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从深圳起飞的客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在滑行一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坐了四个多小时的乘客不耐烦地站起来取行李，行李仓开关的声音噼噼啪啪响成一片。在漫长的等待以后，旅客下机的队伍终于向前蠕动了。不过走了十几步以后，前头又退了回来，这造成了小小的混乱。
“挤什么啊？”有人不满地大声说。
队伍还在缓慢地后退，机长探出头来：“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出什么事了？”“不是到了吗？”好几个人嘀咕着。
机长带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挤挤挨挨地走进来，一边走一边喊：“请大家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更多的人则是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吃惊地看着几个穿着防弹衣的警察。他们走到第十一排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机长点了点说。
“你是林梅？”警察问背着女包的瘦瘦的女人。
女人没有做声。
“把登机牌给我看看。”女人默不作声地递过登机牌。
“身份证？”女人低头翻腾了一会儿，把身份证递过去。
“你的？”另一个警察指着她的同伴。
几个警察把身份证和手中的纸张反复比对，小声说：“不错，没问题。”
一个年轻的警察草草出示了自己的证件：“我们是北京公安局的，”。然后他把两张盖着红色公章的临时证件展在面前，“这是手续，跟我们走吧。”
“我有行李。”林梅不满地说。
“托运的行李我们帮你拿，走吧。”
林梅和那个女人慌乱地拎起自己的东西，她们自始至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一周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老陈找了几个理由报了案。经侦耐着性子等林梅从加拿大回来，她在深圳听了很长时间的风声，终于耐不住寂寞，自投罗网。
套用一句网络俗语：然并卵。对老陈来说，局势已经于事无补。
公司里面仿佛一个最低级的集贸市场，到处都是撕裂的包装箱和各类广告纸。有各类电器，从新式的冰箱电视到最老式的热水器电烤箱；有各类家具，从某公司的装修套餐到品牌可疑的蚕丝被；有保健品，从各类稀奇古怪的药酒到各种原理的治疗仪和护腰；有各类卡，从酒店住宿餐饮到按摩美容……数不清的东西冒出来，一切都可以用来抵债。再没有人大声哭闹或撕扯了，失去了希望的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挽回自己的损失。极小部分债权始终抢手，一些债权一度跌到了一比二十，又反弹到了一比五。而另一些债权却始终无人问津。
非洲草原上，任何一匹倒下的斑马都会吸引来大批的食肉动物。哪怕只剩下一副骨架，依旧会有秃鹫在搜寻最后一点腐肉。骨架如果还有神经反应就更好了，任何一点抽搐都不会让他们惊恐，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因为这说明这副骨架中还有更多的营养物质。
老陈的公司就是这么一副骨架。在经过无数有力无力的绝望挣扎以后，他终于彻底被击垮，把整副骨架——公司的所有债权和债务，包括各类诉讼可能带来的利益——全部卖给了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温州人。
极盛时期他的公司拥有上亿的自主资金，同时调度了几个亿的民间投资，而现在，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只换了两千万——他用来还一些个人的债，另外还换来了一个代为发放工资、遣散员工的承诺。
这笔交易换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自由。他现在脱身了，除了出国——在所有纠纷解决以前，他必须每周向公安局报备，同时保证随叫随到。
这笔交易还引发了几次小规模的骚动，甚至围堵了政府。温州人也不是善茬子，他先把大家的希望彻底打到谷底，同时借此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小小的优惠——比如在一房多卖的争议中获得更多的照顾。如果把有希望的人拖垮，最后适当安抚一下不甘心的人，在走完最后的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追回抵押物，扣除损耗，他至少可以在两年内获得十倍以上的利。
老陈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缓，没有任何波动。他打算在孩子过周岁以后回甘肃老家再整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