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人员的移交工作，常健几乎是全程参加了，总共调出近二千名劳教人员，他主要是办理档案材料的交接；对方要求给一些档案柜子，经钱科长发话、常健才敢给。当年还调入犯人近一千人，收押新犯一千多人，刑满释放六百余人，脱逃犯人七十九名，捕回逃犯六十名。
第二年，平合农场又收押新犯二千多人，调入犯人七百多人；全场脱逃犯人六十名，捕回逃犯三十八名。
劳教所成立的初期很混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合农场的干警外出追捕逃犯时，经常可以抓到从劳教所逃跑出来的劳教人员，如果不帮着送人过去、而是电话通知劳教所来领人，有时侯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你们就把他放了吧！让他自己走路回来，我们没有空闲、也没有专车去欢迎他……
兰政委和陆场长“搭伙”的初期，两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与历届的领导班子大不相同，而且他们都很赏识年青有为的普通干部。
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不知道是兰政委还是陆场长中的哪个，出面叫钱科长安排常健开摩托车带他俩下队检查工作；说是小汽车坏了正在修理，可能还有一点“微服私访”意图，使常健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下午四点多钟，常健车载领导回到离场部还有两三公里的五队甘蔗地旁边估计产量，远远看见附近农村七、八个妇女迎面走来，她们挑着大捆的甘蔗尾巴（夹带甘蔗），边走路、边啃甘蔗，显然是占了五队的便宜。
眼看就要到家，常健真不想多管闲事，可是两个领导偏偏要等那些妇女来到跟前，拦住她们讲道理，其中一个妇女还是强行逃走了。
对于其余的人，两个首长耐心地做工作，陆场长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她们讲，这个时候摘甘蔗的尾巴，会影响作物继续生长、减少产量；兰政委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她们讲，大家都要爱护国家财产，不能偷公家东西。
这简值就是“对牛弹琴”、没有作用，也毫无意义！
那些农村妇女怎么说、都还是女性，但就象一些年青人说的“远远看想拥抱，走近后想逃跑，面对面想防卫”那种人，一个比一个难看，傻乎乎地笑嘻嘻，边啃甘蔗、边说土话，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样子。没有谈过恋爱，很少接触除家人以外异性的常健，既听不懂她们话，也不觉得好笑。
忽然，附近农村有很多人往这里跑过来，常健感觉不妙、劝领导赶紧撤退；他们却不以为然，说要趁此机会做群众的宣传工作。
此时两个领导根本就走不脱，他们只好叫常健先走。
常健想回到场部搬来救兵，就开动车子准备离去。
没想到竟然有村民把个子较小的陆场长推过来挡在车前方，常健认为这事情的性质已经变化，好象是“敌我矛盾”了；他想拨枪，考虑到两个领导安全，又考虑到各种后果、各方面的影响，便尽量避免激化矛盾。
兰政委在另一边讲了一些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拉扯陆场长的几个村民有所松懈，常健就趁机钻了一个空档、突然把摩托车开跑了。
常健一面开车、一面考虑对策，回到场部的第一个目标是行政办公室辛副主任家，他主管场群工作，与老百姓打交道多，肯定有办法处理。
当常健的摩托车载着辛副主任和副乡长回到场部时，天已经黑了；辛副主任让常健先把车转到兰政委家去看看，结果看到满满一屋子的人，大都是来慰问领导的，因为政委和场长已经安全回来了。辛副主任和副乡长进去汇报情况，常健没有凑热闹，他认为自己忙了一整天也该回家休息啦！
据说常健的摩托车离开现场后，村民们就聪明地自动解除包围、有秩序慢慢撤人；两个领导徒步走回到半路，才遇上接应他们的队伍……
狱政管理科增加了几个新人，有罗来和刚考取干部资格的黎汉等人，其中有一个人算是给常健配备的助手，即原行政办公室的通讯员小黄。
罗来三十多岁、白白净净，是合宾县附近农村人，小时候经常来农场淘气，后来读中专毕业分配在外地工作；为离家近一些、并且解决家属户口“农转非”问题而调来农场；他原在队里工作，科里借用期间，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正式调来后，就对常健、李贤等比他年轻的人“指手划脚”了，这让常健、李贤感觉很不舒服，大家私下开玩笑说“估计老罗准备要当副科长。”
黎汉的父亲曾任供销科副科长，他与骆强、柯良以及常健的姐姐是中学同学，原来分配工作不太理想，长期在修建队开拖拉机。黎汉将要转为汽车驾驶员时遇上“招干”机会，培训期间他学习非常刻苦，得到有关领导赏识。。
柯良被分配到加工厂，他结婚的新房也安在那里；伍彬仍在原来的十队，他们和大部分的新干部都做干警的工作；糖厂有部分人原在技术工人岗位工作，由于没有接班人只能“以干代工”一段时间，包括文祥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