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和帝与宦官的联合使处于权力巅峰自信满满的窦宪猝不及防，仅通过一场预谋时间不是很长的宫廷政变，就将窦宪集团的核心成员便被制服。
不过窦宪专权虽然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却奠定了国朝外戚专权的权力基础，并对国家的制度和权力结构形成了冲击，成为自和帝以来，宦官和外戚争斗的真正的转折点。
掌握权力凌驾于君主之上的窦氏集团的出现，使和帝掌握国家机器的正常手段完全失效，不得不借助宦官的力量。
而这又成为宦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他们着开始和后来的外戚争斗了起来。”何引看了一眼天下落下的雪花。
而张奂和刘宽自然是明白了他的意思，窦氏的昌盛便如同这漫天的雪花。
不过窦氏专权的影响，却是去雪花落地之后，明年春天融化时的那般一样，影响深远！
“接下来就是梁氏了吧？”刘宽看了一眼自己的茶杯。
“仔细想来，我等也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头子了！”张奂看向了刘宽。
“的确，不过我等可没有想到这背后有如此复杂！”刘宽不由自嘲道！
“不错，确实没有想到！”张奂摇头。
“而国朝外戚专权的第二个高峰出自同为西北大族叛徒之一的梁氏。
在窦梁之争中，梁竦被杀，家族再次被徙九真。
直到窦太后崩，梁氏的外戚地位才终于得到承认。
永元九年，和帝追封梁贵人为恭怀皇后，从九真征还梁竦妻子，厚加封赏，梁竦子棠、雍、翟皆封侯、特进，诸梁内外亲疏并补郎、谒者。
梁棠、梁雍官至九卿，子侄亦多为侍中者。梁氏从此作为一个外戚豪门发展起来。
在梁氏兴起这段时间，君权逐渐沦落，外戚邓氏、阎氏，宦官江京、乳母王圣等相继揽权。
而他们的下场又没有多好，便为后来掌权的梁商提供的教训！”
“顺帝阳嘉元年，梁氏立为皇后，梁商立即加位特进，官拜执金吾，三年后拜大将军，主理朝政。
梁商此人与国朝之前的那些外戚不同，既没有如窦宪般的不世功业，也不如邓氏、阎氏有“援立之功”，他的地位和权力，仅仅来源于外戚的身份。
而梁商“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本非堪大任之人。
不过，在他辅政的期间，混乱良久的朝政得到了暂时的稳定，也因此梁氏的权位也得到完全巩固。
梁商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外戚、士大夫和宦官三股势力间平衡的掌握。
梁商少登仕途，亲眼目睹了邓、阎外戚因弄权而不得善终的结局，因而“每存谦柔，虚己进贤”，“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外戚势力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尚未成为矛盾的焦点。
对士大夫的笼络，马氏、窦氏以及梁氏这三家西北大族历来十分重视。
窦宪时，门下便聚集了班固、傅毅等人，为其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而到梁商主政时，经过国朝百余年的发展，士人已经通过家族、太学、门生故吏等途径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那些众望所归的名士在社会上拥有极大的发言权，他们成为外戚、宦官都不得不忌惮，并千方百计笼络的群体。
因此，梁商更加重视选拔、任用名士，如“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等。
这一方面满足了尊崇当时名士的普遍道德准则，也明白地告诉士人，外戚愿意与他们分享权力。
这样做的结果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梁商得到了士人的大力支持。
经过和帝及安帝时协助皇帝铲除外戚集团的斗争，宦官集团的实力再次强大起来，安帝后期出现了乳母、宦官和外戚相继干政的局面，顺帝更是为宦官孙程等拥立。
因此到了梁商主政期间，外戚、宦官、士人已经成为了实力相当的三大政治势力。
外戚固然处于优势，宦官则利用与皇帝更为亲近的优势，试图挑战外戚的权威。
对此，梁商采用了培植自己亲信的做法，以小黄门曹节、宦者曹腾、孟贲等用事于中，深为结交。
这种做法损害了另一些宦官的利益，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等一批反对派宦官联合起来，试图诬陷梁商及与其亲近的宦官欲图废立，但却立刻被顺帝驳回，几乎兴起大狱。
梁商对宦官的政策，导致宦官内部出现对立，而其后他谏请顺帝止坐罪者，不加株连，又争取了多数官宦的支持。
这样，那些亲近梁商的宦官和中立的宦官一起给帝王说，从而宦官势力遂稳定下来。
由于梁商注重各种势力的平衡，国朝政权再次得到了巩固，梁氏也得到顺帝了的大力支持。
因此，在梁商去世后，其子梁冀继承父业，继续统领朝政，这是国朝历史上唯一一次出现外戚大将军由父子相继的情况，说明梁商的政策无疑是取得了成功的。”
说到这里之后，何引不由停下来叹了一口气。
“只不过梁商的儿子不行，不然梁氏到现在都是鼎盛世家。”刘宽说到。
对于这个，国朝之中大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永和六年，梁冀继任为大将军，又经过三年，顺帝崩，太后临朝，立冲帝，梁氏继续秉政。
与父不同，梁冀“少为贵戚，逸游自恣”，他不仅穷奢极欲，勒索无度，而且在他擅权的十余年中，皇位更换频仍，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制度也遭践踏，国朝百余年建立的基业受到根本性的动摇。
梁冀再世权威，威震天下，“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皇帝不但没有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和安全都遭受到一个人臣的威胁。
皇权降到了国朝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外戚专权也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