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深秋的某一天，曾国藩刚刚会见完幕僚，亲兵就递上来一个名帖。曾国藩略微看过后，命亲兵将那人领进来。
来者名叫容闳，是广东香山人。1835年，当时年仅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来到澳门，就读于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847年前往美国留学，后就读于耶鲁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外学位的人。
容闳身在异国他乡，却心系着祖国。他有着一个长远的梦想，那就是通过改良中国的教育、政治，从而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建成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新中国。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很快回到了国内，准备实施他的改良计划。
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却远不是容闳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怀揣着远大梦想的他，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经过长期的摸索，容闳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的梦想要想实现，必须先找一个有权有势能够掌控中国未来命运的人作为靠山。只要能够影响这个人，那就能影响中国的未来。
容闳首先想到的这个人，是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容闳与洪仁玕是老朋友，1856年他们在香港相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容闳认为，与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比起来，新兴的太平天国更加具有朝气，或许能够主宰中国的未来。只要洪仁玕支持他的想法，对太平天国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他的夙愿就能实现。
容闳前往江宁，见到了洪仁玕，并向他提出七条建议，其中包括用科学的制度来组织军队、创办军事学校、组建公民政府、组建银行系统、创建不同等级的教育系统、创办工业学校系统等等。
容闳的这些建议并没有被洪仁玕提上实施的议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容闳的这些建议脱离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比如组建公民政府这一条，就完全不具备可行性。洪秀全就是一个大独裁者，他不可能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普世价值。
另外，当时的洪仁玕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非常微妙。名义上，他是太平天国朝政的总决策人，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又都是农民、工人出身，没有太多的见识。在容闳到来之前，洪仁玕就提出过许多发展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根本得不到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容闳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和洪仁玕之前提出来的那些想法基本一致。洪仁玕很清楚，同样的建议，当年通不过，现在照样也会通不过。所以，他并没有将容闳的建议上报，所以也就不可能得以实施。
正当容闳感觉到他的梦想很可能在中国无法实现的时候，另一个当时的重要人物对他发生了兴趣。这个人物就是曾国藩。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林则徐就在与英国侵略者交手的过程中，意识到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重要性。林则徐的好朋友魏源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这一认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林则徐、魏源二人主要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实践并不多，真正大胆实践，开创晚清洋务救国之风的，正是曾国藩。
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着手筹备兵工厂，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安庆，被曾国藩委以重任，负责兵工厂的技术问题。这座兵工厂，被曾国藩命名为安庆内军械所，它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
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等等。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全部管理人员以及科技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
曾国藩之所以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为了和西方列强争雄，具有明显的“攘夷”色彩，所以他不希望洋人参与此事。另外，全用中国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避免安庆内军械所被洋人控制。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体现了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曾国藩和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迈出的步伐比曾国藩要远得多。在李鸿章看来，曾国藩的这种纯粹用中国人的做法，虽然能够避免洋人的干预，但是发展的速度会很慢。中国的工匠较之洋人，本来就差了很远，而新技术又日新月异，工匠们即便能造出东西来，也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造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所以，李鸿章认为，要想快速发展近代工业，就必须重用洋人负责技术。曾国藩后来也受到李鸿章的影响，转变了一些看法，但是总体上，他和李鸿章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这两种方式，到底哪个更好，现在已经很难判定。如果按照曾国藩的模式发展下去，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李鸿章的参与，使得洋务运动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根本的提升。这正是李鸿章的主要历史贡献。
但是，李鸿章的这种模式，使得中国丧失了不少利权，加剧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学到真正核心的技术，赢得的顶多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标签，更多的时候连这个标签都没有，买的就是现成的产品。
安庆内军械所的两个主要成就是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型的蒸汽机以及第一艘木制轮船。
1862年8月，蒸汽机制作完成。曾国藩前去观看试运行，看到蒸汽机上面的飞轮在动力的推动下飞快地转动，曾国藩感到非常的欣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洋人发明的蒸汽机，我们中国人也能造，他们再也不敢嘲笑我们不懂技术了！”
1862年底，徐寿、华蘅芳又制造出一艘长约两丈八、九尺的木壳小火轮，并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坐在船头督看。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大致估算了一下，这艘船一小时可以行进二十五六里，比普通的船快多了。以后可以照着这个模式，造更大的船，造更多的船。”
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将内军械所从安庆搬到江宁，轮船的研制工作也移动至江宁继续进行。1865年，火轮船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名“黄鹄”。1866年，“黄鹄”号火轮船在南京下关海面试航。船重25吨，长55华尺。试航时速，顺流28里，逆流16里。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揭开了中国造船史的新篇章。
安庆军械所的创办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的规模很小，所造出来的蒸汽机以及木壳轮船跟世界先进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显然不能令曾国藩感到满意。他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由中国工匠手动制造机器的弊端。于是，向西方国家购买机器，也就逐渐纳入到了曾国藩的规划当中。正在这时候，通过幕僚的介绍，曾国藩知道了容闳这个人。曾国藩感觉到，容闳在美国呆过多年并且具有较高的学养，应该是出国购买机器的合适人选。
容闳在游说洪仁玕失败之后，一度陷入彷徨无助的状态。当他接二连三地接到曾国藩幕僚写给他的信件，得知曾国藩非常渴望他前去安庆时，他那因为多次碰壁而不断消失的激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他坐船来到了安庆，于是便出现了我在这一章开头所讲到的容闳前往拜谒曾国藩的那一幕。
曾国藩与容闳的这一次会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封建老官僚，一个是接受过将近二十年西方教育的新派人士，人生轨迹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也有着较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碰撞和合作，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改变。
曾国藩第一次见到容闳，就将他全身打量了一番，尤其注意他的眼睛。这是曾国藩独特的相人术。曾国藩身边的许多优秀人物，就是这样被曾国藩挖掘出来的。
曾国藩从容闳的眼睛里看到了勇敢，因而觉得他可能成为一名不错的将军。所以，谈话刚刚开始，曾国藩就对容闳说：“从你的相貌上看，你应该会是一名出色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勇敢。你愿意成为一名军人，带一支军队与长毛作战吗？”
对于曾国藩的这一提问，容闳觉得有些突兀。他原以为，曾国藩请他过来，是想和他商讨改革的事，却没想到曾国藩只是想让他带兵打仗。沉思了一会后，容闳对曾国藩说：“感谢大人的称赞。我可能有成为一名出色军人的潜质，但我从来没有读过兵法，更缺乏军事训练和经验。所以，我可能达不到大人对我的期许。”
曾国藩见容闳对带兵打仗不感兴趣，便绝口不谈和军事相关的话题。二十分钟后，曾国藩端起茶杯喝茶，示意容闳可以自由离开了。
容闳本来想借这次被接见的机会，向曾国藩系统地阐述他的改良想法。可是，现在他没有机会再开口了。这令容闳感到焦虑。他觉得曾国藩和洪仁玕是一样的人，表面上礼遇他，实际上根本不重视他的谋略。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容闳回到自己的寓所中。他的那些在曾国藩幕府中的朋友，纷纷前来打听情况。当容闳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担忧时，那些人都笑了。在朋友们的口中，容闳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曾国藩的那句话，只是在试探容闳愿不愿意带兵，并不是只把他当做将才。曾国藩有一个宏伟的规划，要建一家比安庆内军械所大得多的机械厂。曾国藩请来容闳，正是为了商讨此事，只是初次见面，曾国藩没有将这件事提出来而已。容闳的那些朋友还告诉他，曾国藩还会再次找他谈话。
听完朋友们的这一席话，容闳才放下心来。他最擅长的是改良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对于机械这一块，他不是很懂，但他依旧有着一些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是基础工业。只要基础工业发展上去了，其他的各种实用工业，比如造船、造枪造炮、修建铁路、开发矿藏等等，就都有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开展起来就会很顺畅。
就想容闳的那些朋友们说的那样，曾国藩在随后不久再次接见了他。在这次谈话中，曾国藩向容闳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处在今日之中国，做什么对中国最有利？”
容闳听完后，本想说他筹划已久的教育计划，但转念一想，当时的曾国藩对他还不够信任，现在就将教育计划提出来，恐怕得不到曾国藩的支持。于是，他违心地迎合曾国藩，说最应该做的事是创办机械工厂。
曾国藩对容闳的回答很满意，于是问容闳应该从何处着手。容闳便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应该设立基础的机械工厂。
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曾国藩又找容闳谈过几次话。设立新厂的计划随着他们谈话的增多，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最终，曾国藩决定，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容闳被曾国藩的诚意所感动，欣然地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随后，容闳前往欧洲考察，之后便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纽约。当时，美国正在爆发内战，几乎所有的机器厂，都不愿意接受容闳的订单。容闳多方设法，最终凭借着那股永不放弃的精神，找到了两家公司承造中国订货。
当容闳带着大批机器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865年。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前往徐州剿捻前线。根据曾国藩的规划建设起来的江南制造总局，由李鸿章负责管理。
容闳采买的这批机器随即被并入了江南制造总局。除了容闳的这些机器以外，江南制造总局还从李鸿章之前设立的上海洋炮局等企业中继承了不少旧的机器。但这些机器与容闳采办的机器相比，要落后许多。正是由于容闳从美国采办来的这些机器的加入，才使得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欧美以外最大最现代化的制造厂。
随后，容闳在华蘅芳的陪同下，前往徐州向曾国藩汇报购买机器的情况。曾国藩非常满意容闳的工作，立即专折奏请皇帝嘉奖封赏。之后不久，容闳就成了清朝有正式俸禄的官员，官阶为五品。
此后，容闳在上海协助上海道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总局。虽然一直从事的是企业的管理工作，但容闳并没有忘记他的改良中国教育的梦想。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亟需培养大批懂得技术的人才，江南制造总局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附属学校。
1867年，重新回到两江担任总督的曾国藩前往江南制造总局视察，容闳便想利用这个难得的见面机会，向曾国藩提出设立附属学校的建议。
曾国藩在视察的过程中兴致很高，容闳指着自己从美国采办而来的机器，将产品制造的原理介绍给曾国藩听。当然，曾国藩是不会懂得这些的，但他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机器，试图从中看出一些什么门道来。或许，他是想从这些机器当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
接着，容闳便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里附设一座机械学校，教育中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在制造局中担当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这样一来，制造局中现有的那些外国工程师和机械师，便可以逐渐解雇。制造局将完全成为中国人的制造局，丝毫不受洋人挟制。
容闳对曾国藩的心理摸得很透，所以才会说出这么一席话。在曾国藩北上剿捻的这段日子里，江南制造总局在李鸿章的管理下，逐渐多了一些洋人的面孔，这是曾国藩不太愿意看到的。容闳的这一建议，正好帮助曾国藩消除了这一层隐忧。所以，曾国藩对于这个建议，表示非常的赞同。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学校在之后不久就创办了起来。容闳改良中国教育的计划，有了初步的实践。
成功劝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附属学校一事，使得容闳重新对实现他那蕴藏在心中长达十五年的改良中国教育的计划，有了信心。
这时候，丁日昌已经升任江苏巡抚。容闳经常和他谈论教育救国，一向以开明著称的丁日昌非常支持容闳的想法。丁日昌告诉容闳，大学士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掌握着朝廷的实权，对洋务又非常感兴趣，如果你将教育计划写成条陈，由文祥转奏给皇帝，一定可以获得批准，最终得以实行。
容闳按照丁日昌的办法，给文祥写了一封条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组织合资汽船公司、选派青年出洋留学、设法开采矿产、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然而，容闳的这一条陈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效果。
据《容闳自传》一书的记载，该条陈之所以石沉大海，是因为文祥在之后不久就病逝了。但文祥逝世是在1876年，当时中国早已派出好几批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了，容闳怎么可能还上条陈？所以，容闳的这段回忆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文祥根本没有重视这一条陈，更没有转奏皇上。条陈上递的时间，应当是在1868年至1870年间。
容闳的不懈努力在1870年取得了成效。这一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被清廷派往处理这一棘手的事情，丁日昌也被调往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
这时候，容闳和曾国藩、丁日昌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他敢于向这两人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容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愚昧无知是导致这场外交纠纷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
曾国藩和丁日昌非常重视容闳的看法，他们联名上奏清廷，请求朝廷派遣留学生前往外国学习。当曾国藩再次回到江宁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朝廷的批复下来了，同意对外派遣留学生。
自古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泱泱大国，外国人怀着朝圣的心理来中国留学，是比较常见的事情，但中国人出外留学的先例则几乎没有。然而，在列强坚船利炮的不断打击之中，清政府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准备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容闳、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功不可没。
当曾国藩把“著照所请”的朱批拿给容闳看的时候，容闳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写下这样的话语：“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的教育工程终于成为一项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这将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之后，容闳前往广东一带招生。当时的中国，刚刚被迫打开国门，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一般的读书人依旧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才是正途，其他的途径都是异途。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送孩子参加由容闳主持的留学生选拔考试。容闳想尽办法，最终还是无法凑齐预定的三十人名单。
不得已，容闳只好前往相对内地来说社会风气更加开放的香港，从英国人开办的新式学校中去招生。最终，历尽千难万险，容闳总算凑齐了三十人。这时候，已经是1871年的秋天了。
与此同时，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断上奏，论述派幼童出国留学的重要性，清廷最终坚定了派出留学生的信念。幼童出国留学的障碍，至此已经全部被清理。
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在容闳等人的带领下，乘船前往旧金山。此后的三年，清廷每年派出一批留学幼童前往美国。至1875年，总共派出四批共计一百二十人。
可惜的是，作为幼童出国留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的曾国藩，已经无法看到这成功的一幕了。就在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前往美国的前五个月，也就是1872年的3月12日，曾国藩已经在江宁病逝了。
用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这一事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影响，我们只需看看这些留学幼童中后来出了多少的人才，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詹天佑，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曾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等，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蔡廷干，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参加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为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中国近代海军的元老级人物，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蔡绍基，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曾任天津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校长。
唐国安，第二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清华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应科，第二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与蔡廷干一样，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元老级人物。
唐绍仪，第三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之一。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为维护中国主权、争取外交权益、推进民主共和等，做出过重要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这在一百二十人当中，阵亡于中法战争的有四人，阵亡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有三人，总计七人为国捐躯，占到总人数的6%。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到这些留学生出人头地，最终有所作为的一天，但他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延续。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振兴中华的梦想，在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曾国藩从1850年至1852年，连续上了几道改良清朝政治的折子，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现在，他致力推动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则是自下而上的改革。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改革，曾国藩的努力都曾收到过一些好的效果，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清朝衰亡，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并没有因为曾国藩的努力而改变。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在下一章我将就这个问题展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