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冲帝早崩，梁冀复立质帝，可质帝仅因梁冀骄横而责之曰“跋扈将军”，即被鸩杀。
桓帝时，“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
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稳固权势，他又将太后之妹梁女莹立为皇后。
女莹仗家族父兄之势，恣极奢靡，因己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
桓帝为梁冀所迫，不敢谴怒。”何引喝了一口茶，嗓子有一些不舒服。
“此外，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
十日一入，平尚书事”，使大将军府官属倍于三公，此举几乎打破了国朝建国以来官僚体系的一切藩篱。
此外，其妻孙寿封襄城君，“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也破坏了自始皇帝以来逐渐建立的国家等级制度。
由此开始，国朝的官吏体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挑战，并逐渐沦为可以交易的商品。
由于宠惮妻室孙寿，梁冀甚至不惜伤及梁氏宗族的利益。
而寿亦穷奢极欲，干乱朝政，因宠监奴秦宫，竟至“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
因孙寿之言，崇孙氏而贬梁氏，梁冀竟“多斥夺诸梁在位者”，由此，宗族的人心也在这种情况走向衰落。
梁冀之后，梁氏便销声匿迹，此当为重要原因。”刘宽替何引说了。
“叔祖不愧是饱读诗书。”何引称赞道。
“可惜，还是不知道你们韩氏的真正面目！”刘宽看了一眼何引道。
何引听到刘宽的话，摇了摇头，“叔祖，我只能说一句这可不关我们的事！”
刘宽和张奂看着何引的目光似笑非笑。
“而因为梁冀的行为，外戚梁氏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也因梁冀的跋扈而迅速激化。
本来士人对外戚并无天然敌意，盖因自孝武帝以来以孝治国，皇帝尊崇母后、舅氏，君位交替之际太后定策，都被视为当然，并未遭到激烈的反对。
从这方面来说，外戚与士人的关系是本来是极为融洽的。
而诸多士人亦不以结交外戚为耻，想当年马、窦门下均集中了许多名士。
马援与平陵孟冀、朱勃、杜愔等为友，门下宾客无数。
章帝时马防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
杜笃为名士，“杜笃之徒数百人”自然皆为士人。
窦固“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
而班固、崔骃、杜笃等人相互攻击，体现了士人与马、窦外戚牢固的政治联盟。
这种情况直至梁商秉政，外戚都与士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梁冀的擅自专权使士人与外戚的关系急剧恶化。
而梁冀枉害李固、杜乔，又因小怨而杀害吴树、侯猛、袁著、郝絜及胡武等名士，甚至其弟梁不疑也因善待士人而召疑忌，屡遭贬斥。
不疑不得已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依旧使人于其门暗记往来者，并暗中加以陷害。
若将这些行为单纯归结于梁冀的飞扬跋扈，残忍好杀，不免太过简单，它是更深层矛盾的逐渐显露。
而这矛盾的起点是梁冀鸩杀质帝，弑君的举动与士人尊君的思想发生了冲突。
士人在传统上就有尊君思想，而他们这种思想在秦始皇强化皇权及国朝数百年的统治下逐渐加强，至如今，维护君主的权威成为士人阶层的基本道德之一。
当然，士人对君主的维护是有着一个渐变的过程。
在国朝的早期，皇帝长期执掌朝政，权力不可侵犯，于是士人对任何侵夺君权的行为都是抵触的，如窦宪欲插手尚书便受到强烈的抵制。
然而到了国朝的中期，也就是和帝、安帝时期由于皇帝长期无权，对君主的维护便演变为对君主尊贵地位的维护。
外戚可以掌握权力，但必须要承认皇帝的权威，不得侵犯。
梁商在对待皇帝方面处理得当，造成一种得到顺帝全面支持的态势，也得到了士人的拥护。
梁冀鸩杀质帝则犯了大忌，使士人完全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而梁冀本人的政策还与士人谋求进仕的理想发生了冲突。
其实从总体来说，外戚愿意与士人分享权力，只不过梁冀因为出身贵戚，其地位是由父亲传下，得来毫不费力，挥霍起来也不以为意。
他飞扬跋扈，奢侈无度，擅行废立，与士人的治国理念相背离，故而遭到普遍反对。
对此，梁冀采取的办法是清除异己，将反对的士人或杀或免，使官僚士大夫群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如吴树曾谏梁冀“宜崇贤善，以补朝阙”，袁著上书言“职分权臣，上下雍隔”以致贤愚失序;郝絜、胡武等不诣冀府而径直“奏记三府，荐海内名士”等，皆体现了士人对梁冀取得举吏之权后阻塞士人进仕谋国之路的不满。”何引再一次的举起了茶杯。
喝了好几口之后，何引才再一次开口。
“而到了桓帝时期，士人逐渐分为清流、浊流两种。
与外戚亲近的士人被归入浊流的主因，正是梁冀与官僚士大夫及君权关系的恶化。
梁冀的倒行逆施，使他失去了包括官僚士大夫、皇室集团以及民间的支持。
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
梁冀为求自固，欲以受桓帝宠爱的贵人邓猛为女，使其改姓梁氏，又恐事遭贵人姊壻邴尊及母宣告发，乃结刺客杀尊，进而害宣，宣以此告帝，桓帝大怒，终于决定铲除梁冀。
陈授及邓贵人案是桓帝欲诛梁冀的导火索，但更重要的是大权旁落，使他感到难以容忍，质帝遭鸩杀的命运更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