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哈河南岸再向南走，一片挺大挺茂实的杨树林子。
挺大挺茂实的杨树林子中间，是一条沙土路，挺宽的，并排走两辆马车，三四里长，南头走到北头，要抽上三四颗烟。
这就是四十八顷村的“长安街”喽。
“长安街”的北头是老哈河，南头就是四十八顷村。
一条被连绵沙漠宠爱的大河川，一个被几棵绿树掩映的小村庄。
村子后趟街中段，还有一处马大的旧房产。
一座很大的院落，四面有高墙，前面有大门，房子不少，有正房，有厢房，还有仓房。
大门的西边，有一排房子，这就是“公共食堂”。食堂的东面有一餐厅，是供来食堂打饭的村民们用的。
当时没人在这餐厅吃饭，都是把饭打到家里吃，不习惯，不方便，没有饭桌，不有火炕。
餐厅的西边就是厨房。几个妇女正在挑选玉米棒子的嫩皮儿。
那些嫩皮儿放到锅里，烧火，煲干之后，拿到村子后街西头的碾道里磨成面粉。
碾道里烟尘迷漫，一头小毛驴被捂着眼，傻乎乎地，不停地打着转转，两三个妇女忙忙活活的。
玉米棒子的嫩皮儿被磨成面之后，还要掺到谷面子里，放到笼屉里蒸成干粮。
蒸出来的干粮，表面上看有些纤维，吃起来味道还可以。
这种干粮吃下去容易，排泄的时候就难啦，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吃下这种干粮，不能排便，把孩子憋得直哭，哭得大人撕心裂肺，没办法就得用手抠，帮助孩子排便。
大人们都说，可别再吃这种干粮啦。
不吃这种干粮又能吃什么呢？肚子俄得慌，还得吃，吃下去，排便还得抠。田地里，沙窝里，甸子上，到处是挎着筐子挖苦麻菜的妇女，她们把一筐筐的苦麻菜，集中在一起，运回食堂。
像一群群外出觅食的蚂蚁，出力不少，收获不多食堂把这些苦麻菜用开水煮一下，攥干水，掺上不多的米粒，放到锅里蒸，做出来的苦麻菜干饭，那叫难吃，吃一口就能苦到牙根儿。
那也得吃！
食堂做的小米粥，和米汤没有什么区别，那里边的小米粒，一个跟着一个跑。
那也得喝！
凉干的芥菜干，用开水焯一下，放点儿盐熬着吃，还可以。
食堂除了这几样吃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可以入口的东西了，什么肉食，油星儿根本见不到影。
全村的大人和孩子，瘦得那是皮包着骨，肚子那是前墙贴后墙，面黄肌瘦，筋疲力尽。
即使这样，个人家烧炕可以，不能自己做饭吃，如果发现有人在家自己做饭，要受到惩罚。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费凡继续接受费目的采访。
这场风波的起因在前一节，也就是费凡偷偷地种了点儿玉米棒子，东一棵，西两棵，秋天收了两袋子的粮食。
“怎么能允许个人随便种了棒子呢？”
“一个壕堰子，撂着也就是撂着了，那孩子爱劳动，这儿三棵那儿五棵的又不成片，种也就种了。小孩子不懂事儿，过年再甭让他种不就得了嘛！”
最终，村里几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
“那时还没有‘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的‘上纲上线’之说，我算是逃过一劫。不管怎么说，好几年以后，你奶奶还时常会跟我叨叨两句，那年我种的那点儿棒子还真救了一家人的命。”
费凡告诉费目，这场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那年月，生产队长这个官儿最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五六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能把粮食借回来。
否则，社员们“断了顿”，队长也就干不下去了。
这时侯，胡荣河的官称就当叫做“生产大队大队长”了吧！秋天打完场，生产队也不是把粮食一下子都分给社员，而是要一次一次地每口人几十斤、几十斤地发下去。
发下去的粮食也主要是棒子、高粱这些高产作物，像大米、白面之类的“细粮”，一年吃不上几顿，逢年过节吃顿饺子，要掺进一些白棒子面。
某一年春天，一个比马大还“抠”的村民把省下来的三斤白面藏了起来，藏在了房子笆条上挂着的一只装羊毛的筐里。
过年了，拿出来想吃顿饺子时，那面都被捂坏了，和面时都不禁手了。
生产队的保管员管着粮仓的钥匙，分粮时要一称盘一称盘地将粮食分进社员的口袋里。
一次，费凡的母亲也就是费目的奶奶去领粮，结果倒提着口袋回来了，沮丧的样子别提有多难看了。
“这回分粮食没咱们家的，这可咋整呀！”
费凡从母亲手中扯过口袋就奔向保管员的家，跟他说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有些话还带着点儿威胁的味道。
“兔子急了还咬棵草呀。”
保管员听完了这话，欠了欠身子，好歹还是给了三十斤的棒子。
费凡凯旋而归，母亲一把将粮食口袋抱过去，转身就奔了碾道（磨房），她还要把这棒子碾成碎面，家里的几张嘴还在等着填肚子呀。
为了这口吃的，甭说当时的社员到处求借到处讨要，就是生产队长也费尽心机。
每年秋天，刚扬完场，胡队长先把大部分社员打发回家，只留下几个“嘴巴严实的”。
胡队长让留下的那几个人从扬好的粮食堆上每人都装上几袋子好棒子，倒进秕子堆里，再用铁锨摊匀了。
这种做法在当时叫“瞒产私分”，许多生产队长都这么干。
队长们知道讨借粮食的艰难，更知道挨饿的滋味。
魏民书记在每年秋年打完场之后都要进行一次突击检查，检查人员用木锨把每个生产队的每一个秕子堆翻开，查看究竟掺没掺好粮食。
发现掺了好粮食，那这个队长可就遭殃了，轻者被“一撸到底”，重者要交社员开大会批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吃饭还是一件难事儿。
那一年，费凡娶了胡芳。
那一年，费目快出生了。
费凡为给胡芳增加点儿营养，使出浑身解数，托亲戚朋友从粮站弄到了二十来斤左右的小米，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茶叶箱子里。
一天，马红学带着几个民兵，在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带领下，闯进了费凡和胡芳的家里。
“我们要搜查！”
简单的一句话，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最后只搜出了那点儿小米。
“现在贫下中农连吃的都没有，你们这样的地主家庭还存了这么多小米，想干什么？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吧！”
马红学用手指扒拉着那黄澄澄的颗粒，龇着牙，说。
费凡只好又找来亲戚朋友说些小话，总算是保住了那点儿小米。
在费凡的记忆里，从上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就没吃过饱饭，年年都因为吃饭犯愁，年年粮食都紧巴。
人吃的都不够，更不可能有一粒粮食去喂猪。
那时，村村都有猪倌儿，好的野菜、细一点儿的糠得要给人吃，猪们自然捞不到。
猪倌儿的任务就是把猪群赶到野外去拱食草根。
杀年猪，一失手没把猪摁倒，跑出院子，得骑着马满大街去追，甚至是撵到村外。
这事儿在前面的“胡一刀”的那一节里提到过。
猪能杀一称肉，也就是一百来斤，就会受到全村人的啧啧称奇。
杀完猪，退净毛，在猪背上拉一刀，把手指横着一量，三指膘子是最好的。
“难为了那些农家妇女们，那个年代，喂口猎真的不容易。不过，有一个妇女是例外，吃穿不愁的，她就是‘马寡妇’！”
到此，费目对费凡的采访就先告一段落，以后再找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