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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的生母说亲时，年龄已是二十出头，在四川老家算老大不小了。太姥姥看重我生父品性老实，也知道他家里非常穷——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奶奶被狗咬伤，不治过世，我爷爷独自种田，拉扯大了三个孩子。
我亲生父母的婚后生活基本靠娘家的兄弟姐妹送米、送油地接济。1991年，生母在老家生下头胎女儿后，便将她寄养在同村的我五姨家，自己随丈夫南下广东打工——五姨丈的鱼塘生意做得不错，又帮公家修工程，村里不少人都在他的队伍里干活，五姨平时就安心在家带两个孩子，再多一个孩子也没人敢说闲话。
1993年11月，生母在广东韶关一家印染厂里生下了我。我出生一个多月后，在河南的大姨夫也被带到印染厂做工。大姨夫个头不高，1米5不到，生于1951年的他，长个子时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他母亲一人拉扯他们弟兄四个长大，他念书时学习分外努力，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尤其喜欢写作，逢年过节在校门外的板报上常常有他的文章入选，他还做了好些年班长，直到初中毕业。
那会儿考高中，作文题是提前公布的，他帮三个同学写了作文，三个人都考上了高中，他却没上成——考分过了，生产队的投票推荐也过了，但他的名字被替换成了另一位同学，对方成绩比较差，但是校领导的干儿子。他说：“那时不像现在的法制社会，家里没人，没地方去说”。
1971年下半年，大姨夫外出务工，第一份工作是在河南宝丰车站修铁路。那时还没有“农民工”的概念，像他这样的叫“盲流”。他每个月要交给生产队几块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
四川人在婴儿满百天时要给孩子“开荤”，将荤食煮熟捣碎后喂给婴儿，此后孩子在喝奶的同时也可适量喂饭喂肉。我的亲生父母就请大姨夫来喂我，大姨夫便将猪心、猪肝、米等用嘴嚼碎，拿筷子喂了我第一口饭。
那会儿四川和河南两个人口大省在施行计划生育方面尤为严格，但很多人又被旧思想禁锢，认为一家没个儿子就是“绝户头”。我的亲生父母想托大姨夫回河南老家给我找个人家送养。于是，1994年的“五一”，趁大姨夫要回老家收麦子，生母便随他一起，背着背篓把我带去了河南，在那里待了十多天后，便回了广东——这些经过，是我长大参加工作后，大姨夫——也就是我的养父——在一封信里郑重其事告诉我的。
而在生母哭哭啼啼向我讲述的版本中，他们起初只是打算把我“寄养”在河南。1995年，她生下弟弟带回四川老家，从五姨家领回了我姐姐——据说姐姐舍不得五姨，哭闹了很久。不久后，我生父就被计生干部抓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被拿走了。她东奔西走找亲戚凑罚金，凑不齐，最后人家是看在我五姨丈的威望和情面上才放了人。
生母说起这番往事时，会叹口气：“交了这么多罚款，一张纸条都没给我写。”继而强调，他们是走到这步田地才觉得“实在养不了你了”。接着，她转而倾诉起自己的苦来：窝囊的丈夫，婆家亲戚的欺压，自己身体有多么不好，以及计划生育，“没有办法”。
当年生母回广东后，大姨夫和大姨就买奶粉喂我。大姨夫说，那时候我虽然小小的，饭量可不小，一周就能喝光一包。他在同村找过一家结婚五年都没怀上孩子的家庭——其实是那家的老人想给儿子儿媳要个孩子，但一见我是女孩，那家的儿媳就说“还是想自己生”。既然送不出去，大姨夫和大姨就把心一横，留下了我。乡干部来家里调查过几次，大姨夫一口咬定说只是帮四川的亲戚“代养”，又因他和村支书有小学同桌的情分，也就没被罚款。
其实大姨家没被少罚款。在建国后倡导女性做“光荣妈妈”的年代，我姥姥一共生养了八个孩子，老大、老小是儿子，生于1954年的大姨则是大女儿（我的生母是“六妹”，跟我大姨相差了整整14岁）。她年轻时去湖北十堰打工，经老乡介绍，认识了大姨夫，1976年便嫁到了河南。1977年和1979年，大姨的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计划生育也开始严格起来，按照“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大姨要被拉去结扎。大姨夫怜惜妻子生孩子受了不少罪，又心疼她是远嫁，怕她结扎时出意外，便换自己去了。幸好卫生院的主刀医生是大姨夫中学同学的干兄弟，最后只给他走了个过场，做了假结扎手术。
结果，1981年，大姨生下了三女儿，要罚款420元。大姨夫一开始不想交，大队就来人把宅基地院子里的十几棵直径有将近一米的树连根挖出来，截断。村委一个干部和大姨夫关系不错，私下和他说：“兄弟，不如还是交钱吧，这些树的代价更高。”交完罚款后，大队的人又来把土封进了树坑里。
大姨和大姨夫也失去过两个孩子。
当年生完老二，大姨还在坐月子，一天晚上，疲惫不堪的她把发烧的二女儿交给丈夫照看后，自己就躺下睡了。大姨夫在外做了一天的工，抱着宝宝，累得睡着了。冬天，婴儿包得严实，触不到皮肤，夫妻俩半夜醒来发现老二嘴里有层沫，已经烧得没了呼吸。
等到大姨怀第四胎时，两个女儿就被放在了邻居家。她每天和大姨夫凌晨两三点就起来，做点饭，一吃，再烙几个饼带着，就“上路”了——他们要躲到离家五六公里外的另一个乡管辖的村子，也不敢进村，就在村子外头田地间的路上晃来晃去。累了，就坐到树荫底下休息，下雨，就躲进玉米秆垛里，一直躲到晚上十点多，才敢小心翼翼地溜回家。进到屋里，也不敢开灯，直接上床睡觉，就这样，来回躲了好几个月。
当时这么躲着的不止大姨一家，不过眼看别的大队都开始对超生家庭实行“株连”——整个家族的家家户户都要受罚，牲口、粮食都给拉走，还有把房门给卸了的——大姨夫的大哥、二嫂都来劝他们别要了。大姨夫一母同胞四兄弟，家族四代之内的弟兄有二十多个，大姨夫说，“为了自己要一个小孩，叫这么多亲戚都受牵连，良心上也过不去”，大姨再有十天半个月就临产了，他们也决定不再躲了。那天，十几个干部来到家里，大姨跟着另外五个孕妇一起上了车去县人民医院引产。孩子引下来时，医生让大姨瞅了一眼，她记得婴儿乌青的脸色，是个男孩。
1985年，大姨怀上五胎，三个多月时眼看就要显怀，大姨夫赶紧让她回四川老家，直到生下的儿子满月后才回了河南。那时候不罚款了，正赶上分地，一家五口只给了四口人的地。允许种，但只允许收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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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我就管大姨夫和大姨叫“爸爸、妈妈”。他们从没对我隐瞒亲生父母的事，会指着家里那张小矮桌对我说：“楠梓你知道嘛，你刚来的时候，人大概就和这桌子一样高，可以扶着桌腿往起站。”
四岁时，大姨夫大姨带我回四川探亲，在外人面前，他们还是会把我说成自己屋里的姑娘。他们其实是想把我送回去生活的，而亲生父母当时没说不要我，也没说要。我没有这段记忆，是大姨夫说，他当时对我说：“这儿就是你的家，你的家就在四川。”但不管他怎么说，我都吵着要跟他们回河南。
当时大姨夫跟着一个叔叔全国各地跑工程，干体力活，也帮老板做账、招聘，逢年过节才回家，平时是大姨在家带我。身高才1米4的她，给人感觉短小精悍，袖子时常是挽起来的，一口气能干很多活，忙完农活就埋头做手工贴补家用。她性格大大咧咧，嗓门也大，平时管教我写作业，吼一声连街坊邻居都能听见。吃饭时，她端着一个很大的碗，“呼哧呼哧”的声音也挺大。
大姨作为我的养母，比我周围同龄人的妈妈年长近20岁，长了近一辈，除了去湖北十堰打工的那一两年，她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农村。早年她带自己的孩子时，还是吃不饱饭的年代，自然没有那些年轻的妈妈的细腻。小时候我的衣服总是很脏，冬天老是用棉衣袖子擦鼻涕，哥哥开玩笑说，拿根火柴直接可以在袖子上面划着了。我有时候不穿鞋子，鞋子坏了我也不懂得去跟养母说，就光着脚丫子走去朋友家玩，并没觉得这是问题——也可能我说过鞋子坏了，养母也听到了，但她正处于赶工期，没有及时回应吧。
有一次在田里我被狗追着咬到了，虽然没有咬破皮，但吓了个半死，可回到家里，我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为什么不跟家人说？我也不知道。
从小，印象中，村里的大人见着别的小孩，大致会问：“得奖状了没？”而见到我，问的则是：“你妈什么时候来接你？”、“给你寄钱了吗？”不过小时候的我蛮横得很,有时直接回怼：“要你管？”“你是谁，我为什么跟你说？”顺带爆两句“我X”。
我和小伙伴时常结伴去别人田里偷菜，也往河里蹦、泥坑里跳。班里有同学问我：“那是你妈妈啊？你的妈妈好老哦！”带着点虚荣心的我立马回答：“那不是我妈，是我大姨。”不过那时河南人看不起四川，觉得四川是穷山沟，所以班里一些男生见我就会起哄说：“她妈妈是蛮子！”不过，如果有男生敢进一步惹我，我就直接跟他干架，幸运的时候，一把就推倒对方，倒霉的时候，自己被打晕了，缓一会儿再站起来。
打架的事如果不小心被养母知道了，她会先问我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如果我输了，免不了遭她一通骂：“明明打不过还要打！”如果是我赢了，她也会象征性地说我：“以后不准这么打别人了！”
有一次家里只有我一人，邻居围坐在我家门口用那张小矮桌打牌，我和他们的小孩在一旁玩。忘了那些小孩是想拿我们家东西还是怎么的，我不同意，就跟他们吵了起来。他们脱口而出：“你都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我气极了，随手拿起锁头就扔向他们，砸到了其中一个小孩。那家家长立刻跑过来骂我。
最后，我只记得把他们都锁在了大门外，自己蹲在地上哭。
我对亲生父母的最初印象，是刚上小学时，他们带着弟弟第一次从广东来到河南过春节。村里一排排房子挨得紧，谁家里来个什么客人，基本上全村都能知道。村里人见了我会问：“你叫你妈了吗？叫你爸了吗？你要跟他们回去吗？”
我的生父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工人模样，黝黑，健壮，有点龅牙。生母的皮肤也很黑，扎个马尾，虽然和大姨长得很像，但会觉得她气色差，身体不太健康的样子。弟弟很瘦小，留着寸头，眼睛大大的。他们在家里住下，默默地观察我，我也躲在养父母身后，默默地观察着他们。
生父性格木讷，不太会说话，就帮忙铲雪、干体力活。生母也不停地帮忙干家务，杀鸡、做饭、洗碗、洗衣。她腰腿肩颈都不好，加上河南天气比广东冷很多，干完家务她基本就卧床休息了，似乎没有多余时间来跟我有过多交流。当他们来跟我亲近的时候，比如说生母给我夹菜，我就作势连那一碗饭都不吃了，她给我买的过年新衣服，我也不留情面地拒绝穿戴。生父则会一下塞给我好几十块钱的“巨资”，又给我身边的几个好朋友每人十块钱，让我们去买鞭炮。面对这些陌生的示好，小小的我内心滋生出复杂的感受，那似乎是一种居于高位、可以去伤害他们的优势感。所以，我会刻意对养父母表现出很亲密的样子，做给亲生父母看。
大人干活儿时，我就和弟弟在一旁玩。养父母家的姐姐和哥哥都比我大上十来岁，家里忽然来了个小朋友能陪我，我兴奋极了。他还是我的弟弟——没人教过我，我却对他生出了一股天然的保护欲。他讲四川话，我讲河南话，因为语言不通，还闹出一些笑话。弟弟热情地喊我：“姐姐，来切、来切。”我问他：“切什么？”他回答：“有很多好切的。”哦，原来四川话把“吃饭”念做“切饭”。还有一次，他跑过来和我说：“把你的孩子放好。”我一头雾水：“我没有孩子啊。”他说：“那里有好几个你的孩子呢，你都没放好。”哦，原来他们管“鞋子”叫“孩子”。
临走时，亲生父母站在三轮车旁，看着我生母怀里的弟弟，我养父母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要留在我们家？”弟弟一本正经地说：“要。”然后养母就把弟弟抱了过来。大人还在寒暄着，过一会儿我和弟弟又玩闹开了，生母就又把弟弟抱了回去。就这样来回抱了弟弟两三次，最后他们三个人上三轮车，走了。
我开始哭：“为什么要把我弟弟带走？弟弟明明说要和我们一起的。”
养父母就安慰我说，如果弟弟跟着我们，不一会儿他就会哭着找自己妈妈的。我还不依不饶地跟他们争论：“可是弟弟刚才并没有哭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和自己的弟弟在一起。
小学三四年级的暑假，我和小伙伴穿着拖鞋玩耍时，土里的铁丝从我右脚的中指和二指之间戳进去了，我只得回家躺在客厅的小床上等养母回家。我一边躺着玩蚊帐、给电视换台，一边眼看着自己的脚像只气球般肿起来。
等到天色变黑，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听到养母打完杂工回来的脚步声。我和她说脚很痛，她赶紧背起我去找邻村的赤脚医生。夜路上一片漆黑，下过雨后的路面非常泥泞，养母背着个头已经和她差不多大的我，走得很吃力，身上好多汗水，连后脑勺都是湿的。我不停从她背上下坠，每次就快掉下去了，她就站定，把我往背上颠一颠，再继续走。她边走边说：“你刚来的时候就像小猫一样，就这么一勺勺给喂过来了。”她说要把我送走那会儿，她其实一直在家里哭：“还好没有送人。”她还说她很累，骂不动我了，我实在太调皮了，希望我以后能听点话。
养母喜欢用“小猫”来形容小时候的我，我每次听到，心疼养父母的同时也会对亲生父母生出更多恨意。家里安上电话后，亲生父母有时候打电话过来，养母就叫我：“快点来讲电话，你慧慧妈、建树爸找你来了，你要有礼貌。”我接过电话，其实连爸妈都不怎么叫一声，他们问什么，我就象征性地答什么。
有几次，我不小心听到养父母背地里的对话——他们邀请我亲生父母来河南过年，但他们好像因为我弟弟有什么事情没有来。我听到养父母低声说我是“可怜的娃”，又说亲生父母还是更关注我的弟弟。还有一次，我听到养父跟养母说，生母应该从未真心想过把我接回去，每次只是打电话假装问我回不回去，“小孩子肯定都会说不要嘛”。
村里和我要好的三四个女孩都有一个弟弟，其中有个朋友的母亲原本都做了结扎，但是为了要弟弟又举债去做复通手术。我时常听她们抱怨家里人如何偏袒弟弟，有说不完的委屈。浸泡在这种氛围下，也激发了我内心对生母“为了要弟弟而放弃我”的苦毒之情。如果听到村里谁家有小孩被送走了，我整个人的情绪就不好了。我会将自己代入——为什么亲生父母当时会带我姐回家，却放弃了我？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男孩？哦不，我的重点并不是弟弟，而是亲生父母——为什么他们让我变成了这样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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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温馨记忆之一，是养父在家的时候。他每晚看完《新闻联播》，会接着陪我看《名侦探柯南》，看的时候，我们手里还在帮养母做着赚钱的手工活计。看到一些吓人的地方，我会害怕，他就会引导我去思考剧情。
我上学后，养父会把在各地打工时看到的报纸上有意思的内容——学习方法、益智题目、名人名言之类的——剪下来，贴到城市里免费派发的铜版纸宣传杂志上，做成一本有趣的书，带回来给我。有时则是把一些剪报纸片寄过来，附带鼓励我好好学习的话语。
2007年我上初二，过完年，家里花了好几万盖起两层楼的水泥新房，还没开始装修，养父一听人说到考高中到县城里需要户口，就立刻想着先给我把户口问题解决掉，不然，怕我只得像当年的他那样初中毕业就得外出务工了。他在家和小学同桌的村支书喝了两次酒，对方示意他拿4千元“疏通关系”。养父照办，之后又分别给书记、副书记、会计三家各送去500多元的礼物。虽然他做这些都瞒着我，但我是记得他蹬车的背影的——夏天，很大的太阳，他蹬着一辆破旧的绿色三轮车（还是他自己给刷的漆），车上装着一箱箱牛奶、酒水，拿个蛇皮口袋罩着。他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背也驼了。碰上邻居问他去哪儿，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去那边转转。”
村支书和养父说，他拿着我们家户口本到乡里的派出所，可所长不给办，“你看这家户口本上已经有两个闺女一个儿子了，小儿子是85年的，怎么可能过了八年又冒出一个女孩来？”书记说，所长态度很坚决，于是他只能背着所长向派出所指导员说明此事。指导员是我们村的人，叫村支书先别急，等哪天所长外出去局里开会，他来办妥。
书记这么告诉养父，“人家给你办，你肯定得表示表示吧？”于是，又让养父掏了2千元钱。这期间，养父为给我办出生证明，往返于两家医院，医生都怕担责任，他一番好说歹说，又花去几百块钱。计生办证明则是村支书陪他去乡里开的，又加了500块钱。
当年因为超生，哥哥没有分到地。小组长让养父送礼——其他送礼的超生家庭确实都分到了地，但养父性子硬，宁可不要这份地。可这回给我办户口，他花掉了将近一年的收入。养母对此的心态是：“没事的没关系的，我再多做一些手工就赚回来了。”
她做一件手工，好像能赚一毛还是五分钱。
那年暑假，养父带我去了山东莱芜去看望亲生父母——彼时他们带着我弟弟在当地一家钢厂打工，我姐姐在四川老家读初中。他们仨住在一间四五平方的宿舍里，两张床、中间放个矮柜子，我跟着他们住，养父则住到临时腾出来的一个杂货间。
大热天，生父需要裹一身东北大袄似的厚布衣服进车间，衣服上还有好多被烫坏的地方。生母在食堂做饭，我还是喜欢跟弟弟黏在一起，他去食堂帮忙时我就跟着去。食堂很小，水龙头在户外，还有个水泥墩做操作台。生母个头矮小，她在操作台上拿刷子费劲地刷洗着跟澡盆一样大的锅，手上还贴着膏药。弟弟那时候力气不小了，我把大盆端到操作台上，他扛着米袋子把米倒进去，他个子还小，就穿着防水靴爬到台子上，撅起屁股开始淘米。
有一天我醒得早，弟弟还没起床，亲生父母就陪我外出散步。清晨，山间空气凉爽宜人，不时传来鸟叫，我们三个一起走，他们给我介绍着目之所及的一切：这座是什么山，山上种的什么，附近有个菜场在哪块，火车站又是哪个方向……走到一处拐角的早餐铺子，他们问我要不要吃？我说要。他们就给我点了份粥，还额外点了一碟咸菜、一碟花生米。我坐下来吃，他们则去一旁菜场买菜——他们是给工厂食堂交过饭钱的。老板娘跟我说：“不管喝多少碗粥，都是这个价。”那种受到重视的感觉，让我觉得好幸福。
住了一周，临别时一行人在车站，我在一旁和弟弟玩着，生母悄悄跑过来，往我裤子口袋里塞了一把钞票，“这个是给你的，你回去之后就给河南的妈妈。”她叮嘱我先别和养父说。我看到养父似乎生怕他们给我们塞钱，一直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的包，我听到亲生父母几次对他说：“你要去上厕所就去上，我们不会怎么样的。”养父就说，他不用上。
时间到了，养父提着包和我一起坐上大巴，等车开动后，我按照生母的嘱咐，把钱交给他：“爸爸，钱在我这里。”他当时的表情是震惊，以及很多的情绪，有感动也有心疼。他生气地说：“我憋这么久不上厕所，就是怕他们拿钱。他们工作这么辛苦，你看不到吗？”
我看到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的亲生父母比我养父母更辛苦。
4
养父夹在剪报里的益智题，不知不觉培养了我对理科的探索之心。从读小学开始，我和班上另一个同学被挑选出来，在不上课时就待在数学老师的办公室里自学竞赛书，到时间了就去参赛。
我和养父上的是同一所初中，我中考考进了县城三个高中里最好的一所，学费全免。考完，我就去了亲生父母打工的福州的造船厂过暑假了。出发前几天我和养母赶集，我看上了一件兔子图案的淡紫色睡裙，也就30多块钱。我很想买，但养母觉得用不着，说夏天洗完澡直接穿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睡觉就可以了，我很生气。
出发当天，养母送我去火车站，我们先从家走两公里路，再转几辆公交车，一路上我用责备的口吻向她抱怨：“这下去福州我连睡衣都没有！”
我的个子早就比她高了，她也已经不是那个粗悍的妈妈了。以前她那个大嗓门在家里发起火来连养父都怕，但那天，她一路上只是自责地说：“哎呀，那现在买还来得及吗？要不然一会儿路过镇上再去看看？”
我就板着脸：“不要了！来不及了！”
坐在公交车上，我们错过了火车站——等看到火车站时，让售票员停车已经来不及了。按理说，初中毕业的我见识已经超过了养母，应该是我注意看着站点。公交车开过一条很长的地下通道，下车后，我们只得徒步穿过那条隧道走回火车站。我用一种很不耐烦的眼神看向养母，隧道里车辆穿梭而过，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她就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到了福州，生母在铺好的床上给我放了套洗干净、叠好的睡衣睡裤，非常漂亮，可我却一点都不开心——我猜她们姐妹俩肯定背着我沟通过了，我有一种被人讨论、监视的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父母叫我吃饭，我就冷冷地应一声“哦”。大多时候，我就自己看电视，他们带我出门买新衣服、让我试衣服，试了十几家店，我都说不要，搞得那些店里的服务员都很尴尬，最后一件也没买成。在亲生父母面前，我总是想摆出一副“我就是不想要”的姿态，其实我平时根本不是那样的孩子，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训斥我。
生母的原则性非常强，坚持要求我每天更换内衣裤，起码三天洗一次澡——这些是我养父母不会重视的细节。她还带我上理发店把头发拉直，理发师在我头上捣鼓，发现我长了虱子。回家后，生母趁着我生父、姐姐、弟弟午睡，在出租屋外的走道里帮我挑虱子，结果姐姐和弟弟忽然开门出来，她就假装帮我扎辫子。生母比养母心细，会看到我很多诸如此类的在自尊上的细小需要。
生母带我去同在福州打工的舅舅的出租屋做客。表妹不想写暑假作业，我就一口气帮她做了很多，舅妈发现后把我们两个骂得很惨。我生闷气不吃饭，走到屋子外的小树林里，坐在里面哭。生母就端着饭碗远远地跟着我，离开我有十来米，边扒饭边抹擦眼泪。
长大一些后，我渐渐体会到生母对我的情感是通过微妙的方式流露出来的。当养父母在场的时候，她只能压抑住对我的关心——她会先跟养母说：“大姐你的脸很干，涂点面霜吧。”转而也跟我说：“来，你也涂一下。”或者，她给我夹菜前总要有一些铺垫，会从地域角度说：“其实多吃点这个菜对身体好，但是你们这里的人不喜欢吃这个。”有时候，她又会表现得很刻意，比如我们一起拍照，她要提醒我：“你要站到妈旁边”——这里的“妈”，是指我养母。同样，我端茶倒水时，她都会提醒我要先给养父母。
在两三个月一次主动打来的电话里，她教会了我该怎么清洗黑色的衣服：浸湿后要放到清水里看，就能看到哪里脏了；怎么打包行李：刷鞋的刷子可以放在鞋子里面，这样可以节省箱子空间；以及：袜子不能和内裤放到一个盆里洗；今天要出去见人的话就不要吃大蒜；打嗝的时候要低头捂着嘴……
在福州有几个晚上，我听舅舅聊起他和我生父一起打工的场景。
一年前，他们在莱芜钢厂做工时，生父不小心被天花板吊着的钩子砸到鼻骨，眼眶也被烫伤，流了不少血。一旁的人都说怕是要瞎掉，把生父给吓坏了。舅舅赶紧牵着生父去医院，路上伸手摸了生父的眼睛，眼珠似乎是偏离了眼眶的位置。他安慰道：“不会瞎的，眼珠还在，完整的。”之后生父住院做手术，好在视力并未受损。那时生母每天在工厂食堂忙活，还要抽空去医院照顾丈夫，尚在念小学的弟弟，中午也跑去医院给父亲喂饭，有时晚上还要去给他洗澡。舅舅说，见我弟弟边洗边哭。
生父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存在感，偶尔他跟我打电话，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句“把身体照顾好”、“好好学习”，加起来不会超过一分钟，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可回应。识字以后读他写给我的信，我也嫌他没有文采。到了中二的年纪，我自认为伶牙俐齿，面对木讷的生父，总喜欢大声地、以一种看似非常强的逻辑，去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他带着我在夜市选衣服，他挑中的那件我看不上，我就说：“我现在可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中学生，不是你们这样的工人。”或者他想给我买双运动鞋，我就会说每天系鞋带要花掉多长时间，加起来一个月就是多长时间，节省出这些时间，我可以用来做成多大的事情。
然后，我会得意地在养父面前吐槽：你看他就是怎么怎么样，想事情想得非常简单，所以生母才会那么操心。可这些话，却遭到养父一通批评：“人的饭量有吃一个馒头的，有吃两个馒头的，不可能都是千篇一律的，人无完人。他虽然不知道你知道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一直都知道怎么去把你们一家给撑起来。”
我不敢再说下去，但心里仍不以为意。
那些晚上，舅舅和生母还聊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听完后，回去就主动给生父倒水喝。我好像开始理解了，他们是被这个时代、被社会、被生活的压力推着往前走的。他们自己并没有很多选择权，也没有很多能力去顾及到每个人。我心里筑起的那道怨恨的墙，也在这些讲述中慢慢瓦解。
之后的一天，生母休息在家，我教她和姐姐、弟弟包饺子。姐姐初中毕业后想去读卫校的，但父母没有同意，只把她接到身边一起打工。从小我跟姐姐的接触不多，印象中每次见她，她都在帮母亲做家务，而我就和弟弟一起玩。
我在河南长大，自小会做面食，我们边聊天边剁饺子馅儿，感觉真的挺像一家人，很开心。他们不太会包，一整个上午我们才包了30多个饺子。姐姐把水饺煮了，本来是说全家一起吃，结果生父中午回家吃饭，一个人就把水饺都吃完了，连汤都喝光了，接着就躺到床上打起了呼噜。我又气又想笑。
那天晚上，我们又包了顿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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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住了将近两周，我觉得跟亲生父母、姐姐弟弟也相处得来了，正想在大城市多待上一阵，却突然接到初三班主任的来电。她说她没在县城最好的高中看到我的学籍信息，我马上给养母打电话，结果打了两天，她一直不接。
养母大大咧咧惯了，经常手机放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买了手机后，她就把家里的座机停掉了。当时养父在外面打工，姐姐哥哥们也都不在家，我跟生母商量了一下，马上从福州坐火车赶了回去。一路上二十多个小时，我心里可急坏了——比起担心养母的安危，我更一心想着自己就要没高中可读了。
到家之后，门虚掩着，家里没人。我把行李往客厅一放，走去二楼卧室，爬楼梯时透过窗户，发现养母就在我们后面那户邻居家里做手工。
我当着众人的面，生气地大吼：“妈妈！”
“你怎么回来了？”
“为什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不接？你要手机是做什么？”
她解释说夏天的裤子料子薄，口袋里放个手机就往下坠，不方便。我赶紧讲了回家的原因，一场虚惊才算结束——原来，是养母给我换了高中。
我好朋友欢欢的姑丈是老师，姑丈的儿子跟我们同级，他想让儿子去漯河市的一所重点高中，就来找欢欢，想说服她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去读，好有个伴儿。欢欢对此犹犹豫豫的，他们的对话正好被养母听到了。她虽然不懂哪家高中更好，但琢磨着做老师的肯定不会害自己儿子，于是就联合姑丈一起说服了欢欢，又顺带把我的档案也转去了那所高中——我们几个的成绩都高过那所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学校自然欢迎好学生。
可我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生气，虽然漯河的高中和县城的那所高中离我家距离都差不多远，但我的初中同学都去县城上高中了，离开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对我是个挑战。
“你和欢欢还是能在一起上高中啊。”养母说。
“死也不去那里读！”
能和欢欢一起当然是个安慰，但我就是拗不过这口气，在家足足发了一周的脾气。见我又哭又闹，养母也哭了，哭得很伤心，支支吾吾地解释，又有点动摇，担心是自己做错了事。
换高中的代价，是三年的学费免不了了。养母没什么文化，但在我教育上从来不会省钱。一直以来，我的学习用具相比身边的同学都是相对充裕的，我要买本字典，有两本都可以用，但一本比另一本贵上两三倍，她就不同意我买便宜的那本。
在镇上读初中时，每周五放学，我们村的同学都是父母骑自行车、摩托车来接的，只有我自己独自一人回家。每次我把被子什么的装好，扛着一堆东西时，就感到自己很狼狈。若有同学家长好心帮我把东西捎回去，我就不免在心里做起比较。
到了高中，就变成一个月回家一次。高一上半学期，一次课间，同学把我叫出去，我一看竟是养母来了。生性粗燥的她，换上了自己最好的那套衣服：黑色的西装式样衣裤，一双人造革皮鞋——在农村走路肯定会脏，所以看得出，她擦得很干净。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快过生日了。”
她带了哪些吃的来学校，我全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见她那副样子，忽然好心疼。她问我在学校都还好吗？我说都挺好的。然后她问我欢欢在哪个班？我说二班，但快要上课了，我们就不去找她了。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让她看起来一脸茫然，而我当时很木讷，也没想到要留她。我就带着她从我们班门口走回学校门口，简单说了几句我们学校是怎么样的。她跟我说，是我二姐（她的二女儿）告诉她在哪里坐车，怎么找过来的。
走到学校门口时，上课铃已经响了，我就跟她说怎么走到对面的公交站，有点远。她说知道了。然后我狂奔回教室，语文老师在台上讲课，我在下面默默地流泪。因为我意识到，即使养母是这样子一个不完美的妈妈，但是她有很努力地在爱我。
等我再放假回到家和养母睡在一张床上时，她才跟我聊起，那天她下了公交车就站在站台等人路过问路。她夹杂着四川口音的河南话和人沟通起来费劲，先问了个人，走到一半时，她又怀疑了：为什么走了两里地多还没有到？于是她又折回车站再问别人。最后问了应该有三四个人，才确定方向再重新往前走——我们学校位置有点偏，车站离学校还有两三公里远。她分享这些时的语气，就好像我后来分享自己一个人出国旅游的历险经历的那种状态。
我们高中在漯河排名第二，每年都出清北生，我读的是中等班，后来高考考了600多分进了四川大学。后来，我和一个初中同学聊天，原本成绩跟我差不多的他，进了县里最好的那所高中，高考结束，他们学校过600分的只有几个人，他勉强刚到二本线。
跟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起到的，还有一张银行卡。养父把学费打了进去，还多打了1千块钱。家里没有为我摆酒，但生母平时把亲戚关系打点得好——亲戚里面谁家买房子、结婚、生小孩了，即使没有摆酒，她也统统都会送去红包。而养父母远在河南，几乎没有参与过四川亲戚们的红白喜事。所以，我的姨妈们、舅舅们、表哥表姐们都包了红包给到生母，加起来有5千块左右，她把这笔钱全部给了我。
上大学后，我在生活上非常节省，一个月开销只有四五百块钱。但我得购置笔记本电脑，后来手机丢了，也得重新买，所以第一个学期还没结束，手头上这几千块钱就快花完了。我每天算计着花费，早上一碗粥、一颗鸡蛋；中午和晚上，一碗米线2块钱、大碗2块5，或者吃米饭，3块钱选两种青菜。学校里那些要10块左右的餐厅，我几乎不去。
买春节回家的火车票，要抢T或K字头的火车，开到河南要二十多个小时，硬座卖完了就自动匹配站票。就算我提了个小板凳上车，在车上因为人太多也根本没地方能坐。我倒不会因为坐站票而难受，因为我知道养父母、亲生父母出门打工时常常都是站票——只是家里没有人来关心我钱够不够花，心里还是挺伤心的。
大学四年，养父每学期按时帮我缴学费，除此之外，我靠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做家教、发传单挣的钱，几乎没问家里要过生活费。他们似乎不会主动问我，既然我手里还有钱，也觉得他们也不容易，就不开口问他们要。和身边同学比起来，我过得抠抠搜搜：我在吃穿方面很省，碰到社交聚餐会回避。
6
2016年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到深圳一家银行做运营岗，养父也停下了几十年的打工生涯——他已经是“奔七”的老人了。
干到第二年年底，银行要拉存款，我也被分摊到40万的指标。虽然我毕业的学校比同期几位新人都好，但平时工作表现远不如他们。一大半同事都完成了指标，而我除去自己的存款，我只想到问生母借三十几万存到我们银行，过一两个月再还给她——他们一直在大城市打工，经济条件肯定好过养父母。
大学开始用上微信后，我和生母的通话频率都没有中学来得频繁。不过在成都读大学期间，姐姐就在南充上班，来看望过我两三次，碰到亲戚婚丧嫁娶，我就和她一起回老家。后来姐姐结婚，也离开了南充，我毕业时，她已经有孩子了，和姐夫在工厂打工，挣得不多。但我知道生母手头肯定是有积蓄的，于是拜托姐姐向她转达：“怎么办？领导已经在骂我了，我真的拉不到这个存款。”
结果，这时我才知道亲生父母正准备在四川老家的县城给弟弟买房子。据姐姐转述，生母说我弟年纪也不小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很为难。
我明白了，不再去提。
挂完姐姐电话，我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刚上班，搞业务出差错常常被领导骂，回去写检讨写到深夜；在深圳也没什么朋友圈子，总是感到很孤独。该怎么办呢？反正从小到大遇到事情，自己也扛惯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竟然有个客户主动提出要来银行存钱，拉存款这关就这么过去了。一两个月后，亲生父母清空了积蓄，还向亲戚借了外债，全款给我弟买了房子。
一年多后，生父突然在微信上找我：“楠梓，有没有钱？给我转1千块钱来。”他说老板还没发工资。
我立刻把钱转给了他，但心里却有点被惊到——他为什么找我要钱？他不是有女儿也有儿子吗？我心里涌起了一股“即属于又不属于”这一家的复杂情绪，我隐约感到，生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打电话告诉了姐姐。这才知道，原来生父一心想尽快还债，在福州的造船厂里干活愈发拼命，一不小心摔伤了腰。他平时都是直接把每月的工资打给妻子去还债，当下，他需要钱去医院。
不久后，生母在我们四川一家五口的群里发话了：医生说要做手术，安钢板，需要8万块钱。姐姐和弟弟都是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经济条件一般，我第一感觉就是，她在向我要钱，于是转了2万块给她。
当时我还单身，银行工资待遇不错，我有一定的积蓄，而平时河南的养父母又不要我的钱，8万块我是拿得出来的。但我心里多少还在为生母去年没有帮我拉存款生着气。也会觉得，由我出所有的治疗费用，会不会有点奇怪？
没想到当晚养母打电话过来了，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她骂我没良心，说这笔钱我肯定是有的，又说生母那么不容易，生完我们几个孩子一身是病，日子过得很累很苦，虽是把我放在了河南，她也没少操心……
挂了电话，我在心里反问、质问着自己：“难道我真的要转钱吗？为什么要转？为什么我亲姐跟亲弟不能够承担？”我不想要比他们付出得更多。心里斗争了两天后，我还是把缺的钱都转了过去。
生父动完手术，他们才发现船厂给工人都买了保险，不久，生母便把钱如数还给了我。事后，我觉得自己不如姐姐和弟弟——他们也都知道我是那个可以一次性拿出8万块钱的人，但他们从没向我施压，弟弟还去找表哥借钱。
我才明白，人都是复杂的，别人给到的爱里同时也有自私的一面，我也不例外。
2018年春节，银行领导安排我加班，我第一次无法回河南过年。待在工位上无所事事的我，提笔给养父母写了封长信，倾诉工作中遇到的复杂人际关系；回忆我成长中对他们做过的那些不懂事的举动，向他们道歉。
后来，河南的二姐来电，说养父母看了我的信后哭得很厉害，让我以后别再写信了，“过去的日子实在太苦了，就不要带他们去回忆了”。
但不久后，养父的回信来了：
“阅过吾女之信使老爸由衷地感动！说实在的，咱父女俩这一生还真没有坐到一起促膝长谈过。思来想去，老爸就与吾女掏心窝子的（地）把你的身世简单谈一下吧。吾女93年在广东韶关印染厂出生……”
我在读信的前半段关于我身世的叙述时，读得非常快。看完后，我把信存放起来，没有再拿出来，也没有再写回信。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午休时间，每当我想起以前被欺负、被忽视的不快回忆，我就开始数算从小到大经历的恩典。我对自己说：现在我过得很好。这似乎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就是带着感恩去回忆一切。
关于我的身世，从小到大在各种场合，我已经听过很多次或断或续的叙述了，我不太愿意去把那些细节再铺开、理清，再记下。这只会激发我的自怜——一个被拒绝的孩子，总是在经历“苦难”，但这份苦难不是我一个人的，它也是我亲生父母的，也是我养父母的，由此生发出对他们的心疼，有时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后来弟弟来深圳看我。那天室友不在，他到我的合租屋里，先是把厨房彻底清理了一遍。我窝在客厅沙发上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着他在里面洗菜、切菜的身影，动作非常麻利。他用从福州带来的腊肉和楼下超市买来的食材做了三菜一汤。那种感觉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父母给我做饭吃的场景。
吃完，饭菜还剩不少，我习惯了节俭，就和他说这个也要留着、那个也要留着。弟弟一板一眼地指摘：“青菜是不能隔夜的，苦瓜汤也不行，尖椒炒牛肉和腊肉这些可以留下。”然后，他非常熟练地用保鲜袋把菜盘套起来放进了冰箱。
晚上我们一起外出逛商场，聊起过往的家庭琐事，弟弟对于“苦难”这件事和我有着不一样的看见：“父母也就这么承受了过来，把我们的家给建造了起来。”
我突然觉得，弟弟更像一个哥哥。
7
27岁时，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丈夫。确定关系后，我把他带回河南的家见家长。养父母节约，晚上只开墙角的一盏小灯，他们坐在灯下，我对象坐在他们对面，我坐在另一侧沙发上，看着他们三个人。
养父母很瘦，穿的暗色衣服，我对象是一米八几的大高个，穿了比较正式的白色衬衣和西裤皮鞋。他向我养父母讲着，他和我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确定恋爱关系的，我们计划什么时候结婚，等等。听着听着，养母突然“啊”地一声哭了出来，我对象手忙脚乱地起身找纸巾。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养母满脸都是泪。
她那口带着四川腔的河南话，我对象根本听不懂。但我从小听着她的口音长大。她开始说，我从小命苦，小时候生病了，我很耐得住。有一次铁丝扎进我脚里，我脚肿得老高，她背着我去看医生，医生处理肿包时我疼得大哭，但也硬撑着乖乖配合治疗。她说她心疼我。
养父从我对象手里接过抽纸，提醒她：“说正事，你别在这里说以前那些有的没的。”
养母又讲不来什么台面话，就不怎么开口了，只是断断续续在抽泣。养父就接着说，虽然他不了解我对象，但是他了解我，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
对象比我小3岁，是深圳市里人，家里条件自然比我们好上很多。第一次见公婆前的几天，丈夫嫌我定的餐厅太随意，我心里不舒服，可又没有家人在深圳帮衬。生母那段时间给我打来好几通电话：“他们是深圳人你也不用怕的，我们女儿也很优秀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跟人提过，她却有细心地顾及我的软弱之处。
生母坚持让养父出面，多要一点彩礼，拿个几十万——并不是她自己想拿什么，而是觉得彩礼多一点，我以后在婆家也好有话语权。按照河南的规矩，我那些朋友的彩礼都是18万、28万，还得有房有车。很多情况下，房有房贷，车有车贷，彩礼是男方家借来的，一般不会全都给新娘。极端一点的，甚至一分钱不给新娘的也有——那些钱是要留给新娘的兄弟们日后去置备房、车的。养父一直看不惯这套做法，最后，他遵照了内心想法，向我婆家提了10万彩礼。
在提亲仪式上，公婆提着绣有“百年好合”的大红包，给到我养父母11.8万元的现金。等公婆走后，养父立刻就把全部的钱转给我：“快去银行存起来。”
婚礼请了四五百位宾客，包括我俩公司的领导、同事，以及公公那边比较有名望的朋友。养父嫌自己形象不够好，又怕农村出身丢我们的脸，就想让比他年轻不少的生父牵我走红毯，但丈夫说“没关系的”，坚持请他上台来，最后他才同意。
当年，河南的两个姐姐出嫁时都没走过红毯，养父就在酒店里练了一整天的步伐。在晚上的聚光灯下，养父走在我右边，还是有点乱了脚步，而我踩到了婚纱，几个花童也出了状况，纷纷掉头捡地上的花，引得宾客直笑。走到舞台前方，养父把我的左手交到丈夫的手里，然后伸手在我手上拍了拍，就绕到舞台一侧走了下去，然后丈夫牵着我走后面的路。
答谢父母的环节，先答谢完公婆，我和丈夫又走到养父母跟前。我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养父说了几句“白头偕老”，养母哭得很凶，我也哭了。然后移步至一旁生父母的位置，我对着话筒道：“感谢你们给了我生命，在那个年代留存下我的生命。”
我不好说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的眼泪好像就要夺眶而出，肯定是有不舍，我也感觉到，他们还有那么点不自在。
婚后，有几次我上班快要迟到，丈夫便提出开车送我。我俩的公司是反方向，要送我，他自己得先请两个小时假。有时出差回来，我跟他说自己从机场打车就行，不必来接……为了这些事情，丈夫跟我吵过好几次，他说，他不想让我那么狼狈。
我怀头胎时，医生检查下来血压有点高，但无大碍，他就说了句“可以喝点玉米须煮水”，像这种无法量化的细节，我没放在心上。想不到第二天我们家就有了玉米须，婆婆还专门从柜子里翻出来一个新壶煮给我喝。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是触动的——以前我没有被这么对待过。中学时往返于学校和家，碰到暴雪天公交车停运，我就自己想办法坐三轮车，养父母从不插手这些事，我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
前几年春节回河南，家里人多，我跟河南的大姐睡一张床。大姐跟我说，她小时候也被狗咬过，同样选择了不告诉父母——之前她听说同村一个小哥哥被狗咬了，过了多少天，病毒扩散开，人就死了，于是她就默默给自个儿数天数。等数到最后那一天时，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死，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诧异，我已经理解了，儿时，父母对我们来说就是忙碌又遥远的亲人，我们自己能搞定的话最好，毕竟他们也很辛苦。
8
前阵子，六个月大的二宝感染了合胞病毒和新冠，我一连好几天待在医院里陪护。每天晚上，婆婆去医院换我回家吃饭洗澡，我回家休息一两小时再回医院。
我的老大快3岁了，弟弟生病这些天，她在家表现挺乖，自顾自玩。直到那天晚上，我回家后陪她玩了会儿玩具，然后我定的闹钟响了，我起身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她就突然哭了：“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要妈妈！”
我告诉她：“弟弟病了，妈妈要去医院照顾弟弟，等弟弟好了我再来陪你。”
想不到，她一下子就从原来的小声抽泣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大哭：“我不要！我不要！”
但我宁可用直接的方式跟她告别，也不想哄骗她。解释完，我直接走了，我知道家里还有丈夫和公公能安抚住她。可我心里还是难受极了，真想把自己劈成两半。
忙了一个月，老二差不多痊愈了，我跟丈夫说，要抽一天时间专门陪女儿去游乐园。我跟女儿非常正式地说：“我已经陪了很久的弟弟了，我们今天只陪伴你。这个地方是很好玩的，我们不带弟弟，也不仅仅是因为想要单独陪伴你，还因为弟弟太小了，还玩不来。”
女儿很开心。游乐园里有个可以通过转动齿轮变换五官表情的装置，当变换到哭脸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他是想谁了，他哭了？”
我就说：“他想妈妈了。”
女儿两滴眼泪立刻就流了出来，咧开嘴，马上要哭出声来了。
我赶紧抱住她：“没关系的，他妈妈只是离开一下下，马上就会回来陪他的。妈妈也只是照顾一段时间的弟弟，现在也会陪伴你的，而且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是的，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我发现真的很难去做好平衡，因为每个孩子都很需要妈妈。我曾在日记里给女儿写了封信：“我不晓得若干年后，自己会是几个娃的妈妈，但你一定是妈妈最爱的那个娃。”我给这篇日记取名叫“第一”。如果女儿现在就在我眼前，我一定会告诉她，我最爱的人是她。但我心里也会牵挂着老二，我明白，作为一个母亲，我是没有办法分出次等的爱来的。
之后，我把养父六年前的那封信又翻了出来。在末尾，他也对我写道：
为什么没有对你隐瞒（身世）？因为你双方的爸妈是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每一位父母都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切耕耘和收获，都是为了孩子。每一位父母都渴望留给孩子最灿烂的笑容，最安静的夜晚，和最美好的生活。
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闺女，老爸老妈永远会牵挂你！
爸爸草上
2018年3月12日正午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