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的心就开多大的摊子，萧安邦起初的确是这么想的。
毕竟世俗并非他的终点，他还是一心想着开创出自己事业来之后悄然隐退，埋头修炼的。
但是，很快，萧安邦发现若是真按照自己的原先设计路线，自己怕是要泥潭深陷了。
为何如此说呢？
实在是此时乃至记忆中数十年后的华夏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占过外资的上风。
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的话，却是要让华夏国能够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不是作为陪衬，而是可以与外资分庭抗礼。
真正去做了，他才发现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超乎自己的想象，简直就是千头万绪，而且还彼此互相影响，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
外资比华夏国在科技方面早走了至少几十年，拥有着无数的技术专利，无数的技术人才，无数的相关产业链支撑着这个极为庞大体系的运转，而现在的华夏却是从千疮百孔、一穷二白里发展起来的，而且人们越发展却越来越不齐心，无他，分配机制乱套了，当初脑体倒挂现象突出，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
自此，华夏步入了重商的年代，甚至到了后世有全民皆商之一说的程度。市场经济年代，其含义深深琢磨之，实质上就是“商的”主宰的时代，商人可以说已经处在了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年代。重视商业，无疑是矫枉过正的一种意识，有着其合理性的一面。
过往有历史记载的朝代中，按照工农兵学商的大行当来区分，儒家时代就是“学”主宰的时代，历史传承最早的则是“农”（这是大范畴，包含农林牧渔这些）主宰的时代，“工”主宰的朝代则是以近现代的Ｎ次工业革命时代为代表的生产力大幅释放的时代，“兵”主宰的朝代则多是军政府掌权的时代，历史上存世极短，多是乱世兵祸连年的时代，这些在历史上次第出现过，唯一没有出现过的就是“商”主宰的时代。
唯一虽非公然宣称，但是实质上起到主宰作用的“商”主宰的时代，也就只有现代了。
各大要素主宰的时代，各拥有着其浓重的特色。
“农”主宰的时代，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生活最是安稳，人心不乱。
“学”主宰的时代，就是儒家主宰的时代，在历史上记载时间最长，也是华夏国历史上留下传承最多的时代，最是讲究社会秩序和推崇礼仪道德。
“工”主宰的时代，工用古代的说法就是奇技ｙｉｎ巧，各种发明纷至沓来，生产力得到了最大的释放。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各领风ｓａｏ数百年，就在于此，由此而来的坚船利炮不知道轰开了多少国门，其中也包括了近代的华夏。
“兵”主宰的时代，就是军政府主宰的时代，历史上多是乱世或者是改朝换代时。现代的周边国家，很多就是这个模式的，比如北韩，太国，南越，库巴等等，一般多是小国。大国者由“兵”主宰的朝代极少，或者有也是极短，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国家，也就是“兵”主宰的朝代，最是不稳，毕竟久战则疲，人心思安，起到破坏生产力的作用。不过改朝换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兵”家主宰的时代，就算是此刻的华夏，也有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艰难历史。
“商”主宰的朝代，同样也有着浓重的商业特色。俗话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商业化时代，商人重利，什么都可以作为商品拿来出卖。而全民皆商的后果，就是人跟人之间互不信任，多疑，一切以利益为准绳。这样的时代其实是人们最不想看到的，现代之所以被很多人认同为“末法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最为混乱的就是由“商”主宰的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许多都是历史不长，没有多少花花肠子，因而在其建立之初，就是按照人性本恶的理论，设计了严刑峻法，三权分立，互相监督，进而把法律捧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使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律和舆论监督最大程度的限制了“商”的泛滥，才能在这个商业时代独领风ｓａｏ。
华夏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各种意识形态均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在这商业化时代，人心最是不齐。因为这个时代，商的弱点也无比的凸显了出来，之所以要提倡讲诚信，就是因为诚信缺位最严重，就是因为商业化时代，先天上就是最不讲规矩，什么都可以拿来出卖的时代，是事实上最不讲诚信的时代。
其它要素主宰的时代，根本不需要天天呼吁讲诚信，诚信的问题也没有现代这么严重。
对此，萧安邦是这么想的。
既然历史选择了现在进入商业化时代，那所有人包括那些认同其它意识形态主宰的人，都得先承认这个现实，这个就是大势。老话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实这还要加上无学不传，无兵不存，意思就是没有学，传承都没有了，也会很快消亡，而没有兵这个国度也就没有自保能力，同样会被人所消灭。这些说明，每个要素之间其实更多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而不是对立。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过于强调一个肯定不行，好比人的两条腿，缺了一条，连走路都没法走了，只能跳着走，而两条腿走路，才能走的长久走的远。虽然历史选择了现在是以商业为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别的都不需要了，相反，由于别的要素的存在先天就受到了打压，就应该刻意去扶持其它要素，使之尽可能达到平衡的程度，这社会才会真正稳定下来。
然后，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严刑峻法，最大限度的从源头消灭特权阶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约束“商”的泛滥成灾，所有人都得接受监督，互相制衡，所有权力都得是受到非利益相关方有效监督的权力，从而给权力这匹野马套上笼头。华夏国表面上也有着种种法律，但是执法往往不严，经常被人所践踏，既然不能做到一视同仁，那么法律就如同一纸空文，形同虚设，那老百姓又如何能信任你，又凭啥信任你呢？
所以必须解决这个执法不受有效监督的问题。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必须分立，彼此监督，再是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用老百姓来监督这些部门，如果不行，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让他下台。如此一来，这个商业时代才不至于会让人绝望。
但是，法律应该只是这个时代的底线，而不是唯一准则。不然有句什么话怎么说来着，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那就会有很多人自恃权力，肆意去践踏法律。一个文明社会，只用法律作为唯一的防火墙是不合适的，太过单薄，必须另有措施来防患于未然。这个措施，在华夏国其实本应该最好实施，因为华夏国的悠久历史和文明传承，是最好的补充。
所以在这个商业化时代，要想让国家稳定，就必须在国家层面上抑制“商”，大力宣扬工农学兵这些大要素的独特作用，使之不可偏废，这也是进入商业时代以后的一种现实制衡。如果国家层面上都依旧大力宣扬“商”，那就有如火上浇油，适得其反了，所谓物极必反就是这个道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顺应天道，国家才会重回安稳。
自己相当于重生回到了这样的时代，凭着一己之力，真的可以逆天行事吗？萧安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不断拷问着自己的内心。
萧安邦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后，自觉实在是难以逆转大势，除非自己可以像刘邦一样行事，才还有那么一点希望，而且有也仅是一点而已。
时代的弄潮儿之所以能成为弄潮儿，是因为他最能顺应时势，挺立于时代的潮头，而不是对抗大势。敢于对抗大势的迟早都会被大潮所淹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基于以上思考，再以史为鉴，萧安邦终还是决定，不去强项，而是要顺应时势，做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话虽如此，记忆中未来国家的短视和趋利，使得外资长驱直入，凭着自己的先行者优势，占据了众多国内被视为非战略性产业，竞争性产业，国资退出民资进入的产业领域，还是让萧安邦痛心不已。就跟本书许多章之前所说过的，看似竞争性的产业，非战略性产业，实际上只要是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产业，一旦达到垄断的程度，就一样会对国家产生致命的威胁。而这种情况，现实里已经存在于很多产业中了，但国家层面上却依然是懵然不知，或者是毫无对策，亦或是不以为然吧。
软件业刚发展的时候，绝对算不上是战略性产业吧，但谁能预料到，会出现微软这样的庞然大物，居然可以严重威胁到如此大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现实已经如此残酷的摆在了我们所有人面前，难道不值得反思吗？电梯产业虽小，后世同样也是被外资统治的行业，国产的话语权几乎小到不能再小了。
萧安邦就是看到了这些，才想要绞尽脑汁，未雨绸缪，布局落子，不想让这个国度重蹈覆辙。
但是面对这样的几乎是泰山压顶式的压力面前，萧安邦还是不止一次自嘲地感慨自己是不是那种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们，这实在是螳臂当车的感觉啊。可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又怎么能够忍心就这么看着国家懵懂地走向这样的道路，到后世不能自拔的程度而没有任何作为呢？
萧安邦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千里之堤都可以溃于蚁穴，外资看似庞大的巨人般的身躯也未必就没有漏洞可钻。自己以点带线，再以线带面，绝对有机会能突出重围。易经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从来不会有真正绝对之事，遵循天道，就能把握到那个“遁去的一”，把握到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