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爸被查出肺癌时，他本人倒并不惊慌，反而认命般地表现得非常无所谓。他说他早料到一天几包烟的下场，差不离就这样。纵使知道抽烟酗酒、熬夜打牌不对，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会这样做。当时家里人忙成一团，我无数次祈祷这一切都是幻觉。毕竟发生在影视剧里的桥段，怎么这么轻易地就发生在我至亲的身上？我感到不真实。一边，大伯那边托关系花钱，送我爸去上海的肿瘤医院做化疗、买靶向药，一边，我爸还在应朋友的约，半夜出去喝酒打牌。他不告诉我妈他跟谁喝、去哪喝，于是我妈就骑着电瓶车，去街边一家一家酒馆找他，再半夜怏怏回到家，戴起老花镜，从衣柜抽屉里取出那摞厚厚的保险文件细细翻看。那时，我起夜，见我妈卧室还亮着灯，问她怎么还不睡，她坐在窗台上，双眼迷蒙地翻看着保险文件上的条文，祈祷能有奇迹降临，能让她找到哪怕一条，能够适用于我爸目前的情况。那文件是我妈给我买的医疗保险，自然是跟我爸产生不了一丝一毫关系的。几年前我妈想给我爸买，但我爸嫌保险是诈骗，拒绝在被保人栏签字。我妈抚摸着文件末尾我的签名，说她多希望这文件上的名字变成高建朋。
我抓着手机，想打电话发短信给那群常跟父亲喝酒的叔叔伯伯——我知道那些人是谁，我照着我爸的通讯录，存过他们的电话号码。我希望他们放过我爸，他们那些叔叔伯伯可能不知道，化疗吃药期间是不能喝酒的。但我放下了手机。我意识到，我爸分明可以拒绝的，除非不愿意拒绝。从那时候，我就认识到，人各有命，做子女的只需要完成劝诫的责任，如果家长听不进、拗不过，下场与自己也没关系了。
我转而问我爸还有什么遗憾。
我爸曾说过，他上半辈子一直潇洒快活，没有遗憾。现在快死了，要赶快跟我妈生一个儿子，要不然高家就真的绝后喽。他说这话时，可能是在逗我，但我没觉得有趣。没给高家生儿子，是他的一个心结。可我不禁较真地去想，一个得了癌的爸爸高建朋、躲在家不出席儿子葬礼的爷爷高茂、气急败坏当众大骂弟弟遗孀的大伯高建成——高家的种是有多么好吗？有什么必要延续下去？
关于这点，我回应过她爸。我说，他现在全身都是癌细胞，生不出健康的孩子，反而害了我妈。我妈已经五十了，生了孩子也看不到他长大，以后也得靠我去拉扯。
我爸当时没想到女儿是这样的态度，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说：“你怎么这么自私？他是你弟弟，他不能靠你吗？你和你妈，不也一直靠我？”
我并没有打算让着这个病人，我回嘴道：“我有奖学金，我妈有营生，靠你什么了？”
“我供你吃穿上学！”他愤怒道：“这么些年，你切（吃）饭，你上学花的钱，不是我给的是谁给的？你连命都是我给的！没我你什么都不是！你拿奖学金就是有本事？你有本事怎么考不上复旦？就不要在这里人五人六（装腔作势）的，滚到外面洋货（得意）去！”
我高考没考上复旦，是我爸的另一个心结。这源于，我四五岁时，有个记不清的远房表姐跟我开玩笑，问我以后想考什么大学。我问她有什么大学，她说有北大、清华、复旦。在我的全世界只有这三所大学的前提下，我谨慎地询问“哪所大学好考一些？”，表姐说“相比还是复旦好考”，于是我便顺应人心地说出“我要考复旦”这个宏愿。如果将我求学时期的目标具象成一根火刑柱，自那日起，这个宏愿就被我全家人钉死在那根火刑柱上，而我爸爸，则站在火刑柱边，手持皮鞭凝视着我，我一刻都不敢不努力。直到高考分数出来，我的分数与复旦的录取分数相距甚远。我爸非常失望，他说他一直跟同事吹牛讲我要上复旦的，可他从此就失去了在同事面前夸耀女儿的谈资，没法再制造“我没管过她，但她就是能考得这么好”的落差感。他也清楚自己一直在吹牛，只是尝惯了吹牛带来的甜头，像上了瘾一样，再也舍不得丢掉这份虚幻的满足，干脆就不管现实如何了。尽管我的分数已经有不错的大学能上，但我爸用支持的口吻要求我复读一年，第二年就一定能考复旦。可我不认为复读能取得更优的结果，这像在赌博，可能到头来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于是，在我妈的肯定和鼓励下，我背着我爸，填报了偏远地区的重点大学。我爸无法忍受我不采纳他的建议，认定我妈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提出要跟他分居，年限到了就自然离婚。随后，我爸就一意孤行地搬了出去，不再接我妈的一个电话，不再回复她的任何消息。那段时间，我以我爸太不讲道理且成年人不会走丢为由，决意不搭理他，我妈原以为他出门集团就会回来，但几天后发现他是来真的，就只能独自去寻找我爸的踪迹了。她问了跟我爸关系好的朋友，都没问出他在外的居所。我妈心情低落，惶惶不可终日。两周后，她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大伯，让大伯帮忙找我爸。大伯特意从上海赶回来，联系了我爸，找他谈话。没多久，我爷爷奶奶知道了这件事，一方面责令我妈“赶快出门去找啊”，另一方面纷纷打电话给我爸要求他“立即回归家庭”。我奶奶后来告诉我，大伯跟我爸的谈话中提到，我爸也是快五十的人了，离了婚，是再也找不到跟我妈一样的女人了的。
我爸最终回归家庭，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伯找我爸聊过之后，跟我妈说，他很快就会回家，但他仍然不接电话、不回消息。我妈非常难过，我看在眼里，非常揪心。那时候我没有手机，只能借用我妈的手机。我给我爸发了一段措辞过分客套的短信：
“高先生，我是高松龄。您已经一个月不回家了，虽然我们帮忙瞒着爷爷奶奶，但这个家要散了，全家人心里都不好受。您不住家里，自己出去租房子住，我和妈妈心里很痛苦。暑假一过，我就要走了，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能等到您回家。如果您执意不回家，我往后也不再承认您是我父亲。我们永别吧。高松龄。”
没过多久，我爸就回短信了，他问我怎么能这样跟他讲话。我趁机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带着哭腔问：
“你真的不是因为有外遇了才搬出去的吗？”
我心底有种感觉。我很难相信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会因为孩子不按自己的意愿填报志愿这个单一的理由，选择搬出去住。我猜测一定还有其他由头，只是他不能说出口。
我爸愣了下，似乎并没想到我会问他这样荒唐的问题，他严肃地说：
“高松龄，我可以对天发誓，你爸爸我绝不是这样的人。”
他发来一个地址，像是某个小区，让我过去找他。我问我妈要不要一起去，她说我爸不会见她的，让我自己去吧。于是，在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我顶着正午的烈阳，乘坐公交车去到与我家相隔六七公里的博物馆——那正是我做暑期实习的单位。我爸在那边的车站等我。他带我去了博物馆附近一个老小区。他租了一个单身公寓的单人房，也就三四十个平方，一进门就是床，设施老旧但齐全。我很难想象一个单位的干部，放着好好的家不回，要一个月额外付一两千，住这么个破地方。我看了一圈，一双拖鞋，一副碗筷，一把牙刷，确实是他一个人住。我问我爸，你吃饭怎么办？他说他自己会煮饭，指了指床对面的灶台，那上面放了一个他新买的电饭煲。我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些杂粮饭。灶台上还放着腐乳瓶和他从单位食堂买来的馒头包子之类。我问我爸，你洗衣服怎么办？他往门的方向跨了一步，指了指厕所的洗衣机。我问要是停电了呢？他说停电了就不回来了，直接住酒店。他倒考虑得挺周全。我问我爸这一个月来，还有没有发过病。我口中的“病”，其实是一种急性的胸闷气短的症状，我爸有这个症状已经持续了半年。他常突然感到胸口被什么堵住，一口气上不来，心脏狂跳、眼前漆黑、头脑发晕，往后平躺才能缓解。之后清醒过来，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最严重的一次，是开车送我去补习班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只感到车突然不受控制地失去方向迅速漂移了一下，好在刹车及时，否则就要撞上右手边的石墙。我吓得看向我爸，只见他的眉头皱起，立刻打了双闪，开始大口喘气，虚弱地说“不行，开始了”，随后，他闭上眼睛，艰难地呼吸，已经没办法再说话或动方向盘。我看向窗外，好在车都离得远，且数量不多，可我不敢在马路上下车，只能先把我爸的安全带解开，再把他的座位往后放倒，让他能够躺着。大约七八分钟后，我爸才缓了过来。也因为这次，他怀疑这是某种心脏病，向单位请了假，去上海做了心脏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面，他也陆陆续续参加了多次检查，都没发现任何问题。他爱熬夜，觉得或许就是累着了。
我爸坐在他说这一个月来，他好吃好睡，一个人过好得不得了，没发过病。我说这种不定期发病的，还是在家稳妥点。他问我要不要吃东西？我摇了摇头。他又问我要不要睡觉？我又摇摇头。他说我以后在博物馆实习，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来他家睡一下。我说我只有一个家，我只会在家里睡觉。他不说话。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说不急。我说我急，现在全家都知道他一个人出去住了，我又快去上大学了，这件事情必须在我走之前解决。他坐在床沿，想了想，说会收拾收拾，下周回家。
回家之后，他看到我妈还是不服气，象征性地吵了几架，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旧账，围绕着“不拿我的建议当回事”这个主题，听多了也是无趣。说是吵架，其实就是他发泄怒火，我妈苦苦申辩。我妈的总结陈词是“我还是爱你的，希望跟你过下去”。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由于性格和思维的缺陷，对我妈并没多好，我妈只因她本就出生于一个破碎的家庭，故而不希望这种离异的诅咒发生在自己身上，才隐忍退让，与我爸维系着夫妻表面的和平。我爸妈的性格是十分不相配的，或许分开更好，但这样的话，我就得像我妈一样，逢年过节往两家跑，还得硬着头皮见两边陌生的亲属。这样想的话，我还是希望我只有一对爸妈。
我问过妈妈，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让爸爸一个人住外面，或者他俩真的离婚了，会怎么样？
“所以你爸爸还是运气好，没跟我离婚，”我妈看着我爸的遗像，摇摇头，“否则他一个人，就可怜喽。”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因为老婆孩子没听自己的，就耍脾气离家出走一个多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荒唐。后来我了解到，人得了癌症后，性格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变化，因为肿瘤引发的自身免疫反应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人格改变、抑郁或躁狂。现在回想起我爸当年那些诡异思维和行为，以及那难已查明的胸闷症状，我推算，从那时候起，癌症已经悄无声息地找上他了。早期的症状难以界定，家里也没人往那个方向去想，他也错失了治愈的窗口期。
我高中的时候，我爸还有力气跟我发火吵架。后面我大学寒暑假回家，他发现他的脑子已经转不过弯、吵不赢我时，就开始动手，只为不让他身为一家之主的威权落地，或在结果上占上风。最后他的结论往往要强行落在“我比你更懂互联网”或“我比你更了解美国”，即便他只看报纸，也没出过国。每次矛盾爆发后，我跟他都会陷入一段“冷战期”，互相不说话，谁也不低头。我妈每见这种情形，都偷偷劝我，让我向我爸低头认错，毕竟我爸是病人，要多让着他。
可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让着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无论我妈怎样劝解，我都不愿意去找我爸认错。我没错。我一直这样想，就一直没跟我爸道过歉。
2019年10月国庆节，那时我大四，刚开学一个月，就获得了著名院校的录取通知。那时候，我爸被查出癌症晚期一年。当我爸知道这个好消息时，满脸严肃地盯着一旁的空气，郑重其事地说“我很高兴，是真的，很高兴”，突然，他眼睛瞪得很大，身体前倾就向前面栽下去，身体也滑落到地板上，开始抽搐，嘴里的涎水流出。我妈吓得赶紧跑去扳他的肩膀，用带着哭腔的语调不断询问他怎么了。
我对妈妈说：“你别晃他，别晃他！”
我脑海中浮现的词是“中风”，我立刻去查中风应该怎么应对。我按照教程取来枕头，把我爸头垫高，把头扳到偏向一侧，如果嘴里有东西好让它流出来，之后立刻拨了120。整个过程不出半分钟。我安慰我妈，我说别怕，救护车一会儿就来了，我让我妈注意我爸的情况，我妈跪在我爸身边，安抚他的手臂，这时候的她不再惊慌失措，确切地说，自从我不让她摇晃我爸后，她就手足无措了。我站在不远的地方，就那样看着我爸在原地痛苦地抽搐，什么也做不了。我于是跑去趴在窗台往下看，中途又打了个电话催他们快点，他们说已经到了，但小区不好停车。于是，我眼睁睁在窗台上看他们就那样反复倒车、侧停，花了宝贵的5分钟。三个人，再慢悠悠地下车，慢悠悠地取出担架，慢悠悠地走进单元楼的门厅，消失在我的视野。我跑去开门，不一会儿他们三个走来了，我说快点，快点啊。
后来我们知道，我爸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子里去形成了新的肿瘤，神经受压迫，诱发了癫痫。医生说，这属于脑部肿瘤的并发症，只要肿瘤还在，就可能一直诱发癫痫。我大伯从上海赶回来看我爸时，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我站着。在这个节骨眼，他竟然还知道我被保送了研究生，也说“我很高兴，是真的，很高兴”。但他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很沉重，并没有欣喜之色。我说你这话跟我爸说得一样。他说是吗？但是真的高兴。他没看我，也没看我爸。我不知道他在看向哪里，总之是空气。只有我妈很高兴，她看着我，眼里闪着光。
去年春天，我爸从上海医院化疗结束后回家，找了个由头，拄着拐一步一步挪来到她房间。我远远就听见了声音，并没有出去扶他。门没关，他站在我卧室外，往里探头。我的电脑屏幕亮着，我在写论文。
“你生日，我找家店，给你刻个章。刻‘高松龄印’，或者你选，刻什么字。”
“我不要章。”
“搞文字工作的，章有纪念意义。”
“我不需要纪念。”
“随便你。”
他缩回脑袋，拄着拐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妈从厨房炖好粥来到我房间，皱着眉拽了拽我的衣袖，让我去我爸房间应下刻章的事。
我被劝得实在烦，就在我妈的陪同下，悻悻去了我爸的卧室。阳春四月，卧室里还开着暖气，热得我喘不过来气。
我爸卧在躺椅里，干瘦的双腿上搭着厚被，就像温室里被死活保住的一株萎草。他抬眼看了看我，说：“我就是觉得很遗憾，我只能陪你走这二十多年，后面爸爸都陪不了你了。”
我脑子里快速过了遍后面有我爸陪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开口便答：
“我不需要你一直陪伴。”
我妈惊讶地看向我，仿佛我刚说了什么了不得的话。
我爸瞥了过头，快速地呼了一口气，语气轻松道：“不要就好蛮。”
我转头离开了房间，我妈轻轻关上门，转头对我道：
“你现在跟你爸爸说这些，等爸爸真的走了你会后悔的。”
我在前几年，在无数的场合，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也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
这一次，我还是这个固定的答案：“我不会后悔。”
时间过得很快，后来我去外地读研究生，再次回来时已经是2021年腊月的寒假。2月6日当天，我一早就带着饭菜来到了医院住院部，早上我爸还能认得出我是女儿，由于他身上疼痛难忍，要求我到外面的护士台喊护士给他打麻药。护士说五分钟前已经给他打过麻药，不能再打了，于是抽了一针筒的生理盐水给他打下去，果然好许多，不再嚷了。到中午时，我爸像个孩子似的，大闹着要吃葡萄，我妈让我看着我爸，自己去医院附近买了一串云南的阳光玫瑰葡萄，但回来时见我爸已经睡着了，就把葡萄放在一边。见我爸身下的垫单上已经被浸湿，便去打水给他擦拭身体。我妈擦完他的手臂、胸口和腹部后，想给他翻个身擦擦后背。但凭她一个人的力气，实在难以把他翻过来，于是便叫了我来搭把手。我俩合力把他摆成侧躺的姿势时，他低沉地“嗯”了一声，听得出非常难受，脸一下涨得通红。他自己是没有力气做翻身这个动作的，更遑论保持侧身的动作不动。不消片刻，他就开始喘粗气，目光空洞起来，眼睛一直睁开，不闭上。我见不对劲，想叫来值班医生看看，但医生这时节已经休假，买春运票回老家了。我连忙叫来护士台的护士问情况。护士用瞳孔笔在我爸眼前晃了晃，说他瞳孔已经散大了。过了一会，又说看看下午情况能不能好。
下午时，表姐何琤来了医院看我爸。她四十多岁，家住得近，跟我妈和我关系不错，这几天我爸住院，她常来看望。见他眼睛一直合不上，一直在用嘴呼吸，叫他也没有意识，问怎么回事，我说他的瞳孔散大了，查了资料，可能是脑袋里的肿瘤压迫了神经，目前神志不清了。何琤晚上要回家给两个孩子做饭，我妈让她快些走，医院有她和我看着。何琤走后，值班医生查了我爸的情况，发现他血氧降低，给他手指上夹了仪器，佩戴了鼻插氧气管——那就是很简易的圆柱形的造氧机器，并不是什么精密的大器械，总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心电图仪器在床头亮起。值班医生嘱咐道：“有任何异常情况，你们随时按铃，或者去护士太叫人。”
晚上，我见我爸还是合不上眼，且一直在用嘴呼吸，就像打呼噜一样，声音非常大。他的嘴唇已经完全干裂，看起来是干渴的状态，我便把病床摇起来，喂了他喝了一小口水，但这些水总是顺着他的嘴角流出来，我感到不好，立即叫护士台值班的护士来看看情况。
来的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老护士。她没带瞳孔笔，只是扒开我爸的两只眼睛，看了几眼，就把我和我妈拉到病房门口，轻声道：“两个瞳孔都扩散了，一个3一个5。”
“护士……”我妈嗫嚅着，不敢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
“我要跟你们讲哦，”老护士轻轻地说，就像生怕惊动了其他病人，“要备好后事了，要过年了，殡仪馆不好约的，不是上半夜，就是下半夜的事了。”
我并不觉得意外。自从三年前在外地上学时，被电话告知我爸得了癌症，我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倒计时，我的手机从不关机，也尽量不开免打扰，我知道不能错过那一通电话。但这天，我就守在我爸身边，注视着他走完这最后一程。
我回到我爸的病床边。床头的仪器上绘制着波纹曲线，嘀嘀地响着。我爸的眼睑已经闭合不上，眼睛一大一小地睁着，失焦地望向天花板。他的呼吸声在夜深人静的病房里回荡，像一柄钝锯拉扯着干枯的木头“嗬……嗬……”，每一次吸气都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喉咙里挤出的气流摩擦着干涸的黏膜，从口齿间逸出，发出沙沙的杂音。他的嘴唇皲裂成龟裂的旱地，泛白的皮屑翘起，随着急促的喘息微微颤动。
护士说，他身体的机能逐渐停摆，喂水容易呛到。我听我爸说过，我小时候发烧喝不进水，他就用棉签蘸了温水，轻轻点在我嘴唇上，我就会自己舔水喝。我也用这个方式，用棉签蘸了温水，点在他起皮的嘴唇上。一瞬间，他脖颈上青筋暴起，就像嗅到水汽的沙漠旅人。他干瘪的嘴唇猛地撅起，急切地向前够着，整张脸都跟着抽搐，仿佛那滴水不是沙漠尽头突然涌现的甘泉。他伸出舌头，紫黑的舌面像一片晒蔫的薄树叶，怎么也够不到水源。他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天花板，胸腔里传来“呼噜呼噜”的痰音，嘴唇执拗地大张着，像条搁浅的鱼，濒死时仍对水有本能渴望。我想到家里的鱼曾经跳缸，它们摔在地面上时，浑圆的眼睛已经充血，嘴却急促地张合着，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呼吸到更多的氧气。
我想透过这个举动，了解我爸究竟正在经历什么。他睁了太久的眼睛，或许早就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他或许正被困在自己的梦境里，正在绝望地独行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干旱沙漠，或者淌过一场电闪雷鸣、鬼怪横行的暴雨。他也有可能没有做梦，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这么迫切地想护佑他，我握紧了他的手，怕他听不见，就凑到他耳边，不住地喊爸爸，爸爸，希望他能听见，听见就至少不会害怕。但她又害怕自己的声音在他的世界扭曲成怪兽的怒号，害他被吓得惊慌失措、只顾奔逃。后来，他出了一身汗，护士来看，说他已经在脱水了，呼吸道也已经阻塞，遂将他垫的枕头取走。
我爸平躺在苍白的病床上，嘴里发出“嗬——嗬——”的喘气声，我将手放在我爸鼻孔前，发现他已经不考鼻孔呼吸了。于是，我让护士把氧气管的出气孔放进他的口腔里。护士说这时候吸氧，其实已经没有多大实际用处了，但我坚持继续让我爸吸氧。我爸说过，他在西藏因缺氧指甲盖发紫，我还问过他缺氧是什么感觉，他说“头疼得要死，恶心想吐，再也不想体验一回了”。
而现在，我看到，我爸的手指已经全部变成乌紫的了。
“爸爸，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这句话悬在消毒水味的空气里，穿不透我爸的梦境，落不回我的心底，就像冬日一片单薄的枯叶，不知会向何处飘零。
我忽然意识到，死亡最残忍的部分，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它在终点前就筑起的高墙。
我握住我爸的手，希望他能够感受到我在这里——我在他的噩梦之外，守在他身边。我多希望爸爸能够感知到啊。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冷战”，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到自己的情感无法传达给爸爸，好像跟他之间有了一道再难突破的屏障。
爸爸的手一直放松地张开着，那手掌像一株脱水的植物，再没有今天早上那种痉挛般的握力。那时候，他还能轻松地握住我的手掌并使劲按压，说要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他的疼痛。他两年前刚做完第一次化疗回到家，问我知不知道得癌症的人最后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到现在还记得：是疼死的。刚说完，鱼缸里的大黑鱼一扫尾，猛地撞向对面的玻璃，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当时我还骂它是条大笨鱼。我爸在旁边看着，说鱼缸太小了，它这是游不出去，给难受的。
我看向爸爸。他躺在病床上时也说过，疼得想撞墙。
“你难受的话，就走吧。”
我说这话时，鼻头一酸。这是一句挑战伦理道德的话，世界上会有孩子希望爸爸死吗？我现在也不能确定我爸是否情愿赴死。我无比清醒地知道，当代的医疗手段无法挽回他，他这样继续迁延下去，也只是徒劳地忍受无尽的折磨。如果求神有用的话，我也早得到答案——诸天的菩萨、在世的神佛，都合起眼睛。无论他在他的沙漠里淋了几场炼狱雨，无论他在他的暗夜里行了多少苦修路。
“爸爸，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妈妈。”
窗外有夜鸟掠过，我回过神，用棉签再次润湿爸爸的嘴唇。这次他没有急切地追寻水源。某种更深的干涸正在吞噬他，那是所有语言和触觉都无法抵达的荒原。
这样的平静没有维持多久。凌晨一点时分，心电监护仪上的绿线突然变得急促。数字从68跳到87，又跳到122，像一列失控的火车。我猛地站起来，盯紧那些跃动的数字。我对我妈说快去叫护士，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落在冰面上的石子，清晰可闻。
我妈朝走廊啪嗒啪嗒地跑去。我紧紧盯着屏幕，数字已经跳到140，短短几秒内就已然跳到180。爸爸的胸口剧烈起伏，病号服的前襟渐渐洇出一片深色。他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在监护仪的冷光下闪着水光，数字也在200上下跳动。大约2分钟后，数字开始回落。140，120，100。我数着这些数字，像在数爸爸最后的脚步。我明白，到时候了。87，65，52。爸爸的嘴巴大张着，但已经只能出气，不能进气了。数字跳到42的时候，绿线突然拉直了。平直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房间里只剩下仪器的长鸣声，尖锐单调。
此时，爸爸的身边只有我。他的气管发出一阵喘息似的气流声，一小股水流从嘴角溢出——那是我先前给爸爸喂的水。
我的眼睛盯着那道绿线，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话，终于说了出口：
“爸爸，再见。”
我还握着爸爸的手，那手很软，很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