补当年自己的遗憾。
他参与了多项议员的立法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制定《建筑资格法》。在记者采访田中角荣的时候，田中毫无掩饰的阐明了他积极参与立法活动是他的政治观念：“民主政治就是投票政治，投票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国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政治家是国民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基于民意进行立法活动，立法活动如果不是议员立法是不行的，新宪法规定立法权归于参众两院，对政府的法案提出权只不过是认可而已。行政府应把外交、预算以外的立法活动全部委托给立法府。但是立法府即使说他们能干，也无法全干，这是因为民主政治在日本历史尚浅，政党还不具备立法的能力。”
作为与战前政治没有任何牵连的战后一带政治家，田中通过直觉认识到了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国民，你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田中总能在选举中胜出了吗？因为田中认为他是被国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国家的政治家，以法律的形势推行政策是理所当然的，我参与立法的法律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的。理念决定了方向，也决定了人生！田中用参与立法的方式，继续在为自己获得更多的人脉，还有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更多底层民众的好感。
在参与了《建筑资格法》后，后来又参与了《住宅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等的立法活动，这些法律成为了支撑日本战后住宅政策和道路行政的支柱。
在田中角荣参与制定的三十项立法中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被称为“道路三法”的《道路相关法》，这部法律之所以称为“三法”，是因为它是道路法、汽油税法、收费道路法的合集。
汽油税法是想通过征收汽油税筹集建设道路的资金，这种税收是当时世界首创，对扩大日本国内的税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个法律大藏省曾经表示过反对，理由是这样的法律会干扰到预算的编制，汽车制造业和石油业也担心这样的法规出台后会影响到汽车销路所以表示反对。
田中应对的方法很简单，他明确表示汽油税收原封不动充作建设道路的财源，而是用其中相当规模的金额与其他财源并用，这样就可以和大藏省的审查框架脱钩，从而压制了反对论调，这正是田中角荣变通的智慧所在。
在当时的建设相佐藤荣作的支持下，法案顺利地通过了。
汽油税法确保了建设道路所需的固定财源，此后道路建设制定了以5年为一期的长期计划，并且不用和大藏省交涉预算的问题就可以进行道路建设，日本的道路建设进入了真正的发展时代，而道路的发展，也带动了汽车业的高速发展，石油业的利润也与日俱增，之前所有人的担忧全部都被消除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事件，田中角荣和佐藤荣作建立了牢靠的同盟关系，这成为了他日后能够成功登上首相之位的起点。
天马行空
田中角荣的能力表现在他无先例可循的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当人们都在受法律的制约去思考问题时，田中却在想应该去修改法律从而适应自己的行动。
这都表现出他是一个充满了灵活性和政治能力的人，田中的选举后援会是最牛的，他根本不需要党部操心去筹集资金，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支撑自己的政治生命。田中制胜能够屡屡在选举中制胜的原因，也源于他的想象力，他最早将选举的市场定在了广大的农村地区。
而当时日本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动，旧有的共同体式村落秩序已经土崩瓦解。农村人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心度上升，仅靠一部分有影响的人拉选票变得越来越困难。
田中角荣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城市化让城市和农村，中央与地方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只有逐渐消除这种差距，才能把农村的选民拉回来。
所以，他的竞选在农村的宣言主要是针对政策会向农村倾斜，而公共事业项目和建设工厂成为了农村地区开发最重要的课题。
在新泻县农民众多，他们更关心农地改革，更关心这些改革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被田中一直鼓吹的道路建设，整备农田等政策主张所吸引，而且田中这些承诺都在他未来施政的过程中实现了，日本的农民到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民，这在日后造成了日本城市人口的回流。
就这样，田中的后援会“越山会”成为了当时最成功的后援会，当时田中家乡的土建公司纷纷加入“越山会”，会员一度曾打到过9.5万人。越山会还在各村庄都设立了分部，总数超过了300个。如果“越山会”说自己在竞选中排第二，那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田中在1952年10月的总选举中首次以得票第一当选，从此以后一直连续保持得票第一的位置。
随着田中在中央政坛地位的上升，形成了以土木建设业者为中心的各种金钱关系，这在历史上被称作“田中金脉”。这种将选票、公共事业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的特有敛财术成为了田中的招牌，并未日后的各个政治家纷纷效仿。这无疑都源于田中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后边的事，变得很顺利，1957年田中受到佐藤荣作的推荐，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相，当时他只有三十九岁。就在这个期间，他也继续发展着他的“田中金脉”，东急公司的五岛庆太，国际兴业银行的政商小佐野贤治都成为了这条金脉的最新枝杈。
池田内阁时代，田中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1962年7月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藏相，当时田中只有44岁。当然，这和池田勇夫和田中角荣的姻亲关系，不无关系（池田的外甥娶了田中夫人的妹妹做老婆）。
在此之后的佐藤内阁中，田中一直位居党内或内阁的要职。田中虽然身处要职，但每每不忘拉拢人心，他时常会对自己的下属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没有才学的人，诸位都是天下的秀才，所以请大家大胆工作，有什么责任由我承担。”
不过问工作细节，而敢于为部下承担责任又是田中一项属于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让他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大藏省的官员们频繁出入田中的寓所，成为了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田中角荣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能力，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解决了无数的财政难题。前文提到过1965年5月，山一证券公司陷入了经营困难，此时的田中果断地向山一证券提供了无担保、无期限的特别融资，避免了金融恐慌，也避免了国民对于金融业的不信任。
竞争对手
漂亮的解决了金融危机后，田中的脑子又开始转了，他此时已经不需要在拉拢有钱的人，而是转向拉拢更有文化的人，池田大作就成为了他主要拉拢的对象之一。
我家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六本池田大作所写的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是真喜欢！
池田大作1928年生于日本东京，他的头衔很多，在日本任创价学会的会长，创立了创价大学，他一生不断与世界上各国的有识之士交往，为了推进和平、文化、教育事业。在中国他和周恩来总理成为了莫逆之交，在中日友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现在仍然是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名誉教授。
池田大作对人生、对亲人、对爱情、对教育谦和大度的态度，和他深厚的学识赢得了日本内外学界的一致肯定。
当然，田中结实池田大作并非只是看重他的学识和名望，更重要的是池田大作负责的创价学会当时还没有政教分离，池田大作事实上控制着公明党。公明党是当时仅次于社会党拥有二十个议席的在野党。
做了这么多准备，田中角荣的目的自然没有这么简单。
1968年12月，田中角荣第二次出任干事长，当时政界围绕佐藤接班人的问题已经暗潮汹涌。
当时最有可能成为佐藤荣作接班人的只有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两个人。
福田赳夫和田中是佐藤内阁的两棵台柱子，但是两个人却在这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中渐渐碰出了火花。
佐藤荣作第三次当选首相后，福田被任命为藏相，党务方面田中任干事长。当初，佐藤本想让田中出任官房长官，但是田中不喜欢那个职务，他明确表示想把工作重点放在国会对策方面。
在尼克松确定了美国将归还冲绳后，佐藤果断决定在年底举行大选，最终自民党获得了300个议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次大胜之后，田中在一旁暗暗发笑，因为他知道这对于他竞争首相之位已经十分有利了。因为这次压倒性的胜利的必然结果就是，佐藤荣作肯定信心大增，要参加下一轮党首选举。
谁是党魁谁才能做首相！
如果，佐藤不竞选，那么他一定会把党魁的位子让给比自己经验更丰富，干事谨慎又有信用的福田赳夫，那样的话还没有充分准备好的田中就做不成首相了，田中需要的是时间。
1970年，佐藤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首相，但收复冲绳岛的功绩已经是昨日黄花，佐藤内阁中的重要成员接连犯错，纷纷辞职，一句话都是傲慢惹的祸。
1971年6月，日本国内的政局也走入了死胡同，参议员选举中自民党惨败。一向支持佐藤的参议员议长重宗雄三辞职，接替他的是河田谦三，而河田是田中的密友，至此佐藤时代基本要被划上句号了。
这是佐藤荣作才明白过来，自己中了田中角荣的计策，再想挽回为时已晚。佐藤给本派的政治家逐个打电话，说服他们支持福田，但是作为一个即将下台的首相，昔日的威严早已不在，支撑着佐藤内阁的桥本登美三郎、爱知揆一、木村武雄等重量级人物全部明确表示支持田中角荣。
1972年6月17日，佐藤在两院议员总会上宣布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1972年7月5日，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虽然第一轮所有候选人的选票都没有超过半数，但是在第二轮选举中，田中角荣以压倒性优势战胜福田赳夫，成为了自民党的新总裁。
田中的胜利不是一日的运气，而是他多年的苦心积累，他善于在物、心两方面拉拢人心，人际关系甚至已经超越了派别之分，许多在野党人士也愿意帮助他。
当然，民众对田中的期望也超过了福田赳夫，人们期待年轻的田中以其超群的行动力打破了佐藤政权末期的政治停滞感。
而“日中邦交正常化”随着田中角荣的上台也即将予以实现。
双面刃
在7月7日召开的首次内阁会议上，田中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在内政方面，要充分利用迄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为长期利用国土、实现长期发展将制定长期综合政策，致力于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重视国民福利。在外交上，要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中国大陆方面的响应，周恩来总理在7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田中首相关于愿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努力的谈话。”
不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在野党并未提出任何意义，甚至表示支持。田中的压力完全来自于自民党内部，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为了维护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与中国大陆建交。
搞关系出身的田中自然不会把这样的困难放在眼里，他一面尽量协调党内的意见，另一方面，与中国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随后，北京派来了孙平化合肖向两位同志与自民党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进行了磋商，最后商定了田中首相访华的日期。
1972年9月25日，载着田中角荣的飞机降落在了北京机场，随行的还有外相大平正芳和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秋高气爽的北京，让人格外舒适，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田中一行，当他看到田中的时候，主动走上前去，与田中热情的握起手来。
中日这两个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国家，再次走到了一起。这一次的目的大家都很简单，和平，为了和平而来。从当天起，周恩来和大平正芳之间就展开了一系列谈判，谈判的重点就集中在日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上。29日，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恢复邦交真长话，同时日台和平友好条约失效，日本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历史在这一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田中终于完成了佐藤荣作未能完成的使命。
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田中，却在国内的支持率上出现了滑坡，在十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的席位被削减了。但这并未引起田中角荣的足够重视，他觉得外交上的成功一定会帮助他重新获得更多的支持。
1973年10月，田中访问苏联，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希望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但是自负的田中却在这次谈判中栽了个大跟头。谈判不只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苏联人还傲慢的提出了对北方四岛不可争议的主权。这样的外交失利，使得田中的热度在民众中迅速降温。
随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田中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导致地价飞涨、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攀升、经济萧条、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祸不单行的是，1973年秋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囤积了大量的石油，限制出口，故意抬高石油价格。
日本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与石油相关制品的短缺。石油短缺后，一系列生产企业受到了影响，特别是民用生产企业，有的地方甚至连手纸都开始供应不上，这引起了民众间不小的骚动，他的人望瞬间淹没在了民众的责骂声中。
性格急躁并且信奉实力的田中角荣为了挽回颓势，将自己的命运赌在了1974年7月的参院选举上，他展开了惯用的“企业组织选举”、动用了自己所有的“田中金脉”，甚至乘着直升飞机跑遍了全国。
然而选举结果却适得其反，自民党败北，在野党在参院的议席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祸起萧墙，外部的反对声还好对付，而这时来自自民党内部的不和谐音符逐渐显露出来。
副总理三木武夫、藏相福田赳夫、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相继辞职，这三个人的离去，田中内阁算是塌了半边。
就在田中角荣无比郁闷准备最后一搏挽回败局的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给了他致命一击。1974年11月号《文艺春秋》杂志发表了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他的金脉和人脉》和儿玉隆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两篇文章。
田中角荣的政治生涯中，各种黑金的传闻不断，还曾两次被捕，但是其实谁也没有抓到他什么把柄。但是立花隆的文章中详细的阐述了由土木建筑业支撑的田中角荣敛财的诡计。之后，田中被外国记者俱乐部请去会见记者，受到了记者的追问，田中无奈托辞退避。日本各大报社和电视台本没有想深入调查、挖掘田中的金钱问题。
然而铺天盖地的报道却像熊熊大火一样无法扑灭，田中的人气此时已经降到了冰点，在自民党内部他更是众叛亲离。在靠“金脉”维持的政治人生中，田中角荣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是一把双面刃，世态炎凉和政治的冷酷让他心灰意懒。
他一度曾想解散众议员，但思来想去，他的列岛改造计划已经失败，自己在首相之位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田中不得已向福田赳夫妥协，将经济运营权交给了他，自己最终于1974年11月26日在四面楚歌中挂冠而去。经历了天国和地狱般经历的“昭和时代的关白之父”结束了他的首相旅程。
田中角荣辞职后一度麻烦不断，还因为“洛克希德事件丸红案”（后文会提到）再次被捕，不过很快他就胜诉，并摆脱了颓势。他的故事还很长，做不成首相，他就转入了幕后。未来的十年，无论谁做首相，都摆脱不了田中角荣的阴影。
临危受命
田中角荣的金钱丑闻并非是政敌故意制造出来的，对于在野党和自民党来说都很突然，虽然自民党内部很多人也希望田中下台，但绝不是这样下台，政权的顺利过渡才是最重要的。
自民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三木武夫成为了自民党度过危机而打出的最后一张牌。
自民党总裁、首相选举一直本着“数量即力量”的原则，根据派阀大小来决定。从门派角度来说，三木武夫并非官僚出身，只不过是一个保守派小派别领袖，他能先于福田赳夫、大平正芳这样的大门阀政治家而登上首相宝座，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可以说，三木武夫是一个天生的救火队员！他比福田赳夫、大平正芳更善于挽救危局。
1937年，30岁的三木武夫便当选了议员，是当时日本最年轻的议员，他当时赤手空拳，就凭一张嘴，通过各种演说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他的演说从来不用秘书执笔代言，都是自己捉刀，演讲稿的句子很短，不仅易于理解，还非常具有亲和力。三木自从当了议员以来，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一直当选议员，屹立不倒，有“议会之子”的外号。战后曾担任过片山内阁的递信相，担任过石桥和池田内阁的干事长，可谓是德高望重的政坛元老。
力挺三木出任自民党总裁的是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虽然出人意料，但是却无人反对。因为谁都知道，自民党此时是一副超级烂摊子，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把它梳理出头绪来。就连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都开始往后退，只有三木武夫敢于直面困难顶了上去。
三木武夫临危受命，继任首相，他上台后便提出了一项从社会公正角度出发的政策，那就是限制公司、金融机构拥有股份数量的反垄断法改正法案。这个法案明显是针对田中内阁的遗留问题所做的努力，是为了遏制石油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利己主义行为起到的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是这样的政策，马上遭到了党内党外的一致质疑和反对。原因很简单，这些被限制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是政治资金的直接来源，没有他们的支持，从哪去找竞选的资金呢？这不是自断财路吗，自民党内部都在怀疑你三木是不是脑袋让驴给踢了？
当然，议员们决不能把这样见不得人的说法拿上来，他们的说法是反垄断法修正案会使得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就连推举三木上台的椎名悦三郎此时也在抨击三木不懂经济。
不过，三木却坚持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日本必须走的是修正资本主义，这当然是为了缓和田中暴露出来的政治与金钱危机。但是站在自民党的立场上，对金权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作过分抨击，这本身就不太合事宜，再加上他并没有跟党内人士进行协商，致使党内大部分人对三木的政策颇为抵触。
由于三木内阁是椎名悦三郎一手扶持起来的，因此椎名对内阁的人事安排指手画脚，而且暗示三木内阁只是自民党为了度过危机而组建的临时政权。
三木武夫当然不想让自己只作为历史的一名过客，他不想自己的内阁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所以，三木与椎名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两个人的矛盾在未来的一起事件中爆发了出来。
洛克希德事件
三木武夫是一个理想型的政治家，修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这一套似乎跟那些政坛的老狐狸们格格不入。
椎名和三木的矛盾源于反垄断法的修正案，而两个人真正的决裂是在1976年2月爆发出的洛克希德事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飞机订单，通过右翼分子儿玉誉士夫、小佐野贤治以及综合商社丸红公司的介绍，向日本政府高官提供高额的政治捐款，田中角荣也名列其中，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
舆论要求查明真相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会也做出了决议，要求美国提供相应的资料。三木武夫并没有考虑这件事牵扯自民党内部的甚多，而是顺从民意直接给美国总统福特写信，要求美国予以合作。三木的决心很大，他提出了净化政界，消灭金权政治的理念。他和法相稻叶修紧密配合，摆出了要彻底查明事件的架势。
椎名此时开始借题发挥，他批判三木“没有恻隐之心”，“欺人太甚”，结果轰轰烈烈的倒阁运动开始了。自民党内部害怕被搜查的田中派（田中角荣），同情田中的大平派（大平正芳），瞄准三木后任的福田派（福田赳夫）都从各自立场出发，支持了这场倒阁运动。
双方剑拔弩张，自民党内部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但是在5月，所有的新闻界还是站在首相一边的，认为倒阁派一直在掩盖事实真相，倒阁运动一度受挫。
6月，东京地方监察厅逮捕了丸红公司的相关人员。7月，以收受5亿日元违反外汇管理法嫌疑逮捕了田中角荣，这是这位老兄人生中第三次被捕。田中角荣在八月份遭到了起诉。
“前首相”犯罪不仅震动了政界，而且动摇了整个日本社会。而这一事件就像是催化剂一样，迅速使得本已归于平静的日本政坛，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失去田中的“金脉”，自民党大部分议员的竞选将会缺乏资金，他们立即组织起了有效的反击，推翻三木内阁的运动再次被启动了。
8月，这些议员组成了一个“确立举党体制联络协议会”，提出解散众议员进行大选，随后277名自民党党员参加了这个协会，他们展开了第二次意图推翻三木内阁运动。
随后，福田、大平、保利先后与三木举行会晤，要求他辞职。但是，顽强的三木在洛克希德事件中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认输的，他继续与反对派周旋着。
到了12月，三木任期届满，要进行总选举来决定他的去留。三木本想以解决洛克希德事件为资本进行选举，试图借助舆论支持重建体制。但是总选举的结果非常严峻，在关键时刻，自民党元老河野洋平等人宣布退党，建立新自由俱乐部，自民党更是在选举中惨败，议席更是跌至了半数以下的249席，加上后来几位议员追加入党的也只有261席。就在参院之后，众议院也形成了朝野政党势均力敌的局面，三木本想通过舆论支持弥补其在党内基础薄弱的现实，但是他失败了，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怜悯，只有成功和失败。
三木在万般无奈之下为自己的选举失败而辞去了党总裁的职务，他也就没有机会再连任首相了。
简单的总结一下三木武夫，他有着明确的政治理念，他一生追寻着“政治大义”，所谓大义，不仅是清廉的形象，更是力量的源泉。他希望通过反垄断法案遏制金元政治，但是他违反了一个定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权就是由金钱决定的。所以他的下台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但是，三木武夫的另类执政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特别是他政权的后半期，他在重大的压力下依旧执着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民众对于政治的信任，就连前首相田中角荣都被捕了，这说明三木是个有决心的人。
这样有理想的首相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再见了！三木武夫，我要为你的另类鼓掌！
保守派王子
三木武夫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结果他把一个更烂的摊子给了他的下任。
上文说过，自民党在内阁任期届满后的总选举中大败，参众两院都只有一票的优势，自民党此时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共同推举福田赳夫出任党总裁，从而继任首相。这是集合了自民战前开始就是党内部政、官、财三界的意见而决定的。
1976年，福田赳夫以71岁的高龄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
福田赳夫从战前就是大藏省的精英，他进入政界是在吉田茂内阁突然解散后进行的总选举之际，当时在他所在的选区群马三区已经有中曾根当选议员，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各党都像拉拢无所属的福田作为本党候选人参选，他都拒绝了，这是因为福田有着更大的野心，可以说他一直在潜伏爪牙等候。
1953年，无所属的福田赳夫对建立了“日本再建同盟”并重返政界的岸信介十分关注，随后他加入了自由党。福田十分同意岸信介提出的建立新党的想法，特别是对两大政党轮流坐庄论抱有共鸣。
岸信介非常重视福田，视其为第一智囊，在岸信介内阁中福田担任过自民党政调会长、干事长、农相等要职。如此重用福田，就给外界造成了一种福田是岸信介接班人的假象。而作为保守派的岸信介，他的接班人自然也是保守派，所以福田赳夫也一直被称作“保守派王子”。
但是，岸信介突然因为安保骚动而下台，福田因为是岸的亲信而失去了成为党魁的机会，池田内阁成立了。福田赳夫对池田内阁进行彻底批判是十分出名的，因为福田与池田在经济财政运营方面的想法大相径庭。在福田看来，池田勇夫根本不是和他一个级别的对手，可恨他当上了首相，而不是自己。
佐藤内阁成立后，他又两度担任藏相，主管财政。福田帮助佐藤内阁渡过第二次危机，而且竞争对手池田、河野一郎等人先后去世，内阁走上了长期政权的道路。
后边，田中角荣和福田的竞争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做赘言，反正是福田一次次错过当首相的机会，直到他七十一岁，这位极富经验的政坛智囊才第一次登上了首相的宝座。
但是，福田这位保守派王子也有着自己缺点，他的骨子里有一种“非我莫属”的傲气和精英的自负，他看不起池田勇夫，也不把大平正芳这些精英放在眼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他才是最强的。
在具体工作方面，他也不把工作委托给别人来做，这使得他的周围缺少亲信。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福田内阁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与东亚各国改善关系。1975年4月，持续了十余年的越南战争终于消停了，东南亚恢复了和平，这给了福田赳夫改善与东亚各国关系的机会。
1977年8月，福田应邀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之后访问了东盟六国。他在访问的最后一站，马尼拉，发表了演讲，对外宣布日本不再想做军事大国了，而是要成为东盟各国的伙伴，对东盟各国的发展进行积极的合作。
这种重视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被福田称作“全方位的和平外交”，这是在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基础上在其他地区扩大外交阵地。
当然除了东南亚各国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也直接决定着日本的未来。在之前几代日本首相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建交，且两国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当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外交一直停滞不前。
1978年8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磋商终于根据日方提案决定下来。这除了由于福田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邓小平复出了。
邓小平为中国量身打造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1979年开始，中国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正式实施，在经济、技术方面，经济大国日本的合作市不可或缺的。这让中国彻底摆脱了十年动乱的阴影，让庞大的中国又重新焕发了生气。
福田赳夫也适时而动，启用了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园田直担任外相，此时亲台派经过多年的瓦解已经和内阁的意见趋于一致。而美国的态度也很明朗，为了牵制苏联，缔结与中国的友好条约，美国人举双手赞成。
福田赳夫内阁最大的成就就在于外交问题上，但是他的内政方面依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福田上台后，准备解散党内派阀，并在总裁选举中引入预备选举制度。
所谓预备选举制度在前任三木内阁时期就已经提出，目的是允许一般党员参加迄今为止由派阀和金钱左右的总统选举，实现开放式选举。
这种想法实际比三木武夫更为实际的解决了选举的弊端。但是日本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地域文化，福田的想法势必会影响到议员们的利益，致使一系列党务改革全部流于形式，而预备选举的实施反而造成了派阀势力扩张到了地方，这也为福田本人的政治前途自掘坟墓。
1978年秋，福田在自民党总裁预备选举中出人意料的败给了大平正芳。自己败在了自己设置的制度上，这不能不说是老天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福田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老天也有发出奇怪声音的时候”的名言，随后淡然离开了政权。
福田赳夫的自尊心极强，对权力非常执着，在下台后仍然想着再次上台。但是他最终放弃了，经过了几十年的政坛风波，他也终于可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了，这反映出他的性格里也有淡泊权力的一面。
福田内阁存在了两年，但是福田坚持的政治哲学却对日后日本的政治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短命
福田赳夫的继任者大平正芳，是个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他毕业于东京商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一桥大学，后进入了大藏省。在池田、佐藤、田中、三木内阁中担任过众多的要职。
大平之所以能够登上首相宝座，绝不是福田所说的老天不开眼之类的谬论，而是完全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隐居幕后的田中角荣。在诉讼中，田中全面否定了检方对他的起诉，并且最终以他在政界的影响力而打赢了官司。
而在摆脱了牢狱之灾后，田中角荣不但没有退出政坛，而且是越来越活跃，他以“人数即为政治”的信条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派系，最鼎盛时曾经拥有120多名议员的大集团，这样庞大的势力，完全可以左右政权走向。
大平正芳之所以能够击败外界普遍认为占有优势的福田担任首相，就是由于田中的全面支持，田中通过帮助盟友大平担任首相，再次掌握了政权的钥匙。
就在大平正芳登上宝座之位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国际形势处于东西冷战构造的时期，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了威胁。而在日本国内，由于受国内资源所限，日本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极限，经济的停滞不前使得自民党内部的各部派阀政治弊端都爆发了出来。
大平正芳对于当下的形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很早就提出了日本经济要与美国脱离的思想。他认为日本经济受到美元的影响过大，而一直保持这种状态会使得日本经济难以发展。
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土崩瓦解，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规定已经破灭，美元权威的时代也已经拉上了帷幕，所以大平已经开始在他的施政方针中考虑，既利用美国，又摆脱他的控制，这就是所谓的大平“保守本流”的意识。
1979年6月，东京第一次主办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会议就各国石油进口量达成协议，并在台面下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日本为了和美国和欧美各国抗衡，把石油的进口量生生的控制在了630万~690万加仑，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和欧美各国在石油上对它的控制。
在内政方面，大平最花费心思的是重建财政和实现增税，1979年的上半年，他在各处演讲时都表明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表示削弱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已经达到了极限，呼吁国民对“增加所得税或消费税予以悲壮的理解”。
日本人的理念是，国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支持国家和政府，但是战前的那种军国主义状态一去不复返了，日本国民对他的想法，反应极其冷淡。说白了，谁也不想多掏腰包，给政府的错误买单，去给那些整天消费国民的税款却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的公务员买单。
在众议员的大选前突然又爆出了日本铁路公团人员假造出差名义骗取补贴的事件，一时激起千层浪，国民对公务员滥用公款的行为恨之入骨，纷纷要求大平内阁在征税前，先把公务员的作风整顿好。
面对一厢情愿的征税行动，大平只好灰溜溜地撤回了增税的计划。
随后，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败，前首相福田赳夫企图逼大平辞职。大平面对威胁斩钉截铁地说：“让我辞职不如让我去死！”
我不知道，大平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恐怕他自己不会想过，他真的一语成偈。
随后，在众议院进行的首相选举中，自民党提出的福田和大平两个候选人，结果大平连任首相。
但是，不幸的是他在1980年6月12日，突然急症去世了。可以说，大平的首相生涯不明不白的，他一心想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都戛然而止。短命的内阁，短命的首相，似乎预示着日本的一个时代行将就木。而另一个时代又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