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幺娃是我的幺叔，于1990年失踪，没有谁去报案。磨刀河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晓得这一件事——杨幺娃跑了。
过了十多年，人们用猜测的语气说，“杨幺娃可能死了哦,好多年都没有回来过了”。又过了十多年，磨刀河边的人没事闲聊，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杨幺娃肯定死了，都二十多年不见了”。
2008年四川地震，磨刀河是震中区，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走烂了几双鞋，磨破了双腿也要回来。我父亲一听说“某某也回来了”就叹气，说幺娃子肯定不在了，不晓得死到哪里了。父亲的理由站得住脚——大大小小几十口有着直系血缘关系的人就生活在磨刀河，人心都是肉长的，发生这么大的地震，要是幺娃子没有死，就是个木头人，也应该回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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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娃子是我父亲最小的弟弟。一家六兄妹，四个男孩，两个女孩，我父亲是老二，给我外爷外婆当了上门女婿。我奶奶去世时，幺娃子才两岁，怕养不活，就送给了镇上姓杨没养儿子的人家。他长到十多岁懂事了，又跑了回来。
除了幺娃子，其他五兄妹都成家立业了。单身的幺叔还有一门手艺，他是个漆匠，会漆所有的家具，我们家很少的几样家具就是他漆的。我没见过漆的过程，但是当我回家看到漆过的桌子板凳，就惊喜地叫了起来：“好漂亮！”光滑的桌面亮得可以照见人影子，朱红的色调在简陋的屋子里显得很高贵。
我问幺叔，哪个教他的这手艺。他笑嘻嘻地说，哪里需要人教，多刷几道就可以了。后来我去镇上住校读书，要带一口木箱子装东西，幺叔知道后，花了一天的时间给我的木箱子上漆。父亲用自行车把这口箱子送到了我的宿舍，和其他没上漆的箱子摆放在一起，那种显而易见的不同，让我很是神气了一阵。
幺叔和我父母最亲近，他随时都会出现在我家，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半夜。我其实不清楚幺叔经常来是不是和相亲有关——我偶尔会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幺娃子太挑了，一会儿嫌人家个子矮，一会儿又说人家长得黑，他也不晓得看看自己，就那么一间破房子几亩田地的，还挑个啥子。”母亲总是问幺叔为什么不喜欢那些女子，问了一次又一次，幺叔被问烦了，就说：“莫得感情。”
那时，农村的婚姻有没有感情的成分在，我不清楚。我只听到过父母的一些对话，父亲说：“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女人，要不是我，哪个要你。”母亲很不以为然，她鼻子里哼一下：“你以为你有人要，一个要饭人的儿子，要啥莫啥。”
我问父亲，你们家以前怎么是要饭的呢？父亲毫不避讳，说爷爷是解放前闹饥荒跑到了磨刀河，给张家当了干儿子，后来张家给他娶了另一个逃荒来的女人，这就有了一家人。母亲有些得意，她家祖上就是磨刀河的原住民，有田有房，即使曾经遭受了很多磨难，到了后辈人口中，隐去了苦难，在父亲面前只剩下骄傲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父亲需要母亲，母亲也需要父亲，于是他们走到了一起。至于感情，有或者没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日子自然是要过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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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叔当然也是要饭人的后代，可惜他没有像我父亲那样多读几年书，没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家里两间破烂的房子，只有一间属于他，另一间属于我大姑。这样的条件，挑媳妇，他更没有资格了。
我见过一次幺叔相亲，当时来了两姐妹，姐姐说给了我们村一个姓李的大个子，男方也只有一间房子，隔壁是他的亲戚在住。妹妹打算说给幺叔，她个子本就很矮，背后还搭了两条长长的辫子，人就显得更矮了，五官也像没有长开，挤在一起，我一个在旁边看着的小孩，都想上去把那些长在一起的眼睛鼻子嘴巴掰开，挪一挪位置。
幺叔和那个姑娘相对而坐，中间隔了一张饭桌，母亲在厨房里煮糖水蛋。我把手揣在兜里，母亲喊我把糖水蛋端出去，我没动，她就笑骂我不懂事，自己端了出来。
我以为幺叔要站起来接过这碗糖水蛋，谁知他没有，只坐在那里，也不看谁，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倒是那姑娘站起来，伸手端了过去。随后，母亲让两个年轻人表个态，姑娘小声说她没意见，“就看他了”。幺叔没搭话，过了一会儿，姑娘站起来把那碗糖水蛋放在桌子上，走了，连水也没喝一口。
姑娘的姐姐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李大个子的家里，第二天村里几个女人凑在一起，装着低语，其实很大声地说：“就那么一间屋，能睡到哪里去？还不是见面就成了一家人。”
而同样单身的幺娃子迟迟未能成家，作为二哥，父亲心里着急，但又不好问，于是经常让我的母亲多想办法请媒人多介绍几个女人。父亲说，要求不能高了，结过婚的也可以，有个家比没有家好。
2
幺叔是1990年11月18日走的，这个日子我父亲记得清清楚楚。
挨着这个日子的前一天，父亲还看见了肩膀上担了两桶猪粪的幺娃子，他要把猪粪撒到田里肥田。父亲和他说了几句话，无非是一些家常，“吃了没有？最近在做啥子？”他没有想到，他们兄弟俩以后会有几十年的时间见不了面，所以这次聊天还是不咸不淡的那么几句。
第二天，我三叔家找了几个人背柴。那时候，在磨刀河生活的人家生火做饭都是用山里背回来的木柴，一般是青杠树，大小软硬都适合塞进灶膛里。青杠树长在很远的山里，需要人砍了树，剔掉指头粗的小枝桠，再端端正正一根根地码在背篼里背回来。我父亲也去帮忙了，忙了一会儿，他总觉得少了一个人，直到埋头剔柴，才想起原来少了幺娃子。
以前兄弟姐妹家干这些粗活总是少不了幺娃子，只要他闲下了，无论看见哪个还在忙，都会跑过去说“我来”。这天，父亲没有听到“我来”，他问三弟，幺娃子咋个没有来？得到的回答是：幺娃子出门了。
自此，幺娃子走出了磨刀河，走出了姐姐哥哥们和其他人的视线。
一开始，我父亲以为他不过是出去几天，挣一些钱就回来，也没在意。可幺叔迟迟未归，父亲每次经过幺叔的房子看到门上的锁，回家就会对母亲说，幺娃子还没有回来。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那把锁一直锁着。父亲急了，甚至跑到幺叔住的院子里，一家一家地问，幺娃子走之前说啥子了没有？也不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人说幺娃子说要出去挣钱，恐怕要出去很久。也有人说，幺娃子说过要去云南，那边割胶可以挣钱。
一年又一年，幺叔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一天，父亲看见幺叔家的门开了，赶紧跑过去，进屋就喊“幺娃子”。出来的却是大姑，她说门上的锁子是她用石头砸开的，这么久没人住了，打开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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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幺叔一直没有出现。
初中时，我学语文课文《我的叔叔于勒》时，幺叔还没有出走。语文老师讲得干巴巴的，一会儿让我们齐读，一会儿让我们分角色朗读，一会儿又分段归纳中心思想。我右手拿着笔，左手捂住嘴巴，打了好几个哈欠，觉得那个于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等我成了老师，参加全县举办初中讲课比赛，抽到的课文又是《我的叔叔于勒》。
还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县城初中三年级的教室外还是夏天的模样，一树树的绿荫，不远处，涪江的河风也吹了过来。我说：“同学们，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和这么多老师一起在这里阅读一篇小说，希望这篇文章带给你的不只是和这天气不一致的寒冷，或许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需要你们想想，一会儿我们来聊聊各自的感受。”
课文中，有几段是“我”的父母见到叔叔于勒后的不同反应，还有“我”的一些内心独白。那些内容，我读了——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
我心里默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读到后面，有泪水流出来，幸好我有眼镜，那些泪水没有被听课的老师看见，也没有被学生看见。
我还是想起了杳无音讯的幺叔。
那是2003年，和1990年有着十三年的距离。我一直在说“距离”，其实我不知道时间能不能用“距离”来表示，我只是想不到更好的词了。
3
2019年7月30日，我在下乡，中午吃了饭，在镇上的政务大厅里蹭空调，几天前已经进入大暑，热得很。我刷手机，看见久无动静的家族群里有人在喊：“幺娃子找到了！”
同时，几个人一起问：“在哪里？不可能哦。”
我们家族的微信群平常都是静悄悄的，偶尔过节时才有人发个红包，聊几句天。那天群里却炸开了锅，几乎所有人都冒了出来，还有几个小辈问：“幺娃子是哪个？”
二十九年了啊，时间太久远了，久到家里添丁进口，久到一个大活人对于一些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现在，我的叔叔幺娃子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时，重新以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形象出现了，我又想起那篇课文那些段落，一时有些想落泪了，我想，我们给幺叔的不应该是那十个铜板。
二十九年过去，如今的磨刀河变了很多。河水变小了，两岸的树林更密了，那些幺娃子浇过粪的田被人承包了，田间地头那些他走过的泥巴路也变成了水泥路。更重要的变化是，他走时锁好门的那一间旧房子不见了，被一栋两层的楼房取代了。当然，人也变了，比如我，他的亲侄女，已经人到中年，他的二哥，我的父亲，已经成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人。
所有人都觉得幺娃子死在外面了，于是跟他有关的，本来属于他的房产田地都被他的大姐、我父亲的妹子、我的大姑，给处理了。旧房连带房前宽敞的晒坝，被她卖给了一户山上想修房又没有屋基的人家。田地她自己种了好些年后又承包给了在村里搞农业发展的生意人。这一切，大姑都做得心安理得，因为大家都估计“幺娃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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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里说“幺娃子找到了”的是我大姑的儿子，一个小时候最喜欢下河摸鱼的小伙子，我们喊他小名“小鱼儿”。
小鱼儿说磨刀河乡镇上来了两个人找大姑，问她认识杨幺娃不？大姑说，认识。来人又问，你晓得他在哪儿来不？大姑翻了下白眼，粗声大气地说：“几十年都没见过了，肯定早死到外头了。”来人就笑了笑，说他没有死，要回来了。大姑当时就从板凳上跳起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蠕动了一阵，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觉得小鱼儿说话有点夸张，就毫不客气地说：“莫说那么多废话，直接说人在哪里，现在咋样了。”
“云南，楚雄，救助站，不知道。”小鱼儿干脆地说了这些字。
云南楚雄，多么陌生的地方。我百度了下，楚雄位于云南中部偏北，东靠昆明，西接大理，南连普洱，北临四川凉山。这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楚雄，现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有了另外一个意义，我的一个失踪了二十九年的至亲可能在那里。
我回头再看小鱼儿的话，还有“救助站”三个字，这三个字在网络上出现的频率不低，关于它的信息大多和出走、遗弃、低智、肮脏、落魄、伤残等词有关。怎么也想不到，某一天，我也和这些词有了最近的接触。
幺叔都在救助站了，情况肯定不乐观，我脑中出现了一个满头乱发，衣服又破又脏，拄着木棒，流着口水，满脸呆滞的老年人。他出走那年，我初中毕业了，现在的我已经走到中年，可记忆中的幺叔还是年轻的。他长得不丑，肤色偏白，中等个子，衣着整洁，脸上经常露出笑容。
脑子里，两个人影换来换去地出现，一会儿是那个干干净净的年轻人，一会儿又是那个落魄潦倒的老人。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说过的话：“有时候对生活将就一点，说不定，生活回馈给你的是丰盛的不将就。”
现在李大个子都老了，他的两个女儿也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幺叔如果当年也将就一下，选择了那个矮个子妹妹，现在他肯定不在云南楚雄的救助站，可能也跟李大个子一样，儿孙绕膝吧。
4
父亲退休后喜欢玩乐器，是真的玩，小孩子一样，买支笛子吹一吹，没成一首曲调又说要学弹琴，于是几百块钱买回一个电子琴，没事时就敲几下，一首老歌还没练熟悉，又开始敲另一首。他不会玩手机，连接个电话也嫌麻烦。
群里说幺娃子找到了时，正是中午，父亲弹了半首曲子，母亲就喊吃饭了。母亲喜欢玩手机，她听见“叮当”一声响，就会拿起手机看一看，生怕哪个儿女给她留了信息没及时看见。母亲看见那个消息了，她大声地喊：“特大新闻，幺娃子找到了！”
当时父亲端起碗，正在往嘴里扒饭，他边吃边问：“哪个幺娃子？”
“还有哪个幺娃子，就是你的弟弟啊，杨幺娃。”
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吃饭，还边吃边说：“不可能哦，咋个可能啊，都几十年了，恐怕骨头都化成灰了。”
这些是正好在家休假的侄女告诉我的，她还拍了视频传给我，说：“爷爷好淡定哦，他弟弟找到了都没有激动下，我奶奶倒是激动得很。”
视频里，饭桌边放着电子琴，父亲端起碗正在吃饭，表情正常。我给侄女打了一行字：注意点，那么大岁数了，内心不一定淡定。
我随时都在和侄女联系，问怎么样了，侄女说：“爷爷在笑，哈哈大笑，边笑边说，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一会儿，又说：“爷爷在流泪，边流泪边小声说‘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哦，但愿不是骗子哦，现在骗子多得很’。”
我还没有看见幺叔，也不敢给父亲打包票，说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可谁会去装一个需要求助救助站的人来行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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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幺叔的这几十年，父亲很多时候心情不好。看见和幺叔同龄的人，看见外出打工多年回来的人，看见村里来的那些外乡人，他都会自言自语地说几句：“幺娃子要是还在，也是这么大了。”“幺娃子要是在外面找个女人结了婚，安安稳稳活到起就好了。”“幺娃子不晓得还在不在哦。”
就是这些话，说了又说。
父亲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他小时早早失去了母亲，童年又处于特殊的年代，吃饱肚子几乎不可能。他对粮食比一般人还要爱护，饭碗肯定是一颗米也不会留下，吃不完的菜只要不坏，热了一顿又一顿。我们告诉过他，现在不缺粮食了，以健康为主，不要吃剩饭剩菜。他不听，边吃那些剩菜边说：“你们是没有饿过肚子，哪里晓得粮食的金贵。”父亲也很少请客，他心里有一本账，觉得请客吃饭是浪费。
就是这样一个很“吝啬”的人，对外来的人却格外大方。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卖草药的人无处落脚，父亲请他到家里，腾出一间屋子给他打地铺。还把挂在墙上的腊肉取了一条下来，洗得干干净净的，炖上干萝卜给他吃。母亲有些抱怨，那么好的腊肉，那么干的萝卜卷，给不晓得哪里来的外乡人吃了。父亲说：“幺娃子也可能跟这个人一样哦，在外头漂的人，造孽啊。”
我是明白父亲心意的，他把每一个漂泊的外乡人都想成了他的幺娃子，他帮助那些外乡人，就像帮助了他的幺娃子，心里也就稍稍有了些安慰。
外乡人在我家待了整整一周，他背的麻袋里装了些生中药，味道很浓，村里偶尔也有三五个人来找他抓一副中药去泡酒，和外面地摊上看见的一样，无非是治疗跌打损伤、关节肿痛。父亲和他摆龙门阵，也问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外乡人说，他从青海那边来的，走到哪里算哪里。父亲就又开始叹气，说：“这么远，真不容易。”
外乡人要走了，父亲让母亲炸了一碗的腊肉饼，晾冷了装在口袋里让他带上。我们都巴不得这个人快点走，家里的那种生中药味太难闻了。父亲跟着他一起走，给他指路，告诉他走过右边的那道山梁，最多半天时间就到另外一个镇了，那个镇上人多。要是想回青海，也要经过那里，车也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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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父亲都会说几次同样的话：“幺娃子要是回来了就好了。”
我有时候也会跟着说，幺叔说不定哪一天就出现在田坝里的那条路上了，拖家带口的，风风光光的。这话不是用来安慰父亲，我心里也这样想，不管是现实还是戏文里，离家出走几十年又回来的事也不是没有，说不定幺叔就在外面安了家，有了老婆娃儿，经济一宽松就回来了呢。
父亲听我这样说，笑了，说：“那就好那就好。”隔一会儿，又说：“不可能哦，连信都没有一个，说不定就死到哪个边边上了。”
2010年，父亲退休了，他郑重地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他的计划，他要去找幺娃子。
我问他去哪里找。他说，先去云南，再去山西，那边煤矿多，说不定幺娃子进了黑窝子了，“我去找找，把他带回来”。
母亲不同意，她说外面的煤窑子那么多，你晓得是哪一个。
父亲冲母亲发火：“不是你的兄弟你不晓得心疼，要是你的亲兄弟，你早就跑出去找了。”
母亲也气急了，大声说：“不是我的亲兄弟啊，我那几年操的心比你们这些亲兄妹还多。你说，我给他说了好多个亲，你们哪个真正关心过，但凡有人真正关心他，也不会跑出去这么多年不回来。”
于是，父亲又闷着头，不说话了。
父亲就像一个唠叨的女人，总是把“我要出去找幺娃子”这句话放在嘴边，就是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母亲背着父亲和我说，还是给你爸爸找点事情做，他这么闲下去要疯。
我就旁敲侧击地鼓励父亲打牌、下棋，他也主动要求给他买笛子，买电子琴，只是总是没有一样能坚持住。
5
家族群里，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都在设想。
三爸的儿子说：“不晓得身体还健康不。”
大姑的儿媳妇英子说：“不管健康不健康，回来就好，人老了总得叶落归根。”
母亲就@了英子，用了一个大拇指给她点赞。
我说：“大家都安排好时间吧，一起回去。”
群里这么热闹，大姑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二十九年前，大姑和幺叔住在一起，那是两间老屋，大姑一间，幺叔一间。他们两姐弟总爱吵架，大姑骂得很难听，说幺娃子就像个尿桶，被人提着甩来甩去。幺叔说：“我晓得你不安逸我，我不回来，两间房子都是你的，我一回来你就只有一间房子。老子想回来，老子也是张家的人，这个房子也有老子的份。”
说着说着，幺叔就给大姑充老子去了，大姑拿起扫把就开始撵着他打。
打是打了，骂也骂了，一煮了好吃的，大姑还是扯起嗓门喊：“幺娃子，过来吃饭。”
我想，大姑可能也是有点不安逸幺叔吧，她已经结婚了，幺叔才从杨家回来，于是她不得不把一间旧房让给他住。我记得大姑的那一间房子被隔成了三格，最里面是厨房，中间是卧室，外面是堂屋。幸好农村的房子进深长，也不显得拥挤，但是有两间这样的房子，肯定比一间好多了。
幺叔出走好些年没有回来，大姑忍不住了，一块石头就砸开了那间锁着的门。父亲那次看见打开的房子里出来的是大姑，气冲冲地回家了，一回家就大骂：“一点都没有姐姐的样，门就那么给砸开了，想干啥子？啥东西？”
大姑的目的很明确——她想修新房子。她是个能干的女人，不安心只从土地里刨食，就跟着别人做生意。她从成都荷花池进一些便宜货，毛线，毯子，床单这些农村里用得上的东西，跑转转场，哪个乡镇逢场就去哪个乡镇。渐渐的，有了些积蓄。
那时大姑看中了保管室的三间房子，独门独院的宽敞，想把老房子卖了去那边修新房。母亲对父亲说：“那可是你们张家的老祖业啊，卖不得，要是幺娃子回来住哪里？”
大姑能干，也敢干，她没有一点犹豫，甚至没有和她的哥哥妹妹商量一下就把老房子卖了，连带幺叔的那一间。她对磨刀河的其他人说，旧房子本来就是父母留给她的，她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结婚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幺叔是中途从抱养他的杨家跑回来的，房子本来就没有他的份。后来，她拿钱修了三间两层的新房，比老房子宽敞多了。
村里不少人都热衷于和自己无关的家庭的家长里短，这些话一阵风似的传到了我父母的耳朵里。父亲除了在家里干生气，一点办法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们也有意见，但又都不说。
我母亲认为老房子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不管怎么说，幺娃子是这个家的人，再怎么也有他的一份。她是个爱多管闲事的人，只有她找到大姑，问：“你把幺娃子的那一间房子卖了，幺娃子要是回来了咋个办？”
大姑没有回答咋个办，而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起来，说她的二嫂和她争夺家产来了，她二哥本来就是个倒插门，是个上门女婿，凭啥子来管闲事：“有你啥子屁事？你管我卖不卖老房子，你就是想要钱嘛。给你说，钱一分都没有了，就是有也不给你一分，你凭啥子要？你有啥子资格要？”
不仅如此，之后大姑开始见人就说我母亲的不是，说她心口子厚，眼皮子薄，见不得人家好。还说，幺娃子那间房子的钱她存到，等幺娃子有朝一日回来了给他。
母亲气得在父亲面前摔东西，说大姑以后休想进这个门，莫得这个亲戚。但父亲还说母亲的不是，说她毕竟是嫂子，也该大量点，不该和大姑子吵架。就这样，姑嫂俩实实在在生分了几年，逢场碰见了，也各自把脑壳扭到一边去，大姑甚至还要朝地上吐一口口水，“呸”得很响。
母亲对幺叔的好，父亲知道。有一年，幺叔跑出去几个月，灰头土脸地回来。那是个冬天，他半夜摸到我家敲门，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母亲抱了一大把干柴在堂屋里生了火，让幺叔坐在火边。
幺叔说：“二嫂，你给我做点好吃的，我饿惨了。”
母亲只熬了稀粥，她说饿久了的人肠胃经受不起油气大的饭食，要先喝几顿稀粥养养胃再吃肉。那一次，幺叔在我家住了很久，直到他又恢复了体力，才回磨刀河。
母亲总说幺娃子可怜，生下来奶都没喝几口妈就死了，送给别人养，心里还是想着自己的家。一回来，也没个人真正为他操心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越活越没意思，不跑才怪。
这是母亲给幺叔出走找的理由，她说：“一个人心里没了念头，就破罐子破摔了，走一步算一步，幺娃子就是这样。”
6
家族微信群喧闹了一阵，又沉寂了。
父亲不放心，让我给小鱼儿打个电话过去。小鱼儿说：“三姐，快莫问了，我妈不准我到处宣扬说我幺舅找到了。”
我说：“这是好事啊，为啥子不准说？”
“我妈说，丢人！”
父亲也听到了小鱼儿的话，他冒火了，大喊：“丢啥子人？有啥子好丢人的？那么大个人又不是一个东西可以藏起来，啥子东西，当年不是她天天骂幺娃子，他咋个得跑？！”
母亲说，大姑哪里是怕丢人嘛，是根本没想到幺娃子会回来，老房子卖了，她在担心。母亲对大姑有意见，趁这次机会，好好地宣泄了一番，父亲没有多说什么，还不时地点点头，表示她没有说错。
大姑卖老房子的那一年，我大哥遇到了一个选择，要么读委培生，要么到镇上的一个镇办工厂打工。大哥肯定想读书，但委培费要几千元，家里拿不出来。母亲要父亲去向大姑借，这么大的事，不要耽搁了。父亲不去，他说：“要去你去。”
于是，母亲厚着脸皮去了，但没借出来，大姑说钱她用了。母亲回家后是流了眼泪的，她骂大姑，也骂父亲，说他们一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后来其他人告诉母亲，大姑赶集时，见人就说母亲的不是，“心里在琢磨我的钱，那是不可能的，一分都没有”。
我大哥终究还是没有去读书，他去了镇上的花岗石厂打工。有一天，大姑遇见大哥，笑呵呵地说：“这就对了，读那么多书干啥子，还是早一点挣钱好。”
现在，幺叔找到了，不管是母亲还是大哥，都说这下大姑该把钱拿出来了。母亲对父亲说：“幺娃子回来总得有个地方住吧，住哪里呢？总不可能把那么大个活人贴到篱笆上，你妹妹总得想个办法。”
我插了句话，幺叔的去处也不是大姑一个人的事，这么多亲戚。母亲吼起来：“不是她的事，是哪个的事？！哪个喊她把房子卖了的，还一分钱都借不出来，害了好多人！”
我只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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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和大哥一起回父母家。家里只有老父老母，哪怕是有电话有微信群，我也觉得不如当着面说话好。
回到家，父亲坐在堂屋里的沙发上，电子琴装在袋子里放在一边。他坐得很端正，看见我和大哥进了门，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是假的，幺娃子不可能回来，都二十九年了，一个消息都没有，咋个就说到救助站了呢，恐怕是同名字的人。”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姓陈，在磨刀河当村主任，小鱼儿说就是他带人去找我大姑的。我当着父亲的面给陈同学打了个电话，父亲催我问好（多）久送回来？可不可去接？
陈同学说：“你们都放心，一站一站地送，过两天就送回来了。那个黑煤窑子这一次一起解救了一百多号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每一个都要送回家。”
“果然是黑煤窑子！”父亲说了这一句话，就靠在身后的沙发背上，连连摇头，“不晓得幺娃子造了好多孽哦，狗日的黑心肠的煤老板啊。”
我说：“爸爸，幺爸回来就好，这么多年我们都以为他早就没在了，现在人在就好，你就不要多想了，好好耍你的，想弹琴就弹。”
父亲抬起手，很无力地摇了摇：“不弹不弹，吵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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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叔回来住哪里，大姑一直没有表态。父亲不说，我们心里的那句话也说不出口——既然大姑卖了幺叔的房子，现在人回来了，就应该让幺叔在她家住，田地收回来，分红也该分给幺叔。可这话除了父亲，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去对大姑说，可是，这样的话，父亲不会说出口。
大姑的脾气很大，不温和，无论对谁，只要说到钱，她就六亲不认。我们都担心幺叔回来她不会给一个好脸色，几句话不合，说不定又要喊幺叔滚了。不管怎样，幺叔的生活都要继续，他算老人了，可以进敬老院，可以申请五保户，如果身体健康，也可以自食其力。
“我不让幺娃子进敬老院。”这句话父亲是从喉咙间喊出来的，用了很大的力气。喊完这句话，父亲哭了，他又是摇手又是摇头，嘴里喊着：“幺娃子太造孽了，在黑煤窑子关了几十年，还没有回来就又说送敬老院，后面这半辈子，我们两兄弟还要在一起摆条（聊天），我要他好好活几天。”
父亲的心情我是体会不了的，他对幺叔的情感比我们这些晚辈深得多，他内心的起伏，我再试图去了解也够不着。
父亲说：“不要去怪你大姑了，她命也苦，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挣钱供娃，她那个脾气一辈子也改不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给你幺爸温暖，让他有想头，不要人还没有回来就去安排他，那他回这个家有啥子意思呢？”
母亲想得很简单，人都还没回来，想这么多有什么用，还是等幺叔回来再商量。
再过一天就是8月了，我看了最近一周的天气预报，下一周都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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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幺叔归来的那几天，最着急的是父亲，他一天几次地催促我们打听幺叔究竟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这事不仅仅是一件私事，要走程序，云南那边的救助站送到四川对接的救助站，之后还要我们村上的干部去接。父亲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呵斥偷吃玉米的鸡，一会儿又去骂睡在桌下的狗，母亲就喊我们再打电话询问确切的时间。
陈同学告诉我，他们8月13日去接幺叔，又问我人接回来送到哪里。大姑可能内心有愧，她明确地说，幺娃子就回到她家，她在二楼专门准备了一间屋子。此外，大姑还买了崭新的被单被套，洗脸巾，牙膏牙刷。大姑说就是衣服没法提前准备，等人回来带到店子里去选。
大姑家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大多都在外面打工，家里新修的楼房除了过年过节其他时间都锁起。我们两家走动得很少，春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顿饭。
8月15日那天，除了在省外的亲人，我们能回去的都回去了——县城的大伯和他的儿子，我的父母，我和大哥，在市里打工的小鱼儿，都聚集在大姑家。
厨房里，小鱼儿当厨师的好朋友在忙着做饭，炸鱼，炖肉，凉拌菜，过节一样丰盛。我们坐在客厅里等，虽然在说话，但又都显得心不在焉，眼睛盯着大门外正对着的公路。
大哥站在门外抽烟，大概十点过，他扔掉还剩半截的香烟，喊着：“来了，来了。”大家涌出门外，只有我父亲入定了一样坐在沙发上。
一辆面包车停在公路边，车门打开，陈同学站在车门外喊：“叔，到了，到家了，快下车。”幺叔没有下车，陈同学又喊：“莫哭嘛，回家了该高兴，你的家人都等到的，快下车。”可是，幺叔还是不下车。
母亲跑到屋里去喊父亲，说幺娃子不下车：“你快去接他。”
父亲这才站起来，慢腾腾地走到车边，探头喊：“幺娃子，你这些年受苦了啊……”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我的眼泪也唰地一下流出来。泪眼蒙胧中，我看到一个满头长发，满面胡须的人下了车，“噗通”一下就跪在了父亲面前。只听得周围一片哭声，父亲哭，幺叔哭，大姑也哭。
那天，大姑家像过节一样热闹，村上的干部，村里的人，我们家人，坐了两大桌子。幺叔除了还认得他的大哥大姐、二哥二嫂外，其他的小辈都不记得了。父亲一一介绍，幺叔一点点地回忆起来，嘴边也露出了笑容，他感慨地说：“这些娃儿都长这么大了，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小娃儿哦。”
我仔细看幺叔，当年的轮廓还在，略白的肤色，方正的面庞，如果不是长发长胡须，看起来应该也还很年轻。许久不见，大家少不了要问这些年他的情况，幺叔说他认得几个字，能帮着记账，体力上倒没有吃苦，就是不自由，想走走不了，也没人去找他……说着，又开始掉泪。
父亲说：“不要再问他那些伤心事了，人没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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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带着幺叔四处逛，给他介绍村里发生的大变化，也带他到县城洗头、剪发、刮胡须、买新衣。换了衣服，打理了头发胡须后，幺叔精神很好，母亲笑着说，父亲带幺娃子就像带他的娃娃一样。
我知道，父亲多年的心事终于了了，他再也不会那么艰难、毫无目的地去惦记一个和他血脉相连的人，他安心了，放心了。
只是，岁月静好大概是最美好的期待吧，亲人相聚的开心也不过持续了一段时间。半个月后，幺叔和大姑就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还是因为房子。
幺叔问大姑，以后他住在哪里，是不是一直住在她家。大姑说，暂时住一阵，等他到了六十岁就去敬老院，无儿无女符合政策。大姑的这些话惹怒了幺叔，他拍着桌子，要大姑还他的房子，骂她心狠手辣，没有人性。大姑也不甘示弱，责问幺叔这几十年去哪里了，老屋都要垮塌了，都以为人不在了，她才卖了老屋。幺叔冷笑着说，大姑巴不得他死了，巴不得他不回来了。
姐弟俩吵得天翻地覆，互不示弱，当天晚上，幺叔没有吃饭，也没有睡在二楼，而是跑进了空闲的猪圈，蜷缩在干草堆里，不肯出来。村里的人都在看热闹，窃窃私语，有的说大姑不对，不念及姐弟情意，自私自利；有的说幺叔错了，二三十年，难道他真的没有机会给家里带个信？肯定也是不想回来。
村干部无法调解矛盾，只能来找我父亲。父亲急匆匆地坐了三轮车去大姑家，看到蜷缩在猪圈里的幺叔，忍不住流着泪大吼，问他还要家里人为他操好多心，问他这些年可曾担心过家里人，问他对不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和三哥……
最终，幺叔走出猪圈了。等周围的人都散了，父亲才告诉他大姑当年的不易。
大姑年纪轻轻时就失去了丈夫，带着四岁多的儿子艰难生活，虽说后来她处了对象，又添了一个儿子，但最终还是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过日子。那时她需要钱修房子，幺叔又确实多年没有消息，父亲说，不管大姑卖老屋是对是错，幺叔回来住的屋子是她准备的，干净整洁。
幺叔说了他的担心，他不会住敬老院去，他害怕再过那种被圈起来的生活，他想要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之后，幺叔坚持不再和大姑住一起，又不愿意去我父母家，父亲只能帮他在村上找了一处外出打工多年未回来的人家暂时居住。父亲带幺叔去买了锅碗瓢盆，大姑也骂骂咧咧地帮他铺好了床铺。
私下里，大姑也托父亲了解附近有没有老屋出售，看样子，她还是要给幺叔准备个房子，不然她以后没有安生日子过。父亲又好气又好笑，说大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做事情为什么不前思后想下，莽莽撞撞的。”
另一边，父亲劝幺叔不要着急，好好休整一段时间，再考虑其他的事，后面的事慢慢来，总会解决。当务之急，是要重新落户，重新办理身份证——父亲没有告诉幺叔，大姑早已去派出所给他销户了，是以“超过规定年限的失踪人口”为理由——也就是说，幺叔虽然回来了，但是他是个没有身份的黑户。
父亲叮嘱我们千万不要跟幺叔说这件事，说出去，幺叔就更恨大姑了。说这些话时，父亲一直在叹息，一个是他的亲妹妹，一个是他的亲弟弟，是所谓的“手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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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陪着幺叔前前后后多次跑派出所，跑镇上找领导，想方设法恢复幺叔的户籍身份。
每一次，父亲都耐心地跟人解释，眼前的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走的，怎么回来的，遇到了哪些事，是国家不遗余力地解救他于水火，感谢国家感谢党。他省略了幺叔不懂事的那部分信息，只拣那些令人叹息伤感的事情去说，引得众人一片唏嘘。
终于，幺叔又有户籍和身份证了，只是他的户口落在了镇上的居委会，没有再回村里老家。起初幺叔不愿意，他说原来在哪里就应该回到哪里去。但怎么可能呢？户口落在农村，下一步就意味着要落实宅基地，而现在的农村想要找一个好的宅基地已经不容易了。
镇上办事的工作人员告诉幺叔，户口落在居委会，以后如果领养老金，还要高一点。对于这个说法，幺叔却显得毫不在意，他说：“能多几个钱？”
不管怎么样，幺叔的事算是有了着落，他不再揪着大姑不放了。小鱼儿和英子也都是懂事懂理的孩子，他们在长辈之间调和，做了好吃的拉了幺叔一起吃，买了好吃的也送给幺叔，还替他们的母亲向幺叔赔礼道歉。
幺叔也渐渐放下了，有了身份证，他可以在外面找事干。他要存钱修房子，修三间小青瓦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客厅，逢年过节也可以招待亲朋在自家吃个饭——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让他早日实现这个梦想，父亲已经开始帮他询问木料了，至于屋基，总会有办法的。
如今，幺叔已经出去打工一年多了，他的电话总是关机。父亲虽然也会念叨，但不那么担心了，他说：“幺娃子在外面挣够了修房子的钱就会回来，到时候，都出点力，帮他把房子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