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于天青知道，温正显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交待了纪委也拿他没办法。可是，他看错人了。这个案子到了于天青手里，就休想溜走。不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法商德商，他都有办法找到他们。上次查南州市一个副市长的案子，也曾经涉及到外商，不也同样取了证，定了罪了吗？
于天青一边听温正显得意的胡吹海聊，一边想好了取证之道。南州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在境外闯出名堂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的名单，都在南州市政协主席金林奇的手里。他将继续按照以往的思路，请金林奇出马，让他们为温正显的问题举证。而且，他还想到了更远的一层。
于天青和王之问等办案人员继续给温正显施加压力，最后，甚至直接点到了香港商人何春交待材料中几句关键内容，使温正显再也无法掩藏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他便承认了在与何春合资成立香港旗得公司并开发九龙城花园项目中，收受何春总计十几万元人民币的钱物，并违规将巨额资金打入何春账户的行为，使国有资产遭到了严重损失。由于何春的亚洲公司已经破产，南州国信公司至今仍有三千余万元人民币资金无法追回。
温正显可怜巴巴地说：“我在南州市政府工作和省国信公司工作期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与香港公司合作期间，本来应该按合同付款的，由于何春利用了我，我收受了各种钱物后，没有严格把关，把不应支付的钱提前支付给他了。何春怕我资金不到位，又以购物名义送给我一万美元。我在收受钱物，包括纪念币、劳力士手表后，自己如果不替人家办事，觉得对不起人家。因而放弃了原则，做出错误决定。”
温正显的案子基本了结后，于天青便立即找到了南州市政协主席金林奇，向他通报了温正显交待出关于旅法商人羊女士和台湾商人饶女士向行贿的事。于天青道：“金主席，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再请你出马了。你要是不帮我，温正显的案子就不成功了，至少有一大半是不成功的。”
金林奇道：“出马是可以，只是，我怕找了她们以后，会影响南州的投资环境啊，传出去不太好。”
于天青苦口婆心地做金林奇的工作，要他最后再帮一次。金林奇没办法，只得给旅法商人羊女士打了电话，羊女士果然还在国内，正和丁松、闵大春等省领导一起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呢。
于天青和金林奇马上赶到华侨饭店，找到了羊女士。在寒暄了一番之后，金林奇向她介绍了温正显的近况，要他在温正显的问题上作个证。于天青也开始了政策宣传，尽量说服她为温正显受贿的事作证。
令人遗憾的是，不管金林奇和于天青如何做工作，羊女士还是坚持说没有这回事。她说：“我和温正显虽然有过来往，但除了送给他一些小纪念品外，从来就没有给他送过钱。”于天青说温正显本人都已经交待了。羊女士耸了耸肩，道：“嗯，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问出来的。如果他真是这么说的话，那么连我都感到吃惊。因为我确实没有做过这些事。”然后，羊女士接了一个电话，对两位先生道：“对不起，非常抱歉，你们的省长丁松先生请我出席一个招待会，我得补补妆。如果还有什么的话，我们下次再谈，好吗？”
金林奇只得拉了拉于天青的衣角，向羊女士客气地告别。
于天青道：“真没想到，竟然碰了一鼻子灰。这个女人真老练，她似乎对中国反腐败工作很有研究，说实在，我也拿她没办法了。”
金林奇道：“我早就说过了，这样找她不好，你非要让我来。以前那两个外商和她不一样，她是侨领，是头面人物，连省领导都对她那么亲热，一般的人她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呢！”
于天青带着极度的失望回去了，觉得这还是第一次把案子办砸了，想想真有些不甘心。
有一天，他向常委高玉凤谈起饶女士的事。高常委在谈了一些案件线索后，偶然地谈到了台商饶女士的情况，说：“最近听人反映，这个姓饶的女人走私生意做得很大，她买通了南州海关，有人甚至说她是在和南州海关关长项根荣合伙做走私生意呢。”
于天青觉得这里面有搞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于天青会同省纪委其他办案室的同志，集中力量查处了南州海关关长项根荣的案子。
当时已经有明确线索的是，项根荣与港商柳华勾结，形成了猫鼠同盟的走私关系。但是，对于饶海云走私的问题，只有一些传闻和怀疑，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为此，于天青再三做项关荣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实事求是，把饶海云的事说清楚。
办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工作也不是说得对就能说得服人家的。为什么？比说项根荣协助一些不法商人走私的事，按理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他能够说出来，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可事实是却不一定如此。比如说，现在纪委根本还没有掌握他与饶海云的证据，只要自己不说出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说出来，饶海云又送了他多少多少贿赂，这笔钱加进去，岂不够他在牢里坐上一辈子的？因此，现实生活往往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于天青知道项根荣的想法，他必须想出得力的招数说服他，还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真正的关心帮助他。从而使他交代出更多的问题，让更多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由于柳华的案子让他背负了上百万元的贿赂款。项根荣肯定不想再多事，不想再从其他案子里挖出更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认真查，迟早会出来的。于是，他找到项根荣，耐心地劝道：“项根荣，据我们所知，你和饶海云之间，也同样有猫鼠同盟关系。我们希望你认清形势，争取一个好的态度，尽早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项根荣迟迟不语，最后还是一句：“没有的事，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饶海云。我的事，只是限于柳华而已。”
于天青道：“门不要关得那么早。既然我点了题，这个问题你是迟早都要说的。要是一点真凭实据都没有，一点查清的希望都没有，我也不会给你出这个题目。”
项根荣说：“可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于主任，我总不能冤枉人家吧？”
于天青就拿出了已经掌握的部分线索，当然这些线索只能证明项根荣与饶海云有密切的联系。比如，照片，录像，谈话记录，等等。看到这些事实，项根荣又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省纪委掌握了哪些证据，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哪些更糟糕的事情。
项根荣始终扭扭捏捏，于天青一会儿耐心解释，一会儿细心观察。最后琢磨出一点，就是项根荣之所以不肯说，并非存心要与纪委过不去，而是怕自己越说问题越重，最后害得自己牢底坐穿。即便纪委给以从宽处理，可毕竟自己说出了很多的问题，从宽也是有个界线的呀。从宽处理不是免予处理呀。
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就得晓之以利，让被谈话对象减轻思想包袱。更重要的是，办案人员不能欺负老实人，便宜了负隅顽抗者。为了这个案件，他得做许多方面的工作，并且要将现在的有关政策作必要的变通。
于天青对项根荣说，只要你把饶海云的事说了，我们一定从宽处理。我说到做到。你要你开口，有这样几条好处：一是当作立功处理。饶海云目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我们也正在调查她的问题。如果你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使她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一定会给你报功。从而，使你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得到从宽处理。二是把你与饶海云的事从宽处理乃至免予处理。你与饶海云的关系，你知我知，大家心知肚明。这些年来，她给了你不少钱。对这些经济上的不正当往来，你必须一件件说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实事求是地说了，我保证你主动交代出来的这些问题，一律从宽处理。对于可上可下的问题，一律不作处理。甚至连退赃都免了，算是对你立功的奖励吧。对于确实比较严重的，比如明显受贿的款项，我们也一定从宽，有些方面只作收受礼金处理，退缴赃款了事。
项根荣听于天青说着说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想漏掉任何一句。
于天青继续道：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你再继续犹豫，我们就不对你抱希望了，我们将通过其他途径查处你和饶海云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可上可下的问题一律从严，可定受贿可定礼金的一律按受贿处理。而且认定你态度恶劣，对抗组织调查。不要说判无期，判你死刑都绰绰有余。这不是我吓唬你，你自己考虑清楚。现在不是我于天青一个人在调查你，是省纪委在调查你。你如果搞对抗，也不是对抗我于天青一个人，而是对抗省纪委这个组织，这个集体。我于天青的力量薄弱，省纪委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不可抗拒的。你说呢？当我们下决心要把你和饶海云的事调查清楚之后，我们肯定有这个能力查清楚，是不是？早说，争取个好态度，从宽处理；迟说，一切都将后悔莫及，我们将从严从重处理，严惩不怠。
于天青讲了一条又一条，说了一款又一款，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最后，项根荣还是举白旗投降了。他如实向于天青交代了收受饶海云礼金礼卡及贿赂的事。由于事先于天青有承诺，在这个部分的案子中，于天青对他网开一面，数目不大的金额一律撇开不管；数目大的，界线有些模糊的，一律按礼金算；实在性质明确的，才按贿赂来定，并按这个思路来作笔录。
尽管定性是审理部门的事，但于天青可以从笔录的角度给以倾斜。没有办过案的同志是不一定能够理解的。
就这样，根据项根荣的交代，走私犯饶海云也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
于天青对省纪委领导道：“饶海云被逮捕的事最好暂时保密，防止高层领导前来说情。”
省纪委与公安机关的同志打了招呼，使饶海云被捕的事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
由于饶海云走私金额巨大，按中国大陆的法律当判处死刑。
在听了公安机关的政策宣传，以及于天青的劝说后，饶海云准备立功赎罪，以交待大陆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为代价，努力保住自己的性命。
她首先交待了向原南州市市长、现任省国信公司董事长温正显行贿的事实。但是，于天青语气坚定地道：“温正显虽是个厅级干部，但据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即便你不说，我们也可以定他的罪，因为他的案子我们已经查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们担心你交待的这些情况，即便算是立功，也还不能算是‘重大立功表现’。我担心对你的判决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此我要提醒你，你最好再仔细想想，你在省里做的那些事……”
饶海云道：“我在省里？做了什么事？”
于天青道：“我说出来就不算了，一定要你自己说，才能算立功。是不是？虽然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情报系统。但是，事情还是要通过你的嘴巴里说出来，这也是我们给你的唯一一次机会。”
饶海云考虑了老半天，最后还是痛苦地说了出来。她眼里含着泪水，双手揪着一头乱发，道：“我不想死，我要立功，我一定要立功。我说吧，收我钱的，还有常务副省长闵大春，还有你们的省长丁松。”
说完，她抬起头，眼睛定定地看着于天青，道：“把这两个人说出来，总够了吧？总算立功了吧？你们总不会判我死刑了吧？”
于天青道：“那也要看证据，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如果胡说八道，说不定还要判你一个诬告罪呢。所以，你还是要耐心点，心平气和地好好想想，把事情如实地交待清楚，而且最好是提供最有力的证据来作证明。”
饶海云道：“你放心，我有的是证据。”接着，她交待了闵大春和丁松一次次收受她巨额贿赂并为她办事的经历。她提供的证据主要是人证，她说：“我送钱有时是送给他们本人的，有时则请他们的秘书或者夫人转交，你们只要问问这些人，就知道我没有撒谎，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
于天青正指挥着办案人员如何把饶海云的这份笔录做好。这时，林云深打来电话，说汽车爆炸案的事已经破了，要他马上到市公安局预审处来一趟。
公安局预审处给他看了一份材料，在材料上按手印的是一个叫黄明的年轻人，他曾经三次入狱，精通爆破知识。在小魏的车上偷偷安放定时炸弹，就是他干的。他在材料上交待，这件事是省国信公司董事长温正显指使他干的。
因为温正显的案子还在于天青手上，于是，市公安局预审处的同志便在省纪委同意后，直接去办案点提审温正显。
温正显的交待是令人惊讶的。他说：“其实暗杀于天青也并非我的主意。由于于天青在办案方面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特别是接手国信公司的案子后，我便一直担心自己要死在他手里。于是，我向闵大春副省长汇报了我的近况，要他向省里的领导说一说，让于天青别查我的案子。后来听省纪委的干部说于天青根本就不买账，还是照查不误。那次我到省里又找闵大春说了这事，闵大春说他也没有办法，要么帮助出个主意。他轻轻地说，要么就想办法，干脆把这个人除掉。我说怎么除，他就不再说了，他说你自己想办法。”
温正显继续说：“我觉得闵大春说的话是对的，于天青这个人不除掉，我迟早要倒霉的。而且，我倒霉，闵大春也要倒霉。这也正是闵大春教我除掉于天青的原因所在。说实话，我很后悔，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于天青，更不对不起已经死去了驾驶员小魏同志。我愿意接受法律对我的惩罚，也请现在还在位的党员干部们吸取我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