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要辞职了
一周后，法务陆续打电话给乌兰布统的几家宾馆，告知牧民要解除协议。牧民们法律意识比较薄弱。一听对方不合作了，以为自己被骗走了钱，纷纷着急地在微信上联系姜小玲。姜小玲逐一解释，疲惫不堪。十天后，寻觅APP从iOS端下架，只剩下安卓市场和微信小程序还在勉强运营。半个月后，牧民们收到了来自寻觅的退款，姜小玲的微信这才安静了下来。只是，这期间，她没有收到来自巴图的一条信息、一通电话。
按理说，最该联系她的人就是巴图才对。姜小玲惴惴不安地盯着屏幕上巴图的微信头像。他的头像是他最喜欢的那匹小黑马。姜小玲点开小黑马，进入对话框。他们的上一条信息还停留在半个多月前——“安全到家了吗？”
姜小玲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望向窗外北京的辉煌灯火。城市如此迷人，又如此残酷。公司领导拍拍脑门子做的决策，就会让远在草原的那群牧民们失望不已。
或许他们之间真的心有灵犀。在姜小玲想着巴图时，巴图也在想着她。当他接到寻觅的法务打来的电话时，他还以为是对方搞错了。但等到81600块如数退还到账后，巴图才意识到，姜小玲在北京一定遇到困难了。他在等姜小玲对他的解释。他也分明知道这几天姜小玲没有掉线，她依旧在回复敖登的信息。只是，姜小玲就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一样，一直不肯面对巴图。
巴图牵着他的小黑马，坐在他曾与姜小玲看过日落的山坡上。巴图攥着手机，盯着姜小玲一直没有回复的那条消息。最终，他还是没能忍住，再一次给她发了信息。
“我收到退款了。”
巴图盯着两人的聊天框，上面一直在显示着“对方正在输入……”。可是，巴图等了足足有十分钟，姜小玲还是一句话没有回复他。
巴图叹了口气，把手机揣回了蒙古袍的口袋里。他跨上小黑马，就在他要骑着马回家时，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要辞职了。”姜小玲发来五个字。紧接着，她又发过来一串应当是事先编辑好的话：“既然你们都收到退款了，那我这儿的财法流程就算走完了。后续再有问题，可以咨询我的小组长。这是她的微信。”
一张微信名片被推了过来。
“我要别人的微信名片做什么？”巴图带着微微恼意地自言自语。
姜小玲又发来了一段文字：“春节期间给你们一家添麻烦了。希望腾格尔牧场以后经营红火。这是我的工作微信，离职后要删除掉的。请你务必提前加我组长的微信。再次向你道歉。”
删除？巴图着急了。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一个微信电话就打了过去。可对方拒接了。
“抱歉，我在开会。”姜小玲撒谎。她撒了很多谎。这个微信根本不是工作微信。她就是无法面对巴图了。她必须要把发生在寻觅的这段糟糕的工作记忆从大脑里消除掉。连带着，她自然也要消除掉她在乌兰布统的那段时光。姜小玲眼眶红红的，她伸出手指，将巴图从通讯录里删除掉了。
“你晚上十点多了开什么会？！”巴图气得骂出了声。当他不甘心地再次发送“请接我电话”的信息过去时，却发现信息气泡旁弹出了一个红色叹号。
微信提示：对方已开启朋友验证。
巴图怔住了。他下意识地想摸摸他从小戴到大的绿松石耳坠，却只摸到了自己空荡荡的耳垂。
姜小玲此刻比巴图更加绝望。她自责得喉头发紧，有些呼吸不上来。她已经决定离开寻觅了。这家公司让她失望了太多次。至于未来去哪里求职，姜小玲还没有想好。她很想给远在东北的妈妈打个电话。但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妈妈一定会劝她回老家，给她找个什么体制内的工作、再把她嫁掉。姜小玲暂时还没有被北京打败。她还不会轻易回去过那种她从小就讨厌的人生。
“你脸色不太好。”同样和姜小玲一起加班的小组长瞥了她一眼。
姜小玲刚想回答她，却觉得一阵心悸，身体发麻。
“姐，”姜小玲慌张地说，“我好像站不起来了。”
小组长从工位上快步走过来，她的第一反应是姜小玲中风了。
“你的手臂能抬起来吗？”
姜小玲试图回应，但她的手搭在办公桌上，就是动不了。姜小玲吓坏了。她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她吓得哭了出来。小组长已经迅速地拨通了急救电话，她扶着姜小玲的手臂，安慰道：“别怕，不要哭。”
这是姜小玲人生中第一次被救护车送进医院。诊断结果为“局部轻微脑梗”。
“二十几岁的脑梗病人还真不常见。”主治医师一边嘟囔着，一边带着她的几个学生上下检查着刚刚打完溶栓的姜小玲，“你最近身体有什么特殊变化么？”
小组长赶紧抢答：“我们公司工作压力比较大。小玲老喝咖啡、吃油炸食品。她入职半年来胖了好多。”
主治医师叹了口气，道：“年纪轻轻的，消停点儿吧。注意饮食要低油低脂。脑梗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在发病时身边有同事。等你再来一次，可就麻烦了。”
姜小玲羞愧地低下了头。医生们鱼贯而出，姜小玲扭头看向小组长。她正低着头编辑微信，为姜小玲向人事部门讨要工伤赔偿。窗外天都亮了，她陪着她熬了一整宿。入职以来，小组长一直对姜小玲很冷漠。但公司遇到问题后，姜小玲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无情的职场前辈，实际上一直在以她不理解的方式关照着她。
姜小玲的眼眶发烫，她哽咽地对小组长说：“姐，我不想干了。”
小组长似乎早就料到姜小玲会辞职似的，她点击屏幕的手指都没停。
“先等公司给你做完赔偿再辞职。先在医院住几天。”
“姐，”姜小玲哭了，“谢谢你。我知道你之前不让我去领导那儿报告什么新想法，都是为我好。我现在明白了。姐，我觉得我不适合职场。我没能力上班。”
小组长终于抬起了头，她从包里抽了张纸巾递给姜小玲。她静静地等待姜小玲哭完，对她说：“没人真正适合职场，也没人真心想来上班。要不是为了我那两个娃，我受这劳什子罪？”
姜小玲哭得愈发凶了。
“行啦！别哭啦！”小组长既不耐烦，又同情地说，“你还年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可以裸辞。正好身体也出了问题，不如休息一段时间。”
对，休息一段时间。姜小玲自我安慰。也许她太习惯学生时代的寒暑假了。职场的压力和996的工作节奏，让她的身体产生了排异反应。或许她休息一段时间就能重振旗鼓了。姜小玲脆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两周后，她出院了。公司怕她在社交媒体上到处乱说，把加班时脑梗的负面新闻散播出去，法务组和财务组很快联系了姜小玲，给她做了赔付，并要求她签署针对这次“意外”的保密协议。
赔付只有一万三千块，恰好是一名正式员工的年终奖金额。有的同事在小群里调侃：“好么，没想到是实习生拿到了年终奖！不如也让我被救护车接走算了。”
一天都不想再忍受下去的姜小玲，用最快的速度办理了离职手续。临走的那天，她再次回望她曾工作了半年的公司大楼。此时的她还没有想到，这将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