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马青相识在一个奥数班里。那是90年代初，市面上还没有太多课外辅导班。这个奥数班是区教委组织的，区内每所重点小学都分配了几个名额，被挑去上课的都是老师心尖尖上的孩子。
小小的孩童禁不起这份“荣耀”的诱惑，我开开心心地去上课了。浅浅上了两三节课，我便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天赋大概仅够在学校里考到一个不错的分数，若要认真去钻研奥数，着实有点难为自己了。于是，在一群反应敏捷、争先恐后发言的数学学霸里，我的游离显得有些醒目，我也很快发现有个女孩和我一样痛苦——上课时，她的眉头永远都皱得死死的。
她就是马青。
我俩很快熟识起来，每次上课都挑着坐在一起，在老师奋笔疾书的时候小声偷问对方：“刚才老师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同于我间歇性的心不在焉，马青有一种异常的勤奋与执着，她会在上课的时候飞快地记下不懂的题目，下课之后转着圈找同学和老师请教。若是没弄懂，不论我怎么催促，她都不会离开教室的。马青还会坚定地拉着我一起讨论，即使我一边抱着脑袋胡乱摆、一边喊着“想不明白了想不明白了”，她也不会松手。
一次，我的沮丧达到了顶峰，在马青面前掉了泪：“我想跟老师申请说不来了。”
马青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劝我：“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想过申请不来。但我是这样想的：既然老师能选我们来这个班，那就肯定是相信我们能学好的。我偏不相信，别人能做出的题目，我们凭什么学不会？所以，你要不要再试试？”
我终于开始收起杂念，认真听课，和每一道题死磕。在六年级奥数班结课的考核里，我和马青都有惊无险地过关了。结业那天，我收起嘻嘻哈哈，第一次郑重地对马青说了谢谢。
小学毕业后，我俩去了不同的中学。在后来的电话和通信里，痛骂数学，依然是雷打不动的主题。我依然常常耍赖赌气说“不要学了”，而马青会在每一次牢骚的末尾，诚恳地给我打气：“不要放弃啊，我才不相信我们会学不好数学。”
高二文理分科时，一向叫嚣着要和理科“势不两立”的我，在老师的劝说下选了理科，而一直坚定地“要和数学斗争到底”的马青却选了文科。冷饮店里，我咬着吸管，含含糊糊对她说：“老师说了，以后大学毕业找工作时，理科的就业渠道广得多。只要不是对数理化完全束手无策，就不要选文科。”
马青却很冷静：“这些我们老师也都跟我说过啊，可是我就是不喜欢理科。就算以后工作，我也更想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人生都还没开始，为什么要被‘好不好就业’这件事所限制住？人要为自己的心，为自己想过的生活而活。”
我抬起头懵懵懂懂看向马青，暗暗在心里惊叹：同龄的她，比我清醒成熟得多得多。
马青的好强、执着和理智给予了她应有的回报：她顺利从一所全国知名的985高校研究生毕业，又如愿进到了她心仪的公司。
走出大学之后十余年，我们搭乘着时代发展的顺风车，安安稳稳一路向前。马青满意于自己的生活——她似乎有着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在适当的年龄结婚生子，在事业上也获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匹配的回报。我俩都曾以为人生之路可以这么顺理成章一路顺遂地走下去，“下岗”这样的字眼，已是父辈故纸堆里的旧词；我俩也曾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努力，就能在时代和社会里牢牢站稳脚跟。
然而在2021年，在行业的一片惨淡里，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马青失业了。我们谁都没想过生活会在毫无征兆处设计出超过我们预期的变故，我们终于还是体会到了时代之手的翻云覆雨。细想之下，我们和父辈，21 世纪的白领与20 世纪的工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模一样的，皆是一枚枚小小的螺丝钉。某一天，螺丝钉从原本的环节上脱落下来，机器依旧运转，庞然大物依然前进，失掉的，只有个体的信念感。
两年多之后的今天，我和马青结束一场聚会后，突然有了记录她这段历程的冲动。
以下，来自马青的讲述。
1
2022年10月。
我惊醒的时候，看了一眼枕边的手机，才凌晨3点多。从窗帘的缝隙看出去，天空还是黑黢黢。
我是被一只蚊子吵醒的。我不明白，已经是深秋了，怎么还会有蚊子？可是真的有，而且生命力格外顽强，它绕着我的耳边欢唱，仿佛一点不知道现在离冬天已经没有多久了。我闭着眼睛胡乱挥了几把，没有赶走蚊子，却把自己弄清醒了。我叹口气，缓缓睁开眼，旋即又努力闭上，知道这一夜大概又要被毁了——后半宿，只剩耳边的嗡嗡声，和我用力在自己身上抓出的挠痕。
我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在这个时间点醒来了。有时是被一个噩梦惊醒，有时是被枕边丈夫的鼾声吵醒，有时就像这样，只是因为耳边有一只嗡嗡作响的蚊子。年轻时极佳的睡眠质量不知何时悄然隐去，现在我一旦在凌晨醒来，就再也无法入睡。我偶尔会悄声起床，到客厅活动一下，更多的时候，我只是默默躺在床上，带着再次入睡期盼，眼睁睁看着窗外，直至晨光破晓。
6点的闹钟，一个解脱的信号，我起床洗漱，带着通红的眼睛给女儿做早饭，喊女儿起床。小米粥、溏心蛋、三明治，一阵打仗般的忙乱后，简单的早餐被迅速装进饭盒，然后生拉活拽着女儿出门。
路上很堵，女儿不停催促：“妈妈快一点开，我要迟到了。”
我本想说女儿几句：“如果你没有赖床，如果你的动作不是那么拖拉，我们原本可以更早出门。”但我还是把这些话咽下了，孩子有孩子的辛苦和局限，我不想用争吵和责骂开启清晨，破坏母女双方的心情。
到了校门口，女儿的早餐还没吃完就不肯吃了，说是要迟到了，顺便又责怪我不早一点喊她起床。我顾不上心疼自己的辛劳被白费，只担心女儿没有足够的营养，简单争执两句后，女儿飞快地拉开车门，抓着书包往校门口奔去。
直到回到家，我的神经才松弛了一点。睡意全无，大概是因为失眠，又或者因为早上的忙乱、和女儿的生气，我的头痛了起来，眼底涨涨的，眼珠子仿佛要奋力跳出眼眶，胃里时不时传来呕吐的冲动。我把女儿剩下的三明治胡乱塞进嘴里，轻轻舒口气，把自己丢进厚重柔软的沙发里。
白天清醒的时候，我和好友闲聊，抱怨那只蚊子，对自己的失眠一笔带过。在我看来，失眠似乎总是和一些负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譬如身体机能的背叛，譬如压抑的情绪，或者——脆弱。这些，都是我现在想刻意回避的东西。我在网上搜“失眠的原因”，一个网页告诉我，那意味着心肝脾肺肾各个脏器的不足；但另一个网页又告诉我，大概率还是因为焦虑、烦闷、压力和精神紧张。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失眠来自何处：自从半年前失业后，失眠就如影随形地傍上了我。暮来朝去，症状并没有如我设想的那样缓解，反而一天比一天更严重起来。
2022年伊始，我所在的行业已是风雨飘摇，我所供职多年的企业集团，在2021年年底交出的财报就已经相当难看了。
传言在公司内部传得沸沸扬扬，说我负责的团队将会全部被优化掉。为此我曾忐忑地找过领导求证。领导沉默良久，语焉不详地说，传言大部分是真的，但他会尽力保住我，即便整个团队解散，我也会被留下。
我相信了领导的话，其实也是自信于自己扎根公司多年，无论是台面上的工作表现，还是那些难以细说的、在日常花心思积累下的人脉，都应该能让自己逃过这一劫。作为部门里的中高层管理者，最坏的可能，大概也不过是调动到另一个部门或者岗位而已。
但现实很快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裁员的时候，是HR先找到的我。错愕之下，我想起领导之前的承诺，但发现已经很难联系上出差在外的他了——发出的微信信息没有回音，邮件上标记着对方已读，但却迟迟没有回信，我甚至怀疑领导的那趟出差是为了躲开我。
等到再见到领导时，我已经分不清他脸上的愧疚是真是假了。他安慰我：“这个时候离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是以后，恐怕还拿不到现在这么多的补偿金。”
我沉默不语，良久才起身，不着痕迹地抹去一滴眼泪。兢兢业业十几年，换来被扫地出门，即使我自认见过不少风浪，此时还是很难接受。
和领导告辞时，夜色已沉，我在路边等网约车，司机绕了好几个弯也没找对地方。向来好脾气的我发了火，在电话里对司机说了狠话，扬言要投诉，而等到车子真赶过来时，我又略带愧疚地跟司机道了歉，只说自己情绪不好，对不起。司机没接话，只柔声说了句：“后座那儿有矿泉水”。
司机载着我在夜色里开得飞快。像是为了打破尴尬，这个从背后看已经略显臃肿和秃顶的中年男人，一路上都在用密密麻麻的话语填满沉默的空隙。他说，他来这个城市有十多年了，怎么都攒不够首付，今年终于放弃了对房子的梦想。他现在没有什么梦想了，每个月跑跑车，闲的时候吃吃喝喝，唯一的盼头就是把还在读初中的孩子供出来，“考个好高中，再考个好大学，然后就像你们一样在大城市的写字楼里做白领。他能舒舒服服生活，我就可以安心回老家了”。
像我一样？我苦笑着，下意识张张嘴，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司机的话，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在曾经的国企改制大潮里，他们毫无意外地下了岗，之后强韧地在建材市场租了一个小摊位。靠着这个小摊位，他们供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还有研究生。
我小时并没有意识到生活中那些翻天覆地的巨变，或许是我那时读书读得两耳不闻窗外事，或者是父母尽了他们所有的能力来试图维持生活原本的平静。也许这个司机的儿子，会跟我一样，要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意识到他的父亲曾在无数个困苦的晚上，用“给孩子奔一个未来”当作支撑自己的动力。
三十年如一瞬间，轮转飞逝，我们和父母辈一样，也走进了时代转动的狭缝中，挣扎摇摆，举棋不定。
2
离职手续办得很快，我把最后的确认函送去HR办公室，还没回到办公桌前收拾个人物品，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踢出了公司内部的通讯录，再用电脑时，我的工号已经登不进公司的内网了。这样的收尾甚至比被裁员本身更让我难以释怀，仓促得仿佛最后一丝体面和温情都顾不上了。
前领导倒是没有骗我，补偿金的数额确实还不错，理论上，有了这笔钱，足够我好好休息几个月，再不慌不忙地去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决定歇一歇。
手机安静了下来，以前，公司内部通讯工具的群，外部的微信群，大大小小几十个群，不分昼夜地叮叮咚咚，加上不停弹出的新邮件，让我的神经时刻处在紧张之中。而那天晚上，我蜷缩在沙发里摆弄着手机，再也没有任何压力感了。逐个退出所有工作群的那一刹那，我像是终于从高压的深海浮出水面，深长地吐出一口气，那本应在离职时到来的松弛感，此刻才终于真正到来。
从小到大，我习惯了未雨绸缪。我把自己的人生化作精准的时钟和一行又一行的任务表。初中的时候，我就几乎想好了自己要读哪所大学，选什么专业；到了高中，我已经在心里安排了我未来想从事的职业；而读到大学，当同龄人还在懵懵懂懂谈恋爱时，我甚至已经暗暗排演好了未来至少十年的安排——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子，什么时候要第一次升职。
从迈进小学的第一天起，直到四十岁失业，我三十多年的人生未曾有过一丝空隙和懈怠。在漫长的拖着沉重铰链的工作中，我连裸辞的念头都不敢有过。“无缝衔接”带来的是安全感，也是无法停下的疲累感。但只有那些规划能提前出现在我的时间日程表里时，我才不会生出“脱轨”的感觉。
但身体比我的思想更早接受了现实。前四十年的我，好像是一辆一直踩满了油门往前冲的车，而这辆车突然就跑不动了。与身体一起停下来的，还有我的信念感。我曾如此笃定“付出一定有回报”，信奉“我命由我不由天”。而直到大厦将倾，我才倏地意识到，自己坚信的东西，早已在不易察觉地坍塌。
不用上班的第一天的早上，我甚至还准时被闹钟吵醒——昨晚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关掉闹钟，但总是被其它的事情打断，转眼就忘了。被吵醒的我在被子里发了一会儿呆，脑袋里条件反射般想起工作上几件没处理完的事，旋即又自嘲地笑：“已经与我没有关系了。”
我的心头掠过一丝伤感，又迅速高兴起来。
这种纯粹的惬意感并没能持续太久，不到一个月，我便开始陷入了微微的焦灼。
找工作是无法逃避的事情。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早已知道对于这把岁数的我而言，这不会是一件易事。但直到真正面对，煎熬感才把我缓缓包围。
在休息的那一个月，我也接洽过一些工作机会，有猎头推送的，有前同事和前合作方推荐的，但进展并不顺利，和我之前职级差不多的工作岗位，薪酬大多大幅缩水，最夸张的一个，年薪接近腰斩。而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更多的工作机会，明确标明“只考虑男性，或者未婚女性”。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我之前在选择部门的新进员工时，也是遵循着这番逻辑——年轻意味着很多优势：便宜，行动力强，有活力，没牵绊。作为一家有议价能力的用人企业，我们永远都可以招到需要的人，所谓能力、经验和素质，并没有我们曾以为的那么重要。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要挑一个年龄大、要价高的员工？
之前那份工作的最后一两年里，我一步步陷在那些越来越不可能完成的年度KPI和集团层层压下的降本增效的考核中。在集团高层传达出的信息中，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计算被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年龄先于能力、业绩和经验成为一个人被筛选、被剔除的理由。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从何时起也开始不自觉地把“高龄、女性、已婚已育”视作了招聘的禁区。那根红线，从若隐若现，到化作明面上的阴影，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讽刺的是，如今也终于轮到我自己。
短暂休息之后连续三个月的高强度求职，让我生出心灰意冷的感觉。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些我以前拥有和自豪的东西，那些我自以为的资历能力和资本，在现实这堵墙面前，一文不值。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年危机”到底意味着什么——人到中年，就是被社会一点点打回到原点的过程，那些过往积累的东西，在一瞬间失去了意义，在这份迷茫中，该何去何从，我不知所措。
压力一点点累积起来。最大的压力源不是来自经济——少了工资这块固定收入虽然令我有些心虚，但毕竟有补偿金打底，有积蓄，有一套闲置房出租，还有闲暇做副业每个月零零碎碎的一些进项——但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飘飘忽忽的慌乱和失落，一份落不到实感的空虚，像蚂蚁一点点啮咬着我的心。
和丈夫聊的话题，涉及工作的少了，家长里短的事情多了，而且话题会无意识地重复了；和朋友聊天，朋友一顿激情澎湃地抱怨工作同事和领导之后，总会不自觉地加上一句，“现在的你可能已经无法体会了”。我拼命解释，“可以的可以的”，搜肠刮肚找出曾经积攒在心底的委屈，努力地表示感同身受，想证明自己没有被落下。
落下——我突然意识到，完了，我是不是正在被社会甩下？
社会像一列轰隆隆迅速飞奔的大火车，一旦掉出去，就是掉下了。
3
失业半年后的一天，我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去省内一座四线城市。
城市很小，对接人帮我订的酒店也是小小旧旧的。酒店的前台小姑娘倒是很热情，给我办理入住手续时就一刻不停地拉着我闲聊，哪怕我只是简单地应和几句，她的情绪也一如既往地饱涨。
待我办完事再回到酒店，已是凌晨12点后了，大堂黑黢黢的，只有入口和前台的顶灯射出几道光线。我揉揉已经有些困乏的眼睛，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往电梯走去。
路过前台时，一个清脆的女声突然响起：“马小姐，回来了？”
我愣了下神——还是下午那个热情的前台姑娘。见我答应了一声，她继续大声招呼：“你住207吧？出了电梯右拐哈。”顿了顿，她又追加了一句：“你晚上是一个人住吗？”
小姑娘言辞中的热情仿佛要溢出来了，这让我猝不及防，下意识的反应比理性来得快了一些，我微微停下脚步，对她侧身点点头，说了一声：“嗯，谢谢。”
走进电梯，滞后的警觉才一点点冒出：这家酒店虽不大，但也有几十个房间，那么多住客，这个前台姑娘居然能只凭下午那短暂的一面，就能清楚地把我的名字和面孔对上号，还能记住我的房间号？我强压住不安来到房间，却发现了更令自己不安的问题：下午入住时太过匆忙，放下行李就赶紧出去了，现在才发现，房门既没有防盗链，又无法反锁。
我给前台打电话，想要求换一个房间。那姑娘有些诧异，反问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迟疑了一会儿，没有说出门锁的问题，只说觉得空调不好。电话那头依然是嘹亮的声音：“马小姐，不好意思，已经没有空房间了呢。现在也不是太热，您看能不能坚持一下？”
挂掉电话，我变得坐立不安，恐惧如潮水蔓延开来，我越想越害怕，甚至开始怀疑，楼下那个幽暗的大堂里，当前台姑娘给我打招呼时，是否就有陌生人躲在阴影处静静等待？
慌乱之下，我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和他讲了这些情况，声音微微有点发颤。丈夫也很着急，但是千里之外，他唯一能提出的建议，就是赶紧换一家酒店。我拒绝了——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人生地不熟，此时贸然出去，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风险。
我在电话里絮叨地懊恼：“真是大意了。下午刚进门时就应该检查一下房间和门锁。刚才前台搭话的时候，我居然默认了自己一个人住！我应该回她说还有个朋友马上过来陪我。哎，真的是一下子脑袋没有反应过来……”
电话里突然传来了丈夫略带恼怒的声音：“你说你，以前多精干的一个人，怎么接连犯了好几个错误？你的警惕性呢？你是不是在家关久了，都待傻了？”
一刹那，生气盖过了恐惧，我没有再接腔。挂掉了电话后，我做了一个简易门阻，塞到门缝下，又把房间里所有能搬动的家具全部推到门后，再设置了每隔一个小时响一次的闹钟，然后半倚在床头，摩挲着睡衣上的纽扣，努力提醒自己晚上不要睡着，至少不要睡沉。
屋子里陈旧而略带腐烂的气息裹挟着我，让我的恐惧不断蔓延开去。最终，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清晨，我早早到楼下退房，前台小姑娘依然热情洋溢地和我说再见，说欢迎我再来这里玩。
回家的火车上，我反反复复咀嚼着昨夜的虚惊一场，可能，那个年轻的前台小姑娘只是不谙世事地试图用她所认为的方式，来表达细致和热情。但惊慌褪去之后，我却依然无法释怀丈夫昨夜的质问。我明白他可能只是出于担心，或是出于鞭长莫及的懊恼。但这句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话，或许才是真的透露出了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内心最深处的潜意识。当我不再是那个让他引以为豪的、能干的、厉害的、能独当一面的妻子时，他的心底是否已经不经意间一点点滋生出了看轻？我也在反反复复追问自己：昨天那一系列缺乏警惕的低级错误，是否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在家待久了？
当野兽被圈养太久之后，就失去了对丛林本该有的触觉和敏锐。我认真地下定了决心，要尽快重新找一份工作，放下挑剔，不计条件，降职降薪都可以接受，只要能有一份工作就好。
我需要重新回到丛林里去奔跑和狩猎。
4
大概是因为放低了标准，外加老天给了我一点运气，这次我很快找到了工作。
当然，新工作从品牌层级到公司规模、以及职级和薪水，都和我之前的工作没有太多可比性了。这些倒退曾经是我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在职场生涯中会走回头路，在我过往以为的人生轨迹中，是没有下坡路这样的预设的。
可如今我只能坦然接受了。人生踯躅走过半程才猛然发现，那个自以为只是歇脚的驿站，其实已经是自己的山顶。事实上，能保证不跌下去，就已经要拼尽全力了。
进入公司没多久，我就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
第一场冲击来得很快。入职第三天，分管我的张副总突然通知我：“下午三点，公司董事长要在会议室和各部门老总开会，这次轮到我们部门负责，你提前准备一下。”
我有些不解，准备会议不是应该属于行政部门的职责吗？但我也没敢怠慢，简短应了一声后，追问：“张总，除了预定会议室和准备物料，还有哪些具体事项？”
她停住准备离开的步子，回头看了我一眼，顿了顿，指指同事晓慧：“你跟马总解释一下。”说完，就翩然离开了。
年轻的晓慧乐颠颠跑来，向我传授经验：“一开始呢，我们要准备好茶水。茶水间里有各个‘总’们的专属杯子，开会前我们要依次把这些摆到他们的位置。但是这里有一个咱们需要牢记的点，就是各个总爱喝的茶水是不一样的——黎总只喝白开水，最好办；徐总要喝毛尖；黄总要喝金骏眉；周总要喝白牡丹……茶叶都由行政部门给备好在茶水间了，但是咱们得记住，别给他们弄混摆错了。”
我微微错愕：“要这么复杂吗？就是一个公司内部会议，我以为备点矿泉水就足够了……”
晓慧没有接腔，拉着我到会议室，顺着她的手指，我注意到墙角有几个电热水壶。
晓慧耸耸肩：“刚才说的还不是最麻烦的呢。马总，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会议室里面，在各个总们的身后，要密切关注领导们的茶水杯，谁的水杯快空了，就得赶紧倒水添上。”
见我眼睛瞪大，她见怪不怪：“以前全是行政部门做这些事，但是董事长的会议太多，几乎隔天就有，行政部门后来抗议说吃不消，就改成除了销售部门之外的所有支持部门轮流负责。今天就轮到我们部门了。”
我颇有些不情愿：“是部门所有人都要来负责吗？退一万步说，就算要负责添水，一两个人在会场盯着也就足够了吧？”
晓慧眨眨眼，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是的，每个部门只有分管副总不用参加，像马总你们总监级别的，都得参加。”
我还有些不甘心：“那在会场耗上至少一两个小时，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呢？”
晓慧回我一个苦笑：“加班呗。”她无所谓地耸耸肩：“反正每天都是要七八点之后才能走的。”
那天的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半，当我拖着几乎肿起的双腿回到办公室，想到自己还有好多待处理的事情，心头忍不住涌上一阵烦躁。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留下来把几件紧急的事情处理完，晓慧已经麻利地收拾好了东西准备下班。见我欲言又止，她扭过头来笑了笑：“马总，先回家吧，手头的事情明天再做。要是张总问起来，我们就说今天去负责会议了，她就不会再说什么了。”说完，她就拎着包飞快地跑了。
我咂咂晓慧的话，心头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在后面的日子里，这种预感被验证了。我开始还为那被端茶送水浪费掉的四个多小时而心痛，但很快就发现，大家每天白天的时间大多消耗在类似的事情上。
在办公室，哪怕我只是发个包裹，都会瞬间有几个人围上来帮忙：有人帮我拿封箱胶圈，有人帮我拿快递盒，有人帮我递剪刀，还有人帮我登记收发货地址……哪怕我不停地告诉她们这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帮忙，但也没有人停下。四五个姑娘围在一起闹哄哄几分钟，慢悠悠将包裹打包好，再由晓慧乐颠颠举着去交给前台。旁边人一哄而散回到自己的工位前，留下我待在原地不解：“大家这么热情的吗？”
这竟是常态。每个人看似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却时刻提起耳朵听着身边人的动静，试图在每一个能插上手的地方提供帮助。按晓慧偷偷告诉我的，这是公司倡导的——“眼里有活儿”。
可以各司其职的事情被多人无序参与，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我不习惯，但很快也明白了同事们这么做的缘由——原定的下午五点半下班时间形同虚设，几乎没有人会正点下班，不管有事没事，都要捱到八点左右，显示着这一天工作的“饱和”。既然如此，在白天的正常工作时间里就没有必要去争分夺秒地追求效率了，还不如多按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去表现一下“团队意识”。
5
两周之后，我越来越了解新东家的管理风格了。
公司是提供午餐的，每天午餐时，部门的同事会心照不宣地轮流去帮张副总打饭，要把餐盒送到张副总的办公桌上，才再折回食堂吃自己的午餐。办公楼到食堂的距离并不算太远，但一来一回折腾一趟，那个给张副总打饭的同事自己的饭菜早已凉了。同事们显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甚至有了心照不宣的排班表，很有默契。我知道，自己大概得主动参与到这个排班表中。工作这么些年，我不是不知道潜规则的存在，但个性使然，而且过往的工作经历并没有给到我这些“磨难”，所以虽然已到了“不惑”的年龄，我却始终无法放下身段。
一天，晓慧找到了我，期期艾艾半晌，绕着弯子提醒我说，张副总见我从来没有给她打过饭，好像有些不乐意，隐晦地提了两次了。讲到最后，她亮晶晶的眼睛看向我，迟疑地问：“马总，明天要不我陪你去给张总打个饭？”
我明白她的意思，思索片刻，对她笑了笑：“谢谢你啊晓慧。”
第二天午饭时，我主动接过同事手中的餐盒，给张副总打包好送回办公室。她抬眼看我一下，似笑非笑地说了声谢谢。
没想到，第三天午饭前，张副总特意招呼我：“马总，今天还是麻烦你帮我打个饭好吗？对了，我想了想，觉得食堂的一次性饭盒不干净，我今天特意自己带了家里的饭盒。”
我没有多想，也就遵命了。
当我和同事吃完午饭后回到办公室，正在说说笑笑，张副总又出声喊了我：“马总，不好意思，我这几天腱鞘炎犯了，没法洗碗，可以麻烦你帮我把饭盒洗一下吗？”
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我能感受到许多双眼睛落在我身上。我的掌心沁出一点点汗水，呼吸也急促了起来。我不自觉地捏了捏拳头，心脏突地跳漏了一个节拍。
我看向张副总，自然知道她这举动背后的种种含义——发泄对我之前一直不主动帮她打饭的不悦，借此机会给我一个下马威，又或者，只是单纯的服从性测试。脑海里飞速掠过几个念头之后，我把拳头悄悄松开，“好的张总，您放旁边吧，晚点我去帮您洗。”
整个下午，我并没有真的去洗那个碗，张副总也没有再开口。只有晓慧兀自替我着急不已：“马总，你要不要找时间去把碗洗了？不然张总会不高兴的。”
我朝着她勉强挤出个笑容：“我怕手滑把碗摔了，张总会更不高兴。”
晚上回家后，我仍忿忿不平，跟丈夫抱怨。丈夫听完来龙去脉，却不似我这般愤怒，只淡淡回我：“这个女人当然是有些过分，不过这件事吧，我觉得你也不至于生气成这个样子。”想了想，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事你处理得也不是不好，但是记住，之后就翻篇了哈，别跟领导置气，也别带着情绪继续工作。你的脾气一向臭，但现在你不是年轻人了，今年找份工作不容易，能忍就要忍。”
我沉默了。丈夫的话固然难听，但说的也确实是实情。年过四十，被社会的砂轮把棱角磨得差不多之后，人就会意识到，许多时候要想维持表面的和平秩序，秘诀只有一个“忍”字。
这番小波折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影响。张副总虽然一直对我不冷不热，但明显能感到她在工作上开始一点点依赖上我了。工作满一个月的时候，人资部门通知我，原本三个月的试用期提前结束，我可以转正了。
转正后没几天，张副总就组织部门做了一次团建——轰趴，安排在公司附近的一座湖边别墅里。按她的安排，大家周五下班后就出发到别墅，玩到周日早上再散场各自回家。我凑巧赶上出差，返程正好在周五晚上。我在心里暗自高兴，想着轰趴无非就是休闲或游戏，怎么也好过那种登山或军训式的苦旅，正好借机休息一下。
我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回家，便赶去了别墅，一进大门，便看到一个端着托盘的同事匆匆走过。瞧见托盘上那几杯茶，我心头闪过一丝阴影，略带不安地问：“张总她们呢？”
同事撇撇嘴，眼风飘向棋牌室。我踱到门口，见两张自动麻将桌旁坐满了其他几个部门的老总，张副总和他们正在牌桌上谈笑风生。他们身后，站着晓慧和另几个女孩，旁边的电热水壶正冒着白烟。
我的胸口猛地堵上来一口气，那些站在会议室里守着热水壶给领导们续水的影子重重叠叠印了上来。趁着老总们鏖战正酣没有注意到我，我慌忙躲开了。
晓慧看到了我，悄无声息地跟了出来。我看看表，低声唤她：“快十点半了，你们去休息一下吧，我顶上。”
晓慧没有客气，点点头：“那马总你进去一下吧，我要去给领导们做宵夜了。”
我晃晃脑袋，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你？我们？做宵夜？不能点外卖吗？”
晓慧脸色不似我这般起伏，很是平静：“嗯，刚刚你过来前五分钟，董事长说他肚子饿了，张总特意强调，不要点外卖，喊着让我们去煮点面条。还好我们准备物资的时候就想到张总肯定会邀请董事长还有其他几个部门的老总过来‘联络感情’，提早买好了竹升面，董事长喜欢吃那种。”
我哭笑不得了：“那我过来之前几个小时，你们就一直在棋牌室里给他们倒水泡茶吗？”
90后的晓慧点点头，面庞仿佛老僧入定般淡然，倒衬得我的怨气像是一副愤青模样：“马总你出差跑来跑去也累了，你稍微坚持一下，等我们几个煮完面就来换你，然后你快去休息。”
“他们的麻将要打多久？他们打多久我们就跟着守多久吗？”
“情况不定吧，按以前的惯例，大部分都是凌晨一两点就可以散场，但是也有过几次，打到了早上四五点。”
6
那次团建结束后没几天，我便提了离职。
张副总挽留我，她盯着我的眼睛，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知道你有些不适应，我们是同龄人，我还长你几岁，所以有句话我还是要劝你一下：你最大的问题，是心态不能‘归零’。我们几个老总观察你很久了，我知道你能力不错，也知道你起点比较高，所以这也是你现在的劣势，你一直有点端着，这是大忌。说句实话，这就是我们不愿意招你们这种高龄求职者的原因。可是，就你目前的年龄和条件，你原来那种工作和职级，你可能再回不去了。而我们公司可能是你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晓慧和几个同事也劝我：“马总，我们都看得出你不太习惯这里。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习惯，谁会喜欢这样子的企业文化呢？但是我们就觉得吧，现在工作真的不好找，所以这样子想一想，好像这里也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劝了半天，见我铁了心要走，晓慧突然噗嗤笑出声：“还说什么90后、00后整顿职场，我们还没整顿什么，马总这80后倒是整顿得嘎嘎的。”
我也笑出声：“我哪里整顿了？这不是没敢整顿就先把自己扫出门了嘛。”
晓慧和几个姑娘依次轻轻拥抱了我：“马总，佩服你的勇敢，也羡慕你的洒脱。”
我把笑容藏起来了——勇敢洒脱，我好像并不能把自己和这样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更难面对的，还是丈夫。在决定离职之前，我有些忐忑，但还是决定和他长谈一次。我原本以为他会出言阻止我辞职，甚至都想得出他会说什么：“现在工作这么难找，能找到一个说还不错的，不容易。”“家里经济压力有点大，要是能工作就尽量工作吧，可以帮我分担一下。”“哪里的工作都会有不好，你上一份工作还不是很多问题，能适应就适应，能坚持就坚持吧。”
所以，当他干脆利落地说出“不想上就不上吧”时，我反而愣了，有一种掷出的球不知飞到何处的失真感。
丈夫见我愣了，倒是宽和起来，声音哑哑的：“看得出你这一个多月真的是做得太不开心了。我当然希望你能再坚持坚持，但如果真的你那么痛苦，那就按你的想法来吧。”
他这么痛快，我反而犹豫了起来。我当然知道自己如今能找到一份薪水说得过去的工作有多难，不由自省：“真的就那么难以忍受吗？晓慧她们受得了，我为什么就受不了？”
窗外沉沉的夜色把我的压抑一层层裹紧，旁边楼房的灯光闪闪烁烁，像不怀好意的质问。
找工作的标准进一步放低，我开始海投。
第二份工作，我面试的岗位是主管级别。桌子对面的部门总监和副总，花了很长时间反反复复和我讨论：“如果你入职了，你会如何应对心里的落差感？”“从基层做起，你真的还可以适应吗？”
我想起张副总的“临别赠言”，不自觉地把背略略弯驼了点，把双手从桌上搭回到膝盖，用标准的面试话术搪塞了提问。那个姓胡的总监指关节轻轻叩着桌面，表示她没有相信，屋子里安静了下来，听得到外面走廊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
面试后半个月都迟迟没有下文，就在我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失败时，却接到了对方的入职通知——职级和薪资比之前又降几个层级。
我努力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没关系，有人要我就不错了。”
入职第一天，胡总监扔给我一本产品手册，“你先熟悉一下”，就不见了人影。第二天早上，我主动找到胡总监，问我的工作安排，她含含糊糊：“你继续看产品手册吧，或者翻翻电脑里的资料，自己主动学习。”晚上下班前，我又一次拦住了她，把一天所了解到的相关工作做了一个汇总汇报，趁她面露欣慰之色时，抓紧机会再次询问：“那胡总，明天有没有什么工作内容是需要我今晚提前准备的？”
她抬了抬眼皮，依然没有看我：“不错，你挺用心的，明早吧，明早我给你安排一下工作。”
第三天一早，胡总监递给我一个公章：“这个章子，我们前天不小心灌错了油，但是公章要报废挺麻烦，所以你今天辛苦一下，把这个章子不停地盖，盖到没油为止，我们就可以灌新油了。”
我在微信上跟好友抱怨，好友调侃着安慰我：“你算一算，你一天折合三百多的工资，就只用坐在这里敲章子，划算的划算的。”
我却笑不出来。
接下来的很多天，我甚至已经主动问身边的同事，谁有做不完的活，我可以主动帮忙，只求能做一点真正和工作相关的事情。我记不清和胡总监沟通了过多少次，想要讨论我的具体岗位职责和分工，可是她安排给我的始终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帮她贴发票，取快递，跑腿去给集团几家分店送物料，帮她的客人下楼买饮料，把一些陈年档案拿出来分类整理……
坚持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实在忍受不了，再次提出了离职。胡总监听到我的口头申请，有些许意外的表情在脸上一闪而过，但也没有太过惊讶。
她拉着我去到了一个空会议室，脸上摆出推心置腹的神情：
“我知道，迟迟没有给你具体的工作安排，这确实是我的失误。就差一点点，我就准备给你安排具体的定位了。
“你之前也是做过很多年管理的，我想你应该能体谅我的苦衷。其实一开始，关于你的入职我和丁总就有不同的意见。丁总倒是欣赏你，也是他一直催着我把你招进来。但是我这里才是具体的用人部门，我必须考虑到团队的稳定性。说实话，我一直担心你不太可能安心在我们这里长久地做下去，这也是我迟迟没有给你安排具体工作的原因。否则，一旦你离职，又会给我平添无谓的工作量，对于我来说也是个大麻烦。
“这几周我一直在观察你，我本来觉得你还是沉得下心的。就差一点点，我就可以觉得可以把你稳定下来了。所以，你想不想再试试？我再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如果想好了，明早给我回话。”
我笑着摇摇头，这番或真或假的说辞和挽留，已经不太能打动我离开的心了。
7
胡总监有句话确实提醒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自己的职场生涯有种盲目的乐观，觉得最差的情形不过是降低要求，“从零开始”。可是如今我意识到了，即使自己放低姿态，也未必能得到我想要的，我以为的委曲求全，在用人单位眼中不过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离开很容易，这二十多天，我甚至没有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什么存在过的痕迹。临别的时候，我路过丁总的办公室，虚掩的门里有胡总监的侧影，应该是她正在汇报我辞职的事情。我犹豫片刻，没有推门进去和丁总告别，走过门口时，风把胡总监零碎的半句话带进了我的耳朵：“看来我对她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一次，丈夫对我的辞职表示了反对。他不理解：“只是没有具体的事做而已啊，但工资没有少发一分钱，你难道就真的忍不了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想说，对我而言，这样的冷板凳比忙碌更让人痛苦；我想说，工作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而这些我目前统统无法实现；我还想说，三个星期以来，胡总监始终没有和我沟通过具体的工作安排和分工，这本来就是不正常的，不是我的错，为什么却要我来反省？
但是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两人之间的气氛滞涩了起来，丈夫翻个身，闷闷地说了声：“如果你要问我意见，我还是希望你坚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干了，你也不用太勉强。”
之后再无话。
一夜无眠后，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如果一定要说这大半年的失业在家给了我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越来越不愿意委屈自己了。
过往很多年，我一直疲于奔命地工作。小时候被指导着抄座右铭，我抄了一句：“要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气，才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人。”儿时抄过的名人名言多如牛毛，只有这句不知具体出处的话，切切实实刻在了我的心里。在无数个寒窗苦读的夜晚，在无数次工作中要崩溃的瞬间，这句话都或多或少给了我一些坚持下去的力量。然而，直到四十岁失业的这一年，我才认真地开始思索它背后的逻辑是否正确——那些吃下的苦，受过的气，真的让我做了不一样的人了吗？
往深了再想一层，这两份短暂工作中的委屈，其实并不新鲜。回头想一想，之前自己曾以为如鱼得水的职场生涯里，那些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委屈，又何曾少见？可是，那些以前工作中能忍受的痛苦、内耗和龃龉，那些以前如蜗牛般重重背起的担子，我怎么就突然不想再背了？
或许是——就像一个被困在糟糕婚姻中的女人，习惯了忍受和自我催眠，便觉得日子也没有那么难捱。可当她一旦重新获得自由，一旦经历过一段不用委曲求全、不用心惊胆颤的时光之后，就很难再有勇气说服和勉强自己重新走回困境之中。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曾经把“四十岁”视作一个宏大的命题，以为里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以为比起稚嫩的二十岁，迷茫的三十岁，它会有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更成功。
然而并没有。
当然，我也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变得更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变得更加不愿勉强自己。
这两次糟糕的尝试之后，我继续求职的勇气也似乎消失殆尽了。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依然是我不可回避的课题。
我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存款数额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况，既没有让我生出格外迫切的危机感，也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安全感。在颓然和困顿中，我觉得自己其实很需要一段停下来的时光，可是内心却始终不得安宁——房贷不会消失，女儿的学费也不会消失。
我打开自己的衣柜，准备把几个闲置的包送去二手店回收。那是前阵子我无意路过发现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在往常，我是不会注意到它的，但那天我却鬼使神差地推开了门。店长和我寒暄起来，我随意问起自己几款包如今的市场行情，竟还有不错的报价。
那一瞬间，我几乎有些心动了。
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买包是我自我解压和自我愉悦的重要手段之一。每每压力很大、完成一项任务、或者特别开心时，我都想给自己买一个包当做犒劳。也有很多时候是不得已为之——许多商务场合必须要拎着“拿得出手”的包，才不会被对方轻看。
我承认自己确实是被当下流行的消费主义裹挟了，然而那天当我站在二手店的柜台前望向满壁的包袋时，突然就被一阵虚空感狠狠击中。神游在外的思绪悬在半空中拷问我：“这些包有什么意义呢？那些为了买包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人能回答，我也不愿去回答，因为答案意味着对自己过往一段漫长努力的全盘否定， 我及时刹住思绪，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如果我真的下决心把这些包卖掉，也会有一笔不小的进项。”
这样的想法让我微微有一些兴奋，但真到了下决心卖掉那几个包包的时刻，我的情绪还是无可避免地低落下来。没有人知道那一天我在内心最深处是如何做了一场无法为外人道的与过往的交割。这个过程无法称得上愉悦，但是手机叮咚响起的款项到账的提示音，恰到好处地把我的情绪拉扯了出来。
有了第一次之后，后来的很多次都顺理成章、容易了起来。我依葫芦画瓢，继续处理了几双鞋和几件首饰。这些东西的价格没有什么优势，反而让我生出了一种决断的清醒——那些过往孜孜以求的，终究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丈夫有些不太赞同：“这些都是真金白银买的，你就留着呗，说不定以后总有用得上的地方的。难道到时候又花钱去买？”
我想说，这大半年来，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物欲悄然消失了，这些包、鞋、首饰早已失去了它们原本对我的吸引力。四十岁离开职场，以后的社交场合可能没有太多再必须用上它们的机会了。但我没说。
丈夫见我不语，以为是我难过，又犹犹豫豫想挤出些安慰我的话。我知道他的好意，但不想再大费口舌去向他证明我其实没有难过——我曾以为失去这些意味着失败和倒退，但此刻我内心竟是宁静和平淡更多。
意识到物欲对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许是这场失业送给我的一份焉知非福的礼物。但纵使内心百转千回，却不想再开口多说一字，或许才是赋闲太久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弊端。我和丈夫曾经无话不谈，却不知何时变作了如今无话可说的模样。他懒得和我聊他工作里的喜怒哀乐，可能觉得我已经无法理解和共鸣；我也不愿再和他多说内心的纤细心事，唯恐显得矫情，也知道他永远无法感同身受。
我知道我们俩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去体谅和关照对方的感受，但即便如此，我们之间也有淡淡的罅隙不可避免地滋长开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日后压力的一点点累积，我们彼此会持续地生出怪责。如果现实的境况没有突然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已经预知我俩大概率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8
女儿尚小，却有着一颗颇为敏感的心。尽管我努力在家中维系一切如常的氛围，她却几次三番地追问我：“妈妈，你现在还在工作吗？你是不是失业了？”
我本能地否认，搪塞不过去时，就反问她：“你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疑问？”
女儿掰着指头一点点说：“你现在不出差也不加班了，还有，你在家也没有接或者打过工作电话了，那些我都听熟了的你的领导和同事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听你再提起过了。”她眨眨眼，又加了一句：“还有，我们家好像比以前穷了。我们出去吃饭的频率少了很多，你给我买玩具也没那么爽快了。”
果然，失业和感冒一样，那些蛛丝马迹是很难掩盖得住的。我有些诧异于女儿的敏锐，仓促之下却不知该如何应答，只能含含糊糊说：“妈妈没有失业，只是工作岗位和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动。”女儿还想说什么，我就匆匆忙忙把她赶走了：“去做作业，不要想这些，妈妈会处理好。”
这番说辞显然没有说服女儿，她半信半疑地走开，留下我一人在原地发呆。是的，这大半年以来，我都一直试图瞒着女儿自己失业这件事。为什么呢？是怕她担忧？还是因为在我潜意识最深处，依然觉得“赋闲在家”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都说妈妈是女儿的榜样，可我又该怎么向女儿解释，为何妈妈一边要急急催着她学习，一边却日日闲散在家中。
这担忧很快被证明不是我杞人忧天。一天，我和女儿在散步的时候，她突然转向我，稚嫩的面庞上是不加掩饰的困惑：“妈妈，我真的不知道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你一直跟我说你读书的时候是多么多么用功，这让你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你还是失业了。而且，就算你以前没有失业的时候，我也看得到你和爸爸是那么辛苦。所以，我真的想不清楚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能努力去过上很辛苦的成年生活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许久，我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到能独立思考这些困惑的年龄。我绞尽脑汁给她想出了一些解释和鼓励，但那些说辞能说服我自己吗？我尚在徘徊。
女儿啊，人长大不轻松，我也是后来才懂得。
我父母算是相对开明的老人，从知道我失业到现在，一直没有给过我明显的压力。他们不会皱着眉头发愁说“你这样以后怎么办啊”，也不会拼命催着要我出去找工作，我能感觉到，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和感受，他们甚至会刻意不提起与工作相关的话题。有时爸爸还会安慰我：“没事，就慢慢找，找不到也没关系，就在家好好休息吧，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但终究还是有些不一样了。
一次，女儿生病，我带孩子去看医生。本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不知为何，爸爸却格外焦急，反反复复打了好几次电话，远程叮嘱我各项事宜。回家后，我和妈妈聊起给女儿的治疗方式，爸爸不断地冲过来打断我的话，反复质疑：“你还是带她做了CT吗？不是让你不要做吗？”“医生建议做你就做，你这么大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应该被医生牵着鼻子走。”“你确定这个药能用吗？”“这个病情你到底弄没弄清楚啊，别弄错了。”
不信任的气氛弥散在房间里，我心里一股气突然涌了上来：“怎么就非觉得我没弄清楚状况？医生开的CT，我当然是会斟酌，最后决定做肯定是有我自己的考量和判断的。”“病情都拍了CT确诊了，还会有什么误诊吗？药也是的，对症用药就是。你到底在疑惑什么？”
爸爸的声音突地拔得老高：“疑惑什么？还不是怕你弄不清楚，怕你搞不好，怕你稀里糊涂耽误了丹丹的治病！”
“我什么时候稀里糊涂了？”
我气得扭过头去不说话，妈妈赶过来打圆场：“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爸爸也只是担心丹丹而已。”
我不吭声，心底却一点点沉了下去。
从小，我就是特别有主意的孩子。从读书到工作，再到结婚生子，从来都是自己拿主意，安排得妥妥当当。父母不止一次夸我省心，在我走向成年、越来越有力量的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我的依赖愈来愈强，到后来，不论是我自己还是他们的事情，绝大多数时候都会按照我的建议来做。可在我失业之后，我敏感地发现，爸爸对我的质疑不经意间多了起来，小到一款手机买什么牌子，大到家中的局部装修改造，每每当我给出建议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敷衍：“好的，好的，我们考虑一下。”若是赶上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时常会和我唇枪舌战辩论一番。
这种晦涩感受无法细言说。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再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是有着不可明言的规则的。那规则潜伏在水面之下，不露声色地左右着家人的地位与关系，而话语权的强弱一定与家庭成员的力量成正比。说起来现实而残忍，但是我知道，它在每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中，都是不可回避的存在。
我相信父母是爱我的，爱到不需要我功成名就，也不在乎我到底是强大和弱小。但这样的爱与包容，并不影响着他们对失去某种力量的我的质疑。我当然能理解和接受，但是我还是很难过。
可见，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它也是一个人的核心，决定了生活的方式和社交的范围，标记着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它像一个锚点，又像一张大网，提供着最关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对于自尊心极强的人而言，被认可、被承认、被尊重，是高过其他的许多需求的。对我而言，当失业发生，意味着自己失去的就不止是工作，更是一种生活。
9
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年度热词”的评选中，“哥布林模式”一词以超过93%的得票率胜出。按官方解释，这个词指“一种脱离社会规范或期望的、毫无愧疚感的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贪婪行为”，俗称“摆烂模式”。
我一直不太喜欢“摆烂”这个字眼，但当看到这个新闻时，我竟莫名生出几分宽慰：原来这几年来，不止是我，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在一样感受着生活的不确定性，茫然不知所措。
我下了决心，去做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手术。病灶是几年之前就已经查出来的，那时医生看着检查单，不置可否：“你想做（手术）也行，不想做的话，观察一下也可以。”我转身就把医嘱丢在了脑后。那时我忙得快要起飞，每天疲于奔命，想让我丢下工作去在医院里住上十来天，简直是不可想象。
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价值观里，疾病和劳累似乎变作了一种桂冠与荣耀，面目狰狞却意味着敬业和成功。而直到我从手术的麻药中清醒过来，发现周围一切运作如常，甚至女儿的学业节奏都没有被打乱时，我才突然豁然开朗：其实，不是的。
当你意识到，很多事情不是凭借自己的一厢情愿和一腔赤诚就能达到的，你才能真正愿意去接受“躺平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如果可以，过不那么精准的人生，就可以自在很多。只要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不后悔，那么无论怎么选对我而言都是可以的。
一个人只有真正接受自己的每一层身份和每一种样子，才能是自由的。此时，属于真正的“我”的需求和自我，悄然以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走到我的面前。
我去到家附近的老年大学。那是前阵子网上曾风靡一时的热潮——年轻人被这里低廉的学费所吸引，兴冲冲涌去一探究竟。我却当了真，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对着课表挑花了眼：诗词鉴赏、水彩画、舞蹈、钢琴、摄影……每一个课程我都有兴趣。
在曾经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里，无休止的工作、家务和辅导孩子作业占据了我的每一份时间，睡前玩上半小时手机是我仅存不多的自我时光。我曾不止一次对着丈夫和朋友喟叹：“一天天觉得自己像机器人，不知道生活有什么趣味。”
被限制的想象力早就不记得原来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此刻，在那间闪闪烁烁撒着阳光的课表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瑜伽班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笑眯眯地唤我“小姑娘”。一开始，我和她们打交道并不多，总是临到上课才匆匆赶到教室，一下课就背着瑜伽垫仓惶离开，课间休息时就自顾自埋着头玩手机，从不参与她们的闲聊——我是有些刻意与她们保持距离的，因为话题实在难有交集，也可能在潜意识里，我觉得自己一旦与她们走得过近，就真的把自己划入了“老年人”行列里了。
但几个月下来，我跟她们终究还是一点点熟悉了起来。阿姨们会热心地指点我不够规范的动作，我也会教她们那些她们怎么都弄不懂的手机操作。她们有时会看着我，用一种柔软的语调轻声叹一句：“你这么年轻，真是好啊。”
一种奇妙的感觉在我的心头蔓延开来。
找工作处处碰壁时，我无可避免地对自己的年龄产生了焦虑，时常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用挑剔而疏离的目光打量着自己：鬓角又有了几根白发，眼角的细纹好像又加深了一些，腰肢不再如之前那般纤细轻盈，记忆力也好像越来越糟糕……社会的凝视终究转化成自我批判，一层层审视之下，我原以为足够强大的内心，一点点开始溃烂，我开始无意识地说自己：“大概我是真的老了吧？”
我忘了自己其实只有四十岁。
我当然知道时间的流速在每个人面前均匀而平等，每一年都有无数人迈过四十岁的门槛。可是，该如何和年龄对抗、共处、和解，我久久没有学会。
和这些阿姨们待久了，对年岁的焦灼悄然褪去——和我来去匆匆不同，阿姨们大多报了好多门课程，从早上八点半排到下午四点，她们的生活被安排得充实饱满，生命力蓬勃得呼之欲出。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年大学组织了一场汇报演出，阿姨们兴冲冲地开始排练，像极了我们小时候参加六一汇演。她们买来统一的黑色高领毛衣，把发髻在脑后打一个结，白发被掩进去看不分明。我把随身带着的唇釉和棉签递给她们，她们依次传递开，把嘴唇抹得亮晶晶。
和我最熟悉的齐阿姨劝我，你也一起和我们汇演吧。我笑着摇摇头。她又问，那你下学期还来吗？我继续摇摇头。
她略略有些失望：“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老太婆，不好玩？”
我笑出声：“不是的，这一个学期我挺开心的。”
我没有告诉齐阿姨的是，我之所以选择不再来了，是因为这一个学期的时间，让我觉得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在失业许久之后，我开始在意起许多以前不曾困扰过我的细节，变得敏感而易怒。我讨厌朋友问我：“你每天不上班在忙些什么呢？”即使我知道她们的问话毫无恶意，但也常常暗自感到被冒犯。丈夫和我说话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不知道哪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挫伤到我的自尊，从而激怒我。
困扰和纠结萦绕在我心头不肯散去：“如果不去工作，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那么多年的寒窗苦读和辛苦工作，意义又是什么？”这样的困扰太形而上，抽象得我不好意思与任何一个人去讨论。苦闷在心底发酵，沃出恶臭，一次次把我拉到情绪的低谷，我意识到，已经越来越难把自己从泥沼中自救出来。
我没想到的是，治愈自己的，居然是一段与阿姨们一起心无旁骛的瑜伽课。我的身体，骨头和肌肉都是僵硬的，瑜伽的许多动作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有时看到身边阿姨轻轻松松便能做好的姿势，我却费尽全力都做不到，沮丧和焦虑自然不可避免。但老师总会来到我身边，柔声劝我：“不要勉强，也不要追求完美。你的身体能伸展到哪一步，就到那里就好。不要试图控制你的身体，而是要去感受它，听从它。”
我在那一刻似乎有一点醍醐灌顶的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要过好生活，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掌控力，唯有一切都在计划与安排的轨道上，才是安心的。而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放下控制。毕竟，生活不是我小时候做的数学题，只要找到正确的解法就一定能得到答案，在这个时代，即使我们拼尽全力，也依然有那么多超出控制的变数。
有一次，我和女儿被困在一场意外的瓢泼大雨中，我们站在屋檐下躲雨，眼见雨越下越大，没有停下的迹象。停车场距离这个屋檐还有不短的一段距离，我试图拉着女儿狂奔，女儿却不乐意，只想慢腾腾地走过去。我焦躁不已，一遍又一遍催促着她：“快一点快一点，不然就会被淋湿了。”
女儿抬起头反问：“妈妈，快点跑的话，前方不也是雨吗？我们既然已经浑身淋湿了，那么快一点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这话时，我们刚刚坐回车内，两人已是落汤鸡，我扭头看着车窗上弥散的朦胧水迹，竟是有几分认可女儿的话。
在瑜伽垫上努力试图把腿盘起的我，突然记起了女儿的这番话。是啊，雨会不会停下，显然是超过了我控制范围之外的事情。我拼命想做到的事情，无非就是让自己不再被淋湿，可是想一想，淋湿也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的身体在垫子上一寸一寸伸展开来，我体会到了久违的与身体和平共处的安宁。
10
日常琐事对我变得温柔起来。
失业开始，我就很自觉地接过了一些家务事，但一直不喜欢。每天早上，当我走进菜场的时候，挤挤攘攘之中，身边全是大爷大妈，拖着拉杆车，地上的脏水溅起来，我的白裤子脏了一片。摊主们对我热情得恰到好处，但我却始终觉得他们会在背后嘀咕：“这么年轻，怎么就不上班了？”
早八点的菜场里，正当壮年的我突兀得像一个怪物。每一次我都被羞愧感和厌烦感包围，仿佛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到后来，我宁可在线上下单，也不愿再去菜场。
而现在我再走到菜场时，感觉居然还挺不错。熙熙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热气腾腾的招呼声，让我有一种久违回到正常生活的熟络感。有好几个摊主已经认识我了，我虽不像旁的熟客们那般乐于和他们寒暄，但默契也已悄然生出，摊主阿姨们甚至未待我开口，便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姑娘，怎么好久没来，来来来，这个西红柿好，本地的新上市的，酸酸甜甜，你拿几个。”
从菜场回家，是笔直的一条路，路上有银杏，有玉兰，我微微仰着头，挎着包，短暂地感受一下风。春日和煦，万物竞发，如此温柔又磅礴的生命力，足以短暂抚平灵魂的褶皱。在玉兰树下抬头看着日光下的花苞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很少有过如此不慌不忙的时刻。以前的日子像是踩在风火轮上，根本没有停下来喘息的机会。而现在，每一天都是一个机会，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我像是回到了小女孩的年龄，有足够的时间细致地观察夏天的露水和秋天的落叶。
年轻其实并不是多么值得如此盛赞和恭维的事情，同样，不再年轻也不是一件多么需要羞耻的事情。我不需要等到退休或者老去才能去享受我的人生。
日常的日子一点点变得丰盛起来，我试着每天运动，练习烹饪和烘焙，余下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本接一本地读书，看电影，听歌。对于女儿曾经诘问我的问题，我在后来也找到了答案：也许读书的意义，就在于在每一个阶段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状态和方式。
我在阳光好的时候到处闲逛，去公园看鸭子在湖面摇摇摆摆，去商场橱窗看刚上季的新款衣服。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了，久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了。活络的小心思像小草发芽一般，在心里又长出一片希望的田野。想买点新衣服，买个新包，吃点精致的点心，看点无用的风景，反正时间多得很。
我承认，当“自我”再次出现的时候，哪怕幼稚蹒跚，哪怕小心翼翼，但它会像冬眠醒来的狗熊一样，站在春天的原野上，对整个世界有了全新的打量。
依然会有许多次焦虑压得我喘不过气的瞬间。我问丈夫，日子过不下去了该怎么办？丈夫本就不善言辞，但他还是费力思考了这个问题，告诉我：当你决定特别难过的时候，就试着把最大和最小的事情想清楚，大的如生死，小的如一日三餐，那些中间层面的事情，不着急不害怕，才不至于被命运的齿轮碾压。
我于是不再困扰在那些意识形态的纠缠里——不管如何，过好当下才是重要的。
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生也没有那么多必须为难自己去做的事情。如果能暂时抓住一块漂浮物喘一口气，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对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