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清晨7点，阴风大作。皖南多丘陵，皖南人往往在山的高处建陵墓，安葬逝者，故而这边也将“出殡”说作“上山”。疫情期间，社区建议丧事从简，不宜聚众，故而我爸单位报上来的参与上山的名单不多。小田小刘说，有些人不走单位的名额，商量好了会自发过来，遗体告别后就走。
一条龙的神婆和那几个男人早早就来了。神婆见玄关的鱼缸被遮了起来，连连夸赞这种做法是合规矩的，但天亮了就不需要再遮了，于是把鱼缸上的毯子拿了下来。鱼儿见到亮光，四散开来，向神婆另一边游去。黑鱼浮在水面，似乎缺氧似的喘气，见到光亮后，甩了尾巴，向下沉去。
她将黑塑料袋里的臂章、白花都拿出来，平铺在客厅的茶几上，让我妈去提醒大家把白花和臂章戴一戴，公婆、子女、孙子辈的，都戴臂章，亲戚朋友都戴白花，都戴左边。
我妈轻声回应，并将一个黑色的带别针的臂章拿起，帮我别在左臂，自己则在左胸别了一朵白花。长辈今天都不来，就我一个人算子孙辈的。盼盼阿姨将剩余的白花分给了要一起跟车上山的人们。这一起跟车上山的人中，有个穿着红色毛呢大衣、画个大浓妆的女人，我本以为是那个沈雪沈姨妈，她毕竟长得没有什么辨识度，只能靠外形来认，问了我妈才知道，那是舅妈谷耀蕙家的大姐，跟我们住同一个小区，所以她替舅妈过来一趟。我轻声道这还能替的。我妈说舅妈要管儿子的事，来不了。我说她的穿着看起来不像来参加白事，倒像来吃喜酒的。我妈说她看到后心里也不自在，但人来了，也就算了。不过这些天，我和我妈已经遇过太多荒诞事，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人，已经有些麻木了。
出殡的时辰到了，一条龙的人抱着放哀乐的音响，我戴上口罩，端起遗像，走出家门，在队伍的最前面作“领队”。神婆按了电梯，但人太多了，队伍于是被切分，只能一波一波下去。我、我妈和大伯大妈一起先下。电梯中途被其他楼层的人按停了三次，我跟捧着花圈的一行人一路跟人抱歉，请求先行，烦他们等下一班电梯，然后重复按关门键。那三个楼层的人反应出奇地一致：电梯门一打开就立即惊恐地背过身，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场面。我很理解这种反应，我不禁在想，如果遇到别人抱着遗像坐电梯，我会不会跟他们的反应一样。关键是就要过年了。
下了电梯后，神婆将音响搁在灵车顶上。晨雾尚未散尽，哀乐便刺破了小区的岑寂。我捧着我爸的遗像，按规定坐在头车的副驾座上，心里对小区的邻居们说了无数声抱歉。
灵车缓缓驶出，带领着其他人的私家车，沿着既定的路线蜿蜒前行。这条路要经过我爸生前所有重要地方。当车行至那段熟悉的河堤时，我忽然直起背脊，小心翼翼地调整遗像的角度，让照片中的爸爸恰好能“望”向窗外。阳光透过玻璃，在相框上投下一道晃动的光痕，仿佛我爸正在打量这片他曾巡视的河道。我想，如果我爸的灵魂真能附着在这遗像上，那就要争分夺秒让爸爸看全、看遍，于是我捧着遗像往另一头的车窗方向转。这个动作似乎把驾驶员吓到了，他突然骂了一句“我操”。灵车微微颠簸了一下。我没有解释，只沉默地收回手臂，将相框重新抱在怀里。
殡仪馆的位置在一个山坡上，那里有一片巨大的墓园。有个建筑上面有几根烟囱，烟囱上空冒着青烟。我捧着遗像下车，我妈和后面我爸单位派出的车也都停好了，跟神婆一起，往我身边走。神婆的目光在着我妈和我之间跳跃，问谁去认人。我问什么是“认人”，神婆说，就是派一个人去太平间确认遗体——认哪具尸体是我爸，别到时候尸体拉出来，大家走到他面前做遗体告别时，发现人不对，那不是白白费了眼泪。
我妈想也没想，眼神没看神婆，也没看我，总之是看向别的地方，对我说，你去吧。
我爸单位的王然也来了，他非常客气地扶过我的胳膊，说他一起去。
王然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他比我清楚流程。神婆带两人穿过追悼厅，到一个黑黢黢的类似于大仓库的地方，那就是火葬场。我一跨进去，直接看到一排整齐高大的火炉，我明白，那就是烧尸体用的。有的火炉在工作，有的是空的。正在工作的，会从烟囱排出烟气来，也就是远远看到的天上那些烟。我谨慎地吸了吸鼻子，倒是没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王然搀着我走到火炉边，我正盯着那巨大的火炉出神，工作人员走过来把一个板子和笔递给我，让我签字。我不知道这会儿要签什么字，也没看表头，要签字就签字，无非是写下我的名字。 签完后，我趁机瞟了眼这火炉背面，也就是把人送进去的那个口子，里面黑乎乎的，烧糊了一样。
这时候王然搀扶的手用了些力气，他轻轻说别怕，你抓紧我胳膊。
看来凭他的经验，这里会是一个可能摔跤或晕厥的地方。
我平静地说，没事，我不怕。这听起来应该属于大逆不道的话了吧？但在那种情形下，我更乐意王然相信我已经怕傻了，在说胡话。我想，我爸要真还没死，在这火炉里烧上几个小时，也很疼的，我爸那样怕疼，在医院的时候疼得翻来覆去地喊叫，过五分钟就要打麻药，像这样被密封起来烧，是怎样绝顶的痛苦和绝望啊。我突然希望他能起来，这样就不用被推进去烧了。
王然让我走慢些，他跟我并肩来到隔壁的太平间。
一墙都是带着标签的冷柜，看着像去浴场洗澡用来储存物品的柜子，只不过是银色金属的质地罢了。我爸被被工作人员从太平柜里拉出来的时候，身上冒着冷气。他穿的衣服，就是那天我妈在医院帮他换的干净的那身。
我第一次见这种场面——第一次见我爸被从冷柜里拉出来。在我的设想里，我爸的脸会被冻成青紫色。我见过鲜肉在冰箱里冻个几天，也就变成绀色的了，但没有，我爸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眼睛微微闭着，只是睫毛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我看到那霜，又在想，冬天连一片雪落到眼睛上自己都冻得一激灵，那我爸会不会更觉得冷？这么冷的冰柜，就算他还活着，这样冷冻几天也该冻死了吧？所以，我开始祈祷我爸确实是在医院被诊断死亡时，就真的死了的，而不是像大伯说的“好像还有气息”。我希望在他身上盖床棉被，就像往日看我爸在躺椅里睡熟，我总要找来一床毯子给他盖上那样。可以盖吗？别人盖了吗？我的目光向旁边已被推出的、放在金属推车上的遗体望去，他们看起来都已经七老八十了，花白的头发，比我爸看着老多了。他们的身上都盖上了厚厚的棉被，被面绣牡丹绣龙凤绣祝福，还有绣上“寿比南山”的。
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他？”
我回过神，转过眼又看向我爸的脸，说：“是我爸爸，是我爸爸。”
我说了两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两遍。
“在这里签字。”
工作人员他递过来一个板子，板子上夹着一张打印了表格的条子。我签了名字。二月天气很冷，我的手指冻得僵直。我平常一般用草书连写，但奇怪的是，今天写的所有笔画都是断开的，好像连不上似的。
这时候，身旁的王然又对我说：“我扶着你，没事。”
我清楚，我没有恐惧。我用不着害怕自己的爸爸。他活着的时候我不怕他，何况他死了，话也没法说，动也没法动了。
王然扶好我，我猜王然是怕我像影视剧里表演的那样，痛哭流涕，或者干脆晕过去。现场真的有人这样做，我看在眼里。他们哭得悲怆、恼人、撕心裂肺。在陌生境遇中，人们常如舞台上的即兴演员，大脑库存中影视角色此刻的做法，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他们笨拙地模仿着记忆中的角色，将虚构的情感披挂在真实的慌乱之上，在自我与表演的夹缝中，完成一场仓皇的自我救赎。我认为这很蠢。
如果我大哭，或者晕过去，我爸能活过来，我倒非常愿意这样做一次。但他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