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单身人士征税合理吗？?
西蒙·库兹涅茨的人口创新理论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1901.4—1985.7）
西蒙·库兹涅茨以国民收入理论和对国民收入统计的实证分析获得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深刻分析了经济增长模式，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西蒙强调经济模型设计的重要性，主张经济模型必须包括人口结构、技术、劳动力质量、政府结构、贸易、市场等方面的信息。西蒙创立了“库兹涅茨周期”，说明了经济波动周期与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的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假说”[ 倒U型假说：指“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编者注
]也很出名。
如果向你征收单身税？
虽说三十而立，但在当下时代，这个年龄段的人在事业、婚姻上同时成功的少之又少。眼下婚姻对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必答题，而是选择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向未婚未育的单身男女征收“单身税”，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肯定会很生气地说“荒唐至极”。然而，单身税并不是“荒唐至极”的措施。历史上曾有过单身税，现代不少国家也曾实施过。历史上，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中可以找到单身税的起源。当时，对达到一定的年龄而不结婚的男性，或者剥夺其选举权，或者向其征收单身税，如果只结婚却未生育，则不承认其继承权。在现代，欧洲和美洲部分国家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也曾征收过单身税。
如果韩国引入单身税会怎么样呢？眼下，在就业难、高房价的压力下放弃恋爱、结婚、生育的“三弃族”青年越来越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单身税制度，是否会引发单身男女的强烈反对呢？不说单身税，作为税收制度，根据结婚与否或是生育与否而征收不同额度税金的国家倒是不少。大部分发达国家至今还在实施根据有无子女征收不同额度税金的政策。与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相比，韩国对单身家庭与养育两个子女的家庭的税收差异是非常小的。
经济就是人口，人口就是国力
丰富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是过去20年间亚洲在世界贸易和世界GDP所占比重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人口减少将对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带来冲击的预测，也会不时地传入我们的耳朵。虽然有不少学者说这些都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心中的不安仍然没有消失。
据联合国预计，到2100年，60%以上国家的人口将持续减少。这里应当包括不少亚洲国家，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到了2050年也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局面。于是，坊间甚至流传，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取消，有可能出现婆婆和儿媳同时生孩子的“奇观”。据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32%，可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却止于26%，而发达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反而会下降5%。到那时，韩国和日本的劳动适龄人口将分别减少26%和28%，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人口减少将导致经济规模缩小，这使我们感到巨大的压力。在人口减少的大背景下，美国却不断接收移民，因此，专家估计，到2050年美国人口还会增加10%。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年底还曾宣布对500万非法移民暂缓驱逐的移民改革方案。由于非法移民中年轻人居多，因此，从长远考虑，那些移民是将来养肥美国的基本人群。对此，共和党所控制的26个州提出诉讼，认为移民问题是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解决的问题。于是，2016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急忙出面澄清，以程序上有误为由否定了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最终，非法移民救助行动宣告失败。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密切观察美国移民政策今后的变化趋向。随着低生育、高龄化的趋势，韩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20年开始，劳动适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据韩国劳动就业部分析，10年后劳动适龄人口将减少260万左右。其中，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尤为明显。到2028年，高中毕业生将比大学招生人数少10万以上，新增就业人口将比劳动力市场需求少38万以上。经济就是人口，人口就是国力。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难民的流入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因难民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欧洲。德国也考虑到今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的问题，于是对难民采取了友好措施。德国邮政银行预测，随着难民的涌入，到2030年，包括首都柏林在内的波茨坦、汉堡等主要城市的房价将会上涨。另外他们预测，难民的流入会多少缓解低生育问题，还可以推动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建筑业的投资。难民问题将与政府支出增加、实施最低工资制所带来的内需的好转共同起作用，有望成为拉动德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德国的难民开放政策除了人道主义因素以外，还包含政治因素。2015年有110万名来自叙利亚的中东难民流入德国，这是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难民潮。现在让我们通过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一段话了解一下那次难民潮发生的背景：
“如果德国成功收容这些难民，我确信今天的挑战将成为未来的机遇。从收容难民到社会大融合需要投入相当长的时间、努力和资金。这是由我们来担负的责任，我们还要因此度过一段艰苦的时期。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我们会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默克尔认为，流入欧洲的叙利亚难民“不会对欧洲社会造成混乱，反而会带来机遇”。德国对低生育、高龄化问题的对策就是收容难民，这是默克尔一贯的理念。据预测，到2060年左右，德国人口将减少20%，劳动人口也将减少30%。面对如此局面，默克尔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但对此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2016年3月，德国三个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结果默克尔率领的基督教民主党落败，反难民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一跃而上。选择党主张，为阻止难民流入，必要时可以给国境管理人员赋予向非法入境者开火的权力。选择党举出“出门在外需要得到安全保障”的女性安全广告，要求驱逐犯罪的难民人员。当然，默克尔也并非主张收容所有难民，她只是主张收容像叙利亚那样陷入绝境国家的难民。
一个即将被逐出德国的巴勒斯坦少女讲述了自己催人泪下的故事：
“我很想继续念书。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是上大学。眼下我虽然还在这里生活，可我无法想象我的未来，因为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迫离开德国。看我身边的人还能在这里享受幸福的生活，我心里非常难过。”
默克尔在“德国之声”电台与这个少女对话时说出了一句十分冷酷的话：“德国不可能收容所有的难民。”默克尔说过“政治是件十分不易的事情”，可年幼的少女怎么能理解如此深奥的言辞。来自中东和非洲的人为了在欧洲生存，做着谁都不愿意做的工作，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艰辛的生活。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劳动，虽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又是导致德国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很多欧洲人都认为，难民正在抢夺自己国家的就业岗位。欧盟的《欧洲经济展望报告》分析了从2015年开始的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对欧盟经济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此次难民潮有可能使欧盟整体2017年的GDP增加0.2% — 0.3%。
比人口增长更可怕的“人口减少之灾”
下面再看看经济与人口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在他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中讲了令人忧郁的经济故事。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的飞速发展，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正是人口。他认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粮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食粮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人类的贫困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后，生产率发生了马尔萨斯始料不及的变化，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人口是拉动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因素。人口成了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
生活条件的好转，大大提高了世界人口的增长率。然而，发达国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世界人口在增长，可发达国家却因低生育、高龄化问题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医学的发达使人类平均寿命大幅延长，而由此引发的高龄化现象又使全民养老金和医疗费用成为财政的巨大负担。赡养老人也成了负担。老龄化问题发展之快，使政府来不及采取相应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越是发达的国家，低生育问题越严重。马尔萨斯说“人口增长是上帝的诅咒”，可如今我们要面临比“上帝的诅咒”更可怕的“人口减少之灾”。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甚至因老龄化问题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生活在日本大城市横滨中心寿町小村的一位老者曾说过令人震惊的话，他自责地说，在低生育条件下活得太久也是一种罪过。
“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是65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已经成了社会的负担。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哪有钱养活我们这些老人？我们能活到这个程度也应该感谢政府。俗话说‘饿急眼了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如果子女抛弃我们，那我们只能故意去犯罪，自投监狱过日子。那里有人管饭，还叫我们锻炼身体。我们老年人中还真的有为此故意当小偷的人。”
日本老年人在经济上要比韩国老年人充裕得多，可老年人贫困化仍在持续之中。老年人被家庭和社会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老年人对将来持厌世态度。离开子女独自一人死亡的现象已不是个例，因犯罪而过着牢狱生活的老年人也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出狱5年的老年人故意犯罪只为重新回到监狱。日本一家研究所发出警告，30年后，日本1000多个村庄的育龄妇女将会消失，人口也因此减少4200万。依此推算，目前1亿3千万的日本人口将减少到8500万。也有人预测，到2040年,将有多半的日本地方自治团体因人口减少而消失。
那么，韩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因低生育率，韩国会不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已经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按目前的人口增长趋势推算，到2750年，韩国人口将变成“0”，大韩民国将不复存在。如果觉得这是危言耸听的话，可以比较一下小学六年级学生和五年级学生的人数。如果还不相信，可以看看吃着盒饭一门心思准备聘用考试的首尔大学毕业生的血泪奋斗现状。如果觉得这些事例过于极端，我可以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我们不妨做一个合理的假定，假定不久的将来，韩国也开始征收单身税，假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一再减少，假定领取全民养老金的年龄被延长，结果会怎么样呢？是的，财政状况恶化，大多数福祉政策被迫中断，城镇基础设施因资金短缺、年久失修而老化，城镇住房因无人居住而成为废墟。现实就是如此触目惊心。现在多数年轻人认为，不婚不育才是减少生活压力、享受自己人生的捷径。可没有婴儿啼哭声的社会该是多么凄凉的社会？如果这样的现象像全景图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祖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指出，人类最残酷的革命就是“人口减少革命”。关于“人口减少革命”，我们通过日本现代史可见一斑。彼得·德鲁克表示“日本社会因人口减少正走向极其艰难、不稳定的社会”，并呼吁世界防止“日本化”。低生育率、高龄化会加速位于人口中间层的中位年龄人口的老龄化。由于人人都不生育，中位年龄提升到50岁，那么，构成劳动人口的只有除去占人口一半的退休人员和儿童以外的人。中位年龄的提升直接导致劳动人口的减少。也有人曾建议用机器人代替劳动人口，但这也是脱离现实的想法。劳动人口减少意味着税收减少，而税收减少又意味着财政恶化、购买力下降、经济社会活力萎缩，这些最终都会导致国力的减弱。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西蒙·库兹涅茨站在马尔萨斯的对立面上研究了人口问题。库兹涅茨虽以提出GDP概念而著称，但学界更推崇的是“人口变动周期性地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库兹涅茨曲线”。读库兹涅茨的书不难看出，他的理论中渗透着通过人口增长和创新繁荣国家经济的“进步性气息”。他主张，在现代经济中，人口增长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兹涅茨认为人口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库兹涅茨还认为，只有当人口持续增长，人均生产年限至少持续30—40年时，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库兹涅茨的观点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时，人均GDP也要跟着增长，而且GDP增长速度必须要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生产技术的创新就是技术的进步，库兹涅茨重视的实际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认为人口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了，人均GDP也就增长了，国家也就越有实力抚养更多的人口。
有人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经济本身，而是来自人口的增长。根据这一主张，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提升因劳动人口减少而下滑的经济趋势似乎很难实现。看看日本和欧洲目前的情况，经济下滑的趋势似乎很难阻止。再看看韩国，由于人口断崖式地减少，学生数量锐减，很多学校合并，教师招聘规模也在显著缩小。人口减少，高中毕业人数也减少，众多大学的生源也自然会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用调整大学结构的方法解决生源短缺的问题吗？如果调整大学结构，那么多的大学教授该怎么处理，大学的新鲜血液又该如何补充呢？随着文明的发展，生产技术虽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可整个社会却因人口不足而开始变得不稳定。
过去我们曾经历过一对夫妇生养十多个孩子的生活，由于生育太多，有人甚至说那些夫妇愚昧。要知道，当时养孩子不仅不需要高额的费用，孩子长大后反而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资产。想一想遥远的将来过着孤独生活的下一代，没能营造一个浪漫的接受孩子带来的幸福感的社会，也许是我们这代人犯下的错误。我们无权埋怨那些人因成本问题而不想生养孩子的合理行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自私行为会使我们的社会变得黯淡。极度的自私和盲目的攀比思维使得低生育成为每个人的选择，但这是违背库兹涅茨信仰的一种恶魔般的诱惑。回想十多个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听着“卖荞麦凉粉啦”的叫卖声，呼呼地吹着热气，吃着烤红薯的那个年代，那些虽然并不富裕，但还是充满幸福感的岁月，令人怀念。
世界关注印度的原因
联合国预测，30年后，世界人口将由现在的77亿增加到97亿，即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20亿。联合国还预测，到了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到人口总数的16%，未满15岁的儿童只在北非、中东、亚洲发展中国家、北美等地有所增加，其他地方将会大大减少。联合国认为，未来20年全球范围内的年轻人数量将会持续减少，世界将面临因年轻人减少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购买力下降的双重灾难，这个预测不禁令人不寒而栗。据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40—65岁的人口将增加21%，这些人有可能成为主导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认为，谁要是拿下富裕国家的中老年阶层，谁就算拿下了整个消费市场。各大洲人口趋势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流入、育龄妇女数量以及生育率。未来，年轻人移民有可能大多流入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育龄妇女在北非、中东、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呈增加趋势，而在西欧、亚洲富国、东欧、中国等地方有可能趋于减少。
这里有一个全世界都特别关注的国家，那就是印度。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世界将目光转向印度。从不久前开始，印度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中国。在印度，虽然因经济、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生育率迅速下降，可整体人口数量仍在增加。据专家观测，增加的育龄妇女人数抵消了下降的生育率，从而使人口不断增加。2027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2030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将在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为此，最近世界主要企业也开始进军印度。苹果公司宣布在印度设立技术研发中心，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othy D. Cook）将印度市场视为未来10年苹果产品发展的重要市场。作为依据，他举出了人口红利。当高生育的农村经济转向低生育的城市经济时，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但是生育率下降初期，可以用较少的抚养费用培养出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从而达到储蓄率和经济指标持续增长的目的。这就是人口红利效果。
截至2021年，印度人口达到14亿，其中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平均年龄为29岁，这比中国平均年龄37岁要年轻得多。据预测，印度到了2025年老年人比重才达到7.2%，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不仅如此，由于印度与以出口为主导的中国不同，追求的是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因此面对国际市场变化，经济发展也会相对稳定。未来的印度内需市场将由1991年经济改革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来引领，他们与自己的父辈不同，将以高教育水平为基础，追求消费导向型生活。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监测报告：人口变化时期的发展目标》（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Development Goals in a Time of Demographic Change）中对全球老龄化趋势提出警告，建议发达国家积极收容移民或难民。因为到205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将增至14%。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预测，从低收入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移民人数将持续增加。他们认为，被收容的移民或难民也许会给停滞中的发达国家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也表示，从2024年开始，韩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同时推测，2060年韩国劳动力人口将短缺900万左右。为此，世界银行建议，在东亚相对发达的韩国和日本开放劳动力市场，吸纳年轻的海外移民。目前，韩国国内有人主张设立移民署，但也有人呼吁要严肃对待本国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和外国劳动者的犯罪问题，更有人主张纯粹血统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在效果上有一定的差异，这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美国的经济复苏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利率也有所回升，但日本的经济复苏却没有得到显著的效果，其中原因很多，而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人口问题。他认为日本的经济复苏政策不能不受到劳动适龄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限，而这就是日本通货紧缩的真相。可以说，现在的世界是人口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