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理念，无不给予，人们以，重要的启示。
所谓民为邦本，即言百姓，是社稷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夏书》的，佚文有，‘后非众无与守邦’的说法。《礼记·缁衣》中，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荀子·哀公》中，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则，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春秋谷梁传》中，认为‘民者，君之本也’。西汉的贾谊，在《新书·大政》中，具体地，指出了，‘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唐太宗李世民，则在《贞观政要·君道》里，总结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
政得其民，治理社稷，要得到，百姓的认可。《孟子·离娄上》中，有云：‘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管子·牧民》中，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礼法合治，即是认为，治理社稷，要将教化，与法律，相结合。这是中原古时，儒家关于，德教与，刑政关系的主张。《尚书·康诰》中，首次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春秋时，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发展了，儒家关于，德政的思想，提出礼法，并施的观点。在战国时期，即体现为，‘礼下庶人’、‘刑上大夫’。
德主刑辅，治理社稷，要以德政为主，刑杀为辅。西汉董仲舒，在儒家，关于礼、法的，思想基础上，与阴阳学说、‘天人感应’的，思想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指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正己修身，端正言行，修养身心。《礼记·大学》中，认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己修身’，是儒家，关于自我，修养的，重要思想。《礼记·中庸》中说：‘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论语·子路》中，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前唐贤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亦提到：‘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
居安思危，处于安乐的，环境之中，要想到，可能有的危险。《左传·襄公十一年》中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前唐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改易更化，即为改变革新。《汉书·礼乐志》提及：‘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居安思危，强调忧患，意识与，长远考虑，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改易更化’。
治国先治吏，治理社稷，首先要，管理好官吏。《韩非子·有度》中云：‘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则民安国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为政以德，即以道德原则，治理社稷。《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大学》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为政以德’，与前面，提及的，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共同构成，儒家德治论的主张。‘正己修身’，则是儒家，强调从自身，修养出发，端正言行。《礼记·中庸》中说：‘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论语·子路》中，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也提到：‘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
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理国家的首要是得到人才。《贞观政要》：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资治通鉴》云：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
这是中原古时，关于治国，和人才，关系的思想。《墨子·尚贤》中说：‘尚贤者，政之本也。’”
谈及治国理政，许王李从益滔滔不绝，侃侃而论，思路清晰，逻辑明朗，宛若涓涓溪流，清长绵延。
“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益，你果然不负，父皇的众望！”李从珂抚掌称赞，倍感欣慰。
李从益面露羞涩，含笑注目李从珂，“皇兄谬赞，臣弟深感惭愧。万望皇兄，莫要怪罪臣弟，年幼无知，妄议政事。”
李从珂哈哈大笑，亲和揽过，李从益的肩臂，“你为皇兄，出谋划策，皇兄理应，奖赏于你，又何来怪罪？况且，你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还需将，适才的，一番言论，细细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