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马氏所依靠者，主要是关中的基层乡土势力，他们或以宾客、幕僚的身份活动，如杜笃、傅毅等，或在地方任职。
史书记载马氏贵盛，单提“刺史、守、令多出其家”便是证据。
他们并没有借助马氏直接参与到最接近皇权的中央政权中来。
相反，孝章帝和孝和帝时期窦氏崛起，三辅有记载的官员总数则超过南阳，这既是窦氏兴起的直接结果，也是他们能够长盛不衰的保障。”
“其三：窦氏和梁氏的在政治上的交际面比马氏更宽广。
马氏以关中为根基，所交往、任用者多来自三辅地区，尤以扶风平陵、茂陵为重，如前述孟冀、龙伯高、朱勃以及杜笃、傅毅等。
窦氏和梁氏家族虽也出身关中，却并不局限于此。
由于同时具备凉州和三辅豪族的身份，他们交往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几乎整个关中地区。
随着与皇权的逐渐结合，其立场也进一步发生变化，常常能够站在皇权的立场上维护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
他们所交往、合作的对象也能够超出关中范围，甚至当时局需要时，能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抑制关中地主势力的过度发展——譬如在迁都之争中所扮演的反对者角色。
因此，窦氏和梁氏在关东世族集团中也赢得了较多的支持。
具体有那一些关东世族，这些恐怕二位叔祖都比我清楚？”
面对何引的问题，刘宽和张奂可没有轻易的回答。
“马氏与窦氏和梁氏两家在对待皇权问题上立场的不同及随之而来的行为差异，直接决定了各自的命运和他们之间斗争的结局。
由于没有建立起与皇权直接的血缘关系，马氏与皇权的唯一纽带就是马后。
而马后去世，马氏立即衰落，当对马后和马氏家族有尽孝义务的章帝去世后，马氏和皇权的联系便彻底断绝了。
虽然永元二年马光依然担任太仆，马康为侍中，但那已经不是依靠马氏自身的影响——他们此时已经沦为窦氏的附庸，以至于窦宪被诛之时，马光因与厚善而免官就封。
可见当章帝去世，马氏便不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而存在了。
马氏不以其支持者担任朝廷要职，只让他们以宾客、幕僚的身份活动，这使围绕于马氏周边的人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完全依赖马氏而生存。
马氏兴，他们就能发挥作用，否则便跟着销声匿迹。一但马氏失去了外戚地位，竞争对手很容易根除他们的势力。”
“而反观窦、梁，由于建立了和皇族稳定的血缘关系，在皇权内部拥有一支亲于自己的官吏队伍，故而拥有比马氏更强的生命力。”何引对于马氏的行为也觉得不可思议。”
“故而在马窦之争中，窦氏所遭遇的打击和挫折远比马氏惨烈，然而凭借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政治资源，只要找到一丝机会，他们就能够很快东山再起，发展壮大。
所以，与皇权建立紧密的联系决定了梁氏和窦氏家族最终会压倒马氏，逐渐兴旺。
而马氏因为过于依赖地方的势力，与皇权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迅速和皇室关系变淡，进而导致了他们渐渐淡出政治舞台。
这一正一反的经验告诉我们，西北大族得以在国朝纵横数十上百年而长盛不衰的核心因素便是他们对皇权极强的依附性。
当然也是因为我老秦人要缓缓的折磨他们，一会儿昌盛，一会儿败落的滋味应该很不好受。
杀人去割草，一年复一年，这才有趣！”何引笑了。
“无怪于你何牧筠能够在数年之前就被立为兵家的下一任宗主，你够狠！”刘宽看了一眼何引说道。
“叔祖，不是我够狠，而是他们三家够狠，我这个晚辈就只能以牙还牙了！”何引的眼中闪过了了一丝厉色！
“说正事吧，老夫还想好好的听一听你接下来的时间，要说什么！”张奂看了一眼何引。
“那好吧，我继续说。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我们就能发现，一个稳定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各种权力和势力互相制衡的基础之上。
若是缺乏了制衡的权力或者是势力太过强大的话，必将导致整个国家的混乱，进而导致内政不修，兵甲不备，最后国破家亡。
所以，自光武以来，历代帝王都在追求整个国家权力的互相制衡。
这在光武的时候，最为明显。”
“光武在最初创业的时期，光武帝主要依靠的是起家的南阳集团，而南阳集团则是在李通、李軼等人的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的。
正因如此，当南阳集团投向新建立的更始政权后，光武帝竟无力与之抗衡，直到更始政权推翻新莽王朝，占领长安，志得意满时，方借出徇河北的机会摆脱了更始的掌控。全国统一后，南阳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卓著的功勋占据高位，把握着国家的命脉，依旧势大难制。并州牧郭伋曾讥“南阳多显”①，认为“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也”②。光武帝深纳其言，并开始对南阳集团进行遏制，不但借“退功臣”之机对其进行削弱，还极力抑制樊、阴等外戚家族。然而既便如此，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南阳集团依旧有能力阻碍光武帝政策的推行。如在度田时，就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③而造成数字不实，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武装叛乱，这就触及了东汉王朝的核心利益。所以，简单的贬黜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遏制南阳集团，必须寻找与其制衡的势力。
起初，光武帝试图以河北集团来制衡南阳集团。
而光武帝刘秀在经略河北期间，光武在军事上便开始倚重本地豪强，政治上立郭氏为后，极力抬高河北集团的地位，使他们与南阳集团并立，成为了国朝的另一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