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7日，离农历新年还有5天。凌晨五六点，皖南的天黑得像一口倒置的深井，街道偶荡来几声家犬嚎吠，声浪锐利地划破沉凝的空气，冲入重重高楼的间隙，又拽着悠长的尾巴远逝。这是疫情的第二个年头，小区群里昨天还在通知，说提倡微信拜年、减少聚集。
市区二环内，一片被拆除的红砖民房只剩残垣断壁。这场拆除工程始于三四年前，疫情开始后就一直搁置。挖掘机静卧瓦砾间，废弃的红皮沙发四脚朝天。废墟对面，左家坝小区四幢一单元边户，灯亮着，门却大敞着。那是我们家。
寒风像探路的鬼魂，呼出呜咽的怪声，从门前狭长的走廊毫无顾忌地灌进客厅。玄关台面上那座方形景观鱼缸中，几尾金鱼受惊般四散游逃。透着鱼缸玻璃往后望，餐厅靠窗的方台，供起了简陋的遗像。
我爸的照片斜倚在窗台边上，表情平和。他叫高建朋，市河道局干部，昨日凌晨病逝。屋内只剩我和我妈。我俩都穿着厚重的暗色棉服，坐在沙发上，一句话都没有。
电梯口忽然传来一阵沉重脚步声。鱼缸里的金鱼再度翻腾。三位丧葬服务的工作人员走入，他们都戴着口罩，为首的老妪头戴棕色毛线帽，左手拎了个几个灰色的礼盒，右手拎一个大黑塑料袋，里面露出黄纸和锡纸做的金银元宝。后面跟着三个男人，个个抱着一人高的花篮和收成伞状的花圈。年节将近，他们却从头到脚都穿素黑，便看起来十分专业。
“是我打的电话，昨天凌晨，我老公在医院去世了。”我妈不安地将双手合在一起搓揉，红肿着双眼，走到一条龙为首的女人面前询问后面要怎么做。
为首的老妪佝偻着脊背，将手中物事搁在玄关的阴影里。她抬手摘下毛线帽，拉下口罩，玄关的穿堂风吹过她的麻花辫尾，那些打着卷的灰发在阴影里扭动起来，夹杂的银丝在客厅的灯光下显得扎眼。她脸上的沟壑实在惊人，蜡黄的皮肤紧绷在高耸的颧骨上，活像蒙了层陈年羊皮纸的骷髅，两个眼窝里嵌着斗大的混浊珠子，仿佛沾满灰尘的玻璃球。最骇人的是那深陷的嘴，两片薄唇抿成青紫色的线，叫人惧惮下一秒这具干瘪躯壳里，就要传出民间神婆招魂时念的诡秘咒语。
老妪的确是个神婆。根据她的自我介绍，她负责讲解整场丧事的规矩，让逝者安息，生人不留遗憾。这种通晓人间和冥界规矩的人，自然就是神婆。
“你家不在外头摆灵堂哈？”
神婆瞪着眼睛，灰色的眼珠就像随时要弹出来。或许她没有瞪眼，只是她睁着眼看谁都像怒气冲冲似的。
我妈点头确认，说疫情不方便，就家里摆遗像，天亮后人会来家里上香。我们这是老小区，老人居住得多，我爸生前跟我一起在小区散步时，常见单元楼下摆灵堂，这灵堂一摆，意味着凌晨五六点就要炸爆竹、奏哀乐，意味着四方邻里那时候都得知道。我爸看灵堂的眼神很厌恶，甚至会刻意回避。他当场就立下了遗愿：如果有哪天他死了，不用给他摆灵堂，一切从简。但现实的问题是，我爸毕竟是单位干部，总得让他的老同事有个吊唁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在家中摆了遗像。说到底，这也算个家里的小型灵堂了，花篮之类的丧葬用品自然全部要摆在家里。
神婆打开手中的黑色塑料袋给我妈看过后，又指了指其余同事，他们正在搬运花篮，说元宝、花篮、黄纸、线香他们都带来了，还有毛巾套装，一共七个花篮，额外送两个花圈，条子上落款写了我和我妈的名字。我妈挨个看了花篮和花圈上贴着的白联。有“女儿高松龄敬挽”一联、“妻子聂芳泣挽”一联、“兄嫂高建成杨慧全家泣挽”一联、“父高茂母万素荣痛挽”一联、“岳父聂卫军全家痛挽”一联、“岳母邓桂萍全家痛挽”一联、“外甥女何琤全家敬挽”一联。
“帮我弟媳妇一家添一个花篮吧。”我妈对那神婆说。
“添几个？”
“一个。”
“添一个就是八个花篮，双数就不对了，添两个吧，”神婆说，“你弟媳妇有没有小孩？”
“有。”
“有小孩，那就再单独出一个花篮蛮（嘛），写‘敬挽叔父’。”
“他家儿子太小了。”我妈皱了皱眉毛，心里想到了一些事。
“孩子小没关系的，主要是凑单数。”神婆说。
我妈思考了片刻。
“这样吧，你添一个‘钱春梅’的花篮，我弟弟聂刚一家送一个花篮就行。”
“钱春梅是谁？”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就是盼盼阿姨。”我妈回应说。
我认得这个阿姨，她网名叫“盼盼”，来过家里，比我妈岁数小一些，四十多。她和我妈在一个本地公益组织结识，到现在十多年了，一直很要好。可我仍觉得奇怪。盼盼阿姨作为外人，她的名字要是出现在一众亲戚出的花篮中，会显得格格不入。
我问为什么不让表弟单独出一个花篮？我妈把我拉到了一边，轻声说舅妈闹离婚的事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家就嫑出两个花篮了。我没觉出这话里的意思，出不出的不都是我妈做主，一条龙照办，又不是让他家真花钱买一个送来，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出花篮这回事。花篮都写亲戚的名字，总比插进来一个外人名字要妥帖。我突然问舅舅和舅妈来吗？我妈叹了口气，说不知道，反正都发信息了，让我去把遗像摆正，过会就有人要来了。我也识趣地走向餐厅摆遗像的位置。
我爸的遗像就摆在餐厅窗前的台子上。相框非常简陋，没有立脚，确切地说，遗像是抵靠在窗台上的。这个位置，是我特意为我爸选的。因为这让我想起我爸生前在家撑着窗台、壮着胆往下看的样子。我爸恐高，但他每天都要撑着窗台往下看，就像有某种奇怪的瘾。我妈说，他好像不会游泳的人老爱往水里跳。
遗像前摆了上香用的小香炉。那是我爸几年前在西藏旅游时买的，一直放在家里的客厅茶几上，我爸用它来盛放点燃的香薰，现在要用来向他敬香。
遗像前，放了三个平时盛菜用的瓷盘，从左到右分别装着苹果、葡萄、香蕉，这些水果都是我爸生前爱吃的，尤其是正中间那一提新鲜的云南阳光玫瑰葡萄，那是我妈特意去超市买回来的。两天前在医院，他突然吵着要吃葡萄。
遗像正前方的地砖上，摆了一个不锈钢盆，现在拿来作烧黄纸的火盆了。我觉得这太潦草了，至少得是个瓷盆或者炭盆，这个不锈钢盆是我妈用来洗菜择菜的，前几天自己还用它装过淘米水。一条龙中有个男人正在往里放黄纸，用打火机烧了很久都没办法烧着，于是他从耳朵后面摸出一根香烟，用打火机点燃香烟，吸了几口，用烟头上的火星子去烧纸，这下才完全点燃。火盆里冒出烟，呛得我咳了几下，要去开窗，一条龙的男人制止了我，说外面风大，要把火吹熄了。我因烟味呛咳着，用手在鼻前扇风。说实话，我都想戴上口罩了。一条龙的人见状，自觉地往家门口去抽烟了。
我爸生前是抽烟的，而且嗜烟如命，一天要抽二三十根，常在家抽，这让我患上了慢性咽炎，经常咳嗽。三年前，我爸突发奇想，不知怎的突然戒了烟，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戒烟折磨后，命运戏弄般地让他在市中心医院检查出肺部癌变。
我不再咳嗽。看盆里的火烧得正旺，蹲了下来，直直地盯着那些因烧焦而缓缓卷起的纸页。它们一层一层摞着，呈现出非常规整的秩序感，边缘虽已像岩石那样炭黑，紧挨着黑边却又迸发出亮红刺眼的火光，直到火光从一边蔓延到黄纸的另一边，黑边也逐渐爬满整张黄纸，这一摞黄纸也就变成焦灰。这种纸钱，以前我爸在清明节带我去农村上祖坟时也烧过，如果在户外烧的话，最后碎屑会随风旋转起来，这种情景我小时候就看得入神，我爸说那是祖宗喜欢我，把我烧去的钱拿走了。
我扭头冲客厅喊了我妈一声，问袋子里的金银元宝能烧吗，我妈瞥了眼黑塑料袋，又看看门口的方向，说等一会有人来了再烧元宝。
这时候，刚刚那个出门抽烟的一条龙的男人不知道何时进门了，他手上多了一根枯树枝，并将其递给我。我接过，像往常跟着我妈在中元节烧纸一样，用树枝捣了捣那盆焦灰，果然，几片还没有充分燃烧的零碎纸片被挤压出来，它们质量很轻，就像要逃逸一般，在地上旋了几圈，我将它们纷纷驱赶到火光浓重的地方。
八点多钟，天已经亮了。我看到外面的天是暗灰色的，想到前两天还出了大太阳，我还去医院住院部给爸妈送了饭。这时候，一众人来了，是我妈的朋友们，他们来帮忙。我妈昨日发消息，他们这下就都带了花篮或花圈来，往客餐厅靠墙摆上了。我见过他们来家里做客，一晃许多年了，认人的时候生了些。
盼盼阿姨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她放好花篮，就三步并两步向我妈走去，双臂张开，将她抱到怀里。我妈本来只是木木然地站着，一被抱住，喉咙里突然溢出一声呜咽，就像长久压抑的堤坝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起初只是低低的抽泣，肩膀微微耸动，泪水无声地滚落。可紧接着，那呜咽声越来越沉，越来越重，最后好似这几天的全部压力和情绪，都化作撕心裂肺的嚎啕。几个朋友都围了过来，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背上，沉默不语。
我也想上前去抱我妈，可她已被围住，我过不去，就只能在不远处看着。上一次见她这样不能自抑的哭，是昨天在医院，殡仪馆的人带走我爸的时候。我转身，往火盆里丢入一沓黄纸，“啪嗒”一声响，最靠近火源的纸刚沾着火舌，便一下卷了金边，紧接着整张纸都跟着哆嗦起来，活像被烫到的老鼠。可转眼就被火舌按下去，化作一缕黑烟。
神婆见了，连忙过来，急得直摆手，说：
“你这一下子放太多，火要断的！”
我左顾右盼找打火机，放哪儿了，根本找不到。一条龙的男人见那火快被纸压灭了，连忙过来，用随身的火柴沿着纸边点燃。这个过程花了段时间。
一名男客听到声音，也忙赶过来，看到盆子里一叠黄纸，问：
“全放进去啦？火不能断的吧？”男客正在上衣和裤装口袋里摸打火机，要帮着一条龙的男人一起点火盆。
我看了看我妈的方向，她的脑袋还埋在盼盼肩窝里，身子一抽一抽的，像风里打摆子的枯叶。不规律的哭声弥漫着，一会儿“啊——”地拖长声，一会儿又“呃、呃”地打嗝似的哽咽，嘴里翻来覆去“命苦”“家里没人啦”几个词，字字都带血丝，听得人心里颤得不舒服。盼盼阿姨那张平日里总是带笑的圆脸，这时候也皱成了晒蔫的苦瓜。泪在她脸上冲出两道亮晶晶的沟，下巴颏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擦的泪珠子。她一边拍着我妈的背，一边自己也在“吸溜吸溜”地抽鼻子，时不时用袖口抹把脸。
直到那盆火“噼啪”爆了个火星子，屋里的哭声才逐渐停息。我妈的朋友们撤掉了围在餐桌边的餐椅，又跑去各个房间将余的椅子、凳子统统搬出来，就连我卧室床边那个旋转椅都被拖出来了。他们合力把分散在各个房间的八九张椅子和凳子都搬来客餐厅，背靠着墙两边的花篮，面对面地放下，说客人们来家里，得坐会才走的。我很疑惑，客餐厅俨然摆成了沙龙聚会的模样，难道来吊唁的人不是上完香就走，还要坐下一起呱淡（聊天）吗？
早上九点钟，对街十多层写字楼的霓虹灯牌亮了起来，开始滚圈播放招商广告。来吊唁的人们陆陆续续从门口踏入，我大伯高建成和大妈杨慧分别提着两个花篮来了。杨慧说这个点，花篮不好买到，跑了附近几家花店，都还没开门。两个花篮，一个代表他们家远在美国赶不回来的我堂姐高松复，一个则代表杨慧那因高龄不能来到现场的杨老爷子。杨慧将手中的花篮放在门口，示意我大伯去摆放，就急匆匆进门去看我妈。我大伯见门口和家里都已经堆满了花篮，就把手中的花篮堆在了走廊墙边，放下东西后，主动站到家门口，点头弯腰地跟来客握手。我爸的同事和朋友他不认识几个，但他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我妈问杨慧：“大嫂，你从上海请假回来的？”
“学校放寒假了。”杨慧说。
“杨公知道了？”我妈看了看花篮上的字。
“一早上告诉我爸了，”杨慧的表情很不好，“他很痛心，没胃口吃早饭。”
“你爸都快一百岁的人了……”我妈的眼泪一下又出来。
杨慧扶住我妈，劝了几句，又问：“你爸爸妈妈呢？知道了吗？”
“他们知道了，只是他俩不方便一起过来，我就让他们都别来了。上过山之后再说吧，”我妈低声道：“爸妈都还不知道吧？”
杨慧摇了摇头。
我妈这时候口中的“爸妈”，说的是她公婆，也就是我的爷奶。截至目前，家里还没人告诉他们小儿子去世的消息。拿定主意隐瞒死讯的人是他们的长子——我大伯，他认为这个消息应该年后再说，避免他爸妈接受不了出什么意外，这样年也过不好。一家人都没多说什么，目前也都没违背他的意思，私自向老人透露这则噩耗。
“不让爷爷奶奶知道，这样做好吗？”我疑惑地看向杨慧和我妈。
杨慧接过话，她的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讽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将目光投向门口站着的大伯。他正在招呼往来的宾客，我爸的熟人，如果有他认识的，他就冲他们咧开嘴笑一笑。他的嘴部动作牵扯了眼周的神经，双颊的褶皱因笑容加深，面相显得非常别扭。我知道，那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礼节性的笑，在灵堂这种地方，露出这种笑容是怪了点，但那是他的处事方式。我小时候见过大伯露出这种笑容，是在跟其他厂商在酒桌上谈生意时的标准面相，其他厂商也都回以这样的面相。我想，即便我爸跟他是兄弟俩，也有大不同。我爸面对局里同事的笑，往往只是微微牵动嘴角，嘴里应答着，不会像大伯那样生扯出一个明显咧嘴的表情。这种诡异的表情，我倒也见过——我爸生前怒不可遏地咒骂我时，就是这样凶神恶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