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证因（1900一1960年）、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早年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又使得一手漂亮的九环大刀，而且曾经公开献艺。后来又为白羽作技击顾问，由郑证因在纸上画出打斗的招式；白羽按图写文。同时也开始学写武侠小说，白羽写《牧野雄风》途中患病，曾由郑证因代笔。后来和白羽分道扬镳，开始自创武侠，40年代为郑证因创作的高峰。他勤于写作，共有武侠小说88部，位居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家作品数量榜首。郑证因被称为“帮会技击派”，其特点一是江湖，一是武功。写江湖则谙熟江湖门道，精通帮会的组织和戒律，在他笔下展开了一个广阔纷坛的江湖世界。写武功则因他本人是武林高手，一一写来，神态逼真。无论内外功夫、长短兵器，施展应用，巧妙谙熟；至于写暗器轻功，更是出神入化。郑证因小说的总体风格，则偏向于粗犷豪放、刚烈火爆，有一江湖豪杰的英雄气。
与“奇幻仙侠派”还珠楼主、“社会反讽派”白羽、“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悲剧侠情派”王度庐共称“北派五大家”。
20世纪初叶兴起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其诞生正遭逢了一个文体大变革的时代，其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文化基因，都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古典侠义英雄的中国传统，也不可简单归结于朗松或安德森“民族一国家”观念的欧风美两。仅仅在30年间，民国通俗小说便迅速经历了从改良主题到浪漫情怀再到人性关切的主体意识变迁，其中蕴含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纠结。那么。在形式方面，包括文体格局与叙事结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呢？本文指出，民国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形式基因，到40年代初开始形成整合，以郑证因为代表，开启了一个新的武侠小说叙事时代，其影响一直及于新的世纪。
在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郑证因在民国旧武侠小说中并不非凡知名，他较少运用新文艺的手法，而是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基础上进行渐变式创新，和“民俗派”的平江不肖生、赵焕亭、还珠楼主等相比，和“新文艺派”的白羽、王度庐等相比，他更加接近中国传统手法，其文体形式的内在渊源，我们姑且称之为“经典侠义基因”。
所谓“经典侠义”，是指自《史记》开始经唐人传奇到《水浒传》走向成熟的古典侠义小说形态，司马迁所赞扬的侠，主要是个体的游侠，他们浪迹天边，行侠仗义，恩解怨，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快意思仇的个体行为方式，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我称之为“恩仇结”。在侠客与流氓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人群，即历史上称为江湖的社会形态，从《汉书－酷吏传》的“长安少年”到王符《潜夫论－述赦》里的“洛阳会任之家”，由于他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方式和以群相聚的组织方式，都处于主流体制之外并与主流体制相冲突，他们大多处于地下状态，文学上的表现也直到《水浒传》才浮出水面，他们聚义起事，拉帮结派，纷争江湖，形成了侠义文学传统中英雄争霸的群体行为方式，我称之为“群英会”。这两种行为方式，形成了侠义叙事的典型情节，在《水浒传》中实现了二者的会聚融合，但后来主流体制对侠义伦理的侵入，侠从江湖中走出来之后，就只剩下死亡或者鹰犬的二者择一，进入现代武侠小说之后，这一传统必然出现断裂。30年代白羽和王度庐所构筑的侠义悲剧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唤起了经典侠义的悲剧感，这就是40年代初郑证因在“恩仇结”和“英雄会”表面潇洒背后的无奈感，这种感觉一直朦胧地体现于20世纪后期的众多武侠小说之中，在金庸的《鹿鼎记》中达到极致，并最终促成了实质上具有传统逆反意味的武侠小说“现代化”实验。
民国武侠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已迥然不同于晚清，对其进行历时性文化成长的考察，可以发现它继续了更广泛的文化基因，既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也试图横跨东方与西方，民俗、新文艺以及传统经典这三种不同的文体形式历时性递次出现，形成三种不同的武侠小说形式样态，展示了武侠小说走向现代的历程，民俗样态是审美化与个体化民间叙事的文人化改作，是武侠小说初期企望摆脱晚清旧侠义模式，建立新的娱乐本位的拟民间化叙事的努力。新文艺样态是将武侠小说向着深度开掘，自觉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企望进入文学大殿堂的努力。经典侠义样态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民族化的探索，显示了作家回归传统并提升传统的努力。就读者大众最为重视的情节叙事而言，民俗样态还处在缺乏情节统一性的拟笔记阶段，新文艺样态有较多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影子，到了经典侠义样态实际上才通过对古典传统与现代探索的全面整合，建立起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武侠小说文类自身的情节叙事。
倾向于新文艺手法的论者，经常以白羽和还珠楼主作为民国武侠的两大代表。但这并不说明经典侠义的沉沦，经典侠义作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呈现，在价值体系上暗合了传统伦理对侠义的理解，在文化体系上暗合了知识传承的小说功能;另一方面，在叙事模式上虽有对传统的继续，却更多地呈现出改良传统的努力，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
郑证因作于1941年的《鹰爪王》，以宏大的篇幅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单一主线故事，这本身可以说是对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一个革命性创举。在传统长篇叙事中，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短篇连缀式，而以一条形式主线统一起来，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的一系列小说，大抵如此;二是人物列传式，写一个人物的成长四周环境的变迁，时间跨度经常长达数年，《红楼梦》、《金瓶梅》、《孟丽君》等，大率如此;三是浪迹天边式，以主人公移步换景为线索，是同一主人公的系列故事连缀，如《西游记》、《镜花缘》等，大约如此。在20、30年代的武侠小说中，也主要采取了上述叙事模式。而郑证因则通过《鹰爪王》突破了上述传统叙事模式，他将情节叙事和文化叙事二者交替起来，在故事中确证了文化，又在文化中加强了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基础。
无独有偶，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的融合，并不仅仅在于东方。在西方小说传统中，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法，而且由于西方的理性与科学传统，其文化叙事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851年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出版的《白鲸》，全书60万字，只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叙事，比《鹰爪王》更为突出。虽然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但我们无法找到材料说明《白鲸》与《鹰爪王》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通过二者的比较，却可以更好地说明《鹰爪王》叙事模式的优劣，为中国武侠小说乃至更广泛的传统写作提供借鉴。
正是由于《鹰爪王》特色鲜明的叙事表现，他对后来的武侠文学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兹举二例。其一是古龙，他曾经说：“郑证因是我最早崇拜的一位武侠小说作家，他的写作路线，仿效的人虽不多，但是他书中的技击招式和帮会规模，却至今还被人在采用，所以他无疑也具有一派宗主的身份。”其二是张艺谋，他就《英雄》一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67年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叫《鹰爪王》的书，繁体字，竖排版，忘了是谁写的，薄薄的27本，各自独立成章，像电
视连续剧，同学之间换着看，看完就互相讲，也不按顺序。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燕赵双侠，两个黑衣老头儿，武艺之高，每到关键时刻，两个黑老头就出来了，到现在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形象。可能它不是怎么有名，但是在我小时候它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凡大。这之后，我就成了武侠迷了。”
《鹰爪王》全书73回，约150万字，情节叙事采取了纵横线索并进的方式，纵的线索是“恩仇结”，淮阳派弟子被凤尾帮所劫，淮阳派大举复仇，千里追踪，直捣凤尾帮总坛，破人分水关，再人十二连环坞，横的线索是“群英会”，双方倾力出动，高手云集，广邀朋友助拳。两条线索在最后时刻会聚到一起，并由另一枝节横生的偶然因素完成全部情节，凤尾帮叛徒引来官军，凤尾帮土崩瓦解，帮主武维扬只身逃脱。《鹰爪王》的情节模式并不新奇，可以说简直就是《水浒传》的再版，正派被害，复仇灭祸，群英会聚，皆大欢喜。但《水浒传》是多故事连环交叉的，而《鹰爪王》以73回150万字的长篇，仅仅写了其中的一个故事，这就形成了二者的巨大差别，情节线索的处理方式在整个叙事结构中，也就起了不同的作用，“恩仇结：体现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是结怨到解决的过程，正如金庸《书剑恩仇录》所揭示，是武侠小说人物动态深层次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也是动态的情节发展的基本模式，“群英会”体现为人物结构形成的推动力，是从单一人物到群体人物的过程，是武侠小说人物静态关系结构的基本模式，不同人物因同一江湖事件而会聚，是武侠文体所投射的江湖社会中帮会现实与义气伦理的反映，是武侠小说结局构造的基本模式。
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是一种叙事的冒险。梁羽生20余年后回顾武侠小说称：“《鹰爪王》对于武术的描写就很详尽很细腻;然而，许多人读了都觉得很枯燥很无味。”在1950年代以来的武林世界里，新武侠小说家既超越了纯想象的神魔化也超越了现实化的技击化的武功叙事，而先后出现了梁羽生的诗意武功、金庸的意境武功、古龙的气氛武功等更加简略也更加具有审美意趣的叙事形态。
假如把郑证因《鹰爪王》这部超长篇和大量的短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可以发现在民国武侠小说家中，他对情节整一性的重视尤其突出，这和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甚至白羽、王度庐都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他虽然主要以“恩仇结”和“英雄会”的经典侠义模式形成故事，是传统侠义的现代回归，而在情节组织上却与古典侠义的多线索连缀大为不同。《鹰爪王》等所表现出来的情节观念，倒与亚里斯多德对情节完整性或统一性的观念更为接近，可以认为，这是他间接从白羽那里承袭了新文艺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来叙述经典侠义故事的结果。白羽极其强烈的反讽意味，使其《钱镖》系列在观念上成了武侠小说中的“另格”，郑证因则将这另格重新回归到传统经典的路上来，而他所使用的叙事手段带有不同于传统的色彩，从此开启了武侠小说关于故事与情节、动作与文化叙事的一片新天地。
郑证因及《鹰爪王》在40年代初曾具有突出的轰动效应，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龙认为，郑证因的“文字简洁”，古龙的小说虽然情节曲折，但情节的整一性极为明显，正是郑氏“干净利落”的法度，张艺谋自称60年代他读《鹰爪王》，开始了武林英雄梦，在2002年岁末公映的《英雄》，故事并不复杂，叙事的功力专注于情节线索的精心处置，也是“干净利落”的典例。武侠叙事情节结构的探索，还大有文章可作，而这个探索路线的起点，是在40年代的郑证因那里。