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一场将使清朝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大洪水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大江南北变成了一片泽国，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而贪官污吏的盘剥欺压丝毫没有减少。百姓们走投无路，只得奋起反抗，天下大乱的局面即将到来。
此时的江忠源，由于镇压雷再浩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浙江秀水县知县。秀水县是重灾区，那里饥民遍地，抢劫之风猖獗。江忠源认为治理乱世必须要用严酷的刑罚，他果断派出捕快抓捕一百多名盗贼，并处决了其中一个带头的。接着，江忠源又采用手段，迫使县内几位知名的乡绅拿出银子和粮食，赈济灾民。在江忠源的带领之下，秀水百姓战胜了洪灾，重建了家园。此后，江忠源又担任丽水县知县，同样干得很出色。
曾国藩得知江忠源的政绩之后，非常高兴，当初他就预测江忠源将做出一番大事业，现在看来果不其然。
正当江忠源准备在丽水知县任上大展拳脚施展抱负的时候，他接到曾国藩写给他的一封令他五雷轰顶的信。曾国藩在信中说：“岷樵，从湖南来京的人传言，新宁的匪徒为了替雷再浩报仇，把你全家都给害了。此事未必是真，但你最好回去看一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和秀水县一样，江忠源的老家新宁县也遭遇了洪灾。当时的新宁知县可没有江忠源这样的才干，镇不住局面，于是乎老百姓被逼无奈，只好揭竿起义。
起义的领导人名叫李沅发。当时有传言说李沅发是雷再浩的部将，但其实并不是。至于江忠源全家都被杀害的传言，那更是空穴来风。
李沅发率领部下两千余人杀害新宁县代理知县万鼎恩后，占据县城，正式举起反清的义旗。很多饥民闻讯后，都加入到了起义队伍中。
只因为李沅发这么一闹，引出了一大批日后湘军中的名将。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彭玉麟、杨载福、胡林翼、李续宾、李孟群、鲍超等人，都因为这次起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刘长佑，湖南新宁人。生于1818年，小曾国藩七岁。他是江忠源的亲戚，但与江忠源个性不同。江忠源关心国家大事，勇挑历史重担，而刘长佑是个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人。他被卷入战争，实在是命运之神阴差阳错的安排。
李沅发起义军攻占新宁后，刘长佑星夜前往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将此事上报知府。知府命他率领乡勇配合官军攻打新宁。
刘长佑召集族叔刘坤一等人，以之前江忠源团练的乡勇为基础力量，组建起了一支新的团练部队，迅速攻克新宁城，迫使李沅发转战湘黔桂边境。之后，回到湖南的江忠源又与刘长佑一起率部配合官军，追击李沅发。
彭玉麟，湖南衡阳人。生于1817年，小曾国藩五岁多。彭玉麟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家境贫困，因生活所迫，很早的时候就加入衡阳协绿营部队，任书识（相当于今天的文书）。
李沅发起义后，彭玉麟随军参与镇压起义。在此过程中，他与刘长佑一见如故，建立起深厚的战斗友谊。
李沅发起义被镇压后，彭玉麟辞官归乡。后来，曾国藩练兵衡州，先后三次屈尊前往彭家请彭玉麟出山相助。彭玉麟被曾国藩的诚意所感动，加入湘军，后成为湘军水师的重要将领。
杨载福，湖南善化人，祖籍乾州（今吉首市）。1822年生，小曾国藩十一岁。杨载福读书不多，从小习武，很早的时候就投入镇筸军中。
后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因功获蓝翎顶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杨载福率军积极堵截，渐渐有了名气。曾国藩练兵衡州，将杨载福调入军中，后成为湘军水师的重要将领，与彭玉麟齐名，合称“彭杨”。
胡林翼，湖南益阳人。1812年生，小曾国藩一岁。1836年进士，入翰林院。1840年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因为主考官文庆有舞弊行为，受到牵连，被降一级调用。
1841年因父丧回籍，此后家居多年。1846年花钱买了个知府官，发放贵州担任代理安顺知府。此后，又担任代理镇远知府、代理思南知府、黎平知府。
在贵州任知府期间，胡林翼的行政能力得到施展。他和江忠源、刘长佑一样，开始举办团练，对抗反抗者。贵州境内的好几股反叛势力，被他铲除。
李沅发起义军撤出新宁后，转战湘黔边境，胡林翼率军迎击，将他们赶出了贵州。
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威逼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命胡林翼率黔勇前来支援。然而，胡林翼尚未到武昌城下的时候，吴文镕已经兵败身亡。正当胡林翼四处徘徊，不知所归的时候，正在准备北伐的曾国藩写信给他，劝他和自己一起共图大业。胡林翼欣然同意，从此进入湘军的序列。
李续宾，湖南湘乡人。生于1818年，小曾国藩七岁。自幼喜欢研究地理学，爱好骑射。1838年遵照父命，参与团练事宜。他是湘军名将中参与团练最早的一位。
李沅发起义后，李续宾率乡勇两百人前去镇压，与刘长佑一起攻破新宁县城。李沅发撤出新宁城后，李续宾也想前往追击，但正规军为了独揽战功，不准乡勇追击。李续宾只得怏怏而归。
不久后，太平军在广西起义，警报不断向湖南传来。李续宾加快了团练乡民的步伐。他所制定的练团章程，后来基本上被罗泽南的湘乡勇及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李孟群，河南人。1847年进士，与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都是同年。由于成绩不够理想，没能进入翰林院，而被外放至广西任知县。
李沅发所部被胡林翼等军赶出贵州后，转战桂北。不久之后，李孟群率部配合其他各路清军，将他们赶出了广西。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时候，李孟群正是金田村所在的桂平县的知县。后来，李孟群因率部击败韦昌辉，升任知府。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李孟群奉命率广西水勇前往湖南支援湘军水师。自此以后，李孟群加入湘军序列。
鲍超，四川人。生于1828年，小曾国藩十七岁。鲍超没读什么书，从小习武，武艺超群。1845年通过考试，加入绿营军队中。
李沅发起义的消息传到四川后，鲍超觉得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毅然辞去吃粮的兵额，骑上一匹快马，赶往新宁。但当他来到新宁的时候，李沅发起义已经被镇压。
正当他失望透顶的时候，当时的湖南提督向荣看上了他，将他收归营中。后来，鲍超跟随向荣去广西与太平军作战。鲍超作战勇猛，每战必先登。当时，日后的湘军名将塔齐布也随长沙协绿营部队在广西对抗太平军，他非常佩服鲍超，将他从向荣那挖了过来。鲍超自此以后跟随塔齐布。
曾国藩兵败靖港以后，将才奇缺，便问塔齐布可有好将才，塔齐布推荐鲍超。自此以后，鲍超进入湘军军官行列。
从上面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湘军的骨干力量，在镇压李沅发起义的过程中已经形成。到时候，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登高一呼，这些人便会聚集起来，创建一支新型的军队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当然，登高一呼的这个人，只且只能是曾国藩。
1849年的大洪水不仅影响到了湘军的第一个策源地新宁，还影响到它的另一个策源地，那就是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与李沅发起义同时，湘乡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漕斗争。
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末年横征暴敛导致亡国的教训，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且一度宣称“永不加赋”。清朝的政策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有清一代，农民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呢？其实，在所谓的轻徭薄赋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上的弊端。直到清朝灭亡，这些弊端也没有消除。
清代的农民需要缴纳两种赋税。一种是地丁，这是全国农民都要缴纳的，其实就是一种土地税。一种是漕粮，这是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农民需要缴纳的。漕粮是供给京城的粮食，上述八省粮食富足，所以需要承担这一责任。起初，漕粮征收是交粮米，但后来嫌麻烦，往往折成白银征收，这就是所谓的漕折。
清代征收地丁漕折，起初的税率确实是比较低的，是真正的轻徭薄赋。问题出在后来征收的耗羡上。农民交的地丁漕折都是碎银子，但是官府一层一层往上交纳税收的时候，不可能交碎银子，必须将碎银子熔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才行。在这个过程中，银子会有一定的损耗。另外，在银子运解的过程中，也难免会造成一定的损耗。所以，官府在征收正常的地丁漕折的同时，往往会多收一点，这就是耗羡。
耗羡在清朝初期本是不合法的，但是清政府予以默认。后来雍正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施“耗羡归公”，这样耗羡就合法了。所谓的“耗羡归公”，只是说说而已，不归公的耗羡照样存在，而且越征越多。
为什么会越征越多呢？这又涉及到清朝的另外一些弊政。
第一，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之前，清朝有着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户部统收统支，中央财政非常强势，留给地方财政的银两，无论是省一级，还是府一级，还是县一级，都极少极少。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地方形成实力派，造成三藩叛乱那样的悲剧。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以县一级为例，知县要有所兴革，但是手里没有钱。怎么办？只能向农民摊派。摊派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就是加到耗羡上。
第二，清代底层官员的俸禄非常少，编制内的人员也太少。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不过四五十两银子，养廉银一般是正俸的几十倍，两者加起来最多也不过三四千两。这点银子除了贿赂上司、养家糊口之外，所剩不多。而编制内的人员又太少，一个县就那么十来个人，所以知县不得不自掏腰包（县办公经费很少，地丁漕折绝大部分要上缴）雇佣大批胥吏替他办事（地丁漕折的征收即由胥吏负责）。这样一来，知县是够穷的了，不想办法弄钱就活不下去了。钱从那里来？还是加到耗羡上。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坏事就坏在这些胥吏上。知县没有多少钱，那么雇佣这些编制外的人员，也不可能开高工资。胥吏的工资非常低，一年也就三四两银子，大致相当于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工资。这点钱仅仅可以使一家人吃饱饭。胥吏没有钱，便将魔爪伸向农民。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到耗羡上。
起初的话，可能就多征一点点，满足一下物资需求。但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就想过富人的生活，于是摊派到农民身上的耗羡也就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可笑的情况就发生了。比如说我家的地丁漕折合起来本应该交三两银子，可耗羡却有三十两之多，加一起就是三十三两，我把全家的米都卖了，也交不起这钱。这样一来，农民怎么可能活下去，怎么可能不造反？清政府的地丁漕折又怎么可能收得上来，国家财政又怎么可能不坏？所以说，胥吏制度是清朝最大的弊政。
除了知县、胥吏乱加耗羡把农民逼上绝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农民更加没有了活路。那就是银贵钱贱。这也是曾国藩在1852年初上的两道折子《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中讨论到的重要内容。“平银价”是咸丰初年曾国藩自上而下改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币值采取银、钱双本位制，以银为主，但是不废除铜钱，民间的小额交易，往往用铜钱，但农民上缴地丁漕折，只能用白银。一般而言，农民都是先将米卖出换来铜钱，再用铜钱兑换白银，然后上缴。这样一来，银、钱的兑换比价就跟农民负担息息相关了。
银、钱的正常比价应该是在1:1000左右，也就是一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国的陶瓷、茶叶等物资大量出口，而外国货物很少进入中国，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银、钱的比价一度达到1:700。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这样一来，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至嘉庆年间，银、钱比价在1:1000左右。
道光时期，尤其是道光朝最后的二十年年间，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1852年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回忆说：“二十年前，（银）每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钱几及二千文。”也就是说，银、钱的比价达到了1:2000。
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大家跟我来算一笔账。比如我家应缴地丁漕折加耗羡为十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银、钱比1:700的时候，只需拿制钱七千文兑换即可。假使当时的米价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只需拿出两石多米即可完纳地丁漕折。
然而，到了咸丰初年，银、钱比变成了1:2000，需要制钱两万文才能兑换到十两白银。假使当时的米价仍然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我需要拿出六石多米才能完纳地丁漕折。总而言之，虽然没有加赋，但因为银、钱比价的变化，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将近两倍。怪不得连曾国藩这样的高高在上的二品大员，都要站出来为农民打抱不平了。
为了改变银贵钱贱的现状，曾国藩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由国家强制设定银钱比价、赋税征收改征铜钱、兵饷发放也用铜钱等等。但是，曾国藩的这些措施，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比如国家强制设定银钱比价。这项措施要想收到成效的话，国家必须拥有强有力的执行力。但是，当时的清朝显然不具备这种执行力。所以，这项措施如果实施的话，对于地方并没有约束力，仍然改变不了现状。
又比如赋税征收改征铜钱。这项措施如果实施，肯定会减轻农民负担，但同时会大大地增加赋税征收和起运的难度，而且将大大地浪费国家的行政资源。这样既有大利也有大弊的政策，不是不可以施行，但前提是有一个强硬的皇帝来推动并坚持此事，而且也需要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执行力。在咸丰初年，这些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真正实施，弊大于利的可能性更大。
又比如兵饷发放铜钱。银贵钱贱，用铜钱发饷，自然会损害到士兵的利益。所以，这项政策肯定会遭到军队方面强有力的抵制。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将军队逼反。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太平军横扫广西、湖南，清政府在两年之内，支出军费将近2000万两白银，国库里仅存的那点家当全部拿出去了，国家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之下，清政府不仅不会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平抑银价，减轻农民负担，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加大了农民的变相盘剥。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结果引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们对铜钱失去了信任，大量抛售铜钱兑换白银，使得本来紧缺的白银在市场流通当中变得更加稀少。因此，银贵钱贱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农民。
了解清朝的上述弊政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当时湘乡县的情形。和其他地方一样，湘乡县的抗漕运动也是由于知县、胥吏乱加耗羡引起的。
当时的湘乡知县是师鸣凤，是个贪官。他手下的那些胥吏也都是贪婪之辈，把湘乡县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民众被迫起来反抗，抗漕运动声势越来越大。
以曾国藩父亲曾麟书为代表的湘乡县中小地主，面对农民的反抗，施展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手段。一方面，他们督促知县顺从民众的意愿，切实减漕。所谓的减漕，就是减少漕折耗羡的征收。
减漕不仅对农民是有利的，对于官府也有利。漕折耗羡太多，农民宁愿造反也不交钱，那么官府就无法完成漕折征收任务。相反，如果将耗羡降低到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农民踊跃交钱，这样收上来的银子反而更多。所以说，减漕对于官府和农民来说是双赢的事情，只是减少了胥吏的灰色收入。
另一方面，他们又组织起安良会，对造反的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安良会的首领，就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
知县师鸣凤似乎丝毫不惧怕农民的造反，始终不肯减漕，而巡抚衙门也无视湘乡民众的合理要求。湘乡人民被逼无奈，只好选出代表前往京城告状。他们选出的这个人，就是王錱。
王錱，湖南湘乡人。生于1825年，小曾国藩十四岁。王錱和李续宾都是罗泽南最看好的弟子，但两人性格迥异。李续宾沉毅，不喜欢说话，没有深思熟虑之前从不对任何事情发表看法。王錱豪爽，乐于助人，说话滔滔不绝，善于鼓动别人的情绪。曾国藩日后欣赏李续宾却讨厌王錱，与他们的这种性格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錱受湘乡人民的委托，前往京城告状。不料，半道上他突然染上重病，只好折回湘乡。当王錱回到湘乡的时候，家乡发生了重大变化：朱孙贻替代师鸣凤，成了新任湘乡知县。
朱孙贻，江西人。曾在刑部担任主事，后分发到湖南任知县。在来湘乡之前，做过宁乡、长沙知县。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现湘乡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派一个得力的人员前去整顿才行。于是，能力出众且以清廉著称的朱孙贻被调往湘乡任知县。
朱孙贻到湘乡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他开始重用王錱、刘蓉等湘乡知名绅士，又推举罗泽南为孝廉方正。同时，他在曾麟书等中小地主的支持下，在全面普遍开展减漕运动。为了防止胥吏从中作弊，朱孙贻命令百姓直接将银子送到知县衙门。
朱孙贻的改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踊跃交款，很快湘乡应该缴纳的地丁漕折就全部交齐了。湘乡县内暂时恢复了平静。
这时候，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朱孙贻敏锐地感觉到，湖南即将遭受战火，湘乡必须先做好准备。于是，他找来罗泽南，令他以李续宾的团练为样板，训练出一支湘乡勇来。就这样，作为湘军前身的湘乡勇诞生了。
与江忠源的团练比起来，湘乡勇最大的特色在于强调思想文化建设。罗泽南是理学家，对思想道德工作尤其重视。他不但重视对士兵灌输忠君思想，同时还以传统儒学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观感化他们，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在为国家而战，虽苦无怨，虽死无憾。经过罗泽南教化的士兵，战斗力远远超过只知道升官发财的绿营士兵，也比以忠义理念结合在一起的江忠源团练士兵要强。
罗泽南要求部队树立人民子弟兵的意识，所过之地禁止骚扰百姓，必须秋毫无犯：不取民间一针一线；不得强买强卖，强赊强借；不准调戏、强奸妇女。罗泽南的部队，以后一直是湘军当中军纪最好的。
后来，曾国藩创建湘军，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大多模仿罗泽南的方式。重视思想道德的培育，也成为湘军显著的特色之一。
朱孙贻、罗泽南、王錱、刘蓉等人创建湘乡勇，在湘乡掀起了团练乡民的高潮。不久以后，团练的乡勇，熟悉战阵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万多人。湘乡首开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响应，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后来，这些团练都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中坚力量。
罗泽南、刘蓉等人并不满足于在湘乡取得的这么一点成绩，他们有着更大的抱负。咸丰帝即位后，他们试图通过曾国藩影响新皇帝，来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彻底清扫陈规陋习，实现国家中兴。
在罗泽南、刘蓉的推动下，曾国藩在1850至1852年间，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封奏疏，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以及皇帝本身的一些毛病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试图以此警醒咸丰帝，促使他改革。曾国藩的这些奏疏，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论是在京城士大夫中，还是在湖南读书人当中，曾国藩都成为了一个积极进取的符号。
1850年，咸丰帝刚刚即位，就装模作样地令大臣上疏言事，就朝廷的用人和政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曾国藩很受鼓舞，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专门讨论用人问题。
鸦片战争后，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当时的许多人将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归咎于人才问题，像龚自珍就在《已亥杂诗》中写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有同感。
在《应诏陈言疏》里，曾国藩认为培育人才，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之道，就是皇帝或者有社会声望的人，应该做出表率，好学向善，这样就会形成一种风气，人才就会出现。
培养之方指的是当人才出现后，要懂得培养。要不断地教导人才，甄别人才，剔除没有能力的人，重用有能力的。
考察之法指的是要通过多种途径考察人才。要鼓励大臣上疏，帮助皇帝鉴别人才。
曾国藩提出的这些培育人才的方法，都是经过认真思考，参照历史，对照现实而得出来的。后来，他带领湘军南征北战，将这些培育人才的方法用到实践中去，造就了彭玉麟、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等许多人才。这些人才，在后来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51年，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即《议汰兵疏》。这道奏折针对的是绿营军队的弊端，主张裁撤绿营军队五万人。
当时，曾国藩是兵部侍郎，对于绿营的积弊，他深有感触，所以上这道折子，以宋朝、明朝养兵过多导致财政危机的历史事实，规劝咸丰帝裁撤绿营。
当时，清朝军队主要由八旗和绿营构成。八旗早已没落，入关时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但曾国藩不敢提裁汰八旗，因为八旗与满蒙贵族的关系密切。
绿营的情况比八旗好不了多少。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时候，绿营就已经不堪作战，最后还是凭借团练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849年李沅发起义，绿营两千多兵围攻新宁城，一个多月没能成事，最终还是靠了刘长佑的团练才成功。绿营打仗不行，争功诿过倒是高手，当李续宾准备前去追击李沅发的时候，绿营将领为了争功出面阻拦，弄得李续宾一气之下解散乡勇，回到湘乡。绿营兵自己去追李沅发，结果损兵折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第二年夏天将李沅发生擒。可以想见，绿营的战斗力有多么差劲！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初，太平军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之后江忠源五百楚军就能在蓑衣渡重创太平军足以说明这一点。但被派往前线的绿营部队毫不战斗力，只知道尾追，从来不敢迎头痛击敌人。结果耗尽国库存银，不仅未能伤及太平军一根毫毛，反而令他们日益壮大。
这些事情，引起了曾国藩的思考。最终，他提出了裁撤五万绿营的办法。当然，这一方案在当时是无法实施的。这个时候，曾国藩并没有想到要大力举办团练，更没有想到要编练一支新军。
曾国藩一连上了几道奏折，满以为皇帝会按照他的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然而，事实令他很失望。咸丰皇帝根本不是雍正那样敢于革新的明君，他的下诏求言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曾国藩的这些呕心沥血、关系到大清王朝兴衰存亡的奏章，他草草地看过一遍后，便丢在一边，不再理会了。
曾国藩对此感到很不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皇帝去年下诏求言以来，大臣们上的折子不下数百道，其中难道没有一两篇是很重要的吗？或者交给相关部门去讨论，以‘毋庸议’三个字不了了之。或者通谕各省，各省接到谕旨之后，并不认真执行，好像这么事与自己干系一样。”
改革梦想遭遇重大挫折，曾国藩感到很茫然。他在给刘蓉的信中流露出消极的心态，结果被刘蓉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刘蓉写信给曾国藩说：“你上的那几道奏折，都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说的都是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现在国家并未因为你的奏折而受益，而你却因此获得了敢于进谏的好名声，你难道问心无愧吗？”又说：“你既然处在那个位置上，就应该为天下苍生仗义执言，立志完成中兴大业。现在大乱刚刚开始，一般的读书人都有些怯懦，贤能的人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只求对国家有所帮助。”
刘蓉的这些信立意非常高，曾国藩读了之后，非常羞愧。正是在刘蓉的鼓励之下，曾国藩又上了一道奏折，即《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将矛头直接对准皇帝本人，从而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推向最高潮。
曾国藩上这道奏疏，本意是为了杜绝皇帝的骄矜之气，扭转大臣们的阿谀之风。曾国藩批评咸丰拘泥小节，经常在朝堂问一些小事，而像镇压太平军之类的大事却不闻不问，又批评他不讲求实际，即位之初就下诏求言，但从未真正重视并实施大臣们的上奏，又批评他刚愎自用，镇压太平军的战略谋划从来不和大臣们商议，一个人决断。
在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清朝，曾国藩上这样的一道奏折，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事实上，曾国藩也非常担心皇帝会因此罢他的官，甚至砍他的头。
咸丰皇帝的心胸狭窄在曾国藩的这道奏折面前暴露无遗，他将奏折狠狠地甩到地上，并且召集军机大臣，讨论如何惩治曾国藩。
眼看曾国藩的仕途不保，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出来替他求情，说：“皇上您圣明，所以曾国藩才敢直言劝谏。他这道奏疏，道理虽然不通，但精神可嘉。”其他的大臣也纷纷求情。咸丰帝这才压下怒火，没有处罚曾国藩。过了几天，曾咸丰皇帝还专门就这件事情做了自我批评，算是表演了一番“明君”风范。
此时，曾国藩对于自己上疏的冒失有些后悔，但他对奏疏里说的内容，丝毫没有反悔。他在此次上疏后七天接到罗泽南的一封信，内容是劝他上疏。罗泽南在信中说的内容和曾国藩在奏折中所说的几乎一致，曾国藩因此由衷地感叹道“万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可见，对于内容，他是没有悔意的。
1852年初，曾国藩又针对银贵钱贱等等社会弊病，上了两道折子《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银贵钱贱的问题在上文上已经阐述过了，此处不再赘述。
从1850年至1852年，曾国藩在罗泽南、刘蓉的推动下，先后上了好几道重要的折子，希望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最终他的折子并没有对国家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场改革运动的失败，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必然。
虽然国家并未受益，但曾国藩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收获还是不少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那敢于直谏的精神，赢得了京城士大夫以及湖南读书人的广泛欣赏。正因为此，当日后曾国藩创建湘军南征北战的时候，这些人大都选择了支持曾国藩的事业。这对曾国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