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上一切的贤妻良母，草草收场的糟心婚姻拼上一切的贤妻良母，草草收场的糟心婚姻（下）

7

梅的儿子是个“费头子”（爱惹麻烦，让人费心），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各科老师告状的对象。五点钟放学家长接娃，五点半各科老师还在拉着梅的公婆告娃的状。

告状也没用。

公婆送娃上学，一路不住嘴地叮嘱娃：“老师说话你不要接嘴啊。”结果有一次老师上课时说了个笑话，娃一下站起来，严肃地环顾四周，问同学们：“老师刚才说了个笑话，你们为啥不笑呢？”教室差点被小朋友们笑翻了，老师气得告状都说不清楚话了。

在小区的院子里玩，公婆也看不住娃。一群小朋友在隔壁单元的一楼争论，讨论这家新做的阳光房是不是用的钢化玻璃。小朋友们认为是，梅的娃认为不是。钢化玻璃破了，裂口是圆的，于是娃抓起半块砖头砸过去，玻璃哗啦啦啦碎了一地，都是尖锐的玻璃渣。

“看吧！我就说不是！”

还有一次，梅给娃请假带全家到海南去玩，老师再三叮嘱梅要“低调”。可等娃一回来上学，天啦，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个个同学都知道了海南是多么好玩的地方，个个回家都找自家爹妈哭闹要去看沙滩和贝壳。

五年级下学期，娃的小腿摔骨裂了，梅的婆婆公公不会骑车，没法再送娃上学，于是梅请了一个月的假，用尽了她所有加班的调休。她每天把娃背上教室，自己在教室最后一排坐着陪读，但凡娃拉着前面的小朋友说话、给后面的小朋友传纸条、还要去拉一下同桌小姑娘的辫子时，她就弯腰潜伏过去拿毛线针敲敲娃的小手，娃就消停了。放学，梅再把娃背回家，守着娃把各科作业都做了。

这学期结束时，娃的成绩扶摇直上，娃的班级居然也破天荒得到了流动的“纪律红旗”。班主任把梅一顿表扬和感谢：“全靠XX的妈妈坐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得到了红旗！”

娃小升初时，成都搞起了“五五分流”，菜市场中学的孩子很有可能考不上高中，考不上高中，那就只有去职高，去职高，在市民阶层看来，就是“完啦”。梅转头就带着娃去看这个片区的对口中学。娘俩走过买菜的摊子，绕过杀鸡的杀鱼的水坑，菜市场中学的入口就在里面。时间正好快放学，但有一批孩子却被扣下了，估计是各个班的差生。他们低着头，梗着脖子，一个中年老师在恨铁不成钢地骂人。

娃的眼睛暗淡了。

梅再带娃去看成都最好的私立中学，在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们穿着像英国中学那种校服，看上去就有范儿。新教学楼在斜阳下闪着光，大田径场跑道红彤彤的。

娃的眼睛又亮了。

梅正视着娃的眼睛说：“如果你想要读这里，你愿意刷题，妈妈就辞职陪你读书，保证你读上好中学。”

就这样，梅提出了辞职。“伯乐”老板都被惊动了，出来接见她，把她的年薪再往上拔了一下，还问她对薪资还有啥想法——营销副总已经是“位极人臣”，不可能再升了。

我跑去劝梅。这次，梅的婆婆是笑眯眯地赐饭。梅带我到楼顶喝茶，那里被她婆婆开出了一片碧绿绿的菜园子。

“待会儿吃饭你莫要挑素菜，素菜是婆婆专门给我娃种的，特供我娃的。”她叮嘱我。

那还用说，我早发现了，她家饭厅里有张桌子，盖着白纱布，里面是专用的碗和专用的杯子。梅的娃放学进家，她婆婆马上就放下给我倒水的瓶子，从白纱布里拿了杯子，烫了，再端上来另外烧的水，放在风扇前晾着，一套流程就像卫生院在消毒。

我和梅坐在一株三叶梅下面喝茶，微风吹下皱巴巴的粉红小花朵，散落在我们的裙子上。

梅告诉我：“我们平时做的项目，无非就是卖房子，那赚的都是钱。我现在回家，是要做我儿子这个大项目，百年树人，这个才是大项目。”

梅的逻辑是，“自己的事再大都是小事，娃的事再小都是大事”。

那天的饭桌上，气氛和谐无比，大家笑得像朵朵花。

“钱，钱算啥嘛，我孙儿三代单传，他有出息才是真的一辈子的事。”梅的婆婆说。

“我们家，只有她才搞得定娃。”梅的公公说。

梅的老公在金融机构工作，还做着投资，说话就像巴菲特一样自信。巴菲特一开口，梅就把筷子放下，目光专注地听，也不插嘴，好像公司开会时“洑上水”。饭吃完了，巴菲特把碗往前一推，“你们慢慢吃”，自己进屋刷手机去了。

我经历了失业、生病和离婚一条龙，那时想事情习惯往坏处想。做贤妻良母好是好，可万一离婚了咋整？等梅送我出门，我就找出了一句好听点的话来说：“现在房子涨得这么好，你要不先认购一套项目的花园洋房再辞职？把贷款拉满了。你工作这么多年，就只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都不像业内人士了。”

我的算盘是：梅虽然这些年赚钱厉害，但花钱也很凶，给婆婆打的红包都是厚厚的。她“升官”的时间不长，腰包并没有一般人想象得厚。如今要回家当贤妻良母，好歹把自己的财产划出个“护城河”来呀。现金不够，债务来凑，我就是小人长戚戚。

梅则是君子坦荡荡：“婆家有七八套房呢，他们不赞成我再买房了，我之前在项目上排的号，都被他们鼓捣（强迫）去退了。我想也是，买多了房子也住不过来。我的钱就交给老公做投资，他是内部的，有消息。”

话说得，就像她是一条小溪流，要融入婆家的大江大河。

说不赢梅，我只好往好处想：也好，贤妻良母的岗位职责无非就是做事带娃。她辞职了，居家的“在岗时间”总能刷够了，婆婆会对她满意的。搞好了娃，家庭可以给她的收益，说不定比公司可以给的大得多呢。这么殷实的家庭，她又生下了三代单传的儿子，这次该能讨到婆婆的欢心了吧。

8

敬业的梅走“贤妻良母”这个赛道，也是超卷的。

她辞职后，我就很少见到她了。每次见她都需要预约，至少提前一周，比她搞的顶级别墅样板间的参观还要难约。我们略略逛逛街，匆匆吃个饭，凳子都没坐热，她就掐着表——“哎呀娃要放学了”，“哎呀婆婆要去医院了”，然后风一样地消失了。

如果我去家里看她，她也是在厨房里不停手地做活。土豆丝切得像豆芽那么细，无骨鸡爪做得和馆子里一样好吃。她的娃喝水不再经过消毒程序了，吃饭也不再是“小菜园”特供了。饭桌上，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梅要把饭递到婆婆公公的手上。她老公喜欢吃的菜，她去吃过一次，就可以在家用高压锅原封不动地复刻了——嗯，要抓住老公的心，必先抓住他的胃。

大家吃完，娃就跟着爸爸刷题——巴菲特当年从学校直接分进金融机构，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人。

当时碧桂园的广告是“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我看，梅就直接提供了一个五星级的家。

“老人煮给我吃，咋个好意思呢，我年轻，多做点该的嘛。”梅在家里忙归忙，但不像之前上班想着家里、在家里想着上班那么焦灼了。

梅说，小时候她妈妈也是这样的，在家里做个不停，做完田里的活儿再做家里的活儿，等爸爸和哥哥从政府下班回来，开一桌热腾腾的饭。如果爸爸和哥哥不回家呢，她们娘俩吃洋芋稀饭就可以了。只有男人回家，才会做有肉的菜。她妈妈常常一边教她做事一边骂她：“你看你这么笨，以后嫁了人要遭公婆打死！”好像养个女儿就是为了长大去合公婆的心意似的。

梅的父母在她二十二岁就都过世了，如今梅在家里天天上桌四菜一汤，放下锅子拿笤帚，想必她妈妈在天上看到一定是满意得不得了。我站在厨房看她忙前忙后，想，她要是投胎成个男的就好了——我前夫当个“高级经理”都被自己父母捧天上了，梅要是个男人，当个几十万年薪的副总，全家人该跪下唱《征服》了吧？没有人让副总辞职来拿锅铲的。男人赚钱，全家支持，女人赚钱，倒欠了全家一个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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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都的房价经历了一轮暴涨，当初被梅说进“未来的陆家嘴”的客户，个个都赚了钱，自然又带来更多的富人朋友投资置产。梅之前打的“窝子”终于引来了大群大群的鱼儿，接了梅营销工作的副总笑得合不拢嘴。我听说，副总手下的销售经理光提成都拿了百多万，更别说副总本人了。

当时二孩政策还没放开，我俩的前领导的老公非要二娃，她也只好辞职在家生。她乌鸦嘴地断定：“你看梅这搞的啥事呀，地产这事看圈子、看运气，等她娃上了好学校，她再要找工作，她就赶不上趟了。”

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有点肉痛，梅却一笑而过。她说，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就不往回看了，她家的“大项目”，估值“起码一个小目标”。

第二年秋天，梅的娃考了省内最好的私立中学。在本地人看来，进了这中学，就有七成的概率能直升高中，进了高中，那就是进了一本的保险箱。

梅的脸上飞了金，就像吃了仙丹一样高兴。娃金榜题名，在她看来，就像她自己把小时候没好好念的书又念了一遍，然后考上985、211，戴着学士帽毕业，满腹经纶地走向人生巅峰。

值了值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9

娃如愿上了好初中，梅的后院就起火了。

巴菲特本来是甩手掌柜。家之前是爹妈的，后来就交给老婆了。娃交给老婆带，爹妈也交给老婆去孝顺，他就只管上班，只管投资。等娃去初中寄宿了，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一问，总是去参加同学会。中学的，大学的，连小学的同学他都要见见，七八个人是聚，四五个人也要聚。过去很宅的人，突然爱上了社交。

这也太反常了吧？

有一次老公在房间里打电话，梅抱着一堆屋顶晒过的铺盖就跟进房间，她把铺盖放进柜子里，里面夹着一个开着录音模式的手机。

回头听录音，先是两个人腻歪一番，然后电话那头的女的说：“你到底啥时候和你家黄脸婆离婚？”男的推搪着，哄骗着，说：“你就把她当个免费的保姆嘛！”

梅在露台听完录音就爆炸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就往自己手腕砍，一连砍了好几刀。巴菲特吓得脚都软了，送她去医院缝针，发誓要和外面的女的断了。

令人暖心的是，公公婆婆也在旁边抱怨儿子。

我不太会安慰人，梅也不需要我安慰。她到我家，抱着我的电脑，用我和她的两个手机，注册了N个小号，把线索一点点理开——同学会的照片，总会有同学发的，各组照片里，有个浓妆的女子一直出现，二三十岁，笑得花一样娇艳。

梅翻遍好多个微博和QQ空间，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社媒账号，点进去一看，满满的都是两人cosplay的照片——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词——有的是巴菲特扮演国军的军官，女的穿旗袍化浓妆楚楚可怜，好像是被军阀抢了亲；还有巴菲特穿着病号服坐在轮椅上，女的穿着护士服推着他，好像梅的老公已经病入膏肓，两个人要生离死别似的。

“现在年轻人都不讲个吉利的吗？”我说。

女福尔摩斯扒完照片的时间线，眼睛里的光熄灭了：“看来，我说要辞职陪娃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当时他是赞成我辞职的，如果我没带着他的娃，他可以怎么对我都行。但我带着他的娃，他就没想过，他起了二心，我又辞了职，我们母子以后生活会很狼狈吗？”

我也不明白啊！梅本来可以在公司往上爬的，她往上爬，弄到的钱不都是这个家的吗？不都是给他们三代单传的娃吗？像梅这么能干的女人，公司要喊她干活，年薪得开几十万。家庭要喊她干活，只需喊她一声“妈”。

怎么就不算一下这个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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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要和外面的女人断”的誓言并无效力。我和梅一起去咨询过律师，是我过去的同事。

听到梅没有工作、手上的钱也都交在老公手上在投资，女律师字斟句酌地说：“他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他在外面有人，就不该享受你提供的服务。不要说是结了婚，就算两个人是在谈恋爱，这样也是不道德的。”

谴责归谴责，打官司的话，女律师却“不建议”：“‘投资’是很难说的，我建议你放弃娃的抚养权，换得对方自觉地把你的钱还给你——一来，对方三代单传，不会把娃让给你的，二来，你现在没有工作，争（抚养权）也争不过的。”

女律师不肯收钱，梅就下单了盒车厘子送她，两片被秋风吹的落叶飘出了律所。

婆家的房子再多，梅也总不能去分，要分只能分她的小房子。

在公司“洑上水”，公司是给钱的，公司想把我们开了，也要出N+1的。在家里“洑上水”，干活都是应该的，男人想把媳妇开了，媳妇拿得回自己的钱就不错了。那时候我以为世界就只有一本《婚姻法》，直到若干年后看一份外国法官的离婚判决书，读到“如果一方曾经为家庭放弃了工作、学习的机会，那么离婚时，这人应当得到补偿……一个中年女子，是不可能去和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竞争工作岗位的，她为家庭放弃的机会，永不会再来”，就像被扎了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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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出门来当福尔摩斯时，仍然在家里某个角落丢下个开着录音的手机。回家后，她听到婆婆和公公的长吁短叹。

婆婆在叨叨自己的儿子：“我就说你真的哈（傻），弄个外面的女人，这个女的又年轻又没得正经工作，以后全要靠你的，不晓得你搞这些事做爪子！你总要把你工作耍脱了才高兴嘛！”

梅说，她听到这里，还心里一暖。

巴菲特是全家供起来惯了的，才不得接受爹妈批评，还嘴道：“哦，你就一天咒我嘛，我工作耍脱了的话就是你咒的！”

婆婆怒了：“我哪儿有这个能力咒得到你！我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就咒梅死，咒她马上死！”

仿佛一刀穿过胸口，一直撑着梅的那口仙气，就此散掉了——是啊，她如今无父无母，她要死了，财产直接归这个家庭了，纠纷也没了，这才是婆家的最优解。

10

很快的，安安静静的，梅的老公也变成了前夫，她分到了自己赚下的、在原来公司项目上买的小房子。她拿回了多少自己的钱，我没敢问。

她的娃有一段时间被大人们合谋，蒙在鼓里，梅也是离婚没离家。春节，一屋子心怀鬼胎的大人假装看春晚，娃在领压岁钱时突发一阵乐观的幻想，跟同学说：“我的爸爸妈妈要是离婚就好了，他们都去各自结婚，新的爸爸妈妈过年就会给我红包，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给我红包，那我的红包就翻了几倍啊！”

娃这个愿望，没等到那年儿童节就实现了。梅告诉我：“我说不忙给娃说我们离婚的事，让娃开心过最后一个儿童节，但那个女的要喊他出去耍，他马上进屋给娃说了，我听到娃‘啊’的惨叫了一声，像是他心窝挨了一刀。”

说完，她转头去看路边的炒货摊子，我拐进了隔壁的花店，我知道她一定是哭了。

我不贤惠，离婚了我认栽，但梅这么贤惠也得认栽，我真不服。

有一次轧马路时，梅说：“娃的奶奶之前给我说，你还是要注意收拾打扮自己，‘要抓住男人的胃，还是要抓住男人的心噻’。她说得我好像是个旧款iPhone，好生收拾打扮就可以比得上新款一样。尼玛，老款再保养，也比不过新款呀！”

还有一次，梅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如果老子高中毕业就去超市站柜台，每个月赚个两三千，他们一家像这样弄我，就只有一包耗子药下到锅头大家都不活了。幸好老子不是站柜台的哦，工作重新找就是了，自己一个人过还清闲些。”

我只能感叹，女强人离婚了也是女强人，弱女子离婚了，搞不好就是社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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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我们感到一种难言的轻松，好像是乌龟爬出了沉重的乌龟壳，又像香槟的气泡，咕嘟咕嘟地直往上冒。

梅就在我家改简历，打电话，要重回职场。没人等她回去煮四菜一汤，也没人等她接送医院了，她不用再掐着表。我以为她已经无可再瘦，可她却瘦出了灵魂的轮廓。

就像乌鸦嘴上司说的，梅被她的高中文凭碍住了。之前的项目肯定回不去了——“伯乐”老板被她的辞职下了面子，新人副总又把位置把得铁紧。去新的公司面试，常常是她谈得老板两眼冒绿光，转头人事部一看学历，就跑去给老板委婉“建言”了。

梅要再去大公司当总监是不可能的。就算她愿意从经理干起，那总监又要拼死抵抗了——卧榻之侧，岂能容这样的经理觊觎？

我严肃地说：“我为这些公司伤心，他们不知道他们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梅就笑得咯咯的，再约猎头去了。

那段时间，我们甚至有时间带娃们看动画片了。有次，屏幕上一群小乌龟要到海里去，沙滩上海鸥遮天蔽日，掠食者呱呱叫着，冷不防就是个俯冲就叼走一只。但小乌龟们在沙滩上还是奋力唰唰往前爬，不抛弃，不放弃，一鼓作气。

影院灯亮的时候，我们两个眼睛红的鼻子窸窸窣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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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到2020年，梅辗转在小地产公司的各种“轻奢”“高奢”“定制”项目，把四川盆地走了一圈。营销总监可以当，销售指标也可以背，但领导一开始骂人，一开始向她发泄压力，她立刻就辞职了，哪怕项目提成忍到春节就可以拿，她也能在十二月说走就走。

“人这辈子，吃得到多少用得到多少呢，不就求个自己心里好过吗？”

后来，梅收养了一条流浪狗，很乖觉地对她脚跟脚，也不上床也不上桌子。每次她去给儿子送饭，狗就乖乖地在路边帮她守着包包。别人逗狗，狗一步都不走开。她回来，狗高兴得尾巴都要摇断了。

我说：“你的狗狗好懂事哦，比人还懂事。”

她白我一眼：“嗯？人怎么配跟狗比！”

11

“说话累，见人累。”

梅不再参加聚会。她曾经像穿山甲一样到处钻，现在她手机一换，微信也换了，任谁约她也约不出来。即使是我要找她，也是很难找到人。她之前的车，跟个出租车似的，几年开了几十万公里，卖了。她去考了个摩托驾照，戴着头盔掠过路上堵得严严实实的豪车，呼啸而去，像风一样自由。

她的小房子有个小露台，绣球圆嘟嘟的，紫藤一串串坠到了楼下邻居的窗子。她还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一块菜地，等她有心情浮出水面的时候，就会突突突骑着摩托出现，扔给我一堆有虫眼的蔬菜，或是在老乡家分到的、挂在灶台上烟熏得滴油的腊肉。

有一天梅说，她要去K家打工，兴兴头头就去了。K家是不看文凭的，功夫全在手上。她赚着一小时不到二十块的时薪，卷着各种复杂的饼饼，就图个和年轻人热热闹闹，说话全靠吼。这体力工作一来不用再看手机，二来锻炼了身体，就跟健身房似的，而且这个健身房还给她付费。

梅说起来眉飞色舞。

我带我妈去吃汉堡，梅戴着头套，从厨房里伸出头来对我一笑。我看着手里的鸡腿堡，分量都把盒子撑得裂开了，心想，这一定代表着西南地区汉堡的最高水平——酥香化渣，就像我二十三岁刚来成都，第一次吃的时候那么觉得惊艳。

在K家，大学毕业生是可以往管理转的。一起卷饼饼的胖小伙子得意地跟梅说：“梅姐，我下个月就是见习管理层了哦，你以后要对我好点哈。”

梅卷着饼子头也不抬：“那你要对我好点哈，否则我每天把‘牛五方’给你卷成‘鸡腿堡’，让顾客投诉你。”

小伙子：“好嘛，我对你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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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的娃还是有点智慧，知道谁是亲妈。高中时，他搬回了梅的小房子，奶奶爷爷那边，没有大事不登门。

等到梅的前夫奔五了，突然发现了有个成年儿子的重要性了。团年时，娃说，他爸爸就跟霸道总裁似的，说：“你每个月回来陪爷爷奶奶说话，我一次给你三千元。”当年推轮椅的新妻一直没上班，在家带着娃的妹妹。妹妹四岁了，娃问小妈为啥不送妹妹去幼儿园，他爸爸眼睛一瞪：“她、她爹妈都在我屋头耍，三个人不带娃做啥子？为啥还要花钱上幼儿园？”

梅听了，微微一笑：“他之前嫌弃我要上班，没法在家带娃，又嫌弃我父母双亡对家庭没有帮衬，现在好了，他想要的都有了。”

她给儿子说：“你回去看老人嘛，对老人好，也是你的福报。但是钱不该收，你自己现在也赚得到钱，亲情不该用钱来衡量的，你收了你爸爸钱，这就变成个交易了。”

见儿子不想听她的，也就住嘴了。

后来她给我说：“没办法，年轻人正是物欲旺盛的时候，这也是他自己的因果。”

12

一年春节团年，梅的哥嫂一阵密集轰炸，劝她还是要找个人一起过，否则老了一个人孤单。尤其是嫂子，叽叽呱呱没歇气：“总要当个完整的女人噻！”

梅埋头吃菜：“就算找个人一起过，那两个人也不能同日同年死，到最后还不是总有一个人是孤单的？人活到后头，总是一个人的。”

我在旁补刀，说我坐飞机出差，在候机室里听到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在煲电话粥，大概对方在问他的感情状态，他懒洋洋的，摇着穿皮鞋的脚尖，轻蔑地说：“我咋可能在意她嘛，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娘。”

她嫂子都被堵得没话了。

梅说：“女的到了这年龄，再找，就是给人家去养老的。年轻的时候都没碰到合适的人，难道老啦还运气来登（达到顶点）啦？”

室外烟花爆竹，火树银花，室内的梅，像老僧入定，无喜无悲。以前她脖子上莫名其妙起的包包，不上班的时候又莫名其妙消了。但她又得了“干燥综合征”，她身体里的水分好像都蒸发了，眼睛缺少眼泪，要热敷，要滴人工泪液。

真希望她再遇到一个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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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之后，地产一路跌跌跌，都快树倒猢狲散了。好些同事失业，有合伙开“新概念餐厅”的，有加盟连锁创业的，还有自己搞个小院子开民宿的，干啥的都有。他们“绷起”，相信有一天会重回巅峰，打工时攒的钱哗哗往外流。

有一次梅和我一起出来见前同事，男的，也是个70后，失业近五年了。最近他浮出水面来社交，踌躇满志的，皮带都是有标志的，还带着个年轻姑娘，颜值起码是七分的。

泡上茶，他开始吹完当年吹现在，说明年要结婚，要再生一个娃。姑娘就娇羞地笑。

他又说，要到姑娘的家乡搞个院子：“院子搞狗舍，还搞茶社，咖啡社，总之让狗寄养得宾至如归，让主人们在此谈天说地，成为个‘社群’！”

他说得姑娘的眼睛亮亮的，我和梅听得心脏都提起来了。

等到姑娘好不容易去上厕所了，我：“那你之前欠的经营贷怎么还？”

梅：“那搞院子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又一起问：“一个院子里如果有几十条狗，那味道能好吗？你这院子是打算搞个‘鼻炎患者社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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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梅该退休了，我陪梅回家乡办退休，遇见柜台的办事员搞官僚，和她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在办事大厅力压“群雄”（《我的“县城婆罗门”闺蜜 | 身边Ourlife》）。出门，我夸她：“你还是可以噻。如果是我和前夫来，他可能一路都在劝我算了。”

“算了，总比我前夫好点，他肯定一路都在说我这不对那不对，回家就往床上一躺，累得莫法，等我把饭煮出来吃了，碗一放又回去躺倒，嘴巴头还在批评我不对，早就该去找人，不该闹。第二天我还得自己去找人。”

说完，我们两个嘿嘿笑了，就像捡了一坨钱。

有时候我们两个悲惨的、被抛弃的离异妇女也在总结失败的原因。

我说：“我发现，男的到了中年是有性别红利的，离了找更年轻的。女的如果结婚时傻得啥都不要求，不行使自己的性别红利，就相当于签个合同一没收定金二没约定违约金，那就别怪男的毁约了。”

梅也说：“我发现，泼妇的老公往往是好男人，又干家务又接娃娃；反而是那种把老公很当一回事的贤惠女人，家务抢着做了，也不管老公的钱，也对老公不说一句重话，她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可能人性就是贱的，就是惯适（四川话，使人习惯于惰性或依赖）不得的。”

我们两个偏激的女人对望一眼，像是看透了女性的世界线。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